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亲自给林豆豆打电话
周总理得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飞机已经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命令空军指挥所紧急呼叫：“请林副主席赶快回来，不论林副主席的飞机在国内哪一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亲自去迎接他……”
9月13日早上7点多，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听筒，是周总理的警卫参谋张树迎的声音：“姜大队长，总理要和你讲话。”我一听总理要跟我讲话，心时不由地紧张起来。周总理说：“你是二大队吗？”我回答：“是的，我是大队长姜作寿。”周总理说：“好，我听汪东兴同志说，林立衡（豆豆）在你们大队部，她怎么样？还好吗？”我回答：“林立衡（豆豆）这一晚上很好，她在我们大队部值班室这里。”周总理说：“你叫她接电话吧。”我立即到隔壁房间叫林豆豆过来接电话。
林豆豆一听是周总理亲自给她来电话，又是激动，又是吃惊，仿佛又有点不相信。她再次问我：“是总理来电话？”我回答：“是啊。”林豆豆显得很慌乱，其中有兴奋也有感动，她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在这个时候，周总理亲自给我来电话！……好！”
她快步来到我们大队部值班室，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我注意到她的眼睛里充满泪花。林豆豆在认真回答了总理的几句问话后，她强忍着哭声，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谢谢周伯伯对我的关怀，我会正确对待，请周伯伯放心，请伯伯代我向邓妈妈问好。”放下电话，林豆豆哭着走出值班室。
我站在一旁也同样心潮起伏。这一夜，周总理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天亮了还顾不上休息，仍挂念林彪的女儿的安危。
把北戴河的林办人员集中起来
1971年9月13日上午8点，我接到张耀祠同志的电话，传达汪东兴指示，要我们立即将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北戴河的办公室、秘书办公室，整个96楼一律查封，等候中办秘书局和中央警卫局来人清查处理。林办工作人员集中到下边的小楼，离开96楼时只能带个人生活用品，吃饭到食堂。我们还专门为他们划定了活动范围，只到58楼止，莲花石以下和南海边都不准去，增加流动哨和哨兵监视。这时候我们的警卫职责变成了“看守”，但并不是把林办工作人员当成敌人，而是要百分之百地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出现一个自杀、逃跑或者被暗害，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把林豆豆单独保护起来。9月14日17点多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武健华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林豆豆）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让她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
在北戴河的这些林办人员虽然对限制他们自由表示不理解，但毕竟是受过党的多年教育，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只有张宁一人例外。9月12日的晚上她一直在56楼睡觉，根本不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坐飞机跑了。对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到食堂吃饭表示了强烈不满。这之前张宁吃饭都是由服务员端到她房间，现在让她自己到食堂吃大锅饭，而且没有了山珍海味。对这样天上地下的变化，她明确表示抗议，说：“我不去！我为什么要到食堂吃饭？”我好言劝她：“不要不高兴，林办所有人都是上食堂吃饭。”张宁说：“我要找林立果去！”我说：“恐怕你找不到。”张宁说：“不管找到找不到，我要找！”我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你到食堂吃饭，不是我规定的，我是按上边的命令传达，你必须去！”晚上看电影，张宁可能还在生气，看了一会儿电影就走了。刘吉纯说不管她，不知好歹。
9月16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和中办秘书局秘书王歆等三人来到北戴河，我派车把他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保护林豆豆的安全措施。把林豆豆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
同时我们二大队派了四五个人帮助清查96楼。查封了林彪、叶群的文件物品，就连几双袜子，几块手帕都进行了登记造册。叶群的凯迪拉克轿车后备箱塞着三个大箱子，除了叶群的贵重衣物外，有两个大箱子装满了绝密文件，以及美元、港元和大量外汇，其中美元最多。叶群准备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带上飞机。
在凯迪拉克轿车的后备箱里，我们还发现三件奇怪的物品，仔细一看，是邮政局用的大号帆布口袋，还有几条结实的绳子。据叶群内勤说，是叶群让买的，说装行李用。叶群还曾钻进去帆布口袋里试过，说能装人。难道叶群是为我们警卫部队准备的？
林立果一枪的弹壳和弹洞找到了
1971年9月13日上午8点。
我安排人员配合查封96楼，并集中相关人员后，我和张宏副团长、司机小宁对大红旗保险车进行了详细检查。我离开北戴河时，交代司机宁永志把大红旗保险车开回北戴河55楼的车库。大红旗保险车内有一个塑料小手提包，里面放的是一些药棉，以及化妆品，这显然是叶群的。还有刘沛丰的一个钱包，有40多元钱及几斤粮票。在大红旗保险车右前门处，我拾到一个子弹壳和一个破碎弹头，弹壳和弹头的型号一致，是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同一颗子弹。
大红旗保险车里里外外共打了四枪，我们围绕这四枪的弹着点，进行了查找。并将大红旗保险车开到枪击现场，专门进行了复原，并初步鉴定。最后将车内物品逐一登记，由我写成书面报告。汪东兴同志接到报告后，及时向周总理、毛主席作了汇报。
根据我们现场勘查的结果，前两枪的先后顺序并不确定。但由于第一枪响时李文普没有叫，第二枪响时李文普嗷嗷叫了，我判断第一枪是车内打的，第二枪是车外打的。
大红旗保险车上共有六个人，从左往右，第一排开车的林彪司机杨振刚和警卫参谋李文普，第二排是刘沛丰和林立果，第三排是叶群和林彪。也就是说坐在右座的依次是李文普、林立果和林彪。现场的四枪都发生在右边，而第一排右座的李文普又是从右前车门下的车。
我和张宏同志分析，第一枪有可能是坐在右座的林立果打的。从弹道看，这颗子弹射向车外，弹着点在车的前进方向，即右前车门玻璃摇把的上半部位。大红旗保险车的防弹玻璃非常厚，也很沉，必须靠千斤顶的摇把才能升降车门玻璃。当时我以为两枪都是车里的林立果打的。但我从大红旗保险车内只找到一个弹壳，与林立果的枪型号一致。同时我在车门内还找到了林立果打出的手枪弹丸，已经破碎了。这说明林立果只打了一枪，弹洞即弹着点也在车上。林立果的一枪既有弹壳、弹头，也有弹洞，说明林立果唯一的一枪没有击中李文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