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夏继诚著《民国热点人物追踪》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935年底，蒋介石单独召见陈立夫。
一见面，蒋介石十分客气：“立夫，叫你来是想让你去履行一项特殊使命。”
闻听，陈立夫登时起立。
蒋介石让陈立夫坐下后说：“你前些日子一直在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对苏联的情况心中有数。上个月我接见鲍大使时你也在座。他建议最好由我国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我想这有利于尽快缔结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也有利于尽快找到与中共接触的联系渠道。经反复考虑，我决定派你前往莫斯科，代表我国政府与斯大林当面谈判。”
沉吟一会，蒋介石又说：“不过，你此行必须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风声，特别不能让日本人有所察觉。”
匆匆整理行装后，陈立夫带了中央组织部调查室总干事张冲，在中国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陪同下，悄悄从南京抵达上海。陈立夫化名李融清，乘上德国船朴茨丹号，秘密前往柏林拟再转莫斯科。
陈立夫静候蒋介石指令，好去莫斯科，他们在柏林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期间，日本人侦知到陈立夫的行踪，蒋介石怕得罪日本人，急电陈立夫取消计划迅速回国。
几个月以后，陈立夫收到了中共代表潘汉年的一封信，要求陈派人到香港见面。
原来，陈立夫临去柏林前和蒋介石商定，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出面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接触。王明指示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和邓文仪作了多次会面交谈。邓文仪及时报告到国民党最高层，陈立夫对此了然于胸。
但王明和邓文仪都感到中共中央在陕北，要真正解决问题，双方的谈判必须到国内来进行。于是潘汉年回到了香港，按照和邓文仪事先的约定，潘给陈立夫写了这封信。
除了邓文仪这条线外，陈立夫又指令其亲信曾养甫设法与中共接触。当时中共在国统区已全部转入地下，陈立夫、曾养甫煞费苦心也找不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最后又辗转通过几层关系，总算与中共北方局所属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接上了头。不久后周小舟秘密来到南京，与曾养甫进行了多次会谈。
曾养甫每次会谈后都向陈立夫详细汇报。陈又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周小舟回北平后，向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作了汇报。王世英又专程到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周对此很感兴趣，并以毛、朱（德）、周的名义给曾养甫写了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的主张。
曾养甫接信后，立即呈报给陈立夫。
陈向蒋请示后，特地来到曾养甫家中，和另一个参与谈判的代表谌小岑一起商谈。
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立夫口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条意见，作为对毛、朱、周来信的答复：
一、Ｋ方（国民党）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Ｃ方（共产党）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Ｃ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
四、Ｃ方可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陈立夫还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信，希望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周恩来回信给曾养甫：“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
正当陈立夫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不断有所进展之时，他又收到了潘汉年的来信。于是，他立即派张冲前往香港与潘汉年秘密接头。
在张冲陪同下，潘汉年于1936年7月住进了南京扬子饭店。
其时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要不要见潘，陈立夫召集智囊研究后又向蒋介石作了请示报告，最后确定不见。因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只能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谈判的对手必须是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陈立夫要曾养甫和张冲将此意转告潘汉年，希望潘能到陕北一行，取得中共中央委任的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两党合作的条件后再来南京。
潘汉年辗转到了陕北，见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并列席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下旬，潘汉年随身携带《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致宋庆龄等人的信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以中共中央最高谈判代表的身份，于10月中旬秘抵上海。路过南京时，潘汉年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和周恩来致二陈兄弟的信，面交张冲。
陈立夫先看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接着逐字逐句研读了周恩来给他本人和其兄陈果夫的信。
早在10年前，陈立夫在黄埔军校就认识了周恩来。所以周恩来的信一开头就说：“分手十年，国难日亟。”周恩来高度赞赏二陈主持打通两党联系之举：“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周恩来还恳切希望：“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
看完了信，陈立夫对张冲说：“你要通过潘先生，务必请周恩来先生到广州或香港会谈。南京这个地方各国大使馆云集，不容易保密。”
10月中旬，陈立夫在南京秘密会见了潘汉年。
他紧紧握着潘汉年的手，说：“潘先生，我们神交已久了。我们到处抓你，可是你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我们那帮子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呀！”
潘汉年幽默地说：“我今天不是主动送上门来了吗？！”
陈立夫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抓到你，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今天，你是我们请来的贵客呀！”
寒暄后，陈立夫和潘汉年的谈话转入正题。
陈立夫说：“贵党中央的信我们均已过目。但我党中央尚未就此事开展讨论，因此我只能就个人的观点谈几点看法。”
蒋介石这时已顺利解决了两广事变，政敌陈济棠被迫远走国外，他感到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中共问题了。这种态度不能不影响到陈立夫。他对潘汉年说：“只要贵党能将军队交由中央统一指挥，放弃割据，其他一切问题均好商量。”
潘汉年不禁心头一愣，正色问道：“立夫先生，你这哪里是谈判两党合作呀，这不是要收编吗？你原先提出的四条谈判意见，还算不算数？”
陈立夫一时语塞：“这仅仅是我个人意见。”
潘汉年毫不客气：“既然如此，那就等贵党有了正式意见后再谈。”
20多天后，潘汉年应邀再次到达南京准备会见陈立夫。可前来迎接的张冲告诉潘：立夫先生等你不及，已乘飞机赶到上海去找你了。
潘汉年当即和张冲一起乘夜车赶回上海。第二天（11月10日），潘陈二人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
陈立夫说：“我这次来，是受蒋先生之命，向贵党提出的两党合作条款作出正式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什么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第三，贵方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贵党所提各点均好办。”接着笑问道：“这条件恐怕不好接受吧？”
潘汉年笑着回答：“这完全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曾养甫派人到苏区及与我会见，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是否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抑或受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欲与日方妥协？”
陈立夫见谈不下去了，机敏地转换了话题：“条件是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功。不过周恩来如能代表军事出来与蒋先生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从三千增至一万之数。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旨意必须先解决军事。但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你可否打个电报，请恩来先生出来一次？”
潘汉年断然拒绝：“暂时停战问题如不能解决，我想他是不会出来的。”
第二次会谈也无果而终。
张冲将潘汉年送出沧州饭店时，喟然说：“立夫先生本人对蒋先生所提内容甚感失望，但他在这重大问题上只能听命于蒋，个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将用尽一切力量，以促成此事。”
这时蒋介石已到洛阳指挥西北“剿共”作战。陈立夫匆匆赶到洛阳，向蒋报告与潘汉年会谈情况。蒋态度严厉，丝毫没有转圜余地。
9天后，陈立夫第三次与应约到南京的潘汉年见了面。陈立夫说：“蒋先生坚持原各点无让步可能。如军队问题不解决，停战问题也无从谈起。”
潘汉年一针见血：“国共的对立如不停止，蒋先生如坚持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则日本势必大举进攻，蒋先生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他称谓如何，不是我潘某杞人忧天，蒋先生恐不能不预为设想。”
晚上，张冲到宾馆看望潘汉年时再次强调说：“立夫先生本人实在是左右为难，他希望双方能继续努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这一天是1936年11月19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发生，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