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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红旗 198501 【文章日期】一九三五年秋 【作 者】陈云 今年一月，是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及会后不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使中国革命转入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遵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点。现特刊载陈云同志一九三五年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纪念。 本文最早于一九三六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 我国共产党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毛泽东朱德、徐向前、贺龙肖克等部红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红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毛泽东朱德部红军原系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赣农民军会合而成，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毛泽东朱德部实力有增无减。年来蒋介石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毛泽东、朱德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红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 记者向业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指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红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红军卫生部，红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红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红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红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红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红军中最高人物如毛泽东、朱德、林彪、彭德怀及共产党中央局等红色区域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红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我第一次为毛泽东与朱德诊病时，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红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军队已占兴国，红军即突围西行，我也被携同走。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西康是旧省名。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而转入四川之理番（理番即今四川省理县。）、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而与徐向前部会合。我以文弱之躯，经此磨折而今日还能生还，自庆更生。但同时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长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而且到了许多梦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卫生部长贺诚派往懋(功)（懋功即今四川省小金县。）宝(兴)游击大队当军医，出没于两县之山地。某日晨，川军来攻，我被川军冲散，身存之现洋二十余元均被民团搜去。后幸遇川军五旅之军医正蒋君系昔年同学，得其帮助，由天全、雅州（雅州即今四川省雅安市。）、成都、重庆而搭轮回家。 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何亦系张辉瓒（张辉瓒(一八八五一九三一)，湖南长沙人。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一九三年十二月其部被红军歼灭，张亦被俘。）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见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毛泽东朱德部破围之时，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队外，毛泽东、朱德率领退出江西之红军人马兵亻夫，将及十三四万。共产党要人几全体随军。各县共产党中下级干部之随军者有万人。并有妇女干部一二百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亻夫子抬伤病兵。 红军分两路渡过信丰河（信丰河指流贯江西省信丰县的贡水支流桃江。）后(一路由信丰北之王母渡，一路击退信丰东南之古陂、新田粤军)，即在南康、大庾（大庚即今江西省大余县。）两县之间渡过章水，突过赣州、南雄之汽车路。在古陂、新田及赣雄汽车路上，粤军本筑有碉堡，并有守军，但寡不敌众，闻风远逸。由此国民党军年来包围赣省红军之第一道碉堡线，全被冲破。沿途碉堡，均被红军及当地怨恨国民党军守碉兵士之平日强赊硬买之居民拆毁。碉堡系用以进攻及封锁红军者，常筑于汽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碉堡以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之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红军进攻，守碉兵士即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红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故红军须拆毁之；而守碉兵士平日对居民不守纪律，故红军一至，居民亦起而拆毁碉堡。红军一出封锁线，如虎添翼，即猛扑湘粤边之汝城(湘境)、城口(粤之仁化北)，既即占领城口，粤军之军用煤油几千箱及大批弹药均被红军夺去。粤军在城口与湘南汝城、桂东相连之碉堡线(即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即被突破，碉堡全被拆毁。此时，红军锐不可当，南京军远在湘赣边，粤军只图自保，湘军则何能独力抵御，且早已闻风远走。故红军未遇抵抗即占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之汽车线(此为国民党军之第三道封锁线)，照例拆毁碉堡，前锋即占领临武、嘉禾、蓝山。此时湘军李云杰部从宁远南下，拟在天堂圩附江拦击红军，岂知在天堂圩反被红军包围，全部击溃，狼狈北退，红军又获枪弹不少。此时也，红军势如破竹，分两路：一出道州（道州即今湖南省道县。），一出江华、永明（永明即今湖南省江永县。），城市悉被占领，即全部渡过潇水。南京军及湘军此时跟踪追剿，已无能为，仅派少数部队，尾随红军监视。而薛岳、周浑元（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广东乐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及湘军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军集中灌阳、兴安。当时蒋介石之计划，拟以大兵拦阻红军渡江，并从北方驱逐红军入桂，使红军与桂军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但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隐，故一方惧怕损失实力，同时并惧红军不能过江则必然停留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动，则薛周两纵队将尾随红军之后，而深入广西，桂省大权将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将兴安桂军向南撤退。薛周及湘军在全州单方出击，不能阻止红军渡江，因此红军得平安无事渡过湘江，把沿湘江两岸汽车路上之碉堡拆毁(此为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柙，可以东奔西突矣 而南京政府蒋介石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 红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红军政治部印编一歌曲，系用中国马号进行曲旧谱，教红军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总卫生部之二百多个看护生(都是十五六岁者)，天天高唱入云。这一歌曲之调句是表示红军之喜悦和对于蒋介石之碉堡政策的讥笑。歌词云：“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意即国民党军之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红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毛泽东、朱德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红军者。故此次红军路过时，此辈红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红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如南京军之司务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十五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当时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告假二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十一个农民来当红军，两个当亻夫子(一个亻夫子以后即与我挑行李)，又携来家制极甜之白酒(以米制的，远优于江西所产)分给我等。 湘南农民之所以能接受共产党宣传者，半由于共产党之活动，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毛泽东、朱德退出湘南时，当地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榨贫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甚之贫民有如此痛恨者，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亻夫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三十余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三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前日上午十二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枝。现在这三十余家有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他又继续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象我这样当挑亻夫，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昨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亻夫了。”湘南农民之相信共产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 红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红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红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红军所用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还有一事为国民党及国民党军所无者，亦使我有深感者：红军路过宜章时，在粤汉铁道(未筑成，现在只通汽车)上有修路工人四百余，内有几个共产党员，已秘密活动几年。且内中有一学生，亦为该党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动者。红军来时，全数工人加入红军。当我路过该处时，正见修路工人在持枪上操，红军已派军官去训练，而该共产党学生作修路工几年者已当政治委员(红军营以上都有政治委员，职权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讲。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党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象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产党人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产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产党决难成功也。 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已使当时薛周两军与桂军之迎头拦阻完全失败，而且尾追亦极困难。因为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上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西延山脉是越城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一带的旧称。），山势连绵，追剿军无法包围。红军之后卫节节抵抗，而红军前锋即向湘黔边西进。 红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人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红军上至首领下至兵亻夫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所不及者。 西延山脉之高峰老山界（老山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和兴安县交界处。），确为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上过的高山。千家寺（千家寺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华江乡的一个村庄。）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总卫生部才抵千家寺，当时休息吃饭后，即上山。上了二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八家人户。此时太阳西下，亻夫子、马亻夫均忙于找火把。过一下天黑了，队伍还是前进。可是因为队伍中有些人没有找到火把(因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里黑摸，走得慢得很。我在第六连的先头走，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 因为路太狭了，只有一海关尺（指一英尺，合0.3048米。）阔的路。有一个看护生在行军时，因为天黑未找火把，再加上睡眼目蒙目龙的走着，忽然一失足滚入水沟里去了。当时就命传令兵执了火把，慢慢的拉住树根攀到水沟里，可是那个看护生已经跌得不只满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语了。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走着。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的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十分钟，既不象走路，也不象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前面顺序的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队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火亻夫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次序喊“向后传”……。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的入睡乡了。 次晨天尚未明吹号，起身、吃饭，并且各人还带了午饭。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到唐庄（唐庄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两水乡塘垌村。）还有六十里，而上山还有四十里。 山实在太耸了，因此队伍走不快。的确空身上山还要脚酸气喘，那些亻夫子还要挑上三十五斤的担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们总卫生部先头走的是红军总政治部，而红色区域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林祖涵即林伯渠。）、徐特立等亦均与总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时与林、徐路遇。当日上老山界时，我见林徐二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为红色区域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红色区域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林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八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林徐二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指蒋介石，但当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不便明写。）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从山顶到唐庄，名为二十里，实在将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节黑路，当晚就到唐庄宿营。 八十里路的老山界，比之后来红军所过的高山看来当然不算高。但是红军在高山上两天两晚的不断的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落伍的兵亻夫(卫生部的病员都到齐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实在是由于红军中兵亻夫的团结，同时在山上行军中，红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这确是他们设想得周到。 红军在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困难之一，就是红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究竟是谁烧的呢?开始老百姓传说是红军烧的，但是事实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许多镇市在红军未到前已在火烧了，这样难道红军自造困难吗?把房屋粮食统统烧光，岂非使红军自己无处住无处吃吗?后来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了。当红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广南寨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广南村。）时，我们总卫生部于次晨集合于广南寨镇外田野间而快将出发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即下令警备连回镇搜索，忽然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的人来。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二元，作用在一方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一询其何处得来军衣，均说县政府捉获红军之掉队落伍兵亻夫，杀之而剥去其军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红军军服，冒充红军。放火之后，使居民愤恨红军。这几个人已放火烧了好几个镇市了。他们穿上红军军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随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之侦察队，在红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当然不是一个笨人。他听了他们如此说，一方面即传令部队大家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红军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几百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人一顿拳足，打得那几个人快气都没有了。贺诚忽然又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的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现在你们太可怜了，那家房子被烧的，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结果把这七八个人拖到镇外去了，大家跟着去，一会儿又回来在一个空场的角上的桌子上领洋钱。忽一会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连续的写上名字当红军了。 我于此事深深感觉，桂军领袖白崇禧氏，虽有小诸葛之称，但派人纵火以嫁祸于红军之举，终属太惨，且也不智。如广南寨之事，岂非反增居民对于地方当局之恶感而助红军以取得民心乎! 红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两河口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飘里乡河口村。）与牛皮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当时薛周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红军北上与贺龙肖克之红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红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红军。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径趋贵州之黎平府。 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担部两个师。侯之担本为贵州三首领之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兵力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毛泽东朱德部红军。故红军分路连占锦屏、柳霁（柳霁即今贵州省剑河县新柳乡柳基村。）、剑河、台拱（台拱即今贵州省台江县。），而入镇远占领通贵阳之汽车线。侯之担部可怜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平扼守，但亦被红军击败，弃城而走。此时红军即完全占领镇远、施秉、黄平。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而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个贫穷的地域中，煤炭却到处可得。上海卖三十余元一吨之无烟煤，那里只要一吊钱，而且一元大洋要兑二十余吊。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过去我见《东方杂志》或其他游记上所载苗家之照片及村落，此次则亲睹苗家而且住于苗家。苗民自称苗家，称汉人为汉家。汉人向来欺侮苗家，故苗汉之间时相械斗。此处苗家身穿汉服，女装如清末民初之阔边长衣大袖之服装。苗语则与汉语全不相同。惟一般苗民皆能汉语。苗家好武，常身携利刃。在黔东之苗家已与汉人相处甚久，除城市外四处都住苗家，间有汉人同住者。苗家之房屋系用木板制成，上覆草或松树皮，屋之周围用木编之篱绕一圈。苗家食物为玉黍，但间有白米者。惟苗家无存米，只储谷子于树杈上所筑之谷仓内，每天吃米，每天打谷子。 红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红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 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肖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贵州汉苗贫民之所以拥护红军之主张者，不仅因红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指鸦片烟。），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红军入黔，侯之担已勒收过两次“剿赤”捐。军队既不能卫民而反是害民，此实为共产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一入贵州，除见居民之贫困而外，尚有三事，为长江流域所未见者，即是：一为鸦片满地；一为天天下一丝丝的毛毛雨；一为处处是高山峻岭，找不到如湘赣两省之平地，更说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图上有形容贵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确符事实，入黔两月，未尝连晴三天。 乌江战役为红军入黔以来第一次激战。当时侯之担部扼守乌江北岸，红军则占余庆、瓮安两城，向乌江边之猴场（猴场即今贵州省瓮安县草塘镇。）前进。猴场为黔北四大场之一，商业极盛。我至猴场时红军已占三日矣。此时正值阳历新年，到处布满红军之布告与标语。红军中每人发过年费，商店及小贩莫不利市三倍。此处居民多能道“肖军长”(即红军肖克部)经过猴场之情形者。此时因为红军驱逐乌江北岸之侯部尚未成功，故后方部队在猴场停止。第二日见一老者携一病者至，询之则称赣之莲花人，系肖克部红军经过时留养居民家中之病兵，现在病将愈，愿随毛泽东朱德部红军去。后将此人送给司令部去。此事亦使我感觉红军兵士之深受共产党之训练与对共产党信仰之深。 第三日部队都向乌江边之江界河前进。一至江边，则深叹乌江确为军事上的天险。河之两岸，均为高山绝壁，河面之宽，远过湘江，水流之急，为一秒钟二三米特（米特是英文Meter的音译，是现行的公制长度单位米的旧称。）之流速。红军以竹子架一浮桥，不用一船，人行其上，不能负重，而每人行列须隔一米特。红军夺获一船，用以载渡无线电机械及马匹者。我等走上竹子浮桥时，见两旁水流甚急，心甚惴惴。渡过河之北岸，即上高山。山上险要处，侯部所筑之工事，累累在目。 乌江战役中有红军之伤兵七名及黔军之伤兵两名，均由总卫生部之担架队抬着。我为之治伤时，询及一轻伤者，据云乌江战役之经过如下： 侯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红军于拂晓时依树木竹林之隐蔽而接近江边。红军当即以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但侯部之手提机枪及花机关（指一种枪筒上有许多小孔的轻机关枪。）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者，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所以红军做好了几个以竹捆成之竹排子后，即冲下河边。以工兵连之一部及步兵连之一部架竹排强渡过河。但水流太急，第一次之两个竹排子全被水流冲入下游。但红军并不因此气馁，又有六七个竹排一齐过河。这次有六个排子达到北岸，红军即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之侯部而占领其工事。侯部即退守半山之工事，同时向下射击。此时也，红军坚守河边工事，河之南岸继续放竹排载红军过河。三小时后，红军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处偷渡一团人，向下游之侯部侧击，并抄袭侯部之后。这样侯部一部被缴枪，一部突围而向团溪（团溪是贵州省遵义县的一个镇。）、遵义退走。红军则一方架桥，一方追击。指挥乌江战役之红军军官为刘伯承，四川有名之军官，曾击败吴佩孚（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并为四川军队中极有声威者。在川时已加入共产党。国共分裂后，曾领导四川军队于泸州起事。 红军渡过乌江之后，侯之担残部已无抵抗能力。故红军于占团溪后，乘胜直追，在两百里路中节节追击，不停留的攻击前进，终于在第三日上午三时占领遵义城。同时红军右路即占湄潭、绥阳，中路占桐梓城与川黔边之松坎场（松坎场即今贵州省桐梓县松坎镇。），击败川军廖泽旅，大有乘胜入重庆的形势。当时重庆富豪顿现不安，川省汇款至上海之汇水（汇水即汇费。），增至百分之七十。人心不安，可见一斑。但红军消灭侯部后，并未前进，在遵义、桐梓、湄潭、绥阳休养兵力。 此次红军入黔北后，确使红军得到极大之收获。 收获之一：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红军缴去，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一补充。红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之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之两师。此种小军阀在“剿赤”声中不知淘汰几多。平日鱼肉人民，一旦有事，则兵败师丧，而以枪弹济红军，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 红军收获之二：使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而这十二天的休息，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当时红军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日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红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然而侯之担、王家烈等小军阀之命运则均至末路矣。薛岳用彼等以当红军之锋，借红军之力以除其实力，结果王家烈、侯之担实力一完，不是枪毙，就是下野。南京军此种办法，莫怪各省当局均有飞鸟尽良弓藏之叹，大有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之慨。因红军只在乡僻之区，而南京军名正言顺，则可以取其地盘，驱之以御红军，而使其实力丧失也。惟此种情形，亦是俗语所云：“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薛岳之被命为追剿部队，亦非薛岳所愿也。 红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红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毛泽东、朱德在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在城门口空场上与欢迎代表一一握手后，即略略与欢迎之民众讲一些话，并表示感谢欢迎，红军愿为黔民解除痛苦。 红军于第三天在第三中学操场开民众大会，毛泽东、朱德亲自出席，工、农、学生、商民被宣传而执旗参加大会者将万人。朱德讲红军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则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及主张抗日等等。 红军这种宣传，影响黔省人心极大。红军在这个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有几十个学生、工、农、商民当选并演讲，且内有教育界分子。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几日就成立了几百人的抗捐队，自动去清查贪官污吏，没收其财产，当场鸣锣聚众散发。贫民之集在县公署(驻总政治部)天井中等发“土豪衣服”者何止千数。 红军一方宣传，一方招募红军新兵。十二日中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红军，对于红军有莫大之作用。以后毛泽东、朱德之能转战于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 红军办事之敏捷，我在国民党军中亦未见者。红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 总卫生部所有之伤病兵约三百余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医愈出院。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之红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之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者，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署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红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红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红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红军之友社等等。所以红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为红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红军篮球队正在比赛。红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红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红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当红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红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红军之纸票按日均兑现。红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除以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红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红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 红军在黔北休息十二天后，即全部经桐梓、习水而由土城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前进。 桐梓县为黔北入川的门户，县城不大，自南至北只一里余，但有一特点，足使我永远不忘者，桐梓城为贵州历年来该省军政领袖之家乡，故有美丽堂皇之洋楼数十座。这些洋房，都属贵州历年来之军政要人的。而在洋房之旁则有无数鄙陋之草屋。军政要人之门前有汽车，可以来往于遵义及川边，而贫民则背负背斗(云、贵、川几省运夫及小贩，不用肩挑而用背斗)，终年辛劳而不得饱。贫富之分，宛然如画。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土城是今贵州省习水县的一个镇。），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我经过时，正值下雪，故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甚于此。当我上桐梓西门外之高山时，见红军领袖毛泽东正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恐系路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红军由土城、太平渡二镇架浮桥渡过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前进，此即由贵州而入四川省矣。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历尽无数困难，而到达云南之威信县(旧名扎西，在滇黔边)。部队达到威信之时，正系旧历正月初三（一说为旧历正月初六，即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即在该县休息一天。但气候严寒，夜间降雪。 云南之民族问题，值得注意者，龙云（龙云(一八八七一九六二)，云南昭通人。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为彝家，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都属彝家，汉人则受压迫。故红军未到威信时，在某一乡村中，曾有北京大学毕业而曾任云南某县县长者，晤红军首领，愿率当地民团并可号召各县民团助红军进攻云南，为汉人解除压迫。红军在此区域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后，红军曾以罗炳辉(云南人，久在云南军队中服务，曾属朱培德部下。早为秘密共产党员。在江西吉安为民团指挥时，率几百民团加入红军)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滇民盛传红军有一云南籍之罗军长要回滇驱逐龙云。罗之声名，亦以大振。但红军虽反对龙云彝家压迫汉回苗民，同时却对一般彝民，则以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民族主义等等进行宣传。 红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红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红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红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红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红军此种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红军重回黔北之桐梓、遵义，曾打一大胜仗，此为红军自江西突围以来有数之胜仗。此仗似出红军极有计划之行动。当红军占领桐梓之日，即整备野战医院，我被贺诚派往野战医院收容伤兵。当日下午在娄山关即与由遵义向娄山关攻击前进之王家烈部两师人接触。王部几次仰攻娄山关，均为红军守军击退。红军则派大部由两翼包抄王军之后，攻战王军之后之遵桐马路上之板桥镇，截断王军归路。而当时娄山关之红军亦居高临下进攻王军，王军不支，四方包围，两师人大部缴枪，小部溃散。红军则猛烈追击，当夜三时占领遵义新旧两城。闻王家烈出走时只率师长柏辉章等随从数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不久即出黔游历而作下野客矣。 当时野战医院即随军进遵义城，但次晨又开始大战。进攻红军之军队系薛岳所部由吴奇伟率领之两师人，自贵阳北进，渡过乌江后，本拟增援王部，不意王部失败如此之快。至烂板凳(离遵义六十里)时，王氏率随从退下与吴军遇，备告失利情形，吴氏即急趋遵城。在遵城南之十里铺以外(离遵义城约二十里)，与红军彭德怀之三军团接触。彭德怀亲在火线上指挥。在接战后一小时，彭德怀即断言当日下午吴部两师可大部缴械。未几林彪率领之一军团由捷径迂回至吴军之后。当日上午十二时，吴军两师即陷入红军四面包围。四周有利阵地，均为红军夺去。吴氏见势不佳，拟即撤退。但红军愈逼愈近，缴枪之声四起。大部已被缴枪，吴即拚命率领两团突破南面红军包围线，由汽车路上向乌江撤退。幸乌江浮桥未撤，故吴氏等即得渡河。但红军勇悍异常，一部由汽车路上向南尾追吴军，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军赶到乌江边。此种急行军亦为红军之特长，综计夜行军在山路上八小时走了一百里。当赶到乌江边时，吴氏本人早已过河，但所部尚有一千八百余人正在渡河。吴氏见红军到，恐乌江浮桥被占，而乘势进迫贵阳，故下令立即在江南斩断浮桥之保险索，桥即为急流冲断，红军不得过江，但在乌江北岸之一千八百余人，均被缴枪，闻吴军全部辎重都在江北尽为红军所得。此仗之后，遵义城中满布了红军与黔军南京军之被俘缴枪者。此项俘兵，红军特为之组织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三元，专派共产党人员进行宣传。后闻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红军，不愿当红军者，每人发路费送出红军警戒线。红军对被俘之中上级官长，亦由朱德亲自召集谈话，多方安慰，说明红军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被俘军官之愿留红军者留在红军，不愿者就给川资送出红军区域。此种办法确为红军新办法，故一般被释之官长，殊有死里逃生之感。 红军这一胜仗，确使南京军及川滇黔湘各省军阀为之震动。薛岳、周浑元以川军不能冒险前进，须重新布置。湘军则由围攻贺龙肖克之部队抽调几师，扼守乌江东岸。据以后红军之捷报云，贺龙肖克之部队亦由此而将湘军陈渠珍旅全部缴枪。自遵义红军获胜之后，红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之弹药可缴。自豪气概，可见一斑。 红军此次所以能连胜王家烈部与吴奇伟部之原因，一方面因红军之有顽强作战之能力，而且红军兵心之团结一致。当犹国才二进桐梓城时，红军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儿童局书记(即专在儿童中活动者)，年仅十三岁，由江西随军来，当时被犹军截断于娄山关附近之高山上，与红军失去联络。但此十三岁之童子毫不惧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终与红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此亦可见红军团结之坚矣。同时其中另一原因，因红军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辈在未当红军时，愤恨黔省当局之苛捐杂税，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战时据红军云新兵极勇敢。且此辈新来之黔籍红军均熟道路，几次带领红军由捷径包抄王军及吴军之后，包围王吴两军而缴枪。故红军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极大减员，而且能到处熟知地理者，正由于红军每到一地，即鼓动当地居民加入红军，而在作战时，则得此辈之助也。 红军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驻重兵于鸭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几次想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但薛周两部及川军郭勋祺、廖泽、潘佐等部均小心异常，不轻易进攻。故虽红军几次在赤水河两岸引诱决战，薛周两军均不前进，只小心的建筑碉堡。红军见黔北无计可施，即急行军乘隙偷过乌江，拟向南威胁贵阳。此时贵阳确大为震动，后我到上海时，见当时报载有贵阳飞机场被红军占领、飞机二十余架被毁等事。 以我猜测，红军南渡乌江，即思入川。但红军则故向东，佯攻瓮安、黄平、待南京军东向及滇军出滇而向贵阳时，红军忽然向西南插入贵阳，竟由贵阳与龙里之间通过，以佯攻贵阳姿势，而以主力占领定番（定番即今贵州省惠水县。）、长寨（长寨即今贵州省长顺县。）、紫云、贞丰、安龙、兴义等各县城，并渡过北盘江。红军此种机动，确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而当时滇军四旅已入黔，红军反得乘空入滇，毫无阻碍。南京军、川军、黔军、滇军，均落于红军之后。故红军得一路无阻，到处缴少数滇军之枪械，占领滇中许多城市，截断昆明通黔之几条汽车路，而得从容渡过金沙江。 红军入滇后，有两件有趣的事，亦为红军兵士平日引为笑谈者： 一为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二十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另一事则为红军进嵩明城及官渡（官渡是今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区。）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领袖迎入。原因并非此辈通赤。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年来虽知湘鄂赣川等省红军活动之消息，但官场布告向称红军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彼等见红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此辈地方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亻夫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红军亦将计就计自认南京军，将一切军需及亻夫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席间，由该县长一一介绍，谁为县长，谁为局长，谁为民团指挥，谁为绅士。一一介绍之后，各地方领袖并请此“南京军”长官训话。红军领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们!”即在此时红军伏兵四出，立即将地方领袖监视矣。红军官长当即宣布：“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南京军，而是中央红军。”此时地方领袖早已相顾失色。但红军并未与地方领袖为难，即好言安慰而去。 当时红军，立即召集由地方交来之几百亻夫子、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红军，并询问亻夫子是出钱雇来抑系强迫派来当兵差者。众亻夫子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将因本人出外而饿死。红军当即宣布：“云南军阀官僚如何使你们吃苦，红军现决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留为红军亻夫子者，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亻夫子及向导均愿被红军雇用，只有十余人则要求回家，当由红军发给每人一元之路费回家。 我自经滇省以后，对滇省有极好之感想。先是红军中人，常以为滇省为中国西部高原，必系高山峻岭，道路难行，气候恶劣，物产不丰；不意自入滇省以后，虽觉云南之地势甚高，但在滇东北有很大的平原。自黔入滇，地势虽系向上，但此处地势，绝非黔省可比，而与赣省入湘南之地势相似。在向滇省前进时，虽面前有许多高山，但一到山巅，则并不是下山，而是一片平原。以后走完平原，前面又是高山。上山之后，又是平原。地势层层向上，且每一县城及镇市周围又有几十里几百里之平原，俗称昆明坝子、大理坝子、曲靖坝子等等。坝子者即县城周围之平地也。因云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宽，可行北方之骡车，在交通事业之开展上又觉便利，如修汽车路则较黔省之凿山开路容易多矣，故云南汽车路发展甚早。 云南气候甚佳，远非贵州之“天无三日晴”可比。昆明附近气候温和，正如江浙。我等经过曲靖附近时，即已不能穿棉衣。惟每天气候之变化甚大，时至下午四五时，常有巨风及阵雨，气候亦较寒。 因云南之气候好，所以物产甚丰，曲靖、马龙以及滇东北产米甚多，且有棉花，惟全国闻名之云南鸦片烟，确是遍地种植。云南鸦片之所以贵于黔川几省者，系云南鸦片所结之果实如拳，较大于川黔所出者。惟鸦片在云南亦极便宜。在马龙、嵩明，每现洋一元可购云土半斤。我常笑谓江浙之瘾君子闻云土如此便宜，岂不将口涎欲滴乎。 滇省居民最多者为汉人，其次为苗家、彝家、回民。而现在彝家则为统治云南者，故彝家一般之生活亦较富裕。乡间之村长、区长，在某些区域中，以彝家为多。我等在官渡经过时，有几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风俗习惯，亦如江浙之回民，有清真教堂。红军之五军团中亦有不少甘肃之回民，故与回民感情极好。红军亦极尊重回民之教堂。红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红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红军。此辈回民加入红军之后，红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 在昆明附近，我常见居民之年三十岁以上者，多数在颈间(即喉部)生一瘤，男女均然。据云居民中十之七八均生瘤，此系泉水缺乏碘质所致，并有一个山上之泉水不能饮，饮之喉部即烂，故红军经此山时，均未饮水。 云南不仅在气候上、物产上、地形上均对我之印象甚佳，而且云南在政治地位上有过讨袁（指袁世凯。）之云南起义，拥护共和政体，有过光荣之历史。 红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则占沾益（沾益即今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红军之主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红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同时红军原定在交西渡（交西渡亦名绞车渡，即今皎平渡，位于云南省禄劝县西北。）口渡过金沙江，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周浑元、滇军、湘军将全部进剿部队，均趋元谋，而红军却全部在交西渡全无阻碍的渡过金沙江。龙街之佯渡部队，亦由捷径赶回交西渡。红军在金沙江边计渡九天九夜。而追军则直至红军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州（通安州是今四川省会理县的一个镇。）、直逼会理州（会理州即今四川省会理县。）城下时，才知红军已由交西渡渡河。待追剿部队折回交西渡，则红军早已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早将船只破坏矣。故红军安然渡了九天九夜，周浑元之追兵在第十一天下午才接近江边，但船只已毁，且江北山洞内有红军扼守，不能接近河边，徒呼负负而已。红军此计一成，红军士兵均极快乐。在第五军团的政治部机关报上，编出一出新剧，名为《破草鞋》（《破草鞋》亦名《烂草鞋》。），形容蒋介石自江西起追剿红军几省，历时半年以上，对红军追剿毫无所获，只在红军之后尾随，拾得少许红军穿烂而抛弃之“破草鞋”而已。当时红军傲慢之精神，亦可见一斑矣。 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渡河情形，我见上海及各地报纸所载者，不确也不详。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 金沙江为扬子江之上游，发源于青海，在西康、云南省境者，均称金沙江，再下流而至四川之宜宾(即叙府)称扬子江。金沙江之两岸，均为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自云南省走向金沙江时，离江六十里处，即为下坡。连下四十里而至交西渡，由交西渡到江边为二十里，路上的山峰嵯峨，千奇万怪，状甚可怕。夕阳西照时，山峰照耀如黄金。自交西渡至江边则山势更陡，下山必用手杖，否则有滚下山沟之危险。而且这二十里中在当时天气(阳历四月底)已极炎热。二十里中几无草木，愈下山，愈觉热。一到江边，天气更热，红军士兵莫不痛饮冷水。江边居民只五六家，系平日借渡船为生者，因春夏天气炎热及秋冬气候严寒，故均凿山洞而居。相传三国时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即系此处。《三国志》上并云江边气候极热，马岱过水之二千人，中水毒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 金沙江之北岸有船夫六七家，并设有关卡。川滇两省之货物来往，均须在此纳税。闻云南著名之鸦片云土过江以后，即价高两倍。居民自称江北岸为四川，江南岸为云南。我渡江时，船之两旁所坐之人数不均，且有立于船中者，船就倾折于北面，船夫则大呼“先生!背靠云南”，意即叫立于船中之人，坐于船之南边，面向四川而背靠云南，以免船之倾斜。南岸之泊船处为沙滩，北岸都系悬崖，悬崖内凿一将近一百米特之孔道，并有山窗洞，船到北岸即泊于悬崖内之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内走入东边半山之关卡。我等渡河时，水还未涨，故江水尚距孔道口二丈余。有石级直上孔道。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十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红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红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红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六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红军确仅仅靠这六只破船以渡江。当然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红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红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我曾见红军总司令部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产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红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的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产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产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诚可信也。并闻渡河以后，共产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红军有好感而随红军入川者。 红军之人枪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时亦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红军想出方法，命马亻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红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 渡过金沙江以后，自江之北岸，至川省之通安州为三十里，均为上坡路，而且山极耸，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样。在这个三十里中全系荒山，极少树木，沿途只见一家人户，偶于山坡上见些羊群，此处已为游牧区域。自通安州至会理城须再上坡三十里以后，道路始稍平，但两旁仍有高山。通安州只一镇市，为川滇通商之第一镇市，居户约三百余家，有小学一所。我到时，正见几百乡人，身佩红布列队将行，系由共产党鼓动去当红军者。闻共产党曾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员会抗捐军等等。过通安州将到会理时，远见会理城正在火烧。至宿营地后，才知会理守军为川康军刘文辉所部之刘元塘师。刘师据城死守，因恐红军爬城，故将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烧毁，使红军不能接近城墙。但此举却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愤，因被红军鼓动，数千居民，协同红军攻城。后闻此数千人大部加入了红军。 会理既有刘师死守，红军亦未强攻，只加监视。红军之目的，系在渡河以后，南京军的追剿部队暂时不能过河时，借此休息补充。故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全军在会理休息五天，并命各部队加紧居民中宣传工作，规定招募红军新兵五千人的计划。这一计划，红军各部都执行，总卫生部亦亟亟执行。五天后果然有新兵五千人加入红军。红军部队之所以经常得如此补充，一因红军善于宣传居民，二因云贵川三省居民平日之生活实在太苦。会理居民莫不怨愤刘元塘平日种种之压迫：苛捐杂税，层出无穷；自铸铜质银元，强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轻女子，随意奸淫，不从者累及全家。如此行为，岂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红军领导贫民“打刘家”、“打土豪”，莫怪贫民之成千成万加入红军。 五天以后，红军即北上，由会理、德昌、西昌、泸沽（泸沽是四川省冕宁县的一个镇。）、越嵩（越嵩即今四川省越西县。），而至大渡河边，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计行二十九天。红军因急于抢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绕道而北上。自会理到大渡河边，为沿安宁河之大道，平坦处有二十余里之宽度，但狭隘处只一安宁河与河边之小道而已。安宁河两旁均系高山峻岭，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之高山。这两旁高山都住彝家，汉人只居于沿安宁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筑有碉楼，因彝汉民族冲突甚烈，彝家时常下山攻击汉人村落，故筑碉以御之。红军至泸沽时，即分兵两路，小部至富林（富林是四川省汉源县的一个镇。）南岸，佯作强渡姿势，以吸引对河之敌。大部则由泸沽向西北进，占冕宁县城，而企图在大渡河边之安顺场（安顺场位于四川省石棉县西北。）渡河。但由冕宁西北五十里之大桥镇而至安顺场，须经过彝民所居之高山，历时两日半，这是红军当时之一大困难也。 四川之彝家为川人所最恐惧者，安宁河以东之大凉山为彝家之根据地。大凉山面积极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沿岸之雷(波)马(边)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家区域。此处彝家，相传为诸葛武侯征伐之所谓“南蛮”。在冕宁西北之彝家山上确有哑泉，饮之即哑。冕宁县志及宁远府志均有记载。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少数手提机关枪(只就冕宁西北山上的彝家而言)，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刘文辉成都失败而入雅州后，即驱逐彝家土司官而据其土地为己有，因此彝家与刘家军结仇甚深。实际上政府官吏之统治，只及于沿安宁河两旁平原上之汉人而已。彝家则不受统治，而且抗缴一切租税。政府军队通过彝家之山时，必须大队，一团以下，可被缴械。 此处彝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彝家还系部落。性情多猜忌，疑虑无定。各部落之间，常有世仇，故常相械斗。彝家之生活，半为游牧，半为种植。种植以玉黍为多，畜牧牛羊马为多。 彝家中有两种阶级：一为黑彝，即为彝家中之统治阶级；一为白彝，白彝即为黑彝之奴隶，终身为黑彝耕作，除衣食外，其他无所得。黑彝随时有权置白彝于死地。每一黑彝，常有白彝数百人少则数十人为之耕作，黑彝则终岁不劳动。黑彝与白彝不通婚。现在黑彝人数渐少，但仍保有其统治势力，所谓土司者即此辈黑彝中之首领也。白彝原系汉人，系由黑彝掳来。黑彝将汉人掳来以后，常由大凉山与冕宁西北山上之黑彝相互交换掳获之汉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彝并为白彝之男女配婚，均称男女白彝为娃子(意即四川话之孩子)。但每一黑彝家必信任一个白彝为当家娃子(如当家人)。当家娃子掌有一切银钱出入及日常事务之权。因过去汉人只笼统的不分黑白只反对彝民，加以彝民中之文化落后，所以白彝都助黑彝反对汉人。遇与汉军作战时，白彝均参加。 汉人之与彝家贸易，系由通司翻译，亦有彝家能汉语者，但黑彝恐汉人杀之，故不下山，遇事则命白彝与汉人往来。彝民常以兽皮、麝香等物售于汉人，换布匹及盐而回。 彝民之服装与汉人完全不同，头包青布而在脑后堕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马巡（指上海解放前英国巡捕房雇用的印度籍的骑马的巡捕。）。有些鼻穿银环。不论男女，均悬耳环。耳环不是金属制，而以骨制，共有三四颗或圆或长圆之骨块连成一串而挂在耳上。面部熏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系由羊毛自织而成(此种外衣，质轻而软，且可御风，极适于行军之用)。腰系带。彝民所居之山上气候一日数变：中午炎热，下午四时起发巨风，晚八九时下雨，次晨天晴。我们经过彝民之山地历时七八天，均系如此顺序不变。因每日气候变化甚烈，所以彝民出门，不论何时，必将外衣带在身上。遇发风落雨即以外衣裹身。彝家每人身携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进食。足有绑腿，终年不穿鞋袜，只少数穿草鞋。但彝民生长山地，善于爬山。红军于山路行进时，彝民则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汉人还能耕平坦之田亩，彝民之田亩，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而只耕植于山地。在山下远望彝民所耕种之山坡上的山地，倾斜度几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彝民终年耕植于此。因其只耕种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鄙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 红军所过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十余部落。当红军之前卫团出大桥镇上山二十里时，即有三个部落之彝民在前后及左翼包围红军，意欲缴枪。但红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产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红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红军，而反被红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红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此后红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红军于道旁。红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走完彝民山地，即至开罗场（据现在核查，开罗场即今四川省石棉县擦罗乡。），该镇有人户二十余家。但此处有一趣事可记者：刘文辉驻西康打箭炉（打箭炉即今四川省康定县。）之队伍，米粮须由西昌府供给，故刘军设粮站于开罗场。当红军前卫行抵开罗场时，刘军粮站之人员还以为南京军至，亟为设筵招待官长，并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四千余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装之。红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红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我至开罗场时，正见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负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询之则云：“红军先生，我们白米好久没得吃了。红军来了，才把刘家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刘文辉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济红军，而红军则以发给民众，此则愈使当地民众反对刘军而欢迎红军矣。 自开罗至大渡河边之安顺场为六十里。红军政治部谓安顺场为“有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国时，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后，当时太平天国内部顿起分裂，石达开率部离南京而入川，安顺场即为石达开兵败身擒之处也。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为当地之童馆教师，尝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尚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无算。但一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发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小河之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四十七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获。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据老者之所云若是。石达开当时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大渡河边确系事实。我后见沪川各报，蒋介石亦曾伸引石军为例，以比喻红军之必然不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河边。但红军竟安然渡过大渡河，故红军颇以之自豪，认为渡过大渡河是历史上的军事胜利。 大渡河亦扬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岷江而转流入扬子江。红军至大渡河时，时已五月底，气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势暴发，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较金沙江为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五十分钟。且每只小船之船夫，至少须有八人作工。渡河方法，先将载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如飞箭似的斜过对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时不能稍前稍后，一不小心，即触礁石，船即分裂，故非当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驾船。船返南岸时，亦须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南岸来，故如此往返需时五十分钟。 红军抵安顺场时只获两只船。有刘文辉军之一营兵驻于安顺场对岸之大渡河北岸，并筑有野战工事，沿河扼阻红军渡河。但既有守军，何以船只不收容于北岸而系之于南岸呢?事有如此凑巧者，北岸刘军营长之岳家在河南岸之安顺场。该营长当晚宿于岳家，以备明晨将其岳家及当地绅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报红军尚距安顺场六十里，须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顺场，故安心在岳家与其娇妻酣睡，不料红军行动如神，当夜急行军，半夜即抵安顺场，因此两船被扣，营长被俘。 但红军即使有两船，并不易渡过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军一营，船只不能接近对岸。且当时船夫早逃，没有驾船之熟练工人。但红军终于击溃对岸刘军而渡过大渡河。此事亦为红军据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观者目光视之，亦觉红军之士气勇敢及共产党团员之奋不顾身有以致之也。 据闻渡河经过如此：红军领袖获得两船之后，即拣选十七个共产党团员，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七人即携梭标、步枪、驳壳、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河之南岸，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 当红军所驾之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在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红军即占高山，乘势向刘军猛追，闻刘军大部被其缴枪。此次战役，红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十七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七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红军模范。此辈共产主义者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民党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红军既获两船之后，即开始渡河。但仅依此两船而思全部红军渡过大渡河，历时甚久，且后面追兵将至。故红军以两天半的时间，渡过轻装之红军一师，而当时目的即转向夺取泸定县之泸定桥，以求红军之全部由泸定桥上过河。故红军大部由河南岸西进，经西康省区而向泸定桥前进。已渡之一师，由北岸前进，同以夺取泸定桥为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刘军沿河布防，故河北岸之红军，自离安顺场对岸向西走了三十里以后，即与抗击之刘军节节作战。但刘军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红军节节击溃。刘军中大部为抽丁得来之新兵，不愿作战，且亦不会作战，早闻红军之宣传不杀白军官长及士兵，故沿途缴枪。红军以缴得刘部之枪弹，还击刘军，闻河北之一师获利不少(红军打仗时如消耗之弹药与缴获之弹药相等，则云“不折本”，如缴获与消耗核对有余，则谓“获利”)。在离泸定桥四十五里之冷碛（冷碛是四川省泸定县的一个镇。），红军曾与顽强扼守之刘军作激烈之战斗。后由红军南岸之部队，隔河向刘军之后射击，结果河北正面红军得迂回至冷碛之后而包围刘军。闻此处刘军一团全部被俘，冷碛被占。此时红军南岸前锋即抵泸定桥矣。 泸定桥为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桥梁，泸定县城即在河之北岸。此处之大渡河，河面虽较狭，但两旁绝壁，水势更急。泸定桥为铁索桥，以十三根铁链为之。铁链之两端，系于河之两岸。九根铁链并排于下，四条则为两旁之扶手。下面并排之九根铁链上横铺木板，再在横铺木板之上铺长条直板。人马即由桥上过去。吾始闻铁索桥时，以为极难行走。但泸定桥则非但可以过人，而且可以过马。泸定桥长有九丈，阔约一丈，十三根铁链，系由中国十三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红军因无刘军抵抗，故先抵泸定桥之南岸。此时北岸桥头有刘军筑工事扼守，且刘军将桥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铁索，以阻红军过河。红军领袖林彪(第一军团长)即命该部最有战斗力及共产党团员最多之一连，担任冲锋，并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内收集许多堆积之木板。这一连人前面冲锋者从九根铁索爬过去，后面的红军则在后铺板子。当时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刘军工事前，刘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红军当即缴其枪并占领其工事。泸定城内刘军退出时，沿街放火。目的在使红军之粮食及宿营两感困难。但红军一过桥北，一面向刘军追击，一部救火。不一刻红军由北岸冷碛攻来，把泸定县撤退之刘军前后包围而缴械。此时城内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刘军火毁矣。幸存之一半，则大感红军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骂“刘家兵”。刘文辉部队在会理、西昌、泸定等县沿途放火，以阻红军，实质上非但不能阻红军前进，而且反遭民怨。 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之莫大成功。如红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红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红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 红军既占泸定县后，如向雅州前进，则仍须走向东南至汉源、荥经而达雅州。但红军将至泥头（泥头即今四川省汉源县宜东区。）分县时，知汉源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红军。红军当即改变方向，折向东北至天全河边，强攻天全河守军杨森部之六个旅。这一转动，使红军部队由大道转入高山小路矣。我记得红军在化林坪（化林坪是今四川省汉源县三交乡的一个村庄。）分县驻军一晚。化林坪在四千五百米特之高山顶上。此时已阳历六月初，但当晚气候极寒，明晨出发时，则四望皆系雪山，盖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时气候骤寒，而红军兵士之棉衣早于云南丢掉，但红军士兵虽在严寒之下，依旧人人面有喜色而毫无怨言。 红军大部抵水子田（水子田即今四川省汉源县三交乡水子地村。）时，前锋已击退天全河岸杨森之六个旅，而占领天全、芦山两城。我等由水子田出发，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两旁竹木丛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三十里，但自天明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户六七家，见红军至如天而降，群相惊奇。据云彼等世居于此山麓，虽闻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兽成群，从无人敢走此小路，群围红军询山路上之所遇。 红军虽经化林坪之降雪高山，虽经水子田之泥沟小道，但红军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无它，因此时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红军至天全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二)四川地方顶呱呱，什么也不缺乏，敌人要想封锁我，那才笑话。(三)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来会合，敌人发慌。(四)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象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这一歌曲之词句，即可见当时红军情绪矣。 红军占领天全、芦山两县之后，曾出兵于飞仙关，离雅州只二十余里。此时红军的目的系在急求与川北之松潘、茂县（茂县即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川等县之徐向前红军会合。故避开川军之拦阻，向西走邛崃山脉，占宝兴、懋功，而与在理番之徐部会合。不久两支红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即被贺诚遣往川西特委之独立营为卫生主任。不久即被川军冲散，幸遇旧同学蒋君而得安全返抵家乡。 我三年来在红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红军西行入川，我觉到红军及共产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红军仅系跳梁小丑，那么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当局集中百万军队，费时几载，每年耗费国家财政之大部?并且何需蒋介石亲自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督剿?很显然的，红军已经是南京军的一个主要对手，而且这个对手红军的实力，超过国内除南京军而外的其他各个实力派。论全国红军数量，除南京军而外，红军则超过任何中国南方、北方各个实力派。若论红军之质量，则我虽不知其详，但有一事可以反证者，国内过去及现在之实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当年都占有比红军优越之地区及优越之经济条件，但一旦与南京政府作战，则在短时期内，都被蒋军所败。而红军则相反，蒋介石之“剿共”已历数载，屡屡限期消灭，可是红军并未消灭，而且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会合，活动愈烈；并且南京军几年来之“剿共”，却送了红军不少枪弹武器。红军所有武器之来源何在?既无海口可买，又无新式兵工厂，而连年作战之消耗，以及红军武器之扩充，都系缴自国民党军。即退一步言，至少是红军能够在几年来，并且直到现在还在与南京政府对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谓红军在数量上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数一数二的实力派。 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红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红军兵心团结，这确系事实。试想红军几年来在这样困难条件之下作战，如果军心不固，则早已失败。而红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产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团员于红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主义者，曾受共产党之专门教育，在红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譬如，红军之新兵，大半依靠红军各连中党团员去教育他们；在红军行军中发生困难时(如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分子之红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团员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党团员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无懊丧呼号者，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而红军之富有战斗力者，亦由于共产党的领导。红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党团员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战时，即使下级干部受伤，仍有继续不断的侯补者，也正因此，所以红军部队极不易击溃。 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第二个原因，红军所以不被击败，而反日益扩大，由于民众给红军以帮助。即以江西红色区域而论，红军在此作战已多年，人口、经济已两感缺乏，但能坚持如此之久长，正由于当地民众之极力帮助红军。再如此次红军入川，沿途经过不知几许困难，但红军有居民为助，故并未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入红军者有几万。 有人说红军沿途强迫居民以从红军，实质上，不但无其事，而且不可能。试想，红军初至一地，只要居民远避，红军何处去找居民?实际上红军一至某处，当地居民除“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为红军带路，当挑亻夫，沿途到处成群的加入红军当兵。 以我观之，红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红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红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红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第三个原因，红军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克服了困难。红军所处环境之困难，远非南京军可比。欲问红军何以能克服困难?我以为红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毛泽东、朱德为红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红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红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材，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红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产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二十六路军之赵博生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员，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红军中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对抗这七八年。 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多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服务时所感影响太坏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官则反是：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亻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而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兹略举一二事为例：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二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红军。赵董二人均原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色区域，即各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产党中央。由此可见，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故我谓红军之几年苦战与红军之所以逐渐发展，确由于红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之干部，红军中及共产党中之许多人材，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材。 我自离红军至家乡以后，自思既参加了“剿共”的南京军，后又参加了被“围剿”的红军。我在两方面参加了对战七八年，详思几年对战之结果，对内只有破坏，对外则坐视日本强吞东三省，而且目睹北方将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现在南京军、红军以及全国军队只要枪口一致向外，则日本之欲图我国，决非易易。政府诸公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言，但时至今日，事已至此，应该及时改变方针。从消极方面说：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曾以全力“剿共”数年，红军并未剿灭，反而使红军之毛泽东朱德、徐向前部会合。彼等现今所处之地区，远非如江西时之易于包围。国内军人之稍知局势者，均知根本消灭红军已不可能。如与红军再战几年，则不问谁胜谁败，日本将早已亡我全国矣!如国内自相残杀而坐视强敌并吞全国，则国民党当局诸公非但不能对国人，而且中华民族将永劫不复。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红军以共御外侮。全国红军数量，红军之质量，有识者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力量。这一个力量，过去在环境十分困难情形之下，与南京军及各省军队百万对战几年，如果现在给以物质之补充，则红军之战斗力将更加增加。为什么不许这个能战的红军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同时红军之领袖不乏极有才能者，现在正需集中全国人材以御外侮，为什么不利用红军之兵力与红军之人材以为国家对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为红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这我觉不然。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且也不能不说有相当功绩于北伐，徒以各方主义不同，以致分兵对抗。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红军领袖及共产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产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红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略，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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