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军队的进退、民众的流离外，我国众多政府机构、文化机构、工厂企业、大中院校等都进行过战略转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
同样背景下发生的“古物南迁”和“古物西迁”，为保护百万国宝，跋山涉水万余公里，辗转于10余个省市，前后历时15年，堪称这部波澜壮阔的大迁移史诗中的宏伟篇章。我们不禁对这次功绩伟大、责任重大的文物大迁徙感慨不已，同时也对当时保卫这批国宝的工作人员感到由衷的敬佩。
文物迁徙路线图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数十万件故宫珍宝如何处置？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率先提议“古物南迁”并开始挑选、装箱，不料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反对南迁的意见一度压倒支持南迁的意见。
反对者认为，古物南迁是重古物轻人民、重古物轻国土，会动摇民心与士气，只需就地修建地下库房即可保古物无虞。更多的人对古物南迁怀有各种疑虑。例如胡适就对南迁何处是安静之所感到茫然，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战火威胁下的古物安全。鲁迅则针对社会上有舆论责难华北高校南下请愿和逃难回家的学生，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嘲讽。
支持古物南迁的人士认为，北平长期作为中国的首都，这里积聚的古物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国土丢失可以再收复，而国宝如果被毁则损失无法挽回。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的。
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眼看就要攻到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正式决定，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分批南迁至上海加以保护。这一迁就经历了十几年。这十多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宝南迁，北京—上海—南京
1933年2月5日夜晚，第一批南迁文物2118箱在一片争议声中装车。由于出发前院方曾向行政院和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求沿途保护，故运送文物的列车设有机枪保护，沿途逐段有马队随车驰送，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在重要关口，车内一律熄灯。就这样，列车从2月7日出发，避开天津，绕道南下，先抵南京，终于在3月5日到达上海。
1933年2月5日，第一批国宝文物在紫禁城装箱上车
随后，余下的四批南迁文物也先后出发，随着5月23日第五批南迁文物的运抵，总计13427箱又64包的故宫文物运沪成功。由于在上海的储存库房治安不佳，院方决定在南京兴建朝天宫文物保存库。南京的库房于1936年8月竣工，该年12月17日，所有在上海的文物都转运到了南京库房。可是仅仅半年之后，这批珍宝就又踏上了历时八年之久的漫漫西迁之路。
第二阶段：国宝西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危急。故宫文物继续奉命向西南后方疏散，亦称“西迁”。西迁文物分三批，走南、中、北三路：
南路，经汉口、长沙、桂林、贵阳、安顺，储存在安顺华岩洞，1944年底转运至四川巴县飞仙岩。
1937年8月，第一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运到汉口，再用火车运往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次年因日军由江苏西侵，古物又经桂林转移到贵阳，离开长沙后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古物再被迁往安顺华严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逼近贵州，南路古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存放。
贵州文物接驳装车情形，车厢上有“贵州公路局”字样
1939年1月，部分国宝文物迁移到贵州安顺县华严洞存储。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成列所五箱问图，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
中路：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储存在乐山安古镇
1937年11月，第二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中路古物先被转移到宜宾，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抗战中后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反法西斯同盟远东战场指挥中心，在1938年至1943年期间遭到日军持续5年的战略轰炸，企图以此摧垮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成为“二战”中与伦敦大轰炸、德累斯顿大轰炸齐名的事件。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底二天，首批西迁文物从南京码头起航
北路，经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成都，储存在峨嵋县。
川陕公路上，北路文物运输车队向成都艰难地前行
1937年12月，第三批西迁古物用火车从南京经郑州运往宝鸡的山洞里，在郑州火车站险遭日机轰炸，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军轰炸汉中，古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
当时政府按照仅次于运军火的优先级别抽调了300多车次分段抢运国宝，在严寒的冬季翻越积雪的秦岭，并多次用竹筏载运卡车渡过无桥的河流，终于战胜了自古“难于上青天”的蜀道。1943年峨眉县几乎被一场大火全部烧毁，幸亏守护人员及民众及时拆掉了寺庙周围的民房，断了火路，才使存放的古物没有受损。
还有一些其他古物陆续西迁。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奉命西迁，院藏文物分水陆两路颠沛辗转，至1940年6月抵达四川宜宾的李庄安顿下来；日军占领江浙并向西进犯后，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存入刚从南京疏散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
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到上海租界的古籍图书全部未来得及西迁即沦陷于敌后，眼看从陆路西迁至大后方已不可能，遂于1938年初就地化整为零，分散收藏在秘密租用的民房内。随着战争的扩大，在日益危急的形势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和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经过多方秘密交涉，决定弃西往东，从南迁古籍图书中精选了3万多册装成102箱，于1941年10月至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在一名海关内线的策应下，以替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购新书的名义报关，每批十箱从日军眼皮底下运出，于1942年6月全部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
故宫文物的守护者们在途中辗转迁移，多次在敌机夷平储存地之前将文物运出脱离险境，之间多少灾难凶险难以言尽，却冥冥中有如神助般地化险为夷。
想想看，万余箱的故宫文物在战争年代颠沛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中，然而在回归之日不仅数目完整还几无损失，连马衡院长（第二任院长）都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奇迹”。
第三阶段，国宝东归。
由于内战旋即爆发及国民党败退台湾，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北平南迁古物中2972箱共约60万件古物（其中近40万件档案文献、15万件图书古籍、6万件铜瓷书画玉杂）分三批被运往台湾，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主体。剩下的北平南迁古物中的近20万件书画、铜器、瓷器、图书、档案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仍有20多万件南迁古物（大部分是瓷器）留在南京，其中一半属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已撤销的古物陈列所接收的文物。
河南博物馆存渝的部分文物于1949年11月被运往台湾，成为1955年建馆的台北历史博物馆的藏品，留在大陆的文物后来分藏于河南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古籍于1965年11月被运到台湾，存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是在抗战胜利后如何使国宝安全运回的问题，因为国共内战，同时也肇始了中国现存的两大故宫博物院。
一散何时复聚首，大迁徙的国宝分藏于海峡两岸多家博物馆的格局，分散多处是一种遗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