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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峰:何新的策论经济学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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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80—10年代的经济学策论述评(2)

作者:张铁峰


二、农业方略

198810月的这篇论文中,何新提出“重农主义”,认为:“对于目前仍处于半封闭态的中国经济,不实行重农主义,就必定会导致动乱。”

何新认为:“在政策上应重新崇‘本’抑末。所谓‘本’就是农业。以农富求国富。以农富带动轻工业的发展。以农业、轻工业发展,推动对苏出口,交换其重工业产品和木材、矿产。……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必须长期维持。……甚至应当考虑如何从商业、轻工业中获取更多资金,进一步补贴农业。”

何新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症结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毛泽东之所以战胜蒋介石,就因为蒋介石未能解决中国严重的农村破产和农民贫困化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全力实行资农、养农、助农,引导农民舍末还本的政策。实行以农养工,以商养农,以农富带动国富的政策,从根本上奠定中国复兴的基础。”

何新建议:“国家应设多种重奖,以鼓励农业技术、作物和畜牧优异新品种、施肥技术、肥料新品种研究和生产,以及其他与农林牧有关的革新、发明、创造。”

何新指出:“必须在广度深度上开拓农村市场,为此需要施行进一步富裕农民和大大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政策。由此不仅可以为政策稳定提供一个牢固的社会基础,而且可获取推进工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关于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意见书》199051日,载《新战略论·经济编》P102

何新认为:“这种新重农主义的方针,需要一系列政策保证。不仅需加大农业投入,需要推广科学技术。而且要考虑如何提高农民务农(种粮棉油)的收入。要通过经济机制使农民感到从事农业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何新说:“我们注意到,无论日本、西德、韩国、台湾,经济增长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密切关系。为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今都仍然坚持实施补贴农民的政策。”(同上)

1988108日,陈云同中央领导人作重要经济谈话时,也多次强调了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两者可谓不谋而合。

199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力实施资农、养农、助农的政策,取得了重大效果。但由于中国的农业用地有限,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业效益增长逐年下降,问题不断严峻化。

19958月,何新应邀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关于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调研会上发言,后整理成《解决中国农业及粮食问题的一种新战略设想》一文。(载《新战略论·经济编》P337-345

在该文中,何新认为:“建国以来我国遭遇了三次大的粮食危机。……第三次是当前……这三次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因此,解决的办法应该也不同。”

何新建议:“其一,在基本口粮和战略储备粮方面,进一步动员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其二,在饲料粮及工业原料用粮方面,选择开辟国际生产基地。例如具体方案可以考虑:由中国的外贸公司和出口国的农场主签合资合约,长期合作,生产供给中国市场的饲料及工业用粮。”

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农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特别是农业税费征收严苛、混乱,各种摊派名目繁多,逐渐产生严重的“三农问题”。因此李昌平曾经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对于此三农问题,何新建议:

“(1)国家应设计、建立一种有利于保护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农产品市场的采购流通体系,以确保国内农业生产物能够在合理价格水平上得到实现。不应把全部农产品放到市场上听任自流,接受国际农产品的挤压和竞争。

2)降低农民的货币地租税赋。将乡以上官员的薪金及行政费用,由直接从当地农民头上征收,转变为由财政统一调拨。

(2004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岁末彻底免除农业税,使农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3)在有条件的农村中,不应把过渡性的农业承包制永恒化。生产关系应当适合生产力。可以考虑试验产销一体化的市场农业合作组织体系。

4)对中国不同的农业区域(如东南、中部与西部),实行不同的农业税赋政策。

  (5)对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东部、东南沿海地区,及京、沪、杭、深、广等发达城市周边已实现城镇化的的郊乡农区,实施不同于纯农业地区的户口政策和税收政策。”

(《论“地租”》2003225日,载《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P73,此文初写时出现于网络,原名为《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

为了使农业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何新建议:“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歉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件,换取发达国家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19988月,载《新战略论·经济编》P47-48

取消农业税使三农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是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时,农业上作了极大让步,使得中国农业遭受到国际农产品进口的极大压力,形势始终是严峻的。

20083月,何新又写作了《对于我国农业问题及政策的几点思考》一文。(载《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P55-58

何新认为:“中国农民基本仍处于传统式自营耕种的分散小农经济状态下,农业产品的分散自发性销售,难以对抗境外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更难以对抗来自境外的农业投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生产的能力。”

何新提出:“未来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当考虑如何形成中国农业经济的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的市场生产组织形态,从而通过国家对农业政策的引导,帮助和支持中国农民保护和占有国内外市场份额,保证我国农民获得稳定、持久的农业经济效益。”

此后,使农业土地集约化的流转措施开始出台,并逐渐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承包权可以转让”的农村可耕新土地政策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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