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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风塑造“荷马佳作”

  (甲)风行草偃的西方大雅

  如果要问,蒲柏的天赋和他的文艺品味的内涵与基础是什么?回答是“中国风(Chinoiserie)”,它把审美、文艺、哲理和雅言带给英国及西方!宋词云:“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

  美国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年)说:“西方文学的中国风要追溯到18世纪的蒲柏时代。”[Ishmael Reed:God made Alaska for the Indians:selected essays,Garland,1982,p.117.]

  英语文学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

  关注18世纪的(西方)诗歌,应该将它和新兴的中国品味联系起来……;在英国的中国物质文化意味着审美秩序的有效原则:特别体现在英语的创作能力上,那就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的“多样性之有序”——和而不同、绽放异彩。[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尤金妮亚在其文章《中国风、审美形式和蒲柏与斯威夫特的诗歌……》中,强调那时的英国诗人们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施展才华的。[18th Century Studies,Eugenia Zuroski Jenkins:"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Chinoiserie,Aesthetic Form,and the Poetry of Subjectivity in Pope and Swift.]她还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在形成的审美观念和英语主体性上起着核心作用。”[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Synopsis.]“在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轮廓产生了它的自身模式”。[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若石诗云:

风载仁德始自天,行程万里润桑田。

草青花艳人得意,偃武修文社稷安。

  末句“偃武修文社稷安”,在西方而言完全背道而驰,所谓的西方文学也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殖民主义工具而已。

  进而言之,奥基恩(Daniel O'Quinn,圭尔夫大学教授)说:从18世纪初,“随着‘中国风’传播,东方的想象、主题、文物和风格进入英国文化之中,……蒲柏的诗歌包含了他所玩味的东方主题。”[Charlotte M.Canning,Thomas Postlewait:Representing the Past,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0,p.351.]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中国风’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寓意的传统,贯穿于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和好几代文学家,诸如:威奇利(William Wycherley)、蒲柏(Alexander Pope)、约翰·盖伊(John Gay)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尽管最能体现中国风精神的作品,还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David Porter: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7.]

  (乙)英国及欧洲文学的“中国化”

  包括蒲柏在内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西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中国风”中成长起来的。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的文章《中国式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其所著《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J.Clarke)继续这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而克拉克教授的书的开宗明义则是,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相似的,刘教授最近的书《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刘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她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另外,刘教授(Prof.Yu Liu)的又说:“……虽然蒲柏从未到过远东,但作为一个具有这方面的想象力的艺术家,他能够吸收和运用那多样性优雅的中国思想;当他谈及坦普尔(Temple)和马国贤(Matteo Ripa),说:‘他们是懂得中国古典园艺的。’……上述‘洒落瑰奇(sharawadgi)’的中国艺术精神,到18世纪末,……通过沙夫茨伯里、艾迪生和蒲柏,把来自‘不同伊甸园的种子’的灵感,传给了赫尔德和康德,成为其美学理论的要素,从而进入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Volume 53,10-1-2005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Yu Liu.]

  尤金妮亚·詹金斯著《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写道:

  中国风格在那些英国精英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诸如亚历山大·蒲柏、约瑟夫·艾迪生和安东尼阿什里库珀(第三沙夫茨伯里伯爵)。……中国的多样性和谐的美学思想,参与了康德的美学革命,从而形成欧洲的现代性。

  中国风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上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笛福的小说……及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诗里。……“中国物语”(物质文化)已融入18世纪的典范英语之中,并且转化为英国文学和文化资本……,从而确定了英语的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应该代表英国认同的新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想象服务于保持“英国风格(Englishness)”的连贯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3,123.]

  (丙)西方名著袭用中国叙事方法——“中国盒子”揭秘

  根据布尔加尔(R.R.Bolgar)教授的研究,在18世纪的英国,“荷马世界是被当做原始文化的例子加以处理的。……对于原始粗糙的‘礼貌的厌恶’(polite distaste),激励着18世纪的艺术心灵。正因为如此,蒲柏感到,《荷马史诗》必须被改写,然后它方能被欣赏。如此一来,成功造假的障碍就被取消了,……以致在1762年,麦克弗森宣称他‘翻译’了盖尔语的古诗(《莪相》)。”[Moritz Csáky:Europa im Zeitalter Mozarts,Boehlau Verlag,1995,p.109.]

  麦克弗森的《莪相》——“北方的荷马”(Homer of the North)——是采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方法。他可能是从蒲柏那里学到的,因为蒲柏掌握了如此复杂多变的“中国盒子”的表现手法。[G.S.Rousseau,Pat Rogers:The Enduring Legacy:Alexander Pope Ter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8.]这样一来,蒲柏版(现代版)《荷马史诗》也就变成“中国风”的了。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原来西方人所称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套匣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方法司空见惯。到了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和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所使用的就是这种“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boxes]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Donald R.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xi.]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较明显的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很多,诸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雪莱和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Stephen Gill:Wordsworth's Revisitings,OUP Oxford,2011,p.105.]、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68.]和《凤凰与斑鸠》[MacDonald Pairman Jackson: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68.]和勃朗特《呼啸山庄》[Leo Braudy:Haunted:On Ghos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98.]等等。

2018年3月18日完稿

  (原载《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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