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谭震林早期参加中共，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由于不满“文革”，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元老一起“大闹怀仁堂”，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爆发激烈冲突。谭震林因此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叛徒”，被批判揪斗两年半。1969年9月被送桂林软禁三年。1973年，经毛泽东特许批准后回京。十大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壁垒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吵发生了。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在会议名单上也有他的老部下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谭震林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怒了：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也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周恩来说：不要这么说，我是有错误。
余秋里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的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批斗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后来，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就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不到2个小时，周恩来连续接见两批群众组织代表，对造反派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径发出了怒吼。
晚上9时半，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说：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有人冲军区大院，贵州有人还要缴军区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进驻了军区大楼;北京冲三座门，抄了萧华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辩论，这样完全是对解放军不信任。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做梦也没有梦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那些口号是不是合适？……
1967年2月18日，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之后，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声称“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在信上作了“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批示，然后把信转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震怒】
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姚、王三人连夜向毛泽东报告。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看了林彪转来的谭震林的信，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因为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动怒了。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毛泽东听了谭震林的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朱德、毛泽东曾经是并列的三驾马车。
毛泽东说你后悔不该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
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他对叶群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周恩来劝说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
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进行了批评。这就是扩大的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会议连续开了8次。“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加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批判“二月逆流”，称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是“二个逆流，二流合一”。
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评谭震林等。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谭震林上诉】
谭震林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
但是，1967年4月初，毛泽东向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一伙提出质疑：“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毛泽东还扣压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不准发表。
4月底，谭震林在首都机场接见外宾，公开露面。5月1日，谭震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就是说，他虽然“请假检查”，不再管事，但并未被“罢官”和被打倒。
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是没有得到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
【艰难的软禁岁月】
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则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
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
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
毛泽东在10月31日的闭幕会上说：
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
1971年11月14日，在一次会议上，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指着叶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附录】陈丕显回忆录：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始末
…………
谭震林对张春桥投以鄙视的目光，没有理睬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老奸巨猾的张春桥深知这位老上级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原想主动上前打招呼，可看谭震林如此蔑视他，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对谭震林的鄙视迅速作出了反应。
此时的张春桥已非昔日可比了，他有靠山，已是冉冉上升、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他昂首阔步、目空一切地往前走。
突然，性烈如火的谭震林扭过头来，厉声问身旁的张春桥说：“陈丕显为什么没来？”谭震林指的是进京的名单上有我，但我没到北京来。张春桥现在是上海的“太上皇”，所以问他是理所当然的。
谁知张春桥却板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了！”
“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谭震林看着这个新贵竟敢如此无礼，居然“一阔脸就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反唇相讥：“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气愤，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重问张春桥：“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还是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一下气炸了，连珠炮似的向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发火了：“群众！群众！不要张口闭口用群众压人！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毛主席都批准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逼视下不阴不阳地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继续吼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明明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完，谭震林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众老帅义愤难平震怒“天威” 谭震林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和质问，说出了与会的老帅们郁积心中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在场的老帅们、前辈们的共鸣。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不断插话，以老干部身份替“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真是奇怪之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猛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他们没有想到经他们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恰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和他们卑鄙嘴脸的见证。
谢富治又一次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震林同志好话。”
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的第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文章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骂得酣畅淋漓。如果说，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心中更多的还是疑虑、担忧、迷惘和观望的话，那么，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这种疑虑和迷惘已经转化为愤怒和抗争了。这个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血的事实的教育下所触发的。郁积在老一辈革命家心头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在老帅们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老同志们越说越激动，逞一时之气，图一时之快，也说了一些过头话。没想到后来引起“天威”震怒。
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然后找江青添油加醋地作了汇报。江青听后又害怕又恼怒，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们必须反击。接着这群魔鬼便在江青那里密谋，由江青给主席写了个字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仅仅几小时之后，主席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听信了他们一面之词的汇报。
第二天，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于是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张春桥一伙邪恶势力再次占了上风。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被他们有意歪曲的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谭震林被打倒】
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写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审查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
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
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继陶铸之后,谭震林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重点“打倒”对象。那时,谭震林一家还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就在离谭家二三百米处的中南海西大门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广播所谓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状”,高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冲进谭家,进行了抄家,并把谭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门,六个子女被一个一个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还把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一个人,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
【谭震林的桂林岁月】
时间很快到了1969年9月下旬。一天,“专案组”通知谭震林可以会见一次自己的子女,然后立即离开北京。当天晚上,谭震林被带出中南海,来到一个招待所里,会见了返京治病和在京待分配的几个子女。几个孩子见他面带笑容,神色泰然,就问：“爸爸,经历这样的磨难,你的身体怎么没被搞垮,反而看起来还红光满面的？”谭震林道出了秘诀：“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有人要搞垮我,但是警卫战士是人民的子弟兵。有个战士是管伙食的,聪明好学,还想学会一手烹调技术呢！他按照上面规定的伙食标准,每天一口一个‘首长’地问我吃得好不好？有时还设法去买个鸭子,做‘香酥鸭’。我不把身子养好,怎么同他们斗下去啊。”
谭震林还讲了他在监管中被批斗的情况：“‘专案组’来人批斗,不过他们斗不过我！《北京日报》曾经头版头条发表了对我的‘大批判’文章,我对‘专案组’的人说：‘把报纸给我,让我自己来逐条读,逐条批,看谁批得有理！’他们要批也批不起来了……”
会见子女后的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谭震林就被带往机场,单独一人,被一架军用飞机送到了桂林,被安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办公厅所属的一个保密住处。在桂林,谭震林最不放心的,是相濡以沫的老伴葛慧敏。在单独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病势日渐严重,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当病情有所好转后,在“专案组”的允许下,她带了两个有病的儿女,前往桂林和谭震林团聚。
1970年2月5日是农历除夕之夜,谭震林亲手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迎接分别了近两年的老伴和子女。谭震林被严格看管,不仅不能走出住地,就连一家四口谁住哪一间,都由监管人员指定。谭震林、葛慧敏和两个孩子分住两间。为了保密起见,按照他们居住的五号楼,谭震林夫妇被叫作“五号老头”和“五号老太”,子女也都用了化名。所以,直到他们离开,附近的人都不知道这里住的人是谭震林。
在桂林,葛慧敏继续养病。谭震林带着儿女在后山坡种上了绿豆、芝麻、青菜等作物,还养了一群鸡。他腰间系着用旧被单缝制成的围裙,俨然一个纯朴的老农。谭震林的子女也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犯了什么错误,就问他：“爸爸,他们都说你是‘大叛徒’。究竟是怎么回事？”谭震林很自信：“什么‘错误’？党了解我,毛主席了解我,许多共同战斗过来的老同志,都了解我！”又说,“你们年纪还轻,还不懂什么是政治大事,也不懂什么是革命历史。但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相信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都会搞得一清二楚的。”
【毛泽东否定二月逆流】
1971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事件的爆发,成为1971年政治气候的转折点。毛泽东对“文革”以来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包括对“大树特树”、对“四个伟大”、对“红海洋”、对“一句顶一万句”和“顶峰论”等进行了批判。
毛泽东开始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
毛泽东的话为“二月逆流”平了反。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参加了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充分肯定了陈毅革命一生的功绩,使一度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许多老同志从中受到了鼓舞。通过子女的来信和探视,谭震林知道了北京发生的重大变化,心情振奋。
随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走进谭震林的住宅,同他握手,称他为“谭老板”、“首长”,并且对随行的人说,要照顾好“首长”。这无疑是给予谭震林政治晴雨表的一个信号。
但是这之后不久的一个夜晚,谭震林在石阶上滑了一跤,跌断了腿骨,留下了伤残。这个情况,由前来探亲的子女返回北京后转告了邓颖超,周恩来由此知道了谭震林的情况。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达了“昨晚主席面示”,指出,谭震林 “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他“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并讲了“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