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风塑造“荷马佳作”
（甲）风行草偃的西方大雅
如果要问，蒲柏的天赋和他的文艺品味的内涵与基础是什么？回答是“中国风（Chinoiserie）”，它把审美、文艺、哲理和雅言带给英国及西方！宋词云：“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
美国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年）说：“西方文学的中国风要追溯到18世纪的蒲柏时代。”[Ishmael Reed:God made Alaska for the Indians:selected essays,Garland,1982,p.117.]
英语文学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
关注18世纪的（西方）诗歌，应该将它和新兴的中国品味联系起来……；在英国的中国物质文化意味着审美秩序的有效原则：特别体现在英语的创作能力上，那就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的“多样性之有序”——和而不同、绽放异彩。[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尤金妮亚在其文章《中国风、审美形式和蒲柏与斯威夫特的诗歌……》中，强调那时的英国诗人们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施展才华的。[18th Century Studies,Eugenia Zuroski Jenkins:"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Chinoiserie,Aesthetic Form,and the Poetry of Subjectivity in Pope and Swift.]她还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在形成的审美观念和英语主体性上起着核心作用。”[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Synopsis.]“在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轮廓产生了它的自身模式”。[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若石诗云：
风载仁德始自天，行程万里润桑田。
草青花艳人得意，偃武修文社稷安。
末句“偃武修文社稷安”，在西方而言完全背道而驰，所谓的西方文学也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殖民主义工具而已。
进而言之，奥基恩（Daniel O'Quinn,圭尔夫大学教授）说：从18世纪初，“随着‘中国风’传播，东方的想象、主题、文物和风格进入英国文化之中，……蒲柏的诗歌包含了他所玩味的东方主题。”[Charlotte M.Canning,Thomas Postlewait:Representing the Past,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0,p.351.]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中国风’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寓意的传统，贯穿于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和好几代文学家，诸如：威奇利（William Wycherley）、蒲柏（Alexander Pope）、约翰·盖伊（John Gay）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尽管最能体现中国风精神的作品，还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David Porter: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7.]
（乙）英国及欧洲文学的“中国化”
包括蒲柏在内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西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中国风”中成长起来的。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的文章《中国式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其所著《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J.Clarke）继续这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而克拉克教授的书的开宗明义则是，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相似的，刘教授最近的书《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刘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她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另外，刘教授（Prof.Yu Liu）的又说：“……虽然蒲柏从未到过远东，但作为一个具有这方面的想象力的艺术家，他能够吸收和运用那多样性优雅的中国思想；当他谈及坦普尔（Temple）和马国贤（Matteo Ripa），说：‘他们是懂得中国古典园艺的。’……上述‘洒落瑰奇（sharawadgi）’的中国艺术精神，到18世纪末，……通过沙夫茨伯里、艾迪生和蒲柏，把来自‘不同伊甸园的种子’的灵感，传给了赫尔德和康德，成为其美学理论的要素，从而进入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Volume 53,10-1-2005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Yu Liu.]
尤金妮亚·詹金斯著《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写道：
中国风格在那些英国精英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诸如亚历山大·蒲柏、约瑟夫·艾迪生和安东尼阿什里库珀（第三沙夫茨伯里伯爵）。……中国的多样性和谐的美学思想，参与了康德的美学革命，从而形成欧洲的现代性。
中国风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上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笛福的小说……及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诗里。……“中国物语”（物质文化）已融入18世纪的典范英语之中，并且转化为英国文学和文化资本……，从而确定了英语的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应该代表英国认同的新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想象服务于保持“英国风格（Englishness）”的连贯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3,123.]
（丙）西方名著袭用中国叙事方法——“中国盒子”揭秘
根据布尔加尔（R.R.Bolgar）教授的研究，在18世纪的英国，“荷马世界是被当做原始文化的例子加以处理的。……对于原始粗糙的‘礼貌的厌恶’（polite distaste），激励着18世纪的艺术心灵。正因为如此，蒲柏感到，《荷马史诗》必须被改写，然后它方能被欣赏。如此一来，成功造假的障碍就被取消了，……以致在1762年，麦克弗森宣称他‘翻译’了盖尔语的古诗（《莪相》）。”[Moritz Csáky:Europa im Zeitalter Mozarts,Boehlau Verlag,1995,p.109.]
麦克弗森的《莪相》——“北方的荷马”（Homer of the North）——是采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方法。他可能是从蒲柏那里学到的，因为蒲柏掌握了如此复杂多变的“中国盒子”的表现手法。[G.S.Rousseau,Pat Rogers:The Enduring Legacy:Alexander Pope Ter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8.]这样一来，蒲柏版（现代版）《荷马史诗》也就变成“中国风”的了。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原来西方人所称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套匣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方法司空见惯。到了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和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所使用的就是这种“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boxes]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Donald R.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xi.]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较明显的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很多，诸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雪莱和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Stephen Gill:Wordsworth's Revisitings,OUP Oxford,2011,p.105.]、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68.]和《凤凰与斑鸠》[MacDonald Pairman Jackson: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68.]和勃朗特《呼啸山庄》[Leo Braudy:Haunted:On Ghos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98.]等等。
2018年3月18日完稿
（原载《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