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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谈中印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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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鲁谈中印交流史:

印度若是有中国人的健全常识,是对自己很有益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印度的发现》是尼赫鲁于1944年5月—9月在狱中写就的关于印度往昔、现状和未来的经典名著。他从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诸方面追溯了自古代到中世纪的印度悠久历史,生动描绘了印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本狱中著作体现出极高的史学、哲学、文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修养。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作者: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向哲浚 / 朱彬元 / 杨寿林 

 

    尼赫鲁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写道:“读这本书可以使伟大的中国人民对我国有所了解;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珍爱他们的友谊,我们希望和他们的关系日益紧密。”

下面这一章节,就是尼赫鲁在书中谈及中国与印度的部分:

    中国与印度互相接近,并开展了很多接触,这是得力于佛教的。在阿育王朝以前,是否已经有过这样的接触,不得而知,但是可能已经有过海上贸易,因为丝一向是中国输入的。不过在更早些时期,一定还有过陆路上的接触和民族的移动,因为蒙古人种面貌的特征,在印度东部各边区时常见到,在尼泊尔更为显著,在阿萨密(旧称迦摩缕波)和孟加拉也很明显。按照历史的说法,阿育王的教徒是开路先锋,自从佛教在中国开始传布以来,一千年的悠长岁月中,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们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他们越过戈壁沙漠,中央亚细亚的平原和高山,翻过喜马拉雅山,这是一段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程。很多印度人和中国人死在途中,据说这些香客的死亡率最高曾达百分之九十。很多人幸而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并没回去,而是选定新的土地安居下来了。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虽不见得更安全,但是可能稍近些。这条路就是经过印度支那、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尼可巴群岛的海道,也是经常有人走的。拜佛求经的香客也有由陆路出去而由海道回家的。佛教和印度文化当时已传遍中央亚细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区域。无数的庙宇和学术中心罗布于这些广大区域之内,因此往来中印间的旅客们,无论在陆路上,或是在海道上,都可受到招待而得到投宿之所。从中国来的学者们,有时在半路上停留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印度人聚居之所达数月之久,先学梵文,然后再来印度。

    印度学者访问中国的第一篇记载,是关于摄摩腾(Kashyapa)的,他在公元六十七年、汉明帝时代到达中国,可能是被邀请而去的。摄摩腾住在洛水旁边的洛阳。竺法护就是伴同他去的,在此后的一些岁月中,到中国的印度著名学者还有佛驮跋陀罗(觉贤)、佛藏(Jinabhadra)、鸠摩罗什、真谛、阇那崛多和达摩大师等。这些学者们每人都带有一群僧徒同行。据说某一时期(六世纪),单在洛阳境内就曾经有过三千以上的印度僧人和一万户印度家庭。

    这些去到中国的印度学者们不仅随身带有许多梵文写本,并把它们译成中文,其中有些人还能用中文来著书。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包括诗词都有相当的贡献。鸠摩罗什在公元四〇一年去到中国,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传留下来各种不同的书籍,多达四十七种。他的中文风格,据说是很优美的。他把印度大师《龙树菩萨传》译成中文。阇那崛多是六世纪下半期去到中国的。梵文著作由他译成中文的有三十七种。他的博学宏才受到很大的敬仰,连唐朝某一个皇帝,也成为他的信徒。

   

    中印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流的,许多中国学者也来到了印度。在最著名的学者之中,遗留有旅程记录的是法显、宋云、玄奘和义净。法显在五世纪到达印度,他是鸠摩罗什在中国时所收的门徒。当他在去往印度的前夕向他的师父辞行的时候,曾有过一段有趣的记载。鸠摩罗什嘱咐他不要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只是寻求宗教知识上面,而应该详细地研究印度人民的生活和习惯,这样才能够了解整个的印度人民和他们的国家。法显曾留在波吒厘子城佛教寺院里求学。

    在到印度的中国旅客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他是在七世纪唐朝极盛时代,也正是戒日王统治印度北部的时候来到印度的。玄奘是由陆路横过戈壁沙漠、吐鲁番、库车、塔什干、撒马尔罕、伯勒赫、和阗和叶尔羌(莎车县),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到印度。他告诉我们途中许多惊险的经过和他所克服的危险,有关中央亚细亚的佛教统治者和寺院以及热诚皈依佛教的突厥人。他游遍印度各地,到处受到款待和崇敬。他对这些地方和人民作了精确的观察,并记载下他所听到的一些令人快乐的和奇幻的故事。他在距离波吒厘子城不远的伟大的那烂陀佛教寺院度过许多年。这个寺院是以有多种学科著名的,它吸引了穷乡僻壤的印度学生来就学。据说多至一万名学生和僧徒曾住在寺中。玄奘在那里得到学位,最后成为这个寺院的副院长。

    

    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玄奘来自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并历经变迁的国家,它的首都长安是当时艺术和学术的中心,所以他对印度情形的评论和记载是宝贵的。关于当时的教育制度,他说道:“开蒙诱进,先遵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曰巧明,技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罗门学。”他特别为印度人民的好学不倦所感动。初等一类的教育普遍发展,因为和尚和僧徒都是教师。关于印度人民,他说道:“性虽狷急,志甚贞质。于财无苟得,于义有余让……诡谲不行,盟誓为信。政教尚质,风俗犹和。凶悖群小,时亏国宪,谋危君上,事迹彰明,则常幽囹圄,无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齿人伦。”他又说:“政教既宽,机务亦简。户不籍书,人无徭课……商贾逐利来往,贸迁津路,关防轻税后过。国家营建,不虚劳役,据其成功,酬之价直。”

    

    玄奘由原路回国,途中经过中央亚细亚,随身带了许多佛教著作的写本。从他的记载上可以得到一个生动的印象,就是说从呼罗珊、伊拉克、摩苏尔直到叙利亚的边境为止,佛教仍占着很大的势力。不过实际上正在这个时候,佛教在那些地方已经渐趋没落,而阿拉伯已经开始奉行的伊斯兰教正在发展,很快地就传布到上述各地了。谈到伊朗人民,玄奘作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说道:“人性躁暴,俗无礼义。文字语言,异于诸国。无学艺,多工伎。凡诸造作,邻境所重。”

    伊朗在当时和过去及后来一样,都集中力量于增加生活上的美好和优雅方面,它的影响广泛地传布于亚细亚。玄奘告诉了我们在戈壁沙漠边缘一个奇异的小王国吐鲁番的情况,而这情况我们近年来从考古学家的考证中知道得更多了。在这个国家里,各种文化传入以后,互相融合,结成了一个丰富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从中国、印度、波斯甚至希腊方面吸取灵感。吐鲁番的语言是印欧语系的,是由印度、伊朗来的,在某些地方类似欧洲的凯尔特(Celtic)语言。宗教来自印度,生活方式来自中国,他们所有的许多艺术作品来自伊朗。他们所塑造的精美的佛身和男女神的雕像和壁画上,往往有印度的帷幕和希腊的冠戴首饰。格罗塞说道:“这些女神的神像代表了印度的温柔、希腊的流丽和中国的秀美,而集其大成。”

    玄奘返国后,受到皇帝和人民的欢迎,于是安居下来著书立说,翻译他从印度带回去的经典写本。有一个故事上说,当多年以前玄奘要启程的时候,唐太宗拾了一撮尘土弹入酒杯中说:“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

    玄奘的访问印度,受到了中印两国人民极大的尊崇而导致两国君主发生了政治上的接触。曲女城的戒日王和唐朝的皇帝交换了使节。玄奘本人仍和印度保持接触,与印度朋友互相通信,并接受经典写本。有两封原来是用梵文写的有趣的信还在中国保存着。一封信是一个印度佛教学者慧天尊者在公元六五四年写给玄奘的。在问候和报告朋友近况,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之外,他说:“今共寄白一双,示不空心。路远莫怪其少,愿领彼。须经论,录名附来,当为抄送。”玄奘在他的复信上说:“又往年使还,承戒贤法师无常。奉问摧割,不能已已……玄奘所将经论,已翻《瑜伽师地论》等大小三十余部……又前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并有片物供养,愿垂纳。路远不得多,莫嫌鲜薄。”

    玄奘告诉我们不少有关那烂陀佛教寺院的事,而且在别的记载上也提到这个寺院。几年前,当我去看已发掘出来的那烂陀废墟的时候,我对这个寺院设计规模的宏大感到惊奇。已经发掘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的上面现已成为住宅区。单单掘出来的这一部分,就包括许多大院子——周围环绕着用石头建筑的堂皇大厦。

    玄奘在中国示寂不久后,另一位著名的求经者来到印度,他名叫义净。他在公元六七一年从中国启程,两年以后才到达耽摩栗底——胡格里河口的印度口岸。他是由海道来的,在室利佛逝、现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停留了几个月学习梵文。他所以取道海上是有某种意义的,因为那时候中央亚细亚可能有不安情况和政治变动正在发生。许多星罗棋布在中央亚细亚的友善的佛寺,也许已不存在。

另一个取道海上的可能缘由是海道较为方便,因为在印度尼西亚侨居的印度人增多了,而且印度和这些国家间的经常贸易及其他接触都有了发展。从他和别人的记载上可以看出,那时在波斯(伊朗)、印度、马来亚、苏门答腊和中国之间已经有了定期的航线。义净是搭波斯船从广东先到苏门答腊的。

    义净也在那烂陀佛教寺院研究过一个长时期,带回了数百种梵文经典。他最关心的是佛教典礼和仪式的细节,对这些事情,他叙述得很详细。关于风俗习惯、衣服和食品,他也说得很多。小麦和现在一样是印度北部的主要食物,在南部和东部则是食米。间或也吃肉,不过很少见。(义净所说大概关于佛徒的多而其他方面较少。)澄清过的牛酪油、油、牛乳和乳酪到处都有。糕饼和水果也都很多。义净又观察到印度人对于某些仪文上的纯洁性非常重视。“然五天之地云与诸国有别异者,以此净触为初基耳。”“然而神州斋法,与西国不同,所食残余,主还自取。”

    义净提到印度时,总称它为西方,但他说西方又名但他说西方又名“阿离耶提舍”(Aryadesha),“阿离耶”是“圣”的意思,“提舍”是“方”的意思。

因为这个地方不断地产生圣哲,所以人们都用这个名字称赞西方。这个地方又称为“末睇提舍”,就是指居于百亿国家中间的中天竺大国。这是人们都熟谙的名字。只有北方部落(胡人或蒙古人或突厥人)称这“圣方”为“呬度”。然而这并不是通用的名字,只是地方的土语,并无特殊意义可言。印度人并不知道这个称呼,对印度最恰当的名字还是“圣方”。

义净的论述“印度”是有趣味的,他说:“或有传云,印度译之为月,虽有斯理,未是通称。且如西国名大周(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他也提到梵文中的高丽和其他国家的名字。

虽然义净对于印度及许多印度事物赞扬万分,但他明白表示他的家乡——中国——应居第一位;印度也许是“圣方”,而中国则是“神州”。“五天之地,自恃清高也,然其风流儒雅,礼节逢迎,食啖淳浓,仁义丰赡,其唯东夏,余莫能加。”至于“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长年之药,唯东夏焉。……故体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谁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

在古梵文内,中国皇帝这个词是“提婆弗呾”(Devaputra),“提婆”是天,“弗呾”是子,正确的译文是天子。

义净本人是一个精通梵文的学者,他赞美梵文,说这种文字在远方的南北各国尚且都受人敬重,“岂况天府神州,而不谈其本说”。梵文的研究在中国一定相当普遍。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些中国学者曾试图将梵文的语音学介绍到中国语文方面去。人所共知的一个例子,就是唐朝的守温和尚曾经按照梵文字母的方式创造了中文字母。

佛教在印度的没落几乎使中印两国学者的往来完全间断,虽说中国的香客仍偶然有来印度访问佛教圣地的。从十一世纪发生政治革命以来,成群的佛教徒捆载着大批的经典到尼泊尔,或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西藏。有大部分古老的印度文学就是这样地或在此以前传到了中国。近年来在那些地方重新发现不少原文,而译本更为常见。很多印度古典文学保存在中文和藏文的译本中,这些书籍不但是关于佛教的,也有关于婆罗门教、天文学、数学、医书等等的。据说中国的松坡图书馆曾经收藏大约有八千种之多。西藏也充满了这类书籍。中国、印度的学者们经常合作,著名的例子是他们用梵文、藏文、中文三种文字编成的佛学专门词典,那时是在九至十世纪。这本词典叫做《翻译名义集》。

从八世纪起,在中国所发现的最古的印刷品就是梵文的书籍,这些书是用木版印刷的,在十世纪中国成立了官书局,以后一直到宋朝,印刷的技术更是突飞猛进。令人不解的是,中印两国虽然往还密切,学者们互相交换书籍和写本达数百年之久,但是没有迹象可以证明印度在那个时期也曾有过印刷的书籍。木版印刷很早就由中国内地传到了西藏地区,我相信目前仍在西藏地区实行着。中国的印刷技术传到欧洲是在元朝时期(一三六〇——一三六八年),最初传到德国,到十五世纪才传到其他各国。

甚至在印度被印度—阿富汗人和被蒙古人侵占的时代,印度偶然和中国仍有外交上的往还。穆罕默德·宾·突格拉格——德里的苏丹(一三二六——一三五一年),曾派了一个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为驻中国朝廷的使节。孟加拉那时已经摆脱了德里的宗主权,成为一个独立的苏丹王国。在十四世纪的中叶,中国朝廷派遣了侯显与费信两个使节到孟加拉,这样就导致孟加拉国王厄雅素丁在位时不断地派遣使节去中国。这是在明朝时代。后来由国王赛福丁于一四一四年派遣的一个使臣,带了一些名贵礼物前去,其中还有一只活麒麟。这个麒麟如何到达印度是一个谜。大概是非洲运来,而又把它转送给明朝皇帝作为一件珍贵稀有的礼物。麒麟在中国的确大受赞美,因为儒教门徒认为麒麟是祥瑞的征兆。无疑地,这只奇兽是麒麟,因为除见于记载者外,中国还将麒麟画在绢本之上。这位画麒麟的宫廷画师还写了长篇文章来赞美这麒麟和它所带来的祥瑞。“朝臣和庶民都聚集来看它,他们看得快乐无比。”

中印间的贸易在佛教时代曾经盛极一时,在印度北部先后被印度—阿富汗人和蒙古人侵占时代仍然继续着,不断地交换商品。这个贸易在陆上是越过北部喜马拉雅山各口,并沿着中央亚细亚旧骆驼道路而进行的。海运贸易亦复不少,主要的是经过南洋群岛直达印度南部各海港。

在千年以上的中印两国的交往中,彼此相互学习了不少知识,这不仅在思想上和哲学上,并且在艺术上和实用科学上。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多。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的健全常识,用之来制止自己过分的幻想,是对自己很有益的。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佛教哲学的消极看法未能改变或是抑制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爱好和愉快的情怀。过去中国有句谚语说:“碰着官,要挨打;碰着和尚,要饿死。”

十六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所著(曾由阿特尔·威莱译成英文)。书中叙述着玄奘赴印度取经途中的神怪和荒诞的故事。在书后题了一个给印度的献词,说道:“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中印两国在隔绝了若干世纪以后,又被一种新奇的厄运所支配。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印度曾经在长时期中,不得不含辛茹苦,而中国与东印度公司的接触虽然不多,但也带来了鸦片和战争。

世运巨轮,周而复始,印度与中国彼此互相瞻望着,引起满怀的忆旧心情。新的香客正越过或飞过两国分界的高山,带着欢欣友好的使命,正在创造着新的持久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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