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伦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

我父亲彭加伦1923年投身革命,先是受党的委派参加国民党,被委任县党部委员,1925年回归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到长征结束,历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22军(军长陈毅)军委秘书长、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

这里需要做一下解释。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是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自由组合而成的,这个组合并不是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

当时红一军团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林彪只是红一军团下属红四军的军长,而红三军团是由彭德怀领导,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朱德是平级,林彪则属于下级。

记得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们提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关系,他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当时红三军团的粮食供给只能靠红一军团的帮助。看到红一军团在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对中共中央下达的战斗任务,是只动不打,因此没有任何损失,彭德怀、朱德、毛泽东都认为中央下达的作战命令,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独立作战是不对的,应该联合作战才会增强实力。

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原意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父亲每提及此事,总是赞叹彭德怀有肚量有眼光。因此红一方面军组建初期,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都由一军团的人兼任,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的原因。父亲说,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他们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朱、毛虽然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兼红一军团的职务,红一军团指战员的职务几乎原封不变。

朱、毛对红三军团只下达战斗任务,由彭德怀自己负责部队领导干部的使用和调动。我父亲由于是红一方面军具体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除此而外,也常常去红三军团帮助搞宣传。父亲讲,毛泽东和朱德特别嘱咐他,凡红三军团的事一定要经过彭德怀的同意才能做。本着这个原则,凡红三军团的重要宣传事宜我父亲都会事先报给彭德怀同意后再报红一方面军总部做宣传。

我父亲去红三军团开展宣传,在三军团人眼里他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但他同红三军团上下相处得都很融洽。特别是长征开始后,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改组,政委由周恩来代替了毛泽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人事变动很大,很多三军团的人进了一军团,也有很多一军团的人被调入三军团,打破了初期的建制格局,但两个军团的干部战士关系都很好。

长征时中共中央落足在红一方面军,实际随行于红一军团,红军到达陕北后彭德怀提出取消红三军团的编制,全部编入红一军团,至此红三军团建制取缔,所以后来人们把红一军团看成是中央的标志。

文革结束后,我曾到父亲的好朋友刘少卿将军(开国少将)家做客,他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年青时候,叫我小加伦将军(红军时代的人都叫我父亲“加伦将军”)。他谈到认识我父亲是在红三军团,他说那时他在红三军团任六团团长,加伦同志从总部来帮助他们搞宣传学文化。

当时红军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所以打完仗不会写战报。加伦同志人缘关系好,常常帮助他们写战报,红一方面军许多著名的战斗报道都是出自加伦同志之手。

他说,你们在《星火燎原》中看到的《飞夺泸定桥》一文,原来就是加伦同志写的,不知道怎么现在成了杨成武写的了?我对他说,这件事我知道,我听父亲讲过这个事件的原委。

当时的情况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向我父亲征稿,我父亲就把那篇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给了他们,不久杨成武来找我父亲求父亲帮他忙,成全他一个心愿,希望父亲把“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让给他使用。原因是《星火燎原》编辑部说文章的标题不能重名,而圈内人士都知道“飞夺泸定桥”的标题是我父亲首创的,杨这才来请父亲帮忙。

杨成武对我父亲说,老彭,泸定桥这一仗是我打的,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义上,你就把这篇文章让给我吧。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成全了他的心愿,并把自己的稿子从《星火燎原》编辑部撤了回来,所以在《星火燎原》中的文章是我父亲的原文又经过了杨成武增删的文章,署名也是杨成武。

尽管后来也有些高级军事将领,职务和级别都比杨成武高,要为我父亲“正名”,都被父亲拦下了,父亲说,我与成武同志几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五个字吗?!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从此“飞夺泸定桥”成为杨成武将军的专用词汇。直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又把我父亲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文章“之父”搬了出来。

解放后,党史研究人员、军史研究人员、艺术创作人员到我家采访父亲不断。常来的有黄宗江(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电影《农奴》的编剧),常鹤龄(空政文工团团长),危聆(八一厂演员)。最多提及的是“飞夺泸定桥”之战时,当时的战况,及敌方兵力数字和我方参战的兵力及伤亡数字。父亲的解答是相当详细的:

1.红军时期基层领导有文化的不多,并不是每次战斗都能有详细的记载,军事干部只顾打仗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个别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偶尔能做到战后的文字总结,大多数的都做不到。你们所说的,解放军有战后清点和总结的优良传统,那是抗日战争之后,解放战争之时才达到的,而在红军时代尤其是长征时期,命都顾不上,哪里可能做得那么好?

2.写泸定桥战斗,我是受命跟踪报道。军委的命令是三天拿下泸定桥。我作为直接参与这场战斗的唯一文职官员,从安顺场跟着杨成武的部队一路夺隘架桥与杨森的部队战斗不断,320里路程攻击前进直到泸定桥头,又随部队冲过桥头,一路全神贯注,写出从安顺场开始到夺取泸定桥完整的战斗经过。

部队冲过桥之后,接着追击攻打泸定城。我没有参加攻打泸定城的战斗,是因为我要赶着完成夺取泸定桥战斗的报道,并组织印刷。当大部队过桥的时候,夺取泸定桥的战报已经发往全军,极大的鼓舞了全军将士。

毛主席在过草地时还专门对我说,你在战士报上写的《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一词用得好哇,我们的战士都是天兵天将,激励全军嘛。

(毛主席指的战士报就是一八五期战士报,可惜已经遗失)一九三六年我重新写《飞夺泸定桥》一文时,是根据我的原手稿以及我的调查资料修改后完成。当时有个别领导说文章标题中飞夺一词是否有些夸张,可否改成“泸定桥的战斗”等,我说,连毛主席都非常欣赏“飞夺”一词。我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这些手稿一直保存着,直到接收东北时,我们刚刚打开行李,国民党军队就到了,我们撒腿便跑,来不及收东西,所有的行李都丢了,我珍贵的手稿资料也在那时全部遗失。

3.关于敌人兵力和为何能顺利夺桥。国民党驻守泸定城地区总兵力为两个旅,当然包括泸定桥地段。所以我写的对岸敌军两个旅是有根据的。直接守桥部队是两个团包括民团。我军非常重视夺取“泸定”,被中央认为是生死攸关之战,每一部署都是中央决定的,分左右两路军直扑泸定桥,志在必夺。

因为早就知道敌军守备部队可随时增援至两个旅,我军准备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几倍于敌。杨成武是开路先锋为第一梯队,一旦杨失利,后续部队会源源跟上继续攻击。原定左右两路军同时攻击泸定桥,可不知什么原因,右路军迟迟未到,肯定是遇到了敌人拦截,因为我们左路军一路走都受到敌军的拦阻。

中央决定由杨成武部抢先攻击桥头,也许在战斗中右路军就会赶到了。我亲眼目睹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明显的是我军火力压制住了敌方。就在我们的战士快爬到对岸桥头时,桥头突然着起火来,我们战士急了,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大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全吓跑了。我原以为战事还会长一些,等到右路军到达对岸桥头时敌人就会撤去。

没想到战事突变,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对岸。我在写战报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根据我的所见记录下来做出报道。战后我思考,有可能是因为敌方得知我右路军已经接近桥头怕被双面夹击,那样就会被全歼,所以跑了。但那也只是猜测,我所见到的事实是敌人没有增援,而我们冲上去了,敌人跑了,我们胜利了。

4.关于写作和回忆。写泸定桥战斗的有许多同志,但多数是根据回忆写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在战斗中边看边写,当场写出来的,应该说是最真实的记录。你们来采访,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当事人,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亲身的经历、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战场的经历不一样,只能是写个人经历的一面,不可能写出面面俱到的文章。

比如我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报道时,时间紧,写完后立即发往全军。所以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写出来,看不到的不能去作全面了解,也没有时间去了解。战地报道不是总结报告,更不是研究论文,主要写战场气氛战事情况,是真实的现场记录。

当时有人口头告诉我了一些参战人员的名字,我只能记几个主要的,其他人就用“等”字代替了。我为什么写我方兵力为一个团呢?因为只有杨成武的这个团直接与敌军作战,右路军还没有赶到战斗就已经结束,左路军其他后备部队并没有参加战斗,我当然只能简明扼要地写我方参战部队是一个团的兵力,总不能把一方面军准备参战的所有团、连级部队的番号都写进去。

实际上泸定之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安顺场至泸定桥,320里路程边攻打敌军守备要塞边行进;第二阶段是攻打泸定桥;第三阶段是攻占泸定城。

泸定城与泸定桥仅“一步之遥”,杨成武的四团在拿下泸定桥之后紧接着就打下泸定城。在泸定,敌方总兵力中可参战的兵力为两个旅,我方参战实用兵力是一个团,这是我所知道的。战时报道是会有些误差的,这些在所难免,也只能是历史的遗憾了。

比如我在1935年写的《飞夺泸定桥》战报,文中在时间上就有误差。我写的是5月13日从安顺场出发15日打下泸定桥,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实际时间应该是5月27日出发29日打下泸定桥。当时仗打得太激烈了,我也糊涂了,就这么发稿了。

1936年,我重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文章就是完全根据1935年的手稿写的,我已经知道时间上有误差,但并没有把日期改过来,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原始文件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不是原始文件了!我要保持历史的原貌(包括错误),这才是真实的反映历史的记载,并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战争场面的激烈程度。即使要更改错误和误差,也是在另外的补充文件中作修正。

采访报道时常会有些错误,我当年为写报道在采访有关基层领导时就出现过一些可笑的事情。如我采访有关攻打遵义城的情况时,当时一位连长兴致盎然地讲给我听,我迅速地记录。

可很快就有位领导告诉说,加伦同志,你要了解的是第一次攻打遵义城的情况,这位连长根本就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第三次攻打遵义城!红军当中基层干部很多,大多没有文化,闹出过许多这类笑话,需要多找些人了解,尽量互补,才会清楚。

以上内容是我根据父亲被采访后他的一些笔记手稿整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