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骂我,我也骂人
郭名高
1930年,在吴昌硕去世第三个年头,齐白石作《人骂我,我也骂人》人物画一幅。此作高35.5厘米,宽25.4厘米,以简洁老辣之笔刻画了一位老翁盘膝而坐,慈眉善目,面带微笑,扭头左顾,右手二指点点,款曰:“人骂我,我也骂人。”这一时期,齐白石的人物画当属二十四开《人物册》最为精彩,也最具有代表性。其中《送学图》,画一老者送小儿去上学的场景。那小孩一手抱书一手抹泪,老者抚摸他的头,似在安慰。画侧题诗曰:“处处有孩儿,朝朝正耍时。此翁真不是,独送汝从师。识字未为非,娘边去复归。莫叫两行泪,滴破汝红衣。”而《夜读图》则画灯下一小孩伏案睡去,面贴手背,仅露娃娃头。小儿系齐白石幼子。这些作品,造型拙朴,用笔简洁有力,求神韵,得诙谐,传递了白石老人的自我意识,生活态度与情状。既如此,齐白石所作《人骂我,我也骂人》,自有其深意,那么,初衷为何呢?
翻阅齐白石年表,得悉,1922年春,陈师曾携中国画家作品东渡日本参加“第二回中日联合绘画展”,在这次展览中,齐白石作品引起画坛轰动,所带10件作品全部以高价售出,并有作品被法国人选入巴黎艺术展览会。关于这次展览,齐白石作诗记之:“曾点烟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自注云:“陈师曾壬戌年春往日本,代余卖杏花等画,每幅百金,二尺纸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再读1920年吴昌硕为其定的润格:“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册页折扇每件六元。”相较之下,齐白石的画卖得真不错,他的兴奋实属正常。
据《中国名画家全集--陈半丁》一书记载:“1922年,陈师曾携陈半丁、吴昌硕、齐白石、王梦白、凌直支的作品在日本展出,半丁的10幅作品被购去了6幅。”事实上,这次展览共展出中国南北画家作品400余件。陈半丁当时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其声望远高于齐白石。在此次展览中却并不及齐。也就是说,齐白石成了这次画展最大的赢家,日本人还嚷着要为他拍电影做宣传。
正当齐白石兴奋得又是作诗,又是为文的档口,画坛领袖吴昌硕发话了: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领袖发言,又在类似文人雅集的场合呼出,传播甚广,语至白石耳际,不知他当作何感想?!从吴昌硕的“一月安东令”和“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文和人生经历来看,其品性孤冷、直率,洒脱不羁是一目了然的。他对齐白石的评价当是真实感知。若因此得出吴昌硕打压后辈,则有些牵强。事实上,这一时期,齐白石的作品与吴昌硕还有很大的差距。
关于这次展览,吴昌硕亦是参与者之一。翻阅缶翁相关文字记录,却未见片言只语。想来,展销定是未及预期效果,故而不见遗痕。而后生如齐白石者,却于此赢得大满贯。吴昌硕这时的言论不管是醋意、惊讶,或出于对后辈的当头棒喝,都是可以理解的。
1919年,齐白石移居北京。此际,他的花鸟画以八大山人冷逸、拙朴一路为多,京城少有问津者。陈师曾劝其自出新意,变通画法。当年8月,齐白石记叙道:“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誉之,余勿喜也。”同年又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君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由此看来,齐白石变法初衷在于摆脱形似,这一阶段,在形式、风格、画法上借鉴最多的是吴昌硕。据《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论述:“老人这个时期学吴昌硕的作品与以前的临摹大有不同,对着原作临摹的时候少,一般都是仔细玩味他的笔墨、构图、色彩等,吸收他的概括力强、重点突出、大胆删减、力求精炼的方法。”诚如胡佩衡所言:“记得当时我看到他对吴昌硕的作品,仔细玩味,之后,想了画,画了想,一稿可以画几张。画后并且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有时要陈师曾和我说,究竟哪张好,好在哪里,哪张坏,坏在什么地方,甚至还要讲出哪笔好,哪笔坏的道理来。”
事实上,齐、吴二人在传统方面,都受到徐渭、朱耷、石涛等人的影响,其风格自有相合之处。齐白石学习吴昌硕,不会漠视这一点!但在变法之初,若说他和吴昌硕画风已拉开了距离,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据张大千论述:齐白石是在陈师曾的建议和指导下,重用洋红,将菊花绘成红色,叶子用了墨,使画面形成强烈对比,开创了红花墨叶画法。我想,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陈师曾从西方现代绘画色彩搭配中得来的启发。陈师曾认为:“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征,其重要性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遗憾的是,1923年,这位学贯中西的画家,因病离世。而齐白石便成了他这一理念的开拓者。或许,齐白石未曾获观西方绘画,但中西画理还是有许多暗合的地方。正因如此,他在北京国立艺专执教时,与法国油画家克利多畅谈时,冒出一句:“始知中西绘画,原只一理。”
当然,这是后话。若要检阅齐白石1919年到1925年的花鸟画作品,无论是构图、涉色还是题材,都流露出吴昌硕的些许影子,而在用笔的老辣方面又远逊缶翁。吴昌硕说他仅得皮毛,并非失实。
笔者以为,吴昌硕这一骂,恰巧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
应该说,齐白石对吴昌硕服膺至深。他曾试图拜其门下,并作诗表忠心:“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虽说二人后来未有名分,但吴昌硕为其写润格,题书签,足见对后学的提携。齐白石并没有因为挨了骂,就生记恨之心。若如此,他也就不会在1924年请吴昌硕以篆书题写书签,也不会在1932年7月出版的《齐白石画册》时,再用这几个字。
近日,读了一篇关于齐、吴恩怨考的文章,文章认为,齐白石所刻“老夫也在皮毛类”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所作《芭蕉书屋图》上题的:“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是对吴昌硕讥讽的回应。我以为不然,这更像是白石老人自省意识的极大膨胀。正以为有这样的意识,他才会转引石涛诗句:“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向先贤看齐,是大家必备的品质。齐白石能够成功,他具有这样的胸怀和抱负。
齐白石深知骂的哲学。
若非吴昌硕那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警示,齐白石会告诫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吗?
再看《人骂我,我也骂人》,虽然在骂,却慈眉善目,那是长辈的教诲,包含了无尽的爱。经过十年的衰年变法,齐白石深深体会到当年的“皮毛”之讥,是何等及时和重要。
人骂我,我也骂人!
2013年10月10日
郭名高 陕西省户县惠安中学(710302)
电话: 1357297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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