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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盆洗手,暂别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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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盆洗手,暂别江湖
何新《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序言》

    此卷《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为晚辈学人根据我历年的经济学论著所撰辑。我近期患目疾,今后长时期恐怕难以细看文字。对此书也多日仅能总览纲要,则以为大体可综括我经济理念之大略也。

    盖近世西方之经济学体系,起源于推崇金本位货币学之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主张:以出口易金作为富国之术。其中已经包涵有国家主义之主权论和强权扩张论(海盗及殖民意识),亦包涵有打破国界寻求国际市场之世界主义。

    重商主义后则18世纪法国兴起杜尔哥之重农主义,19世纪德国兴起李斯特之重工主义(以工业化为强国之道),皆主张国家不能靠转手加利之贸易而求富强,而惟图以振兴农工,建立本国产业方为富国之道,并主张国家须掌控重要资源及经济命脉,垄断利权以造福国民,防止利权外流被外来强国殖民化。此二学说实乃近世国家主义经济学之巨擘。

    与此同时,重商主义之英国流派则演变为鼓吹全球市场贸易自由化之泛市场主义及泛世界主义,鼓吹极端虚伪之边沁道德学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其演变即当今大行其道之以利己作为最佳利他之道的普世价值学说。

    亚当·斯密鼓吹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可以自动均衡调节利益(所谓看不见的手)。而李嘉图则鼓吹比较利益论,反对国家主义之工业化路线,而鼓吹建立世界一体化的产业、资源、劳力分工体制,以英国置于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而将世界其他国家作为吸收其工业商品、为英国输出资源及劳力(工奴)的全球经济殖民地体系。

    综此,19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已经形成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异途之两大流派。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转变为国家经济政策在19——20世纪引导德国、美国、日本快速上升为工业化强国。国家主义以快速工业化为目标,主张国家集中资本控制金融管制市场,实施市场保护政策。而世界主义则鼓吹市场完全开放、尤其须首先开放金融服务业,国家退出管制,资源全面私有化通过资本全面竞争引导优胜劣败,其理念必然导致富源流向垄断性大资本集团。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是其变型。

    19世纪的非主流经济思潮中,另有一派代表下层社会贫民利益之学说,主张社会产品分配应当公正化,社会资源应当由全民控制不容富人独占独享而私有化,此即乌托邦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之经济理念。

    此派学说到马克思手中,则发展为揭露资本家占有工人创造之剩余价值之经济剥削论,进而演变为鼓动工农革命之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鼓吹反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派经济及社会思潮于20世纪引发俄国及中国之革命,在经济理论中则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之政治经济学。

    总览近世西方经济学理论虽然云云总总,学派林立,而实际无出于国家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三大门庭也。

    惟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主流经济学乃奉持极端幼稚而仅具模仿形态之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后,则中国经济学者又普遍鹦鹉学舌奉持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本为圣经。中国经济及近代文化的后进状态,使得中国学界多产被洗脑或天然无脑之精英族,竟然历上百年仍无能力创造出原生态的、具独立批判能力而以解决、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圭臬的中国特色之新经济学。

    我曾言中国文化亡自满清。盖明末清初之17世纪,西方欧洲乃科学兴起,准备工业革命的腾飞之际。而中国则进入锁国时代,三四百年间中国学术及文化因全面锁国,导致统治精英颟顸无知而隔离于世界体系。

    鸦片战争失败后,少数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则被共济会教育洗脑而食洋不化,缺乏辨析批判能力,对外来学说长期只能作鹦鹉学舌态。

    1949年革命后,不幸发生多次政治运动及文革进入新锁国状态,使得中国人始终未能客观、全面了解和理解现实世界和时代精神之真谛。

    在经济学方面,1980年代前国人对西方经济学思想基本无知,而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则成为中国经改之指导理论。

    我于70年代曾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80年代始系统研究西方经济理论,获得觉醒。由于关注中国快速工业化问题而注重着力研究重商主义及李斯特等国家主义学派。30年来,我一直秉持国家主义之理念而与新自由主义孤军奋战。主要思想及理路,大体可以汇总于此书也。

    年前,粤人黄世殊君以数年之功撰成《何新著译编年提要》,洋洋近百万言。安徽大学滁州学院倪阳教授亦著成三十万言《何新思想批判与研究》。此卷《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及另一本《新逻辑主义哲学》则皆为一些晚辈学人根据我历年的经济学、哲学论著所撰辑之简明本。

    回顾我平生所治诸学,虽貌似芜杂,实际皆有来源及去脉。

    我之哲学观乃对冲20世纪西方主流思潮语言分析学派之新逻辑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则为对冲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思潮之新国家主义。文化及历史观则为对冲胡适疑古学派之新证古主义及新历史主义(此方面论著已经汇总为多次出版之《何新经典新解》系列中)。

    我平生治学之全部主旨与目标皆为复兴(满清统治以前之)中华文明,并曾经试图鼓吹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统合新天下体系。可惜力不从心,身不能至,只能心向往之。尽管如此,盖此哲学、经济学及历史文化学已成三足鼎立,足以构成一套具自适、自足、自洽性之思想系统也。

    我平生全部活动基本都为从学。然而近期由于沉疴复发及目疾,不得不暂时画一休止符,今后余多数时间难以关注时事及学术,惟专心养病矣。所以借此序言亦为与知我爱我的读者朋友作一告别。我是佛教徒,是宿命论者,深信一切皆有天意。惟望后来有志从吾学者其勉之。是为序。

    何新      

    2013年4月末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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