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唐帝国的辽东战争和Magyar人的西迁
西方的史学家往往把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归结为中华帝国的强盛和罗马
帝国的虚弱。其实，古代的中国也只是时而强大，时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追求良
好的生存环境，一次次成功地入侵中原，统治中国，而且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万里长
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倒的确是因为强盛的唐帝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一个后
世极有作为，但当时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靺鞨族的一部分部落，逼上了西迁不归之路。
本文在语言和姓氏诸方面论证了Magyar人和中国北方诸族的血缘关系以后，还将以史实
证明，对唐战争的失败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
隋朝（581-618）, 和唐朝（618-907） 是两个姻亲家族先后统治中国的皇朝，隋朝的
亡国之君杨广（569-618），就是唐代的开国帝王李渊（566-635） 的姨表兄弟。杨李这
两个北方军人世家长期与异族的相处和通婚，使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有相当多的胡人血统
。或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种族和血缘的认同感，隋唐两朝政权对异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现
出很高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职业军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们在追求
军事成就上表现出特殊的进取心。
然而，隋唐两朝的诸多扩张领土的军事活动中，唯有“辽东战争”进行得极不顺利。就
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一意孤行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断送
了原本是兴旺发达的隋皇朝的命脉。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
盛，置前朝之先鉴于不顾，开始了另一场缠斗不休的征东战争。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
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命牺牲，去换取极为有限和极不稳定的空间，是得不偿失
的。
这场漫长的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对高句丽－靺鞨军事联盟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联盟中
，已具备国家和政府组织形态的高句丽王朝，显然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处于被利用的
次等地位的靺鞨部落，在政治上被别人包办，然而却不知进退地从事着军事上的蛮干。
在长达一代人的抗唐战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
在唐初连续的征东战事中，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年，645）的期待最高，声势最隆。那
时候，统一中国的唐太宗，又因解决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踌躇满志，威望如日中天。开
国元勋们，如李勣（594-669） 等正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后起之秀，若农家之子薛仁
贵 （614-683） 虽初出茅庐，却已显露头角，正在军中任下级军官。归附的各族酋帅，
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苾何力，靺鞨族的突地稽等也都为唐太宗的挥宏气度所感召
，心悦诚服，忠勇无比。在这种挟开国之盛势，集各族之英豪，内政外交诸事顺遂的大
好形势下，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
唐军战前的准备相当充分，战略的算计亦极尽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载的战事进程
揣度出来，即陆路大军以营州（今朝阳）为后方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
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部队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
金州地区。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敌军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
），以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
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挫败了唐军的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
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梗概：
（贞观）十八年（644）
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
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勣、马周为辽东 道行军大总管，率
十六总兵官，以伐高丽。
（贞观）十九年（645）
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阳宫，以伐高丽。
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
癸亥，李（世）勣克盖牟城（今抚顺）。
五月已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县）。
丁丑，军马首山（今辽阳市郊）。
甲申，克辽东城（今鞍山）。
六月丁酉，克白崖城（今鞍山本溪间）
已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今海城南）东南山，左武卫将军 王君愕死之
。
九月癸未，班师。
对于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史籍上也做了许多生动的记载。唐军将领负伤乃至牺牲者
比比皆是，士卒填于沟壑者则更不可数计。唐太宗也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
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于贞观十七年（643）率部内附后，“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
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未几，卒于京师”[31] 。又如“帝征高丽，诏（契
苾）何力为前军总管。次白崖城，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32] 。 决战是在安市
城外进行，正当唐军兵临城下时，情况发出突变，“高丽北部辱萨高延寿，南部辱萨高
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33] 。 而在双方的激战中“常以靺鞨锐兵居前”[34]
。显然是靺鞨军的高昂士气和优良箭术，使唐军饱受重创。最后“（高）延寿等度势穷
，即举众降”时，太宗对高丽部众宽大有馀，“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馀
众三万纵还之”。而惟独对逞勇好斗的靺鞨部众恨之入骨，竟“诛靺鞨三千余人”[35]
。接着唐军又围城休整达三月之久，仍无力再战，遂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
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缕，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但情绪极为
沮丧[36]。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在抑郁中死去。
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靺鞨部队的介入，而在战前唐朝对靺鞨毫无防范。甚至于 唐太宗向新罗使者阐明他解决朝鲜半岛三国之争的策略时，还曾说过[37]：
“我以偏兵 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
然而，内附和可资利用的靺鞨、 契丹部多居辽西营州和燕州地区，偏远的嫩江、扶馀、粟末、长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诸部则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
在战争中，外交又未能与军事并进，“远交近攻”的古训
被置诸脑后，乃至于发生了北部靺鞨与高丽结盟抗唐的严重后果。
《新唐书·黑水靺鞨 传》对此前后始末说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622），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628）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
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
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三千余，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靺鞨族就成了唐军不共戴天的死敌，从以后唐朝的各次征东战事中，不断
地用兵于“扶馀道”的史实，我们推测当时与唐军为敌最力者，乃是聚居于扶馀、嫩江
地区的靺鞨泊咄和安车骨两强部。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唐朝和高丽之间的战事无休无止，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除掉唐军
将帅的指挥失误以外，游击战也困住了唐军。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亲来，实在乏善可
陈，年号一个一个地换着，却也唤不出一个好运气来。若要逐次地叙述高宗时代的征东
战事，简直是浪费篇幅，就连《高宗本纪》也将历次战事的将帅任命和事态发展记载得
极为疏略，以致我们还得从史卷的字里行间去搜证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顺序。
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
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为权臣所挟持的傀儡国王，还不得不与唐帝国私相授
授[38]。 老迈而顽固的独裁者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
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
乾封元年 （666），高句丽国大难临头，盖苏文一死，内哄即起。继任“莫离支”（相
当于兵部尚书或总理大臣）的长子泉男生被两个弟弟男建和男产陷害，出走国内城（今
集安对岸），并遗子泉献诚入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
抚大使，率庞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营州都督）、薛仁贵和李谨行（燕州靺鞨部酋
长突地稽之子）等 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小胜高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泉男生率
其靺鞨契丹部众前来会合。唐军进次金山 （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汇处） [39]， 威胁
扶馀地区。十二月已酉，高龄八十的李勣被任命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
事进入高潮。
乾封二年（667），九月辛末，李勣率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丽西陲重镇新城，由契苾
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此次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馀嫩江
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 （时年五十四，极精明） 率两千精兵攻克扶馀城（今
四平），扶馀地区三、四十城纳款输诚[40]。唐军进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区。在西
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泉男建率大军倾巢而出，史载：
“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兵数万据南苏城 （今开原东西丰境内）”[41] 。并袭击
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但 在金山地区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 化）等三城，歼敌五万[42]， 消灭大批有生力量，进据东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
高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史载：
“……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 ，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 （今敦化北山区）”[43]。又载：
“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 ，其众多入唐……”[44]。失尽了辽东、扶馀，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靺鞨外援更无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苾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 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45]，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丽国亡。
而我们所关心的唐军的死敌，Magyar人的祖先---靺鞨安车骨、泊咄两部人民的命运，则 更是凄惨，《新唐书·高丽传》的记载是：
“泉男建以兵五万袭扶馀，破之萨贺水上 ，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
对我们来说，究竟是谁指挥了这次战役， 已是无从考据了。李勣和泉男建分别是双方的主帅，凡事都可以和他们扯在一起。然而 那条“萨贺水”在何处，则十分重要。
按其音，应该就是后来的宋瓦江[46]，现代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车骨、泊咄两靺鞨强部的聚居地区。当时的真相大概是：
唐军在占领扶馀地区以后，又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 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强敌之后方 基地。
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丽部队已无心恋战，急于回救平
壤，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部队已成孤军，最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
本着唐朝一 贯的 “以夷制夷”的治边政策，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如高侃所率的营州契丹－奚族 ，和李谨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似乎也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
他们在战 场上大显身手，战胜后则纵兵虏掠，所谓“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似已不是来自 农业地区的中原部队之所为。
此时，与高丽方面结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内部已 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史书所说的 ：
“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作为后来欧洲的Magyar人，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
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无血缘的族落，也
终于忘却了自己祖先的业绩。
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 于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 欧洲民族的熔炉。
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六 结束语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为
他们的文化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但也玉成了他们坚毅刻苦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
和杰出的统治艺术。而中国史学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历史和人文的最重要的责任。然而
史载留给我们的毕竟只是一些片断，语言也随着时代的迁延和种族的融合而游移变换。
但是，正如于群星万点中可以看到一条银河，本文即是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
互相征伐的记载中，企图窥判一个极有作为的民族的全息性的始末。在注意到蒙古语族
，突厥语族与Magyar人的毋庸置疑的血缘关系的同时，本文所力图证明的是具有辉煌历
史成就的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人, 对于在科学、文化、艺术、体育诸方面自强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现代匈牙利人来说，则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远东祖源。
如此重大的课题，必然会使本文在论述上有所缺失，甚至错误。如能由此而引发学术
上的争议和兴趣，作者将由衷地欢迎。
感谢蒙古国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Narankhuu （太阳之子） 先生启示了这一课题的
研究，感谢美国Furman大学的匈牙利留学生Rosser Betti小姐提供的近两百个具有明显
东方祖源的Magyar姓氏。中国社科院陈智超教授的的史学知识，也曾给我帮助。美国Ch arlotte市的匈裔市民Szabo先生、Szima女士和Nyiri小姐对他们的东方祖源的不疑给我 以鼓励。特别是Revesz教授、 Saygo先生、Soos教授，与我耐心的语音切磋和讨论，他 们对全文观点的基本认同，予我以学术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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