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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魂九一三,那个暗的夜


作者: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

来源:搜狐历史

 

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我后来无数次回忆起39年前那个改变命运的事件,曾反复咀嚼事件发生前的每一个细节,仍然找不出一场举世震惊的事件要发生的任何预兆。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的家探望家人,那时我第二个孩子刚2岁多一点。我们飞行员平时都住在机场宿舍,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我一般从西郊机场骑自行车回到和平门的家,星期日晚饭前再赶回来。那时年轻,骑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吃力。但是一天前,我们专机师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周末不回家了,我爱人早就习惯了我的工作方式,从来不问我的去向。

那一天很平静,我记得太阳很好,我把毛巾被洗了,拉了会儿二胡,又学了会儿外语。飞行的专业词汇我基本上能看懂,三叉戟的飞行手册就是我翻译出来的。

18点钟开饭,因为是周日,我们不需要像平时一样排队吃饭。我记得很清楚,晚饭吃的是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我把蒸饺一推,赶紧往宿舍跑。

路上,我远远地看到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说话,然后李平拔腿往机场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说了声:“中队长,潘副政委说要把油料加到16吨!”我一愣,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

不过也没来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个航行包,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然后把脚上的凉鞋换成皮鞋——因为要踩刹车,所以飞行员飞行时必须穿皮鞋;天气有点凉,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裤。

当我到达团值班室时,领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经到了,他的家就在机场,也是被一个电话从家里揪出来的。等了一会儿,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了个小资料包。“你们上值班室要车吧!”他就交代了这一句,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

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李平说:“潘副政委,就加了15吨油,油车加完了,没油了。”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也没有要求再来一辆车继续加。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这架三叉戟被改装后,分为三个舱:第一舱里,左边是张床,右边是一个沙发,算是首长的包厢,外边用一个隔扇隔开。中部是第二个舱,摆着茶几和沙发,也就是办公的地方。再往后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随行工作人员大多坐在这里。

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之后,汽车突然一加油门,从飞机左翅膀下急驶而出,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心想,开得这么快撞了飞机怎么办。

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车来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人,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后来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

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

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这是256号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飞比较长的航线,或者领导当机长的时候,一般会配第二副驾驶,以便可以随时提供帮助。但驾驶舱里没有第二副驾驶的位置,所以飞机起飞后,我就坐在包厢的沙发上。我无意间往后舱扫了一眼,正好看见林立果和刘沛丰隔着茶几在交谈。林立果见了我之后不再说话。事后想起来,他的表情异常沉重。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在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我在后面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里加润滑油。这时,我看见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到17吨。”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当时我满脑子想的是把“林副统帅”拉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哪用得着17吨油?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他这么一说我也没吭声。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加油进去。但是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和我们自己带的压力接头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其实如果强行加,也能加进去,就是和其他飞机一样,站在机翼上,打开盖儿,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样速度比较慢。潘景寅没坚持,我们也没再加,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

其实就在5天前,也就是9月7日,我自己刚刚飞了一次山海关。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因为她以前在我们部队蹲过点。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那一次飞的是三叉戟252号,也不是后来出事的256号。

9月12日的256机组一共9个人: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是我,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和服务员小魏。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我没想到,这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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