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转发按语】
近年以来，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对文艺复兴后诈尸一般地突然出现的希腊罗马伪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揭露。
但是，此举却捅了百年以来希腊罗马造神者和膜拜者的一个大马蜂窝。
为此，失态的主流人士或痛哭流涕或破口大骂——于是鄙人被册封为“学术义和团”首领以及无知“民科”的代表。
更为有趣的是，一向被认为代表主流文教论坛的某报，近期连续发表一组讴歌赞扬希腊罗马政治文化先进性的文章，显然是为了清洗流毒以正视听，也是对我们质疑希腊罗马伪历史思潮的一种回应。
本人皮很厚。多年被骂，积非成是，早已习惯了。所以听到主流那些喧嚣咆哮，正乐观鼠辈如丧考妣痛不欲生之状，无所谓。加上近年老夫已经病残，?所以不认为有必要有所回应。
但是友人董并生?君则是十分认真做学问的人。他竟然不惜力气地烛幽照隐，爬罗剔抉，引经据典，对希腊罗马的伪造历史再次做了深刻的扒皮性和挖根性的揭露。
这里转发的董并生先生新作此文，系统回应了近期某报的那一组神文章。鄙人虽然是较早（但并非最早）扒开希腊罗马伪历史这个粪坑的始作俑者，但是读董文后，仍然感到深获启迪。
董并生先生著有数十万言的专著——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我拜读其书后，曾经评论以为这是一部振聋发聩之作，其于现代华夏民族学术具有醒觉性的意义。
我认为董书的学术性、系统性和严谨性，均大大超过我已出版的《希腊伪史考》及《续考》。在此也向关注希腊罗马伪历史问题的朋友们吐血推荐一下。
董并生：西方“希腊罗马学”真面目
——兼评历史观上的双重标准
2017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理论版整版刊登了有关世界历史的系列文章，专门论述西方的“古典历史”。一篇颂扬“古希腊文明”，一篇赞美“古罗马精神”，还有一篇则推崇“拜占庭帝国”对“古典文明”的传承。这三篇文章相互关联，分别由国内相关古典学专业的专业学者执笔，构成一个严密的系统，正好涵盖欧洲“古典学”的范围。
欧洲“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典历史”。“古典历史”指“古希腊”与“古罗马”，具体来说，“古典学”一词特指以公元前480-前323年的“古希腊”及截止“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为止的古罗马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而所谓“拜占庭帝国”的意义，则是为了给断绝了千年以上的“古典历史”在所谓“文艺复兴”的复活中寻找一个“传承”的依据。
表面看来，这几篇文章虽无什么新意，却也似乎并无大错。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表面上堂而皇之的文章之中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来自于19世纪前后兴起于欧洲的西方中心论，就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反映而言，一方面表现为20世纪初开始的对中国古史的疑古风潮，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西方列强历史的美化与追捧。
事实上，这个“古典学”概念并非真是什么古已有之的西方学术传统，它不过是在18世纪末期，具体来说是1795年才登上历史舞台的。换句话说，所谓“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在本质上它成形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完全是一个新面孔。
质而言之，当前历史学观念中的这种倾向并非无关宏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涌动之下，这样的文章显得不合时宜，对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且为害甚大。
一．“虚构事实”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前西方没有历史。“伏尔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以及关于15世纪末叶以前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能够为人所知时；他就一举而说出了两件事：即早于近代的事都是不可知的，以及更早的事都是不值得知道的。”他认为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像研究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15世纪之前，在中国纸张与印刷术尚未普及时，欧洲历史一片混沌……
不论是法国、英国还是德国，都是如此。伏尔泰说：“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生活的时候，法国人还在那里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休谟认为盎格鲁-萨克逊的世纪，即英国形成的时代，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歌德则拿中国对比了德国的情况：“中国有千百种这样的小说；在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小说了呢。”歌德这里所说的中国小说，原来是《好逑传》，歌德没有多少中国文化知识，因此拿一本中国的三流小说顶礼膜拜。为了此事，今年中国一位著名作家还大受刺激。
史学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所谓的“历史著作”之“历史”, 和中国“历史”的定义完全不同, 西文之“history”, 原本是 his story 的意思, 即是“他的故事”, 在有了中国纸张之后，欧洲诸民族的口语开始试写在这种纸面上，逐渐形成了欧洲方言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大一统的政治，也就没有大一统国家进行历史纪录的需求，因此也不会有史官制度，也就没有历史纪录。于是，西方诸蛮族的人们高兴了便随意写写他人的故事,并不当真。后来发现中国人有历史，于是就模仿中国历史，开始编造自己的历史故事，这就是欧洲历史学的起源。
西方因其没有历史，于是“虚构历史事实”就成了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这与中国史学的体制及原则完全不同，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汤因比在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方法时说：“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只同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而并非同全部事实有关；在另一方面，除了记录事实，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
正因为西方没有历史，因此在与中国接触之后，面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及文化生活，欧洲人不禁自惭形秽，于是就不惜虚构、乃至伪造历史。
例如，在中世纪炮制出炉、托名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有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古人的真实情况，所以尽可能接近于真实的近似虚构难道不是有用的吗？”英国历史学家保罗•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谈到有关文献的章节时说：“我们并不想废弃看上去似乎是真实的谎言。”
西方的学者们正是用这种虚构历史的方法，来编造所谓“古典历史”的。对此，西方人自己心知肚明，并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对于所伪造的历史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只要能够自圆其说。
拜占庭、“罗马”及“希腊”所指是同一个地区
本文开头所列举的三篇文章，一篇讲“古希腊”，一篇谈“古罗马”，一篇写“拜占庭”。然而，历史上拜占庭、罗马及希腊这三个概念起初所指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将这个地名一分为三，就形成了欧洲的“古典历史”。
“拜占庭帝国”的说法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伪史概念。在今天所指为“拜占庭帝国”的这个地方，从未有称为“拜占庭”的国家存在过。以“拜占庭帝国”指称这一地区的做法，出现于19世纪中叶。英国人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于1853年所写的一部书《从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761 tu 1057），第一次在书名中使用了“拜占庭帝国”。拜占庭（Byzantine）这个概念到20世纪才流行开来。据希腊伪史称“拜占庭”是古希腊殖民地的一个地名，于是将其用来指称君士坦丁堡。
欧洲历史的记载发端于造纸术的引进，而阿拉伯人造纸术早于欧洲五百年。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向北部扩张的过程中对欧洲的情况很了解，当时阿拉伯人只知道鲁姆国（东方国家）及法兰克人（西方蛮族），并没有所谓上帝之城的意大利罗马城的存在，更没有所谓古希腊的影子。
罗马（Rome）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鲁姆”（Rūm）。起初，由于阿拉伯人称欧洲东部地区（拜占庭）为“鲁姆”（Rūm），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沿用了这个词。因而编造西方伪史时说该地方的人们自称为鲁姆（罗马）人。
“当时的阿拉伯语以Rūm来涵盖希腊人，而拜占庭帝国之前的疆域，则以Rūm国而为人所知，希腊语则称之为Rūmī。事有凑巧，连希腊人自己也常以Romaike（本指基督教）一词指称拜占庭的事物。……相较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罗马城，意大利的罗马城似乎就较不重要而少有人知了。”
后来天主教会编造出古罗马帝国接受皈依的故事，并伪造“君士坦丁的赠与”，将罗马的概念移花接木到意大利今天的罗马地区，将罗马一词据为己有，说意大利的罗马才是罗马，指称鲁姆为“东罗马”。因该地区的东正教使用希腊语，于是后来又称其为“希腊帝国”。
总而言之，鲁姆→罗马→东罗马→希腊→拜占庭，其称呼的变化不同时期出于不同需要，其所指实际上为同一个地区。
将雅典为中心的地区称为“希腊”是16世纪以后的事
在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希腊”的概念。将现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地区称之谓希腊，是17世纪70年代在欧洲开始兴起的百年“东方之旅”之后的事。
在16世纪时该地区有时被视为“亚该亚”的同义词，有时又成为“鲁马尼亚”或“鲁梅里”的同义词，甚至还称之为“索非亚”。
“对前往东方或雷旺达的西方旅行家来说，16或17世纪的希腊是什么（在何处）？一种混淆的希腊地域概念，被当时的游记作品、甚至还被这一地区飘忽不定的名称本身所证实；有时它是亚该亚的同义词（令人想起罗马行政区域划分时的名称），而有时它又成了鲁马尼亚或鲁梅里的同义词；混淆还不仅于此。在同一文章中，同样一词‘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常常被强制用来既定义国家政权，又定义希腊本土省份；甚至在不同文章中，这些同样的词语和定义也被随意交替或重复使用，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在这样的文章中——尤其是16世纪，哪个作者到底想说并说了些什么。……作为随意称呼希腊的典型例证，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索非亚。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在访问索非亚期间提到希腊时，居然将它说成是‘贝莱拜伊（Berlebeg）的首府或全希腊的总督府；而土耳其人则称之为鲁梅里。’”
17世纪70年代，在短短的10年间突然爆发了“发现雅典之游”的热潮。当时是法国人及英国人开始了“发现雅典”之旅的。而“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由于在18世纪前后“鲁姆”地区被称为“希腊帝国”，因而在伪造古典历史的时候，就将其称之为“古希腊”。换句话说，“古希腊”的概念是相对于鲁姆地区的概念而言的。当时刚好在东方之旅的巴尔干半岛发现了“雅典”，于是将“古希腊”的帽子戴在了雅典的头上。
因此，“希腊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拜占庭历史，因为希腊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就是他们自己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古希腊”概念的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从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通过百余年间的游历活动，“古雅典”及“古希腊”概念被虚构出笼：所谓“百年游历,八重虚构”是也。
一重虚构——雅典的“地方传说”
二重虚构——牵手“古人”：帕夫萨尼阿斯
三重虚构——沙发上想象出的“游记”：吉耶“虚构”的发现
四重虚构——杜撰“文艺复兴时期”到访“雅典”者的故事
五重虚构——“指鹿为马”，将天主教主题画作改名为“雅典学院”
六重虚构——图纸上的“古雅典”
七重虚构——假托“古波斯”游客：“古希腊”从这里开始
八重虚构——“乌托”人物汤普森及其作品：“东方之旅”收官之作
1744年“东方之旅”收官之作“汤普森绅士及其作品”，原来是由18世纪欧洲出版商“伪造”出来的。百年“雅典游记”的收官之作：1776年钱德勒《希腊之旅》发表。
考古学不支持“辉煌的古希腊”之神话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间，欧美各国各种雅典考古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古希腊考古学”不遗余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重大考古成果发表。轰动一时的，都是像发现“特洛伊遗址”那样哗众取宠的东西，“特洛伊”在亚洲土耳其境内，随意指认一处遗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实际上与所谓古典时代的希腊毫不相干。
今日见到的所谓“雅典古建筑”，多出于18世纪法国、英国工程师绘制的图纸，最辉煌的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建。1933年巴台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而斯巴达城所在地，则出于17世纪旅行者的随意指认。
所谓古文物中最可以引为证据的“古希腊画瓶”都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而来，后世所排“古希腊画瓶”谱系，没有地层学上的证明。
今天所见大量的“古希腊铭文”，实际上很少有实物，都是些摹本。18世纪法国宫廷派法兰西学院富尔蒙教士（AbbéFourmont）到奥斯曼帝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位富尔蒙先生就将收集誊写的近三千册古希腊铭文带回了法国，并说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后世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铭文”基础之上，没有实物对照，缺乏科学性。
试举近年的一个例子。据英国《卫报》2016年5月26日报道，希腊考古学家希马德斯（KonstantinosSismanidis）于本周四表示他已经“基本确定”在希腊斯塔吉拉（Stagira）出土的有2400年历史的穹形拱顶建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葬身之地。这是希腊考古学者花了20余年时间所得到的“成果”。
找到了什么？一个骨灰瓮子。何以见得是亚里士多德的骨灰，有何证据吗？并无证据。墓地还发现了什么呢？石头。何以见得是亚里士多德的墓地呢？墓地地理位置好，有全景视野。谁说的呢？希腊考古学者。谁支持此说呢？希腊文化部。没有证据为何要急于公布这种消息呢？焦虑。西方人伪造历史之后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而焦虑不已。谁相信呢？中国人。一时间中国的各种媒体对此发现大肆宣传。结果呢？丢人现眼：宣告古希腊考古学之破产……
考古学所见之“罗马城”——小村落一个
“古希腊”考古学不给力，找不到什么像样的遗址。那么“古罗马”及“拜占庭”的考古学情况又如何呢？一样是雷声大雨点小。
考古学告诉我们：所谓“罗马建城”时期的罗马，根本没有城市的影子，只是些简陋小屋的原始聚落。
“考古学家认为，在帕拉丁山丘发现的最早人类居址遗迹，不会超过公元前8世纪中叶，这样便肯定了公元前753年建立罗马的传统说法。但这并不是什么城市，而不过是有些简陋小屋的若干村落，人们发现在地上挖出的小屋的浅浅地基。”
在中世纪时期，也没有见到所谓罗马城的存在。“一切表明，意大利的城堡只有几百人，城镇或许从未超过两三千人。”不仅意大利如此，整个欧洲地区也都一样。“被过去的史学家有些简单地称之为‘黑暗世纪’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城市建设以小型的中心为主（面积约为30多公顷，居民约有5000人）。……在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居民一生从未离开过家乡，除去附近城市的市场之外，对外界一无所知。”
甚至到了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上万人的著名城市有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热那亚等。而“罗马”并不在意大利著名城市之列。
古罗马很少地下发掘出来的遗址和文物，却有着数不清的地表建筑遗存。例如，在欧亚非各处展示的、时间跨度上千年的所谓“古罗马建筑遗址”。
然而，这些建筑遗址既没有“时代特征”，也没有“地域特征”。如果真有个古罗马文明，这些遗址又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梵蒂冈于16世纪之后新建造的话，那么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建设这些建筑遗址，怎会没有建筑材料的差别、不同时代建筑风格的区别，以及不同地区间建筑环境的差别呢？
我们所见到的16世纪之前的罗马城不仅规模小、人口少，而且贫苦愁穷，不堪入目。“我们有乌斯克的亚当写于1400年左右的一篇著名的关于‘不朽之城’罗马的栩栩如生的记述，他是一位英国主教，在卜尼法斯九世和英诺森七世在位期间，在罗马城里居住过一些时候。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人口锐减，贫苦不堪，盗匪横行，害虫肆虐，狼群出没。他写道：夜间，狼群和野狗在大街上互相撕咬，吵得全城不得入梦；强盗们剥光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和斑岩的外壳，大教堂一贫如洗，以至于1414年的圣彼得与圣保罗节那天，只剩下一盏孤灯闪亮。梵蒂冈的宫墙已成碎砖烂瓦，狼群长驱直入，横行内苑。”
“关于古典视野（outlook）与近代视野之间的对立，有一句话可以给予充分的说明：公元前250年之前的罗马历史，正如恺撒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实质上是捏造的，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一点点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后来的罗马人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
公元前250年之后的罗马情况如何呢？也是一样。“罗伯托·比佐基（Roberto Bizzocchi）的最新研究结果（1995年）表明：……整个文人群体都意识到，那个流传百世的远古罗马历史不过是后来的文学杜撰。”18世纪吉本所创作的6卷本煌煌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就属于这种文学作品，而之后的古罗马历史，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蒙森的多卷本《罗马史》，都是从这种文学虚构出发不断创作出来的。
“拜占庭帝国”概念是19世纪想象的产物
“拜占庭帝国”一词的来历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在17-18世纪“古希腊概念”出笼之后，到了19世纪，又以虚构的古希腊历史中的殖民城市“拜占庭”作为鲁姆（Rūm）的代名词，并将其描绘成一个可以与中国相比肩的千年大一统的帝国——“拜占庭帝国”。
虚构中的虚构
“从一开始，拜占庭帝国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发现古典世界宝藏的仓库，西方人对持基督教分裂教义的拜占庭帝国本身没有什么兴趣。”
按照成说，在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的历史学奠定了基础，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并留下了许多著作。然而，“这些历史学家都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崇高的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尽可能跟紧古希腊作品的榜样。有些模仿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有些模仿色诺芬或波里比阿，总是驯顺屈从，但他们把自己看成这些伟大名字的继承者这一事实却是很重要的。”
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已经得到充分揭示。而所谓的拜占庭历史学，则是虚构中的虚构。因为他们的著作都是模仿古典作品的，而古典作品本身都出于虚构。
想象一个千年统一大帝国，比拟中华文明大一统
“帝国这种虚假的不变性与它超乎寻常的寿数十分匹配。事实上，拜占庭是唯一一个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组织有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后者就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直到近代的曙光出现。的确，拜占庭的长寿是它最明显的特征。……即使帝国仅仅存在了9世纪，而非11个世纪，也依然是一个显著的成就，这表明它获得了臣民的忠心或臣服，他们甘于交纳赋税、在军队服役（至少直到11世纪时），并且尊重皇帝的权威。”
试图与中国的大一统相比肩，才是虚构一个拜占庭帝国的现实需要。
西方学者对拜占庭复杂种族千年大一统难以理解
“鉴于其种族的多样性，我们越发难以理解12世纪之前帝国的凝聚力从何而来。关于拜占庭人口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我们很可能只给出大致的描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仅次于古老原住民的是数量众多的斯拉夫人（遍及马尔干半岛）、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拉兹人[Laz]）和各样各样的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突厥人和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群体，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游牧的乌拉赫斯人和那些来自西区的商人与冒险家。……帝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大规模移民政策让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些种族之中，斯拉夫人很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但却对精英阶层贡献最小。高加索人则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帝国。他们中涌现出了中世纪那些伟大的皇帝和皇后……”
拜占庭使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
“查士丁尼本人是一个拜占庭诸皇帝中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也是十分关心拉丁文化复兴和收复西部讲拉丁语行省的人。他的法官们用拉丁语编纂罗马法，但是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希腊城市，希腊语是帝国主要地方的基本语言，这一事实是通过希腊语的法典节本和很快又问世的《法学汇编》而显示出来。”
按：拉丁语是罗马天主教的书面语言，希腊语是正教教会的书面语言，不是一般民间使用的口语。这里说讲拉丁语行省的人，又说希腊语是拜占庭帝国主要地方的语言，其实都不对。按照上述拜占庭复杂的种族构成情况，不同族群之间语言互不相通、风俗迥异，聚落间相互冲突不已才是常态，不可能形成千年大一统帝国。其所谓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及《法学汇编》的说法也不靠谱，不过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已。
考古学所见拜占庭大都市建筑——既简陋又小气
“考古学也许是能够扩充我们知识范围的最有效途径。多亏了考古发现，我们已经对古代晚期东部帝国许多城市的城市生活有了一个所谓视觉印象。这些城市中有一些是大都市，如以弗所；还有一些是中型城市，如马其顿的斯托比（Stobi）或巴勒斯坦的锡索波利斯（Scythopolis）；另外一些则是相对较小的城市，如伊苏里亚（Isauria）的阿奈姆里乌姆（Anemurium）。
发掘这些城市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发现古代的遗迹，无论是古希腊的、希腊化的，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今日游客们所见的以弗所城遗址其实是属于查士丁尼时代的……
中世纪拜占庭的考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片空白。以我们上面提到的4个城市为例，斯托比和阿奈姆里乌姆没有延续到中世纪，而中世纪的锡索波利斯则理所当然地被阿拉伯人所统治。只有以弗所作为一个拜占庭的城镇存留下来。但是除了向内收缩的城墙和规模缩小的大教堂，我们几乎不能看出其他什么东西了。城市里有许多依然挺立的废墟。房屋看起来建得既简陋又小气。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些分散的小教堂或修道院，但是最终只能识别出两座而已。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城防范围内城市被建筑覆盖的面积有多少。”
只有富人居所，且难辨别年代？至今没有发现大众住所？
“这是典型的城市富人居所，房子自从帝国早期建造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壁画和马赛克都相当因袭陈规，以致于我们很难辨别它们的年代，毕竟这一文明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装饰风格……
没人知道普通大众居住在什么地方，对于所有东部大城市都使如此。这些富人的豪宅很难代表典型的城市生活，民众也不可能都居住在宏伟的城市中心，因为那里遍布着公共建筑和广场。大众可能生活在城市的近郊，或者居住在城市中心周边那些散落的不太坚固的房子里，但是他们的住所至今没有被发现……”
以弗所建筑材料取自“它者”的废墟？
“以弗所如此富庶，甚至于其街道都使用大理石铺砌而成，这些大理石很多取自那些废墟——通常是多神教的建筑。”
“拜占庭帝国”的典型大都市遗址以弗所，为什么只有富人居住的区域，没有普通居民的居所呢？而且不仅是以弗所，在东部大都市皆是如此。大家想一想，如果造一些假的遗址，以展示故事中所描述的宏大场面，谁会去造普通居民的居所呢？而且，这些富人区的建筑很难辨别年代；更有甚者，其建筑材料大多取自“它者”（异教徒）遗址的废墟……
考古学不支持“拜占庭帝国”概念
“为了找到一幅更完整的拜占庭城市图景，我们不得不前往科林斯（Corinth）和雅典（Athens），甚至克里米亚的赫尔松（Cherson），……缺少巨大建筑，以及砌石技术的低劣建筑物并不代表当时的经济活动毫无生气，但是毫无疑问却对考古学家们缺乏吸引力。我们只能期望，有一天能从铲子下发现考古实物，而非仅仅依靠文字记录来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纪的拜占庭。”
由于在考古学上“拜占庭帝国”得不到证明，于是学者们不得不到其余的地方去寻找答案，结果还是没有结果……
二．“希腊主义”为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概念
18世纪后半叶德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初就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欧洲“古典学”出现于“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的年代，其概念本身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林鹏先生指出：我们发现“西方中心论”是以古希伯来《圣经》与伪古希腊为内核，虚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为幔帐，直接杜撰的西方近代民族历史为表层的一个三重结构。
西方列强在崛起的过程中，虚构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了支撑其虚构的古典历史，还虚构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及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而虚构了西方各国的历史起源，包括法国、德国尤其是英、美历史的起源，从而僭越中华文明，建构了臭名昭著的“西方中心论”。换句话说，西方中心论是一个三重伪造的世界历史结构：
1.它的内核部分是希腊主义，由17-19世纪西方学者所伪造的“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学。
2.它的幔帐为“东方主义”概念，包括19世纪前后所虚构的古埃及、巴比伦及古印度文明，乃至“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
3.它的表层是以社会进化论及种族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优越性”，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英国大宪章、五月花号公约和资本主义及“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等一系列概念。
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表层——社会进化论、种族主义等内容业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揭露与批判，在这个层面上的西方中心论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对于其帐幔的“东方主义”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逐渐开始被学术界所接受，尽管这种揭示还远远不够全面、彻底。
唯独对于西方中心论核心内容的“希腊主义”虽然也有触及，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说：“必须揭穿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欧洲中心的世界历史，这个假的谱系开始于伪造古希腊（its 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再如，马丁·贝尔纳的著作《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等。但从总体上而言，时至今日国际学术界与理论界依然未对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希腊主义”的虚伪性及危害性进行全面的揭示。
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穿“古希腊”之伪。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纪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纪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再说，伪造古希腊的运动起源于欧洲的古今之争，其目的起初在于抵消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因此，解铃还是系铃人，彻底揭露古希腊的责任应该落在中国学者的肩上。
虚构“古希腊”的目的在于“托古建制”
在欧洲“百年游历”过程中虚构了大量作品，例如《查尔斯•汤普森绅士的旅行：他对法国、意大利、欧洲的土耳其、圣地、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考察……》，以虚构“名著”为依据，“再生产”新的作品，重重无尽……，依此来进行“托古建制”。该作品是“托古建制”的集大成之作：雅典是“国际大学堂”，传授“自由和民主”。
“古希腊民主”托古建制的集大成者，正是这位虚构的人物——汤普森。“汤普森还用了长达15页的篇幅、全面总结了自创建之日起到迄今为止的雅典的历史。而这样的细心的铺垫，完全是为了勾勒古代雅典居民的特征——‘对自由的热爱’是他们的最大渴望，而民主政治则是最受公众爱戴的统治形式。在结束对雅典的描述前，汤普森没有忘记以其独特的表述方式、总体评价了雅典以及它对世界历史以及当代世界的意义：‘简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雅典就是一座国际大学堂；甚至罗马都应将其艺术和学问归功于它。时至今日，它所传授的课程依然培养着我们的品位，为我们的头脑不断注入大无畏的高尚情操。’”
西方民主原来起源于17-18世纪“托古建制”的“古希腊民主”乌托邦。
所谓的“古希腊”是原始社会，没有文字（希腊文是被中古后期东正教使用的），始终处于部落冲突状态，哪来民主与科学？“古希腊人是好战的人群”（the ancient Greeks were a warlike people）。他们被称为“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地方主义”。（narrow and self-destructive localism）。 比尔泰克教授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希腊人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阻碍因素，是最难克服的。”
“古希腊文明”为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概念
哥廷根大学是近代西方伪造古希腊历史的大本营。F. 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e Wolf,1795-1824）于1777-1779作为海涅的学生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两年。沃尔夫被称为“古典学”的创建者。
1777年4月，一名年方十八的青年学生到哥廷根大学注册入学，要求学习“古典语文学”（studiosusphilologiae）。校方反对说，“古典语文学”并非现有的四个系科之一，如果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应该注册学习神学，但这名学生坚持己见，学校无奈之下只得破天荒头一遭以“古典语文学”的名义为其注册。这名青年学生就是后来被视为德国古典学之父的沃尔夫（F. A. Wolf），1777年也因此被认为对于古典学的诞生具有象征性的意味。不过，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把1795年，也就是沃尔夫发表其名著《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那年，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学的诞生年份，因为这部著作以现代方式重新提出了“荷马问题”，对该问题的探究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今日，并且对整个古典学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古典学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的显学。“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概念，从其发端乃至发展与欧洲中心论形影相吊，最终达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势态。
希腊主义为欧洲殖民者的文明等级论的基础
“实际上，启蒙运动以后，古希腊的文野之分经过历次改头换面，替欧美人塑造了一套新的文明观和普世性话语。现代英文barbarian的词义即来自于这一段近代史。而如今，几乎所有的国际法经典和重要国际规约——如下文论述的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规约》（Statutes of tb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38条（1）c——都或明或暗地向这个近代文明史的话语致敬。”
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文明等级论”流毒甚广
“直至19世纪初，欧美国际法的教科书对世界文明的等级做出明确规定之后，以下共识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即欧美国家是文明主权国家，这一点是当仁不让的。整体的文明等级顺序是，西欧国家居文明之首，支那国（China，西人对‘中国’的称谓）、日本、韩国、奥斯曼帝国等被归为半开化的（half-civilized）社会形态，这些半开化的社会有时也被并入更等而下之的蒙昧或未开化人群（barbarian）之中，而处于文明等级的最底层则是‘野蛮人’（savages）——非洲人、澳洲土著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全球史学者马佐厄对此做出如下总结：
维多利亚时代的国际法是依照文明的标准对世界实行划分的。欧洲的内部——和欧洲人所盘踞的世界其他地区——是文明生活辐射的领域，这包含——粗略地说——以下方面：财产权、法典或宪法基础上的法制、国家对领土的有效管理、使用常规军参加战争、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国际法在这个区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纷争，这是因为在国家主权之上别无更高主权。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国际法的任务则是论证什么地方有资格被[欧洲人]施予完全主权或部分主权。
无独有偶，著名的《万国公法》的汉译和晚清欧美政治地理教科书的翻译，及其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发生在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而东亚维新人士广泛接受欧美文明论的等级观也发生在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这两件事同步进行，绝非偶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撰写《文明论概略》，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发表《大同书》，这些都是文明等级话语的集大成之作。从那时起，多数晚清维新人士不但不拒斥欧美人的文明等级论，还甘愿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把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作为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紧迫目标。”
现代中国人接受被成为“半文明人”甚至“野蛮人”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传入中国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种是直接从西文移译，另一种是通过日本转道入华。从西文移译入华的传播主体，既有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也有中国知识界人士。其中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由于受中文水平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大多与华人助手合作，即由西人口译，华人笔述。或许是出于传教的方便，或许是为了避免在交往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也或许是碍于合作者的情面，这些西人在移译西方文明等级论的过程中，大多遮蔽了中国在这套理论中处于半文明国家的地位这一事实。
从1901年开始，西方经典的文明等级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传播的主体，由原来以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为主，华人为辅这一模式，转变成以留日学生占据绝对优势。与此相联系，文明等级论的来源已不再是欧美等西方国家，而是日本。当时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中村五六、横山又次郎，矢津昌永、牧口常三郎等人的著作被先后译成中文，其中的文明等级论内容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
……随着经典的文明等级的广泛传播，西方人是文明人，中国人是‘半文明’人甚至是‘野蛮’人，不仅成为一种常识，而且逐渐内化成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遇事自矮三分，则成为部分国人的下意识行为。”
希腊-罗马雅利安人是“人类永远的主人公”？
“如果希伯来—闪米特人是人类的牧师，那么，希腊-罗马雅利安人是，而且将来永远是人类的英雄/主人公。”
雪莱说：“人类形式和人类心灵在希腊达到完美的境地，这种完美将它的形象加诸那些无可指责的作品，它们的残肢断臂都使现代艺术感到绝望；这种完美生成永不止息的冲动，通过一千种或显或隐的运动，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条件，使人类愉悦，直至人类不复存在。”
西方人于18世纪末（1795年）创建了古典学，以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为对象，并将古希腊人称为雅利安人，当成自己的共同祖先，以此为自己种族的文化基因，说这就是高贵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构成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都与希腊主义有关。不根除希腊主义，就不能对西方中心论进行彻底清算，就依然会对人类造成持续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