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政协委员何新授权的博客
People Here Also Viewed: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4825

4

Previous 5
0
0

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

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当时参与拦截飞机的,还有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参谋长。他告诉我们: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然后他直奔机场,到了飞机下面,没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当他把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告诉机械师邰起良时,邰起良紧皱眉头,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一边走一边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们能马上出现。可是最终也没能等到我们,他成为倒数第二个登机的人。

最后一个登机者是林立果。

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高喊:“油车赶紧让开!我们要起飞!”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他完全把车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三叉戟256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64年7月我们一起被分配到34师。陈士印后来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空军从法国进了“云雀”直升机之后,他又开始学习飞“云雀”,很快就担任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不足30岁。

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所以副师长亲自带周宇驰学比较先进的云雀机。作为副大队长的陈士印也被指定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因此也认识并接触到周宇驰。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5的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周宇驰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凌晨4点50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和周宇驰周旋,一边降低高度,准备在他们很熟悉的西郊机场降落。但在周宇驰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专机师的师长一夜没睡,正在西郊机场布置处理三叉戟的事,一看直升机回来了,又赶紧布置地面处理直升机之事。一切都布置好了,结果直升机没落地,又拉起来,飞走了。到了沙河,也还是那样,没有落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怀柔是我们经常在训练中光顾的地方,大家对地形很熟悉,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正在操作飞机降落的陈士印回忆,他听到枪声看见陈修文中弹,他顾不上保持飞机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去,大喊:“为什么要动枪?”飞机一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最终陈士印还是凭借他的技术稳住了直升机,在客观上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趴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那天穿着一件皮夹克,里面套着一件布工作服,他后来发现,子弹贴着皮肉,把里外两件衣服打了4个洞。地面的民兵闻讯赶来,看到陈士印满脸是血,以为他受了重伤,背起他就跑。陈士印急着说:“不要背我,飞机上还有一个……”等民兵们到飞机上找到陈修文,他早已不行了。

到了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部,陈士印打电话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胡萍,胡萍让他待在原地别动。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小时,接近中午,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我们失去自由了

陈士印被带回北京后,被拘留审查长达11年之久,最终被转业到沈阳老家。陈士印多年不愿意对外谈这段往事。我以老同学、老战友的身份找到他,终于说服他开启了尘封多年的回忆。这架返航的3685号直升机至今还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里,我们俩还专门跑到那里,我为陈士印在那架直升机前照了张相。那被子弹击穿了4个洞的飞行工作服至今也保存完好。

而那天晚上在山海关,虽然只睡了1个小时,但是经过一番惊心动魄,我们剩下的5个人谁也无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复回顾白天的细节,寻找种种不正常处,天色逐渐明亮起来,但我们仍一头乱麻。

不过我们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他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们机组5位成员,加上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孩子,每人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两个海军“陪同”,被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站时,同样还是每人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疾驰而去。

我们被送到海军司令部后院的一个家属招待所,一人一间,被看管起来。其实看管我们的海军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有一天一个人还把我叫到破仓库里问:“山海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了?”9月19日,一辆大轿车又把我们全拉到位于西山的北京军区政治部招待所。其实这时由纪登奎负责、公安部部长李震主抓的“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单独关了一两天后,有一天半夜,我们几个人被叫到一间屋子,进去一看,找我们的是纪登奎。他对我们挺客气的,像聊天一样询问我们事件的详细经过,听罢说了句:“林彪急着抢班夺权,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我才知道那架飞机上的人的命运,以及整个事件的定性,顿时百感交集,又震惊,又有逃过一劫的侥幸和后怕。

公平地说,专案组的人对我们还都挺客气的,但措施该严还是比较严。怕我们自杀,刮胡子不能用刮胡刀而是用推子,窗户都被糊上还用木板钉上,不让我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北京军区专门挑选排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看着我们,上厕所不能关门,睡觉时可以关灯,但看管我们的人还要坐在那儿,视线绝不离开我们。

我和陈联炳住在一屋,但有时我们俩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都是躺在那里,眼望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亲,我想妻子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会发疯一样到处找我。

转眼到了11月,天气已是很凉了,我们身上还穿着离家时那身单布工作服。我们向专案组提出到我们每个人家里给我们拿过冬衣服,专案组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举动,向家里人传递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后证明,这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4825

Latest Images

Trending Articles





Latest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