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低俗题材变为上乘“佳作”
我们原以为今天所见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原本就是如此，阳春白雪，格调高雅，具有崇高的思想、文学境界，堪任人类前进道路的指路灯。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西方思想文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在中国风及其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主要是在18世纪），用中国文化的雅言编造、改造而来。以前的西方文本粗糙、庸俗，充其量只能被当做加工的素材。
换句话说，所谓的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在受到“中国风”影响下被改造之前鲜有思想、文学价值。19世纪的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年）对此并不讳言，但也巧妙地曲为回护。他这样说道：“但丁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地位相当，都属于粗陋的或原始的时代；这样，诗人的创造性反而更容易被释放。”[Edoardo Crisafulli:The Vision of Dante,Troubador Publishing Ltd,2003,p.113.]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不是他本人所写，而且经过了多次被他人重写，但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接手修改的时候，发现它依然是“一堆垃圾”。[M.Burnett:Edinburgh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and the Art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74.]
莎士比亚毕竟是旧时代的传奇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具有“传统意义”，可被当做文化品牌。克劳德·罗森主编的书所采用的标题是：《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群”》。顾名思义，现代版莎士比亚是多次重大重写的结果（…→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该书的简介称：“系统地介绍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被接受，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评价亚历山大·蒲柏、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隆，在莎士比亚死后和他被接受上所做的贡献。”[Claude Rawson:Dryden,Pope,Johnson,Malone:Great Shakespeareans,Vol.1,A&C Black,2014.]
《荷马史诗》在蒲柏之前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
（荣获古根汉文学奖的）戴维·鲁宾著《重写策略》，称“荷马的世界是原始的、荒诞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7,Charlottesville:Rookwood Press,2002,p.182.]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1815—1888年）概括旧版《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和简陋”的。[John Mor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23,London,1875,p.588.]
芬兰诗人斯蒙苏里说：“在伏尔泰看来，……《伊里亚特》反映了荷马社会的原始价值，和那时候的粗鄙和粗俗的情感。……伏尔泰是站在蒲柏和德·拉·莫特的现代主义传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他们都认同《荷马史诗》是原始性质的。”[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73.]〔引者按：法国文学家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也是通过“翻译”而重写《荷马史诗》的〕。
英国金融时报载马丁·迈龙的文章《荷马真相》称：“对于1760—17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荷马代表着供加工的原始素材，……英雄气概与嗜杀成性，……原型作者的主题是极端暴力。但这是悖论，即：在这个文化乐观、自信和放纵的时代（18世纪），也带有恐怖的品味〔引者按：这与方兴未艾的大英帝国及其海外殖民有关〕。……荷马的作品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荷马被（这个时代）做各种解读：盲诗人、古典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型或古旧的守护者……。”[Martin Myrone:Homer truths-Financial Times,24-02-2006.]
（丙）如此化腐臭为“神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说：蒲柏“似乎一心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重写所有的过去的好诗歌。”[Lawrence I.Lipking:Ordering of the Ar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334.]
琳达·凯利说：“按照亚历山大·蒲柏所设定的诗歌品味的标准是……优雅古典，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怪癖的黑暗时代；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可口的。”。[Linda Kelly:The Marvellous Boy:The Life and Myth of Thomas Chatterton,Faber&Faber,2012,p.99.]
“同化荷马和莎士比亚（assimilation:就像文明同化野蛮那样）”，斯坦福大学教授蒂莫西·赖斯说：“把它们纳入一个被发明的文学传统之中，这在蒲柏那儿甚为显著。已经看过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直到1747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还说，莎士比亚作为天才，还需要改善，去掉那些胡言乱语——像伏尔泰所言‘魔鬼式的闹剧’）。[Timothy J.Reiss:he Meaning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9.]
两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埃文·卡顿和艾伦·弗里德曼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8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以前是很糟糕的，在17世纪中叶被清教徒禁演……。18世纪的文学，也包括散文、书信、哲学和历史，均被怀疑为反映“文明暴发户”的标新立异；……如此狭隘的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带有功利主义！”[Evan Carton,Alan Warren Friedman:Situating College English,Bergin&Garvey,1996,p.4.]
现代版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其本人无任何关涉（在其名下的作品已被翻新和重组无数遍了），而与之最密切相连的则是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18世纪英国的顶级学者和“莎士比亚编辑”之首。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之一的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说：在编写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时，“约翰逊博士的脑子里是中国人的思想”。[Sir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Containing Descriptions,Observations,and Comparisons,London,1804,p.249.]〔已有英美学者论证，现代英语是通过大量摄取汉字雅言而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另行考述〕。也就是说，约翰逊的知识背景主要是中国的（请读范存忠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一册19世纪的期刊这样写道：“受到杜赫德著作的影响，约翰逊研读和敬佩中国。他说，中国的一些特点正是英国所缺少的。……令他惊叹的是，在那个国家，知识与高贵是划等号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进步和晋升，以良知来发展事业；（不存在像欧洲贵族那样）无知能够享有伟大，懒惰倚靠出身高贵的特权……。”[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YN,1840,p.590.]
约翰逊等“莎士比亚编辑”。资料来源[http://www.explore-stpauls.net/oct03/textMM/DrJohnsonN.htm]
蒲柏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这位译者自己虚构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指出：
约翰逊博士夸奖蒲柏的翻译（伊里亚特）卓冠当时，却一点也不介意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年）的评价——“很美，但不是荷马的！”〔本特利曾当面说：“这诗确实很美，蒲柏先生，但你不能称它是荷马的诗！”〕。他（约翰逊）也没有联想蒲柏所学的。……欧洲人钟情于中国艺术和语言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中国风”从18世纪前到现在，最近（诗人庞德所处的20世纪初）在英美又上升到高潮。[Michael Alexander: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98,233.]
（五）“翻译”是伪造经典的重要环节
（甲）反思蒲柏所“翻译”的“荷马史诗”
这里的“翻译”一词特指在18世纪的欧洲，把文字材料从希腊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方言土语（后者例如但丁的《神曲》）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在14—15世纪得力于印刷术，而先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字母表音文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口音总是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根本不能保持其一致性，遑论文字。所以18世纪的伏尔泰说，五百年以前的欧洲完全没有文字。
拉丁文和希腊文（与“古希腊”无关）都是宗教性，缺乏现世和人文的成分，而且也在成长中。
后起的欧洲各种“俗世文字”一开始是难产；其字母表音乃先天不良：时空变异和沟通混乱；从而加剧宗教战争，险些夭折。幸亏培根等众多西方精英倡导和从事以汉语为榜样的语言改革，在1650—1750年间，首先是英文（还有法语、荷兰语等）大量摄入中国的雅言含义，用中国物质文化作为其词汇的定义参照，并且“归化”中国风的视觉语言。所以说，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篡者约翰逊“脑子里都是中国思想”。英语等有通过贸易和文学传遍欧美。
说是翻译，实际上是重写——在观念和审美上，是集译者与时潮之大成，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美国维斯理学院教授凯思琳·林奇撰文抨击，题为《荷马的伊里亚特和蒲柏的卑鄙的伪造》[JOURNAL ARTICLEHomer's Iliad and Pope's Vile,ForgeryKathryn L.Lynch,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4,No.1(Winter,1982),pp.1-15Publish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伪造性的翻译”，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罗伯特·米拉说：“《荷马史诗》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翻译者试图重新创造它，……翻译受到文化和语言变化的影响。”[On Death and Dying in Chapman's"Iliad":Translation as Forgery,Robert S.Miol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3,No.1(Summer,1996),pp.48-64.]
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从唯美的角度肯定蒲柏的创意（尽管已远离了原先的荷马）：
蒲柏于1709年发表的《田园诗集》，包含希腊神话萨尔珀冬（Sarpedon）的插曲，被并入《伊里亚特》的完整版。……蒲柏对《荷马史诗》做了很大改进。……不可否认的是，他找到材料，大量添加。蒲柏以其勤奋和才艺，培育了我们的语言；以致那诗意优雅的“蒲柏之荷马”，为子孙后代留下来宝贵的财富。[Harold Bloom:Alexander Pope,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2.]
应该指出，蒲柏的语言之美，都是属于中国风范畴的内容。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在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确定英国的审美原则，特别体现于英语的创造能力上，即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有序多样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乙）“翻译”还是彻底新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士香农·法莉有一篇文章《荷马版本：翻译与重写》，[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兹介绍如下：
亨利·詹金斯教授著《文学偷猎者》和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45—1996年）著《翻译、重写和操纵文学名誉》，按照这两本书，《荷马史诗》整个是被重写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化中“最具变革性的重写文字”。文本被重写旨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满足特定体制的要求。
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采用英雄史诗两行诗（每句有五音步十音节）的形式，融摄时代潮流，强调帝国的权力和鄙视不道德的行为，重塑阿喀琉斯（Achilles,半神英雄），以确保他的重写能够成功。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學研究员伊塔馬埃文–佐哈尔批评了西方翻译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文学是“高级”或“经典化”否定“低级”或“非经典”。这很适用于讨论《荷马史诗》的重写。当它被翻译时，它就进入了“高级系统”或“经典水平”。由此，在文学上是希腊vs罗马、两者vs现代欧洲，最后是“拉丁文地方文学乃至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的死亡”。〔指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被浪漫主义运动的重写，取而代之。——引者〕。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给《荷马史诗》留下的方言文学的缺陷，则被浪漫主义运动所补救。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著有《荷马的版本》，承认重写的重要性，但无可奈何地感慨：“我们第一次阅读的名著是真正的第二手的（即被重写的）。”博尔赫斯说，只有依靠翻译（重写）的语言来判断荷马。再看看（荷马史诗）的翻译谱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蒲柏（Alexander Pope）、古柏（William Cowper）、巴特勒（Samuel Butler）、巴克利（T.A.Buckley）、布彻（Samuel Butcher）和朗格（Andrew Lang），他们哪一个不是迎合非希腊的读者？这些翻译是忠实的吗？“读者问我，我总是回答：不存在，他们的所有都是这样，理当如此。”面对着许多成功的翻译文本，“忠实”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在印刷革命中写作的蒲柏，把他的荷马版本视为“比原创还原创”。蒲柏说，在一种优秀的语言中，翻译文本不可能是原作；保留古代的光芒，传递原作的精神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被提升的古希腊文学……给他本人带来权威和权力”。
蒲柏的重写古典作家（作品）的项目，从翻译荷马到他自己的史诗《夺发记》和模仿贺拉斯，表明他深刻理解写作的权力。
无论什么时候，古典学家和翻译者想到英国文学传统，都会联想到蒲柏的翻译。虽然蒲柏的译著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传统，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变革式的重写；创造性的阐释贯穿全篇，这让人想起现在的一些“吸粉虚构（fan fiction）”。
（丙）利用虚幻的荷马构建“西方古典学”传统
西方是怎样滥用荷马，彰显自身价值的呢？麦克莱恩（纽约大学）和斯莱金妮（格拉斯哥大学）两位教授说：
荷马或荷马思想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这也不是新闻了。这位文化人物的身份被变来变去，以致人们感到长期以来，荷马是被利用或滥用。就像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建议的那样，荷马通常被招魂，来钦定文化事业（承担西方价值）……18世纪的英国，正在进行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荷马”在文化询问模式中成为重要象征（确实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发明的）；以他为参照，去呼唤早期英国、原始诗歌、口语传统和英雄崇拜。[JOURNAL ARTICLEBRITISH ROMANTIC HOMER:ORAL TRADITION,"PRIMITIVE POETRY"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N BRITAIN,1760–1830 MAUREEN N.MCLANE and LAURA M.SLATKINELH Vol.78,No.3(FALL 2011),pp.687-714.]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发轫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杰作”。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虽然穿插着“贱古、贵古”的古今之争；但毕竟大功告成、皆大欢喜——通过翻译和改写，使粗枝烂叶变为花团锦簇（众多名著）。后者实际上是“中国风”（模仿或复制中国文艺及审美价值）的产物，然而西方一旦觉得可以自成体系，便自诩自己传统；并且从改写荷马一路走下来，到改写整个的希腊-罗马“历史”，把它们编造成为“西方遗产”。对此，代表主流西方的吉尔伯特·海特供认不讳，他从法国改写荷马的角度说明之：[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86—288,472.]
在1742年，蒲柏先生姗姗来迟地加入了“书的战斗（the battle of the books）”。他把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夸张形式置于《愚人记》（the Dunciad,蒲柏作品）。而本特利则……讽刺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真正优美的诗，但你却不能称它是荷马的。”
（先前）高贵和高才的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年）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法国式散文，发表于1699年；在书中，她（自称）不遗余力地恢复被以前的翻译所掩盖的华美……。十余年后，即1714年，她的这部散文诗作被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贬斥，其观点被重审；拉莫特在一个简略翻译的《伊里亚特》中，删减，并剔除其有害部分，即那些伤风败俗的词语（bowdlerized）、无聊的对话、粗俗的表述、恶心的情绪和令人不愉快的迷信，因为这些都冒犯了巴洛克品味。达西尔夫人撰写《品味腐败的原因》一文，进攻当代文学倾向和文明标准……。
尊古派最终赢得战斗。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不能被一代人的鉴赏品味所否定。……“书的战斗”已大量改进了它们，使之变得精炼。
在18世纪末，这些古典的捍卫者们……帮助加深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巩固和扩大文艺复兴作为最高传统。……双方（把先前文本当做原始素材的“新古典”和神化西方谱系的尊古派）的“书的战斗”的真正好处是，遏止奴性般的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它使将来的作家们更难产生“复制中国”的古典名著，因为确切模仿是美德和创作的“原罪”。〔引者按：作为欧美文学的奠基性的“三部曲”，即在1760年代英国问世的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都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我们将有专论〕。
希腊-罗马的历史已被19世纪的学者改写，虽然这项工作还未完成，直到在1914年之前一直在稳步进行。
用现代方法处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乃至全部的历史；这是由德国-丹麦后裔、成为柏林的教授的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首唱的。……尼布尔主张借助于进化推论的方法，弥补第一手、第二手信息之间的裂痕。虽然他的教学让人们感到这样的历史不踏实，但他却能够运用严谨、创意和想象力来形成体系。……例如关于李维的罗马史，无法用真实的材料佐证，他就从口传的歌谣去推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