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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特洛伊遗址为考古学骗局

  旨在证明《荷马史诗》属于“古希腊”的考古,是该领域中的最大骗局之一。

  按照现在的常识,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使得《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见天日。1873年,他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多层城墙遗址,掘出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制作器皿,仅一顶金冕就由16,353个金片和金箔组成。施里曼兴奋地宣布发现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宝藏。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戴维·特雷尔发表了《施里曼的特洛伊:宝藏和欺诈》一书,其简介说:

  曾几何时,海因里希·施里曼站在一个小山坡宣称,他的脚下就是名垂千古的特洛伊——荷马所著《伊里亚特》中的那座城池。不久(1873年)施里曼向世人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因而造就了这样一个普遍信念,即:荷马的传说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他在现场挖掘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几年后,他又发掘迈锡尼,得到了阿伽门农金色面具,因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如何未受挑战。然而……调查这位考古学家自己的传奇,令人信服地说明:施里曼在其个人和职业生涯中皆是屡屡歪曲事实。(我们)按照他的传记,彻底重审施里曼在雅典的论文集(包括以前未发表的部分)……;显示施里曼极不诚实,不择手段地欺诈。……必须重新解释这个历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David A.Traill:Schliemann of Troy:Treasure and Deceit,St.Martin's Press,1995,Synopsis.]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威廉·卡尔德说:“多亏历史学家戴维·特雷尔、雅典大学考古学家乔治·珂诺诗、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冈辛德勒和我本人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施里曼确实编造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传记故事。”[William M.Calder III:IS THE MASK A HOAX?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Volume 52 Number 4,July August 1999.]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教授伊恩·海伍德发表文章《考古伪造第一人》,其中写道:

  18世纪目睹了文字伪造者们虚构历史的事,但那时还不存在考古造假,因为该学科尚未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有形方式的虚构历史,考古伪造发生在19世纪,最著名的是海因里希·施里曼在1873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不仅施里曼发现传说中的城市是谎言,而且最近透露,施里曼发现宝库这件事成了世界性的骗局。……人们曾经以为施里曼真得把荷马传奇变成了现实。一个最近才被发明的虚拟化身(荷马),还要把它变成我们(西方)社会进化的祖先,真实讽刺!施里曼曾受到文明世界的推崇。他为了获得普遍认可而滥用权力。他做发现之梦,希望得到每一个考古学家都要寻找的东西。[Archaeological Forgery and Fictions of the First Human Faking it Ian Haywood 1987,Ian Haywood:Faking it:Art and the Politics of Forgery,Harvester Press,1987,p.91.]

  (丙)《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按照现今常识,荷马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祖,《荷马史诗》问世于公元前9—8世纪的希腊(荷马是遊吟诗人,生于后来成为“泛希腊”一部分的小亚细亚)。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此时间则是被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年)武断确定的;这位“科学编年史之父”在1600年左右,根据中国历史年表及其纪年方法,在《圣经》或神学的框架中,整然地设置了西方普世历史的年代序列。

  根据伦斯·鲍勃等教授,斯卡利杰按照神与人、文与野的原则,对最早的诗人进行时间定位:从“年湮代远、洪荒无识”到“创世垂统、影响现今”的进化,先后出现三类“原初诗人”:粗狂荒诞→俄耳甫斯等先知→荷马。对于后两类,斯卡利杰又做补充:从神学美德到兼具自然哲学。[Rens Bod,Jaap Maat,Thijs Weststeijn: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Early modern Europe,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p.237—238.]

  再次强调,由斯卡利杰所创设的西方编年史,是他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伪造出来的;[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它奠基了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包括泛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

  进一步探讨《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瑞士语言学家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旧约》、《伊里亚特》和中世纪的罗曼风格(the mediaeval Romance genre),三者在语言风格上是相似的;因而他推断出,《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是产生于中古后期。[Anatoly T.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Vol.2,Delamere,Publishing,2005,xix.]

  在19世纪末,巴利道夫研究有关查理曼的编年史,它被说是写于9—11世纪;他通过对其语言的甄审,发现该书的写作时间是最近的。巴利道夫把同样的语言方法运用于“古罗马”的作家,发现他们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不仅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和凯撒,而且荷马、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根据巴利道夫,他们都是“同一世纪的儿童”(children of one century)——14、15世纪的人!“我们的古希腊、古罗马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Our Romans and Greeks were the Italian humanists)。”所有那些“古代名人”,诸如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我们感觉如此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近代早期被人文主义铸模出来的虚拟人物。[New Chronology:Notes and Observations,October 31,2015

  http://anewchronology.blogspot.co.uk/]“他们的家不在古代罗马或希腊,而是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全部的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一如‘圣经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稍后的其他欧洲人,所构想出来的。人文主义给我们一个从古代圣经、到中世纪早期的奇幻世界,……但那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巴利道夫》,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aldauf]

  西方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它与真实过去无关,而只是该时代的理想幻影。一位18世纪的英国学者说:“随着发明荷马(名著)、维吉尔的美、莎士比亚的天才……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浪漫故事,尽管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却把最美丽的虚构堆得高耸入云,……太离谱了,而不能系于历史真理之上!”[Joseph Price:The Saddle Put on the Right Horse:Or,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Vol.2,London,1783,p.2.]

(四)浪漫主义运动制造“名著”

  (甲)“西方古典著作”出于后人手笔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称赞蒲柏版《荷马史诗》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然而,这真是荷马原创吗?真是古希腊的故事吗?

  事实上,与其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改写的。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华莱士说:“蒲柏改写了他的欧洲前辈的书,例如,在‘翻译’荷马作品的时候,他改写了它。”[Wallace Jackson:Vision and re-vision in Alexander Pop,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1.]所谓“翻译”,就是用现代语言再生产出一部“宏伟、高贵与和谐”的《荷马史诗》。[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 Mar 1979,p.5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其说是蒲柏改写了《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发挥个人天赋,迎合时代品味,别出心裁地虚构出来一部同名异质的新作。香农·法莉博士说: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与原来文本大相径庭,而完全丧失原意。[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http://journal.transformativeworks.org/index.php/twc/article/view/673/600]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维·鲁宾在其所著《翻译策略》一书中,援引两位现代早期的欧洲学者的话:“原先的荷马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在语调的统一上也有缺陷”;“荷马作品是臃肿和粗俗,通常是荒谬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ume 7,Rookwood Press,2002,p.175.]

  新版与旧作判若云泥:在情节上乃风马牛不相及,在文采上是“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这种情况类似于“莎士比亚”之摇身一变、定于一尊。伏尔泰评论:“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魔鬼式的闹剧’。”[Peter J.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20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1.]〔指1760年之前的莎剧。——引者〕。

  格拉宾说:“……历史人物屡屡被篡改:先是被经典化,再是被神圣化,……自然力也服务于神秘的人格化(指希腊神话——引者)。”[J.C.Grumbin:Melchizedek:The Secret Doctrine of the Bible,Health Research Books,1996,p.15.]

亚历山大·蒲柏。资料来源[https://www.gettyimages.no/photos/alexander-pope---p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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