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中国疑古思潮的西方背景　　

西方学者们正是在斯卡利杰虚构的编年史的基础上，塑造欧洲“古典文明”、“东方古老文明”以及欧洲中世纪历史的。萨义德将欧洲人所虚构的东方历史（古埃及—两河—波斯与印度史）的行为取名为欧洲的“东方主义”，后者旨在为欧洲列强及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服务。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西方进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规模伪造“世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针对中国真实历史的疑古风潮。从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口号，到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一时间怀疑中国古史的风潮恶浪汹涌。　　

更为有趣的是，欧洲杜撰古希腊的虚假历史和在中国否定自己的真实历史时，两者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却如出一辙，欧洲造假与中国疑古都采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谓“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我在《平旦札》中曾经提出：“疑古派怀疑一切的理论，正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强大的世界思潮。这个思潮在西方产生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崇拜，在东方则恰恰相反，对西方的崇拜带来了对东方的蔑视。”[28]　　

中国“古史辨派”对“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的经典表述：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根据这种方法，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说法。这实际上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29]的翻版。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19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康诺普·瑟尔沃尔为这期间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30]这种古史观还反映在19世纪中晚期的英语世界标准古典学的教科书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腊史》中。　　

西方的“层累造成古史说”之目的是编造种族主义虚假历史的神话。19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所谓“历史科学”，对于此前所编造的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不能满意，于是以比较语言学为根据对前此的各种传说进行扫荡，从而形成属于印欧语系的纯种的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　　

这种本来是服务于虚构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古典学方法，经过日本传到中国之后，形成了中国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对中国古史进行否定，结果充当了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从民国时期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其基本倾向是向西方的意识形态看齐，陷入了否定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之中。　　

真文明遭无视，伪文明得追捧的怪现象　　西方人没有历史，对照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时自惭形秽；于是，花了差不多前后500年时间，伪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期证明自己的民族更为绵长而深厚，没有历史遗迹就千方百计新造景点以冒充古迹，于是17世纪时“古罗马建筑遗存”遍地开花。然而，谁知这些纵横数千里、上下两千年的“古罗马建筑遗址”千人一面，既无时代特征、也无地域差别，更无建筑材料、设计者个性的不同，都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可偏偏擅长考据的中国人也相信那是真古董，令人难以理解。所谓古希腊第一古建遗址雅典“帕台农神庙”，本来是土耳其的一座无名神庙，历史上经多次战火，早已成为废墟；西方人先设计好图纸，于19世纪时将其重新修建，土耳其的无名神庙就成了“古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将假古董雅典娜神像放进去供人观瞻顶礼。　　再如，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人本来是一群难民的后代，觉得这座城市没有圣人、面子上挂不住，828年有两名威尼斯商人打听到使徒圣马可遗骸存放在埃及的亚力山大港，于是连哄带骗将遗骸偷运回威尼斯，获得全城热烈欢迎，随后兴建了兼具陵寝与教堂意义的建筑，称为“飞狮”，成了威尼斯的象征。[31]由此可见，西方人锻造伪历史与假古董不遗余力。　　

时下常听人说，西方有识之士早已提出，西方文明已呈没落之势，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世界看东方，东方数中国，中华民族复兴重儒学，众望所归在孔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推重的是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文化传统，《论语》所云“斯文”是也。孔子讲学使用“雅言”，雅者“夏”也，雅言就是“夏言”，中国最早的书面语言就是夏言，四千年不间断的古汉语就是在夏言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辞典名曰《尔雅》，“尔”者近也，“雅”者夏也，尔雅的意思指以夏言为标准对当时各种方言进行训诂的意思。“夏言”为尧、舜、禹所使用的语言。　　

令人振奋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尧帝的古都——陶寺遗址被发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仅有历史纪录，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们不辞辛苦的工作，居然将人类历史上唯一文明的最早遗址完整地发掘了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镇，距今4300多年前，该遗址不仅面积超大、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国家首都的规模，而且出土了文字，还正巧是“文明”的“文”字；这里有观象台，有大型成套礼乐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像这样完整反映礼乐文明制度的早期大型遗址，在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为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明。[32]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本来我们可以用人类唯一文明的真遗址、真文物，与古希腊的假文明、假遗址进行对照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现代人看不懂，我们的子孙未必一定也看不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听说这个可以印证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大型遗址，不知何故已经被轻率地回填了……　　

中国人真大方啊！也许因为中华文明是唯一具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文明，真的古文化遗存随处多有，于是也就不当回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