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之兴与晋商范永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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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建立明朝把蒙古人赶回大漠后，在边关建立九边重镇，派驻大量军队，以防蒙古人入侵。明朝发明了“开中法”，让商人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明代将食盐官营改为商人特许经营，政府解决了军队的吃喝拉撒问题，老百姓不用背着粮食千里迢迢服役受罪，商人又获了利，可谓一举三得。
由于贩卖军需有利可图，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踏上了“走西口”的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杀虎口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雄伟的外长城，蜿蜒曲折，横贯雁北东西地区。这一带长城沿线，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到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关隘之一。在明代这里被称为“杀胡口”。蒙古人（汉族人称为胡人）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为了发泄对胡人的愤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
后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柔和政策，遂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在杀虎口的东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通商重地，那就是张家口，杀虎口被称作“西口”，张家口被称作“东口”。 晋商经营食盐生意获利之厚。谢肇制的笔记《五杂俎》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就是指山西，是当时有钱人扎堆的地方。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范永斗的父亲叫范明，范明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对范明日渐冷落。有一次他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被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独石口（今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北）跟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
努尔哈赤十分善待这些晋商。范明在当地认识了许多朋友，结识了不少女真的贝勒福晋，他贩卖的粮食铁器都是女真人十分渴求的军需物资，绫罗绸缎以及其他新奇的玩意儿则受到王爷家眷的喜欢，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到了范永斗这一代，范家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火枪、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
1626年，明朝在”宁远之战“中大败后金，努尔哈赤抑郁而终。明朝上下因为此战胜利士气大振，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封锁关隘，严令禁止任何人与后金做生意，违令者立斩不赦。明朝统治者希望通过经济封锁的手段，困死塞外苦寒之地的女真人。当时正处在小冰河期，明朝境内多地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各地吃不上饭的流民聚众造反，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幕。
后金所在的东北地区同样闹起了严重天灾，由于纬度更高，气候变冷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春夏干旱无雨，到了冬天又是雪灾，牲畜纷纷冻死，后金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皇太极被逼得没招，明军镇守的宁远、锦州又攻不下来，于是带着后金部队绕到朝鲜半岛打劫了一番，从高丽棒子那里抢点粮食，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 打劫来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皇太极一狠心，发动”宁锦之战“，希望能一举攻克锦州和宁远，这样就可以去关内打劫，不用再待在东北受冻饿之苦，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不为所动，严令封锁边关。
在“宁远大捷”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太极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袁崇焕有多牛逼，而是明朝边防严查商人越境，晋商前来贩货的频率大幅降低。他生怕晋商彻底中断交易，如果那样的话，别说汉人的锦绣江山，女真人能不能维持生存都是大问题。但就在明朝对后金封锁边关的时候，范永斗和其他七家晋商却依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后金转运其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
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范永斗铁了心跟后金混，他带着最新的明军边关布防图以及后金急需的粮食，御寒的衣物、铁锭、枪械和火药跑去和后金做生意。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大厦最终垮掉，除了晋商在坚持不懈地挖墙脚之外，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商人集团也是出力不小。明朝军队缺饷是出了名的，并不是明朝穷得没钱，而是东林党用各种方式阻止皇帝向商人集团收税，导致国民皆困，前线军队因为缺饷哗变，而权贵阶层富得流油。李自成进北京后，诧异地发现国库中存银只有十三万两，但是从权贵家里抄出七千万两，其他珍宝无数。有这等“吃里扒外”的神助攻，大明不亡倒是奇怪。
在晋商源源不断地物资输送之下，原本缺衣少食，兵器不足的女真人变成了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清兵终于杀进山海关，“嘉庆三屠”，“扬州十日”，无数明朝子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清朝定鼎北京后，顺治帝没有忘记为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晋商们，他在紫禁城大张旗鼓地设宴，款待包括范永斗在内的八家晋商。其余七家闻讯后诚惶诚恐，生怕要被“卸磨杀驴”，于是派了自己的手下冒名顶替到京城复命，唯独范永斗自己前去见驾。顺治亲自接见范永斗，并且与其授予重任。范永斗被任命为朝廷主持贸易事务的人，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后来又规定蒙古的贸易往来只能由山西商人经办。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这八家晋商就是清初“八大皇商”（籍隶内务府）。
不管其他山西商人如何不屑于范永斗等人的行为，但事实上，晋商的发达还是沾了八大皇商的光。范永斗作为八大皇商之首，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各种买卖。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乾隆二十一年（1756），范氏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可见其涉足之广。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永斗的孙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顺治十分高调地册封八大皇商，实际上就是向全中国宣布，我们女真人能夺得汉室江山，你们汉人要怪就怪这些吃里扒外的晋商们。
范永斗等晋商被民间视作大汉奸，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谁都可以反清复明，但是晋商们不会，因此清廷十分放心将经济大权交给他们。晋商严重依赖清廷的保护，心甘情愿地为清廷效力，甚至比女真人还要更加维护清朝政府。在康熙出征平定准格尔叛乱之时，范毓主动上书，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 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当天下平定之后，范氏家族庞大的家产和资源调配能力就越来越让清廷感到不安。范家连自己的祖国都能出卖，万一别人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把清廷卖了也不是不可能。清廷给范氏设下了一个圈套，允许其承办对日铜贸易，但范氏的官铜与民办铜不同。随着铜价一路走低，范氏不仅无法从中赚钱，甚至还要向里面赔钱，但是又无法自主选择放弃, 到乾隆四十六年时，范氏累计欠户部330 万两白银无力偿还。
乾隆四十八年，范氏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以范永斗为代表的明末八大晋商可谓是明亡的“功臣”，是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值得讽刺的是，晋商的八大皇商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遍布全国各地，陕西、山西商贾（晋商）联系同乡之谊的山陕会馆供奉的却是以“忠义”著称的关公。
史家评价：“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参考资料：
1. 北山浮生《明朝之灭始于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