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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世纪中叶一直到十七世纪的三百年中，每一代欧洲人一生中，至少会碰到一次瘟疫爆发。现代挖掘的黑死病时期埋葬尸体的坑洞，发现尸体都是被横七竖八地杂乱堆在一起，从他们扭曲的面部都可以看出临死时的愤怒与绝望。
身边随时都有人倒毙，他们是自己的熟人、亲友、伴侣、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说不定自己哪天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到处都是哭泣和死尸，这是一种怎样的恐怖与绝望啊！
当时倒毙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中一部分尸骨变成了人骨教堂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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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排列成各种图案的人骨，仿佛有一种奇异的死亡美学……
这种残酷的绝望，深刻影响了几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薄伽丘在《十日谈》的序言部分中，对黑死病流行期间佛罗伦萨的冷峻无情的描写，刻画出满目鲜血、痛苦、肿胀、死亡与群葬。
在数百年时间里，死亡和腐朽成为艺术的主题，雕塑家抛弃了传统墓葬建筑中优雅的天使雕像，将衰朽的形象引入纪念雕塑中——腐烂的肉体、森森的骸骨，甚至还有被蛆虫啃噬的内脏。
在文学作品中，中世纪早期的颂扬骑士与公主美好爱情的作品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恐怖的巫术，死亡和黑暗。
如果说当代宅男腐女酝酿出一种丧文化，14-15世纪的欧洲则弥漫着一种垂死的文化。
宗教作品变成这副鬼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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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凡·戴克，《圣罗莎莉调解的巴勒莫》，1624鼠疫灾区
直接描绘黑死病场景的《死亡的胜利》，则更是渲染了黑暗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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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薄伽丘同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学者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意大利语：FrancescoPetrarca，1304年7月20日—1374年7月19日），在写给他居住在意大利蒙纽斯修道院的弟弟的信中，描绘了他的恐惧心情。他的弟弟也是那所修道院35个修士中惟一一个瘟疫的幸存者。
信中写到：
“我的弟弟！我亲爱的弟弟！我的弟弟！尽管西塞罗在四百年前就用过这样的开头写信，但是啊，我亲爱的弟弟，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怎样开头？我又该在何处转折？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伤，到处都是恐惧。
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中，你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
哦，是啊，人们还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如今所见的这种凄惨状况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祝福。而我们后世的子孙们才可能以童话般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啊，是的，我们也许确实应该受这样的惩罚，也许这种惩罚还应该更为可怕，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被赠予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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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活着就是一种绝望
黑死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使得欧洲人歇斯底里地要找出幕后的元凶。
在基督教世界，所有人都将瘟疫造成的恐怖归结为上帝的愤怒，是人类的罪孽使得上帝降下他的惩罚，“上帝之鞭”的说法四处流行。神职人员组织大型宗教游行活动。例如其中一次是这样记载的：“有来自各种地方的约2000人参加了这些游行，男人女人都有，大多赤足，穿着苦行衣或涂着灰，他们面目悲哀，涕泪纵横，披头散发地行走，并残酷地鞭打自己直到血流如注。”
然而这些近乎自虐的行为并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反而身上的伤口更加吸引老鼠和跳蚤的光顾，增加了患病的几率。
哎，真是信教得永生，早死早超生！
既然无法赢得上帝的宽恕，他们又开始疯狂地寻找其他原因。有些人归咎于星宿的力量，有人归结为女巫的巫术，有人归罪于地震和烟雾，还有人认为是犹太人在水井里下毒。在伊比利亚半岛，则是穆斯林承担了这个罪名。虽然也有人想到用迁移和隔离的手段控制瘟疫，却从没有人注意到真正的元凶是老鼠。
有些人自认为找到了原因，那么总得做点什么终止这场灾难。
将瘟疫归结为犹太人的基督徒，开始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
于是，倒霉的犹太人再一次躺枪。
在基督教世界中那些尚为犹太人留有一点生存余地的地区，在瘟疫威胁之下苦苦支撑的犹太人，还必须面对暴怒的基督徒。在之前的历史中，犹太人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各种“花式躺枪”，境内的犹太人已经基本绝迹，因此本轮屠杀主要发生在德意志。
在斯特拉斯堡，仅1349年2月就杀死了2000名犹太人，而该地总共有1.6万犹太人被杀；7月，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被杀光；8月，美因茨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科隆地区的犹太定居点被取缔，居住的犹太人被消灭。此外还有更多的小型犹太定居点被捣毁。
黑死病在1348-1353年间一共造成了多少欧洲人死亡，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后世一般估计约为2500万左右，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经过黑死病和战争、饥馑等灾祸的打击，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
除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黑死病对经济的摧残也是显而易见的：羊毛和粮食市场遭遇急剧衰退，劳动力匮乏，到处都是无主的荒地，大量村庄被遗弃——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欧洲某些乡村看到掩映在杂草丛中的村舍废墟，那就是黑死病当年肆虐的痕迹。
肆虐欧洲长达三百年的黑死病后来是怎么消失的呢，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黑死病的载体——老鼠大批死亡，缺少传播疾病的渠道。
黑死病传播有一个特点：每年秋天是它爆发的高峰，因为那时是家鼠的生育季节，鼠蚤也随之大肆繁殖；在冬天几乎不发作，原因是啮齿类动物在那时冬眠，鼠蚤也随之休息几个月。
鼠疫不仅对人类致命，对啮齿类动物常常也是致命的，特别是对欧洲家鼠来说，它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致命的疾病，还没有进化出抗体，染病后大量死亡。到了1350年以后，欧洲家鼠的数目锐减，到1351年已近乎绝迹。它们在生态链中所占据的位置被穴居田鼠所取代，而后者不喜群居，密度较小，所以鼠蚤的数目也不至于爆炸性地增长，因此之后的黑死病流行都不如第一次那么严重。
其次，随着一轮一轮的黑死病，易感染人群大都被淘汰掉了，剩下的是对黑死病抵抗力较强的人群。
这场空前大瘟疫对于欧洲人的基因，起到了优胜劣汰的筛选作用。在当时就发现，有一些人无论怎样也不会感染黑死病。有一位妇人在一星期内送走了丈夫和6个孩子，自己却从未发病。村里的掘墓人亲手埋葬了几百名死者，却并未受这种致死率100%的疾病影响。在当时，这些不会患病的人有很大的可能被当作元凶杀死，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单纯的具有抵抗力而已。
科学家于1996年分析了瘟疫幸存者后代的DNA，发现约14%的人带有一个特别的基因变异，称为CCR5-△32。这个变异可以对免疫机制发生作用，除了对黑死病免疫之外，还能阻止HIV进入免疫细胞，使人能抵抗HIV感染。
直至今日，约十分之一的欧洲人天生对艾滋病具有抵抗力，这可能归功于，他们的祖先是几百年前那场著名瘟疫的幸存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展，人们不再听信教会的蛊惑，养猫减少鼠患、公共卫生条件逐渐改善，随着医学的进展认识到了疾病感染和传播的途径，并采用相应的手段加以预防。多管齐下，鼠疫就逐渐在欧洲绝迹了。
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黑死病大爆发是1665年。由于剑桥发生了瘟疫学校放假，一个名叫牛顿的剑桥学生回到乡下住在舅父家里。在那里，他爱上了美丽、聪明、好学、富有思想的表妹。表妹也很喜欢这个学识渊博、卓见非凡的名牌大学生表哥。他们常常一起散步，牛顿喜欢即兴发表长篇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又多是他正在学习和研究的问题。表妹虽听不太懂，但她还是非常耐心地倾听，心中对表哥充满了崇拜之情。
牛顿对表妹充满爱意，但是他生性腼腆，几次想对她表白，话到嘴边又咽到肚子里。有一天，他又一次和表妹在舅舅家的苹果园里散步，牛顿一边跟表妹说话，一边心里在想着怎么向表妹表白。突然，一只苹果从树上落下来砸到地上发出的声音，吸引了牛顿的注意。牛顿霎时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这个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而不是落到天上……
他想得是如此专心，甚至把身边的表妹都忘记了。后来他回到剑桥大学后，废寝忘食地沉浸到探索宇宙奥秘中去了，早已忘记了远方的乡村，还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在苦苦等着他。他的表妹苦候一阵未果，误以为牛顿对她没有兴趣，便伤心地择夫另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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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沉思断送了一桩美妙的姻缘（牛顿至死都是单身死宅男），但是却开创了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
1666年，一把大火几乎把伦敦烧成白地。黑死病的罪魁祸首老鼠基本都葬身火海，因此大瘟疫也就此结束。那个继承自中世纪的肮脏、混乱的伦敦被清除了，人们可以重建一座崭新的城市，重建后的伦敦市以石头房子代替了原有木屋，个人卫生也得到改善，肆虐英国三百年的黑死病自此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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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虽然对欧洲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从另一方面想，这也是一种触底反弹。黑死病的大流行，对于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汉语博大精深，“危机”一词，道出了“危险与机遇并存”这一人生哲理。黑死病对于欧洲来说是超级危机，对欧洲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对欧洲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是空前的。
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黑死病，才将欧洲拖出了中世纪的黑暗泥潭。
黑死病是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重要驱动力，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根源。
黑死病在极短的时间内促使价格体系重构，引发了商品经济热潮，促使英国毛纺织业发达、古腾堡印刷机出现、地理大发现……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历史地位，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样子，都是因为距今六百五十年前，欧洲爆发的那场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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