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政协委员何新授权的博客
People Here Also Viewed: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4820

8

Next 9
Previous 7
0
0

  (乙)低俗题材变为上乘“佳作”

  我们原以为今天所见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原本就是如此,阳春白雪,格调高雅,具有崇高的思想、文学境界,堪任人类前进道路的指路灯。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西方思想文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在中国风及其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主要是在18世纪),用中国文化的雅言编造、改造而来。以前的西方文本粗糙、庸俗,充其量只能被当做加工的素材。

  换句话说,所谓的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在受到“中国风”影响下被改造之前鲜有思想、文学价值。19世纪的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年)对此并不讳言,但也巧妙地曲为回护。他这样说道:“但丁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地位相当,都属于粗陋的或原始的时代;这样,诗人的创造性反而更容易被释放。”[Edoardo Crisafulli:The Vision of Dante,Troubador Publishing Ltd,2003,p.113.]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不是他本人所写,而且经过了多次被他人重写,但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接手修改的时候,发现它依然是“一堆垃圾”。[M.Burnett:Edinburgh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and the Art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74.]

  莎士比亚毕竟是旧时代的传奇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具有“传统意义”,可被当做文化品牌。克劳德·罗森主编的书所采用的标题是:《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群”》。顾名思义,现代版莎士比亚是多次重大重写的结果(…→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该书的简介称:“系统地介绍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被接受,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评价亚历山大·蒲柏、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隆,在莎士比亚死后和他被接受上所做的贡献。”[Claude Rawson:Dryden,Pope,Johnson,Malone:Great Shakespeareans,Vol.1,A&C Black,2014.]

  《荷马史诗》在蒲柏之前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

  (荣获古根汉文学奖的)戴维·鲁宾著《重写策略》,称“荷马的世界是原始的、荒诞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7,Charlottesville:Rookwood Press,2002,p.182.]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1815—1888年)概括旧版《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和简陋”的。[John Mor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23,London,1875,p.588.]

  芬兰诗人斯蒙苏里说:“在伏尔泰看来,……《伊里亚特》反映了荷马社会的原始价值,和那时候的粗鄙和粗俗的情感。……伏尔泰是站在蒲柏和德·拉·莫特的现代主义传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他们都认同《荷马史诗》是原始性质的。”[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73.]〔引者按:法国文学家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也是通过“翻译”而重写《荷马史诗》的〕。

  英国金融时报载马丁·迈龙的文章《荷马真相》称:“对于1760—17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荷马代表着供加工的原始素材,……英雄气概与嗜杀成性,……原型作者的主题是极端暴力。但这是悖论,即:在这个文化乐观、自信和放纵的时代(18世纪),也带有恐怖的品味〔引者按:这与方兴未艾的大英帝国及其海外殖民有关〕。……荷马的作品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荷马被(这个时代)做各种解读:盲诗人、古典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型或古旧的守护者……。”[Martin Myrone:Homer truths-Financial Times,24-02-2006.]

  (丙)如此化腐臭为“神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说:蒲柏“似乎一心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重写所有的过去的好诗歌。”[Lawrence I.Lipking:Ordering of the Ar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334.]

  琳达·凯利说:“按照亚历山大·蒲柏所设定的诗歌品味的标准是……优雅古典,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怪癖的黑暗时代;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可口的。”。[Linda Kelly:The Marvellous Boy:The Life and Myth of Thomas Chatterton,Faber&Faber,2012,p.99.]

  “同化荷马和莎士比亚(assimilation:就像文明同化野蛮那样)”,斯坦福大学教授蒂莫西·赖斯说:“把它们纳入一个被发明的文学传统之中,这在蒲柏那儿甚为显著。已经看过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直到1747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还说,莎士比亚作为天才,还需要改善,去掉那些胡言乱语——像伏尔泰所言‘魔鬼式的闹剧’)。[Timothy J.Reiss:he Meaning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9.]

  两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埃文·卡顿和艾伦·弗里德曼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8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以前是很糟糕的,在17世纪中叶被清教徒禁演……。18世纪的文学,也包括散文、书信、哲学和历史,均被怀疑为反映“文明暴发户”的标新立异;……如此狭隘的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带有功利主义!”[Evan Carton,Alan Warren Friedman:Situating College English,Bergin&Garvey,1996,p.4.]

  现代版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其本人无任何关涉(在其名下的作品已被翻新和重组无数遍了),而与之最密切相连的则是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18世纪英国的顶级学者和“莎士比亚编辑”之首。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之一的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说:在编写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时,“约翰逊博士的脑子里是中国人的思想”。[Sir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Containing Descriptions,Observations,and Comparisons,London,1804,p.249.]〔已有英美学者论证,现代英语是通过大量摄取汉字雅言而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另行考述〕。也就是说,约翰逊的知识背景主要是中国的(请读范存忠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一册19世纪的期刊这样写道:“受到杜赫德著作的影响,约翰逊研读和敬佩中国。他说,中国的一些特点正是英国所缺少的。……令他惊叹的是,在那个国家,知识与高贵是划等号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进步和晋升,以良知来发展事业;(不存在像欧洲贵族那样)无知能够享有伟大,懒惰倚靠出身高贵的特权……。”[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YN,1840,p.590.]

约翰逊等“莎士比亚编辑”。资料来源[http://www.explore-stpauls.net/oct03/textMM/DrJohnsonN.htm]

  蒲柏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这位译者自己虚构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指出:

  约翰逊博士夸奖蒲柏的翻译(伊里亚特)卓冠当时,却一点也不介意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年)的评价——“很美,但不是荷马的!”〔本特利曾当面说:“这诗确实很美,蒲柏先生,但你不能称它是荷马的诗!”〕。他(约翰逊)也没有联想蒲柏所学的。……欧洲人钟情于中国艺术和语言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中国风”从18世纪前到现在,最近(诗人庞德所处的20世纪初)在英美又上升到高潮。[Michael Alexander: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98,233.]

(五)“翻译”是伪造经典的重要环节

  (甲)反思蒲柏所“翻译”的“荷马史诗”

  这里的“翻译”一词特指在18世纪的欧洲,把文字材料从希腊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方言土语(后者例如但丁的《神曲》)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在14—15世纪得力于印刷术,而先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字母表音文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口音总是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根本不能保持其一致性,遑论文字。所以18世纪的伏尔泰说,五百年以前的欧洲完全没有文字。

  拉丁文和希腊文(与“古希腊”无关)都是宗教性,缺乏现世和人文的成分,而且也在成长中。

  后起的欧洲各种“俗世文字”一开始是难产;其字母表音乃先天不良:时空变异和沟通混乱;从而加剧宗教战争,险些夭折。幸亏培根等众多西方精英倡导和从事以汉语为榜样的语言改革,在1650—1750年间,首先是英文(还有法语、荷兰语等)大量摄入中国的雅言含义,用中国物质文化作为其词汇的定义参照,并且“归化”中国风的视觉语言。所以说,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篡者约翰逊“脑子里都是中国思想”。英语等有通过贸易和文学传遍欧美。

  说是翻译,实际上是重写——在观念和审美上,是集译者与时潮之大成,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美国维斯理学院教授凯思琳·林奇撰文抨击,题为《荷马的伊里亚特和蒲柏的卑鄙的伪造》[JOURNAL ARTICLEHomer's Iliad and Pope's Vile,ForgeryKathryn L.Lynch,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4,No.1(Winter,1982),pp.1-15Publish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伪造性的翻译”,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罗伯特·米拉说:“《荷马史诗》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翻译者试图重新创造它,……翻译受到文化和语言变化的影响。”[On Death and Dying in Chapman's"Iliad":Translation as Forgery,Robert S.Miol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3,No.1(Summer,1996),pp.48-64.]

  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从唯美的角度肯定蒲柏的创意(尽管已远离了原先的荷马):

  蒲柏于1709年发表的《田园诗集》,包含希腊神话萨尔珀冬(Sarpedon)的插曲,被并入《伊里亚特》的完整版。……蒲柏对《荷马史诗》做了很大改进。……不可否认的是,他找到材料,大量添加。蒲柏以其勤奋和才艺,培育了我们的语言;以致那诗意优雅的“蒲柏之荷马”,为子孙后代留下来宝贵的财富。[Harold Bloom:Alexander Pope,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2.]

  应该指出,蒲柏的语言之美,都是属于中国风范畴的内容。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在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确定英国的审美原则,特别体现于英语的创造能力上,即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有序多样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乙)“翻译”还是彻底新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士香农·法莉有一篇文章《荷马版本:翻译与重写》,[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兹介绍如下:

  亨利·詹金斯教授著《文学偷猎者》和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45—1996年)著《翻译、重写和操纵文学名誉》,按照这两本书,《荷马史诗》整个是被重写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化中“最具变革性的重写文字”。文本被重写旨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满足特定体制的要求。

  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采用英雄史诗两行诗(每句有五音步十音节)的形式,融摄时代潮流,强调帝国的权力和鄙视不道德的行为,重塑阿喀琉斯(Achilles,半神英雄),以确保他的重写能够成功。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學研究员伊塔馬埃文–佐哈尔批评了西方翻译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文学是“高级”或“经典化”否定“低级”或“非经典”。这很适用于讨论《荷马史诗》的重写。当它被翻译时,它就进入了“高级系统”或“经典水平”。由此,在文学上是希腊vs罗马、两者vs现代欧洲,最后是“拉丁文地方文学乃至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的死亡”。〔指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被浪漫主义运动的重写,取而代之。——引者〕。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给《荷马史诗》留下的方言文学的缺陷,则被浪漫主义运动所补救。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著有《荷马的版本》,承认重写的重要性,但无可奈何地感慨:“我们第一次阅读的名著是真正的第二手的(即被重写的)。”博尔赫斯说,只有依靠翻译(重写)的语言来判断荷马。再看看(荷马史诗)的翻译谱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蒲柏(Alexander Pope)、古柏(William Cowper)、巴特勒(Samuel Butler)、巴克利(T.A.Buckley)、布彻(Samuel Butcher)和朗格(Andrew Lang),他们哪一个不是迎合非希腊的读者?这些翻译是忠实的吗?“读者问我,我总是回答:不存在,他们的所有都是这样,理当如此。”面对着许多成功的翻译文本,“忠实”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在印刷革命中写作的蒲柏,把他的荷马版本视为“比原创还原创”。蒲柏说,在一种优秀的语言中,翻译文本不可能是原作;保留古代的光芒,传递原作的精神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被提升的古希腊文学……给他本人带来权威和权力”。

  蒲柏的重写古典作家(作品)的项目,从翻译荷马到他自己的史诗《夺发记》和模仿贺拉斯,表明他深刻理解写作的权力。

  无论什么时候,古典学家和翻译者想到英国文学传统,都会联想到蒲柏的翻译。虽然蒲柏的译著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传统,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变革式的重写;创造性的阐释贯穿全篇,这让人想起现在的一些“吸粉虚构(fan fiction)”。

  (丙)利用虚幻的荷马构建“西方古典学”传统

  西方是怎样滥用荷马,彰显自身价值的呢?麦克莱恩(纽约大学)和斯莱金妮(格拉斯哥大学)两位教授说:

  荷马或荷马思想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这也不是新闻了。这位文化人物的身份被变来变去,以致人们感到长期以来,荷马是被利用或滥用。就像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建议的那样,荷马通常被招魂,来钦定文化事业(承担西方价值)……18世纪的英国,正在进行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荷马”在文化询问模式中成为重要象征(确实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发明的);以他为参照,去呼唤早期英国、原始诗歌、口语传统和英雄崇拜。[JOURNAL ARTICLEBRITISH ROMANTIC HOMER:ORAL TRADITION,"PRIMITIVE POETRY"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N BRITAIN,1760–1830 MAUREEN N.MCLANE and LAURA M.SLATKINELH Vol.78,No.3(FALL 2011),pp.687-714.]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发轫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杰作”。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虽然穿插着“贱古、贵古”的古今之争;但毕竟大功告成、皆大欢喜——通过翻译和改写,使粗枝烂叶变为花团锦簇(众多名著)。后者实际上是“中国风”(模仿或复制中国文艺及审美价值)的产物,然而西方一旦觉得可以自成体系,便自诩自己传统;并且从改写荷马一路走下来,到改写整个的希腊-罗马“历史”,把它们编造成为“西方遗产”。对此,代表主流西方的吉尔伯特·海特供认不讳,他从法国改写荷马的角度说明之:[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86—288,472.]

  在1742年,蒲柏先生姗姗来迟地加入了“书的战斗(the battle of the books)”。他把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夸张形式置于《愚人记》(the Dunciad,蒲柏作品)。而本特利则……讽刺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真正优美的诗,但你却不能称它是荷马的。”

  (先前)高贵和高才的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年)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法国式散文,发表于1699年;在书中,她(自称)不遗余力地恢复被以前的翻译所掩盖的华美……。十余年后,即1714年,她的这部散文诗作被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贬斥,其观点被重审;拉莫特在一个简略翻译的《伊里亚特》中,删减,并剔除其有害部分,即那些伤风败俗的词语(bowdlerized)、无聊的对话、粗俗的表述、恶心的情绪和令人不愉快的迷信,因为这些都冒犯了巴洛克品味。达西尔夫人撰写《品味腐败的原因》一文,进攻当代文学倾向和文明标准……。

  尊古派最终赢得战斗。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不能被一代人的鉴赏品味所否定。……“书的战斗”已大量改进了它们,使之变得精炼。

  在18世纪末,这些古典的捍卫者们……帮助加深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巩固和扩大文艺复兴作为最高传统。……双方(把先前文本当做原始素材的“新古典”和神化西方谱系的尊古派)的“书的战斗”的真正好处是,遏止奴性般的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它使将来的作家们更难产生“复制中国”的古典名著,因为确切模仿是美德和创作的“原罪”。〔引者按:作为欧美文学的奠基性的“三部曲”,即在1760年代英国问世的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都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我们将有专论〕。

  希腊-罗马的历史已被19世纪的学者改写,虽然这项工作还未完成,直到在1914年之前一直在稳步进行。

  用现代方法处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乃至全部的历史;这是由德国-丹麦后裔、成为柏林的教授的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首唱的。……尼布尔主张借助于进化推论的方法,弥补第一手、第二手信息之间的裂痕。虽然他的教学让人们感到这样的历史不踏实,但他却能够运用严谨、创意和想象力来形成体系。……例如关于李维的罗马史,无法用真实的材料佐证,他就从口传的歌谣去推测。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4820

Latest Images

Trending Articles





Latest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