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史地杂记】
一
1251年成吉思汗去世，由蒙哥即位。
蒙哥派他的一个弟弟旭烈兀西征中亚和西亚，建立了一个东起阿姆河、西括小亚细亚大部地区的伊儿汗国。（伊尔汗，即伊朗汗。）
旭烈兀西征时，不少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随军西征，他们后来留在马拉盖天文台工作，参加了《伊儿汗历表》的编纂，并将中国天文历法介绍到中亚。
蒙哥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总领漠南，1256年在开平建立藩邸，并征召回回天文学家为其工作，显然这种形势有利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天文学交流。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继大汗位，据《新元史·百官志》载，这一年在开平设置了司天台。中统四年（1263）开平府升为上都。
至元四年（1267），著名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向忽必烈进献七件西域天文仪器。据李约瑟考证，札马鲁丁可能是札马鲁丁·伊本·穆罕默德·纳贾里，他表示不愿负责修建伊儿汗国首都南面的马拉盖天文台。受旭烈兀派遣而来中国。
忽必烈的皇弟拥有大型天文台和众多天文学家，不可能不对忽必烈产生重要影响。忽必烈在至元八年于上都承应阙宫增置回回司天台。
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是元代天文学继续发展的保证。他不像他的祖父在征战中顾不上颁用新的历法，尽管耶律楚材先后进献过《西征庚午元历》和《麻答历》，但都未能采纳颁行。早在至元四年（1267），他就将西域人札马鲁丁进献的《万年历》在部分地区颁用，并积极准备组织编撰并不限于信奉伊斯兰教人使用的通用历法。因此，尽管蒙古族过去是一个靠物候掌握时日的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但固有的习俗和形势的变化，促使新的统治者重视天文历法，为元代天文学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元史·百官志》：“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提到他也可能名叫札马鲁丁·伊本·马赫福兹，现在巴黎还存有他作的有72颗恒星的星表手稿。见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III，pp.372-373。
《元史·历志》称“世祖稍颁行之”，《新元史·历志》称“西域人札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帝稍采用之”。
二
旭烈兀在西亚建立伊尔汗国，并随后在马拉盖地区（今伊朗西北部）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天文台。
这里汇集了许多当时优秀的天文学家，波斯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就曾在此负责天文观测和计算活动，完成了著名的《伊尔汗历》。
在马拉盖天文台工作的，也有来汉族的天文学家，《伊尔汗历》中有专门介绍中国历法的章节。中国的四季历法深刻影响了西亚的历法概念。
1267年，旭烈兀派遣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向忽必烈进献了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史称“西域仪象”。其中，就包括黄道浑仪、天球仪、地球仪和星盘等。忽必烈还在上都创立回回司天监，任命札马鲁丁为回回司天监的提点，作为天文台的最高负责人。
回回司天监不但负责天文观测、计时以及占卜等事务，还负责编算和发行民用的回回历书。
此外，阿拉伯天文仪器具有大型化的特点，阿拉伯天文学家认为仪器的尺度越大，测量的精度也就越高，这样的理念后来也影响到后来的一些天文仪器。元代的登封观星台采用四丈高表，而非传统的八尺圭表，也被认为受其影响。
另据《秘书监志》记载，元代曾使用有“积尺诸家历”。所谓“积尺”就是阿拉伯文Zj，指用于推算日月和五星位置，以及日月食时刻的阿拉伯天文算表，这些算表也成为此后编撰《回回历法》的基础。
元朝覆灭后，明太祖朱元璋对阿拉伯天文学也格外重视。在攻克元大都后，他下令将回回司天台所藏大量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的天文著作运至南京，并先后吸纳了几十位原本为元朝服务的回回天文学家，包括马德鲁丁、马沙亦黑与马哈麻等。
朱元璋还派遣汉族天文学家去回回司天监学习，对从元朝缴获而来的部分天文学著作进行翻译，在1383年前后完成了《回回历法》。在明代，回回历法获得了与官方大统历相互“参用”的地位，常被用于日月食的预报。日月食是中国古代星占中最为凶险的异常天象。与大统历相比，回回历法在预报日月的食分大小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能够为日月食的预报及其攘灾救护提供参考。
在回回历法之前，中国传统历法无法预报月五星凌犯，所谓“凌犯”就是一个天体靠近另一个天体，意味着“侵犯”之意。每当发生凌犯现象，古人都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占验。对于相信天命的朱元璋来说，如果能实现对这一天象进行预报，并提前采取应对措施，以消弭可能出现的不利事件，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成了朱元璋对阿拉伯天文学极为重视的原因之一。随着回回历法被用于凌犯推算，外来的阿拉伯天文知识得以与中国的传统星占相结合，出现了“以回回之法，占中朝之命”的特殊文化现象。
《回回历法》中还有一份恒星星表，记载有黄道附近的277颗恒星所在的星座名称、编号、黄道经度和纬度、星等。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在中国介绍星等概念，以及进行中外星名对照的恒星星表。
此外，与《回回历法》一同编纂的还有一部阿拉伯星占著作，这就是《明译天文书》，该书翻译自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儿的《星占学导论》，也是当时一部有影响的关于命宫占的著作。
朱元璋还曾命令手下的天文学家对中国和阿拉伯天文历法系统进行会通，即“欲合而为一，以成一代之历志”，通过将两者结合，制定出一部更为杰出的历法。但因为两种天文系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最终未能如愿。
虽然朱元璋未能实现将传统大统历法和基于阿拉伯天文学的回回历法合二为一，但这两种历法在明代自始至终都被相互参用，成为官方正式采用的两部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