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一段铭心记忆

【一则剪报，一段记忆】

（2019-07-23）

文后的图片，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于第一版发表我的一篇长篇文章的截图。　　在此文中，我破天荒地斗胆提出一个逆天之论。

80年代的国内主流经济学理论，均信奉匈牙利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经济属于“短缺经济”，物价快速上涨原因是商品“供不应求”，即所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这个观点，自1988年以来一直写入国务院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普遍共识。

但是我在1988、1989两年，为研究通货膨胀问题而研究了财政部的有关经济报表。我发现许多企业之所以发生资金周转困难，还债难，三角债等问题，是由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连年上升。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把这种现象看作个别性问题，即所谓结构问题，产销不对路问题云尔。

但我则意识到，这其实是个普遍性问题，由于大量商品库存积压而导致流动性困难和债务连锁，就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由于生产过剩，市场不足而导致发生金融危机的问题。

此问题的解决之道，一是必须控制投资，减少过剩生产力，二是必须开拓新市场。　　

于是我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了这种独特而似乎非常不合时宜的新认知。

此论出后，可以想象，在经济学界顿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我似乎成为了公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嘲骂何新胡说八道，没有资格乱说，完全不懂经济的基本常识！

但是，1991年1月、5月及9月，国务院领导李总曾经数次约谈我，我得以面陈关于过剩问题之理论及各国经验。

我遂斗胆而言：当前经济问题，我认为并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是恰恰相反，可能是生产过剩及产能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当时人们都认为，中国是个穷国，此论实在逆天。）

所以我建议：须抑制投资过剩，加速资金融通及回笼，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云云。　　李总闻之，并不为我的逆见所忤，始终虚怀若谷，和颜悦色，认真听取，且不时有所摘记。

当时我仅是新进的一名政协委员，入政协前原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在经济学方面，我纯粹属于一个非专业的”民科”（民间科学家）。且至今亦然。　　我的有关谬见亦于内刊刊登。其后，得到陈云、宋平等高层领导的关注，或派员聆听或亲自召见。

此后一些有关理论及建议乃被国务院所采纳，政府工作报告不再提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有关限产压库，鼓励出口，抑制过剩产能，鼓励开拓海外市场等一系列新政策相继出台，几年以后，收效显著，经济乃渐次摆脱困境。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扩张为外向型经济，中国快速走上了富裕强大之路。

回顾往事，此乃余平生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之经历，以个人之独见抗衡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界，而竟披靡、折冲之。

但是，此实非个人之能。如果没有卓越领导人的真知锐见，破格用人，从善如流，则以我一介布衣，人微言轻，不过渺如微粟，又何有丝毫之能为也？

今日老而重病，神疲目衰，多病缠身，百无一能。回首前尘往事，不禁苍凉而怃然，倍加感思而怀念矣！

【附录】当时在华美国专家的相反建议

（1991年）当时，领导给我看了一些内部文件，包括国务院发展中心送报的一个材料。那是1988年前后来华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给中国经济领导人的一封建议信。

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形势所提出的看法是，他们都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供给不足，所以开放市场后，发生了物价急剧上涨和经济过热。

据此，他们提出建议就是：加速进行一步到位的、彻底的所有制改革（与后来俄罗斯实施的“哈佛改革方案”以及萨克斯“休克”疗法内容相同），“长痛不如短痛”。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度的民间储蓄。那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巨额的人民币储备，好比一群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冲进市场，会导致抢购风潮，使物价更快速上涨，则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美国专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1）尽量囤积商品、物资，防止因供给不足而使得通货膨胀形势进一步恶化，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物资，少出口商品。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货币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的笼子，不要刺激市场消费。

（4）加速国企的私有化制度改造，加速转型。

（5）结束外汇管制，放开人民币汇率，让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这些建议都是根据短缺及自由化理论而导出的，与我所建议的全然相反。

记得这一段历史的知情者会知道，基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这一套建议，在1989—1990年间，事实上有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采纳了。

而如果当时皆被完全采纳的话，中国经济很难取得后来的辉煌成就。这一点，可以从90年代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经济推行自由化后发生的经济崩溃而得到实际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