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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约翰·杜威的中国行以及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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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的中国行以及张作霖


      


  孟禄(左二)携夫人(左四)与胡适(右二)等友人合影

  张作霖与德国军官

  杜威与胡适

  晚年萝德芘·洛维茨

  张作霖有意,杜威无“情”?

  为了迎接杜威,中国学者之前开始利用媒体广泛造势,陶行知在报纸上连篇发表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胡适更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做了一个“实验主义专号”。1919年4月27日,杜威夫妇和女儿露西乘坐“熊野丸”驶离日本熊本港,30日下午抵达上海,胡适、陶行知、蒋梦麟3位昔日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杜威的学生到码头迎接。5月2日晚上7时,胡适在上海讲演了杜威的实验主义,亲自为杜威暖场。5月3日和4日,杜威连讲两场《平民主义之教育》,据当时报纸记载,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演讲结束后,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亲自登门拜访杜威,二人共进晚餐,言谈甚欢。离开上海后,杜威开始巡回中国各地演讲。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元青曾仔细研究过杜威访华这段历史,他还著有《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一文,根据他的研究,杜威访华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上海南下,在南方各地巡回游历演讲,之后去往北平,然后前往济南、山西等地游历演讲,开始北方之行。根据笔者推断,杜威如果来沈,应该发生在第二阶段。

  但让人不解的是,虽然许多史料都提到杜威曾来过奉天,但史料上并未有相关更细节的记录,甚至是研究杜威中国行相对权威的《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也只是援引胡适的说法,提到了“奉天”二字,便没了下文。直到今天,除了奉天之外,杜威所到各处,均留有翔实的演讲记录,各地媒体近年来也做出不少相关纪念文章来,唯独沈阳,关于杜威访问一事几乎没有任何详细内容。杜威离开中国后,国内出版了许多相关专著,《杜威在华教育讲演》一书详细辑录了杜威在各地的演讲,笔者查阅发现,其中唯独缺少杜威在奉天的演讲。笔者查阅李喜平主编的《辽宁教育史》,里面提到,“他(杜威)计划到奉天,奉天教育厅也安排了接待工作,虽然他因故未来……”

  杜威因故未来奉天!难道是胡适记错了?

  这个说法无疑让人失望,为了追问真相,笔者询问了东北教育史研究学者、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王雷。王教授告诉笔者,针对杜威来奉一事,他前几年曾特意指导研究生做过相关研究,并去档案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查阅的结果发现,时任东北教育厅厅长的开明教育家谢荫昌曾就杜威来奉一事向张作霖打了报告,听说杜威这种学术大师能来奉天指导教育,张作霖欣然应允,大笔一挥——准!”

  王教授表示,当年的报告和张作霖的批准盖章现在还可以找到,但之后杜威究竟如何来奉天,又讲过什么,遍寻资料,也难以找到只言片语,当年《盛京时报》等报纸关于此事也没有任何记载。

  王教授推测,杜威不属于军政人员,基本可以排除秘密访问的可能,当时的资料的没记载,很可能是由于某种不可抗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至于什么原因阻碍了杜威,王教授猜测,可能是当时直皖战争紧张的局势,考虑到此行的安全,杜威在临行之前打消了来奉的念头。

  教育思想影响奉天

  杜威虽然可能没来奉天,但那个年代,实用主义教育红遍全国之时,杜威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奉天的教育。一个明显的证明是,1922年奉天根据全国形势进行的学制改革便是受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直接影响。

  杜威在中国巡回演讲之际,一位抚顺青年密切关注着这位大师的行踪,这人就是后来张学良的得力助手、九三学社发起人王卓然。据王卓然在自传中讲述,他年轻时受梁启超思想影响,梦想留洋深造,“有一天,见报纸说,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博士要到北京大学与高等师范讲学,高等师范要设立一个教育研究科,专收各省高师毕业且有教育经验者来听杜威讲学。于是喜出望外,认为留学之愿难偿,姑求其次,乃跑到北平投考,作了杜威的及门弟子。我从那里毕业后,得奉天省官费的机会,到美国留学。”

  杜威访华期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保罗·孟禄也来到中国,孟禄也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他当年前往中国各地做实际教育调查与讲学,帮助中国尝试学制改革。1921年12月,孟禄一行来到奉天考察,并与张作霖进行了一次会谈,王卓然负责记录。北京图书馆藏有王卓然编写的《中国教育一督录》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孟禄与张作霖的这次谈话,张作霖这段真性情的谈话读起来仍然意味深长。

  根据王卓然现场观察,“据说张平日少见宾客,对于教育界人士,更少接待;此次由我(即王卓然)先用电报报告奉天交涉署教育厅接待。交涉署长佟德一先禀明张,说明孟禄在美国怎样有名,又说他对于退还庚子赔款,是怎样尽力,张于是特别破例招待。我虽久住奉天,但与之接谈,这却是第一次。见张身材不高,面色红润,两目常下垂,发言时偶尔举目一视。虽对外宾表示礼貌,但其骄气凌人之态,时时显露。”

  谈话中,孟禄盛赞东北物产丰富,力劝张作霖发展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开发自己的资源。张作霖深以为然,“孟先生说得很对,凡是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的问题。并且计划派遣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近代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有数千人,以本省公费断绝,流离失所,衣食不给。国家送出这些学生,到外国陷入这种穷苦的样子,成何体统,国家的颜面何存。我着实可怜这些呼救无门的学生!所以前几天我拿自己的钱,给他们汇去十万元,稍救他们目前之急。他们这些人,都是外省的,南北东西都有,我是不分畛域的对待,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才,何必分什么你我。”

  张作霖还在谈话中大骂当时的中国官场,“中国之坏,就是坏在官吏,办公事的人,只贪图私利。拿这条京奉铁路说,内中的弊病太多,说起来把人气死。外国人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只不过钱都饱入官吏的私囊了。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我初接奉天省事情的时候,奉天欠两千万外债。现在不到六年,我把这些外债都还干净了。另外还积了两千万来。拿奉天省作个比例,可见整理全中国的财政也是不难的。全国这点外债,东三省若发展起来,使使劲,只三省之力也可还清了……我不是吹,只要你对人民有信用,人民自然愿服从你。现在中国的纷乱,全是自私自利的官胡子闹的。你们看这国家,还成个国家样子吗?”

  对话后,张作霖问带领孟禄一行前来的交涉特派员佟德一:有没有设宴款待的安排?佟德一说,当晚留在交涉署,次日将到当时主持奉天施医院的英国大夫司督阁那里一聚,张作霖热情地说:“明天可留在我这里,我也邀请施(司)大夫同来。”

  1922年,奉天教育部门制定了《改革奉省学制意见书》和《奉天新学制草案》,响应全国,率先进行学制改革。《改革奉省学制意见书》更站在实用主义角度讲出了旧学制的弊端,“各校毕业生大都学而不能致用,用竟非其所学”。

  胡适情人后来成了杜威夫人

  胡适曾有一位美国情人,名叫萝德芘·洛维茨,犹太人。洛维茨1936年定居美国,被杜威聘为秘书,负责处理杜威的日常事务。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就去看望恩师。这是他与洛维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经常见面的好友。从胡适日记来看,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给了洛维茨。

  1938年12月5日,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在他住院的七十七天中,洛维茨经常来看望胡适。在洛维茨给胡适的信中,经常关切地提醒他注意身体健康,还在一封信中说:“对你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还写道:“要做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显然,这是在试探胡适的想法,可惜并未得到胡适的回应,她就于1939年9月与那位“非洲的朋友”结婚了。

  不料,这位先生命运多舛,结婚后仅仅一年就撒手人寰。洛维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与杜威相处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终于在1946年12月42岁时与87岁的杜威结了婚(当时,杜威的原配夫人早已去世),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后胡适与她虽有通信联系,但昔日密友已是学生与师母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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