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谈谈思维工具的批判问题

为什么传统学术的抽象哲学思维不发达？

【一封读者来信与何新的回信。原信时间为2012年11月，此次发表的回信是新的修订稿。】

【何新的信】

xx朋友：

谢谢来信赐教及讨论，对你所谈，简述我个人的谬见如下：

我极不赞成把西方哲学范畴与中国哲学范畴、特别是关于佛学的范畴混同在一起比较讨论。早年我也做过这种比较，现在乃知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不伦不类，这种比较并无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学术中并无西方古典意义的哲学、形而上学、方法论（即工具论）与认识论存在。

其次，现代中国学界则至今也还很少人能真正理解20世纪以前西方古典哲学的形而上概念。大学里教西哲史的某些博导、博士其实多数在“装”（B）。

我根本不相信中国现在有人真读懂柏拉图的哲学对话（特别指非道德和美学的部分，例如“巴门尼德篇”），真正读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及康德的三大批判，以至读得懂黑格尔的逻辑著作和《精神现象学》。

（包括那些书的译者本身，其实也是仅知其文句不知其义理，半懂不懂或者似懂非懂。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译者们自己都承认的。有人不相信，说翻译岂会不懂原著？——那么只要想想为何电脑机器也能翻译就可以了）。

其实，20世纪后的西方也已无真正的哲学可言。

未来哲学将会死灭。因为西方大学里也已经没有人读得懂古典哲学名著了。经典的死亡必然就是学术的死亡。

总而言之，无论中、外，今后都很难再出现真正的哲学思考和体系，只会不断出现一些弱智的、貌似哲学和伪称哲学的赝品——例如20世纪的胡塞尔、罗素、萨特、海德格尔、卡西勒就是这种伪哲学的语言垃圾货色。他们的书没有一本值得认真一读。

重要原因就是，自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以后，英国、法国特别是现代美国人只崇尚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早就远离了古典哲学的形而上研究。

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西方新哲学始于人性论的探讨，代表人物如彼得拉克、马基雅维利、菲奇诺、彭波那齐、布鲁诺等。

其后，培根、笛卡尔、维科、洛克等转入方法论和语言逻辑的工具探究，于是反对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兴起，直到康德。然后19世纪初黑格尔发动回归形而上学的逆转。

20世纪初叶罗素、哥德尔又提出语言分析可以代替哲学形而上学，以至陷入语言的迷障森林（故海德格尔著“林中之路”Holzwege，提出“反哲学”的哲学），于是最终维特根斯坦以其名言“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者沉默”而终结了形而上学以及哲学。连续几代人下来，对西方学界来说，古典哲学的诸范畴已成为丧失意义而不可理解的事物。

中国古代学术系统中则自古本就没有纯粹意义的哲学。

秦汉以前只有《易经系词》、《老子道德经》，以至魏晋王弼、裴頠时代关于有与无的玄学讨论，唐宋佛学以及宋代理学和心学的讨论——略许有所接近于西方古典意义的哲学思考，涉及了形而上的本体论、实体论和方法论（如名辩、因明）诸问题。

但中国古代哲学所用之概念，则多数混沌难解，人言人殊，各说各话，没有统一清晰的逻辑定义和一以贯之的逻辑化思考。多数意象化的哲学范畴，基本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定义，例如关于什么是“佛”，什么是“道”，不同流派就可以有至少千种说法——鸡有鸡的解释，鸭有鸭的解释。

宋元以后出现朱熹这个伪儒鼓吹三纲五常蔑视人性的伦理体系，并且得到朝廷鼓励而成为几百年间统治性的思想主流。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泯灭人性的恶棍、杀人魔君。生前全力推行八股考试制度，以死记硬背《四书》教条，遏杀了有明一代三百年中国读书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朱元璋死前吩咐重启活人殉葬制。《明史·后妃传》：“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明朝小史》“伺寝宫人尽数殉葬”。据王士祯、毛奇龄记，46名妃嫔、宫女随朱元璋一同葬入孝陵，其中38人于治丧期间勒令从死。】

继之清代初叶兴起残酷文字狱，使得中国文人噤若寒蝉，有清三百年集体沉湎于琐碎饾饤之学（古书文字、版本）的考证。清代学术界胆战心惊，连史学问题都不敢轻易讨论。

而正当明清时期，西方开始文艺复兴，继之发生启蒙运动、宗教改革，17—18世纪以后种种新科学、新学说异军突起学术思想日新月异。中国学界则始终一片混沌懵懂无知，封闭隔绝在禁锢之中，对世局彻底变化一无所知。

可以说自元朝蒙古建国殖民中原八十年后，又经历明代八股愚昧三百年，清代奴化愚昧三百年，七百多年之间，彻底禁锢、扼杀了中国学术界的创造性思维。除了文艺以及所谓经学、朴学、“小学”（训诂学）以外，中国无正经学术。

中国学术发生巨大破坏和断裂，致使元明清三代以下，中国既无哲学更无科学——当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家。

中国学术自古以来的思维方式，是流行一种大而化之，意象化的模糊思维方式。

如果中国人离开一些乱七八糟的意象比喻，似乎就既不能思维，也不能表达语言。至今中国文人讲学、写文论，仍然很少首先从定义概念入手，也无法锁定概念，不善于依据概念的明确定义而进行有系统、抽象化的演绎推论。

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经批判当时以及中古的西方哲学家，说他们搞不清什么叫“是”，以及什么叫“应当是”的区别。而这个区别直到今天（21世纪），恐怕中国学界多数论者也还是很少有人能搞明白。

【休谟注意到许多学人经常将“是什么”（what  is）等同于自己认为的“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并且据此作为普遍化的论据基础，把私己之见看做上帝之见，要求人人认同———这也就是后来康德所谓独断论dogmatism。】

中国人的阐述方式，总是喜欢比喻、类比，凭借印象和模糊意象，稀里糊涂一锅浆糊——也就是上海人所谓的“捣浆湖”。

作为中国哲学之鼻祖的老子《道德经》，书中使用的就是意象化的论说方式。庄子著作更是充满混沌模糊的意象和相对主义，各种大而无当的比喻，所谓“得鱼忘筌”的诡辩，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糊涂”哲学的范本。

东来的佛学本来包含深刻的形而上学思维，例如《心经》与《金刚经》，但后来本土化的禅宗兴起，也热衷于玩弄混淆概念的各种小聪明诡辩，称之为什么“机锋、话头”，其实无非是一些故弄玄虚的语言游戏而已。虽然偶尔不失有趣，但永远无法达到科学化的严谨真知（真如）。

因此，中国哲学与近代的西方哲学，就工具分析而论，难以比较也不可同日而语。

将西方哲学范畴与中国古代哲学和佛学的范畴相牵扯，只能云山雾罩，愈扯愈远。

意象化是比较素朴幼稚的一种思维方式。儿童思维的特点就是意象化，意象化的特点就是讲故事。

传统思维方式过于意象化，导致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缺乏。由于缺乏系统化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高度发达、精美的技术体系，有高超的工艺技能，有辉煌的艺术表现，却发展不出系统性的抽象理论哲学和科学。

比如中医的理论体系，又比如《易经》的象数体系，都必须借助阴阳（太阳和月亮）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意象比喻，艺术化地阐释和传授。所以中医没有西方医学那种定义明确的疾病名称和定义，只有模糊不清的意象比拟，例如什么上火，什么内寒，什么肝中受风（肝风）——不知是南风还是西北风？诸如此类的含糊说法。

自古以来，中医的医术实际只是秘门独传，具有神秘性的私人性经验技能，并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性、普适性的科学规范的诊疗治的体系。而这也是中医理论体系一直被西医体系排斥、轻视的内在自因。

应当指出，不排除中医中药和易学的有些能者是有效的，甚至是有神效的。我个人对此有深切的切身体验，因为我平生曾经遭遇过神医和易学之高人——但是有效的，并不意味着也是普遍的。

传统医学易学理论体系，是意象化的、意义模糊的理论（如《内经》），经不起逻辑的严谨批判。

比如作为医与易理论基础的关于五行的理论，就是模糊不清的设喻而已。金木水火土本来是五种有形的实物，但自《尚书洪范》以后，此五物竟然成为五个形而上的本体范畴。但是这五个范畴不是能够严密定义的哲学概念，它们都仅仅是作为意象化比喻，都不可定义，也不再是五种物理元素，而成为了五种不可捉摸的模糊东西。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五个范畴所涵盖的象域却据说已经神乎其神，宽广得不可名状，可以涵盖宇宙一切，如同空气或者以太，所以五行又称为五气。

中医、易学即以这种模糊不可捉摸的意象方式，做为论说和推理的基础，这就难怪其如同宗教只能付诸于信仰了。如果任何学术或科学都以这种方式来思维，那么马可以不是专指马，牛也可以不是专指牛，整个思维语言系统都会发生大混乱。

西方人在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以后，继之有近代培根、洛克、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以下，无不高度重视学术和科学思维的方法和语言逻辑问题。

他们追求论理化、公理化的思维方式，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研究批判，为近代科学体系的产生奠定了思维工具的基础，也确立了学术讨论和辩论的逻辑规范。一切从严密概念的定义和分析开始，因此才有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发生。

例如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的《伦理学》，试图严格遵循几何范式的演绎推理论证实体和本体，以中国人的意象式思维方式只会觉得其好笑——不明白一位深刻的西方哲人何以要这样做。

但是黑格尔则高度肯定斯宾诺莎，他说过：如果历史上有任何真哲学——那就只能是斯宾诺莎哲学。斯宾诺莎哲学是走向真正哲学思维的始点和终点——我赞成黑格尔的这个说法。

我早年曾深深沉浸入西方古典哲学名著，研读多年（1971——1988年代），浸润甚深。我对古典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笛卡尔、巴斯卡、洛克、休谟、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贤哲的伟大著作，下过面壁止观，苦读不已的死功夫。

但是由此我也才知道，尽管中国哲学可以说起点很高（先秦的伟大著作如“易系传”、“老子道德经”），但宋元以后则境界一直不断地日益降低。

晚近以来至于胡适、冯友兰、任继愈、熊十力诸辈，虽然也喜言哲学，貌似通儒，其实著作多数是扯淡而已——连哲学之门在哪里都没有摸到。

近代值得一提懂得康德哲学的只有王国维，但可惜他去世过早。

凭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曾经发现，有若干基本的西方哲学范畴（概念），中国主流学界竟然混讲错解几十年，基本定义始终没弄清楚，以至连《辞海》这样的工具书都写错。

我在70年代末期不得不重新寻解，考证定义而后才弄清楚。这三个概念就是——“形而上学”、“辩证法”以及“哲学”范畴本身。

关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本义，30年代苏联哲学家德波林说是什么“静止与发展”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两军对战”。后来《矛盾论》也沿袭其说这样讲。殊不知这是出于德波林不明此两概念本义的胡乱攀扯。

1980年代初，我在《学术研究》杂志上大胆发论，试图呈清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本义。因此而间接触犯“圣经”，为此《辞海》编委徐庆凯（大概就是有关词条的编撰者）在《学术研究》杂志上抨击我，发生一场往复达数次的论战。但现在，90年代以后的新版《辞海》还是不得不改变旧的说法，采用了我的新的释义。

再举例而言，“哲学”这个词是近代日本人所发明的一个汉字概念，并非中国学术所本有。1958年康生曾经问什么叫哲学？他的答案是明白学。

其实此词从日本原样引进后，中国人虽然会使用（语用学意义），但对这个名词的意思多年搞不清楚。艾思奇曾经说“哲学就是世界观加方法论”——那么为什么世界观方法论叫哲学不叫玄学？

理解这个词的难点在于理解古汉语“哲”这个字的本义。不深读《说文解字》不会知道这个字不过就是“智”字的同源异形字——所以哲学就是智学——智慧之学——与古代西方爱欧尼亚（非雅典希腊地区）人所说的“爱智之学”philosophy同义。

日本人这样解译爱智之学的确很为精准。而这个词义是我在2000年出版的《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一书中首次澄清的。​

举此二例，非为自炫，不过表示我对百年以来中国一贯大而混之的混沌学术的蔑视而已。中国今日论坛上经常可见发生思维混乱，概念混乱，逻辑混乱，与百年以来的哲学思维的长期混乱很有关系。

因此，如果真要深入研究哲学，我的建议是，先不要忙于构造自己的体系——无非又是多造一个“应当是”（what ought to be）的主观体系而已——至于世界是否真如“是”（what is）————则也许相距远远不止10万8千里。

任何学术研究首先应当从明晰所论的概念和澄清一些混乱的概念为起始。

假如要援佛论道或者以中国的学术与西方哲学相比照，那么首先应当从一些基本概念的澄清、定义和明晰开始——比如人们常讲的“心”的概念、“道”的概念、“气”的概念，以及西方传入的“量子”、“信息”之类的概念——究竟它们说的是什么？有必要一一澄清，明确其定义。

不澄清概念和明晰定义，就无从讨论哲学问题。否则永远只能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话，吵得无限地热闹——却永远不会有共识，也没人真知道别人究竟在讲什么，吵什么。

我记得休谟当年曾说过———翻开一本新书后应该问一问，这里面有事实的记录吗？没有。有可以验证（经验）的知识吗？没有。有数理的计算吗？没有。

那就把它丢进炉子去！（记得似乎是在《人类理智论》的结尾说的，手边无此书，不确信。）

在我个人看来，类似“哲学研究”一类既非形而上也非形而下的刊物，印出来以后不如就照休谟所说，直接从印刷厂转送到造纸厂的纸浆池去可也。因为这种印出来以后就永远没人看而且也无人知其在讲什么的东东，徒然冒顶着哲学——“智慧之学”的虚名，其实却只是在展示当代学术之愚蠢，并且除了给图书馆增加一批有字的废纸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附言】

中国古代学术中，确实有不少糊涂概念与胡言乱语。举个例子吧，例如以下一段古文：

《上經·知辧》曰：“見，所見；見不見。不見見；見見愚乎弗見。見見也，乃謂常見。見弗見之見。見見之見；不見見見，見而得之道矣” 。

这就是典型发高烧抽疯式的模糊矛盾语句，貌似高深，其实概念混乱不知所云，纯属屁话。对这一类云里雾里的说法，一万人可以有一万种理解和解释——而且一万年后也纠缠不清。鬼知道作者自己清楚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以及究竟想说什么。

还应当指出，我上面所提到的黑格尔、休谟、洛克及斯宾诺莎，作为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可能都是近代共济会的重要成员。

（2012-11-30 初稿，12月3日修改，2019年3月16日刷新）

【附录·一封友人来信】

何老师：您好

从《哲学思考》一书中可以看出您当年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浪遏飞舟”的身姿和气概！文字中体现出智慧之剑的巨大穿透力！我也是属于喜欢究竟的人，这几年拜师访友，自认为学问有些长进，已经能够理解您的大作，下面从自己的角度向您报告我的几点读后感：

1、您在《哲学思考》（上）序中提到：

“西方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所代表的流派试图使逻辑学彻底异化为形式句法或纯粹语义学，从而使逻辑与自然语言、逻辑与逻辑的思维基础（内容）完全剥离”。

我认为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西方的形式逻辑本身是自然逻辑即您说的泛演化逻辑中的特例，他们的数学也是纯粹抽象的东西，无法体现客观物质的本体论属性，所以进入近代则必然出现把逻辑看成为主观约定或设定的东西。中国传统哲学在王弼扫象以后，儒家发展出现言不及物，离事谈理的问题，与此相似。

2、序中说：“历史概念类集，最终将导致一种非对称（A≠A）的本体论新逻辑类型——泛演化逻辑的建立。” “本书中对此是明确的，即人类思维的普遍语法，是对宇宙本体存在与演化普遍形式的模拟，换句话说，宇宙本体的存在与演化秩序本身，就是一个泛逻辑的进程”。

所谓同一律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时间是静止的，要是把时间变量加进去，则可能出现猫等于狗的情况，佛家三世轮回的例子再生动不过了。另外宇宙演化的逻辑问题，从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个最基本的逻辑，这里所以不好理解的是我们把时间和空间分开的缘故，实际上时间与空间具有统一性，具体如邵雍的《皇极经世》用先天64卦，我认为实际上已经找到这个具体的演化逻辑，且解决这个问题。

3、序中说：“如果说，建立在同一律及不矛盾律基础上的经典逻辑是一种对称逻辑，那么泛演化逻辑乃是不对称逻辑”。

《易经》64卦中只有八个卦是对称的，如乾坤、坎离，中孚、小过，大过、山雷颐。仅仅这个八个卦的关系可以按照形式逻辑来推演、判断，其他都是非对称的，占了7／8）。

您书上册第13页中说：“在普通逻辑中，形式主义地把思维和客观性分割开来”。

——应该说形式逻辑并没有与客观逻辑完全分割，只是分割了7／8，占了87.5%。

4、您书第17页说：主观抽象的对象，是某一个“类”在空间坐标上的外延存在。而客观抽象的对象，则是一个“类”在时间坐标上的外延存在。前者呈现为类的异在，而后者则是类的自在。前者是非历史的类，非历史概念的集合——即传统逻辑的研究对象。而后者则是具有历史同一性的类，即历史概念的集合——辩证递归（递归这里指一种历史推演）逻辑的对象。

——看这段话我认为您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您要追寻建立的新逻辑的内容，在书中的后边您反复引用康德、黑格尔的话，我觉得根本上讲是在探索一种包含了时间参数的自然演化逻辑，而这种逻辑与主观逻辑不同，也即与形式逻辑根本不同的辩证逻辑。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对主观与客观也就是时间与空间的本体论意义的正确理解上。

由于人类没有诸多“时间与空间，主观与客观、必然与偶然、形式与内容”的“二”的“对对子”，是无法进行思维的，所谓语言、概念、推理、判断、形式逻辑都是建立在“二”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割裂了“一”而用“二”的基础上来思维的，但是宇宙的本体却是“一”，是诸多“二”的同一。

这个问题我们老祖宗早已发现，所以《易经》提出“易无思也，感而逐通”，这里的“无思”，就是不能用形式逻辑思维和用“二”来思考，所谓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即是也。

这里需要强调用“不二法门”，也就是一种象的体会、意会，它是包含了“形象思维、灵感思维、逻辑思维”的综合思维，所谓的“感而逐通”，也就是您文章一直强调的一种对客观的模拟，是思维与客观的同一。

我们的祖先圣人已经明确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已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这里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字、概念、语言用来反映客观规律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也同时指出通过形象思维来取意，来意会。

这是完全区别于抽象思维（应用形式逻辑）的意象思维。

至于怎么来理解意象思维和您上面的空间、时间之说呢？这需要从人类自身的认识的物理结构来分析。这方面佛教的唯识论里是说的比较清楚，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阿赖耶识”中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主要是受空间主导支配的，叫“成所作智”，而第六识“意”叫“妙观察智”，已经脱离了空间主导而同时具有抽象和意象也即逻辑（指形式逻辑）与形象思维（指辩证逻辑）的能力，这里的具体的象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是纯自然的。但是由于前六识都受末那识（也叫意根、我执）支配，所以不为道日损，坐忘、心斋，是没有办法圆满地现出第八识（自性光明的大圆满智慧）。

去“感”与“通”，即您说的“模拟”宇宙实相的。老子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可以以为物，说明了抽象（形象）思维是和物质运动时同构的，可以模拟的。

您提出的新逻辑，我认为根本上是提出一种动态的具有时间因数参与的逻辑。我注意到《易经》中大量强调“与时偕行”、“天下随时”、“革（蹇、大过等）之时，大矣哉”等，特别注重时间变量，可以讲《易经》反映的认识论已经体现了按照您说的泛演化逻辑，因为它把时间与空间都考虑进去了（把天干、地支配上卦爻，并通过爻位把时空统一反映进去了。

由于任何用文字（书）、语言所表达的理论（概念）都是静止的，没有考虑或者讲脱离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易经里面讲的“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体现，只有把时空变量都加进去才能反映客观实际，因为它能完整地反映并把握客观情况，因此是非常正确的！

至于您提出的主观抽象是“类”在空间的坐标轴上的外延的存在，这是很西式的表达。其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准确讲是7／8的主观；至于“客观抽象的对象，则是一个“类”在时间坐标上的外延存在”也是起码有1／8主观的，因为您这里把主客观给分离了，这本身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本身就主观了！

也就是讲您用语言表达（何况用坐标）就离了实相真如的必然缘故。《易经》里揭示这一现象是“方（空间）以类聚、物以群分”。而“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则是时间属性的反映。当然您这样描述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现实中确实有两种学问，各自偏空间和时间。

我认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是偏空间的，而东方中国的文化是偏时间的，西医、物理、化学是偏空间、结构的学问，中医、舞台艺术、音乐是偏时间、流动、功能的学问。但是在微观和宇观由于高速度而使时间与空间的本质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5、西方在哲学上出现康德的二律背反，在数学上出现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在物理学上出现“测不准原理”、在经济学上出现市场失灵后又出现政府失灵！

当代新自由主义中的理性预期学派、哲学上的维也纳学派，都是将静态的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进行到底的结果！

“反者道之动也”。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走向它的反面的。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从哲学到社会学，已经出现动态、变化、发展、联系的宇宙观，这是地球上阴阳运动在东西方哲学这个范畴的生动体现。规律是客观的，也是运动的！

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后，我们看到这种迹象会暗自高兴。但也应清醒看到我们自身也在不断地被“西化”，这里面有必然性。

但是看看“对对子”就要把主观能动性加进去，做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这才是真正的有所作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可惜我们一方面教育教条化，一方面老祖宗的东西忽视，这都是当前学校哲学教育应该重视，也是可以解决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思想路线是非常重要的。近代法国启蒙革命以来，革命家都是哲学家（包括列宁、毛泽东），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就写这些，都是个人理解，浅陋难免，敬请指正！谢谢！

祝好！

读者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