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人跟我老母亲说：“你儿子和林立果是兄弟”
我爱人“九一三”当天只知道我出差了，后来一直不见我回来，就多次往部队打电话询问，但得到的答复只是含糊的“出差未回”。10月7日，她在工厂里听到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一下子傻眼了。文件并没有说还有活着的机组人员，所以她以为我必死无疑。她后来告诉我，那一天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工厂回到家的。直到入冬后有人上门取我的棉衣，她才知道，我还活着。
妻子后来到处打电话打听我的消息，但是谁也不敢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我拿到棉衣后，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想看看妻子有没有留什么只言片语，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我后来想，等衣服送到我这里，不知早被人翻了几遍了。但随后我就震惊地发现，我们衣服的领章都被撕了下去，这意味着，我们这几个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叛徒”了！
之后，我们几个机组人员在陆军“陪同”下，可以到楼下自由活动，也可以到小卖部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到了胡萍和陈士印，我才知道许多与“九一三”之夜飞行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关在这里。
在中央专案组里待了几个月，他们认为我们没什么问题。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专案组说让我们回家过春节，于是我们又被“还”给空军。回到西郊机场，其实又开始新一轮审查。我们每个人被单独关在一间屋里写交代材料，这时我开始有意识地为将来留存一些资料，所以每次写完交代材料后，我就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悄悄写下整个事件的过程。
在空军被审查了22个月后，1973年6月我成为机组里继服务员小魏之后、第二个被放出来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传到老家，那边传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亲说：“你儿子和林立果是结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没有说这事啊！”对方说：“文件没有，但河南文件上有。”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没等到我出来她就去世了。审查结束时，给我的定性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错误”。
1976年，我们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强行转业，必须离开北京。我不死心，我还想在天上飞，况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给他们写信，请求能把自己留下来，但最终也如石沉大海。因为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就要求在河北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安置，而河北省规定，凡是要求就近安置的，要到张家口最穷的地方安置。最终我到了张家口怀涞县一个拖拉机工厂当车间指导员。
拖拉机厂很简陋，连围墙都没有，平时工人们下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明白，自己照顾好自己，是我对这个家庭能尽的最大的责任了。在工厂里生活得很苦，我学着把旧衣物拆开，按书上的公式裁成纸样，贴在布料上，自己学着做衣服。有时星期天我会在衣服摊上站一整天，就是为了看他们怎么裁剪衣服。那时工厂里分的白手套用不完，我把它们拆了，再加股白线，晚上就我一个人，关起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一个大男人笨拙地用粗粗的棒针学编织，最后我给自己织了条线裤，还给孩子织了毛背心。一双握过飞机驾驶杆的手，却在这里一针一线，编织着生活的希望……
1980年底，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读着《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久久不愿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答美国记者问》。
那些一起被改变了命运的人
邓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虽然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却让我热泪盈眶。这时，我已经被驱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下了一份文件：所有“九一三事件”牵涉的人中，团以下干部不做结论，意思是说就当历史上没有发生这件事，至少档案里再也没有这个“污点”了，可是停飞和转业已是既成事实，也无法改变。那时候，我们部队有60多名干部因此事而受审查，这些人中凡是跟飞行打交道的，基本上被都停飞了，以后也再也没有回到飞行岗位上来。
我们的老师长时念堂当时只有40多岁，“九一三”发生时，他刚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完全不知情，但他先被关进学习班，后来又被送到山西农场，前后被关了11年，从正师降为正团。虽然他是1943年的兵，而且还曾经得到过一枚抗战纪念勋章，但他至今仍是正团退休待遇。
1984年，我老伴以两地生活为由，通过电子管厂向四机部要了一个名额，把我调回北京。时隔十几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自我回京后，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想为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后来带着妻子和儿子返回老家安徽，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独自留在了北京。陈联炳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被挑到空军当飞行员，多少年来，他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但这场意外之灾让他从此不得不告别飞行事业。
机组通讯员、团通讯副主任陈松鹤与全家回到老家浙江省，爱人和两个儿子留在杭州，而他本人最终到了一个县的卫生院任支部书记。他已经熟练掌握的英语空中联络对话专业彻底无用武之地。
领航员李成昌后来被安置在上海自行车厂供销科，他的爱人是我国少有的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九一三”之后，她暂时被停止飞行资格。几年后，他爱人脱下军装，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继续飞行，这样他们一家四口在上海团聚。李成昌在我们这些人中算是结果最好的。
服务员小魏姑娘先是被分配到农场劳动，后来被分配到西郊机场卫生队工作。不久，她复员，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工厂当排字工人，一干就是8年。
而对登上256号三叉戟的4名机组人员来说，他们的家庭遭遇了一场更大的劫难。只有20多岁的机械师张延奎遇难时刚结婚不久，爱人正怀着未出生的孩子。张延奎本不是256飞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256飞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又住在城里，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邰起良出事后，他的爱人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地生活着。他的夫人当年是名大学生，这个事情对她刺激很大，身体很快就垮了。等我后来找到邰起良的家属时，她已经去世了。邰起良的女儿后来告诉我，凡是电影里出现飞机的镜头，她母亲都不允许家里人看，可见精神上受了多大的刺激。
机械师李平的家在天津，出事时，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李平的爱人在清理丈夫遗物的时候，发现李平生前在部队的存折不见了。部队进行调查，储蓄所工作人员反映，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长而且戴着口罩的大个子将存折上的钱全部取走的。
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的家属各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后来查清楚了，那个冒领存款的人是李平的老乡，在地方上和李平同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同时当兵，又在同一个单位同时维护同一种飞机，可谓最最亲密的战友。没想到李平一出事，他把人家这点钱也冒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部队处理了。
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机长潘景寅了。潘景寅个子高大，性格非常内向，不善表达。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并为毛、周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国时开过专机，当时只有40多岁。武汉“七二O事件”，毛临时从武汉飞上海，正好赶上潘景寅的飞机，当他知道毛上他的飞机时，兴奋地跑去找团长汇报此事，激动得脸通红，话都说不出来。潘景寅非常热爱飞行事业，他给3个孩子分别起名为鹜、鹭、鹏，我想也寄托着他对蓝天的一片炽热之情。
265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先是朝西南方向飞行了4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到4分钟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又飞了3到4分钟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345度后，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值得注意的是，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分钟，但潘景寅用了接近20分钟。
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当然，他也是被蒙蔽者，以为有人要加害于“林副统帅”，所以要誓死捍卫林彪，但是在空中，当他知道林立果等人要叛逃的时候，还是拒绝执行飞行任务。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最终结果还要靠飞机上的黑匣子来解答。
回到北京后，我也辗转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们。他们告诉我，父亲出事后，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潘景寅的爱人看到邓小平的谈话后，她和孩子们拿着这张报纸找信访部门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们和3名机械师家属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潘景寅的老伴起初还嘀咕：怎么算是“病故”呢？应该算“因公殉职”吧！但最终也还是签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们曾委托一位到蒙古出差的朋友到温都尔汗拾了些碎片、挖了些土回来，潘景寅的夫人去世后，他们给父母在昌平买了块墓地，做了合葬，当时找到我让我给写碑文，我后来也不知道是否派上了用场。
每年到了9月13日，我都会非常关注《参考消息》上的报道。2002年，日本一条报道上说，黑匣子上有争吵声。既然有争吵，那是谁和谁在吵？这个黑匣子现在还保存在俄罗斯，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证据。
我的儿子出生时，我给他起名字“飞”，我们对飞行的热爱、对蓝天的眷恋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回首往事，我最后悔也是最难过的，是当年没有在心爱的飞机上留下几张照片……有时我也觉得憋屈，我们是千挑万选才出来的，可是就在我人生正在往上走的时候，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当初投身于飞行事业时，我们都做好了牺牲准备。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的事业最终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最难熬的时候，我就想死在温都尔汗的那几个战友。他们死在荒郊野外，异国他乡。跟他们比，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39年了，曾经的亲历者胡萍、陈联炳已经去世。那时32岁的我，现在已经是71的老人。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和访问，从1997年起，我开始撰写“亲历9·13事件”。目前，我已完成了40万字的书稿。能让这本书顺利面世，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历史资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