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仁苏罗：论何新与李敖

以下言论摘录台湾出版《中国人弱者意识与日本人强者意识》一书：

【中国与日本中上阶层思想比较案例】

许多事理原本很简单，因为许多人的误解而复杂化了，许多事理原本很复杂，也因为许多人的误解而简单化了，再加上数千年来一代代的人不断地把简单变复杂、把复杂变简单，导致后来的人越来越搞不清楚什么是简单、什么是复杂。思想或者说民族性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等其它许多领域）。

虽然前面列举了许多的劣根性，但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复杂，绝大多数的劣根性几乎都可以归结到几个关键的原点。

当然本书多次强调凡事都是相对的，优点和缺点也是如此，一些人认为的优点可能在另一些人看来不是优点或者说很普通甚至或许是缺点，另外一些人认为的缺点可能在另一些人看来不是缺点或者说很普通甚至或许是优点，就像佛法中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一样，都是佛根据不同人思想层次而相对说的，在有些人看来自相矛盾但其实并不矛盾，只是需要相对地去理解，因此下面列举的典型优点和典型缺点都是相对标准，不是绝对标准。

现就中上阶层、中中阶层、中下阶层和下层作一个典型优点和缺点的归纳比较，当然所谓的优点缺点也是相对而言的，并非绝对的标准。

【中国中间阶层和下层典型缺点和优点分析】

中上阶层典型代表是极少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如自然科学领域的邓稼先、钱学森、袁隆平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梁启超、何新等。

为了读者能够有比较直观的感受，这里只列举近现代的学者，不包括古代。

典型优点：具备非常高的思想层次和素质能力，保持努力、平和的心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水平能力，在自身的专业领域达到最高水平。

具有强烈但理性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不被欧美列强等国家的所谓的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所迷惑，不管研究学问还是为人处世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能够清醒地看待金钱等物质利益和个人名誉等精神利益，不会为了个人物质利益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愿意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比如战争时候愿意捐出个人财产）和精神利益（比如承受默默无名的低调，而不会沽名钓誉希望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崇拜），也具有非常高的自知之明（比如不自大自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思想层次和专业能力，也就是实力，到底达到什么层次）和知人之智（比如清醒地认识到其它人其它学者的思想层次、专业能力，也就是实力，到底达到什么层次）。

典型缺点：相对于上层和上层之上的阶层，局限于国家、民族的局限而无法超脱，比如古代许多朝代的中上阶层为了国家民族牺牲包括生命名誉等一切代价，当国家面临巨大灾难或者亡国的时候，觉得天崩地裂、痛心疾首，但即便其所属朝代国家灭亡，历史还是照样前进，后世许多朝代、国家、民族还是照样兴亡。

【中国中上阶层与中中阶层思想的典型代表何新与李敖】

在许多人眼中，学术界的何新和文学界的李敖可能是其所处领域最具争议的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两者也可以算是中国中上、中中阶层的典型代表。下面详细分析一下。和前面一样，在此不加称谓不是轻视，只是想尽可能地保持中庸的立场。

【论何新】

何新80年代前期活跃在历史哲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等人文科学，中期以后逐渐偏向经济、政论领域。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曝光率和知名度极高。

因为思想进一步成熟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90年代中期以来何新选择了隐居似的生活，很少出现在普通大众媒体中，按照时间简单地推算，94年距2014年已经有20年，加上一般接触学术讨论的一般是25岁左右的研究生，所以现在大多数40岁以下的人对其了解很少。

至于学术界，因为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人都「一切向钱看」了，对于学术论争的兴趣也小了很多，而且因为94年以后何新很少大张旗鼓地发表学术观点，因此彼此的争论（或者说「口水仗」）也少了许多（其对于许多学者对其学术成果的剽窃也几乎没什么追究），因此不像现在主流经济学家那样因为受到巨大争议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影响力，但相比过去还是小了很多。随着2010年在各种出版的书籍以及网络博客上揭露共济会这一控制西方的隐秘团体，何新的关注度又大大增强，但由于其不愿接受高层政府身份，因此在公共主流媒体的曝光率并不高。因为初生牛犊不畏虎思想（从其自传中分析，比较早的自信可以说是来自于青少年时期练习摔角，战胜了一个比较厉害的不良少年），80年代何新勇敢地挑战了许多领域的学术权威，这里先不去具体评论其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与主流思想多次的论斗引起了「公愤」，被许多人仇视痛恨。

当然与学术界的口诛笔伐相比，何新还是获得了政界最高层的赏识，而且许多思想和观点被实际采用。因此有人把何新称为中国思想界从80年代较为幼稚时期过渡到90年代相对较为成熟时期的代表，也有些人将其称为中国「新国家主义」教父，甚至还有些人将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不管是褒还是贬，其巨大的成就和影响是无法否认的。以下简要介绍一下。因为认为读大学会失去当时难得的历史机遇，而且大学的那些知识对自己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帮助（确实当时其某些方面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的水平），因此何新未毕业便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这样的出身和那些正统师承的学术大师明显不同，虽然后来也曾师从著名的历史学者黎澍，但不久便因为其不遵守学术界的「潜规则」而脱离师门，其实和何新类似的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多得是，如钱钟书等，按照现在的教育规则连大学都上不了，何新至少还考上大学，比他们好地多。但由于其当时年轻缺乏资历，又到处挑起论争，因此受到了明显的歧视，这和企业、政府等其它领域歧视新人的本质一样。

有些学者受等级意识的影响，认为自己有着博士文凭、教授头衔，潜意识中就把自己置于高于何新的等级，对他的思想观点有一种先天的抵触心理，因此虽然其某些学术成就也足以和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大师比肩，却很少被学术界公认（有学术争议的不说，许多甚至已经承认引用其多方面的学术观点，但仍然受情绪影响而无法平和中庸对待他的成就，更不用说奉何新为大师了）。

学者一定理性吗？未必，许多时候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幼稚、偏激、盲目，学术界许多地方也和商业领域一样，存在很多的「潜规则」，当然不光中国，西方和日本等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本质都是人性中的一些弱点而已，从社会人文科学界范围来说可能没有人比何新体会地更深，当然和日本的井上哲次郎一样，这与其说是何新的不幸，不如说是中国的不幸。

因为社会科学相对自然科学缺乏明确的评判依据，只要能自圆其说的观点理论一般都能存在。而何新的许多观点虽然不能说绝对正确，但不可否认是发人深省。当然其早期的观点也存在明显的不成熟，其在02年出版的《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中也自知地承认，过去许多轰动一时的学术思想观点也不免幼稚。虽然说过「盛世」这类的话，但从其一贯的谨慎观点，可以发现是一时失言，或者另有背后的原因。

由于认为经济这一学科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影响太大了，经济学科的理论争论远远超过其它社会学科的学术争论，一旦宏观经济政策错误将导致国亡族灭，而何新自己的格言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因此从8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介入到了经济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入手，渐渐遍及整个西方经济学，其涉及的范围比现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要全面广泛深入很多。何新的经济学研究对国家政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典型的是在人民日报上对于当时经济学界「短缺」这一主流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生产过剩理论，并建议实行积极出口这一战略政策，从随后国家设立的出口退税政策可以看出受到其一定的影响。

当然当时其经济学思想还远未成熟，他的「过剩理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确实有不少方面是出现过剩，但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缺陷以及薄弱的企业管理的落后（本质还是其中当事人的思想幼稚、能力不足），而许多方面也确实存在明显的物资短缺现象。

至于大力提倡出口的思想在现在看来也很普通，但如果回顾当时那个时代，其这些思想观点要远比许多专业经济学家正确。当然经济政策没有绝对完全的正确或者错误，出口鼓励政策虽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找到了生路，但也导致了后来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疲软，整体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固。

当然随着学习的深入，何新的经济学思想也逐渐成熟，他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一书就是典型代表，就此书及何新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写的其它经济文章，对于西方经济学历史的了解比西方著名经济史家熊彼特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过分谦虚地自称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其在经济学上的成就远比许多著名的正统学院派经济学家要高很多，更不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能比（这样的评价可能导致那些反感何新的人痛恨，本人也会被冠以各种恶名，赤心自照）。

更值得指出的是其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本质，点出了美英等金融战争与国际金融资本家的险恶，最近大热的《货币战争》更是详细的叙述了欧洲包括美国的一些幕后金融资本家，当然说早一点，马克思把西方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国家时，就早已指出其本质。平和中庸地说，80年代的经济学界（也包括其它社会、自然学科的许多领域）确实比较幼稚，脱离马克思经济学反而把一些幼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捧为圣经，而何新的可贵之处是在当时能够不被那些幼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迷惑，这些思想也帮助中国度过了那段幼稚期。

虽然何新在经济方面提出了比主流经济学家多得多的真知灼见，并且大大影响中国的发展，但由于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行业（也包括自然、社会科学和政府等领域）缺乏足够思想素质的中中阶层，中国经济大多数行业还是无法战略转型、真正崛起，赶上或超越西方、日本，这也如本书多次强调，一定数量的高思想素质的中中阶层才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主导。

虽然何新早年经历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的不幸，但其能够抛开自己曾经苦难的经历，树立真正为国为民的信念，比许多为了一己私利而误国害民、损公肥私的主流经济学家、文人等具有「弱者意识」思想的中中阶层要好太多了。

90年代后期以来，何新的思想也逐渐成熟，达到了中上层次，无论从文章还是其它的言行中都表现出思想的提升。当然其只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中上阶层典型代表，另外自然科学等其它领域也有少数的中上阶层，在此不再详细介绍。

何新早年在自传《孤独与挑战》中认为自己是「木秀于林，风必吹之」，不免有点幼稚和委屈。平和中庸地说，主要是因为其思想超越了自己相同相近年龄层的思想水平，而中国的中中阶层「弱者意识」思想的典型弱点之一，就是很难承认，也不愿承认同龄（代）人远超自己的成就，许多人只愿意服从年龄比自己大许多的人，即便其思想才能比较有限，当然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什么自己内心真正尊敬的人，自以为天下第一。

何新自己表示晚年将归于佛学，这也应了那句「英雄到老皆归佛」的箴言。具体地说，首先要是英雄，不管是身处思想学术、政治还是经济等其它领域，但必须具备相当的思想智慧，但绝大多数人年轻时总有点心高气傲或者说过分的自信，只有在经历了一定的沧桑，积累了一定的阅历，思想逐渐成熟后，才会体会到佛学的许多思想理论的高深，才愿意真心皈依于佛。

不过从何新对谭嗣同佛学思想的研究，以及在思考系列的《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中回答关于佛教思想的提问，特别是对「俱胝一指禅」的理解，显示了其对佛学思想还远不如对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那样精深，相信他下精力投身佛学之后，凭其智慧，现在应该有了另一番境界，不知是否已经对那些曾经令自己声名鹊起的学术思想观点有了新的理解？

李敖

相对于前者，因为文学的大众性强于学术，还因为其一些过激的言行，再加上大量媒体的炒作，知道李敖身平的人比知道何新的人要多得多，在此就不再详细介绍其身平。

和柏杨等一样，因为身在台湾的特殊背景，李敖比较明显地受到大陆国人的关注，但其桀骜偏激的性格（李敖还以此为傲）加上文人们原本相轻、自以为是的性格，导致后来大多数大陆文人对其产生厌恶的感觉，还一致声讨，就这一点来说，因为何新思想理论文章的层次比较高，有能力声讨的人比较少，因此「骂声」也比后者少一些。

平和中庸地说，李敖是中中阶层文人的典型，李敖的言行和小说等集中体现了自大轻狂、幼稚偏激等文人典型的「弱者意识」思想，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了解，具体事例就不再列举。虽然其自称是千古奇才、天下第一，但其思想水平比于以何新为代表的中上阶层还明显差了一个档次。

当然在国家民族主义方面典型如对美国的态度，比许多崇洋媚外的中下阶层文人要好很多。另外，不可否认其知识也比大多数中中、中下阶层的作家要丰富许多。

【近代和现代日本中中阶层典型代表——福泽谕吉和石原慎太郎】

纵观近代和现代的日本，福泽谕吉和石原慎太郎可以说是日本两个时代中中阶层的典型代表。

虽然两人表面上非日本人典型代表的武士，而更偏向中国人典型代表的文人，但从关键的思想上来看，两人的思想属于典型的「强者意识」思想，因此在此详细评价一番。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作为现在日本最大单张货币一万日元的人物头像，其在大多数日本人（准确地说是近代以来的日本人）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可以说几乎到了和古代的日本圣人「圣德太子」等同的地位。福泽谕吉生于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

受父亲影响，福泽谕吉早年长期学习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国历史，青年时代在长崎学习荷兰文。曾在大阪师从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并成为优秀的兰学学生。福泽谕吉在26—34岁的时候，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轰动一时，对当时的日本人影响很大。

虽然福泽谕吉自认为比当时许多传统日本学者开明，但在被欧美国家强大的军事、工商业等实力迷惑，同时由于对西方人思想文化、国家本质缺乏本质了解的情形下，产生了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

明显证据如其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平和中庸地说，和大多数中中阶层一样，福泽的思想明显受等级意识（本质是「强者意识」）的局限，因为其认为日本、日本人的语言、风俗等和当时已经因为战败而沦为劣等国家的中国、劣等种族的中国人相似，会被强大的西方列强（西方人）等同为劣等国家、种族（直白一点说就是弱者）而轻视、蔑视，因此其本质的「强者意识」思想导致其仇视中国、中国人乃至亚洲、亚洲人，不想被认同为低劣的弱者，而希望被认同为和西方列强一样的强者。他又在《脱亚论》中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同时他还大肆贬斥以中国为主的亚洲落后国家，认为日本和这些国家同称亚洲国家，日本人和这些人同为黄色人种，导致西方人轻视日本、日本人，严重损伤了日本人的名誉（当然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他自己），而日本所取得的成就足和欧洲列强并列文明强国，因此为了维护提升日本的名誉要脱离亚洲。（80年代末也有类似的「脱亚论」，主要思想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前者是主要从日本人依靠军事成就为主，而后者主要依靠经济成就为主。）虽然福泽模仿西方的人权平等思想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天生万人皆平等，贵贱上下无区别。」等观点，表面上所表达的思想比较高尚，但他前面的例子表明他内心的真实思想还是和中间阶层特别是中中一样存在明显的等级意识，对中国人等其它亚洲人存在明显的歧视。

当然与其说他天生轻视中国人、亚洲人，不如说这是其「强者意识」思想中轻视弱者思想的表现。福泽对于日本国内那些落后（准确地说是福泽自己认为的落后）的国民也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如其认为：「愚民之上有暴政」、「暴政不只是暴君和贪官施暴的产物，它也是无知的人民自己养育出的暴政……假如人民想要摆脱暴政，他们就应立即致力于学术并提高自己的知识和道德修养。」这表明福泽对那些不愿学习提高自身，不愿主动文明开化，也就是甘愿沦为弱者的民众（大多数属于中下、下层）的反感。这代表了当时日本中中阶层的思想，对于那些不肯努力的民众非但不会有怜悯关怀反而是痛恨厌恶。而现在大多数的中中阶层也一样，比如对流浪汉（日语是「浮浪人」或者直接用「homeless」表示）的态度也和福泽对当时的「愚民」的态度一样，认为这些人自身不愿努力工作而甘愿过这样的生活，对他们非但没有同情反而是厌恶。

日本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也一样是这些中中阶层中的一部分，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仅仅保障这些人基本的食物需求，不像西欧国家那样有非常高的社会保障，有些地方工作者的工资在扣除高额税金后甚至不如那些不工作领救济金的人，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许多西欧人好逸恶劳的思想，同样也影响到西欧国家的竞争力，导致其在许多方面不如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

福泽谕吉还发表了「在西方国家中，知识在人民群众中传播，而在我们日本，知识的增长牢牢的控制在官方范围之内」、「在日本只有官方政治，而没有人民国家」、「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日本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的只是日本帝王统治者的历史。」等许多批评政府的观点，虽然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学术自主精神，但这导致其一度受到当时官方的压制，另外其激进的思想观点也受到了当时日本社会许多学者的批判，这在其自传《福翁自传》有详细的描述。福泽的主要成就是让许多中中、中下阶层的日本人在思想上摆脱以往认为儒学为主的汉学是最高尚（也就是最强）学问的观念，倡导大力学习西方思想哲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如他写到：「受教育就是学习生僻的词，钻研艰难晦涩的古代文献，欣赏和创作诗词，以及诸如此类毫无用处的才艺」、「这种没用的的知识应该留到以后去学，现在应该致力于那种与实际生活有关的教育，即学习地理、历史、经济、伦理，而首先是自然哲学」、「推翻汉学的保守主义和刚愎自用」等观点，这对当时日本人学习西方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过虽然其和近代其它许多宣传西方思想的学者一同大力提倡西学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地扭转了中中、中下阶层日本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之后大部分日本人对西方、西方人的极端崇拜以及对于中国、中国人等亚洲人的极端蔑视。就福泽谕吉的作用，平和中庸地说，与其说福泽开启了日本民族的启蒙精神，不如说其激发催化了日本民族特别是「中间阶层」本性中一直没有磨灭的「强者意识」。福泽所阐述的思想观点，远不如中国战国时的荀子，而且许多方面就相比几乎同时代的梁启超等中国学者也未必占优（在文词修饰上更是明显不如）。

但在主导日本民族的「强者意识」思想的中中阶层的奋斗下，日本成功地崛起，而主导中国的「弱者意识」思想的中中阶层则由于思想低下，无法避免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即便荀子、梁启超等古代和近代中国学者的思想并不比福泽谕吉差，假如福泽处在当时的中国，肯定也无法产生在日本那样的巨大影响，甚至他的学问反而会被许多文人轻视嘲笑。

几乎处于相同时代，学习德国当时流行的哈特曼形而上学和黑格尔哲学，被认为是国体保卫论者、国家至上主义代表的井上哲次郎，深刻地发觉了福泽流的「独立自尊」如不由「服从」的观念加以补充，则有在下层阶级引起「破坏性运动」的危险。

相对于偏重英美典型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思想的福泽，井上强调德国的理想主义、精神主义，因为井上的出身背景和对政府的维护而受政府的支持，井上大大促进了日本民众「天皇崇拜」和「大和魂」思想的形成，同时井上还在西方哲学、日本国学、中国儒学（朱子学派、阳明学派等）以及教育等领域有巨大的成就，思想深度和学术成就远远超过福泽。当然井上的国家至上主义等思想也受到大西祝等其它日本学者的批判，就像其它许多领域思想观点的论争一样，而并不像某些幼稚的西方包括中国学者认为日本人好像性都一样，认为其思想信念都一样。其实即便像绝大多数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在军国主义盛行时期也发生过争论，如《疯狂的岛国》就简要介绍了日本政府内部的争论。

这其中也反映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幼稚，像《疯狂的岛国》就叙述日本人存在不同的思想信念，但却仍要发表所有日本人都思想一致、万众一心的观点。其实一个人自己的思想许多时候都有矛盾反复，更何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人。

相比较而言，由于井上有幸学习西方思想哲学高峰的德国思想哲学，其思想层次要比福泽等中中阶层高出一层，可以说是日本少数中上阶层的典型代表。当然和其它许多事物一样，大多数的中中、中下、下层日本人由于思想的局限，反而更容易理解认同福泽的思想，因此即便到了现在，日本社会中崇拜敬佩福泽谕吉的人比崇拜井上哲次郎要多得多，这与其说是井上的不幸，不如说是日本民族的不幸。

石原慎太郎

由于从1999年以来长期担当东京这个近代以来日本最重要城市的知事，小说家出身的石原慎太郎在日本的影响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日本首相，深入分析其思想层次，本质和近代福泽谕吉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客观地说，比起日本许多的暗箱操作的选举，石原确实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许多东京人中有相当高的支持率（当然小泉纯一郎也差不多，虽然其强硬的立场使得许多中国人等亚洲人对其没有什么好感，但即便现在辞去了首相职务，在国民中的支持率仍然很高），因此其在日本政界也特别强势。至于其当选的原因，关键是因为石原的思想和东京这一日本最典型代表城市（近代以来的京都只能代表表面的日本）里大多数中中阶层的「强者意识」思想一致，因此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在中国，石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典型的「右翼」（当然这个名词太绝对极端，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历史政治部分将详细论述），但在日本，真正树立石原的强硬形象，还是要算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二战以来日本的政府高层几乎都摆脱不了敬畏、屈服美国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凭借着经济上的优势中，曾根内阁曾强硬许多，但本质还是没有改变，只不过屈服程度比之前减轻了一点而已。而石原则不同，他的许多言行直接激烈地批评美国，典型的就是和著名的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合写了《日本可以说「不」》，之后不久又两次对美国说「不」，继续强硬地写了《日本还是可以说「不」——美日关系的根本问题》（それでも「NO」と言える日本-日米间の根本问题）（与渡部升一、小川和久合着）、《日本可以坚决说「不」》（断固「NO」と言える日本）（与江藤淳合着），对美国的许多行为进行严厉指责，这些文章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出版就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书，发行达上百万册，特别是其中「日本第一」的观点迎合了中中、中下阶层的「强者意识」思想。当然由于当时日本在军事等方面还处于较弱的地位，而美国在这些方面处于绝对强者地位，因此石原才在书中没有完全对美国翻脸。后来石原还发表对美国主导的金融势力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指责，认为美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及为了挽回不断衰退的经济，不顾亚洲国家而进行金融侵略，并借机再度「敲打」日本，导致日本多年来在亚洲的经营一败涂地，日本经济遭受了比股市、房市泡沫破裂还要大的损失。

（其它各种指责还有许多，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介绍）仔细分析石原的成长历程，其「抗美」思想可以说在幼年时便已出现，他在书中叙述自己还是小孩子时就不给美国兵让路（在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人比政府官员还要有权势，一般日本人见了都要让路，没多少人敢这样做），虽然挨了美国兵的打，但其觉得很开心，认为精神上战胜了美国兵。如果以中上层思想来看，石原的行为有点像自欺欺人的孔乙己，非但不值得敬佩反而觉得其无知幼稚，但在日本许多中中、中下、下层看来，就觉得其那么小就有许多成年日本人也没有的勇气，十分了不起。这也明显反映了日本中中、中下、下层思想的局限。

其实福泽和石原之所以受到许多（不是所有）日本人尊敬，虽然本质是因为他们的「强者意识」思想受到大多数中中、中下、下层的认同，但另外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日本两次崛起的时代背景，具体地说，前者是基于日本近代军事崛起的背景，后者是基于日本二战后经济崛起的背景。

而日本两次崛起的关键主力分别是「军人武士」和「社员武士」。就两者的作用而言，虽然他们对于各自时代的中中、中下阶层有一定的鼓励作用，但并非关键。

就福泽而言，如前所说，其鼓励西学的思想也十分一般，并没有多少高明之处。文采上更是远落后于荀子的《劝学篇》和几乎同时期的中国维新人士的著作，真正促进日本中间阶层疯狂学习西方的是历代传承、原本就根植于心中、未曾泯没的「强者意识」思想，福泽只不过进行了一定的催化引导而已。

就石原而言，其早期的小说无法帮助那些企业员工掌握各种世界先进技术，不能为日本赚取什么外汇。而之后从政，也无力避免日本在军事以及石油等战略资源被美国压制，更无力避免日本被美英等西方金融势力打击，使日本遭受到泡沫经济破灭，特别是金融危机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

即便成为东京都知事后，对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金融掠夺最多只能斥责一下，图个口快、博个喝彩而已，日本现在包括将来相当时期仍然会受到不断的金融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