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新经济学 作者：叶慧坚 1、何新的经济学贡献 何新是谁？无须过多介绍。 在经济学领域，总的可以说，何新最大的贡献在 于，他告知中国人，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导向国强民富，一种导向国弱民贫。 这又是两条道路的选择。道路的选择决定国家兴亡。 要知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席卷 天下，它宣称：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转轨，而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即全面彻 底的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化。 苏联、东欧信从了这种资本主义，几乎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在中国当时也是跃跃欲试。当然也有激烈的“文不对题”的争论——所谓姓 “资”姓“社”之争。这样的争论在苏东也发生过，在那里，姓“社”输了， 但 是中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而是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是本文要说的，也就是从理论上说，何新经济学的参与改变了争论的议题和焦点。就是从姓“资”姓“社”之争，转变到“资本主义”范 畴之内的“国家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意义上的另类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 这样，“资”“社”之争不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因为，即便是姓“资”贏 了，中国也并不注定要走向“完全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化”的资本主义。何新将这样的资本主义斥为“空想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死亡之路。 何新指出，资本主义绝非“自古华山一条路”，真正成功、发达的“资本主 义”，必然是国家给予有力的管理、引导和保护的经济体制。这，才是中国真正应该学习借鉴的“市场经济体制”。 于此，中国能够摆脱僵硬而危险的非此即彼、左右为难的意识形态之争（抽象的姓“资”姓“社”之争，在当时的情势下，这种争论没有前途）。而转入了 现实主义的、具体的、富有弹性和调适性的政略政策之争。 中国避免了像苏联、东欧的走势，—旦姓“资”赢了，国家就改头换面，将原 有体制彻底拆毁，一头扑入“空想资本主义”的深渊。 如此，中国在非常紧要的转折关口，避开了一个致命陷阱，而走向了一条更加务 实、平缓和稳健的改革之路。 这件事如此重大，足可写一本书来讨论它。 2、论两种资本主义 没有错，美日欧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确实是资本主义。但是，亚非拉众多 （100多个）贫穷落后、动荡不安的国家同样实行的也 是资本主义。何新反问：谁能 保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之后就一定是富裕发达——而不是仍然贫穷落后？ 关键是，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历史上，资本主义相继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接着兴起于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400多年后才在英国与工业化“挂上钩”。所以， 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繁荣富强、等同于工业化或现代化，有悖于真实的历史逻辑。 现实中，一种资本主义压榨另一种资本主义，造成发达与落后、富裕与贫困的两 极分化-抽象地谈资本主义必然发达或落后，并没有意义。抽象地谈中国要不要 实行资本主义同样没有意义，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中国应该学习借鉴哪种资本 主义？ 先要说明一句，何新所说的“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一般官方政治术语 中的概念不同，他是着眼于既要发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种“资 本的魔力和法术”，又要避免广大劳动群众经受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那种悲惨遭遇的意义上而言的。 何新无疑非常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主要是从客观的经济运行方式来论述“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 义”只是他的分析工具——（更具体的解释留待后文）。 何新认为，“工业化”问题才是造成国家富裕或贫穷的真正问题，而不是“市场化”。 工业化无关于“市场化”，也不取决于“资本主义”。无论“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价值几何都主要在于其对推进工业化的作用。 所以，中国最 核心的问题在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脱离这个核心问题，而争论“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就没意义。就此而言，何新认为两种“主义”都只是工业化的历 史工具。 即便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其历史来源和现实模式也不同。何新认为，英、法、美 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大不同于德、日。英、法、美作为先发国家，依托广大殖民地市场或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从轻工业先行发展，带动重工业发展。 德、日 作为后起国家，内外市场空间受限，实行国家主导战略，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本国 工业成长，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推动轻工业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英、法、美的工业也不是自发自由成长起来的。英国从亨 利七世到伊莉莎白女王到克伦威尔，几个世纪一直锲而不舍地保护扶持本国工业和航海力量的发展，此即所谓“重商主义”政策。 法国有著名的“科尔贝尔时 代”——以国家力量建立和推动工业发展。美国从1815年到1914年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坚定地奉行国家保护主义，这是所谓“孤立主义”的经济基础。 到今天，资本主义也仍然分美英的盎格鲁模式、欧陆的莱茵模式，还有日韩的世家资本主义模式。 盎格鲁模式由垄断金融机构实行宏观控制；莱茵模式注重以社会政策管理 市场经济；日韩模式则是官产学研结合推动，金融、工业、商业一体化财团主导经济发展。 今日成功的资本主义，没有一种是彻底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化的“理想资 本主义。相反，那些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反倒最接近彻底私有化、自由化、开放 化，苏东国家拥抱“理想资本主义”后，也无不急剧贫困化、去工业化。 3、论两种西方经济学 一般说的西方经济学都是指从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到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一派的经济学，所谓“主流经济学”，它相信市场 存在“看不见的手”，能够通过供求和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经济，政府干预得越少，经济越自由、效益越高。这种经济学也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就是得益于此种经济 学的指导。 何新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指出，西方经济学的近代源头是重商主义。但重 商主义的原则与亚当斯密的“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 重商主义主张保护和扶植本国工商业 的发展，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过程，使资源配置向新兴战略产业倾斜，追求实现国强民富。 何新说，重商主义是错误的翻译。重商主义的本质其实是“重工主义”。“重商主义”是一个错误的名称 ，是后 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恶意曲解戴上的帽子。 重商主义不但成就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国家的近代工业基础，甚至是构建了这些近代民族国家之本身。斯密的祖国英国，绝非是靠什么“看不见的手”、自由贸易发达起来的。无 论在斯密之前还是之后，英国从未真正彻底施行过斯密主张的放任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也并未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取代。它在19世纪得到了新兴工业国家的继承和发 扬。德国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为德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建议。 而且，李斯特还对斯密的《国富论》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他指责斯密的经济 学是工业先进的英国压制工业落后国家的一套战略工具。英国的“国富论”对于后进国德国就是“国贫论”。事实胜于雄辩，指导德国成功实现工业化赶超的不是斯密的 自由主义，而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 何新指出，指导18——19世纪美国工业化的经济学“美国学派”，在中国被忽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其实，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马修•凯里、亨利•克莱，再到帕申•史密斯， 这个学派蔚为壮观。 美国学派同样针锋相对地批判斯密、李嘉图一类宣扬自由贸易的经济学，曾经讽刺英国的经济学就像英国的工业品一样是拿来“出口”的。 这个美国学派也 主张国家通过提高关税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通过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科技进步，为国内工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个学派在19世纪初到20 世纪初的100年里曾经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德国的李斯特在游历美国期间，受到了美国学派的巨大影响。 而指导日本工业化崛起的，同样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而是德国的李斯特经 济学和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重要人物帕申•史密斯曾在1871年受邀担任日本 国际事务顾问。当他6年后离开日本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 所以，在何新看来，西方的两种经济学，一种是自己用的，一种是推销给别 人用的。前者秘而不宣，却是强国秘诀；后者大肆宣扬，却是弱国毒药。 4、“经济学阴谋论” 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何新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分歧不是单纯学术分歧，而是源于国家利益的分歧。何新说，德国、 美国的经济学家曾指责英国说一套做一套，向其他国家输出错误的经济学，是为了误导别国的经济政策，损害他国经济，以保持自己的工业领先和霸权地位。这是一种阴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何新问道，西方国家拼命向中国推销一套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难道真是为了帮助中国更好、更快地成长为工业化强国吗？当然不是。 中国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前景与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根本不符，而且严重冲突。西 方绝不愿世界上再增加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竞争对手。所以，推销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只有一个目的：延误和破坏中国工业化进程，将中国置于新殖民主义之下， 进行分解和吞食。 历史和现实都提供了强大的佐证，何新随手可拾。这都已经不是阴谋，而是 阳谋了，这是一场公开的战争，比谁声音大，比谁势力大，比谁掌握话语权。 这场对垒，至少在战略上，何新已经取得了胜利。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超越了具体的政策辩论，而且揭露了其阴谋出发点，从而上升为一种立场和路线的批判。何新处于高屋建辄、居高临下的地位。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只能假装自己是中立的科学。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始终无法正面回应何新的批判，对何新的攻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而有人或者“质疑”何新不懂经济 学，没有资格谈经济问题，或者给何新扣一个反改革保守的帽子。甚而宣称 国家利益论 已经过时，“狭隘民族主义”要不得。经济落后被历史 淘汰天经地义云云。这些攻击，都与经济学理论本身无关，事实上反证了主流学术无力从理论角度回应何新对其的批判。 5、改革不应推倒重来 回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何新认为，要改革，就要先搞清楚需要改革的这套体制是为什么来的，它起过什么作用，有什么价值，以及弊端究竟何在？只有弄清这些问题 ，然后，才能为经济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 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意识形态错 乱的产物，专制、粗暴、低效、落后之外，毫无成就、毫无价值，应该彻底否 定、彻底抛弃。 但是，何新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着巨大的历史合理与必然性。 首先最直观的是，在这套体制下，中国已经以非常 短的时间，从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残破农业国，于70年代 末建立起规模宏大、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虽然整体技术不够先进，但是以 “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也在高速突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工业和军事大国，摆脱了落后挨打受制于人 的命运。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 标，是空前伟大的经济成就。 其次，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形势，需要特定的体制。如果没有前30年的这 套在马克思主义元典里并没有写过的体制，不以国家长远战略需要为主导，不以 一代国民的短期消费利益作牺牲，通过计划手段强行集中紧缺资源投入重化工业 建设，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那样的工业化成就。 最后，这套体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 前面已说到， 德日的工业化道路与英法美不同，是国家战略主导，组织化程度高，重工业优先 发展。这种工业化模式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苏联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 德国美国工业化初期的体制和政策经验。 何新认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裹下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本质上 正是德国模式的强化和极致化。客观上，这也适应了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强行军 的需要。 如果说德日的体制取得成功，那么苏联体制取得了更加迅速而惊人的成 功，这已由“二战”的胜败（德日的主力均败于苏军）所验证，是符合历史逻辑 的。 中国在前30年学习引进了苏联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搬），并且同样取得了 巨大成就，这也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 何新就是这样穿透了意识形态的外包装，看到了这种体制承载的更加一贯、 更加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它的成就、它的合理性，都不容抹杀，于是要将它彻底否 定和抛弃的理由就站不住脚。只有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狂迷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但是何新又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改革仍然是必要的。 那一套旧体制是一种强化的、统制性 的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战时的、军事化的特性。但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赋予 其太多的政治意义，使之固定为一种常制-这套体制对于经济运行的统制太过强烈。因为这种强烈，它能够取得惊人的效果，但也因为这种效果——或者说成 果，使它成为必要的那种形势得到了巨大的改观，反过来使这种统制失去必要 性。 一定要继续强行维持的话，就会使它不适应于自己的成果。也就是说，它是 被自己的成果客观地否定了。这个时候，形势变了，适当的放松就有必要了，这 就是改革的必要性。 具体地说，在那套体制下，由于缺乏动态、灵活的反馈调整 能力，计划与实际、供给与需求越来越脱节，投资不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 运行的梗阻越来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终将难以为继匚这个时候。确实 应该让消费需求、让市场来发挥应有的引导和调节作用，特别是民生经济领域。 但是，绝不是说，计划就完全不必要了，需要计划的领域还很多，而且计划的方 式也完全可以革新。 而且，即便到了一个新的30年，中国作为工业后进国家的地位依然没有变。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资源环境和国际环境依然紧张、严 峻，那么前30年体制中那种强调国家管理、长远规划，集中资源于战略产业发 展的因素，就仍然是必要的。 所以，改革是为了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完全正确 的！改革就是改革，它不是抱残守缺，也不是改弦更张，它是有传承的革新、有 继承的创新，是扬弃。它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问题为导向，与时俱进、顺 势而为。 具体怎么改？何新是这样一个人，他用那样独立的视角去看待当时的改革潮 流，使得他的特异彰显无遗，表现出他成为“改革”的一个批判者、报警者，或 者被“改革教徒”所斥责的“反改革”的罪人、保守主义者。他的孤立也因此越 发显著。越孤立，则又越需要发出批判、警示之声，如此才能对新自由主义大潮 有所遏制。批判之余，也有建言，他提出了一整套“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6、市场化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相信市场万能，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但是，何新认为市场并 没那么灵验。 首先，他以水利为例，认为市场就是像沟渠系统，在水源有限的情况下，沟渠系统再发达完善，也不可能增加水的供应。他在90年代末的论争中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资源不 足、生产力水平低下，这就像“水源”不足，仅靠市场化——疏浚沟渠并不能解决水源问题。既然经济问题主要在于“水源”不足，那么经济政策就应该聚焦于生产，而 非市场，应该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把生产力发展上去。 其次，何新认为关于市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它能否完美地调节经济、配置 资源，而在于它本身是有限的。何新指出存在一个经济铁律——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张。市场有限性，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 何新讽 刺那些满口市场、市场的经济学家其实不真懂什么是市场。何新说，市场也是 资源，而且是经济中的稀缺资源。市场空间，就是利润空间、企业生存空间。 生产力发展会导致有限市场的必然紧缩。因为市场有限，会导致企业生产过剩、利润递减，效益低下。何新说：所以企业效益低下，并不 只是微观经营机制的问题，而同时是市场发育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外强势产业 抢占国内市场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 因此，国家要认识到市场是最宝 贵的资源，要懂得保护本国市场，扶持本国产业，同时还要让企业努力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何新认为，开拓国际市场，是中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的必然出路。 何新认为，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神话，是建立在一系列脱离实际 的假设之上的。所谓的“信息完全”，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完全没有逻 辑意义的虚假概念。经济史的事实是，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 成巨大的财富损失和社会问题。在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史上从未有过例外。这 是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充分论证过的。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高明”之处 是把这种危机过程描述成市场的有效调整过程，从而否认危机存在过。这种 “高明”，马克思称之为“庸俗”——意即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辩护性。而凯恩斯则是这 样评论的：“古典理论可能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制度应该运行的方式，但 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给假设掉了。” 所以，何新认为， 政府要积极管理经济，宏观计划的手段不可放弃。但是 制订宏观计划的方式应当不断改进， 以确保经济运行方向符合国家和国民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丢弃“社 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特性，越是现代的、发达的国民经济，越是有高水平 的管理和组织化程度。 7、所有制的根本是利益归属 改革中不断涌起的私有化冲动，是何新最大声疾呼强烈抵制的动向之一。何新认为，所有制问题的实质，是资源、资本和经济利益的最终分配的问题 。 何新指出，首先，私有化的目标是针对着作为中国经济基干和骨架的国有经济体系，其 目的是要把国有经济体系拆解瓜分。但这种瓜分的后果绝不仅仅意味着所有制的变质，更意 味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崩解。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大快朵颐、大肆鲸 吞的必定是那些蓄谋已久的国际资本大鳄，而不是先天不足的所谓“民营资本”。 这又意味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覆灭、工业化前途的葬送。 毕竟，国有经济体系对于 中国这样曾经一穷二白的大国来说，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载体：只有依靠国家彳亍 政力量，才能够有效集中匮乏分散的资源，实现资源聚变、产业和技术升级，开 启工业化循环。更不用说，失去国有经济，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推 动工业化的能力都将严重削弱。 其次，私有化的理由极其荒谬。所谓只有明确私有产权，经济人才会有积极 性、才能提高效率，这样的论调是把一个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效率归源于微观 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这完全脱离两百年来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发育演变的真实历 史。 一个人有积极性去做一件事，跟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去做成一件事，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而工业体系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其中的个人有多么高的积极性， 而在于体系内部各种层次、部门的人员和资源进行分工、配合、协作而形成的组 合效应，即其巨大的生产力。 要说积极性，农业社会的农民绝对不亚于工业社会 的工人。1个懒洋洋的挖掘机手，也要比5个最勤奋的手工劳动者做得更快，因 为他背后是工业体系的支撑。如果为了提高所谓积极性，而将国有工业体系进行 私有化的瓜分、拆解，那么且不说积极性到底能不能上去，首先生产力就会遭到 巨大的破坏，经济结构将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经济形态将趋于低级化，乃至退 化。苏东国家在急剧私有化之后接着就是严重的“去工业化”，真正退化为“发 展中国家”。 私有化的另一个理由，所谓每个人自己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所以应该把经济决策权交给个人、把产权落到个人，这当然也是一个庸俗不堪的 论调。且不说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是不是就有能力获得这种利益，更 为重要的是，个人并不一定最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否则就不需要交警了。因 为没有交警，各个司机凭着自己的“知道”而行驶，必将使交通陷入混乱，以致 把大家都堵死，最后谁的“利益”都实现不了。 何新指出，国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发明，恰恰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明。所有制的根本，是经济利益的归属权。 国家放弃市场保护 ，只会导致本国幼稚产业彻底失去生存机会。相信竞争一定会提高效率，同是一种荒谬的论调，因为它不问效率和利益将落于谁家，是没有资格谈经济的 “利益”虚无主义。 8、走向世界市场 当然，中国应该开放。但开放本身不是目的，开放是为了增进本国利益，是 为引进本国缺乏的资源、技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而不是单向开放自家市 场，让国际资本进来开疆辟土、大获其利，把本国产业淘汰空无。如果是这 样，开放就是失败的。何新尤其呼吁警惕的是金融领域如资本项目的过快与过度开放， 因为国际金融大鳄将因此能够自由地发动杀伤力巨大的金融劫掠。 何新批评那些大谈“开放”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想让中国委身于全球产业 分工的低端，专心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这是依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主张的中国经济的“正确定位”论。这种理论认为，哪些国家擅长什么产业， 哪些国家又擅长另一些产业，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有些国家就应该永远搞高端工业，有些国家就应该永远搞农业和低端产业 （这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先进和落后永远不变的论 点）。这种理论更声称，这样大家就能达成双赢，得到各自的最大效益。 何新指出，造飞机的效益和做衬衣的效益是完全不同的。不同产业的产 品附加值是不同的，高端产业由于其高技术门槛，只有少数企业能够具备产品 供应能力，必然在定价上掌握主导权，能够以高价出售产品。而低端产业则相 反——门槛低，供应者多，价格往往被压低，所以，这两种产品之间的交换根本 不可能是平等的。 只有占据产业链高端的国家才可能是富裕的国家。所以，保护、 扶持自己的产业，不断推动产业的升级和高端化，这是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必要 举措、必然选择，这才是正常的、正确的、符合逻辑的经济学。 关于开放，何新更具对比性的观点是，不但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更应该是世 界向中国开放，中国必须去打开世界的大门。这才是更主动、更有利的开放。 在主 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怎么样一步步向发达国家敞开市场、融入全球化的时候， 何新提出，中国经济应该冲向开拓世界市场，向东北亚、中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 家积极拓展。借此，一方面获取急需的资源；另一方面发挥自身工业的相对优势，开拓工业品销售市场，构建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中国的国际“经济圈”。 何新 认为， 向发达国家的开放当然也是必要的。这种开放是为了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 术，然后把它们传送到自己的“经济圈”中，不断升级自身产业；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以中国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9、新国家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2001年何新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在书中，何新全面阐述了自己 的经济学理论，并就中国的经济政策选择提出了系统方案。要义如下： 1.以国家利益为目的，追求强国富民。 2.以国家力量为手段，促进本国产业壮大， 3.国有制与私有制并行的混合所有制，国家掌握战略产业 4.国家管理与市场调节并用，使市场力量服务国家利益。 5.开放与保护并行，扶持民族工业发展升级。 6.积极向世界市场开拓，构建国际生存空间。 7、国家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维护下层弱势群体利益 何新说：“我提出新国家主义这个概念，一方面既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针 锋相对，另一方面又以此而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是一条综合的道路。新国家主义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前途和方向仍然是社 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是目的，市场经济的效率 与利润化，则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手段。 何新认为，面对今天 的国内外严峻形势，我们有必要更加重视研究资本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两面 性、全球化的两面性，着眼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资本整合三维时空 资源办大事”这两个“优越性”的有机结合——这正是我们40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的 真正奥秘。坚持经济利益分析的方法论，对内促进各阶层、各民族更加和谐， 对外力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何新反对新自由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辩护性的庸俗经济学。新国家主义本质上是反抗冷血野蛮的资本强权，具有永恒的人文 主义价值。最后，他后来对“新社会主义”的呼唤，更从正面彰显了这一点。 总结起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泥石横流、泛滥成灾的时代，何新重新彰 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为中国的道路选择和政策设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鉴。 应该说，何新和他的经济学是一个意外，却空前有力地扣准了 “苍龙之脉”， 使数个世纪以来的经济 历史主题愈加明显。 在中国的经济学历史上，何新经济学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的经济学有一种横空出世、孤峰拔起的气象，展现为一道奇观。 尘埃落尽时，输贏有几何？如果历史的正义终将显现，那么何新会是贏者。 是为序。 叶慧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