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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政协委员何新授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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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

我是河南巩义人,1959年8月,我读高中三年级,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考试,那一年我20岁,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还在地里干活儿。当时全市的高中应届生被挑中了3个,由于身体、技术等原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飞了出来。正式入伍后,我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当时叫第六航空学校,从初级教练机苏制雅克-18飞机开始,学习驾驶歼击机。

1964年,4年的航校学习生涯结束,学员基本上被淘汰了一半,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被分到了空军第34师,也就是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是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当时就是专机师的苏制里-2飞机担任的。

当年能被挑进专机师的,当然都是“根红苗正”,我在学员班任班长,很快就被选拔出来学习飞相对先进的苏制“伊尔-14”。经过一段集中训练后,除了给老飞行员做副驾驶执行任务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担任机长单独执行任务。在我刚刚完成夜间的飞行训练科目不久,我又被调到专机师的第100团。100团是专机师主力团,重要任务都是由100团来执行的,比如毛泽东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我们用苏制的“里-2”专机送的。100团的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18,这是当时最好、最大的专机。当时周总理出访一般都用这个机型。因为执行中央领导一级的任务,在部队里多少有些优越感,感觉像“御林军”一样。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当时负责去巴基斯坦交涉买飞机之事的,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回来后,也由他牵头组建了三叉戟中队,他的副手是陈联炳。那时我已是伊尔-18的中队长,就成了我们班唯一被挑出来训练飞三叉戟的人选。我们组成一个三叉戟空勤中队,我任中队长。我们一起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

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伊尔-18要好,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但在当时,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而且位于飞机尾部,不但飞得快,噪音又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为第一批乘客。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江青。江青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落地。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样要停在跑道上。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冻得直跺脚。但江青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

江青每次出行,要带炊事员、医生、卫士、护士等一大堆人,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有一次飞行结束后,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在飞行上她看见江青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江青的服务员说:“咖啡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所以只能这样。”还有一次江青想从广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但江青坚持一定要去,最终惊动了周总理,总理不同意飞。江青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

最后一架,也就是第4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给我国的。是我带领机组和机务人员去广州负责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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