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我就这样吃垮了盛世大唐

山羊：我就这样吃垮了盛世大唐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写过一部很有名的《廿二史札记》，在书中的一篇论文《地气论》里提出一个很简单、而又很玄妙的理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

意思是说，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中国的政治中心就从关中转向了河北，这是“地气”变迁的大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自从唐朝以后，定都关中的政权就都统一不了中国，长安从此成为“废都”；定都河北、特别是北京的政权则取而代之，辽、金、元、明、清历代，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兴盛。现在中国的首都还是北京。反观西安，已经沦为二线城市。

北京政权的长期成功，反衬的是长安政权的长期衰败。从周朝到唐朝，关中地区辉煌了将近二千年，为什么在唐朝以后一蹶不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但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我们现在到陕西转一圈，就会深有感触：水。

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关中的水资源是很多的。《诗经》中大量记载了关中地区的稻田，“十月获稻，为（二声）此春酒”，秦国建郑国渠之后，“收皆亩一钟”，从产量来看，无疑是水稻。汉武帝时，关中建了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导致关中、特别是渭南农民大批改种水稻，以至于《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关中俗不好种麦”。看来，当时的关中地区农田景象更像现在的长江流域，与现在陕西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直到盛唐时期，唐玄宗君臣还多次提到关中的稻田，但此时由于人口增加，关中粮食已经不能自给，唐朝皇帝被迫多次带群臣“东巡”洛阳，迎接从大运河运来的南方粮食，号称“逐粮天子”。唐德宗时期，禁卫军都被迫沿街乞讨，听说粮车抵达长安，唐德宗高兴得亲自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后来经过黄巢暴动，五代十国时，关中已经没有大面积的稻田了，此后更是每况愈下，许多水渠都干涸了，习惯吃大米的居民迅速消失。如果没有明朝引进的玉米、土豆、花生和红薯等美洲抗旱作物，陕西人口会更加稀少。

唐朝以后，关中、以至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干旱化，固然与唐朝以后北半球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有关，但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逆转的地区性干旱化，更重要的则与人类的活动有关。在这些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养羊。

养羊造成土地沙化严重

羊是中国六畜之一，中国人从史前时代就开始养羊，公元前三四千年的甘肃马家窑遗址中就出土了绵羊骨头，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怀疑为夏朝晚期首都）则出土了已知中国最早的山羊骨头。

先秦时期，羊在中国人餐桌上出现得比较少。事实上，当时中国人日常以吃素为主，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肉，就像《论语·微子》记载的那样，如果家里来了贵客，普通人家杀只鸡就算是盛宴了。当然，那个时候野生动物比较多，老百姓如果有狩猎的特长，经常能吃到野味。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力提倡畜牧业，出现了一些养殖大户，刘邦出生的时候，村里人就曾经摆下羊酒宴来庆贺。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专业的养羊大户，在《九章算术》中，一头羊的价格大约相当于两头猪（当时猪的身材比较小，和羊差不多）。不过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汉朝养羊的规模还是比较小，汉代遗址中猪骨头的数量多于羊骨头。据载，当时内地的养羊大户通常也就只有千余只羊，马超的祖宗马援年轻时候在陇右一带放牧，养了牛马羊各几千头，就已经备受瞩目了。

大体上来说，汉朝人对牛、羊、猪、鸡、狗这五种肉类平等看待，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但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市场上的偏好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唐朝的时候，穷人还是平常只能吃得起鸡，但普通人却开始以羊肉为主要肉食，什么炙羊、蒸羊、过厅羊、羊肉面条在街头司空见惯，各种馅饼、包子、饺子也是以羊肉馅为主，贵族官员更是几乎非羊肉不吃。为了保护耕牛，唐朝政府长期严格禁止吃牛肉，狗肉则因为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普遍抗拒而从餐桌上消失。唐朝汉族极少再像汉朝人那样吃狗肉，只有高丽族例外，还因此受到歧视，据《旧唐书·高仙芝传》记载，高丽族大将高仙芝就曾经被顶头上司痛骂：“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

那么，为什么羊肉如此受唐朝人青睐呢？

因为“羊”和“杨”谐音，唐朝的天下是从老杨家抢来的，所以在唐朝吃羊肉政治正确！

胡服使者牵着长角羊向大唐进贡 周昉《蛮夷执贡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官方的提倡，整个唐朝社会都掀起了养羊吃羊的热潮，可以说是无羊不成宴。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宋朝，《岳飞传》里有个段子，说哈迷蚩因为身上有羊膻味，被宋军发现，割掉鼻子。其实，《岳飞传》完全说反了，哈迷蚩这样的女真人都爱吃猪肉，倒是宋朝汉人广泛吃羊肉，“吃羊肉”甚至成为宋朝人当官发财的代称。宋朝皇室祖宗家法“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肉”，也就是猪肉。据官方档案记载，宋神宗的皇宫一年吃掉“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猪肉还不到羊肉的百分之一。《武林旧事》记载，张俊为了庆祝“镇压岳飞反革命集团”，请宋高宗赴宴，这对君臣一顿吃了片羊头、铺羊粉饭、烧羊头、烧羊肉、羊舍托胎羹、斩羊等11道羊肉菜，金兀术是肯定吃不下这么多羊肉的。如果岳飞真的“直捣黄龙府”，家猪很可能会在中国灭绝。猪肉真正超过羊肉，成为汉族的主要肉食品种，还得等到提倡吃猪肉的清朝，原因有二：一是满族人作为女真后裔，本来就爱养猪吃猪；二是清朝江山是从老朱家抢来的，所以在清朝吃猪肉政治正确！

话说回来，唐朝人大力养羊，跟西北地区的干旱化有什么关系？

北魏到北周、隋唐，这几个王朝无论血统还是文化，都跟游牧民族大有瓜葛，爱吃羊肉。从北魏起，朝廷就在西北地区建了不少大型国营牧场，之后历代沿袭，唐玄宗开元年间，仅是陇右牧场，就有羊67万头，（《新唐书·兵志》）。这还只是官方养的羊，民间养羊数字还不计在内。

除了自己牧养，更有域外输入的进口羊。唐代自唐太宗开始，追求游牧农耕二元制的“天可汗模式”，跟游牧民族搞统战，而游牧民族归附大唐，没什么别的能拿出手，就只有牛马羊，《新唐书·郭元振传》载，武则天时代，西突厥突骑施部头领娑葛，一次就进献了“牛羊十余万”，虽然具体配比不载，但不用问肯定是羊多牛少。还有政府批准甚至邀请来的中亚、西亚的移民，也是赶着羊群一起来。

另一个数字也可以侧面证明唐代羊的数量，唐朝的官员福利制度，亲王至二品官官，每月配给羊20口，猪肉60斤，三品至五品，只有羊肉，三品每月羊12口，四五品每月9口，各家赶上什么婚丧嫁娶大日子，办的酒席也以羊肉为主，而这个风俗不光是官场，民间亦然。从这个羊肉消费量，也可以大致反推出唐代养羊的规模。

手抓羊肉

所以，政府的大力提倡之下，唐代中国西北羊的数量，比之汉代，堪称爆炸性增长。而羊和其他牲畜不同，特别是山羊，善于攀爬，能喝盐碱水，适应环境能力特别强，吃草不会只吃草叶，而是会用蹄子把草根都扒出来吃掉，甚至还会吃树皮。我们知道，如果只吃草叶，草还会继续生长，俗话说“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如果草根被吃，草就死了，正所谓“斩草除根”。同样，如果树皮被剥，树木也会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凡是世界上以山羊为主要养殖对象的地区，植被都比古代退化，出现荒漠化的迹象；反过来，由于山羊适应力强，又得到荒漠化地区居民的青睐，造成恶性循环。

如今我们去西北游玩，会看到汉朝的夯土长城遗址，大多损毁严重，真的是“远古的破墙”。游客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战争或沙尘暴破坏的。但事实上，对汉长城造成最大破坏的是羊蹄。长城无人戍守，夯土的城墙上长出野草，就成了羊的自助餐厅，千年以来，在牧羊人带领下，无数羊群在长城内外反复游逛，用蹄子持续地扒着汉长城，伸着脖子够草吃，最终几米高长城都被挖塌。长城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呢？

唐朝养羊业的爆发式增长迅速摧毁了中国西北的生态环境，使其在唐朝中后期大规模沙漠化，导致唐朝再也无法复兴。

唐朝在养羊业上犯的历史错误，现在人类还在犯。特别是在脆弱的海岛生态系统上，山羊，绝对是毁灭性的存在，比如地中海的厄尔巴岛，这座意大利第三大岛，因为山羊的引进，整座岛被啃得光秃秃，搞得当年被流放到这的拿破仑每天望着一座荒岛，度日如年。

钓鱼岛上的山羊

另一个距离我们更近的案例，发生在钓鱼岛上，日本青年会于1978年蓄意留下了一对山羊，它们的后代如今已经繁育至数百头，彻底摧毁了钓鱼岛上原有的生态环境，本土动植物遭到灭顶之灾。现在，原本林木茂盛的钓鱼岛上已经没有了像样的树木，只剩下一些低矮的灌木和草地。如果不尽快清除这些日本山羊，钓鱼岛上迟早会寸草不生。

这正是：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都被我啃光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羊的破坏力难以想象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能扒塌了城墙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生生吃垮了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