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唐高祖及李世民称臣突厥事

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

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 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

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疏通证明之，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为拈出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

旧唐书陆柒李靖传（参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贞观政要贰任贤篇大唐新语柒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 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案，太宗所谓国家草创，即指隋末高祖起兵太原之时，当此时，中国与突厥之关系为何如乎？试观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贰壹伍上突 厥传唐会要玖肆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 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则知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 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请更引史传以证释之。

 旧唐书伍伍刘武周传（参新唐书捌陆刘武周传）略云： 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 资治通鉴壹捌叁隋纪柒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即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 通鉴考异云： 新旧唐书武周皆无国号，惟创业起居注云，国号定杨。 通鉴此条胡注云： 言将使之定杨州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大业十三年二月己丑，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据其郡而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而应之。 

寅恪案，胡氏释定杨为定杨州，杨扬虽古通用，然杨为隋之国姓，似以定杨隋为释较胡说之迂远为胜，至创业起居注以"国号定杨"为言者，盖突厥锡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温大雅于此颇有所讳，故以"国号定杨"为言，司马君实不解此意，而疑两唐书与创业起居注异，其实武周之所谓国号即其所受突厥之封号也。 

新唐书捌柒梁师都传（参旧唐书伍陆梁师都传）略云： 自为梁国，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 寅恪案，突厥语"大度"为"事"，"毗伽"为"解"，突厥语大度毗伽可汗即汉语解事天子也。

 新唐书玖贰李子和传云： 北事突厥，纳弟为质，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 资治通鉴壹捌叁隋纪柒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 

胡注云： 平杨犹定杨也。 寅恪案，胡氏之意，平杨为平杨州，似不如以平杨隋为释较胜也。 资治通鉴壹捌捌唐纪肆云： 武德三年七月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四年二月，并州安 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藉。上命裴寂陈叔 达萧瑀杂鞠之。乙巳，仲文伏诛。 寅恪案，综合前引史料观之，则受突厥之可汗封号者，亦受其狼头纛，其有记受突厥封号，而未及狼头纛者，盖史臣略而不载耳。故突厥之狼头纛犹中国 之印绶，乃爵位之标帜，受封号者，必亦受此物，所以表示其属于突厥之系统，服从称臣之义也。

据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传上（参隋书捌肆突厥传北史玖玖突厥传 等）略云： 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可知狼为突厥民族之图腾。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头纛，则突厥亦以部属视之矣，哀哉。纪载唐高祖起兵太原之事，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 为最重要之史料，世所共知。其述当时与突厥之关系，最为微妙，深堪玩味，如改旗帜一事，辞费文繁，或者以为史家铺陈开国祥瑞之惯例，则不达温氏曲为唐讳之 苦心。又称臣突厥之主谋，实为太宗，实可据其述兴国寺兵胁迫高祖服从突厥一事得以推知。

兹不避繁冗之嫌，颇详录温氏之书与此二事有关者推论之如下：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 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 日， 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容预执，宜兼以绛杂半续之。诸军槊幡皆放此，营壁城垒幡旗四 合，赤白相映若花园。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 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

寅恪案，唐高祖之起兵太原，即叛隋自立，别树一不同之旗帜以表示独立，其事本不足怪，但太宗等必欲改白旗以示突厥，则殊有可疑。据大唐创业起居 注下载裴寂等所奏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谣诗谶有云： 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 

是胡兵即突厥兵，而其旗帜，为白色之明证。此歌谣之意，谓李唐树突厥之白旗，而突厥兵从之，盖李唐初起兵时之旗为绛白相杂，不得止言白幡也。所 可笑者，开皇初太原童谣本作白衣天子出东海，太宗等乃强改白衣为白旗，可谓巧于傅会者矣。夫歌谣符谶，自可临时因事伪造，但不如因袭旧有之作稍事改换，更 易取信于人，如后来玄宗时佞臣之改作得宝歌，即是显著之例（见旧唐书壹佰伍韦坚传）。岂所谓效法祖宗，师其故智者耶？唐高祖之不肯竟改白旗而用调停之法兼 以绛杂半续之者，盖欲表示一部分之独立而不纯服从突厥之意。据隋书壹高祖纪云： [开皇元年]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是隋色为绛赤，即是当时中夏国旗之色，而资治通鉴壹捌肆隋纪义宁元年六月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胡氏知隋色尚赤，乃谓"示若不纯于隋"，夫唐高祖起兵叛立，其不纯于隋自不待言，但其初尚欲拥戴幼主不即革隋命，则旗色纯用绛赤本亦不妨，其所 以"用绛而杂之以白"者，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胡氏之说，可谓适得其反者也。 总之，高祖起兵时，改易旗色，必与臣服于突厥有关。高祖所以迟疑不决，太宗等所以坚执固请，温氏所以详悉记述歌谣符谶累数百言者，其故正在于 此。世之读史者，不可视之为酿词而忽略之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 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 寅恪案，此温氏用委婉之笔叙述唐高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伏之事。"始毕可汗所送书信"，即突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帝伪貌恭"，即称臣拜伏之 义。唐高祖此时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据上引李仲文事观之，则高祖与仲文俱为太原主将，突厥又同欲遣兵送之入长安，而仲文所受之突厥 封号据称为"南面可汗"。由此推之，高祖所受封号亦当与相类似，可无疑也。 

总而言之，太宗即明言高祖于太原起兵时曾称臣于突厥，则与称臣有关之狼头纛及可汗封号二事，必当于创业史料中得其经过迹象。惜旧记讳饰太甚，今 只可以当时情势推论之耳。 高祖称臣于突厥，其事实由太宗主持于内，而刘文静执行于外，请略引史传，以证明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 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 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 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寅恪案，突厥之欲高祖自为天子，即人其受可汗封号，脱离杨隋而附属突厥之意，其事本不足怪，但兴国寺兵，何以亦同突厥，以此要迫，考大唐创业起 居注上云：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即册府元龟柒帝王创业门云： [唐]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于兴国寺，顺德顿于阿育王寺。 夫刘文静长孙顺德（顺德为太宗长孙后之族叔，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见旧唐书伍捌及新唐书壹佰伍长孙顺德传等。）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又奉高祖之 命归太宗统属，今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之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无复疑问也。 太宗为称臣于突厥之主谋，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据旧唐书伍柒刘文静传略云： 

隋末为晋阳令，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 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 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武德二年]裴寂又言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 及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 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则与突厥始毕可汗议定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其人与太宗关系密切，观太宗往视文静于狱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静即为李唐与突厥连系之人，及高祖 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乃被杀矣，裴寂谓"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天下未定"指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外有勍敌"指突厥，而新唐书捌捌刘文静 传及通鉴壹捌陆唐纪武德二年杀刘文静条俱省略"外有勍敌"之语，实由未解文静与突厥之关系所致也。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刘文静虽死，而太宗犹在，观高祖于遣 刘文静使突厥时，以防刘武周为言，则唐与突厥关系亲密，武周自当受突厥之约束，不敢侵袭太原，若唐与突厥之关系疏远，则武周必倚突厥之助略取并州。据旧唐 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略云： 武德二年始毕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　始毕卒，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可知突厥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约束刘武周，不得侵袭太原。迨唐入关后，渐变前此之恭逊，故始毕又改命武周夺取太原矣。 刘武周既得突厥之助，夺取太原，兵锋甚盛，将进逼关中，唐室不得不使刘文静外，其他唯一李唐与突厥连系人即太宗出膺抗拒刘武周之命，此不仅以太 宗之善用兵，实亦由其与突厥有特别之关系也。观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云：

太宗在籓，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 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 则突厥昔日之以兵助刘武周者，今反以兵助李世民，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可推知也。 又据旧唐书贰太宗纪上略云：

[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 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 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及新唐书柒玖隐太子传云：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耶？斯亦太宗为当时主谋者之一旁证也。 又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参册府元龟玖捌壹外臣部盟誓门）略云： 

[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 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 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 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勒（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 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

寅恪案，太宗当时不仅李唐一方面目之为与突厥最有关系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认太宗与之有特别关系。然则太宗当日国际地位之重要，亦可想见矣。至 太宗与突利结为兄弟疑尚远在此时之前，据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略云：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 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指颉利突利言，如昔人称汉疏广受父子之例，盖颉利突利为叔父及从子也。）并亲从我。 

然则所谓香火之盟，当即在唐兵入关之时也，通鉴壹玖壹唐纪柒武德柒年胡注释香火之盟固是，但仍未尽，考教坊记（据说郛本）坊中诸女条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 有任宫僚者，宫参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搴车帘呼阿嫂如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 奔，云学突厥法。

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则太宗与突利结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之法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 此，深可惊讶者也。

旧记中李唐起兵太原时称臣于突厥一事，可以推见者，略如上述，此事考史者所不得为之讳，亦自不必为也。至后来唐室转弱为强，建功雪耻之本末，轶 出本篇范围，故不涉及。

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 哉！ （原载一九五一年六月岭南学报第拾壹卷第贰期）

【附注】便桥秘盟

《旧唐书》记载：“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

《旧唐书》由于是唐朝官修的史书，因而未提李渊称臣的事，而只是说突厥始毕经常向唐朝勒索钱财，唐高祖每次都“优容之”。李渊则对对突厥人说：“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唐武德九年(626年)冬，在玄武门事变爆发前夕，东突厥突厥首领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十余万骑突然入侵，兵锋直迫到长安北渭水滨。

颉利派心腹执矢思力来长安见唐太宗，想探一探虚实。执矢思力虚张声势说：“二位可汗率领百万大军，现在已经到达了渭河。”太宗对他说：“我与突厥已经当面议定了和亲。既然他们违背了盟约，我也没什么惭愧之处。你们为什么率兵侵入我京城附近?我以前待你不薄，虽然是突厥人，也应该有人心，为什么把大唐对你的大恩大德全都忘了，还自夸强盛，我应当先杀了你。”执矢思力请求太宗保全他的性命。太宗便下令先将他囚禁起来。

　　然后，唐太宗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骑马来到渭水河边，与颉利隔渭河对话，斥责颉利负约背义。

　　不久，唐朝援军相继赶来，旌旗销甲，漫山遍野。颉利见唐朝军容如此强盛，又不见执矢思力返回，知道被唐朝扣留，因而有所顾忌。

　　太宗独自一人骑马过便桥与颉利对话。突厥颉利可汗请求和谈，太宗同意和谈。于是斩杀白马，与突厥在便桥之上缔结盟约，议定称臣、和亲及倾府库以资贡，颉利遂率兵退去。

​据《旧唐书》《突厥传上》载:“突利初自武德时 ,深自结于太宗,太宗亦以恩义抚之,结为兄弟,与盟而去。”

​《旧唐书·张俭传》：“俭即高祖之从甥也。贞观初，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及俭至，遂拒不受，太宗闻而嘉之。俭又广营屯田，岁致谷十万斛，边粮益饶。及遭霜旱，劝百姓相赡，遂免饥馁，州境独安。”贞观初年，唐朝边境诸州皆听命于突厥可汗，可谓予取予求。唯一张俭所治州郡为例外也。​

余英时认为，陈寅恪的结语，是对当时中共缔盟苏联的外交政策而发。希望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收复主权，“初虽效之，终能反之”，而为“不世出人杰”。

王夫之《读通鉴论》：“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后世师之，用回纥以诛安、史，用沙陀以破黄巢，而石敬瑭资契丹以篡夺，割燕、云，输岁币，亟病中国而自绝其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