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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那次军委扩大会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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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条主义的根源与一长制

    会议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主义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有变质垮台的危险。

    彭德怀将教条主义的根源归结为单一首长制,也是有失偏颇的。我军和苏军的区别不在单一首长制上,而在单一首长是否具备精神影响力和军事指挥力上。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毛泽东遇事多与将领们商量,辽沈战役时,与林彪之间几十封电报的往来就可以说明问题。如此,看上去不是单一首长制,但实际上,恰恰是最大限度地协调了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战略决心与灵活机动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将领们的积极性,最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用西方政治学家听得懂的语言说,毛泽东是以其神性在引领、统帅军队。如果将反对教条主义理解为反单一首长制,则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多头领导,争论不休,错判战机,回到遵义会议以前的状态。

    然而,我党是崇尚唯物主义的,对于神性、精神性一类的概括有一种天然的抵制。神性,看不见摸不着,不易学不易传。教条,看得见摸得着,易学易传。回避神性,往往会从一种教条走向另一种教条,从苏联教条走向美国教条。

    主观上,彭德怀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讨论,达到明辨是非,团结工作的局面的。这种方式,就叫增强每一位将领的神性。在5月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果真如此,则国之大幸。

 6、破除迷信,找回自信

    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主席。

    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方强的信。他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更能理解什么是教条主义,怎样反教条主义的。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

    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主席说:“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意识,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这番讲话仍然承认苏军条令和规章制度适用苏联的土壤,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反思的。苏联军队经历了红军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大小战役、战斗无数,但是,胜负参半,代价沉重,对先进武器的依赖性强,且战绩远不如中国军队。世上没多少人承认斯大林是战神,但都承认毛泽东是战神。按理说,应该是苏军向我军学习。但是,当时我党我军上上下下充满着对苏联的迷信。即使毛泽东也不敢对苏军有非议,还是把中国经验局限在本国,不能上升到普遍性,缺乏深层次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但是,随着苏联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的出台,随着苏联处理东欧问题的失误暴露,毛泽东对苏联的反思也在逐渐深化。破除苏联迷信,破除洋教条的迷信,已经成为毛泽东的思考中心。

    恰值此时,军队内部传来反苏联军事教条主义的声音,毛泽东就找到了最好的突破口。

    7、“批评彭德怀就是批评我”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转入第二阶段,着重掀起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热潮。

    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讲话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

    听到这里,那些坚持照搬苏联经验的学院派一定很不舒服。刘伯承、叶剑英、萧克、蔡铁根等人会感到惊慌。他们虽然得到了各自下属的支持,但是与领袖的思想发生了冲突。这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这种教条主义主要存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体现在一些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同志身上);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教条主义主要存在于中央和南方苏区时代,体现在一些受王明路线和苏军军事模式影响较深的同志身上)。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 “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教条主义不对,外国经验不对,中国的军队传统就对吗?中国军队的经验就对吗?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

    这样,就规定了军事学院和军事训练的大方向:总结、提练、实践我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辨识优良传统与不良传统?如何区别服从大局的独立作战风格与军阀主义作风?

8、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

    23日的讲话,他说:“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现在看来,这个讲话是很不彻底的。只要肯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就为教条主义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就很难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现在看来,随时用马列主义来包装中国实践,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对中国的战争有任何指导,怎么一总结就成了马列主义了?无数将领和普通战士沿着马列主义的标签,去认真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发现既无助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但已经深陷其中,成了洋教条的信奉者,成了各色各样的“理论家”。一说话,又会遭到毛泽东、彭德怀这样的“丘八学校”毕业生的嘲笑。里外不是,左右不是,真是很苦恼。

    其实,随着战争的结束,十大军事原则也已经成为过去。真正超越时空的军事经验是没有的,但军事心法是有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道德经》等,仔细体会了,就是军事心法。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军事心法,经历失败与挫折的考验,才能逐步从知之甚浅到运用自如。其中的成功,固然可以成为学习的范例,但失败的教训更是值得铭记在心。就算将十大军事原则倒背如流,将无数个战争案例解剖得细致入微,都无法成为优秀的将领,甚至无法成为合格的士兵。这就是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

    因此,麻烦来了。离开了战争这个大课堂,离开了敌人这个好老师,离开了中国古人提炼的军事心法,离开了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离开了毛泽东这样的战神指引,怎样才能办好军事院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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