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九一三，那个暗的夜

作者：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

来源：搜狐历史

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我后来无数次回忆起39年前那个改变命运的事件，曾反复咀嚼事件发生前的每一个细节，仍然找不出一场举世震惊的事件要发生的任何预兆。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的家探望家人，那时我第二个孩子刚2岁多一点。我们飞行员平时都住在机场宿舍，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我一般从西郊机场骑自行车回到和平门的家，星期日晚饭前再赶回来。那时年轻，骑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吃力。但是一天前，我们专机师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周末不回家了，我爱人早就习惯了我的工作方式，从来不问我的去向。

那一天很平静，我记得太阳很好，我把毛巾被洗了，拉了会儿二胡，又学了会儿外语。飞行的专业词汇我基本上能看懂，三叉戟的飞行手册就是我翻译出来的。

18点钟开饭，因为是周日，我们不需要像平时一样排队吃饭。我记得很清楚，晚饭吃的是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我把蒸饺一推，赶紧往宿舍跑。

路上，我远远地看到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说话，然后李平拔腿往机场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说了声：“中队长，潘副政委说要把油料加到16吨！”我一愣，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

不过也没来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个航行包，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然后把脚上的凉鞋换成皮鞋——因为要踩刹车，所以飞行员飞行时必须穿皮鞋；天气有点凉，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裤。

当我到达团值班室时，领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经到了，他的家就在机场，也是被一个电话从家里揪出来的。等了一会儿，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了个小资料包。“你们上值班室要车吧！”他就交代了这一句，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

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李平说：“潘副政委，就加了15吨油，油车加完了，没油了。”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也没有要求再来一辆车继续加。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这架三叉戟被改装后，分为三个舱：第一舱里，左边是张床，右边是一个沙发，算是首长的包厢，外边用一个隔扇隔开。中部是第二个舱，摆着茶几和沙发，也就是办公的地方。再往后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随行工作人员大多坐在这里。

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之后，汽车突然一加油门，从飞机左翅膀下急驶而出，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心想，开得这么快撞了飞机怎么办。

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车来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人，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后来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

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

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这是256号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飞比较长的航线，或者领导当机长的时候，一般会配第二副驾驶，以便可以随时提供帮助。但驾驶舱里没有第二副驾驶的位置，所以飞机起飞后，我就坐在包厢的沙发上。我无意间往后舱扫了一眼，正好看见林立果和刘沛丰隔着茶几在交谈。林立果见了我之后不再说话。事后想起来，他的表情异常沉重。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在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我在后面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里加润滑油。这时，我看见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到17吨。”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当时我满脑子想的是把“林副统帅”拉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哪用得着17吨油？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他这么一说我也没吭声。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加油进去。但是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和我们自己带的压力接头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其实如果强行加，也能加进去，就是和其他飞机一样，站在机翼上，打开盖儿，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样速度比较慢。潘景寅没坚持，我们也没再加，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

其实就在5天前，也就是9月7日，我自己刚刚飞了一次山海关。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因为她以前在我们部队蹲过点。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那一次飞的是三叉戟252号，也不是后来出事的256号。

9月12日的256机组一共9个人：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是我，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和服务员小魏。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我没想到，这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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