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演变考

作者：黄世殊（广东学者）

 何新著作《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本文提要】

80年代流行的口号是”振兴中华“。”振兴“与”复兴“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大有不同。”振兴“是在落后的基点上，致力于强大。而“复兴”的基点则是曾经辉煌，今日落后，但致力于再造辉煌。

追根溯源，何新在1980年代末期明确提出“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30年来，何新以一人之思维力对抗披靡一代的主流思潮——对抗全盘西化论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去中国化。如今，这个目标终于已经作为主流核心价值而成为“中国梦”的主题。

【正文】

何新先生是一位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探索中国富强和民族复兴之路、致力于全面革新中国现代思想及学术的思想家。

同时，他也是当代思想界最早提出“东方复兴”（1970——1988年）、“中华复兴”（1990年）这一重要政治理念和公开举起这一旗帜的学者。这一理念，如同何新关于人权问题所创论的“发展权”、“生存权”、“温饱权”等概念一样，在九十年代以后，取代了80年代的“振兴中华”口号而逐步出现于国家宣传机构和当今官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中。

何新很早就公开申明了自己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在《东方的复兴》一书之扉页，何新说：“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要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求利益。”而他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利斯朵夫（纪思道）采访谈话录的题目则是《我与我的祖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在他学术中居于第一位。他晚近回忆说：“我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反思文革政治理念的谬误，思考如何寻找新道路以复兴国家民族的理论问题。其后于1990年出版《东方的复兴》两部，1996年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两卷。”①这与文革前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一位跨界型的学术多面手，早在八十年代，何新就已是当代文科大学生中读者最多的学者之一。近年有主流媒体将何新列为“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评论文章认为“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羊城晚报》2010年06月14日“当代中国的四大思想领袖”）。 何新已出版各类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在当代，他恐怕也是进隐于学术与政治两个不同领域而获得杰出成就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所以，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学术成果还是影响力，何新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何新学术中，关于“东方复兴”和“中华复兴”之表述，就其涵义看，是两个密切关联而基本可以相互等同、沟通的概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东方复兴”、“中华复兴”的论述和思考，就已出现在何新一系列著作和文论中。就笔者所见，这方面最早的较为明确之表述，是发表于《书林》1987年第6期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关于海外“新儒学”及其对“西化论”的批判》一文。在此文末尾，何新指出：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纵深发展，中国古老文化的伟大复兴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也许由此将形成下一世纪世界历史中一个伟大的奇观——东方现代化文明群的奇峰突起。”

而在此前发表的一篇文学评论中，何新严厉批判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由“现代派”、“先锋艺术”小说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颓废、嬉皮、厌世的历史虚无主义，指出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那种毫无道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消极个人主义梦呓，而是富国富民、复兴民族的积极奋斗精神。他说：

”今天的中国青年没有玩世不恭的权利。试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要生存，要发展，要繁荣！要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找到中华民族应当占有的一个位置。然而现实呢？既有令人向往的光明之炬、“民族的脊梁”，以及标志着伟大历史业绩的胜利丰碑，又并行着无人否认的落后，众所周知的贫困，令人痛苦的愚昧！从洪秀全、康有为那一代人算起，我们的先人，为了扭转民族的衰落、传统文化的困境，为了复兴这个民族，曾前仆后继，一代接一代。正如一首明人散曲所说的——“那不是江水，是五百年流不断的英雄血！”②

同期，在另外一篇著名文艺评论中，何新更以严峻笔调指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魏晋时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所流行的那种否定礼法、超然象外、崇尚清谈、飘逸洒脱的文化精神，从后世无利害关系者的角度看来，何尝不显示出一种优雅高逸的风度？但是从当日的世局与政局的观点看，不正是这种风气消蚀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道义感，鼓励和倡导了风靡一时的骄奢淫逸风气，从而最终酿成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的数百年亡国局面吗？从这个角度看，当今天我们民族正面临着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之时，清醒而透彻地认识和理解现代西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真正理解西方现代先锋艺术的文化主题，不要盲目地追随“摩登”——亦即现代主义，以审慎地决定我们的选择，我想恐怕并非是全没有必要的吧！”③

所谓“复兴”，本是一个具有褒义的美词。但建国以来，由于政治极左思潮的发展和泛滥，本可用于描述国家和民族状态的“复兴”一词，却令人奇怪的长期销声匿迹于官方舆论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与西方资产阶级“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广为人知的历史有关。由于生怕使用“复兴”这个词，而被牵涉、挂钩到“资产阶级思想”，使得官方宣传机构和知识分子对这一原本出自中国语文的褒义词，反而隐讳和忌惮起来。即使时至八十年代后期，在人文社科类读物中，人们也难得一见编撰者们使用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词汇”。由此可想象，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极左教条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下，其思想僵化、陈腐守旧、畏首畏尾之程度。然而，八十年代末，何新在激烈批判“食洋未化”的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论文中，却毫不避讳地以“中国的文艺复兴：教育、科学与文化革命”为题。在《东方的复兴》的初稿中，他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倡导应当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寻求第21世纪的中国魂”④。

1989年3月24日，何新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长文。文章。1989年首都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会的八位学者，分别为张黎群、严家其、吴国光、钟沛璋、苏晓康、佘世光、王润生、何新。

在此次纪念会上，处于孤立地位的何新与上述其他人鼓吹重振“54”运动的“德与赛”的主流论调形成尖锐对立。何新破天荒地公然主张，要反省“54”运动的负面意义——激进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由于双方在思想政见上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一对多的对峙局面，何新遂有《“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当代文化备忘录》等文章的发表，系统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思想。

在《“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这篇文章中，何新呼吁“重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他指出：

“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50年内获得自己的文化复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国魂”。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于中华民族和本体文化——确信它可以从自身的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

另一方面,所谓复兴当然并非意味着复古。正如近代文艺复兴所启示于我们的那样,复兴本身就应当意味着革新。但是，我们倡导革新,却决不能再倡导任何具有激进、非理性特征的“文化革命”。文化更新首先意味着建设、创造,在文化基础积累上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反对借“骂4000年历史来批现代40年”的怯懦语言游戏。我们应当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我们也不同意“不破不立”。在文化上，立的价值高于破。与其只说一种文化怎样不好,莫如探索怎样才能使之转变为好。今天，中国人有必要回溯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需要立足于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寻求向现代化作创造性转化的契机和条件。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是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复兴为旗帜的,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今天，我们同时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我们必须重新估计我们文明价值, 塑造我们民族新的灵魂。

这种塑造，同时也应当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要在这种阐释中重建现代中国人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严感和自信心。”⑤

中华民族的复兴

何新从立志投身学术事业起，就开始勤奋自学各种文化知识，为日后撰写著作作多方面的准备。在文革时期的九年知青生活中，对何新学术研究具有最重大影响的事情，也许莫过于《东方的复兴》一书的酝酿与构思了。何新学术体系的形成，可谓奠基于此。

1974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总理继1964年于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十年之后，再度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命题。关于这件事对自己治学造成的影响，何新在1990年撰写的《东方的复兴》导论中回忆说：“这不仅意味着时代精神的一种深刻转变——也预示了文革作为一个时代的即将终结。同时深刻提示了在文革后的新时代中，中国社会所将面临的一项重大的长期性主题。当时我虽然僻处穷边，但这一主题却深深地激励和振奋了我，引我思索。使我如同拨云驱雾一般从当时尚硝烟弥漫的文革风云中，豁然意识到一个崭新历史时代即将到来。”（《东方的复兴》第1卷，“导论?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第2页）

东方的复兴，这个口号针对的是西方的没落。1970年代的何新已经阅读过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何新认为，尽管《西方的没落》“风格怪诞、神秘、夸张，充满了关于人类历史非常富于主观性和玄学性的唯心主义幻想，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才思横溢的著作。重要的是，斯宾格勒所表达的若干基本意念，为20世纪后来的事变所证实。特别是他的西方文明将走向没落的预言，在20世纪的晚期，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显现在当代历史中”。

他说：“虽然我当时的哲学背景、理论和知识水准，使我远不具备把握这一重大主题的能力。但是，我还是试图紧紧地抓住它。在其后多年的时间里，我反复不断地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不同的学术角度，反复追踪思考着这一主题，就是：——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机会，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和文明群落，能够获得一种伟大的、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复兴？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将其转化为现实需要哪些精神和物质条件？”（《东方的复兴》第1卷，“导论?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

为此何新在多年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他将这本书的题名确定为《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其间构思和计划不断修改和调整。在这本书中，何新计划写四个专题：

1、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播进程。

2、研究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伴随世界市场形成、竞争和危机而同时兴起的世界霸权斗争。

3、揭示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不断迁移，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现代中国革命。

4、论述新世纪人类经济、政治、文明一体化的大趋势，以及这一进程所面临的政治激烈历史冲突，世界重新导向冲突社会主义前途的逻辑必要性。

在这四个专题下，他集合自己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一系列探索成果，试图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十几年以来，他对自己所不熟悉的知识领域进行了艰辛涉猎和辛勤探索，其中包括经学、朴学、经济学等方面。

而在1988年，《自学》杂志刊出了《东方的复兴》一书的总目录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危机》一文。目录中的多篇文章，均曾发表于国内外刊物。

可以注意到，这一目录几乎涉及了所有关联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何新不仅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与理论指导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而且深入研究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源、进程、外部环境以及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并试图从世界性的宏观历史视野来观照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不仅研究了日本经济史与西方政治学，批判经济学与政治学中的食洋未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且明确提出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民族价值体系，呼唤21世纪的中国魂，迎接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何新著作《东方的复兴》第1卷·理论准备

出版时间：1991年1月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现在看来，按照何新的构思和写作计划，《东方的复兴》这一巨著，并不局限于由黑龙江两家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两卷本。

具体来说，目录中的“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大体相当于《中国文化史新论》、《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为中国声辩》等曾经对当代思想界产生巨大震撼影响力的著作内容。“现代日本经济振兴之路对中国的启示”、“经济学中食洋未化”、“粉碎意识形态障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设计”等，相当于《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内容。而“价值体系的重建”、“中国的文艺复兴”等，则是规模宏伟的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的内容。何新从青年时期开始的的艰辛探索，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汇集构建成了以《东方的复兴》、《泛演化逻辑引论》、《哲学思考》、《奋斗与思考》和国学经典新考丛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

1991年，《东方的复兴》第一卷在出版后，迅速成为90年代初国内非常畅销的社科类著作。肖同君先生曾经在《博览群书》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题目为《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新探索——读何新<<东方的复兴>（第一卷）》。这是笔者所见国内最早对何新此书的评论。

在1990年代初期何新出版的这几部著作，其内容涵盖了当今思想文化界以及网络辩论所覆盖的几乎全部主题，至今仍未过时。

在《东方的复兴》（第1卷）序言中，何新坦诚而深情地说：

“有的读者或许不难指出，本书中那些在动乱前发表的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某些观点，与动乱后发表的观点有所出入或不同。当然，在发生了1989年那样深巨的世界性历史波折之后，如果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观点竟仍然毫无变化，那就未免过于麻木不仁。然而，我也深信持客观公正态度的读者，是不难从我前后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评论中，寻绎到某种连续性线索的。

这种连续性的基础在于，我一生全部学术活动的旨归和最高梦想，就是看到我的祖国——中国——现代化，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看到中国的富强、光荣、进步和统一！而决不乐于看到她沦入分裂、没落、灾难和贫困的境地，无论是如1966年那样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还是象1989年那样以全民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名义。

因此，无论人们（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我对此均毫不介意。也无论是孤立、恫吓、诽谤、死亡的恐吓，甚至死亡本身，都不能阻遏我对这一目标的梦想和追求。

……最后借此机会，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不相识朋友的来信——多数都是那样友善而真诚。……感谢你们。你们使我在隔绝与孤独的处境中获得慰籍。使我在软弱中获得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我无比珍惜这种慰籍和精神力量。但，请原谅我没有给你们回信。这绝不是由于我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不想用我的语言，而是用我的思考、信念、奋斗来回报你们，回报我所深爱的这个祖国、这个民族、这种文化传统和中国人！”⑥

而在本书的导论《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中，何新则指出：

“东方将走向复兴，最早预感到这一重大历史主题的思想家似乎正是列宁。他在生前所写最后一篇读书札记中，思考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时，注意到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由恰处于东、西文明交汇处的俄国，向东方的中国和东南方印度的传播。他指出，在这些人口无比众多、国情无比复杂的东方国度中，这种革命无疑将具有某些更独特的意义。

对于塑造20世纪现代中国的两位历史巨人孙中山和毛泽东来说，复兴中国和东方，不仅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一个被确认无疑的信念。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系统而清晰地规划这一目标。而毛泽东，当他在建国之初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他无疑确信这将是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走向复兴的起点。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所关注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东方作为政治巨人的崛起。然而对于当代世界来说，一种更有力的现实，却是东方地区作为经济巨人的崛起和振兴。……另一方面，四十年来尽管不断面临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重重经济、政治封锁与遏制，尽管充满失误与挫折，尽管困难重重、矛盾重重，甚至今日潜伏深刻危机，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革命仍然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功。就中国综合的总体国力看，在多方面实际也已经达到中等强国的水平。

……对于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有待开拓和不断重新认识的新大陆。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至今依然阻难重重。但是，从古以来的中国历史都正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回顾自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以来，直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无数当代志士们，一个半世纪来，一代接一代的爱国者为了这个民族的的独立、富强、振兴和现代化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不仅会惊讶这一历史所具有的惊人的连续性，而且会惊讶中国人的如此坚韧不拔，我们更会意识到，追求富强和文明复兴，既然已经有了五、六代人为之披肝沥血、前仆后继，既然已经是席卷和涵盖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那么，它就决不会被今后的中国人所真正放弃。不管还会有多少曲折、险阻和疑难，当中国人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时，是决不会后退的。

东方在复兴，中国也必须复兴！而为了实现这种复兴，首先必须追求中华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这一点，也就是本书所欲紧紧抓住的一项最重大的基本主题。”⑦

何新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90年代的中国展望》专题片电视记者采访时说：

“我曾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我注意到，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到今天，世界历史可以说连续地走过了一个相当有规律的发展进程。

……这几百年间，世界历史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心的历史迁移。……如果注意到世界历史在上述200年中先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的这种回旋历程的话，就可以看出20世纪俄国、中国革命的发生，以及日本文明和太平洋经济在当代世界的崛起，是合乎规律的事情。这个事件可以说是继承着前几百年的历史精神，并且必然要达到一个结果。我想这个结果从今天的整个世界经济政治背景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希望我已经把它写在我的一本书里，作为一个总标题，这就是“东方的复兴”。”（何新《历史未来趋势与世界格局》）

1991年何新在《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毛泽东纪念日有感》一文中指出，在邓小平主导的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中国在未来确实有机会实现民族统一和赢得历史性的全面复兴”。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关于当代中国内外形势的一件研究报告》是何新写于1988年8月的世界战略研究论文，曾以《东方的复兴》一书的“选刊”形式，提前发表于《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此文发表前，曾作为政策建议提交了邓小平。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注重国际环境分析与世界战略格局演变历史，深刻论述了地缘战略思想对于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何新最早在该文指出，国家外交必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表层涵义，区分虚幻的意识形态与真实的战略利益，重新设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理性务实的全球性战略。他批评了当代中国外交缺乏全局性的全球战略眼光。

在介绍西方地缘战略学以及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之后，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全球性战略观念实际上还是含混而不系统的。造成这种含混性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由于仍未彻底摆脱以国际政治关系为核心，而不是以现实与长远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为根本的传统决策思想。使中国人看不清自身战略利益的其正所在。第二是由于传统外交路线中一些当代已不适用的政策遗产和观念，仍在继续发生影响。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由于：中国事实上至今尚没有完全确立以自身最大和长远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世界战略思想体系。”而中国当代外交则“缺乏攻势、活力和主动性（与新中国初叶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外交的活力、气魄和局面形成强烈对比），往往具有局部性策略和战术的性质，却缺乏目光宏大、预期久远的设计和运筹。”所有这些论述，至今都仍发人深省！

何新著作《东方的复兴》第2卷·经济分析与战略研究

出版时间：1992年1月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温故而知新”。读者可以注意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何新当年所作出的国家发展演变和世界战略形势的基本判断，却并未过时。相反，当今世界形势似乎正一步步地印证了该文的分析，而幕幕上演。作为参考，读者可参阅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斯皮克曼《和平的地理学》两篇论文。有必要指出的是，麦金德、斯皮克曼以及早期著名的马汉等人，这些西方陆权和海权战略的设计者，其实均是英美共济会系统的地缘战略思想家。

正是在这篇著名报告中，何新首次正式提出了“东方的复兴”理念。在题为“东方的复兴”的结语里，何新以战略性的视野指出：

　　“许多迹象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在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决定性重心将由西方转移到地球的东方。当西方世界正面临由于能源、资源耗竭、经济停滞、文明老化的深刻危机时，正是在东方，还沉睡着巨大而未开发过的处女资源、巨大的人力资源、巨大的资金储备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及虽然尚有待发掘但却 极其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古老文明宝库。中国的未来前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在、事实上也只能在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正如西部的欧美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兴中，得到最后的确认和成功。

　　我们可以预言，在今后10-50年的时间内，以下三组关系的演变（1．中国、苏联、日本；2．大陆、台湾、 香港；3．中国与南朝鲜、新加坡等环东太平洋边缘地带诸新兴发达国家）将决定东方的命运，并从而也将影响世界的命运。在这三组关系中，中国都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地位，主要是由于中国在东方所处的地理中枢位置，中国目前仍属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潜在影响力和文化凝聚力；却并不是由于与中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力量。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附近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上极其强大的日本，并且它的这种力量早已渗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泛东方地区。因此，日本必定是中国在未来一个潜在的最重要对手。在未来的新世纪中，谁将成为泛东方地区经济、政治、 文化的凝聚核心？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无法回答。问题的最终解答，将取决于中国今后十年在内外政策所又一次面临的深刻转变阶段中，能否以既务实而又富于远见的精神，制订正确的内外发展战略，从而克服面临的深刻危机，实现经济的真正起飞。”

回顾起来，上世纪的整个九十年代，可谓是何新先生基于世界战略新思维的新历史主义、新爱国主义的普及宣传时期，何新将其经过长期探索思考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战略研究成果喷薄而出，出版了一系列影响深广的著作，包括《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危机与反思》、《为中国声辩》、《新战略论》等名著。

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这也是国内外最早以“中华复兴”冠名的政论性专著。在这些著作中，何新抗衡主流，深刻批判了弥漫于国内的“空想民主主义”、“空想市场主义”等奴化媚外的西化思潮，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库。他指出中国不应盲目轻信、追随西方政治家的舆论误导，重蹈东欧、苏联的覆辙。中国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是欺骗性、空想性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等所谓普世价值“世界潮流”的横行，而是“伟大的中华正处在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序言）！

2014年9月16日写

【附录】

《何新：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摘自《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何新

（2001年发表）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由粮食不足（这个问题当年曾怎样困扰毛泽东、周恩来呵）到粮食过剩。对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如钢、煤、粮、棉）产出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办到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李光耀最近说，中国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实力对美国正面说"不"的"第二世界大国"。这并不是谄谀之言呵。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搞，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页。）］；那么世界上现在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

张五常说：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是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的。但是，这位先生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界了！

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原载于《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第二章“警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误导我国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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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何新口述：我的非凡人生（1）》，2014年4月6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②《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span>无主题变奏>随想录》,原载《读书》杂志1985年第11期。收入何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2003年曾刊于何新中国论坛网站。

③《“先锋”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转移——现代派、超现代派艺术研究之一》，1985年11月15日写于京西古城寓中，原载《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收入《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何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④《东方的复兴——第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之梦》目录，原载于《自学》1988年第12期。《经济学周报》1988年冬陆续选刊部分章节。

【目录】

1.导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危机

2.中国通货膨胀的当前形势与发展趋势

3.工业革命的两条道路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估

4.两次错过历史机会：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路

5.混沌与循环：40年中中国经济政治的周期性危机

6.十年改革总体思路与运行轨迹的反省

7.成功与困境：重评中国农村改革的得与失

8.经济学中食洋未化：城镇改革指导思想中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

9.资本私有化是妙应灵丹吗：承包制的利弊与所有制改革问题

10.生产力布局研究——兼论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畸形与产业结构配置的失误

11.人口困境与中国传统历史中的大动乱周期

12.如何方能大规模引进外资——摆脱经济困局的重要出路

13.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

14.改革，改什么：1949年以后的道路都错了吗？

15.现代日本经济振兴之路对中国的启示

16.东方新经济文明崛起的世界性意义：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

17.粉碎意识形态障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设计

18.议会联邦制对于中国是否可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景与近期目标

19.中国的文艺复兴：教育、科学与文化革命

20.价值体系的重建：寻求第21世纪的中国魂

⑤《“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新华文摘》1989年第5期转载。1989年1月16日，共青团中央邀集首都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以纪念五四运动70年的活动。与会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丁守和、庞朴、何新、朱荫贵、杨百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沙健孙，中国人民大学彭明等。本文发表后曾受到邓小平的称赞。

⑥《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第1卷）序言（1990年12月24日写。原载《博览群书》1991年第5期。）

⑦《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第一卷?理论准备1989事件前后中国问题评论）（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平装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