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林彪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不幸负伤，被送回延安治疗。延安有一座中央图书馆，林彪是图书馆中借书最多的人。20世纪50年代林彪在北京养病，只要身体稍好，他就像在延安一样，要秘书到北京图书馆为他借书。

林彪秘书谈林彪的读书生活

李德口述，舒云整理

原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1960年1月，林彪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为新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要在会上就形势与任务发表讲话。新任伊始，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的回答，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被国际上某些人搅得十分混乱。虽然林彪并不是发表公开讲话，但是面对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这个大是大非上必须旗帜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林彪决定从列宁的著作中看一看列宁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因为列宁的话更具有权威性。他向秘书交代：“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借一套《列宁全集》来，现在就要！”

秘书把书找来之后，他数了数共有38卷。林彪问：“就这些吗？”秘书回答现在已经出版这么多。于是林彪和秘书分了工，第1卷至19卷由秘书看，第20卷至38卷由他自己读。他指示秘书把列宁著作中凡是讲到战争问题的语句章节都摘抄下来做成卡片。他自己读的部分由他用红笔划出，找别人帮助摘抄。并且要求两天之内完成。秘书担心,《列宁全集》后19卷份量大，是不是秘书多承担一些，林彪回答说：“从1914年到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段时间，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的论述最多，还是我自己来看。”两天过去了，林彪的办公桌上放着200多张卡片。

　　他一边翻检，一边分类。有的还用红笔在旁边加注，显然他已经胸有成竹。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为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回答，竟然把《列宁全集》全面复习了一遍，这种严谨的态度确是不同寻常。随后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会议结束了，大政方针基本上定下来了。于是如何带兵、爱兵、用兵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会上确定的大政方针也要一项一项落实。林彪让公务员找秘书来。秘书一进屋，林彪就说：“你再给我找一些书，主要是古代的兵书。这些书里有许多带兵之道、养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处。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这时已进入2月，临近春节，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较少日常公务的干扰，多读些书。秘书从广东省图书馆古籍书刊部查出一部《武经七书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十册，看起来还未曾借出过。秘书立刻请广州军区政治部协同办了借书手续，把书借到手。

　　《武经七书直解》是从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后刊行的七部兵书的合编。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唐李对问》等。

　　林彪看到这部书十分高兴，像得到什么宝物似的。马上喊叫“叶群，叶群”！叶群正在她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听到喊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立即跑出来。林彪没等叶群问话就说：“叶群，我告诉你，今天借到一部好书，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看。”就这样整个2月份，林彪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埋头读这部书。叶群也跟着读。办公室也忙起来，两个秘书，一个尉官，还有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内勤，一齐动手，都来参加抄兵书语录。按照林彪红笔勾划的记号，一句或一段话抄一张。然后分别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七个专题分类汇集。从林彪的神情看，这段时间，他显得轻松、惬意，一有空就和叶群谈这部书，说这是“中国古代兵家重要遗产”，还说“要是都翻译成白话文就好了，可以让干部都读一读。”后来有一天叶剑英元帅来看林彪，林彪向叶帅推荐了《武经七书直解》，并且向他建议：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专家，把《武经七书直解》翻译成白话文。事过20多年，到了80年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成的古文和现代文对照的《武经七书》终于出版了，这是后话。

　　提起这部《武经七书直解》，还有一段插曲。林彪有个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就单独保存，其他人员甚至叶群都不能随意翻动。

　　这部书是借图书馆的，只能用一个月。40天过去了，图书馆向广州军区政治部经办人催要。秘书向叶群请示，看怎么办好。叶群知道林彪的习惯，又何况林彪十分珍爱这部古籍，就让秘书以国防部办公厅秘书的名义同图书馆商量，再延期三几个月归还，但一定不要透露是林彪正在用这部书，等回到北京想办法买一部。秘书也只好这样办了，重新给图书馆开了借条，确定了广州军区政治部的联系人，图书馆终于同意了。后来回到北京．秘书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都没有找到，而且许多老营业员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典籍。秘书犯了难，几乎绝望了。每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逛旧书店。一天偶然在隆福寺小街，发现一家门面很小的旧书店，就进去询问有没有这样一部书。营业员回答说没有，但又说我们店后面有两间书库，你要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秘书当然愿意。一个人在书库足足翻了两个小时，终于发现一部《武经七书直解》，与广州借的那一部同一个版本，只花了10元钱就买下了。秘书向叶群汇报了买书经过，叶群也喜出望外，向林彪作了报告：“101，我们又买到一部《武经七书直解》。这回好了，可以还给广州省图书馆了。”叶群让秘书赶快请办公厅托人给广州军区政治部送去，归还图书馆。从此，林彪给秘书交代了一个任务：“有空的时候多去旧书店走走，发现好书就买下来，就算是你们替我逛书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01”是林彪在东北野战军任司令员时的代号，叶群几十年来一直用“101”称呼林彪。

　　3月，林彪看到叶群通读《武经七书直解》以后，打下了一定的读古籍文献的基础，就让她趁热打铁，读《纲鉴易知录》。林彪让秘书给北京家中打电话，送文件时同时带《资治通鉴》和《纲鉴易知录》来。他自己读《资治通鉴》，叶群读《纲鉴易知录》。林彪读书很快，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秘书们有时也一起议论，首长看书速度怎么这么快？后来有一次林彪和秘书闲谈时谈到，如何读大部头书。他说：每读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有些章节要精读，有些章节可以粗读，有些章节索性不读。读书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时一目一页，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则十目一行，这样就可以大省精力。为了让秘书提高读书的效率，事半功倍，林彪曾多次重复过他的这些话。

　　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让秘书到书店买一些古代名家论述政治方面的书。秘书听了他的话之后有些发愣，不知该买些什么书。林彪觉察到这一点，立刻补充说：比如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秘书恍然大悟，于是到书店给他买回了一部线装的《昭明文选》。林彪连连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一连十多天，他就读这部《昭明文选》。

　　在读书上，林彪还有一个习惯，他的书桌平时只摆一部书，其他书刊统统不能放。这部书读完，再换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位古人说过的话：“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这样才能专心致志作学问。

　　这一年4、5月间，林彪围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个命题，反复研读了毛泽东主席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林彪提炼了“政治工作是提高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这句话，以题词的形式公开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段时间，林彪让秘书搜集当时连队的政治教材。他说：“我很多年没有接触部队了，现在连队指导员是怎么做工作的？还讲不讲政治课？讲些什么内容？教材有没有？教材是哪里发的？你到附近的连队转一转，直接和指导员见面，同时把连队的政治教材要一些来，不管是总政治部编写的，或是军区编写的，还是军一级政治部编写的都要，不怕多，搜集越多越好，我要自己读一读，看一看。”秘书在北京附近走访了不同军兵种的几个连队，搜集了从不同角度编写的十几种连队政治教材。林彪一本一本读，一本一本看。很明显，他的调查所得凝聚在9月份发表的《四个第一》的讲话中。

　　7月，林彪全家到庐山度假。林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注孙子》，也就是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评注。这本书他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了，封面都破了。林彪在书上作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是一部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克劳塞维茨也因这本书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战略理论家之一。林彪是围绕克氏的主要命题：“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研究这部名著的。

　　顺便提一下，林彪读过西方许多名著，他的小图书室内陈列的书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也是他比较喜欢的西方名著有“四论”，即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语：“四论四论，都是学问。”林彪涉列的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8、9月间，林彪阅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这时林彪正在酝酿他准备在9月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篇讲话。他让秘书“帮助”他围绕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样三个命题，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找出有关论断。林彪说：“不要怕重复，即便是词句完全相同，只要在不同的段落、不同的著作上出现．都要摘抄，这样就自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林彪擅长于从他自己的阅读中，从他反复地推敲这些语录中，提炼、凝聚出自己的观点。

　　10月，就在紧张忙碌的全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林彪每天清晨反复研究毛泽东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等篇章，从内容、文章架构方面，一段一段仔细推敲，用来指导会议的两个起草小组把《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草案写好。后来这个决议在指导全军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改善部队的政治面貌、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成为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11月，林彪带着叶群到广州。到广州的第二天，林彪就让秘书搜集东西方各发达国家军队的各种条例、条令。如步兵操典、野战条令、内务条例、训练纲要等等。林彪说：“这些东西过去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都有一些，现在大都散失，广州也许能找到一些，不然就花钱到香港旧书店、旧书摊找找看。”

　　这次秘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搜罗到几本。林彪也显出几份惊喜，拿出放大镜，一本一本看。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小学生字典那么大，字体也小，翻译得很粗糙。叶群担心林彪把眼睛看坏了，几次劝阻他不要再看了，“让秘书给你读一读吧”，但是林彪没有理会她。原因是中央军委要召开条令条例会议，研究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内务、纪律、战斗等条令，只有亲自摸一摸这方面的有关材料，到了会上才有发言权。

以上是l960年一年间林彪读书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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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

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9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官，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京师图书馆按规定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标志着它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