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要不要职业化的军队？
如此追问下去，直接涉及到和平时期要不要职业化军队的问题。井冈山时期，朱德和毛泽东就争论过这个问题。朱德是职业军人出身，专注打仗。毛泽东却希望军队拿起枪能打仗，放下枪能做群众工作，农忙时候又能拿起锄头，任何时候都要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到第一位。毛泽东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支天兵天将，聚成一团火，散为满天星。这就是神的部队。直到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中，他才真将这个想法说清楚了：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但是，回到1958年，毛泽东还没想得那么清楚。他在努力地认识苏联经验的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
要搞民兵，甚至寓兵于民，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问题在于，职业化军队怎么办？那时候，他还在犹豫。所以，民兵只是“土办法”，还得屈从于职业化军队的“洋办法”。
10、“我没有军事学”——军事心法，超越时空
真领导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毛泽东水平也是无人能比。29日的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这里就体现了强烈的自信。当然，他还只能在当时的语境下谈话，还得把马克思列宁当作神抬出来。
对刘伯承，毛主席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现代战略。”
刘伯承不明白，《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是超越时空的军事心法。而所谓的现代军事艺术，其实是如何将坦克、大炮、飞机协同作战的有限经验。真正的军事艺术大师是毛泽东，艺术是心法与实际材料、情形的完美结合。
对此，毛泽东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
此论是要害。迷信书本或理论的人一听，噢，毛泽东自己说没有什么军事学。那我们还得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西点军校的军事教材，还得学苏联的军事学。其实，毛泽东这里是在嘲讽这些理论迷、书本迷。战争进程瞬息万变，谁能迅速准确地判断情报真假？谁能判断敌军将领的决心和意志？谁能从下属的电报中体会前线战情和将领信心？谁能让千里之外的军队服从战略意图？谁能通过一篇文章吓退傅作义十几万大军？谁能通过喝茶聊天动摇卫立煌的作战意志？因为蒋百里写了《国防论》，现在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军事家，这不是笑话吗？
其实，将领们最应该学习的是毛泽东胸怀全局、抓住要害、临机决断、反思总结的心法。但是，心法不但可以运用在军事上，也可以运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如此，军事将领的培养和其他党政领导的培养就没有明显差异了。习近平倡导学习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智慧，其核心就是儒、释、道、兵、法各家的心法。
但是，这样去总结、理解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就显得有点唯心，显得虚无飘缈，无章无法。经验，以及经验的教条化则更唯物，可触可摸，有章有法。考虑到“五四”浪潮将所有古代智慧都当作统治阶级愚弄人的把戏被抛弃了，毛泽东也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体会运用，却不能讲话肯定。
做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做。做的，靠中国古代智慧；说的，只能是现代西方教条。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困境，也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困境。
虽然习主席一再公开推崇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但是，学术界、舆论界还都牢牢把握在现代西化教条主义的迷信者手中。所以，空谷绝响，应者寥寥。党政军各级领导人，按说是最需要也最应该理解古代智慧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也都是西方教条培养出来的。如果说其中有明白的，运用得好的，那往往是自己在揣摸。
会议现场的彭德怀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个思想困境。他只能顺着毛泽东的思路，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