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及景教研究参考资料（1）

 【何新  辑】

　　

以现代伊拉克和北叙利亚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数十万计的楔形文字文献是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数量最多的当时人类记载自己活动的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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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学（Assyriology）正是一门研究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出土文献，涉及古代西亚的政治制度、经济、历史、法律（世界最早出现的法典由此而来）、医学、数学、天文、文学、神话以及艺术等各方面的综合人文学科。它建立于上世纪中期的欧洲，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地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产物。　　

亚述学由两河流域的古国亚述而获名。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其南邻是著名的巴比伦古国（公元前2000-539年）。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国在古波斯兴起之前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曾先后称霸于西亚。它们代表了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楔形文字文明（另一古文明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创立之前，当今世界除了从旧约圣经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点支离破碎、神奇而走了样的信息外，对这两个威震西亚和北非的大帝国及文化一无所知。

西亚考古发掘为现代世界展示了它们的建筑和艺术，而亚述学则揭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民族迁移、王朝兴亡、军事征战、宗教仪式、发明创造、奴隶制度、粮银借贷、商业买卖、婚姻嫁娶、行政法律、国际关系、占卜天象、数学医药以及文学神话等各方面的奥秘。　　

由于历史和资金的原因，亚述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雄厚的基础：许多博物馆中有古两河流域文物以及大量尚未研究发表的泥板文书。伊拉克战争以前，两河流域平原上年年有考古队工作，从而不断发现新的有待研究的古文物和泥板文书；大学院校中有齐全的图书资料和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及研究生作为后继梯队。这些专家、学者不断穿梭于国际各大博物馆之间复制、阅读泥板文书，参加每年几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访问位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境内的考古现场，从而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丰富的参考书和最新的研究动态。其结果当然是高水平和权威性的著作和文章源源不断的出版、发表。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逐渐摆脱外国控制。民族政府不再允许文物外流，但仍欢迎各国的考古队前来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及文物研究，条件是出土的文物只能留在本国的博物馆。尤其是每当幼发拉底河上欲修建水坝时，为了抢救将被淹没的文物，两国政府邀请欧美以及日本各国的考古队前来抢救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由发现它们的外国考古队研究，但不能带走，于本国有利无害。

　　

亚述学（Assyriology）

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Mesopotamia，来自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语言、文字、社会和历史的学科。因起始于对亚述文字的研究而得名。 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北部地区称亚述（Assyria，得名于阿淑尔城）。

巴比伦尼亚地区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阿卡德（Akkade，得名于阿卡德城），南部称为苏美尔（Sumer，写作ki-en-gi，大概读作/sumer/）。

​亚述学的研究领域除亚述和巴比伦外，还包括霍来特人、赫梯人、阿摩尔人、迦南人、伊拉姆人、古波斯人及阿尔明尼亚人的有关历史。在年代上，除亚述帝国时期外，还包括早王朝期、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加喜特、新巴比伦和波斯等时期。亚述学以楔形文字的释读为重要研究手段，在立足于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同时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

亚述学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此前法国学者J.察尔丁、丹麦学者C.尼布尔等发表过一些楔形文字材料，但无人释读。1802年 ，德国人G.F.格罗特芬德释读了部分文字。1835～1837年，英国人H.C.罗林森抄录了贝希斯顿铭文中的古波斯文和部分埃兰文，并成功地译出了古波斯文书的开头部分。此后 ，法国人P.E.博塔在豪尔萨巴德、英国人A.H.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尼尼微（见尼尼微城）等地又发现了一批新的楔形文字材料。

1857年 ，英国的罗林森等破译阿卡德语成功，不久又释读了苏美尔语。从此，亚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世纪后，东西方学者在乌尔（见乌尔城）、豪尔萨巴德、埃利都，马里等地发掘，又使一大批亚述学的文字、文物材料呈现于世。

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研究及对赫梯人、霍来特人使用的楔形文字的研究。以古文字材料为基础，各项专题研究也相继展开。研究方法上，以19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德国学派为代表。英、法、德、美等国在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上居于领先地位；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等国也已开始对本国境内的文物进行研究。​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公元前3000年代初，苏美尔城邦林立，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公元前3000年代中后期，阿卡德人乘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异军突起，统一了巴比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阿卡德王国统治仅仅百余年后便为东方的库提人所灭。在反抗库提人统治的过程中，苏美尔城邦得到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大部分地区。公元前3000年代末，在从西方涌入的阿摩利人的压力下，乌尔第三王朝解体，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国家。巴比伦王国在混战中异军突起，于公元前18世纪一度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地区。

公元前16世纪初，巴比伦王国灭亡，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尼亚地区，但巴比伦尼亚王朝的声威已大不如前。就在巴比伦尼亚王朝衰落之际，历经数次沉浮的亚述趁机崛起。公元前13世纪起，亚述逐步统一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并与巴比伦进行争霸战争，至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帝国正式吞并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囊括西亚大部和埃及北部的大帝国。

依靠军事征服建立的亚述帝国统治并不稳固，在公元前7世纪末为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取代。新巴比伦王国命运多蹇，公元前539年为波斯所灭。波斯帝国灭亡后，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相继入主西亚，两河流域沦为外来民族的附庸。

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尤其引人瞩目，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

尽管一些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上的，而西亚考古学是从中世纪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活动发展而来的。

中世纪时期，一些欧洲旅行家到东方游历，在考察两河流域的遗迹过程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介绍到欧洲。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在亚述帝国的都城霍尔萨巴德、尼木鲁德和库云基克等遗址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获得大量的石雕和楔形泥板文书，为楔形文字的释读创造了条件。欧洲学者释读楔形文字的尝试始于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考古以前，但多数人进展不大。

1802年，德国的格罗特芬德根据古代西亚铭文通常的模式进行推理，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部分符号。

1835年，英国的罗林森在公务之余，临摹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相同的方法，成功地释读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成功释读的基础上，埃兰语楔形文字也被成功释读。

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和埃兰语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学者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阿卡德语上。罗林森和爱尔兰学者欣克斯不但认出了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符号，而且发现了阿卡德语的基本规律，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

1857年，英国业余亚述学家塔尔博特译出一篇刚刚发现的亚述铭文，将译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同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欣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进行比较。此时法国学者欧佩尔也在伦敦，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

“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四篇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上述四家的译文大致相同。从此以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一门新兴的学科——亚述学诞生了。由于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亚述地区，发掘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语”（今称阿卡德语，主要包括亚述和巴比伦两种方言），因此这门科学被称为亚述学。尽管亚述学现在研究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亚述地区，包括整个两河流域和楔形文字有关地区，但学术界仍习惯沿用旧称。

19世纪末，苏美尔城市遗址和楔形文字文书被发现。在释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亚述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分支——苏美尔学。20世纪以来，随着赫梯语、埃布拉语和乌伽里特语等楔形文字文献的成功释读，亚述学又出现了赫梯学、埃布拉学和乌伽里特学等分支。亚述学研究，不但可以探究古代两河流域人在天文、历法、数学、建筑、文字、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且可以发现它对西方文明产生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文明直接来源于基督教文化，后者则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化逐渐成熟，对处于黑暗时期的希腊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希腊文化的发展间接地受到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伯来文化则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响，它深深地打上了两河流域文化的烙印。沦为“巴比伦之囚”后，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希伯来文化却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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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希伯来的经典被译成了希腊文。

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冲击碰撞中逐渐相互产生影响，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观念既互补又对立，在接轨、碰撞和融合中促进了西方文明的诞生。

亚述学诞生以后，学者们在各个层面开展研究。楔形文字文献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发表各类楔形文字文献是当时亚述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英国学者出版了《西亚楔形文字铭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法国学者出版了《卢浮宫楔形文字文献》（Textes cunéiformes, Musées du Louvre）和《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其他规模较小的楔形文字文献集不计其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加拿大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等大型楔形文字文献集，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可信度更高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文本。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欧美各国学者开始把楔形文字文献放到因特网上，更加便利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楔形文字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欧美等国学者纷纷编纂亚述学字典。目前影响最大的亚述学字典有德国学者布鲁诺·迈斯纳和冯·佐登编纂的《阿卡德语词典》（Akkadisches Handw?觟rterbuch，简称AHw）、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纂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各国学者编纂的《苏美尔词典》（The Smuerian Dictionary）。

欧美国家的学者充分利用掌握一手材料的有利条件，开展了卓有成就的专题研究，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建筑艺术、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尽管亚述学研究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两河流域考古遗址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考古人员发掘，所获得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其他文物相应也主要收藏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里，因此欧美国家的亚述学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准，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开展亚述学研究。日本是亚述学界的新军，日本学者亲赴两河流域故地进行考古发掘，在亚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在苏美尔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已有数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开展较规范的亚述学教学与研究。

【东方亚述教会】

景教，即隋唐时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教聂斯多留教（Nestorians），也就是东方亚述——叙利亚教会。

景教与基督教都起源于今日叙利亚。

景教​是不同于希腊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基督教第三大教派。其教义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后来在波斯建立教会。

​景教被认为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原始基督教派，也是西方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

景教​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传播，并在全国多地都建有“十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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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史料】

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市碑林），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取光明辉煌的含义。敦煌遗书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

唐贞观九年（635），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许其传教。

唐高宗也加以保护。当时中国人亦称景教寺为波斯寺。唐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颇遭非难，但靠罗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护，未遭厄运。唐天宝四年（745）玄宗下令改称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仅建于长安，地方府州也有。唐肃宗即位，在西北地区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的西域人，也有中国人，并有翻译的经典。如阿罗本时代翻译的《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时被禁止。后来衰微，元朝再度传入，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基督徒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

【景教始创】

西方学界认为创始人为聂斯脱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可能生于叙利亚。他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天主之母理论。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里山大主教济利禄（Cyrillus of Alexandria）的猛烈抨击。公元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后，聂氏被革除主教职务，其教派亦被定为异端，最终客死埃及。

【东方流传的景教】

5世纪末，聂派教徒迁往波斯，曾先后以Chaldea 或亚述教会名义传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六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当聂派传入中国时，以景教命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

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其中较有趣的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玛窦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尔谷是摩距辞法王、若望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天主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者。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有发展成综合主教（Syncretism）的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净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5世纪末，聂派信众迁往波斯，曾先后以迦勒底教会或亚述教会名义宣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6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聂斯脱里教会可能于6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当聂派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

西方人往往把聂斯脱里教会归类于东方正统教派（Oriental Orthodoxy，不同于东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虽然在中文上字面意思相同）。这是不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教派”（包含Oriental和Eastern）教会的基督论都和聂斯脱里派相抵触。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现时景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大多以此作为引证。

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自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贵族之间的发展极快。高宗时，赐号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幸有景教教士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教士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有景教徒伊斯协助中兴大臣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

唐代宗、唐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福音已传至部分海陆大邑，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大城亦建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不属于道教的宗教。景教与祆教及摩尼教，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法难后，趋于式微。这是由于景教的传播过分依赖帝王和贵族的庇护，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迅速衰落，但在唐代仍未绝迹。

据史书所载，灭法时，朝廷欲遣返外国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难返回本国，亦可能再度潜入中土；至唐僖宗黄巢起事，据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载，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可见唐末内地仍存余著景教徒。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得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

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内地和蒙古地区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蛮三部族皆信奉景教，其实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遗民。1278年罗马天主教教宗尼阁三世命弗朗西士派教士五人到中国传教，并致信忽必烈，请他善待所遣教士，照顾他们的需要，在他们回罗马时，派人护送。1289年尼阁四世派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率宣教士数人抵达中国。当时景教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的教士发生冲突。

元朝的基督徒（景教与天主教等）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1277年－1282年期间，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镇江建立了六所景教寺（铁瓮门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西津竖土山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登云门外黄山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丹徒县开沙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在杭州建立了一所荐桥门建样宜忽大剌大普兴寺。其中镇江大兴国寺系舍宅兴建，金山十字寺为占用原有佛寺。

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教师扫马（曾奉命出使至欧洲）和出生于大都的畏吾儿裔大公牧首马·雅八阿罗诃三世（担任景教的首席主教）。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直到16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2010月10月5日，东方亚述教会主教Mar Awa Royel与Genard Lazar神父和Allen Youssefi执事由美国抵达香港，探访在沙田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会面后，他们以东方亚述教会的礼仪举行了圣餐。这次的探访可说是数百年来的首次。

景教青铜十字金刚杵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

马尔波罗（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

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叶尔羌、伊犁，山东济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山东济宁在元代是景教重镇，这里长期存在着景教寺院和教徒群体。作为蒙古贵族弘吉剌氏的家臣，按檀不花家族至少三代先后在济宁路各地为官，留了不少碑刻材料。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列班·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并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达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拓张，景教也在西亚、中亚地区得到一定发展。西亚伊利汗国的旭烈兀也是信徒，并攻打巴格达，处死了当时的伊斯兰教哈里发。

近况现代中国香港还有聂斯脱里教派信徒，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叙利亚来香港从商的信徒，人数不多。

【最新动态​】

上海教区光启社《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刊登安才先生译自《新人》周刊的《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握手言和，１５００年的宿案终于和解》。

文章说：

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东方亚述——叙利亚教会普世宗主教马尔定四世，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在罗马签署《共同声明》。​

这个声明是对公元４３１年及４４９年两次厄弗所会议裁定聂斯托利及其学派为异端和处以绝罚的决定作出平反，提出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为此罗马教皇发布了“官方”正式文告。文告就双方对圣母的称谓及其神学意义，有了共融的字义上和理论上一致的如下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叙利亚教会尊敬贞女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根据同一信仰天主教传统尊颂贞女玛利亚为‘天主之母’，同时也为‘基督之母’。……我们也尊重各教会在其礼仪生活和宗教虔诚...​……”

当时聂氏所写的文章都已烧毁，无从辨正。但幸得有叙利亚文保存。今已在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by Nestorius,translated by G.R.Driver&Leonard Hodgs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Eugene,OR;April,2002,previously published by Oxford,1925发表。聂斯多留既已平反，我们对景教碑与阿罗本当刮目相看了。​

COMMON 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BETWEEN THE CATHOLIC CHURCHAND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 Bishop of Rome and Pop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His Holiness Mar Dinkha IV, Catholicos-Patriarch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give thanks to God who has prompted them to this new brotherly meeting.Both of them consider this meeting as a basic step on the way towards the full communion to be restored between their Churches. They can indeed, from now on, proclaim together before the world their common faith in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

天主教与东方叙利亚教会 共同基督论之宣言 

​若望.保禄二世圣座，罗马主教，天主教教宗，与丁卡大德四世圣座，东方叙利亚教会大公主教长，感谢天主，促成本次新的，弟兄一般的会议。 

​从宗徒接受由我们共同教父所宣任之尼西亚信经，作为信仰之后裔和守护者，我们信唯一的主、耶稣 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时期一满，为了我们得救，他从天降下而成为人。天主的圣言，圣三一之第二位因圣神之能力，成为血肉，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具理知之魂，在感孕之时即不可分开地联合一起。

 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天主也是真正的人，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与父同体的，除了罪，凡事也与我们同体。他的神性和人性在他的位格（Person）中联合，没有混杂或改变，没有分割或隔离 。在他里面保存着神性的特色，也保存着人性的特色，有他们的特质、功能，和活动。但绝不是“一 位和另一位”，神性和人性在同一位独一无二的天主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中联合，他是我们唯 一敬拜的对象。 因此，基督不是一位“普通的人”，天主收了他，为了要住在他的里面，给他灵感，犹如他在义者和 先知中一般。但是，他的神性是同一位天主，是道，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没有开始的。他的人 性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为母亲所生，却没有父亲。他的人性是蒙福的童贞玛利亚所生的，仍是天主的儿子本身。这就是东方的叙利亚教会祷告时称童贞玛利亚为“基督我们天主和救主的母亲”。

同样的信仰，在天主教的传统中，称童贞玛利亚为“天主的母亲”，也称她是“基督的母亲”。我们双方都承认，这些称呼是同一信仰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我们双方都尊重各教会在它礼仪生活和虔诚中的选择。 这是我们所宣认基督奥秘的独一的信仰。过去认为有关位格和信条有可诅咒的争议，而今天主的圣神使我们更为了解，当年在这方面的分歧，大部分是由于许多的误解所致。

 无论基督论中有任何差异，我们今日自我经验到联合在一起宣认同一信仰，天主的儿子成为人，以致 因着他的恩宠，我们得成为天主的儿女。我们希望从今以后共同见证这位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信仰，对我们同时代的人，用适当的方法宣告这信仰，使世人能信这救恩的福音。 我们共同宣认的圣言成为血肉的奥秘，不是一个抽象的和单独的真理，是天主的儿子奉差来拯救我们。这救恩的计划，根本就在圣三——圣父、圣子、圣神——合一的奥秘中，因着恩宠藉着分享这合一而得以应验，在这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中，这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和圣神的殿。 信徒藉着洗礼成为这身心的一份子，这洗礼是水和圣神的工作，他们得以重生，成为新人。他们更因圣神的印记藉着抹油礼得坚振。他们自己与天主同在，在庆祝圣餐，基督完全奉献时，得以完全的实现。这种团契的重建是教会中有罪的教友与天主和好。藉着饶恕之礼使人与人和好，在册封之礼中，司祭循着宗徒继承的事奉确保信仰的准确，使这些圣礼盒团契能在各个地方教会中推行。 依此信仰和这圣礼的生活，其结果为特定的天主教会和特定的叙利亚教会能彼此承认为姊妹教会。有关信仰的内容、圣礼，和教会的宪章的相同能使教会间有丰满、完全的团契。

如果这种我们所主张的共同点未能获得，我们怎能侥幸地期待一起庆祝圣餐呢？因为圣餐是教会间完全团契的记号。 虽然如此，不过我们在教会间信仰中深厚的团契和相互的信任已经存在，促使我们考虑一同见证福音的信息，在教牧的领域相互合作，特别包括教会学道及未来司祭册封都在范围之内。 感谢天主使我们重新发现，我们的信仰和圣礼上早已联合，我们重申要排除一切过去的艰难，阻碍我们教会间完全的团契，以致我们更能回应主要他的子民合一，这种合一是眼能看得见的。为了征服这些阻碍，我们组织一综合委员会使天主教和东方的叙利亚教会能有神学的对话。 

​丁卡大德四世 若望.保禄二世 1994年11月11日 

​（周联华牧师 译）​

神圣使徒大公亚述东方教会（The 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根据牧首玛·丁克哈四世的说法，这个基督教教会可以追溯到塞琉西亚─泰西封座堂，据说是由圣多马和圣马理以及亚戴所建立起来的，明示在亚戴的教训（Doctrine of Addai）之中。

这派教会也被称为“聂斯脱里派教会”或是“波斯教会”。

它称自己为亚述正统教会，并且认为自己是东方基督教原始正统派的社团。甚至早于东正教以及东方正统教会。在叙利亚文译作“trisa subHa”。在北方印度，为人所知为叙利亚加色丁教会。东方亚述教会在西方常被人认为是聂斯脱里派教会，既使该教会将这个名称和它当作有关系的争议等同是诬蔑。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称赞它作为“受难者的教会”，因为在教会的历史曾迫害著名的殉道者。教会宣称，其它教会没有像叙利亚东方教会一样曾经历这么多的死难。

亚述教会是原始的基督教会，曾经广布在巴底亚、伊拉克东部以及伊朗。它在中世纪时地理性的延伸到印度和中国：在西安发现了纪念碑，中国唐代首都长安，在中文和叙利亚文中描述了在7世纪及8世纪教会的活动，过了半个千禧年之后，一位中国僧侣，巴·扫马从北京前往巴黎和罗马去寻求与蒙古的结盟国来抵抗马木留克，这个时期曾有一位中国主教当选牧首，名号是玛·约伯耶和华三世。早在于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之前，它就提供了“叙利亚东部”主教到圣多马派的教会。

牧首提摩太一世（727年–823年）写到了在西藏有规模的基督教会。

叙利亚的神学奠基者是塔尔索的狄奥多和摩普绥的狄奥多，在安提阿教导。亚述教会规范的基督论是由大巴拜（Babai the Great）（551年–628年）撰写的，而且是清楚地不同于二元论的指控对聂斯脱里教导的：他最重要的基督论著作，是著名地被称为“结合之书”（Book of the Union），并且在巴拜的教导，两个本体（qnome）是未混合的，但是永久地联合在同一个位格（parsopa）基督的人性。

基督教会存在于亚述地区、巴比伦尼亚、和公元二世纪波斯。公会议广为人知是约于325年在塞琉西亚-泰西封举行，用以应付主教之间的管辖权冲突。随后于410年塞琉西亚-泰西封会议，美索不达米亚的基督教会对安提阿以及“西方”主教断绝所有的从属关系，之后塞琉西亚-泰西封的主教担任了这个教会的领袖，并以卡托利科斯－宗主教（Catholicos-Patriarch）为领袖头衔。^[

因此，东方亚述教会是从天主教与东正教分立出来的，源自431年的聂斯脱里派的分裂

（东方与西方教会直到1054年的“教会大分裂”之前是未分离的），然而亚述教会的神学体系并不能清楚的当作聂思脱里的教义。聂斯脱里，摩普绥的狄奥多的学生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他是遭到责难的，因为他拒绝称呼童贞女玛利亚是“生神之母”（希文：“Theotokos”）。他仅称呼她为“基督之母”（希腊文：“Christotokos”）。他的反对者亚历山大的奚利尔控告他的区分使基督成为两个位格，他明确地否定。由于奚利尔不清楚的论点，事件是复杂难解的。在不久后便导致基督一性论派的分裂。

亚历山大的奚利尔倾尽全力的促使聂斯脱里和他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垮台。然而在说叙利亚语的世界，摩普绥的狄奥多是十分受到景仰的，并且谴责他的学生聂斯脱里是不被令人满意的。他的追随者被给予庇护。数任波斯帝国君主，是在和罗马帝国接连不断的战争中看到机会，可以放心他们基督教的主体意识忠诚，并且支持聂斯脱里派分裂：他们暂定对聂斯脱里派保护（462年）。

• 他们赞成将罗马天主教的巴柏外主教处死，然后由聂斯脱里派主教尼西比斯的扫马取代（484年）。当罗马帝国由于聂斯脱里派团体而关闭埃德萨学院时，他们允许将其迁移到波斯的城市尼西比斯（489年）。

在亚述教会，牧首是教会领袖，并且牧首之下有三个大主教辖区：一部分在黎巴嫩，叙利亚，和欧洲，其它则在印度，并且后来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单独的主教辖区存在于美国东部（包括芝加哥），美国西部，加州，加拿大，叙利亚，伊朗，欧洲，以及一部分都在澳洲和新西兰。数个圣会（congregation）存在于格鲁吉亚、印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和叙利亚。

个别的教区存在于中国，它的实质存在最早出现于中世纪前，以及另一个在莫斯科。东方亚述教会牧首玛·丁克哈四世，因伊拉克战乱将主教座堂搬到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玛·丁克哈四世于2015年3月26日，在美国明尼苏达罗切斯特的一间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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