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80—10年代的经济学策论述评（2）

作者：张铁峰

二、农业方略

在1988年10月的这篇论文中，何新提出“重农主义”，认为：“对于目前仍处于半封闭态的中国经济，不实行重农主义，就必定会导致动乱。”

何新认为：“在政策上应重新崇‘本’抑末。所谓‘本’就是农业。以农富求国富。以农富带动轻工业的发展。以农业、轻工业发展，推动对苏出口，交换其重工业产品和木材、矿产。……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必须长期维持。……甚至应当考虑如何从商业、轻工业中获取更多资金，进一步补贴农业。”

何新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症结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毛泽东之所以战胜蒋介石，就因为蒋介石未能解决中国严重的农村破产和农民贫困化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全力实行资农、养农、助农，引导农民舍末还本的政策。实行以农养工，以商养农，以农富带动国富的政策，从根本上奠定中国复兴的基础。”

何新建议：“国家应设多种重奖，以鼓励农业技术、作物和畜牧优异新品种、施肥技术、肥料新品种研究和生产，以及其他与农林牧有关的革新、发明、创造。”

何新指出：“必须在广度深度上开拓农村市场，为此需要施行进一步富裕农民和大大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政策。由此不仅可以为政策稳定提供一个牢固的社会基础，而且可获取推进工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关于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意见书》1990年5月1日，载《新战略论·经济编》P102）

何新认为：“这种新重农主义的方针，需要一系列政策保证。不仅需加大农业投入，需要推广科学技术。而且要考虑如何提高农民务农（种粮棉油）的收入。要通过经济机制使农民感到从事农业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何新说：“我们注意到，无论日本、西德、韩国、台湾，经济增长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密切关系。为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今都仍然坚持实施补贴农民的政策。”（同上）

1988年10月8日，陈云同中央领导人作重要经济谈话时，也多次强调了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两者可谓不谋而合。

199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力实施资农、养农、助农的政策，取得了重大效果。但由于中国的农业用地有限，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业效益增长逐年下降，问题不断严峻化。

1995年8月，何新应邀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关于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调研会上发言，后整理成《解决中国农业及粮食问题的一种新战略设想》一文。（载《新战略论·经济编》P337-345）

在该文中，何新认为：“建国以来我国遭遇了三次大的粮食危机。……第三次是当前……这三次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因此，解决的办法应该也不同。”

何新建议：“其一，在基本口粮和战略储备粮方面，进一步动员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其二，在饲料粮及工业原料用粮方面，选择开辟国际生产基地。例如具体方案可以考虑：由中国的外贸公司和出口国的农场主签合资合约，长期合作，生产供给中国市场的饲料及工业用粮。”

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农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特别是农业税费征收严苛、混乱，各种摊派名目繁多，逐渐产生严重的“三农问题”。因此李昌平曾经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对于此三农问题，何新建议：

“（1）国家应设计、建立一种有利于保护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农产品市场的采购流通体系，以确保国内农业生产物能够在合理价格水平上得到实现。不应把全部农产品放到市场上听任自流，接受国际农产品的挤压和竞争。

（2）降低农民的货币地租税赋。将乡以上官员的薪金及行政费用，由直接从当地农民头上征收，转变为由财政统一调拨。

（2004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岁末彻底免除农业税，使农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3）在有条件的农村中，不应把过渡性的农业承包制永恒化。生产关系应当适合生产力。可以考虑试验产销一体化的市场农业合作组织体系。

（4）对中国不同的农业区域（如东南、中部与西部），实行不同的农业税赋政策。

　　（5）对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东部、东南沿海地区，及京、沪、杭、深、广等发达城市周边已实现城镇化的的郊乡农区，实施不同于纯农业地区的户口政策和税收政策。”

（《论“地租”》2003年2月25日，载《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P73，此文初写时出现于网络，原名为《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

为了使农业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何新建议：“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歉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件，换取发达国家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1998年8月，载《新战略论·经济编》P47-48）

取消农业税使三农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是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时，农业上作了极大让步，使得中国农业遭受到国际农产品进口的极大压力，形势始终是严峻的。

2008年3月，何新又写作了《对于我国农业问题及政策的几点思考》一文。（载《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P55-58）

何新认为：“中国农民基本仍处于传统式自营耕种的分散小农经济状态下，农业产品的分散自发性销售，难以对抗境外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更难以对抗来自境外的农业投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生产的能力。”

何新提出：“未来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当考虑如何形成中国农业经济的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的市场生产组织形态，从而通过国家对农业政策的引导，帮助和支持中国农民保护和占有国内外市场份额，保证我国农民获得稳定、持久的农业经济效益。”

此后，使农业土地集约化的流转措施开始出台，并逐渐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承包权可以转让”的农村可耕新土地政策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