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正在攻读《管子》时，从网上搜到这篇《管子评传》，如获至宝，拜读再次，收获多多。只是原文错字及标点点错之处太多，一边读一边校改，现在比过去顺眼很多了。不对的地方或许还有，现将全文贴出，供同好者共享，或有高人再加订正，则更幸。厨师拜上
梁启超：管子评传
一国之伟人，间世不一见也，苟有一二，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永其国民之讴思。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心仪而力追之，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莫也，国于是乎有与立。夫导国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学其先民，则史家之职也。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玮绝特，复非他国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盖遍征西史，欲求其匹铸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为世垢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毁誉参半，即誉之者，又非能传其真也。余既为荆公作“洗冤录”，商君亦得顺德麦氏为之讼直，则管子传不可以无述。—述之得六万余言。作始于宣统纪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新会梁启超。
例言
一本编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
一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
一古书文义奥赜，领解非易。《管子》一书，传世更少善本，讹夺百出，前此几成废书。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即今浙江局本是也，然不能句读者，尚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复寥寥。今所传房玄龄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讹谬穿凿，《黄氏日抄》纠之极多，盖《管子》之难读久矣。本编所引原书正文，而附旧注，时亦以己意训释之，或且奋臆校勘，凡以使人易解，武断之诃，所不敢辞。
宣统元年三月著者识
第一章 叙论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曰惟无此之故。中国人果无此乎？曰恶，是何言？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
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见；而訾謷之者反倍蓰焉，此误于孟子之言也。
孟子之论管子也，与孔子异。孔子虽于器小之讥，偶有微词，而一则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再则叹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岂非以其事业之所影响，功德之所沾被不徒在区区一齐，而实能为中国历史上别开一新生面耶？孟子之论管子，则轻薄之意，溢于言外，常有彼哉彼哉羞与为伍之心。嘻！其过矣！吾以为孟子之学力，容有非管仲所能及者。管仲之事业，亦有断非孟子所能学者。在孟子当时或亦有为而发，为此过激之言。而后之陋儒，并孟子之所以自信者而亦无之，乃反吠影吠声，樵至迂极腐之末论以诋訾管子。彼于管子何损？而以此误治术，误学理，使先民之良法美意，不获宣于后，而吾国遂涣散积弱以极于今日！吾不得不为后之陋儒罪也！凡政治之进化，必有阶级。跟阶级而进焉，未有能有一功首己。欧洲自十八世纪末，自由民权之学说披靡一世，用是开今日之治。此稍有识者所同尊也。虽然，当中世黑暗时代，全欧泯泯葬梦，其历史几为血腥所掩。于彼之时，能为诸大国巩厥基础使继长增高以迄于今者，非孟德斯鸿与卢梭之学说，而马格亚比里与霍布士之学说也。而马氏霍氏之与吾管子，则地之相去数万里，世之相后数千岁，不期而若合符契，而其立说之偏至，又不能如吾管子之中正者也。
且近世泰西之言政治者，率分三派：其一曰主权在君主者，其一曰主权在人民者。此二说各有所偏，而皆不适于正，遵之以为治，而利皆不胜其弊。至最近二三十年间，然后主权在国家之说，翁然为斯学之定论。今世四五强国，皆循斯以浮兴焉。问泰西有能于数千年前发明斯义者乎？曰无之。有之，则惟吾先民管子而已！
美国现大统领罗斯福氏有言：“政治家者，政治学者之臣仆也。”岂不以理想为事实之母？政治学者所发明之学说，而政治家乃得采用之以成其业耶？而政治学者之天职，又不过发明学说以待他人之采用而已，非能自当其冲也。故遍考泰西之历史，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未有能相兼者也。予之翼者两其足，傅之爪者去其角，天之生材，固有所限耶？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倜乎远矣！
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怨。若《管晏列传》，亦其类也。故徒读《史记·管子》，必不足以见管子之真面目。一欲求真面目，必于《管子》。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
第二章 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
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可谓至言。故欲品评一人物者，必当深察其所生之时，所处之地，相其舞台所凭借，然后其剧技之优劣高下，可得而拟议也。故新史家之为传记者，必断断谨是。吾亦将以此法观察管子。
第一、管子之时，中央集权之制度未巩固也。中国中央集权之进化，黄帝时为第一级，夏禹时为第二级，周公时为第三级，前此皆酋长政治。天子与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故曰元后，曰群后，其去平等者几希耳。周兴，声威渐广，集权渐固，得以土地分封宗亲功臣。虽然，帝者之权，犹不能出邦畿千里之外。故古书动言朝诸侯、有天下，所谓有天下与否，即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断耳。东迁以后，周既失天下（古书皆言周失于幽厉。《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综观先秦诸书，未有认东迁以后之周天子为有主权者。后人习于孔子，特倡之大义，不察情实耳），于是中央之权，益无所属。管子者，正起于此时代，而欲用其祖国（齐），使为天下共主者也。故当知管子为齐国之管子，而非周天下之管子。
第二、管子之时，君权未确立也。其时不徒国与国之间无最高之统属而已，即一国之中，主权亦甚薄弱。贵族与君主，中分势力。诸国皆然，不独一齐也。观管子执政以后，犹云分国为三乡：一曰公之乡，二曰高子之乡，三曰国子之乡。可知高、国等贵族，实与公中分齐国也。凡政治进化之例，必须由贵族柄政时代，进入君主独裁时代，然后国家机关乃渐完。管子实当其冲者也。
第三、管子之时，中国种族之争甚剧烈也。我中国民族，同为黄帝子孙。虽然，自四千年前，迁徙移植，分宅于江河流域各地。其时交通未便，声气窒塞，久之遂忘其本来。故大族之中，分出若干小族，互相争阋，殆如希腊之德利安握奇安埃阿尼安伊阿里安等诸族，日夜相竞也。自今视之，固为可笑，然以当时生存竞争之大势，固亦有不容已者。而管子则当其竞争初剧之盘涡也。
第四、管子之时，中国民业未大兴也。世界之进化，由渔猎时代，进为畜牧时代，再进为农业时代，终进为工商时代。国民文明之程度，即以是为差。中国当春秋战国间，而畜牧时代与农业时代始递嬗焉。观宣王中兴，《诗》惟颂其兽畜蕃息；卫文再造，民惟歌其骒牝三千，是其例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盖其时问人之富，则惟数畜以对。虽有耕稼，而其业犹未大盛，若工商则更无论矣。管子者，实处此两时代之交点，而为之转捩者也。
知此四者，斯可与论管子矣。
第三章 管子之微时及齐国前此之形势
管子，名夷吾，字仲，或曰字敬仲。后其君尊之为仲父，故后世皆以仲称之。齐之颖上人也。《史记》及《管子》咸不详其家世，今无考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韦昭云：管仲，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不知何据）。《史记》称其自述之言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有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由此观之，则管子实起于微贱，非齐贵族，而其少年之历史，实以失败挫辱充塞之。而卒能为国史上第一流人物，岂非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齐国者，管子之舞台也：故欲知管子，必先知齐国。《史记》本传称：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夫以吾侪读《春秋》，习见夫管子以后之齐，诚涣涣乎大国也，然不知其前此实区区海滨一弹丸已耳！太公之初封，为方百里，而介于徐莱诸夷之间。《史记·齐太公世家》云：
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邱，东就国。（中略）莱侯来伐，与之争营邱。营邱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然则齐之始建国，所谓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其崎岖缔造之艰，可以想见。以通工商、便鱼盐为政策，虽作始于太公，然新造伊始，立法未备，收效未丰。观莱夷当齐桓时，其跋扈而为齐患也犹昔，则前此齐之声威加于四邻者，殆仅矣！自太公卒，十三传而至襄公，实为桓公小白之兄。凡三百余年间，齐之内乱无已时（事具《史记·齐世家》，不备引），更无暇竞于外。逮襄公时，而蜩唐沸羹逾甚，齐之不绝盖如缕耳。《管子·大匡篇》记其事云（《左传》略同）：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僖公卒，诸儿立，是为襄公。襄公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桓公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怒焉。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甍于车。（中略）后乃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鞭之，见血。费走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乃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翌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
呜呼！时势造英雄，岂不然哉！天之为一世产大人物，往往产之于最腐败之时代，最危乱之国土！盖非是则不足以磨练其人格，而发表其光芒也。当是时也，齐国之去亡仅一发。虽然，非是安足以见管子！
管子之丰功伟业，虽成于相桓公以后，而实滥觞于傅子纠之时。《大匡篇》复记其事云：
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君今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中略）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其一则必不立。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中略）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
是为管子初入政界之始。管鲍二豪，后此相提携以霸齐国，此际乃先分携而立于敌地。齐之必将有内乱，三子者皆知之；内乱必起于诸公子，三子者皆知之。至其以至锐之眼光，至敏之手腕，能先事以解决此问题，则非绝大政治家不能也。此管子所以贤于鲍、召也。
第四章 管子之爱国心及其返国
世俗论者，往往以忠君爱国二事，相提并论，非知本之言也。夫君与国截然本为二物，君而为爱国之君也，则吾固当推爱国之爱以爱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国而后君焉。此天地之大经，百世候圣人而不惑者也。泰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义。若我称中国之英雄，其知之极明，而行之极断者，其惟管子乎？吾于其初定谋时见之，吾于其将返国时见之。
当管、鲍、召三人之议奉傅问题也，管子与召忽，盖已豫定其死生去就矣。《大匡篇》记之曰：
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嘻，读此言，何其自信力之坚强若是耶？何其论理学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齐国极大，纠极轻而齐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孔子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经大圣之论定，而后世有疑于管子此举者，可以涣然冰释矣！
《大匡篇》：鲁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践位，于是劫鲁使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社稷也。其于君，不如其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
《小匡篇》：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桴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
观此则管子之人格可以见矣。中国人爱国心颇弱，苟不得志于宗国，往往北走胡南走越，为敌国伥以毒同类。春秋战国间，爱国之义，比后世犹稍为昌明矣。然以伍员、商鞅之贤，犹不免于此，若后世中行说、张元、张弘范辈，更无论矣！管子虽知死，不受鲁政，此千古国民之模范也。管子之心事，唯鲍叔能道之：“非为君也，为社稷也。”呜呼！何其有味乎言之也！至其所论管子五事，则管子为忠于国民之政治家，为负责任之政治家，为能立法之政治家,为善于外交之政治家，为能实行军国主义之政治家，举于是见焉。虽寥寥数语，而管子之人格备矣！管子曰“知我鲍子”，岂其虚哉？
《大匡篇》：施伯劝鲁君致政于管仲以弱齐，不受则杀之以说于齐。鲁未及致政，而鲍叔至，请管仲、召忽。鲁将杀焉，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寡君愿生得之以殉于国，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鲁君遂束缚管仲、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管、鲍、召者，齐国之三杰也，其爱国心一也。召忽必行入齐境乃死焉，亦管仲不受鲁政之意也。管仲之能定社稷,霸诸侯，彼自信之，鲍叔信之，召忽亦信之。观此而知伟人之素养，及其信于朋友之有道矣！
第五章 管子之初政
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食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虽然，当其初返国也，齐之危乱，岌岌不可终日既若彼，使魄力稍弱者，以为当此危局，苟还定而安集之，固非易矣，而逞暇更有所冀？譬诸今日之中国，虽好为大言者，未有敢遽侈然以帝国主义为救时之不二法门也。而管子乃异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昔克林威尔当长期国会纷扰极点之后，独能征爱尔兰，实行重商主义，辉英国国威于海外；昔拿破仑当大革命后，全国为恐怖时代，独能提兵四出，蹂躏全欧，几使法国为世界共主。盖大豪杰之治国家，未有不取积极政策而取消极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诚大国民之模范哉！
虽然，管子非卤莽以图功也，其目的在极大极远，而其手段在极小极近。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曰：“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其民。”（《大匡篇》）桓公颔之，而未能行也。齐政弥乱，死亡相杀者踵相接；伐鲁伐宋，衄师而归。鲍叔忧之甚，日夜督责管仲。管仲曾不以为意。
《大匡篇》：鲍叔谓管仲曰：“异日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盖管子深知桓公之为人，以纵为擒，然后可得用也。如是者数年。
管子曰：“骤令不行，民心乃外。”（《版法篇》）此言可谓知治本矣！盖国民根性久习于腐败者，欲突然革之，匪特功不易就，而流弊且往往无穷，变法之所以贵有次第也！管子之迟迟其布政者，谅不徒为桓公也，而亦为齐国之民。《戒篇》云（《管子》篇名，次在第二十六）：“早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大政治家将有事于国，必先从事于国民教育，造成一国之舆论，使民服其教而安其政。然后举而措之，孔子所以贵信而后劳其民也。管子其知此矣！
桓公既相管仲，自举其短，曰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见《小匡》篇）以此论主术，洵可谓片言居要。盖处高明之地者，惟优柔寡断与暗昧无识最为害事，不徒为人君者为然矣。桓公之人格，与此相反，此其所以能用管子欤？
《小匡篇》：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观此则知管子初政，首在用人各当其材，挈裘振领之效，既可睹矣。管子则不名一长而能尽众长，其居之不疑也若此。西人言政治家莫贵乎有自信力，管子其自信力极强者哉！
第六章管子之法治主义
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故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
立宪国之纯任法治，夫人而知之矣。即在专制国，亦未有舍法家之精神而能为治者也。泰西前事，且勿具征；即以我国历史洞之，自管子而后，以政治家闻者，若郑之子产，若秦之商君，若汉之诸葛武侯，若宋之王荆公，若明之张江陵，若近世之胡文忠，何一非有得于法家言者？能革旧法之弊而建设新法者，第一流之政治家也；因旧法而补救其偏弊者，第二流也；以身奉法而使其僚罔敢不奉法者，第三流也。要之不离乎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奋迅振厉，严肃而整齐之。不由斯道而能为治者，未之前闻也。若此者，名之曰法治之精神。不问为专制国为立宪国，其为用，举无以异也。而首揭此精神，薪尽火传以迄于今者，则管子也。
法治精神曷为如此其急也？曰：考诸国家之性质而可知也。国家之要素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权，三者具然后国家之形以成。有土地人民，而无主权，则地虽广人虽众，终不过一社会，而不得字以国家。主权者何？最高而无上，唯一而不可分，有强制执行之力，得反乎人民之意志而使之服从者也（近世国法学者所说大略如此）。而此主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时而存在者也。主权之表示于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而其强制执行力之范围广者，则其主权所及之范围亦广，否则其主权所及之范围狭；强制执行力之程度强者，则其主权所行之程度亦强，否则其主权所行之程度弱。夫主权之范围狭而程度弱，则国家之三要素，弱其一矣！若是者，谓之病的国家；病而不治，则其去死亡也几何！故不问为立宪、为专制，苟名之曰国家者，皆舍法治精神无以维持之，盖为此也。
管子以法家名，其一切设施，无一非以法治精神贯注之。今先广叙其学说，以观其政术之所本焉。
第一节 法治之必要
管子论国家之起原，以为必有法然后国家乃得成立。其言曰：
《君臣篇》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正世篇》：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此皆言民之所以乐有国者，以无国则人人各率其野蛮之自由，无所限制，惟以争夺相杀为事，无一日焉能安其居。故国家之建设，实应乎人民最急之要求。而思所以副此要求，使人民永脱于忧患之域者，则国家之职也。此其言与泰西硕儒霍布士所说多相暗合。霍氏之言曰：
国家未建以前，无所谓正不正，无所谓善恶。夫今日吾侪所谓正而善者，谓葆吾固有之权利而践吾当行之义务也。其所谓不正而恶者，谓放弃吾当行之义务而侵人固有之权利也。虽然，国家未建以前，无权利义务之可言。盖人之情，愿生而恶死，好乐而惮苦，此受之于天者也，故人人咸有趋生避死舍苦就乐之权利。凡一切外物，苟可以赡吾生而资吾乐者，皆得而取之，此实万人平等之权利也。夫既已万人同一权利，则亦无一人有权利焉矣。甲曰此物当属于我也，乙亦曰此物当属于我也。人人威力相同，其对于外物之权利相同，而同一物也，同时各欲得之，则非战斗之结果，终莫能决此物之究当谁属也。当此时也，无所谓正不正，无所谓善恶，惟以勇力与诈谋为唯一之道德。虽然，此现象不可以久也。彼其所以日相战斗者，凡以为趋生而避死，舍苦而就乐耳。然长此蜩唐沸羹，则生日与死邻，而乐不偿所苦。人人有鉴于此，于是胥谋给契约以建国。国建而法制生，于是人人之权利，各有所限，不能相侵，于是正不正之名词，始出焉矣。
此其论国家之所以成立，最为博深切明。人民之所以赖有国家者，全在于此。而管子之言，则正与之吻合者也。管子既言国家之目的，在为民兴利除害，而何以能达此目的？则所恃者法也。故其言曰：
《法法篇》：法者，民之父母也。
《任法篇》：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又）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禁藏篇》：夫不法，法则治（房玄龄注云：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
《七法篇》：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
《法禁篇》：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治也。
《法法篇》：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舍法而治国。
《明法篇》：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上所举者，皆管子极言法之于治国如此其急也，而其指归则凡以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而已。故其释法律令三者之作用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主七臣篇》）而法律何以能兴功、惧暴、定分、止争？则管子又申言之曰：
《禁藏篇》：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恶，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中略）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毅；耳目毅，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争，争则乱。”（《礼论篇》）慎子曰：“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今本阙，据《马氏意林》引）此其义皆足与管子相发明。分也者，即今世法家所谓权利也。创设权利，必借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民之所以乐有国而赖有法者，皆在此而已。
凡此皆泛论法之作用也。然国家既成之后，有国者不可不以法治精神行之，则管子犹有说焉。曰：
《权修篇》：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而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八观篇》：故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惠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中略）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无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正世篇》：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迫则窘，窘则失其所葆；缓则民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
吾读此而叹管子之学识，诚卓越千古而莫能及矣！泰西学者之言政术，率分两派：其一则主张放任者，其一则主张干涉者。主张放任者，谓一切宜听民之自为谋，以国家而为民谋，所谓代大匠斫必伤其手也；主张干涉者，谓假使民各自为谋而能止于至善，则复何赖乎有国家？民之所以乐有国家者，正以幸福之一大部分，各自谋焉而决不能得，故赖国家以代谋之。国家而一切放任，则是自荒其职也。且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又当为国家自身谋利益，故以图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何也？国家毁则个人且无所丽，而其幸福更无论也！是故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浮兴焉。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
彼近日盛行之社会主义，又干涉论之最极端者也！大抵人民自治习惯已成之国，可以用放任；人民自治习惯未成之国，必须干涉。对外竞争不烈之国，可以放任；对外竞争极烈之国，必须干涉，此其大较也。我国之言政者，大别为儒墨道法四家，道家则纯主放任者也，儒墨则亦畸于放任者也；其纯主干涉者，则法家而已。而历观数一千年来，其有政绩可传法于后者，则未有舍干涉而能为功者也。此无他故焉，管子所谓治莫贵于得齐，非有以牧之，则民不一而不可使。齐也，一也，国家所以维持发达之最要条件也。苟放任之而能致焉，则放任容或可为；放任之而不能致焉，则干涉其安得已也？
试观我国今日政治之现象与社会之情态，纪纲荡然，百事丛侳；苟且偷惰，习焉成风；举国上下，颓然以暮气充塞之，而国势堕于冥冥，驯致不可收拾者，何莫非放任主义滋之毒也？故管子之言，实治国之不二法门，而施之中国，尤药之瞑眩而可以瘳疾者也！
然则用法家之干涉主义，而所谓齐者一者遂能必收其效乎？管子则以为必能，其言曰：“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禁藏篇》）又曰：“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任法篇》）此其言果信而有征乎？曰：吾试征诸近世勃兴之德国。彼德国者，当三十年前，欲举其民皆为优于兵战之民，而其民果为优于兵战之民矣！近三十年来，欲举其民皆为优于商战之民，而其民果又优于商战之民矣！夫民则犹是民也，何以前此荼然见制于法者，一旦而为欧洲大陆第一雄武之国；前此工艺品皆仰给于英者，一旦而反为全世界所仰给也。是故苟有大政治家在上，能善其干涉之术，则其于民也，勚乖玻轮狗剑ㄆ渌薏蝗缫狻９茏铀饺幺犹铡⒔鹬右闭撸晃芤玻《且苑抑佬兄乒滩豢傻弥隆７蛞砸还ν蚬赫兄校けＦ湮恢茫阗略稍剑壹坛ぴ龈咭郧笮鄢び谄滟虮氐毕仁蛊涿裰堑铝ΓＳ胧笔葡嘤Γ视诠┕抑琛９矣笤蜃笾以蛴抑袢粢痪尤唬钇熘福蛉蛑７蛉缡悄四苡泄σ病６麓耍蛏岱ㄖ无梢栽眨
管子又言曰：“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逸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侈靡篇》。案：房注谓威行者行于外国也）又曰：“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法法篇》）夫《管子》全书之宗旨，在顺民心为民兴利除害；而此文云云者，非以民为刍狗也，亦非与平昔所持之宗旨相矛盾也。盖为国家之生存发达起见，往往不得不牺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而其牺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实亦间接以增进人民全体之利益而已。治国家者，苟不能使人民忻然愿牺牲其一部分之利益而无所怨，则其去致治之道远矣！法治之效，则在是而已矣！
管子既言法治之必要，而所以举法治之实，则尤在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其言曰：
《君臣篇》上：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修义者惑。民有疑惑贰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则百姓之与间，犹揭表而令之止也。
《法法篇》：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君，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又）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无常经。国无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吾向者论主权之强弱与国家之强弱成比例，管子此言，盖先我言之矣！今夫有一千万人之国，而无一人不服从国家之命令，则为其国家之所有者一千万人也。有一千（万）万人之国，而服从国家之命令者仅十之一，则其国家所有者，亦仅一千万人也已耳！浸假而服从国家之命令者仅百之一，则其国家所有者，虽号称一万万人，实乃一百万人已耳。夫以一百万人之国与一千万人之国竞，无不败矣！故以大国挫屈于小国者，历史上数见不鲜。昧者或骇为怪现象焉，而不知考其实际，彼小者乃实大，而大者乃实小也。三百年前，前明之所以屈于本朝，是其例矣。二十年前，中国之所以屈于日本，又其例矣。夫所谓服从国家命令十之一、百之一者，非必其余之人悍然以抗命令云也，或阳奉阴违而国家莫能纠察焉，或朝令暮改而人民莫知适从焉，或行法之二三违其七八而吏熟视无睹焉，凡此皆足以坠国家之威信而亵其主权。威信坠，主权亵，则后此之法令，愈失其效力矣！是故虽有亿兆之众，而无百千人之用。夫以区区五千万人之日本，而咄嗟之间，可以出能战之兵数十万。司农所入，一岁可至八万万，有事且能倍之。以堂堂五万万人之中国，而此两者皆不逮彼十之一，岂非以彼则法无不立，令无不行，我之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耶？夫比年以来，我国亦法令如牛毛矣！然曾无所谓法治精神者以贯注之，是以有法等于无法也。管子又曰：“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霸言篇》）夫政之大小以何为标准？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而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之林，尽于是矣！故管子之为教也，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重令篇》）非好为深刻之言也，以为非是则法治之目的不能达也。故又申言其理由曰：
“明王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百姓无怨于上。”（《七臣七主篇》）又曰：“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多奸。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者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禁藏篇》）是故，法治者，以秋肃之貌，而行其春温之心，斯则管子之志也！
第二节 法治与君主
论者曰：“今世立宪国之言法治，凡以限制君权；而管子之言法治，乃务增益君权。此未得为法治之真精神也。”应之曰：“是诚有之，然不足为管子病也。一国之中而有两独立机关以相维系（独立机关者，谓非由他机关之委任而自能成工也。专制君主国只有一独立机关．即君王是也。立宪君主国则有两独立机关，其一为君王，其他则国会也），此乃近世所发明，岂可以责诸古代？夫当代议制度未兴以前，非重君主之威权，不足以致治，此事理之至易见者也。况管子时，乘古代贵族专政之旧，政出多门，而主权无所统一，其害国家之进步莫甚焉。昔在欧洲封建时代，亦尝以此为患。而能以君主压服贵族者，则其国日以兴。贵族专横而无所制者，则其国日以亡。然则得失之林，既可睹矣！管子之独张君权，非张之以压制人民，实张之以压制贵族也。”（管子非压制人民说详次节）
虽然，管子之法治主义，又非有所私于君主也。管子之所谓法，非谓君主所立以限制其臣民，实国家所立，而君主与臣民同受其限制者也。故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任法篇》）又曰：“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房注云：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又曰：“禁胜于身（房注云：身从禁也），则令行于民矣。”（俱《法法篇》）又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法法篇》）凡此皆谓君主当受限制于法，然后法治之本原立也。
管子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权修篇》）夫所谓度量者何？则法而已矣！由此观之，则法之所以限制君权者可见矣！
管子既极言法之期于必行，而谓法之有不行，其首梗之者必君主也。故曰：“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七臣七主篇》）又曰：“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君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君臣篇上》）又曰：“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君臣篇下》）由此观之，则管子之所谓法者，乃国家所立以限制君主，而非君主所立以限制臣民，其义益明。
管子重言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任法篇》）又曰：“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又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俱《明法篇》）又曰：“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始矣！”（《任法篇》）统观管子全书，其于人主公私之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所谓公者何？从法而已矣！所谓私者何？废法而已矣！以君主而废法者，管子所悬为厉禁，犹之以君主而违宪者，立宪国所悬为厉禁也。商君之言法，不过曰法行自贵近始，而犹未及于君主；而管子则必致谨于是焉，此所以为法家之正宗也。
虽然，管子仅言君主之当奉法而不可废法，然果由何道能使君主必奉法而勿废？管子未之及也。其言曰：“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任法篇》）如斯而已。夫立于无人能禁之地，而惟恃其自禁，则禁之所行者仅矣。此管子之法治所以美犹有憾也。虽然，当代议会制度未发明以前，则舍君主自禁外，更有何术以维持法制于不敝者？此岂足独为管子病也？即在今世立宪国，其君主固以违宪为大戒，然使其君主而有意必欲违宪，固亦未始不可矣。其所以不违者，鉴于利害安危之途而有所惮也。夫管子亦欲使人主鉴于利害安危之途而有所惮焉尔，是故不足为管子病也。
第三节 法治与人民
无论何种之国家，必以人民为统治之客体。故法治之效力，其所及者则人民也。管子以齐其民、一其民为治国之首务，故必以法部勒之。其所持之理由，既如前述。然昧者犹或以刍狗其民为疑。此于政治之原理，有所未莹也。管子屡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七法篇》《法法篇》凡三见。）夫立法凡所以保民也，而谓爱民不如其爱法者何也？盖爱民者，莫如使之辑和于内而竞胜于外。辑和于内，则民无攘夺相杀之恐，得以安其居乐其业，而生事日以丰矣。竞胜于外，则民之所凭藉以自保自养者，不致为人所蹂躏，而有百世之安矣！此两者，国家之所当常务也。
管子乃言曰：“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中略）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钱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法法篇》）此言可谓知本矣。盖爱民之效，莫急于使其父母妻子得完安于内；而欲其完安，则非进无敌、退有功焉不可也。欲其有功而无敌，非民皆为用焉不可也。欲民皆为用，非法必立、令必行焉不可也。故曰法者民之父母也。夫孰知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之正以行其爱也？管子又言曰：“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白心篇》）夫法治之目的，凡以使百姓被其利而已。
是故管子之教，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令一布而不听者存”（《法禁篇》），管子以为是取亡之道也。“令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重令篇》），又管子所不许也。管子胪列圣王所禁者数十事（《法禁篇》），有一于此，罚所必及也。而有罪而赦，又管子所最不取也。其言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法法篇》）“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牧民篇》）“有过不赦，有善不遗。”（《法法篇》）此管子最要之训条，而法治之精神，亦尽于是矣！
夫管子所以齗齗谨是者，非好为操切也，凡以示信于人民而已。故曰：“信之谓圣。”（《四时篇》）又曰：“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禁藏篇》）又曰：“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法法篇》）夫国家而不能得信用于其民，则统治权将不可复施，此管子所为兢兢也。
虽然，管子者，非滥用国家之威权，而以压制人民为事者也。故其言曰：
《法法篇》：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何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
由此观之，则管子之不肯滥用法权，可以见矣。古人有言：轻诺者必寡信。夫惟期于必信者，故不得不于诺之始焉慎之也。管子之法，期以必行，故法权愈不得而滥用也。故政策未定而孟浪设施，以致终不能举综核之实者，法家所大禁也。呜呼！可以鉴矣。
管子之政术，虽主干涉而不主放任，然必于其可涉者而始干涉之，非苟焉已也。故发令之权，虽操诸君主，而立法之业，必揆诸人民。其言曰：“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五辅篇》）又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牧民篇》）夫管子所以能行干涉政略而有效者，皆恃此道也。既以顺民心、使民得所欲为目的，而欲达此目的，其道何由？管子之论道也，曰：“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九守篇》）其论政曰：“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君臣篇上》）呜呼！吾读此而信孔子之以“如其仁、如其仁”誉管子，为不虚矣！如《君臣篇》所言，则今世立宪政治之大义所从出也。人民个人之意志，必须服从于国家之意志；而国家之意志，则舍人民全体之意志，无由见也。此国会政治所由成立也。夫人民同是人民也，何以一旦聚诸国会而以神圣视之也？以人民者，别而听之虽愚，合而听之则圣也。能合民而听之，则与民为一体之实，真克举矣。国会之为物，虽未能产于管子之时代，然其精神则固已具矣！
抑管子之所设施，尤有与今世之国会极相近者。《桓公问篇》云：
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
啧室之议者，人民监督政府之一机关也。此机关在当时果曾设立与否，今不可考；其内容组织若何，今更不可考。而要之管子深明此义而曾倡此论，则章章矣。
人民之监督政府，管子所认为神圣而不可侵犯者也。其言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小称篇》）“桓公曰：‘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小问篇》）
由此观之，则管子之所以尊民权者，可见矣！由前之说，则是立法之事业，与民共之也；由后之说，则是行政之责任，惟民监之也。夫今世所谓立宪政治者，其重要之精神，具于是矣！后世不察，徒以其主张严刑峻法之故，而指其言为司空城坦书与李斯之《督责论》，同类而并笑之，是得为知管子矣乎？
难者曰：据吾子所称引，管子既以法峻治其民，丝毫不肯假借；而又敬畏其民，谓为神圣不可侵犯。此二义者得无相冲突乎？应之曰：不然。其所峻治者，人民之个人也；其所敬畏者，人民之全体也。夫人民之在国家也，常具两种资格：一曰为国家分子之资格，谓相结集以组成国家也；二曰为国家机关之资格，谓从法律所规定而构成国家之一种机关也（如任国会议员及选举国会议员皆是）。当其为国家分子也，则受统治权之支配者也；当其为国家之机关也，则执行统治权之一部者也。惟其受统治权之支配也，故奉法而不容假借；惟其行统治权之一部也，故神圣而不可侵犯。夫今世之立宪国，则孰不神圣其民者？抑又曷尝以神圣之故，而谓奉法可以假借也？夫管子之法治精神，亦若是则已耳！而何冲突之与有？
第四节 立法
慎子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西人亦有此言，法学家常称道之）此慰情胜无之论也。若语于圆满之法治主义，决不能以是即安也。管子《法法篇》曰：“不法法则事毋常（房注：不设法以法下，故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房注：虽复设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故管子之言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
然则欲得良法，其道何由？管子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房注云：均，陶者之轮也，一正朝夕所以正东西也。今均既运，则东西不可准也。檐，举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静其本，今既举竿之本，则其末不可定也）。此管子对于法之根本观念也。则者何？即西儒所谓自然法，又称性法者是也。孟德斯鸠曰：“靡异不一，靡变不恒。”又曰：“物无论灵否，必先有其所以存；有其所以存，斯有其所以存之法。”（俱见《法意》卷一）此言自然法之性质也。吾中国古籍，于此义最多所发明。诗曰：“有物有则。”孟子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谓其则存于物之中也。”诗又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易·象传》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系辞传》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春秋左氏传》曰：“易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凡以明此义也。吾国先哲，谓自然法为万法之本，凡立法者不可不根据之。故《易·系辞传》又云：“是故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管子所谓必明于则然后能出号令，即此意也。管子又曰：“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心术篇》上）此之谓也。
管子又曰：“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按：财同裁），而天下治实不伤”（《心术篇下》）。又曰：“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九守篇》）名实者，即法之所由起也，而综核名实，即法治之精神具矣。
管子之言立法，贵画一而重简易，故曰：“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任法篇》）又曰：“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七臣七主篇》）管子之言立法，贵适时而贱保守，故曰：“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与民则祥。法者不可恒也。”（《任法篇》）又曰：“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之言立法，以偏至为大戒，故曰：“骤令不行，民心乃外。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版法篇》)管子之言立法，最重平等，而不容有阶级之分，故曰：“禁不胜于亲贵，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重令篇》）管子之言立法，贵与人民程度相应，故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使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乘马篇》）凡此皆管子立法之条件也。
第五节 法治与政府
凡法治国，莫贵乎有责任大臣。盖君主之责任，非臣下所能乣（音jiu）问,乣问之，则君主之威严损矣!然以行政之首长，而无人焉敢乣问其责任，则国之危莫甚焉。故必委权于大臣，使之代负责任。此所以维持法治精神于不敝之道也。而管子则固已知之，故其言曰：“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主画之，相守之。”（《君臣篇上》）又曰：“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房注：具谓众官之法制也）。相总要者（房注：相无常职所，以总统百吏之要），君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同上）又曰：“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君臣篇下》）此与今世立宪国内阁之制正相合。相者总理大臣，大夫则各部大臣也，群臣则下此之百司也。
管子又极言相权之必当尊重。其言曰：“故其立相矣，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君臣篇下》）又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四时篇》）又曰：“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君臣篇下》）此皆言相权之不可不尊，盖必权尊然后责任乃可得而负也。
管子既论相权之尊，又论君主之不可以下侵其权。其言曰：心不为五窍，五窍治；君不为五官，五官治。”（《九守篇》）又曰：“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房注：及，犹预也）又曰：“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俱《君臣篇》上）夫欲大臣之负责任，其道必自君主无责任始。管子所谓有司不任，其深明此义矣。
慎子《民杂篇》云：
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自务，为善以先天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善以先君矣，皆称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若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矣！是君臣易信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
此言君无责任而臣负责任之理，最为深切，足与管子相发明。而管子言立相以总其要，此尤通于治体者也。夫中国今日百政之不举，岂非以君主代下负任蒙劳，而有司不任，反与有以自掩覆耶？忠于谋国者岂必远求，率吾先民之教以行之，而治具固已毕张矣！
第六节 法治之目的
后之论史者，率以管子与商君同视。虽然，管子与商君之政术，其形式虽若相同，其精神则全相反。管子贤于商君远矣！商君徒治标而不治本者也，管子则治本而兼治标者也！商君舍富国强兵无余事，管子则于富国强兵之外，尤有一大目的存焉！其法治主义，凡以达此目的而已！
其目的奈何？管子之言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篇》）此四者，管子所最兢兢也。商君去六虱（六虱谓诗书、礼乐、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见《商君书·靳令篇》），而管子谨四维，以此知管子贤于商君远矣！
管子之种种设施，其究皆归于化民成俗。盖民为国本，未有民俗窳败，而国能与立者：管子计之最审也，故《权修篇》曰：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由此观之，则管子政术之根本，从可识矣。管子盖有一理想的至善美之民俗，日悬于其心目中，而以为欲使此理想现于实际，非厉行法治，其道无由。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言法治之不如礼治也。管子则曰：“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篇》）此言夫非法治则礼治且无所施也。此两者果孰合于真理？请平心而论之。《韩非子》曰：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而治也。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括，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费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也？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显学篇》）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不为改，乡人谯之不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五蠢篇》）
《尹文子》亦云：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大道篇》上）
《商君书》亦云：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智；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定分篇》）
凡此皆法家之说，与管子相发明者也。平心论之，使道以德，齐以礼，而能使一国之民，尽化于德礼，岂非甚善？而无如德礼之力听能被者，惟在国中之士君子；而士君子则虽无以道之无以齐之而可以自淑者也，而此外一般之人民，则徒恃德礼之感化而必无效者也。今语人以德礼之当率循，其率循与否，惟视各人之道德责任心，若其道德责任心薄弱，视之蔑如者，则将奈何？一国中能有完全之道德责任心者，万不觏一，故徒恃德礼不足以坊之，明矣！故管子之为教也，曰：“邪莫如早禁之。”（《法法篇》）曰：“慎小事微，违非索辨以根之（房注：谓有违非，必寻索分辨，得其根而止之也），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君臣篇下》）曰：“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无由接于淫非之地。”（《八观篇》）如是，则民之日进于德而日习于礼也，皆法治之效使然也。故曰：“仁义礼乐皆出于法也。”
然管子又非徒恃法而蔑视道德之感化力为无用也，其言曰：“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八观篇》）又曰：“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也。”（《七法篇》）又曰：“明智礼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篇》）然则管子虽尊法治而不废礼治，章章然矣！夫使民皆说为善，此礼治之效也；使民无由接于淫非之地，而暴乱之行无由至，此法治之效也。
管子曰：“国有经俗。”（《重令篇》房注云：经，常也）又曰：“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君臣篇上》）管子最大之目的，盖在于是。而求其所以致此之由，则曰：“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法禁篇》）此法治之所以为急也。
管子曰：“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忒，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月日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正篇》）又曰：“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立政篇》）法也，刑也，政也，事也，教也，训也，俗也，道也，德也，管子所认为一贯而不可相离者也。语至是，而法治主义，洵圆满无遗憾矣！
既知管子之学说，请更言管子之事功。
第七章 管子之官僚政治
近世言政者，有官僚政治之一名词焉。官僚政治者，谓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焉，无他职业，而以服官为其专职。此种政治，最易酿腐败之习。然使有严密之法制以维持之，又有贤君相以综核名实于其上，则以整齐一国之政，为效至捷。今世诸国中，其以非官僚政治而致富强者，英国是也；其以官僚政治而致富强者，德国是也。夫即在立宪之国家，苟能举完全之官僚政治，犹足以大助国家之进步，而况乎在专制国，舍官僚外更无可以共政治者乎？故吾国数千年历史中，其有能整顿官僚者，其政必小康，否则废弛以底灭亡。然则改良官僚政治，虽谓为中国政治家之第一义焉可也。洵如是也，请师管子。
管子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浮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重令篇》）此管子之理想的官僚政治也，管子以为若能举完全之官僚政治，则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而庶政乃以毕举。故曰：“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君臣篇》上）又曰：“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君臣篇》下）
然则欲达此目的，其道奚由？管子以一言蔽之曰：“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而已。（《君臣篇上》）其选贤论材奈何？管子之言曰：“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援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立政篇》）又曰：“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救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君臣篇上》）又曰：“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房注云：有德者超于上列，使在有功劳者之前，故曰掩劳虽年未至而亦将用之，不以年为伤也。《君臣篇》下）此管子言任用官吏之法也。
然管子官僚政治之特色，不徒在其登庸之得当，而尤在其综核之得宜，所谓待之以法是也。管子曰：“百匿伤上威，奸吏伤官法。”（《七法篇》）又曰：“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重令篇》）凡此皆言非待之以法，则官僚政治，将不胜其弊也。其待之以法奈何？其言曰：“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君臣篇》下）所谓五横者，即待官之法也。又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七法篇》）此言乎法之当平等而普及也。又曰：“吏啬夫任事（房注：吏啬夫，谓检束群吏之官也），人啬人任教。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房注：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谓每事据律而行也），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君臣篇》上）此言夫法之当综核而有分限也。
又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重令篇》）此五者，惟第五项所以待人民，其前四项皆所以待官吏也。
又曰：“凡将举事，令必先出。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乘马篇》）凡此皆言乎法之明确而不可动也。而其为效也，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七法篇》）“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之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乘马篇》）“使民于不争之官，使各为其所长也。”（《牧民篇》）如是则官僚政治之弊无由生，而其效可以睹矣！诸葛武侯之治蜀，张江陵之治明，胡文忠之治鄂，士达因之治普，皆遵斯道也！管子又曰：“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牧民篇》）夫天之生材，非有所厚薄于一时代也，而或觉其有余，或苦其不足，则所以使之者异其术故也。
《立政篇》曰：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辏ㄒbi），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司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都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日专制，不足日亏令，罪死不赦。
《小匡篇》又曰：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谓此人所称柄之言，可以补不善之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
此当时实施之制度也。观于此，则其综核名实之精神，可见一斑。而凡言官僚政治者，皆当以为模范矣。
第八章 管子之官制
管子之官制，见于各篇者，小有异同。其中央官制，《立政篇》所述，有虞师、干师、司空、由田、乡师、工师、五官。而《小匡篇》则云：“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宾胥无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大约《立政篇》乃泛论制度所当然，《小匡篇》则其时之事实也。今以两者参考之，则当时中央官制，略如下表：
相
大谏——枢密顾问大臣
将——兵部大臣
理——法部大臣
田（虞师司空工师）——农工商部大臣
乡师——内务大臣
（附考）《小匡篇》不言命某人为乡师，然其前又言高子、国子退而修乡，则乡师即高国二子也，以非管子所新任命者，故不及之耳。
（又）《君臣篇上》，言有五官以牧其民，则当时中央之官制，必分为五部。而右表所列凡有六官，或大谏之职，专在拾遗补阙，不入于五官之数欤？抑乡师分任地方，不入于中央五官之数欤？未能点定，存之候考。
《君臣篇上》云：“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曰：“相划之，官守之。”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今世言行政法者，大约分为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之五部，而以内务行政之范围太广，就中或分出其一部分为经济行政，而农务商务工务等别为专官焉；或分出其一部分为教育行政，而学务别为专官焉。就右表所列，则有内务外务军务司法；而内务中之经济行政，亦有专官。惟所缺者，则教育行政与财务行政也。教育行政，全属乡师之责任，观前章所引《小匡篇》之文可知。独财务行政为国家第一大事，又为管子所最注重者，独不见有专官，颇不可解。殆以此事重大，故其权专属诸宰相欤？《礼记·王制》言家宰制国用，而今世各国之制，亦多以总理大臣兼度支大臣，管子亦犹斯意也。管子政略之特色，不在中央政府也，而在地方自治。其所论治国之大道曰：“野与市争民，乡与朝争治。”又曰：“朝不合众，乡分治也。”又曰：“有乡不治，奚待于国？”（俱《权修篇》）此实政治上甚深微妙之格言，措诸四海而皆准者也。今所贵乎民权者厥有二事：一曰参政权，二曰自治权。自治权之切要，过于参政权，此政治学者所同认也。管子于彼则靳之，而于此则奖之，殆应于当时国民程度，斟酌而尽善者也。管子之地方官制，《立政篇》与《小匡篇》所述，亦微有异同。《立政篇》之文，已具前引。其《小匡篇》云：
管子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
此文所举国与部之制度有差别者，吾国古书之国字，有广狭二义。其广义，则指普通之所谓国家也；其狭义，则指有城郭之都邑也。《周礼·士师》“三曰国禁。”（注：城中也）又“太宰以佐王治邦国。”（注：邦之所居曰国）《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以国与野对举，野者即此文所谓鄙也。今世东西各国之地方自治，则市制与村制，恒小示区别，盖事理所当然也。
泰西之社会，以人为单位；泰东之社会，以家为单位。盖家族政治，实东方之特色也。管子所划之自治案，上下相属，与来喀瓦士之治斯巴达者略同。然来氏以国中有九千人，故分为九十区；管子则起点于家，等而上之，累数级而分为二十一乡五属。此亦群治根本之异点也。管子之治，寓兵于民，故自治制亦兼军政民政二事，所谓“武政听属，文政听乡”是也。今以家为单位，以国为最高位，图其统系如左：（略）
盖在都邑，则以二百家为一乡，六百家为一属；在郊野则以三百家为一乡，九百家为一属也。其地方自治所办之事业，则互见各章中，今不专叙。
第九章管子内政之条目
管子之内政，以理财、治兵、教育为三大纲领。其余条目，千端万绪，纤悉周备，不能缕举。书中有“问”一篇，言治国者所应问之事，即所谓调查也，统计也。夫为政者，非熟知其国之现状，则其政策必不能悉当。而国之现状，随时变迁，非常调查之，则必有不相应者。今东西各国政治家，汲汲于是，良有以也。《管子·问篇》，其条件极纤悉，而罔不关于大体。今录其全文，以观先民文理密察之治绩焉。（篇中有文义奥古者，录房注。其房注有误谬者，以鄙意释之，别加一按字）
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中略）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
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死事之孤，谓死王事者之子孙，寡谓其妻。（按：此可见其待死事之孤寡极优）
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按：官各分业，而久于其职，故问何官之吏)
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按：此调查讼狱之何故稽留）
问五官有度制，官都有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谓总摄诸司者也）
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谓有过不齿者也。按：古代有阶级制度，故篇中屡问何族）
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按：此调查所畜奴隶也）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按；谓垦荒也）
问士之身耕者几何家？
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
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按：谓能有力以收养昆弟者，或无力而从昆弟以求养者，各几何家也。古代为宗法社会，故于宗子调查尤详〕
问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谓收入其税者）
问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
问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不使，谓不用其吏。不恶此等，当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
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按：古代患民少，故来归者给以田宅）
国子弟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按：责，古债字，谓举债于豪右者也）
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其人居官，乃贱自行文书，身任士职，辄以家臣自代）
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承吏，谓摄官无俸而空理事）
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谓群臣自有位事，乃左官于大夫。按：古代有公室之臣，有家臣，故云然）
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
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既无上事，乃率子弟不田农，但弋猎）
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之乎？
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别券谓分契也）
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
人之所署于乡里者何物也？
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
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
问男女有巧伎能备利用者几何人？
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
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
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
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
牵家马辆家车者几何乘？
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往百姓者几何人？
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
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
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
疏藏器弓弩之张，衣夹铁，钩弦之造，戈戟之紧，其厉何若？
其宜而不修者故何视？
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乡师车辐造修之具，其缮何若？
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长。三时，谓春夏秋，伐材必以冬也）
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行伍也），时简稽帅牛马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树林泽食荐者几何？
出入死生之会几何？（按：会即统计表也）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橹鸨埃诵薅恍拚撸媳丶钢福煲玻Ｊ乇钢椋魑锊皇渚撸甓饔写Σ亍
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中略）
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
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
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
所封表以益人生利者何物也？
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厄阔深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
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按:执官都者,谓地方长官也，以下四司皆课长官之考成也〕（下略）
此篇所举，纤悉不漏，错杂互明，而其精神之贯注弥满可想见矣。“事先大功，政自小始”二语，可谓尽为政之要领。观于今世各国之警察行政，益信此义之不诬。
第十章 管子之教育
管子之教育方针，专以整齐一国之民为主，前第七章第六节所称述者皆是也。军事教育，又其重要之一精神，于第十三章别论之。此所论者其分科教育之法也。教育事业，全责诸地方官吏，前第八章所引《小匡篇》之文是也。《小匡篇》又云：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鎛，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农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
此实一种奇异之教育制度，管子诸政策中所最不可解者也。夫其所谓习而安之，则教易成，此固甚合于教育原理，无所容难。而其古代阶级制度之下，民各世其职业，则所谓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当为农者，亦无足怪；所最可怪者，谓士农工商，不可使杂处，必划分而限定之。此岂非禁民之迁徙自由乎？其干涉之程度，得毋太过乎？目其所云制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夫士农之乡，何以能无工商？工商之乡，何以能无士农？岂古代之社会，诚有此等怪现象耶？或管子举其多数者以名之耶？姑存之以备考。
要之，管子教育之根本，在整齐其民，壹其道德，使无由接于淫非之地。大本既立，其条理则因时变迁，不必刻舟以求也。
管子复有《弟子职》一篇，实为小学教育之条目。其言精粹切实，皆所以导子弟于规则秩序。后世儒者多称之，今不具引。
第十一章 管子之经济政策
管子为大理财家，后世计臣多宗之。虽然，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
管子言为政之本，首在富民。书中昌明此义者，屡见不一见，今次而论之。
《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牧民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权修篇》：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
《立政篇》：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
《版法篇》：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八观篇》：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国仓空虚，而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故曰：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侈靡篇》：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五辅篇》：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
以上所论，皆以发明治国必先富民之义。而陈其理由，约有三端：一曰民贫则散亡不能禁，二曰民贫则教育不能施，三曰民贫则法令不能行。而此三者又递相因果，蝉联而至，故管子用是兢兢也。
管子又推原民所以贫之故，略有数因：一曰由生产之不饶，二曰由君上之掊克，三曰由豪强之兼并，四曰由习俗之侈靡，五曰由金融之凝滞，六曰由财货之外流。明此数因，而思所以救治之，则管子之经济政策也。
第一节 国民经济之观念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翁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擅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管子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按：重用谓不妄用也）；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篇》）又曰：“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篇》）又曰：“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侈靡篇》）又曰：“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篇》）全书之中，如此之论，不可蝉举。要之管子之言经济也，以一国为一经济单位，合君民上下皆为此经济单位中之一员，而各应其分戮其力，以助一国经济之发达，而挟之以与他国竞。管子一切政治之妙用，皆基于是。今请条举以证明之。
第二节 奖励生产之政策
孔子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凡善言经济者，未有不首以生产为务者也。昧于经济学理者，往往以金银与富力为同物，汲汲焉思所以积之而吝其出。欧洲前代诸国，蹈此覆辙者，不知凡几也。管子则异是，其言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八观篇》）故管子之政策，惟藉金银以为操纵百货之具，而不肯牺牲国力以殉金银。其最要者，则使全国之民，皆为生产者而已。故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又曰：“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篇》）凡此皆以言夫生产之不可以不力也。
夫人生而有自利之心，有自利之心，则自能黾勉以从事生产，以养其欲而给其求。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諰諰然代大匠斫。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于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篇》）又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乘马篇》）又曰：“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又曰：“不告之以时，则民不知；不道之以事，则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乘马篇》）又曰：“民欲逸而教之以劳，劳教定而国富。”（《侈靡篇》）盖管子之意，以为国家若不有道焉，以干涉之、奖励之，则民或惰而不务生产；或务矣，而不知所以生产之道；或知其道矣，而为天然之不平等所限制，不能举自由竞争之实。是故非以国力行之，不为功也。
然则其奖励生产之道奈何？管子曰：
《小问篇》: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五辅篇》: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
《牧民篇》: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文巧不禁，则民乃淫。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
《立政篇》：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郭，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瓤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竟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又：修火宪，敬山泽林教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读，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所，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五辅篇》：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墙，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
《八观篇》：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狠计其野（狠，众也，以人众之多少计其野之广狭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荐，茂草也）。山泽虽广，草木不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征赋），闭货之门也。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无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地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以上所举，实管子奖励生产政策之一斑也。其大旨主于尽地利劝农事，与寻常政家之论旨无以异，但其条理极详密耳。夫农为百业之本，无论何国，皆宜重之。况我国为天然农国者哉？虽然，管子非如极端之重农主义，以农业为国民独一无二之职业，宁牺牲他业以行过度之保护者也。通《管子》全书，其言奖励工业者，不可枚举（《轻重》诸篇，其文极多，避繁不录）。而商业又其所最重也，其言曰：“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诸侯之瞰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问篇》）又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乘马篇》）又曰：“一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按：本，谓农也，有商然后可以劝农也）盖管子未尝轻商也，而其政策在以商业操纵天下，故不欲使私人得专其利。此实管子一种奇异之政策，而与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有极相类者，次节别论之。
管子言“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可谓名言。商业为社会所不可缺，然不能谓之为生产事业。全社会之富量，不以商业之有无盛衰为增减也。此义近儒菲里坡维治最能言之，足正斯密之误。
桓公问管子曰：“无可以为有，贫可以为富乎？”管子曰：“举国而一则无货，举国而十则有百。吾将以徐疾御之。”（《轻重丁篇》）此其所以神其用者，则商业也。《五辅篇》云：“发伏利，输滞积。”明乎“发伏利”之义，则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备矣；明乎“输滞积”之义，则商业政策备矣。此所以能以无为有，以贫为富也。
第三节 均节消费之政策
有生产必有消费，无消费则生产亦不能以发达，此稍治经济学者所能知也。然消费贵与国民富力相应，宜量费其所赢，而毋耗其母财，此勤俭贮蓄主义所以为可尊也。《管子》书中，多为强本抑末之言，非有恶于末业也，恶其长奢侈之风，而将为国民病也，故于崇俭之旨，三致意焉，其言曰：
《八观篇》：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又：商败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
《权修篇》：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贱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按：食，即食之者；寡之食，经济学上所谓消费也。积者，贮蓄也。积多而食寡者，谓所蓄之财产不能自供消费之用也；积寡而食多者，即所谓奢侈也。）
此管子奖励勤俭贮蓄之说也。畴昔之论者，或以为民俗奢则所需之物品多，而生产之业，缘此得以发达。若人人吝于用财，则贫者无所资以赡其生，于是有奢非恶德之说起焉。殊不知奢俗一行，则一国之财，宜以为生产之资本者，将挥霍而无所余，资本涸，则产业未有能兴者也。管子尝辩之矣，其说曰：
《事语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饰，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
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艳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
虽然，奢与俭无定形，必比例而始见。夫所入二百金而费及百金焉，则为奢矣；所入万金而仅费百金焉，则不为俭而为吝矣。奢固害母财，而吝亦非所以劝民业也。故管子曰：“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然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有道。”（《乘马篇》）货尽者谓母财匮也，事已者谓生产业中止也。夫两者皆非国民经济之福明矣！管子用是兢兢也。
第四节 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又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管子》一书，于此尤三致意焉。其言曰：“贫富无度则失。”（《五辅篇》）又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侈靡篇》）又曰：“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篇》）又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按：谓以一取十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按：赓犹续也，谓资本不能回复循环也），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按：谓不能调均之，则贫富之悬隔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之不齐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按：钧同均，羡余也），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按：本谓务农，趣读为促），而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国蓄篇》）
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借，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
其策奈何？管子曰：
《国蓄篇》：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又：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也。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百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种鑲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按：谓君何以养本也？本谓资本，谓君从何得此资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房注云：方春蚕家阙乏，而赋与之，约收其缯帛。方忧农人阙乏，亦赋与之，约取其谷），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又：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按：此语似逆于经济学理，然当管子时，自有其特别之理由，下文论之），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房注云：秩，积也。按：房说非是，当同迭字耳），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
又：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观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
又：岁适美，则市粜无予（按：谓谷不值钱，故无所予而获粜也），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谓一釜之粟值十繦。）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粟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谓民所兴殖之事业，不能偿其所出资本），物适贵则十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管子之言治财多用櫎字，注家不得其解。按《说文》“櫎”下云：所以皮器也。李善《文选》注云：櫎者，门窗庑之通名。然则櫎也者，物之所凭借也，又物之所资以流通也。吾求诸今世之名词，则经济学上之术语，所谓金融者，即此物也）
《山国轨篇》：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按：轨，盖数量之意），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谓该地之田所产，足供其地民食。而有余者，置币以剂之也）山田间田，日终岁其食不足于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山田间田所产少，不终其地之民食，察其所不给者若干，置币以补足之）。岁丰年谷登，谓高田（即有余之田轨）之萌（民也）曰：无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扩若干，请为子十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田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振，谓振济振救），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此处当有讹脱，不能悉解其意。盖谓于胶田春田之区，各置币以酌盈剂虚。值丰穰之岁，则以币收谷于胶田之区，而随时市诸瘠田之区，使以币偿值也。寄币者，谓受人所贷之钱也。长加十者，价涨十倍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扩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国奉，盖合于国家法程之意。女有贡中程之帛者，国家宜偿以币，但已出币以买高田之谷，故当收其帛时先给以券，后乃以谷作为币而偿之也）。环谷而应荚，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疑有讹脱）。谓大家委费家曰：（富家也）“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古代君主游燕则索贡献于富民，此文殆谓是）谓邻县曰：“有实者（谷实也），皆勿左右不瞻，则且为人马假其食。”（告各邻各县之民，使勿贱卖其谷。君所至，则人马须借食也。借食必酬以值）民邻县四面皆扩谷，坐长而十倍；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扩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大意盖谓初时将全国货币收之于上，物价自然低落；低落时乃散币而收之，物价自腾；腾则复散之也）
又：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按此盖言每季之某数日也，不知所指者为何日），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皆廪之，无费之家，皆假之器械公衣，己无归功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
《山至数篇》：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即价字）十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十倍，士半禄而死君。（言谷价昂，则士所得者多，虽受半禄而肯为君死也）彼善为国者，不日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日用之，使不得不用。
又：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货在上，币费在下（房注云：贵，价也）。国谷十倍，数也。万物财物去十二，荚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房注：矩券，常券也）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房注云：责，读为债），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荚出于谷，轨国之荚，币乘马者也。[房注云：言应合受公家之所给，皆予之币，则谷之价，君上权之，其币在下，故谷倍重其有。皮革之类堪于所用者，所在乡州有其数，若今官曹簿账。人有负公家之债，若未招种粮之类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类者，则与其准纳，如要功庸者（按：谓力役），令就役一日，除其债责。此盖君上一切权之也。详轻重之本指，摧抑富豪兼并之家，隘塞利门，则与夺贫富悉由号令，故可易为理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按：轻谓价贱，重谓价贵也）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轻重丁篇》：桓公曰：“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粟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枢二十也（五枢为釜，每釜值百钱，故每枢值二十钱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枢二泉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籍，税也），得以五谷获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于仓廪。言君下令使每人纳税三十钱，但照时价以谷代纳，则齐西之民仅出三斗已盈其数，齐东之民须出三釜乃盈其数，是国库可以得每釜十钱之粟也）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本，资本也；新陈，指谷言），若此则东西相被，远近之准平矣。”
《轻重乙篇》：桓公曰：“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
《轻重丁篇》：桓公曰：“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对曰：“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使宾胥无驰而南，隰朋驰而北，宁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请号令谓四子曰：“子皆为我君视四方称贷之间，其受息之氓几何千家？以报吾！”鲍叔驰而西，反报曰：“西方之氓者，带济负河，范泽之萌也。渔猎取薪，蒸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钟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宾胥无驰而南，反报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之萌也。上斫轮轴，下采杼栗，田猎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宁戚驰而东，反报曰：“东方之萌，带山负海，若处上断福，渔猎之萌也，治葛缕而为食。其称贷之家，丁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千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驰而北，反报曰：“北方之萌者，衍处负海，煮泲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凡称贷之家，出泉参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受子息民参万家。四子已报，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桓公曰：“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请以令贺献者，皆以鏬枝兰鼓，则必坐长十倍其本矣。君之栈台之职，亦坐长十倍，请以令召称贷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觞。桓公举衣而问曰：“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闻子之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终其上令。寡人有鐻枝兰鼓，其贾中纯万泉也，愿以为吾贫萌，决其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称贷之家，皆齐首而稽颖曰：“君之忧萌至于此，请再拜以献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寡人之德子，无所宠。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于心。”故称贷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栈台之织未能参千纯也，而决四方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四方之萌闻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垦田发务，上之所急，可以无庶乎？君之忧我至于此！”此之谓反准。
《七臣七主篇》：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房注云：岁既败凶，虽有义事，不足以行其礼。按：房说谬也。义字乃羡之讹耳。羡，余也。羡与不足对举，书中屡见。败字，疑亦讹，当为岁有贩凶。贩者，丰也。）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房注云：春谷贵，秋谷贱。按：此训虽不甚谬，然管子之意殆不如是）
《轻重乙篇》云：岁有四秋，而春夏秋冬各居一焉。（秋者，即《书经》“乃亦有秋”之秋，谓成熟也。成熟之时谓之秋，则力作之时谓之春。时有春秋，不外今世学者所谓金融季节）而上不调淫（房注云：淫，过也。按：谓调御其过度也），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房注云：得什伯之赢，以弃其本也。按：此训非是，谓游商所赢得十百倍于其资本耳）。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誉（房注云：誉，限也），皆用此作。
《轻重乙篇》：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不贰，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桓公曰：“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曰：“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大春农事且作，请以十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也，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曰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
此即管子所谓轻重之说。其一切分配政策，皆由此起，而调御国民经济之最大作用也。考其枢纽所在，不外操货币以进退百物，盖货币价格之腾落，与物价之贵贱成反比例。而货币流通额之多寡，又与其价格之腾落成反比例。故货币流通之状态，近世学者取泉流布布之义，名之曰金融，即管子所谓财櫎者是也。金融之或宽或紧，同一地也，因时而有差别；同一时也，因地而有差别。其原因皆各有所自来，而其结果则影响于国家财政与全国民生计者，至捷且巨。故今各国大政治家之谋国，未有不致谨于此者也。而中国能明此义者，欮惟管子。管子知货币之为物，凡以供交易媒介之用。其数量不能太少，亦不可太多也，故先斟酌全国所需货币知多少，准其书而铸造之，命之曰公币。《山国轨篇》所谓“谨置公币者”是也。然则全国所需货币多少，何从测之？管子以为货币之职务，在于为百物之媒介而已，综稽全国民互相交易之物品，共有几何？其总值几何？则其所以媒介之之物应需几何？略可得也。故先察一国之田若干，其所产谷若干，复举一国所有谷类以外之一切器械财物（如《山至数篇》所举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等），而悉簿籍之。准其数以铸币，则币常能与国民之供求相剂，而无羡不足之患矣。《山至数篇》所谓币乘马者也。此术也，以今世之经济政策衡之，诚觉其局滞而不适，盖国民之生产力消费力，随时伸缩，而其所从起之原因，极复杂膠膈，不能执一端而尽之。故以现在全国民所有财产，泐为簿籍，而准之以求所需货币之数，为法未免疏略，其缺点一也。同一货币之数，而缘夫流通之迟速，行用度数之多寡，而其资民利用之效力，强弱悬殊。比例于现有财产而固定其量，则货币伸缩之用不显，其缺点二也。经济无国界，故货币与货物，常互相流通于国际之间。虽准本国所有财产以铸币，然币之一出一入，不期然而然，铸币虽多，未必能长葆存于国中；铸币虽少，而外国所有者，常能入而补其缺。今仅以本国财产为标准，其缺点三也。由此言之，则管子所谓币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者也。虽然，凡读史当论其世，以今世经济情状律古代，不可也。古代机器未兴，民业不繁；国民生产力之变迁，不能甚剧；其消费力之变迁，亦缘此不能甚剧；而信用机关交通机关皆未发达，故货币流通迟速之率多寡之度，略有一定；而国际间货币之转移，万不能如今日之便。以此之故，管子比例全国民财产以置公币之策，实能适于其时代之要求；而为经国之一妙用，盖章章矣！夫货币价格之高下，既与百物价格之高下成反比例；而货币数量之增减，由政府操其柄；故货币之价格，政府常能操纵之。此无异一切货物之价格，悉由政府操纵之也。管子所谓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者，此也。
虽然，欲明管子轻重主义之真相，更有最当研究者一物焉，则谷是也。古代金属货币之用未广，人民恒以谷帛为货币，而谷为尤重（孟子所谓以粟易械器，粟即一种之货币也）。故古代之谷所以与今异者，今之谷专为交易之目的物，而古之谷则兼为交易之媒介物也。而谷之所以与金属货币异者，金属货币专为交易之媒介物，而谷则兼为交易之目的物也（所谓交易之目的物者，谓交易之目的期于得此物而止。如吾辈今日以钱买谷，其所欲得者即谷也。交易之媒介物者，谓借此为媒介以间接求得其他之目的物，如农夫售谷而得钱；其所欲得者非在钱也，以有钱则可持之以买得他物耳。货币之性质所以与他物异者，全在于此）。然则谷也者，以一物而兼此两种职务，而其两职务之性质，又互相冲突，是以极膠膈而至难御也。
管子之言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此即币价与物价成反比例之义，通诸东西古今而无二者也。夫既曰万物，则谷亦与居一焉。币价贵则谷与百物之价俱贱，币价贱则谷与百物之价俱贵。此易明之理，而今世各国共通之现象也。（若因丰凶而谷价之剧变逸出常轨，此则偶然之事，不足以破此例。此不徒谷为然，即百物亦有然矣）乃管子之言又曰：“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此语也，以今日之经济现象衡之，殆适得其反。吾初读之而不解其所谓，及潜心以探索其理，乃知当时之谷，兼含两种性质：一曰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之性质，二曰为货币之性质。当其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也，其价格固与百物同，为货币之价格所左右；当其为货币也则反是，而其价格常能左右百物之价格。夫金属货币价格之变动，其原因已极复杂，在今世之治经济学者，犹以此为全部学科中最奥衍之理。况夫以一谷而兼此两性，而其物又为人生日用须臾不可缺之品；在一切消费目的物中，效力为最强，而其数量之多寡，又常因自然力而变迁（如年岁之丰凶），非尽由人力所得左右，此实古代人民所最困之一问题也。夫交易之媒介物，太多太少，皆足以病国民生计。今以日用所不可缺之谷兼充此职务，偶值年丰谷多，则民食之外，尚有余粟。其所余则尽以为币材，而一国之币遂供过于求矣。偶值年凶谷少，则以全国之谷尽供民食，犹苦不足，更无余裕以充币材；而一国之币，遂供不逮求矣。此古代以币权物之政策所以难施也。夫今世之金属货币，专以为交易媒介之用，不以为交易目的之用；而各国政治家所以酌盈剂虚之术，犹且戛戛然共以为难，而况乎管子之轻重主义，不徒以单一性质之货币（即金属货币）为枢机，而更须以复杂性质之货币（即谷）为枢机焉。故今世之货币政策，则一而已；一者何？以币权物是也。管子之货币政策，其条件有三：以币权物，一也；以谷权物，二也；以币权谷，三也。此管子之轻重主义，所以其术弥神而其理弥奥也。
是故管子之调御国民经济也，既约定全国所需货币大概之数而谨置之，于是将此货币，随时伸缩其流通额，使与国民所需要相应。有时金融太缓慢，事业有萎靡之忧，则将货币收回于中央金库。《山国轨篇》所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是也。有时金融紧迫，生计呈恐慌之象，则将货币散布之于市场，所谓币在下万物皆在上是也。而其或收回之或散布之，非以威力相强也。因物价之自然，而弃人人之所取、取人人之所弃云尔。故曰：有余则轻之，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人君散之以重也。
然则其以币御谷之术奈何？谷为百物之一，彼其以币御物之术，其影响不得不波及于谷，固无论矣。虽然，当时之谷，兼充币材，徒以普通御物之术御之不得也。吾观管子调和金谷之策，窃叹其与今世各国调和实币与纸币之策若合符节也。今世之货币，以金银铜等金属品充之，此实币也。然实币既不便携带，且其获得之与行用之，皆须有所牺牲，滋弗便也，于是乎为纸币以代之。然发行纸币，必须储实币以为兑换之备，故纸币之多寡，恒与所储实币相剂，此不易之理也。管子之所以调和金谷者亦然。前此人民以谷为币，而其不适于媒介之用者既甚多，管子乃广铸金币以代之（吾考中国用金属为货币，实始于管子。前此虽或有之，而其势力盖甚微弱），故谷则犹今日之实币也；金属货币，则犹今日之纸币也。今各国中央银行所以能握全国金融之枢机者，皆由实币与纸币调剂得宜。既能以币御物，又能以纸币御实币。管子之政策，亦犹是也。时而使谷在上币在下，时而使币在上谷在下。此犹各国实币，有时贮之于中央银行，有时散之于市场，凡以剂其平、广其用而已矣。一国金融之紧缓，各地不同。敛之于缓之地，而散之于紧之地，此政策之妙用也。《轻重丁篇》所言调齐东齐西之谷价者，操此术也。一年金融之紧缓，各时不同，泰西学者谓之金融季节。敛之于缓之时，而散之于紧之时，此又政策之一妙用也。《山国轨篇》所谓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为百物高下之时，《轻重乙篇》所谓岁有四秋、分有四时，物之轻重相十相百者，盖指此也。
然则管子所谓轻重之术可知矣。其枢纽不外以币与谷权百物，而复以币与谷互相权；而其所以能权之者，则当币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币；当币轻物重之时，敛币而散物；当谷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谷；当谷轻物重之时，敛谷而散物；当币重谷轻之时，敛谷而散币；当币轻谷重之时，敛币而散谷。质而言之，则以政府为全国最大之商业家，而国中百物交易之价格，皆为政府所左右也。遵是道也，则全国商业之自由，极受束缚。以今世之经济原则衡之，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然在古代信用机关、交通机关两未发达之时，商业上之自由，不甚有效。虽无政府以束缚之，民未必遂蒙其利也，而徒使人民之生产者，或供多而不遇求；使人民之消费者，或求多而不遇供；故毋宁以政府立乎其间，其力足以尽求全国之所供，其力足以尽供全国之所求。苟奖励干涉得其宜，而于助长全国民经济之发达，盖甚有效也。
然管子之政策，其效犹不止此。夫金融有缓紧，而物价有贵贱；在力薄之小民，固受其支配而莫可如何也。然而豪强素封之家，则其力足以乘多数贫民之急而垄断其利。管子谓物有高下之时，即人民相兼并之时，诚笃论也。而彼豪强者，非徒因物之高下，以弋取殊利而已；且常能左右物价，使之随己意为高下。夫物价自然之高下，本由全社会公共经济之现象所造成，专其利于少数之人，固已非当；况复以人力而矫揉之，使随己意为高下，而因以制多数人之死命而自周其利者哉？此虽命之曰盗贼之行可也！管子之意，以为物价之有高下，而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术，常能博奇利。此经济现象之所必至，无能遏止者也。而此种奇利，则当归诸国家，而不当归诸少数之私人。归诸国家，国家还用以奖励民业，则其利均诸全国人民；归诸少数之私人，则一国财力所在，遂成偏枯。一方有余，而一方不足，所谓病肿而苦跌熬也。管子所以必以国家操此权者，盖为是也。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l）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吁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于是乎有所谓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此其说虽非可遂行于今日，然欲为根本救治，舍此盖无术也。而此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
古代之政治家所以抑制豪强兼并之术，往往有禁民之贷金取息者，亦有以法律限息率不许过高者。吾国汉唐以来相沿行之，而息率之限，今大清律例尚存其文。泰西则希腊罗马以来皆有此制，中世各国，限制尤严，直至十九世纪，始渐废之，然犹未能绝也。夫富民贷而取重息，诚为朘削贫民之一显弊。有国牧民者，固不容坐视。虽然，贫民之贳焉者，必有其大不得已者存。禁贷而绝货，以是为保护贫民，而不知益以困绝之也。若夫以法规定息率，视彼禁绝贷贳者，为道固稍进，然贫民之忍重息而举债也，必亦有其大不得已者存。贳者多而贷者寡，求过于供，息率势不得不昂。强以法律限制之，则贷者于普通息率之外，更须索犯法之保险费，然后肯出贷，是欲轻之而反以重之也。故善谋国者不为此下愚之策，惟设法以立完备之金融机关，使一国现有之资本，流通捷而效力增；而将来之资本，缘而增殖，则息率之日下，不期而自致焉，各国现行之政策是也。而管子则深明此义者也。故民之贷金取息者，非惟不禁，且奖励之。而取息多寡，亦未尝一为干涉。惟将金融之枢纽，握诸政府，使民之欲贷者，不必仰鼻息于豪强，而政府随时以济其困，即此今世银行所尽之职务也。夫银行应由政府办理与否，其利害固当别论；然以二千年前之人，而知银行为匡济生民之要具，其识见之度越寻常，岂可思议耶？
第五节 财政策
财政与国民经济关系极密切，苟财政办理失当，则国民经济必缘此而萎悴。而国民经济既已萎悴，欲求财政之丰，决不可得。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是也。吾今请语管子之财政策。
聚敛之臣之治财政也，惟求国库之充实而已。而管子则异是，其言曰：
《权修篇》：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此管子理财之根本观念。一方面与其法治主义之精神相应，一方面与其国民经济政策之精神相应者也。管子又言曰：
《轻重甲篇》：事再其本（按：谓人民生产事业所获之赢，能倍于其资本也。下仿此），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按：籍谓租税）；事五其本，则远近通。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按：谓仅得三升之食，则有盗也。下仿此）；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操不反之事（按：谓事业不能偿有资本，资本一掷而无从回复，故曰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按：谓谷价四十倍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履，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按：谓将其所有贱而售之，仅得价十分之三），是君朝令一怒（字疑讹），布帛流越而之天下（按：之，往也，谓流往外国也）。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疑有讹夺）。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此极启财政失当之弊，充其量可以亡国也。近世言财政学者，谓国家之取于民，当量其力所能负担，故其收所得税也，取其生计必需之最少额免除之，凡以使民不病也。不特此也，各种租税，皆察人民岁入之羡余可以充日常消费之用者，然后取之。其方为母财，资以殖子息者，则不之取也。此何以故？盖欲求租税之丰，必先涵养税源。何谓税源？国民之资本是也。必使一国资本，悉投诸生产事业，常能孽殖子息，然后国民生计，日有余裕，而租税之源，可以汩汩继续而无竭。而不然者，渗蹄之水，一汲而尽矣！夫租税过重，则必至税及资本。资本不能回复，则全国生产力，遂日耗月蚀而无复存，国之亡可立而待也！管子所谓不反之事者此也。
管子之财政策，以不收租税为原则，以收租税为例外。此实一种最奇之财政计划也，吾名之曰无税主义。今举其说。
《国蓄篇》：以室庑籍（按：籍者，税也），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房注云：正数之人，若丁壮也。按：此即后世之丁税），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房注云：赢谓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籍，则至浮浪为大贾蓄家之所役属，增其利耳）。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按：当作偏）行而不尽也。
又:今君籍求于民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按：同价）十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十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十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十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
又：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借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房注云：虑，计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此管子无税主义之大概也。考其所以持此主义之理由，其一则以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则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国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财政学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虽然，国家舍租税而欲得岁入，其道何从？则请毕管子之说。
《海王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籍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籍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籍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籍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荚。”桓公曰：“何谓正盐荚？”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房注云：吾子谓小男小女），此其大历也（房注云：历，数也）。盐百升而釜（按：谓以百升为一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房注云：分半也。今使盐官税，其盐之重，每一升加半合而取之，则一釜得五十合）；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釜为钟），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荚之商，日二百万（房注云：禺读为偶，偶，对也。商，计也。按：此谓一国有千万人者，其盐税平均计之，每日可得二百万钱），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月人三十钱之籍（按：十字疑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房注云：诸君，谓大男大女也），而有二国之藉者六千万（按：谓若抽丁税每月仅得三千万，今不抽丁税而所得能倍之也。房注所解非是，今不采之）。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荚，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按：谓若君设今日将抽丁税，则民必鼓噪；今专卖盐而收其赢，民虽欲脱税而不可得也）。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房注云：若犹然后）；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房注云：当作辈）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也（房注云：针之重每十分加一分为强而取之，则一女之籍得三十针也矣）。刀之重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按：谓凡成丁者，无不纳税也）。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仇于吾国（按：仇即售字，言彼国有盐而售诸吾国也），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接：谓彼国盐价每釜值十五钱，官悉买之而转售于吾民，则每釜取百钱），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此管子财政策之中坚也。以今语释之，则曰：盐与铁皆归政府专卖而已。铁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啬，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敝。若盐，则自秦汉以迄今日，皆以为国家最大之税源。虽屡更其法，卒莫能废。即今世所谓文明国，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然废者不过二三国。岂非以每人所课者极微，而政府所得者极丰乎？秦西各国之国税，前此皆以直接税为中坚。今则殆皆以间接税为中坚。盖负担之普及，收税费之节省，人民之不感苦痛，皆间接税之特长。若盐又间接税中最良之税品也，而首发明此策者，则管子也。后世盐法屡变，至今日而政府专卖之下，复有专卖商之一阶级，故正供益细而民病益甚。管子之法，则纯粹之政府专卖法，而与今世东西各国之制，大致相合者也。
产盐之国，固可以行盐专卖；即不产盐之国，亦能行之。今欧洲各国多此类也。管子所谓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也。汉武帝之铁政，置官以行鼓铸。其令曰：“敢私铸铁器者砍左趾。”管子之法则不然，试举其说：
《轻重乙篇》：桓公曰：“衡谓寡人曰：请以令鼓山铁，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然则桑、孔之铁税，征之于其成器（即《轻重乙篇》所述衡之说）；管子之铁税，征之于其原料。夫征之于成器，则民之得器也益难，而见厄于政府也益甚。故管子之术，优于桑、孔也。管子又立矿产国有之政策，其言曰：
《地数篇》：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此山之见荣者也。苟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
管子又立森林国有之政策，其言曰：
《轻重甲篇》：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薮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薮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
《山国轨篇》：宫室器械，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植，握以上者为室奉(按：宫室之奉也)，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然则管子之财政策，以盐铁为主，而以矿产森林辅之，即财政学所谓官业收入者是也。前此东西各国之财政，大率以租税收入为中坚，其租税又以直接税为中坚。近今则非徒租税中之间接税代直接税而兴也，而官业收入且骎骎乎夺租税收入之席。德国及澳洲联邦导其先路，俄罗斯日本等国步其后尘，若国有铁路、国有森林、盐专卖、烟专卖、酒专卖等，其条目也。此类之收入日增，则各种租税可以渐减，管子所谓无籍而国用足者，庶几见之矣。德国硕儒华克拿氏之论财政，极赞叹官业收入之善，谓胜于以租税为财源。其说虽未免偏畸，然大势所趋，固不可遏矣。而我国之管子，则于二千年前，已实行此政策，使华克拿见之，其感叹又当何如？
管子于前此所举数种官业之外，更有一业焉，为国家莫大之财源者，则商业是矣。其言曰：
《国蓄篇》：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中岁之谷，米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米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房注云：啬，敛也。按：啬即墙字）彼人君守其本委谨（房注云：委谓所委积之物也。谨，严也），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按：此亦一种之间接税，而变其形以为官业者也。其法盖当丰穰之岁，谷价极贱，粒米狼决，委积而无所得值。政府则以币予民，而易其粟以敛之。及至中岁，粟每石值十钱，凶岁每石值二十钱，政府则照时价而果粟与民。是民当丰岁，不至以余粟为苦；而当中岁凶岁，亦不虑无所得食。于民甚便，而政府每石得十钱或二十钱之利。不必直接收税，而与收税无异也。且此术不徒施之于谷而已，凡百物之为民用者，莫不权乎其轻重之间而敛散之。质而言之，则全国最大之商业，掌于政府而取其赢，以代租税也。管子之财政，以不收租税为原则。虽然，亦有例外焉。时或收租税，则借之以为均剂分配之一手段也。《轻重丁篇》云：“请以令籍人三十泉，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全文见前节）此因各地方之丰凶不同，而借此以均之也。又《山国轨》篇云：
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如国民之贫富，加之以绳。（按：原文云：去其田赋，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以租其山巨，家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小租。文义全不可解。盖古书传写，讹夺百出，而后人读书之所以难也。今以鄙意颠倒校正之如右，未尝增减一字。虽不敢谓即合于古本，然失之当不远矣。试更以今语释其意义，盖谓免田赋而不征，惟征之于山林。巨家厚葬及美宫室者，皆使纳重租，而小家则反之。其课税之目的物，则构宫室制棺椁之材木也。租之轻重以国民之贫富为衡，如以绳正之也）
财政学家论租税之原则，谓必当测国民之纳税力，便各各适应之以均其负担。盖富者负担宜加重，贫者负担宜递轻。故其于直接税也，则行累进税法，而生计必要之最小额，概予豁除。其于间接税也，则重课奢侈品，而日用必需品则免之。凡所以使贫民不病，而富民得应于其力以荷国费之大部分也。管子所谓“如国民之贫富，加之以绳。”即此义也。
华克拿曰：“昔之租税，专以充国库之收入为目的。今则于此目的之外，更有其他之一重要目的焉，即借之以均社会之贫富是也。”管子之租税政策，则与华氏不谋而合者也。
管子之财政策，此外尚有一妙用焉，则将国费之负担转嫁于外国人民是也。此当于次节别论之。
第六节 国际经济政策
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霸言篇》）我国自秦汉以后，为大一统之国者千余年，环列皆小蛮夷，其文物势力，不足与我相竞，故谋国者于对外政略，莫或厝意焉。即有交涉，亦不过攻掠战争之事。若夫经济力之一消一长，能影响于一国之兴亡，此则秦汉以后之政治家外交家所未尝梦见也。欧洲则不然，彼自千年以来，皆列国并立，势均力敌，境壤相接，交通夙开，故其人之奋于商战也，视兵战为尤力。而其政治家所以指导之者，尤一刻不敢懈。昔者英之克林威尔，法之哥巴，近者德之俾斯麦，英之张伯伦，皆竭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此者也。是故自由贸易、保护贸易之论辩喧于野，关税同盟、关税报复之政策哄于朝。岂不以一国之存，其原因发自邻国者至夥且巨，而所以对待之者不可不慎乎哉？若我管子则深明此意者也。
管子尝论国势与经济之关系曰：
《国蓄篇》：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大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按：古向字）；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按：古阵字。谓分地以赏，列阵者之功也〕；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按：臧，古藏字，谓税币悉为抚恤军人遗族之用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闲，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按：朝夕者，盈虚之义），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植，械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山至数篇》：有山处之国，有氾下水多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按：谓山谷与平原各半也〕，有水溢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溢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按：言当奖励工业，与外国以工艺品而易取其谷也）。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此泛论国势与经济之关系，言各国所处地位不同，其经济政策，亦当随之而异。然苟得术以御之，则虽得天较薄之国，犹足以图存而致强也。此其说征诸世界现势而可信也。彼荷兰比利时，皆以蕞尔国当列强之冲，而其天然之恩惠又极薄；而顾以富闻于天下者，经济政策得宜故也。即如彼英国，其国内之农产物，曾不足以资其国三月之民食，而不以为病者，彼能以其工艺下天下之五谷也。
夫管子所用之齐，其国势非得天独厚者也。管子问于桓公曰：“齐方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海庄、龙夏，其与齐国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滞齐地者五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然则吾非托食之主耶？”（《轻重丁篇》）然则以齐之国势，宜其永为诸侯弱，而管子乃能用之以致富强、匡天下者何也？则所以善用对外经济政策者得其道也。今请言管子之对外经济政策：
《轻重丁篇》：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
《揆度篇》：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赢。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已即于我矣。
《地数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按：税于天下者，谓国财为外国所攘，如纳税于人也），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曰：“其行事奈何？”管子曰：“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房注云：最，聚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十倍，巨桥之粟亦二十倍（按：谓谷价涨二十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十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十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桓公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缮家墓、治宫室、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则盐之价必四十倍。君以四十倍之价，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赴宋卫，取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大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轻重甲篇》：管子曰：“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桓公曰：“若此言可得闻乎？”管子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能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请君煮水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家墓、理宫室、立台榭、起墙垣，北海之众，毋得煮盐（房注云：本意禁人煮盐，托以农事，虑有妨夺，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机。斯为权术）。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曰：“请以令粜之于梁赵宋卫濮阳。”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桓公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管子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按：正，征也。籍，税也），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故用若挹于河海。此阴王之业”。
此管子对外经济政策之第一著也。其要点在奖励本国特长之产物，以人力造成独占价格，而吸其赢于外国。夫无论何国，皆缘其气候壤质民业之异，而各有其特长之产物。如英国之煤铁，中国之丝茶，印度之棉花鸦片，美国之菽麦等类是也。凡此等产物，不能善用之，则其利渐为人所攘夺。苟能善用之，则持此可以称霸于天下。而春秋时代之齐国，则以盐为其特长之产物者也，故管子首利用之。其利用之之策如何？凡所谓一国特长之产物者，必其物为他国所无有，或虽有之而其质与量皆不及我，或其生产费之廉不能如我者也。夫如是故可以造成独占价格。独占价格者，其价格之高下，惟吾所欲、惟吾所命也。凡物之能造成独占价格者，其要件有三：一曰其物之全部或大部分为我所独有，二曰其物为人生日用所必需，三曰其物之生产总额能以人力限制之。故有竞争而生产太多，则独占价格不成立。欲造独占价格，必先杜绝竞争，限制生产。及夫独占之势既成，则全世界之欲得此物者，不得不俯伏以丐诸我。我虽十倍其值，而人莫能靳矣！此术也，泰西诸国近十余年来大行之。现在遍美国之托辣斯，其代表也。其法先兼并同业者，使之就我范围；次乃察全国，或全世界消费此物之总额约共几何，如其数以制造之，使求常过于供，而价自不得不腾，而利遂常归于己。美国产业，所以以雷霆万钧之力，震压欧洲，使欧洲诸先进国，恐慑而困于防御者，皆以此也。夫此等手段，以道德之原则律之，其为不正，固无待言；然在列国并立之世，“国际无道德”一语，已深中于人心，弱肉强食，何国蔑然？苟有可以利吾国者，遑恤其病及人国？此实现今列国商战之惨状，我国人所蘧然未尝觉者也。而岂知发明此术，实行之而灼著成效者，乃在管子。管子之治盐也，知其物为齐所独有，又知其为梁赵宋卫濮阳所必需，乃限制其生产额而昂其价，坐收十倍之利。此即今世托辣斯所用之手段，所至辟易而莫能御者也。特托辣斯之利，私人占之，管子则由国家行之耳。夫以现今欧洲各国之产业家，犹不能敌美国一私人之托辣斯；况当管子之时，各国之政府人民无一解经济上之原理者哉？以之与管子遇，直如卵之见压于泰山而已。此管子之所以奏全胜也。
抑独占价格者，又非必吾所自产之物而始能行之也。即吾所本无之物亦能行之。盖有资本则能尽笼百货使归于己，令天下之欲得货者，不能舍我而他求，则价之高下，又惟我所命矣！此谓买卖独占是也。管子既以独占盐利之故，一举而撄他国之金万余斤，资本之豪，既举世莫敌。于是复相时变察物情，以敛轻散重之术行诸他物，而其第二次所独占者即金也。天下所有金本不多，其产额之增加，更不能骤。当时之金，盖天然具有能独占之性质者也。金之大部分，已在齐政府；齐政府钥之不使出，金价固已腾贵矣。而彼复令民之贺献出征籍者必用金，则齐国境内之金价愈腾，而各国民之有金者，竞输之于齐以求利。若水就下，此必然之势也。此又征诸现今之实例而可知也。今英国之英伦银行，若因纸币准备金缺乏之故而欲吸收正金，则抬高其利率，使出他国之上，则德法美俄各国之金，滔滔而注入英国，若水就壑。其于金也，欲招之来则来，欲麾之去则去，惟英伦银行所欲，无不如意也。不解经济学理者，骤闻之鲜不以为奇，不知此乃一定之原则，如一加一之必为二也。管子惟深明此理，故能以术尽笼天下之金，使归于齐。夫至天下之金既归于齐，则各国皆以乏金之故，其金价之昂，必与齐等，或视齐更甚焉。然金价之涨落，恒与物价之涨落成反比例。各国之金价大腾，则各国之物价，大贱必矣！于是管子又得施其轻重之术。
管子第三次所独占者则谷也。谷为人生日用必需之品，其为力固已至伟，而当时兼用之为货币，故其影响于国民经济，视今为尤重。天下之金，既聚于齐国政府，则无论在齐国在外国，而百物之价，皆不得不贱，谷亦其一也。然谷以兼为货币之故，则虽对于金而见为贱者，对于他物而犹见为贵。于斯时也，管子则利用其金以谋独占天下之谷，先出政府之金，以购境内之谷，使齐国境内之谷价，高于邻国，则邻国民之趋利者，自相率奉其谷而输诸齐。故其言曰：“滕鲁之粟釜百（百，每釜值百钱），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于我，若下深谷。”（《轻重乙篇》）又曰：“彼诸侯之谷十（言其价为十也），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于吾国矣。”（《山至数篇》）夫齐政府既尽笼天下之金，即出其一部分以市谷，其金固未散尽，其优势固犹足以制天下也。而一转圜间，天下大部分之谷，又为齐所独占。故以泻卤之齐（《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地泻卤），其地不产谷者四之一，而常能以多谷雄于天下。齐政府既握金谷之二大权，时其盈虚以操纵天下百物，天下百物之价，遂成为齐政府之独占价格，高下悉惟其所命矣！
然此种政策，非一度用之，而遂可以永保优势也，必须赓续常用，而勿或失其机宜。管子又言曰：
《地数篇》：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税于天下义见前）；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轻重乙篇》：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轻重甲篇》：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
《山权数篇》：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以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
《轻重甲篇》：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
《地数篇》：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按：谓非我之所有者，而我能用之。非我之人民，而我能使之也）。
要而沦之，管子之经济政策，不外以金谷御百物，而复以金与谷互相御。此政策一面用以对内，一面用以对外。其用之对内也，凡以为对外之地也。以管子之识、管子之才，既自造此优势而复自乘之，因以控制天下。天下各国人民养生送死之具，其柄无不操自管子。予之夺之，贫之富之，皆惟管子所命。然则各国欲不为齐役也得乎？“桓公问管子曰：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五战而至于兵。”（《轻重甲篇》）然则管子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岂有他哉？本对外经济政策之成功而已！今请举其成功之迹。
《轻重戊篇》：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蜂鳌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十至而金三千金，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使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曳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应声之正，谓急速之赋。正首征）。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谷斗千钱），齐粜十钱（谷斗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曰：“莱莒与柴田相并，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莱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为币，重莱之柴贾。”莱君闻之，告左右曰：“金币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国之奇出也，以吾国之奇出，尽齐之重宝，而齐可并也。”莱即释其耕农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农。二年，桓公止柴。莱莒之籴三百七十，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曰：“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即以战斗之道与之矣。”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公贵买其鹿。”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管子即令桓公与民通经重，藏谷十之六。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禽兽者群害，明王之所以弃逐也。今齐以其重宝贵买吾群害，则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齐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尽齐之宝。”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十至而金千斤也。则是楚不赋于民而财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钱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楚钱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谷。钱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诺。”因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谷。谷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籴四百，齐因令人载粟处芊之南，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管子曰：“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公贵买之，代人忘其难得，喜其贵买，必相率而求之。则是齐金钱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离枝侵其北，代必归于齐。公因令齐载金钱而往。”桓公曰：“诺。”即令中大夫王师北将人徒载金钱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寡人将以来离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处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离枝闻之，则侵其北。代王闻之大恐，则将其士卒葆于代谷之上。离枝遂侵其北，王即将其士卒愿以下齐。齐未亡一钱币，修使三年而代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器械而卖之，燕代必从公而买之。秦赵闻之，必与公争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贾。天下争之，衡山械器必十倍以上。”公曰：“诺。”因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不敢辩其贵贾。齐修械器于衡山十月。燕代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国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争吾械器，令其贾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功。齐即令隰朋漕粟于赵，赵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齐修械器十七月，修粜五月，即闭关不与衡山通使。燕代秦赵即引其使而归，衡山械器尽。鲁削衡山之南，齐削衡山之北，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
此管子以商战灭人国之成效也。由今观之，其道虽若近于滑稽，然实有至理存焉。近世之言国民经济学者，皆谓一国之中，必须各种产业同时发达，万不可有所偏废。就中如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尤当自产之而不可仰给于外人。即如现在英国，惟务工商，农业日废，虽已富甲天下，而国中有识者犹忧之。当英国废止谷物条例时（事在西历千八百四十六年），其反对党昌言曰：“今国之民食，仰诸邻封。一旦有事，敌国闭关不与我通，我势不得不乞降。是明毁政治之独立，而使我民为人虏也。”云云。幸而英国谷食非专仰给于一国，其海军力又常能优制海权耳。不然，则此一事固足以病英矣！（前年海运调查官苏伯里氏犹以此问题质诸当局）而当拿破仑盛时，联欧洲大陆以行保护贸易，合纵摈英，英且几蹶。此亦前事之师矣！夫以甲国所生产之物，而专仰消费于乙国，苟乙国一旦停止其需要，则甲国必蹶。以乙国所消费之物，而专仰生产于甲国，苟甲国一旦停止其供给，则乙国必蹶，此自然之理也。在今日各国发达，交通盛开，且各国人民互市之自由，以条约规定之，不能以政府之力任意闭关。且一国所生产之物，非必仰需要于一国，而常有多数国与之竞争。一国所消费之物，又非必仰给供于一国，而亦常有多数国与之竞争，则夫欲以经济政策弱亡人国者，其手段不能如管子之简易，此无待言。然使我国突然禁鸦片入口，则其影响于印度者何如？使暹罗缅甸突然禁米出口，我国突然禁豆出口，则其影响于日本者何如？是知一国之产业，苟有所偏畸，则敌人既得乘我所丰者以困我，又得乘我所乏者以困我。此保护贸易政策，所以为今世诸国所同趋也。明乎此理，则知当时管子之能行此政策以弱四邻，必非夸而诞矣！（后人多有疑《轻重》诸篇为伪书者，孔冲远、黄东发皆极力指摘之，一由此诸篇讹夺特多，几不能读。一由其所言经济学理极为奥衍，我国此学向不发达，故读者不能索解，即如此段所列诸条后，人谓为必无是理，岂知其为事所必至，理所固然者哉）
管子虽用金币以操纵天下，然其筹国民经济也，以金币为手段，而不以之为目的。盖以金币与财富，截然不同物也。此义也，欧洲学者，直至十七世纪以后，始能知之。而管子则审之至熟者也！又货币价格之与物价必成反比例也，货币数量之与物价必成正比例也。此义直至亚丹·斯密始发明之，而管子则已审之至熟者也！夫以当时并世之人，无一人能解此理，无一人能操此术，而惟管子以宏达之识，密察之才，其于百物之情状，视之洞若观火而躬筦其机以开阖之，安得不举天下而为之役哉？
第十二章 管子之外交
管子生列国并立之世，而欲以区区之齐称霸于天下，则外交其不可不谨也。管子之外交，首在审天下之大势，观己国所处之位置何如，然后应之以施政策焉。其言曰：
《霸言篇》：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轻重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至，后举者亡。
此管子泛论形势之言也。而当春秋之时代，则众强并立，势钧力敌，管子以为是当称霸道之时，故曰：
《枢言篇》：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管子既持此宗旨，故桓公初政，屡议征伐，而管子皆力沮之，凡不欲以其国先天下也。既知己矣，又当知彼。其知彼之术奈何？
《小匡篇》：使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方处卫，晏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使出周游四方，以收求号召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
凡此皆所以审敌情而谋对之之策也。然管子之制天下也，以商战而不以兵战，故观各国上下所贵好，为其最要之手段。其对外经济政策之所以能施者，皆以此也。
此言其外交之大略。至其征伐会盟之事，当于末章别论之。
第十三章 管子之军政
管子言五战然后至于兵，则军事似非其所甚重。然管子之论兵术与治军政，皆有非后人所能及者。请更述之。
管子之治兵，皆务不战而屈人，非待战而后屈人者也。其言曰：
《七法篇》：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者，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
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雄俊；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
此其言虽若老生常谈，然军政之本，尽于是矣！今日中国之言治兵者，财政紊乱而不思理；兵器皆仰给于人而不能自制造；法令废弛，不一整顿；人才消乏，不思蓄养；世界大势，懵无所知；而日日以练兵为言，其视管子抑何远哉？管子又曰：
《九变篇》：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于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也！
《兵法篇》：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备器利，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也，因其民也。
《七法篇》：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百战百胜。
《霸言篇》：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虚，释难而攻易。
《兵法篇》：五教者，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
以上所举，皆兵事上之格言，兵家所当服膺者也。书中尚多，不具钞。然则管子所实施之军政何如？
《小匡篇》：桓公曰：“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准内政而寄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为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车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搜，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此管子军政之组织，而后世学者多能道之者也。其所谓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者，此自当时交通未盛谨守秘密之一妙用，非可以适用于今日。至其所以养成军国民之精神者，则百世下犹当师之也。昔希腊之斯巴达，以武德震耀古代；其教民也，使之共桌而食；及其从军，则共食者共死生焉。近日日本以各师团各队，大率以各县各郡之民分隶之，使其民当未为兵以前，固已相习；既为兵而爱情日以固结，则于其战也，其互保名誉、互捍患难之情更炽。管子所谓欢欣足以相死也。夫兵之所以强，以爱国心为第一义，固无论矣。然常人之情，爱国心恒不如爱乡心爱亲友心之烈。既已激发其爱国心矣，而复利用其爱乡心爱亲友心以为之导，则其感发愈速，而收效愈神。曾胡罗李诸公之治湘军，其将校士卒之所以冒百险而不辞，经屡败而不悔者，其发于急公赴义之诚，不过十之一二；而其急父兄师友戚邻之难者，乃十而八九也。此实深得管子之遗意者也！
《小匡篇》：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沉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昨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沉，县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呜呼！管子之功伟矣！其明德远矣！孔子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太史公曰：“管仲之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是以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呜呼，如管子者，可以光国史矣。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