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造西方伪史年表的三丑

作者：诸玄识

第一位是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年，意大利人）。在东学西渐的影响下，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安尼乌斯按照《圣经》的创世、洪水和诺亚及其子孙之“世界殖民”这一主线，参考他所获得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假托“古人”之笔（假装“发现”手稿残卷），伪造了十七部书；除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之外，它们还包括：.“腓尼基史”〔作者：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公元前14—13世纪的腓尼基学者〕；.“古埃及史”〔作者：曼涅托（Manetho），公元前4—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巴比伦-迦勒底史”〔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希腊历史家、占星家、哲学家和宗教祭司〕。

但由于当时西方还没有“时间概念”，安尼乌斯肆意编造几万乃至几十万年的“文明史”，而置仅在几千年前“创世”的上帝于无地自容，这就引起了极大混乱。因此，安尼乌斯的伪史很快就被揭穿，他本人尤被千夫所指，变得臭名昭著。尽管如此，安尼乌斯的十七部伪书至今仍被视为构成西方历史学的主要的“原始资料”。

【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神职学者，“以伪造历史而著名的历史学家”（画中字）。他假托古人之名，虚构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虽然不久就被揭穿，但他的伪书至今还是西方历史的“原始资料”。】

第二位是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原先面对西方伪史泛滥成灾，时间混乱，矛盾重重；他深恶痛绝，弃之如敝屣。但当他碰巧获得了“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自信能够解决“时间问题”；他就改变了态度——“兼容并包、弄假成真”，搭建起西方的“普世历史”。斯卡利杰利用中国资料撰写了两部“伪史经典”——《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其内容主要是他的“编年史”框架——“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后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因而斯卡利杰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据的中国历史（包括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并不准确。所以在他死后，17世纪的几代欧洲学者又按照赴华耶稣会士所介绍的新资料（主要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对于“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反复修正；甚至将《圣经》由相对正统的拉丁文本，改为“七十士版本”，来与以伏羲和唐尧的时间段相配合。　　

【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他利用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设计出“圣经编年”（包括耶稣诞辰）和“普世历史编年”，后者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19世纪变为西方正史。】

​　　第三位是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德国人）。斯卡利杰运用“中国时间”把被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变成“正史”，此举在17世纪备受批评，最终被珂雪给化解了。在中国文化启蒙欧洲、打碎神权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教会迁怒于中国，珂雪不失时机地拔高“古埃及”以贬低中华文明。珂雪利用中国资料——他汇编的《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来充实被前人伪造的“古埃及”，并且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当时欧洲人不懂得“表意、写意”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因而误以为汉字就是象形文字，由此就把象形文字看成是“始生文明”的专属文字。珂雪开此风气，后生可畏，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地伪造象形文字、乃至楔形文字；它们越来越吻合于西亚某些地区的原始图符，后者都被挪用于“古老文明”。　　被一些学者称为“埃及学之父”的珂雪，也是按照“诺亚子孙之世界殖民”的套路，编造“上帝的选民”由东向西，进行扩展，直到中国及其黄种人迁徙至美洲。这就是中国“西来说”之缘起。　　

【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德国神职学者），汇编耶稣会士的中国资料，再用它来伪造“古埃及”和象形文字，并且推演中华民族与文明皆由此而来（西来说）。被成为“埃及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