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三叉戟还是起飞了
这时两辆加油车和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三名机械师正在加油，飞行员潘景寅也已经登机。而载着登机梯的卡车还没有调来，副大队长于仁堂和机场地勤人员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及了，从工作人员的小铁梯往飞机上爬。林彪爬得非常吃力，司机杨振刚在下面托着他，才勉强爬进机舱。林立果拿着手枪，斥责油车司机“快开走”，他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于仁堂看到林彪等人上了飞机，他哪里敢拦？机场是海军的，我们没有权力。于仁堂直奔塔台，目的是要塔台阻止飞机起飞。在塔台楼下于仁堂遇到山海关场站的参谋长佟玉春。佟参谋长说：“我也接到了电话，周总理命令我们阻止256号飞机起飞。”于仁堂说：“他们正在登机。”话音未落，三叉戟启动的巨大轰鸣声响了起来。
佟参谋长说：“恐怕来不及了，只有采取紧急措施了。”他果断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朝天连开三枪。枪声未落，机场停机坪的灯光骤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原来这三枪是机场紧急灯光管制的信号。
佟玉春、于仁堂及同来的战士飞速跑向停机坪。而此时256号三叉戟飞机摸黑滑行起来，突然打开机前灯，照着机头对准跑道后，机前灯又骤然熄灭。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256号三叉戟飞机猛然加速，掀起一阵气浪，强行起飞了。
此时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我们的大卡车到达山海关机场时，停机坪上已经空了，我只听见漆黑的夜空中飞机的轰鸣声。我立即将上述情况用机场的电话急报汪东兴。
五个没有上飞机的机组成员
正当我们呆呆地望着黑暗的天空时，跑来慌慌张张的四男一女，被我们的战士拦住了。跑在最前面的，拎着密码文件箱的人很不礼貌地问：“你们是不是来接我们专机组的？”语气中有几分高傲，几分责备。战士们没有回答，只是上下打量他们。他们有的提着手提包，有的抱着衣服，有的边跑边系裤腰带，样子狼狈极了。
“我们也没有接到机长通知，在房间时休息，忽然听到飞机发动的声音，出来看看256号飞机是不是马上起飞呀？”拎密码箱的人语气明显软了许多，又似乎急于解释什么。
这时他们发现停机坪空空如也，顿时慌了神，七嘴八舌地说起来。“256号飞机飞往哪个机场？请赶快通知对方做好准备呀！”“夜间飞行，太危险啦！”“夜间飞行实在不能保证安全着陆！”我打断了他们的七嘴八舌：“你们根据什么这么讲？”“我是空勤报务员。”“我是领航员，还有他——副驾驶，我们都没有上飞机啊！”
原来256号三叉戟飞机丢下了五名空勤人员，两名副驾驶、一名领航员、一名空中通信员，还有一名女服务员。这就是说，256号三叉戟飞机上只有驾驶员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我将部分机组人员未登机的情况及时报告了北京。
很快张耀祠来电话指示，让我们核查256号三叉戟飞机上有几个人。我们查来查去，只核准了八个人：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飞行员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至于林彪司机杨振刚，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飞机上，李文普都负伤了，杨振刚也或许被林立果杀害了呢。从山海关机场回北戴河的路上，我们一路查看道路两边，没有找到杨振刚的尸体，最终确认杨振刚也在飞机上。这样，256号三叉戟飞机上共有九个人。
至于那五名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我命令战士们将他们带到机场一楼休息室，进行了仔细询问和检查。除了这五个飞行人员外，机场招待所还有三个随林立果从北京来山海关的军人，一男两女。男的叫程洪珍，两个女兵是刚从上海入伍的新兵。林立果让他们在机场待命。从他们带的文件箱中，我搜查出一些重要文件，还有四把崭新的手枪。我们当即把这些重要文件和手枪扣留，其它物品和所有人员交给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处理。
回到58楼我们彻夜未眠
从山海关机场返回北戴河的路上，我的脑袋一直是“木”的，好像凝固了一样。我们警卫的首长就这样跑了？跑到哪里去了？林彪临走说是去大连，真的是去大连吗？回到58楼大队值班室，我习惯地向上望去，96楼灯火依旧，可是一切都翻天覆地了。天将破晓，我们仍毫无睡意，我和张宏同志聊着，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我问：“副团长，你对今晚的事怎么看？”张宏叹口气，说：“我心里压力大呀！一直在想怎么就让他们把首长‘骗’走了呢？”我说：“副团长，我觉得有些不对头。林彪从来没有在夜晚活动过。叶群、林立果叫他上车他就上车？还有，我在他身边工作五年啊，我站在路中间拦车就不停车？车里车外都打了枪，还不停车？到了机场，自己就往小梯子上爬？他要坚决不上飞机，谁又奈何得了他？谁又敢强迫他？他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呀，就那么轻易被‘骗’了？他为什么不质问叶群、林立果，反而一声不吭跟着跑？”
我的话有些收不住闸，张宏打断了我：“老姜啊，这些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呀！可咱两个心里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往坏处想啊！”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也十分清楚，林彪给人的感觉是个甩手掌柜，他什么都不管，他的衣食住行都由叶群说了算。而叶群则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出头露面，指手画脚，要这样，不要那样，首长如何如何。这么一想，我的心中矛盾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