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孙果达
原载《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
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目前所知道的有两份。第一份是西安事变次日发出的，迫使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第二份是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述中发表的有关内容。
斯诺所说的斯大林“密电”
斯诺在其著述《红色中华散记》中，引用了他1937年11月2日在上海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后所记的日记，说宋庆龄告诉他：“毛泽东在接到莫斯科的释蒋命令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他们一直在打算公审蒋，并组成一个西北抗日国防政府。”宋庆龄还说，斯大林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
斯诺接着还叙述了1938年2月5日他与一位当时“已升任省委负责人”的顾姓共产党员的谈话：“莫斯科的命令到达时，顾一直在上海。命令的措辞毫无商量余地（顾的说法），大致如此：‘立即释蒋，不然就断绝一切关系。’”
季米特洛夫16日来电的原因
斯大林1936年12月13日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了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季米特洛夫又代表共产国际于16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苏联的政策。这种看似多余反常的举措其实有其合理的原因，因为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拒绝了斯大林的指示。
1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其中说：“我们已电知上海、天津、西安，执行下列：（一）推动人民、团体向国民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二）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这份电报的内容可以说与斯大林的指示针锋相对。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又一次联合以个人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请他们将这封电报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
14、15日的电报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坚持自主选择，并没有受斯大林13日电报的影响，但党内领导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做出重要决定，就是给国民政府的公开电竟然也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于是，不仅让莫斯科，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政策的自主态度，以及这种自主态度背后的巨大分歧。
由于中共中央14、15日有两份电报都是给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当然不得不立刻做出回答，这才有了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而且在电文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这份电报原件的开头表明，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所有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统一回复，而是针对14、15两日，尤其是针对15日毛泽东等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电，目的显然是要纠正那份公开电中所提出的、与苏联政府的态度格格不入的相关政策。为此，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的最后一句特别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季米特洛夫显然急于了解中共中央在收到电报后的态度。
由于签署15日公开电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只有毛泽东与周恩来，而周恩来16日正在肤施苦苦等候张学良的飞机以便早日赶到西安，张闻天与博古没有在公开电中署名，项英留在南方，王稼祥也已经赴西安治病，这使得当时身在保安的毛泽东根本无人可以商量，更不可能执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因此，当时的客观条件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也无法做到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最后所强调的“请速确认”，更何况毛泽东也根本不愿“确认”。
毛泽东对斯大林第二份“密电”不屑一顾
中共中央这份公开电虽然是转给共产国际的，但显然是对斯大林13日电报的公开回答。电报到了共产国际手里，自然也就到了斯大林手里。由于局势危急时间紧迫，因此在季米特洛夫迅速做出回答的同时，斯大林也立刻给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也就是斯诺所言的“密电”。当时斯大林完全明白，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决不会起任何作用，亲自出马已经成为唯一选择。斯大林认定毛泽东是在用帮会作风代替党的原则，更是拉拢军事领导人在用枪指挥党，因此使用了“土匪”、“断绝关系”、“公开批判”等多种粗暴字眼。很明显，由于在各自党内的地位不同，当时在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心目中，对党这个字眼含义的认识也就难以一致。特别是斯大林当时根本不了解毛泽东面临的艰难抉择：其他姑且不论，单就众多公开或隐蔽地在西安工作的共产党人，当然包括高级干部，别说毛泽东公开或暗中接受苏联的主张，即使对事变的支持开始稍显犹豫或软弱，他们在张学良、杨虎城势力范围内立刻就会身陷险境，毛泽东又怎能弃之不顾？至于对两党在西安事变中各自利益的诉求，则更是大同与大异并存。
斯大林“密电”从其性质看，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粗暴干涉和侮辱；从其内容看，是针对毛泽东所坚持的“除蒋”政策；从其逻辑看，是斯大林13日电报的升级与强化；从其时间看，是针对毛泽东等中共党和红军领导人15日以个人名义的公开电。因此，斯大林“密电”到达的日期是12月16日，也就是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同一天。
但是，收到斯大林“密电”并受到人格侮辱的毛泽东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却也激起了他更顽强的斗志，历史早已多次证明毛泽东决不是在压力面前低头退却改弦更张之人。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置斯大林13日的电报于不顾，已经摸了一把老虎屁股，岂会怕再次重复？正如前述斯诺所言：毛泽东根本不是惊慌失措，而是“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至于行动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对共产国际不屑一顾的轻蔑回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份拖延了两天的电报表面上是给季米特洛夫的，实质上也是给斯大林的，因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根本无需单独回电。毛泽东以18日的一电回复16日的两电，其隐藏的真实含意其实就是“拒绝接受”。
这份回电是在18日发出的，也就是毛泽东决定改变“除蒋”政策的第二天。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让毛泽东不得不在17日放弃“除蒋”政策的主要原因决不是16日来自苏联的两份电报，而是为了红军能够在西安事变的多方博弈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