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1893年--1969年)，谱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民国时代青年党骨干人物。1913年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1919年7月，与曾琦、恽代英、毛泽东、张国焘、李大钊、张闻天、邓中夏、李璜、何鲁之、余家菊、陈启天、黄日葵、刘仁静、段锡朋、罗家伦、易家钺、易嶷之、熊梦飞、田汉、沈泽民、何公敢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主编；后任该会执行部主任。1920年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1923年，与曾琦、李璜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党，1924年任中国青年党党刊《醒狮周报》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再创《民声周刊》，鼓吹抗战。后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发行《国论月刊》，并当选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47年任行政院农林部长。

1949年赴台。后移居香港，任教于新亚书院。1969年返台，促成青年党团结后返港。旋病逝台湾。终年76岁。

​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忆往事，写下了一册薄薄的《近卅年见闻杂记》，记录了他“五四”以来的亲历亲闻。以下为其回忆录中的一节内容：

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个参政员访问延安，并不代表参政会，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提供的，赫尔利大使认为他们此行有益于改善国共关系。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中共领导人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二三百个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些天外来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触到许多人。在他看来丁玲虽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谈。正是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了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给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

在他眼里，朱德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宗仁，而稳重过之。

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一桌都是湖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看了几个人的家，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

经他们要求，还看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如今，“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他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要周恩来通知他和章伯钧两人，到枣园去吃午饭，并做一次长谈。

毛泽东是他年轻时就熟悉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四五点钟，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谈到《水浒》、《红楼梦》，连他的《万竹楼随笔》都谈到了。就是这一次，毛泽东不无激动地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他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问：“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本来他想见见江青，说她正在生病，不能见客。

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他在总结五天延安之行时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

”回到重庆，他跟朋友说起延安的见闻，尤其强调两点，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当然，以他史家的眼光，他当然同时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为一个“陋”字：“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短短几天，走马观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尤其对同龄人，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

相隔仅仅四年，延安窑洞里的那一席谈话如在眼前，而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延安窑洞的主人登上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舞台。

左舜生禁不住感叹，这机会来得太快了，快得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过。

    西洛特是苏州一所私立学校的外教，在中国呆了八年，他从德国过来，原本是抱着对中国神奇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人的质朴过来的，遗憾的是，最后他还是回国了。   

 他说他真的不愿意离开，他不想接受这种失败，带着挫败感回国是一件影响一生的事情，但他不得不回去，在他看来，他这一辈子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他为中国的未来深深担忧。       

 他说，看到孩子每天5点多到校，晚上6点多离校，家长每天都很疲惫，老师更是疲惫，这种连大人都吃不消的教学模式竟然没谁改变，看到孩子们每天无精打采，每天在应付着，他心里很痛。德国的孩子都是快乐的，每天9:30-下午3:30，没有所谓的家庭作业，可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创造，他们长大后做的不比中国毕业生逊色，很多方面甚至很出色。        

他多次跟校长提议，少上课，多让孩子娱乐，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开发心智。校长很无奈，大家都在比分数，比成绩，一旦名落孙山，学校就要倒闭。那时候老师们不仅失业，学生们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就读，还是继续延续这种披星戴月的学习生活。   

 他说，他把同样的一份英文试卷给学生做，考试时平均80多分，考试结束一周后，平均也只有70分。可见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目标都是很短暂的，他们就像跨栏竞赛者，在咬牙越过眼前的跨栏，最优秀的也只不过是越过最后一道后然后身心疲惫到瘫痪，如果你再让他重新翻越，恐怕连一个都跨不过去。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是受教育者完成学业后，走向工作后，才开始真正的跨栏。        

他看到4岁的孩子背诵拼音，5岁的孩子做加减法时，他心都碎了。在德国，8岁的孩子只会播种、栽花、除草什么的，会简单的拆卸玩具，根本就不知道1+1=2。但是他们18岁后的能力，远比中国28岁的人能力强大。    

他说，他教的中学英语尽管在苏州分数很高，但从毕业后的学生回馈看，几乎没有哪个学生用得着。不仅是英语，其他学科也是如此，缺乏起码的实用价值。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往往都要从零开始学习。   

 除了以上压制教育、无效教育外，西洛特还谈了中国的预防教育。        

他说：   

 中国这个国家最初的教育动机就把所有孩子想象成即将变坏的一个人，从幼儿园就灌输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思想。不停地灌输爱国、爱党教育，就是没有人性关怀的教育。   

 这些政治教育对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书，就连很多政治老师都搞不懂。这些教育的功能仅仅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除此别无用处。真正的人性教育、逻辑教育是空白的。人性是人格的基础，缺乏人性认识的人，肯定缺乏人格。他拿什么爱自己？爱家人？爱社会？更谈不上再爱其他。所以，当下中国糜乱也就不足为奇了。爱，是一种成长感受，不是靠说教获取的，这是基本原理。这种认识西方700多年前就已经认同，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却仿佛停留在原始社会。   

 除了预防外，贯穿中国教育思想的还有仇恨。据我所知，欧洲和美国从没有哪个学校给学生灌输仇恨，他们更不敢灌输，这在大多数国家是犯罪行为。在欧洲和美洲，人们强调的是反对而不是仇恨，仇恨在西方思想里是魔鬼的特征。比如你们与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执，在我们看来，这与仇恨无关，用证据谈判即可解决的事情，非得仇恨。我们与法国领土战争大小不下30次，尽管是战争，但没有仇恨，战争结束后，双方还是公平谈判。就像现在欧洲各国、犹太人，不仇视我们，他们只是反对法西斯暴行。    

整个西方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诚信、敬畏教育。没来中国前，我很难想象一个十多亿的大国，从小接受的是仇恨教育。马克思尽管与我是老乡，但我知道的，我家乡的人，没谁认为他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允许不同声音，马克思的声音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种声音中的一个，而这种声音目前几乎不存在。而在中国人的逻辑词典里，只要能说出来的，就是真理，正因为这种对西方的误会，大多数中国人到现在还以为马克思说的很有市场，其实不然。这就是不同的认识偏差造成的错误理解。在我经验看来，中国人爱的西方人不多，马克思、恩格斯、白求恩，其他的呢？而我们从小爱很多人，父母、家人、社会上所有的人，当然还有上帝。    

中国教育失败的另一个证明还体现在安全教育方面。很多学校实行无缝对接管理，从学生进校门到出校门，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老师看着，下一个老师不到，上一个老师不能离开，就像看管羊圈一样。放学时，离学校不足50米的地方是密密麻麻的家长及形形色色的车辆，孩子到家后又是圈养在房间里做作业、吃饭、睡觉，这个循环过程一般持续15年之久，刚来中国时，小学二三年级以下的孩子有家长接送，现在就连中学生也要接送。孩子终究要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终究要独立生活，到那时怎么办？   

 中国教育是把人最珍贵的年华付之毫无意义、毫无发展价值的学习内容上，而不舍得花费一点点时间去讨论和思考。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这种负成长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极大犯罪，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很内疚，我现在甚至每天起来都在请求神的宽恕。

原作者：迈客

一

中国学生谈起学英语就非常纠结，学得像疯子一样也难以学好，不学还不行，结果令人产生了非常厌恶的情绪。如果是学生，在应试教育捆绑下去学英语，学生会对其它全部的学习多会产生了厌恶情绪。这是很负面的。

​英语重要，因为世界上把持话语权的多是英语国家。

但英语十几万单词直接让中国学英语者崩溃。

英语作为语言的落后性令人咋舌。实际上英语是前世纪非常落后的语种。人类发展到今天语言却依然停止不前让人非常遗憾。

但孩子们还是被逼要学，不然你就会被社会竞争中淘汰。

​不论是中文还是英语，是在家庭中学，社会中学，游玩中学，阅读中学，视听中学，婴幼儿时学，而不是在学校中学，刻意地学，长大了才学。

所以英语学习不应该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去学。从初中到大学十几年学英语，出来后有几个能听懂日常英语的？到社会两年就忘的一干二净了，应试教育出来的人对英语的有用的有几个？百分之九十完全没用，

现实证明英语必修课是在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英语必修课最大的祸害就是让中国学生接受殖民地化的洗脑，失去对学习的乐趣，甚至不惜代价抵抗学习。

英语必修实乃祸国殃民。

尤其是教育产业化危害更大，这个照搬西方的教育政策，使得老师变成了奸商，学生沦为了商品，道德职业必定崩溃，教育质量和家庭负担等危害都是不可估量的。

二

在我们国家，如果你不是外交部的，不是在外企，不在涉外机构（或外贸公司），你基本用不到英语。　　全国学生花这么多时间，学了十多年的英语，走上工作岗位时真没有几个人用得上。大部分学生毕业七、八年后英语基本忘光。　　所以，高考时，如果不是报考外语类专业或涉外类专业、外贸类专业，英语不应该列入总分计评和选拔。　　英语也不应该与一切非涉外的职称或毕业证书挂勾。　　英语的教学，应当是有实际工作需要或者学术需要时才去学。这样学了就可以用而且能在工作中发挥出来。　　而大多数人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十多年英语却用不上。这个时间成本也太大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中国选拔去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英语过了四级才能去参加，那么不知道中国最终能拿回几块奥运会金牌呢？——因为运动员不仅要花时间锻炼，还要花时间去做英语习题去考英语。——这最终会埋没了多少有运动天赋却没有英语天赋的运动员呢？　　这是不是人才浪费？　　还有某些支持英语的人提出比较可笑的逻辑，他们说：“工作中大多数人用不到化学，因此也不需要学化学。”　　这种说法就是无理取闹、而且毫无说服力。　　1，高考无论文理科都要考英语。但很少听说文科生也要高考化学。 　　2，几乎所有大学所有专业都要必修英语。但化学根本就不是这么强制，除了与化学相关的专业外很少有大学必修化学这科的。文科生们你们还别不服，你们有多少人大学时学过化学啊？　　3，几乎全部大学全部专业考研考博必须要考英语。但没听说过全部大学全部专业考研考博必须考化学。谁告诉我一下文科生考研考博要考化学吗？　　4，走入社会评定职称必须有外语，没听说过必须考化学的。　　5，对人才的评定和选拔现在是英语一科就可以一刀切，而没听说用化学成绩来一刀切的。　　事实上，英语在中国已经强势到凌驾于一切学科、一切证书、一切等级评定，一切资格选拔之上了。一门英语不及格就可以否定这个人的一切能力、成绩、前途、机会。这已经达到变态的程度了。全中国人民为了英语这一科走火入魔了。　　英语，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个霸道的学科来放到中国教育的神坛之上顶礼膜拜，而不许有一丝冒犯吗？​

何新论地租与土地私有化

作者：黄世殊​

何新2006年发表的《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是现代经济史中极其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

何新指出，地租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工资、利润、地租是国民经济中三大利得的源泉之一。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构成——即劳工，资本家，地产主（俗称地主）。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地租表现为地产所有者向市场提供一块土地，因其拥有私有权或者使用权，将其转让或者租借他人所取得的经济收益。

何新还指出，普遍而言，对一切所有权以及使用权的有价转让，所获一般收益都是租金。经济学中所谓寻租现象就是基于此发生的。因之包括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化或有价让渡，也可以导致政治行为的经济寻租，即官僚腐败现象。

何新说：亚当斯密在古典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明确指出了地租参与资本的形成。而我在1997年3月发表的一个经济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曾指出现代中国经济中地租范畴的存在。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导致资本性地租及区位级差地租的形成。

何新说：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土地私有化、“三农”、房地产及金融业泡沫问题，都与地租有深刻而密切的关系。

何新说：近年中国城市基本建设和交通设施得到惊人的快速发展，这里有两大因素：

1.中国国内工程造价低廉，基础设施及路桥建设的成本远远低于西方。

2.还有一个是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土地使用费用即地租的低廉问题。

也就是说，土地国有，恰恰是近年中国城市及交通（例如高铁的建设）取得飞速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可以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以及土地国有化变革，成为惠及后代的一项巨大社会资产和财富。

何新说，简明地讲，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费用，地租与土地价格具有直接关系。

地租收益的公式：​年地租/资金年利率=土地基础价格。

这个公式为马克思所发现，可以称作马克思的基础地租公式。

何新指出，​地租与土地的所有权即垄断权直接关联。土地是谁的，谁就拥有地租。

在市场经济下，地租即土地价格具有迎合市场供求情况的流动性。需求愈大，地价愈高，导致土地成本的上升和土地价格的区位差异。土地价格的区位差异，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如李嘉图）所讲的级差地租。

国有制下国家作为投资者使用国有土地时，几乎可以忽略土地使用价格。当国家征用名义是集体所有实际也是国有的土地时，故土地价格相当低廉。

土地私有权的否定，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必要社会条件之一。土地成本的低廉一直是新中国城乡快速发展、工业化快速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何新说：我曾指出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人口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有利于工业化，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中国土地地租的低廉，也正是大量吸引外资积极涌入中国的重大原因之一。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两大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以及地租的低廉。

一旦实施地产私有化和市场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源泉之一也就势必发生困竭。房地产业的畸形投资膨胀正在实现地产的私有化以及昂贵化。

一方面，低廉地租也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开发业高度发展、利润巨大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地租收益已经成为近年地方政府和中央财政以及银行的主要收益来源，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这意味着地租的昂贵化，以及国民经济中生产成本的递增，势必导致纯收益的递减和经济衰退的到来。何新的这一预测已经被近年的经济现象所验证。​

何新指出，在土地市场中，西方用作抵押的地产，是私有地产。而中国则是国有地产。当国家允许地产商将国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时，国家犯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错误：

国家忘记了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银行及其资金也是自己的。而用国有土地抵押给国有银行后，银行的钱却支付给了私人，即名义上的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国有银行中的金融泡沫即呆帐烂帐问题，正是来源于上述的金融骗局。

​九十年代中国的一批巨富诞生于利用土地攫取巨额地租的这种变相私有化过程中。谁能取得土地使用权（圈地）谁就能发大财。这是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

何新又指出，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费，实际是农民使用（承包）国有土地的地租。农民必须缴纳这些费用的根据，是他们占有和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

在改革前的农村公社制度下，农民向国家缴纳实物地租即公粮。由于生产力低下，实物征纳地租的比率过高，导致了公社制度下农业效益的低下。而农村改革实行了农地承包制。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租赁制度（租赁土地使用权）。农民在承包制下承担的地租形式仍然是农产品形态的实物地租。但承包额（即地租额）已降低到土地农产品收益的5%—15%左右。

因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80年代初中期引人注目的农村振兴。但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对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将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种货币地租乃与土地收益分离，而转变为向农民按人头征收的各项货币税费。但是由于农产品呈现市场过剩，农民销售农产品的货币收入有下降的趋势。货币地租上升，农产品过剩、农民收入下降，此即“三农”问题之实质和根源。

公有制与私有制作为经济组织形式决定了资源由谁占有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向。在改革前，由于资源由国家垄断占有，在农产品中国家及集体征拿得太多。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是人民勒紧裤带支持了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收益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

土地私有制可以改善农民处境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一个预设骗局。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的人人平均占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竞争的原则是所谓“物竞天择”原则即优胜劣败。所以不加抑制的自由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由极少数人垄断社会最多资源和资本。

何新指出，李嘉图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市场经济分配定律：利润与资本额成正比例，既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效益成正比例。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家对资本的限制和社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这种社会分配调节政策，才造成了所谓“纺锤形”的“中产阶级社会”。

孙中山三民主义“节制资本”，也是为了抑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化机制。资本家不仅垄断了社会的庞大资源，而且必然垄断了社会生产的绝大多数产品。新自由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不公正分配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多数人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导致的贫困化被论证为合理竞争的必然与合理。由私有制可导致人人富有这一前提出发，引申出存强灭弱是合理天择的卑鄙结论。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强势阶级作反淘汰和生存斗争的意识形态。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最终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一方面鼓励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由国家抑强扶弱的社会改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和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仅在美国猖獗。在欧洲多数国家，则至今仍未形成明显的政策影响。

“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实际是行不通的。农民将其农产品拿到市场去销售时，他所面对的不是静态的“自给自足”。在两极分化机制中，弱势的农户将被从市场中分离出来，其土地将被自由兼并。中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年的土地关系史曾反复验证这一点。

何新回顾历史指出，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私有化）后，中国农村中再度发生了这种分化与兼并。正是针对和为了抑制这种分化和兼并，使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路线。

国家对农民的实物租赋征纳愈来愈高，最终导致公社化道路的失败。但是农业合作化对新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具有充分合理性和积极历史意义。解决三农问题，绝不能依靠必然会导致农村尖锐两极分化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九十年代的分税制税赋改革盲目模仿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遗患深远。它是当前国民经济中酿成很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的根源。分税体制滋长了地方经济割据，削弱了中央财政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分税制下，西部区域的地方税来源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农民负担沉重货币税赋。

因此何新认为，真正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可以考虑以下思路：

（1）国家税赋政策的总原则应当是取富济贫而不是杀贫济富。（“损有余而补不足”）

（2）国家应设计、建立一种有利于保护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农产品市场的采购流通体系。

（3）降低农民的货币地租税赋，将乡以上官员薪金及行政费用转变为由财政统一调拨。

（4）在有条件的农村中，可以考虑试验产销一体化的市场农业合作组织体系。

　　（5）对中国不同的农业区域（如东南、中部与西部），实行不同的农业税赋政策。

　　（6）对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实施不同于纯农业地区的户口政策和税收政策。

【何新原文​】

重读《资本论》札记：

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

 1

 　　我曾经说过，中国很少有真正懂得真实经济过程的理论经济学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饱读经济文献的经济学博学者。但是，经济现象并不是从经济学的数学公式中演绎出来的。相反，检验经济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完美的数学模型；看其是不是能有效地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可检证的预测以及有效的对策。

　　十几年前，当我指出中国经济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是“生产过剩”时，不仅当时曾受到所有经济学家的一致斥责，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理解“过剩”并非意味着“富有”。对于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生产过剩”是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已应抛弃的过时概念。但是今天，面对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我相信已经没有经济学家（包括当时嘲笑我的人）敢否认这个概念了。

　　在此文中，我想再提出一个在主流经济学中久被遗忘的“地租”概念，并且说明这个概念将可以如何有效地解释当前国内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重大现实。

近一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可否推行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在湖北乡官李昌平引人注目地指出当前农村中“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但是，在这种讨论中，迄今却没有一个经济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租问题以及相关连的地租利得流向的问题具有密切联系。

2

 　　地租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工资、利润、地租是国民经济中三大利得的源泉之一。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劳工，资本家，地产主。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地租表现为地产所有者向市场提供一块土地所取得的经济收益。马克思曾指出，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指出了在市场经济中，地租会参与资本的形成。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却几乎不谈地租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重要概念被取消了。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普遍无知于这个问题的原因。

*《资本论》第三卷，第701页。

　　我在1997年3月发表的一个经济报告中曾指出现代经济中地租范畴的存在：

“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参阅《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第516页。）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这是第一次重新提出并探讨了伴随土地私有化过程发生的资本性地租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当前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以及当前为各界所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房地产及金融业泡沫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深刻而密切的关系。

*我在1989年指出中国经济中的生产力过剩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指出中国应警惕金融危机以及泡沫问题，1999年指出失业问题不容忽视以及廉价劳动力是增长源泉问题。

3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之一体现在城市基本建设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路桥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方面。经常去欧美城市访问的人会发现，除少数新兴地区以外，城市基本面貌和交通设施，自六、七十年代以来，迄今很少有重大变化。而中国则不同，城乡建设及路桥设施日新月异。

　　为什么中国城乡面貌的建设与变化能够如此之快？在资本投入量远远小于欧美的前提下，其发展速度为什么竟能大大快于欧美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公认的答案是：中国国内工程造价低廉，基础设施及路桥建设的成本远远低于西方。但是，人们却很少意识到，造成这种成本低廉的原因，除了人力资本即劳动力的价格低廉这一点以外，这里还有一个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土地使用费用即地租的低廉问题。因为在一切建筑物以及交通设施建设成本中，除人工费用、技术费用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地费价格，亦即地租。*

*一般来说，生产成本由人工费用、技术（设备）费用、土地费用、资金费用和原料费用五项构成。

　　在发达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制以及相关的地价高昂，使得任何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建设投资中，土地费用即地租远远高于中国。（在美英等国，修一条路或在城乡营造一个小区，由于地产属于私有，如果其业主依法加以阻挠或索价高昂，这条路和这个小区即很难兴建。）而中国由于土地属于国有，导致公用土地征地费用较为低廉，因而城市基础建设、交通建设的成本相对也较为低廉；这正是近年中国城市及交通面貌能够以较小的投资额而取得飞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以及将土地由私人所有转变为国有的社会变革，在今天乃成为惠及后代的一项巨大遗产和财富。正是由于这一笔财富，三峡、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公路，大规模城市建设才能够以较低的地租——土地成本而进行。

4

　　什么是地租？简明地讲，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费用。地租与土地价格具有直接关系。马克思曾就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化土地价格给出过一个一般性的定律：年地租/资金年利率=土地基础价格。（这个公式可以称作马克思基础地价公式）*地租是与土地的所有权即垄断权直接关联的。换句话说，土地是谁的，谁就拥有地租，地租就向谁支付。当土地由私人所有时，地租向私人支付，私人拥有地租。在市场经济下，地租即土地价格也具有迎合市场供求情况的流动性。需求愈大，地价愈高，导致土地成本的上升和土地价格的区位差异。这种土地价格的区位差异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如李嘉图）所讲的级差地租。

*“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虚拟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但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三，P，702）

　　但是在国有制下，由于土地由国家垄断，当国家作为社会事业的投资者使用自己拥有的国有土地时，它几乎可以忽略土地使用价格。当国家征用名义是集体所有实际也是国有的土地时，价格也相当低廉。可以说，土地成本的低廉，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城乡快速发展、工业化快速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曾指出，土地私有权的否定，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必要社会条件之一。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论中曾经指出（1998年），近年中国经济腾飞并导致“中国出口品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这个观点自我首先提出后，后来被国内外论者到处剽袭。我提出这个观点，指出人口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有利于工业化，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所流行的却恰是相反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多拖了中国工业化的后腿。

　　但是当时我还未认识到，这里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土地地租的低廉。中国土地地租（即土地成本）的低廉，也正是大量吸引外资积极涌入中国的重大原因。（开发区、特区的开辟，其经济吸引力的重大方面，就是向外商提供较廉价的土地使用权，即廉价地租。）

　　换句话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强劲竞争力，是由于其价格低廉。而价格低廉的两大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以及地租的低廉。

而一旦实施地产私有化和市场化（展开价格自由竞争），则土地成本即将高速上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源泉之一，也就势必发生困竭。

5

　　低廉地租也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开发业高度发展、利润巨大的主要原因。九十年代初中国一些地区掀起了圈地运动。开发商通过官员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然后将土地价值作虚拟评估，根据评估价再将其抵押给国家银行套兑资金。

　　这一套办法是模拟西方土地市场的。但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即西方用作抵押的地产，是私有地产。而中国则是国有地产。实际上，当国家允许地产商将国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时，国家犯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错误。国家忘记了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银行及其资金也是自己的。而用国有土地抵押给国有银行后，银行的钱却支付给了私人即名义上的开发商。

　　打个比方，这就象有人向一个老板借钱。老板要他提供抵押保证品。而这个老板居然同意对方用老板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将其抵押给此老板自己，然后又从老板的钱袋中拿出钱借给那个人使用。

　　内外媒体近年常常谈及中国国有银行中的金融泡沫即呆帐烂帐问题。而众所周知国内银行呆烂帐中的相当大部分，来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房地产业投资。这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和呆烂帐究竟从何而来呢？就是从上述的金融骗局来的。

　　为什么这个骗局能进行？因为从国家银行套兑到钱的那些开发商，往往会将一部分所得资金转移给批租土地的官员（成克杰批地受贿案例即是已被曝光的一例），此外也会转移给帮助其完成贷款过程的银行官员。而在这一资金转移的过程中，土地同时也由国有转为私人使用，又转为银行抵押资产，最终又作为银行拥有的不良资产被拍卖而私有化。

　　九十年代中国的一批巨富，就是利用土地的这种变相私有化过程，从攫取巨额地租中诞生。因此，当时谁能取得土地使用权（圈到土地），谁就能发大财。这是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基础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重大偏离，例如在垄断审批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以极低的批租条件拿到优良位置土地的开发权。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土地基础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是土地区位所造成的级差地租，叠加而成为房地产投资可以获取到高额利润的源泉。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商品房供应宏观已呈严重过剩，而国内房地产业开发投资仍然兴旺不已的经济学原因。

6

　　最后谈一下关于当前农民的税费负担问题。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费，实际是农民使用（承包）国有土地的地租。因此现在广被议论的农民合理或不合理税费问题，实质上也是地租问题。农民必须缴纳这些费用的根据（而城市市民则不须缴纳），是他们占有和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

　　在改革前的农村公社制度下，农民向国家缴纳实物地租即公粮。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土地收益较低，当时包括社队公粮和集体提留在内的土地实物地租，往往占据农民所得的50%以上，因此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换句话说，在人民公社时代，由于实物征纳地租的比率过高，（而不是由于公社所有制的组织形式）导致了公社制度下农业效益的低下。

　　在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中，实行了农地承包制。承包制实质是一种土地租赁制度（租赁土地使用权）。农民在承包制下承担的地租形式仍然是农产品形态的实物地租。但承包额（即地租额）已降低到土地农产品收益的5%—15%左右，远低于公社制度下的收入。因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80年代初中期引人注目的农村振兴。

　　换句话说：在土地承包制初期，农民向国家缴纳实物地租（即公粮或承包定额农产品）。加之农业投入的增大、产出效率的提高，单位产量的增长，实物地租还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但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对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将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种货币地租乃与土地收益分离，而转变为地方政府向农民按人头征收的各项货币税费。随农村行政管理费用的上升，乡村官僚组织的不断膨胀（如李昌平指出，乡级税务所改革前只有二到三人，改革后分为国税、地税两税后，税管人员增长竟达十倍以上）；向农民征取的货币地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农民的土地收入（特别是粮食作物）由于农产品呈现市场过剩（造成这种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无序开放。国外廉价农产品流入国内市场后，对国内农产品形成激烈竞争和挤压效应。由于加入WTO的条件中，农产品让步最大，中国农民在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农民销售农产品的货币收入有下降的趋势。

一方面是货币地租（税费）上升。另一方面是农产品过剩、农民货币收入下降，此一升一降，必然导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为取得货币收入，大批农民不得不弃农入城成为苦力或流民。所谓“三农”问题发生的实质和根源即在于此。

7

　　针对三农问题，有论者提出以实施土地私有化作为解决方案。由上述分析已可看出这个解决方案是极其荒谬的。公有制与私有制都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决定资源由谁占有（私人所有、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向（所得物由私人占有、集体占有或国家占有）。

　　劳动者通过生产过程的所得多少，往往决定劳动者本人的工作热情。在改革前，由于资源由国家垄断占有，在农产品中国家及集体征拿得太多（因此国有资本的形成率极高，导致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留给个人的太少，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是人民勒紧裤带支持了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收益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

　　私有化论者提出土地私有制可以改善农民处境的一种主要论据，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一个预设骗局，即假设私有土地意味着全部所得的私人所有。根据这一逻辑，其推理如下：在产权明晰条件下，私人占有产品可以刺激私人工作热情，因此私有化有利生产发展，并且有利人人致富。

　　这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预设骗局。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的人人平均占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的原则是所谓“物竞天择”原则即优胜劣败。优胜劣败是什么意思？其实优胜劣败就是两极分化，一极向“优”，一极向“劣”。所以不加抑制的自由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由极少数人垄断社会最多资源和资本，而大多数人失去一切。因此可以说，私有制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所有制。李嘉图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市场经济分配定律：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与资本额成正比例，既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效益成正比例。多劳并不多得，高效也并不多得，多资才能多得。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强逐弱机制，必然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二次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市场经济下*尖锐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都不得不加强国家对资本的限制和社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这种社会分配调节政策，才造成了所谓“纺锤形”的两头小中间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正是欧美发达国家自身的历史证明，这样一种社会并不可能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通过国家干预而自然形成。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也专有“节制资本”一条，也是为了抑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化机制，比今日中国那种鼓吹放任两极分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吹更要高明而富有远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配意识是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按效益分配，高效益取得高回报。这个理论早已受到李嘉图的反驳，他指出，资本间的竞争导致资本自动流向高利得部门，正是竞争规律使市场经济下的投资利润有趋向平均化和不断衰减的趋势。新技术发明、高效益的投机性攫取，都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暂时偏离。

　　产权明晰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不仅垄断了社会的庞大资源，而且必然垄断了社会生产的绝大多数产品。*新自由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存强灭弱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社会不公正分配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也是“强者”生存的辨护工具。如果我们注意到市场经济中所谓“强者”就是指“资产者”，那么深为马克思所蔑视的世俗经济学的那种“辨护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李嘉图分配定律。

　　多数人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导致的贫困化被论证为合理竞争的必然与合理。由私有制可以导致人人富有这一前提出发，引申出存强灭弱是合理天择的卑鄙结论。这就是当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等伪经济学的实质！

　　反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则正是代表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强势阶级作反淘汰和生存斗争的意识形态。

就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演变史来说，它们最终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即一方面鼓励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由国家抑强扶弱的社会改良主义。八十年代美英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和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是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欧美改良主义社会政策的反动。但这一思潮仅在美国猖獗，在欧洲多数国家，则至今仍未形成明显的政策影响。

8

“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是前工业时代旧民主主义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实际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静态的小农经济的观念基础上。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当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将其农产品拿到市场去销售时，他所面对的不是静态的“自给自足”，而是动态的激烈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机制是“优胜劣败”，即强弱分化的两极分化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弱势的农户将被从市场中分离出来，其所私有的小土地将被强势者“自由地”兼并。中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年的土地关系史曾反复验证这一点。

　　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私有化）后，中国农村中再度发生了这种分化与兼并。因此，正是针对和为了抑制这种分化和兼并，使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路线。1958年后由合作社变成人民公社，社愈搞愈大，国家对农民的实物租赋征纳愈来愈高（高指标，高征购，剥夺农民），最终导致公社化道路的失败。但是，对1958年以前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却很难否定。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和积极历史意义的。

结论：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真正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绝不能依靠必然会导致农村尖锐两极分化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而可以考虑以下思路：​

　　（1）我过去已经公开批评过，认为九十年代的分税制税赋改革，由于其盲目模仿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遗患深远。它是当前国民经济中酿成很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的根源。因此，对中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有必要进行全面反省。分税体制滋长了地方经济割据（地方保护主义），削弱了中央财政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分税制下，愈是工商业、第三产业不发达的西部区域，其地方税来源只能主要来自农业，沉重货币税赋反而比经济发达地区更沉重地直接压在农民头上，这也正是导致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国家税赋政策的总原则应当是取富济贫，而不是杀贫济富。（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

　　（2）国家应设计、建立一种有利于保护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农产品市场的采购流通体系，以确保国内农业生产物能够在合理价格水平上得到实现。不应把全部农产品放到市场上听任自流，接受国际农产品的挤压和竞争。

　　（3）降低农民的货币地租税赋。将乡以上官员的薪金及行政费用，由直接从当地农民头上征收，转变为由财政统一调拨。

　　（4）在有条件的农村中，不应把过渡性的农业承包制永恒化。生产关系应当适合生产力。可以考虑试验产销一体化的市场农业合作组织体系。

　　（5）对中国不同的农业区域（如东南、中部与西部），实行不同的农业税赋政策。

　　（6）对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东部、东南沿海地区，及京、沪、杭、深、广等发达城市周边已实现城镇化的的郊乡农区，实施不同于纯农业地区的户口政策和税收政策。

　　以上反思尚是不成熟的。总的来说，我认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又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大略观之，近现代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三种主要形态，即：早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成熟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今美、日、欧大垄断集团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实质都已并非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是国家与垄断资本集团紧密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则多数是经济政治依附于英美日的买办型资本主义（拉美、非洲、台湾、韩国）。

　　令人担心的是，通过中国国有产业的系统分解和自我摧毁，在主要源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伪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政策诱导下，中国最终也可能走上第三种资本主义的道路。那将不仅是“三农问题”，而也将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作为竞争中的失败弱者而被淘汰的苦难前景。因此，现在有必要对二十几年改革已走过的路程进行系统的理论反省和总结。中国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这种反思也可以从“三农”问题开始。

（附记：本文系何新写于2006-10。发表于《何新论中国经济》、《反主流经济学》等著作）

何新解诗：

问世间情是何物？

【题解】

此词是金代诗人元好问的名作。金章宗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时年16岁的青年元好问，在赴并州应试途中，听一位捕雁猎人说，一对比翼双飞的大雁，一只被猎人网捕杀死后，另一只大雁也从天上撞下来，自残而死。

诗人被这种生死至情所感动，便买下这一对死去的大雁，把它们合葬在汾水旁，建了一个小小的坟墓，名曰“雁丘”。并写《雁丘》辞一阕。

​

​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

【原序】 泰和五年乙丑（1205）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

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而识，号曰雁丘。 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原词】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

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 

渺万里层云，

千山暮雪，

只影向谁去？

​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

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

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

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

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

 来访雁丘处。

【老何解译】  

问这世界，所谓爱情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能让人为之不顾生死！

这双雁曾飞遍天南地北，

老翅膀历经几多风雨？

——相聚的欢乐，

离别的悲苦，

迷误多少呆儿痴女？

君子你也许想说——

那遥远渺茫的万里云天

夜晚风雪昏暗的千重群山，

形单影只，

又能向何处去？

​

这汾水横舟的旧路

已不闻当年的箫笛鼓乐

只留下荒烟迷茫的平野！

招魂的楚歌悲嗟，

宛如山鬼在风雨中悲鸣

苍天怕也嫉妒，

不信你会如同那些寻常莺燕化为泥土

千秋万岁后

仍会引来无数多情人

酹酒狂歌，

凭吊这双大雁的殉情之处。

​

【古今情诗之冠！】

乙丑岁：金章宗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时元好问仅16岁。歌中多悲苦之词，因为这时的金朝已经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

并州：山西太原。

雁丘：据嘉庆《大清一统志》：雁丘在阳曲县西汾水旁。金元好问赴府试，累土为丘，作《雁丘词》。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典出《汉武帝故事》：“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发棹歌，极欢乐兮哀情多。”

楚些：即楚歌。些古音及晋陕古方言与​歌音通。

平楚：古成语，即平川之转语，犹平野。南齐谢朓 《宣城郡内登望》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唐李商隐《访隐》诗：“月从平楚转，泉自上方来。”宋文天祥《汶阳道中》诗：“平楚渺四极，雪风迷远天。”

​明杨慎《升庵诗话·平林》：“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清冯桂芬《劝树桑议》：“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楚，莫不宜桑。”鲁迅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平楚语转平川，即平顺，广阔平坦之地。《古文苑·扬雄＜幽州牧箴＞》：“荡荡平川，惟 冀 之别。” 章樵 注：“地势平，则川陆皆平。” 唐 杜甫 《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有时惊叠嶂，何处觅平川？” 宋 苏轼 《上皇帝书》：“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 与平楚同意。

【元好问简介】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世称遗山先生。金、元之际文学家、诗人。

​元好问自称是唐朝诗人元结的后裔，祖父元滋喜曾是金朝的铜山令。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初八日（1190年8月10日）。出生后过继给叔父元格。四岁随从母张氏学习。五岁时跟随叔父住掖县（今山东）。元好问七岁能诗，被称为神童。

泰和五年（1205年），元好问十六岁时往并州赴试，途中遇到一个捕雁的人说，今天捕到一只大雁，另一只脱网。但脱网之雁悲鸣不去，最终撞地殉情而死。元好问听后买下这两只雁，将其葬于江边，写下《雁丘词》。

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大举南下，元好问举家至河南避乱。这个时期的元好问目睹战乱四起，写下了不少悲愤之作，其中《箕山》、《琴台》等诗。

元好问参加过数次科举，但并没有得到好的成绩。直到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终于进士及第。三年后，元好问应选宏辞科，召任国史院编修。

从仕后，元好问做过金国小官，曾经担任镇平县令（1226年）、内乡县令（1227年），后迁任南阳县令。后至汴京，任尚书都省掾。

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和十二月，蒙古军两次围困汴京，这时元好问任尚书省左司都事。蒙古军第二次围城时，金哀宗率兵弃城突围。汴京城内粮食已绝，米价暴涨，百姓多有饿死，已经发展到食尸甚至食人的地步。1233年正月，守城西面元帅崔立以汴京城投降蒙古军。

蒙古军占领汴京后，元好问作为金朝官员被押解出汴京。五月，元好问在乱离中携友人幼子白朴，北渡黄河。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秋，元好问被元政权拘于聊城（今属山东）。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即1234年2月9日），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两年后（1235年），元好问由聊城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住了四年。金朝的灭亡与人民的惨状对元好问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五十岁时，元好问回到故乡忻州。这时的他思想消沉，生厌世之感，认为“读书误人多”，要后代学耕耘种树，不要学读书。

元好问晚年致力于金朝历史和文化的保护，立馆讲学。

​六十三岁时，元好问与张德辉北上觐见忽必烈，说服忽必烈接纳尊信儒学，并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劝说忽必烈任用儒士治国。

元宪宗七年九月初四日（1257年10月12日），元好问卒于获鹿（在今河北省），葬于故乡下山村（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西张乡韩岩村）。

元好问留有著作《元遗山集》。有词377首，艺以苏、辛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风格，为金代词坛第一人。散曲9首，用俗为雅，变故作新。有《续夷坚志》乃笔记小说。所编《中州集》及《壬辰杂编》，史料多补入《金史》中。

泥河湾遗址群主要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是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起源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圣地。

泥河湾是河北省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桑干河上游的阳原盆地。距今约二百万年前，远古的人类就活动在这片土地上。

​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科院、北京大学、河北省文研所以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长期致力于泥河湾的考古研究。经过不懈努力，在阳原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广大区域内，已先后发现早期人类遗址共80多处。

在全国已发现的25处100万年以前早期人类遗址中，泥河湾占21处。如此集中的早期人类遗存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迄今全世界1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目前发现53处，阳原泥河湾遗址群就占40处。尤其是马圈沟遗址的发掘研究震惊世界，把亚洲的文化起源推进至距今200万年前。

1978年发现的小长梁遗址经新一轮的古地磁测定，表明它的年代为距今136万年。从层位上说，马圈沟应该更早。如果马圈沟的年龄确实和东非很有名的奥杜威遗址是同龄的，这将在世界上引起大轰动。因为东非奥杜威175万年的人类活动被证实后，人类历史比当时人们认识的长度翻了一番。在这之前大家知道人类的历史是100万年，奥杜威出来后，成了200万年。东亚有没有那么早的人类活动过去一直有争论，现在马圈沟出来了，对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看法，有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虽然在泥河湾还没有发现猿人化石，就是泥河湾人类化石，但现在发现的遗址已经足以证明大约170多万年前的大量石器，跟上面地层的石器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器物较小，加工精细，很显然不是最早的，下面地层还应该有。泥河湾关于人类活动的年代还应该往前推进。

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是泥河湾一块金字招牌，泥河湾还有没有比它年代更早的遗址呢？考古研究员介绍，去年河北考古人在泥河湾层内新发现11处遗址。

值得一提的是，在洞沟遗址发现一处时代可能早于马圈沟遗址年代的新地点。洞沟遗址所在地为七个连排开凿于泥河湾层的窑洞，去年考古人员在其中一个窑洞内发现两件人工打制石器。该地点与目前泥河湾盆地最古老的遗址——马圈沟遗址处于断层北部的同一断陷区。

初步判断它的时代早于马圈沟现有文化层一层，一旦今年用古地磁年代测定，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将把泥河湾人类活动历史往前推一大块，可能超过200万年。为泥河湾地区寻找更早的人类提供了新的线索。200万年前，东方人类曾在这里破石成器，开辟鸿蒙。

2013年7月至11月河北考古人对泥河湾油房遗址进行发掘，在40多平方米的发掘区域中出土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制品、装饰品种类700多件，年代跨度为距今5万年到2万年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出土石制品多为石片、残片和断块，包括少量石片石核、细石核、细石叶和工具等，证明油房遗址存在石叶技术。

​泥河湾遗址群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各种石器总计达到数万件。这些远古的文化遗址分布面广、内容丰富，囊括了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古地磁学、古气候学和年代测定等多个学科，几乎记录了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是一个天然博物馆，对探索世界早期人类的发展及其文化的演特别是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在探索我国早期人类起源上有了重大突破，其绝对年代为距今近20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起源地。

​泥河湾向人们昭示：中国大陆的本土人类实际并非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走来，而是从中国的泥河湾走出来。

1924年9月，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在考察内蒙古萨拉乌苏的返回途中来到张家口，会同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泥河湾进行了短暂的地质考察。

1957年，考古学者观察了“北京人”制作石器已很进步，能使用和控制火，因而推断说，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绝不是最早的人类，“北京人”不是第一。

这次细小石器的发现，确证“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于是贾兰坡院士认为，在160万年前，就有如此进步的石器，证明人类起源比过去的认识要早得多，说400万年前有了人类并非夸张。

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泥河湾附近的小长梁东谷坨发现了大量旧石器和哺乳类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大量的石核、石片、石器以及制作石器时废弃的石块等。​

侯家窑遗址最重要的收获———古人类化石（旧石器中期）：这里共发现了古人类化石16件，大部分为儿童头骨。距今约十万年前。

​侯家窑人顶骨化石脑壳很厚，可达一厘米以上，牙齿粗大，冠面沟纹和“北京人”具有相似之处，但头骨进步，属“北京人”后裔。根据化石骨缝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情况来判断，侯家窑人的寿命大都比较短，平均年龄一般只有20多岁。 ​

1988年4月23日，泥河湾对外开放，应中科院邀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前来考察，拉开了泥河湾开放的步伐。

1990年，经国务院的批准，由克拉克教授领军组织的中美合作泥河湾考古项目，成为建国以来的笫一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至此，已接待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学者和专家，发表了有关泥河湾的论文700多篇。

1994年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发现了大量的世界上最早的细小石器。这些石器都比较小，大多重在5至10克之间，最小的不足1克。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和锥形器等类型，共约2000件。这些石器经过古地磁专家的测定，证明距今约有160万年。

1995年8月至1998年9月，在以往发掘的基础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发掘，在于家沟遗址找到了华北地区极为难得的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中期的地层剖面和文化剖面，该项发掘入选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6至8月，美国印第安大学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泥河湾遗址也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发掘研究工作，获得了一大批较为珍贵的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等实物资料，进一步证实泥河湾盆地是中国人类起源的摇篮，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是一座有待深入研究、开发利用的巨大科学宝库和世界文化遗产。

2001年马圈沟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人类进餐的遗迹，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起源地。泥河湾向人们昭示：人类不仅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走来，也有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

2001年3月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10月，在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发现了层位最低、时代最早的遗址，发掘出的几百件石制品、动物骨骼，将泥河湾盆地

旧石器的年代向前推进了数十万年，达到距今200万年左右。鉴于泥河湾遗址在史前文化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位于阳原县东城镇虎头梁村东南约800米处，1972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盖培、卫奇发现并发掘。发掘出以楔形石核和尖状器为主的大量石器，还发现了古人使用过的灶坑。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了于家沟遗址，出土了距今1万年前的夹砂黄褐色陶片，是在旧石器时代地层里发现的唯一的一块陶片，对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制陶业起源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现今世界研究旧石器时代有三个热点地区，非洲、西欧和东亚。“就国家而言，中国古人类研究的材料得天独厚，任何一个人要想研究旧石器时代，都不能避开中国，而在中国，泥河湾无疑是最不能被忽视的。至今已有5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考古学家来此考察研究，泥河湾遗址群

已成为中外考古专家研究世界古人类的文化宝库。”

截至目前，国际公认的泥河湾的人类活动遗址可以追溯至170万年以前，有些学者认为甚至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这个年代也正是人类起源的重要阶段。

正因如此，英国《自然》杂志、美国《科学》杂志相继发表论文。英国BBC广播电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均曾对泥河湾进行过系列报道，而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也选择在了泥河湾。

 “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泥河湾人类起源、地质及环境背景研究”项目2013年6月8日在河北省阳原县正式启动。

2002年初，泥河湾地质遗迹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4年8月24日，由河北省泥河湾管理处组织的泥河湾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首次发掘出一个较完整的象头化石。发掘出的象头化石微微向上仰起，一根象牙化石较完整，长1.5米，另一根象牙前方有残缺，长度1.2米，象的臼齿化石清晰可见。象头化石埋藏在河流相的沙层中，已经过搬运，推断象头化石应该是经长年雨水冲刷而滑落至此。到底是百万年的猛犸象头化石，还是南方象演变后的象头化石，还需专家进一步研究认证。

上世纪前半叶之前，人类起源地被固定在亚洲，理论的最大支撑是爪哇人和北京人及其文化的发现。随着东非考古及大批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起源地又从亚洲转向东非。目前，人类起源“非洲说”风靡于世，学界相信，不仅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现代人类也起源于非洲，而后，走出非洲，走向欧亚。这并非定论，而是科学家们的倾向性意见，因为，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如需要研究、解决。

​【人类文明起源于泥河湾】

　　中国是旧石器考古成就最为辉煌，古人类化石发现众多的国家之一，就泥河湾而言，就蕴藏着世界东方人类及其文化发生、繁衍、发展的完整轨迹。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目惊人，其中，阳原县境内发现150余处，蔚县境内发现20余处，还有一些有待确认或新发现的遗址。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与之相提并论，比著名的东非奥杜威峡谷有过之而无不及。泥河湾的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是世界上最为完美的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在距今200万年前后。以年代地层学研究结果为例，有科学数据如下：

马圈沟遗址第七文化层距今175万年、第六文化层距今175万年、第五文化层174万年、第四文化层169万年、第三文化层166万年。第二文化层164万年，第一文化层155万年；小长梁遗址136万年、半山遗址132万年、飞梁遗址120万年、东谷坨遗址110万年、岑家湾遗址110万年、马梁遗址78万年、后沟遗址39万年、东坡遗址32万年、侯家窑遗址10万年、板井子遗址7万年、新庙庄遗址3-4万年、油房遗址2万年前后、西白马营遗址1.8万年、二道梁遗址1.8万年、于家沟、马鞍山和姜家梁遗址包含了1.5—0.5万年。

这些文化遗存清晰地架构其泥河湾的考古文化序列，勾画出这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突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北方风格的小石器文化遗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反映出一部一脉相承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品格，具有极强的文化连续性。

　　就世界、中国、泥河湾的考古资料看来，人类起源“非洲说”存在以下严重的缺陷：

　　一是走出非洲的路线和时限牵强，西亚以色列约旦河谷的乌比迪亚遗址，地理位置处于三大洲交汇地带，被誉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它的年代距今仅为100-140万年。位于欧亚分界线的格鲁吉亚德玛尼斯遗址，是西亚最早的文化遗存，年代约为175万年。位于世界东方高纬度的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的年代，则在距今200万年前后。如此，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路线不仅不清楚，而且时限越来越古老，难圆其说。

　　二是文化产品证据不足，人类走出非洲，必然携带着自己的文化，主要表现在石制品加工技术和风格上。与中国、特别是泥河湾比较，其大相径庭，泥河湾200万年以来的石器工业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质，与东非奥杜威的文化风格格格不入。

　　三是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差异明显，中国及亚洲发现的人类化石的门齿是铲形的，他们是勺形的；眼眶是近方形的，他们是近圆形的，等等。

永春先生从进化论出发，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了现代的体质特征，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进化最早的人种群，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我们非常赞同，上述列举的考古学证据也是对这一论述的支持。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源远根深的发展史，在世界人类及文明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起源关系到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泥河湾又被誉为东方人类的家园，东方人类当从这里走来，我们建议，泥河湾的研究应上升到国家战略，设立“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解决世界人类起源和中华民族起源这一重大学术课题。

【泥河湾人类考古简述】​

两百万年以前阳原一带（包括泥河湾村）是一个面积达到9000多平方公里的大湖，这个大湖涵盖了整个阳原县、山西东部和蔚县北部，在湖边生活着古人类和许多动植物，阳原县位于大湖东北方，靠近岸边。大湖的面积随着气候的变化时增时减，许多动植物遗骸被湖水冲刷沉积到湖底，形成了化石。

大约在一万八千年左右，由于地壳的运动，湖底上升，交错移动，湖水流走，昔日的大湖逐渐消失，湖底地层裸露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层层叠叠的泥河湾地层。

泥河湾标准地层不仅代表地质年代，也见证了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直观的了解地层和人类进化的关系，在泥河湾盆地，人类的活动从未间断过。

考古工作者挖掘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的现场，在该遗址还发现一些大象的脚印。

​人类进化的重要标志是会制作工具，我们可以通过人类制作使用工具的情况来确定人类活动的时间，古人类制作使用工具的阶段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这边看到的就是百万年泥河湾部分旧石器遗址的地貌展示图。在这个地质年代表上我们看到人类在新生代的中晚期才出现在地球上，这个时期也就是泥河湾古湖时期。

旧石器早期是从距今200多万年到20万年。这时的泥河湾气候温和而湿润，河湖密布，百兽嬉戏、充满生机。这个时期人类使用的石器类型很简单，仅仅是掌握了采用锤击法制作成石片，再经过修复形成石器，这个时期还没有捕获动物的能力，只能获得少量的食物，而且经常受到其他大型动物的攻击，这就导致当时的人类寿命不足15岁。

遗址发掘现场，当时发现了一组相对完整的大象骨格化石，化石周围散落着许多石制品，其中有一块刮削器恰巧置于大象肋骨之上，我们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复原了这一场景。这边复原的是泥河湾人在马圈沟猎杀大象的场景。

我们看到的这群泥河湾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将不慎陷入沼泽地的中没有反抗能力的大象用石块、木棒等原始工具进行猎杀，在大象骨头上刮肉取食、敲骨吸髓。这是至今发现的全国最早的古人类进餐场景，被形象的比喻为“人类第一餐”。

​这是旧石器早期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遗址---小长梁遗址。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块铜板这样写着：在中华大地上人类已经出现，最北一处石器地点是河北阳原小长梁。当时200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就写了小长梁遗址。

​在泥河湾遗址群当中，东谷坨遗址发现的文化遗物最多，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美联合考古发掘项目。请各位看这边展柜内陈列的就是生活在泥河湾古湖附近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动物化石。（以大型动物为主）旧石器早期厅（小结）。这个时期人类经历了180万年的漫长时期，古人类运用简单石器同大自然抗衡，顽强的在泥河湾生存发展。

​旧石器中期距今10万年到5万年。这个时期泥河湾的气候炎热、乔木丛生，动植物种类繁多，适宜人类生存，石器加工水平相比早期的石器加工更加精细，出现了石锥，凹缺刮削器等目的性和实用性很强的石器。这时人类已经会巧妙运用石器进行捕猎，有了捕杀动物的能力，当时的人类寿命平均24岁。

​侯家窑遗址最大的发现是出土了距今十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以及他们当时捕猎的工具——石球，当时在该遗址共出土了1079枚，这是在全世界同一时期出土石球数量最多的一个遗址。这个就是复原的十万年前侯家窑人猎马的场景。请看他们手上的工具，除了木棍还有一种新型的武器像现在的流星锤一样，这就是飞索石，是用兽皮将两个石球连接在一起，用最快的速度、最大力度投掷出去，砸向马群以此来捕获猎物。可见侯家窑人是多么聪明啊！

​这是在板井子遗址出土最有代表性的石器——砍砸器，是当时人类砍一些大型骨头和树枝用的工具，相当于现在我们使用的斧子。在新庙庄遗址发现了石锥，三棱状刮削器、凹缺刮削器等种类繁多的石器。这个凹缺刮削器刻意的做出了凹槽，便于卡在骨头上刮肉末。旧石器中期厅（小结）。这个时期人类人类进化的进程加快，虽然这时泥河湾的气候不及早期，但仍然有大量的食草动物，人类具备了能够巧妙运用石器捕猎中小型动物的能力。

​旧石器晚期距今5万年-1万年的。旧石器晚期气候条件变得恶劣，捕猎难度越来越大，人类为了适应环境就不得不提高石器加工水平，创新石器类型，于是出现了细石器。细石器就是人类采用间接打击法，制作出小型的细石核、细石叶等，后用之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石器。这时的人类学会了用火，使制陶业也有了雏形。这时人类的寿命平均在30岁左右。

到了晚期人类就会使用火了，他们在精心围造火塘前烧烤食物。在马鞍山遗址我们发现了30多处用火的遗迹，学会用火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有划时代促进作用。同时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灶。还首次发现了装饰品，材质单一，主要以石质和骨质为主。可以说，我们人类的爱美之心古已有之。

​于家沟遗址在泥河湾遗址群当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里既有旧石器的遗存，也有新石器的遗存。在该遗址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要数块儿距今一万年以前的陶片，它是目前华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片，该遗址在199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这个原始牛角化石是当年在修建丁家堡水库的时候发现的，它的石化程度非常好，一般的化石需要一万年以上才可以形成，而它具备形成化石的最佳条件，只用了5000年左右。

​我们展出的只是出土文物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文物在库房保存，有部分珍贵文物保存在中科院、国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等地，还有大批文物流失到国外。旧石器晚期厅（小结）。这个时期泥河湾的气候条件虽然恶劣，但人类不仅在制造使用石器上有了重大进步，并且也学会了用火，人类的生存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旧石器（小结）。从旧石器早中晚时期一路走来，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进步历程不断加大，石器的加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那么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又是如何生存繁衍的？现在我们进入的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新石器厅。新石器时期距今1万年——4000年。虽然这时候泥河湾古湖的水域面积在逐渐缩小，但泥河湾人仍然依傍在古湖周围繁衍生息，代代相传。这一时期出现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最重要的是人们掌握了石器的磨制技术，出现了大量的有刃的石斧等石器，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促使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平均寿命为35岁。在这里我重点给您介绍一下姜家梁遗址。

在姜家梁遗址我们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墓葬群，这是河北省首次发现并发掘的大型新石器时代墓地。墓葬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双人葬和多人葬。都为仰身屈肢葬，多人葬遵循垂直叠压放置。在该墓葬群中发现了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红山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它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玉器在红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展柜内展出的就是该墓葬群出土的随葬品，这批墓葬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北方文化特色，其时代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

​同时在姜家梁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房屋旧址。它们都采用半地穴结构，也是最早的建筑方式之一。（还发现了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一些植物的化石，经专家考证，植物的化石是古黍子，据推断当时人们既用古黍子充饥又作为计量工具，这应该是最早的计量工具。现在阳原人的主食仍然以黍子为主。）在泥河湾腹地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部落，黄帝、炎帝与蚩尤经过征战融合，就为我们开启了璀璨的华夏文明。

​虽然泥河湾博物馆是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但人类在泥河湾的活动从未间断过。阳原县历史悠久，是中国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战国时期的开阳古堡，辽代的澍鹫寺，明代的玉皇阁等。（小结）泥河湾从200万年前马圈沟的文化根基，又到于家沟上万年文明起步，再到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凸现，泥河湾人走过的历程就是人类在中国走过的历程。所以说泥河湾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泥河湾不仅仅属于阳原、张家口和河北，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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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开伟

        2016年，中国减持美债规模已创新高，全年共减持1880亿美元，年度减幅创最高纪录；日本连续三个月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主”（2月16日国际财经华尔街见闻）。 

   本来一个国家根据自身金融经济运行状况，对持有另一个国家国债总额多少进行经常性调整，属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去年中国对美债大幅减持却依然引发国际社会及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各种猜测。显然，对中国减持美债原因进行分析，给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传递明确信号，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状态看，中国减持美债应主要有五方面原因：   

 其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前后系列施政表现，尤其是施政后急欲复兴美国经济，拟采刺激经济政策，包括扩大美国财政赤字规模、降低制造业税率振兴实业及向美联储施加加息压力等系列政策措施，已初步显现交易，使美元走势持续增强，引发其他国家外汇贬值，也让国际资本开始向美国市场涌动；下一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可能会引发更多中国资本跨境流动，中国为预防不测减持美元以便后患，理所当然。    其二，中国外汇储备状况发生逆转，出现了不利趋势；若继续持有巨额美债，随着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增多，可能会消耗更多的外汇储备，从目前来看必然会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最终会殃及经济增长。同时，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可用于储备外币资产或投资手段余地大幅扩宽，不一定非要增持大量美债，所以减持美债从客观现实来看亦是一种自然经济行为，也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自保。如今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连续第七个月下滑，跌破3万亿元美元至2.9982万美元，不但低于市场预期的3.0035万亿美元，而且外汇储备规模创2011年2月来新低。面对此，中国减持美债合乎情理，无可厚非。同时，也有机构认为中国抛售美债也是为了获得美元流动性；尤其特朗普的基建计划令不少中国投资者担心美国未来发债规模将会飙升，因此抛售美债行为增强。    

其三，中国对外投资较此前无论投资结构还是投资数量都有所调整，不仅体现了多元化投资方向，且把风险防范放在了重要位置，体现了理性境外投资理念，对减持美债形成了一定影响；尤其人民币加入SDR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境外投资策略，也对美债需求有所减少。如据天风宏观团队上月测算，美元资产占中国外储的比例从2001-2004年的73.2%下降至2013-2016年的53.1%，占比大减可见中国的外储不再像过去集中配置美元资产，现在更加注重多元化投资。    

其四，或许出于政治因素，给美国新总统意欲加剧贸易摩擦、打压中国在美国投资及其他排华行为施加一点压力，或给予回击。如最近美国开展贸易摩擦有升级趋势，对中国不锈钢板材等开征高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审查，有可能征收高额税率，显露了不好兆头。同时在南海、东海钓鱼岛等地又挑起事端，妄图牵挂中国发展，欲继续施展世界霸权主义威风。而各界增持美债无疑为美国举债维持霸权主义提供了经费，中国大幅减持美债其实有釜底抽薪之效，可遏制其称霸世界的嚣张气焰。    

其五，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需加大投入力度，仅靠增发人民币不仅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风险，也有使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影响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声誉之虞。由此，减持美债，变现美元，再用这些资金加大“一带一路”战略，加大对外投资，不仅可把“美元符号”变成优质资产，也可大幅度降低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减持美债，实现美元变现，无疑是一条十分可行的现实选择。    

但是，大幅减持美债也会带来一定负面效应：

这表现为中国若大举抛债、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飙高，进而重创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同时，若中国卖得太多，债主地位就会让位给美国的好友伙伴比如日本及其他国家，让这些国家形成更坚固的政治结盟，对中国外交及中国境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大幅减持美债增持其他外币资产，由于缺乏与美元币值稳定抗衡的国际货币，可能会增加外债增持的风险，对中国金融及经济带来潜在不安全隐患；而且更要看到在减持美债之时可能会受到美债价格被推高而带来减持过程中的成本增加，且减持美债可能会引来美国更多的通过自己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弥补中国美元资本的流出问题，我们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财富可能会进一步缩水，这些都应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为此，中国金融当局应认真研判，兴利除害，准确把握美债持有额度，确保美债保持一个合理的规模，不致影响中国金融及经济的稳定。

目前我从两方面来防范大幅减持美债所带来的风险：一方面，搞好外汇储备组合策略，继续推进外汇市场改革，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拓宽个人资本对外投资渠道，进而促进多元化投资，降低外储运营风险。既可考虑通过加入SDR的机会，增加其他国家货币资产储备，也可考虑将外汇储备进行股权投资，防范减持美元带来汇率贬值风险。即减低美债在外汇储备投资中的比例，降低债权投资在整个外汇投资中的比例；并在进行股权投资时，加强对国外企业及文化等方面的了解，尽量规避投资风险。

此外，也可通过购买我国所稀缺的资源、人才、技术等等，以分散投资，实现更高回报。另一方面，建立外汇储备科学框架，加强外汇储备资产需求测算；并建立外汇储备动态监测体系，使外汇储备结构与规模适合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需求；尤其应确保美元外汇储备适时满足我国对外经贸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合理需求，防止发生美元外汇储备风险。

【何新按语】

本文作者是著名翻译家、西方哲学史专家、已故苗力田教授。本文摘录于他所译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序言。本文最有意思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中国最权威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者以及希腊哲学史家，他明确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真实来历不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中世纪晚期在欧洲出现的。我们关于这些著作的来源，所知道的其实都仅仅是传说而已。

苗力田先生

【著名翻译家苗力田教授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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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力田先生（1917—2000年5月28日），著名希腊哲学翻译家，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教育家，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4年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1950年代后从事西方哲学教学研究50多年。他通古希腊语、英语、德语、俄语以及拉丁语。在广泛深入研读原文原著的基础上，研究希腊哲学、德国哲学、俄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卓有成就。译著包括《〈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形而上学〉笺注》以及《亚里士多德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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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力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传说，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殁后，吕克昂由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和朋友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os)主持。后者在公元前288年逝世前，把藏于吕克昂的亚里士多德和自己的稿本托付于同事斯开普斯(Skepsis)的纳留斯(Neleus)，由纳留斯带回他小亚细亚的故乡，公开展览，任人抄传。

后来珀加蒙王国的君主，为自己的图书馆向民间征集书籍，为了避免被征用，这批稿本就被藏于斯开普斯的地窖中，一直沉睡了百余年，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发掘出来，被卖给了台奥斯的哲学家阿柏里康(Apellikon)重新带回雅典。

公元前86年苏拉攻占了雅典，把这批书稿劫到罗马，后来又转手到文法学家提兰尼奥(Tyrannion)手中，准备编辑抄传。但经两个世纪岁月的腐蚀，播迁散乱，这批稿子已经面目全非，又加上誊抄手文化不高、讹误百出，所以稿件的内容次序、写作先后完全不可辨认。

直到罗马吕克昂第十一任主持、罗得斯岛的安德罗尼珂(Andronicus)收藏了它，并重新加以编辑，这大概是公元前60年左右的事情。

在当时，安德罗尼珂已经无法查清这些著作的写作年代，只能用当时流行的分类归纳法，把它们按内容排比在一处。

 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说来虽也凄婉动听，但总难免启人疑窦。

因为，吕克昂在当时已是古代西方文明世界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自亚里士多德后已存续了250余年，很难想象在各地的学院里连创建者的一份手稿也无保存，更难想象漫步派的门徒们让其开山祖的典籍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形式次序和每篇的标题，都应归功于安德罗尼珂，这已是人所公认的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罗尼珂所编定的《全集》后来也失散了，甚至连一份目录也不曾保存下来。至少也可以断言，第欧根尼•拉尔修没能够见到这份目录，若不然我们就会从保存下来的第氏目录中，更多见到我们今日所见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标题。特别是那些主要著作的标题，如《物理学》、《形而上学》等。

实际上，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战乱频仍、社会腐败，希腊哲学的智慧火花已濒于熄灭。学者们纷纷带着他们的典籍移居较安定的东方，继续自己的事业。于是新兴的基督教就来填补这一精神空位。

基督教是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它和把求知看作是人的本性的希腊哲学针锋相对。特别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宣布为罗马帝国国教，对世俗的希腊哲学加强限制，终于在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下令封闭了全部非基督教的学校，希腊哲学在西方失去了最后的存身之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几乎不再为人所知。

除了在公元6世纪初，罗马的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波埃修(Boethius)把《范畴篇》、《解释篇》等几个短篇译为拉丁语之外，直到12世纪初600年间，就没有迹象表明，拉丁语世界还接触过其他亚里士多德著作。

12世纪之后，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人士通过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洛依(Averroes)重新见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并从希伯来语转译为拉丁语。大约在1255到1278年，绝大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已有拉丁文本。

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佛兰德翻译家莫依贝克(Moerbecke)所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拉丁文本中，还有一半是从阿拉伯文转译过来的。

在14世纪末年，出版家阿尔杜斯•曼努修(Aldus Manutius)出版了几乎是全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本文，不过其中的《论诗》直到1500年实际上尚不为西方学术界所知。 

1586年西班牙国的灭华计划

据沈定平《明朝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版）一书，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在征服了菲律宾之后，即派遣耶稣会教士和间谍进入中国，深入考察分析中国国情民情，搜集经济政治军事资料，并对广东福建浙江沿海进行侦察，探测航道并绘制地图。

1586年4月，驻马尼拉殖民首领、教会显要、高级军官及其他知名人士，召开马尼拉大会，专门讨论怎样征服中国的问题。与会者在完全赞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前提下，草拟了一份包含有个十一款九十七条内容的征服中国具体计划的报告，并由菲律宾省总督和大主教领衔，加之与会的其他51个显贵联名签署上报西班牙国王。

16世纪的西班牙士兵

兹根据包遵彭《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与中国》一文中所引西班牙学者卢西阿诺.伯列纳·毕其提(Luciano peren Vicente)的考证，1586年西班牙征服中国计划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马尼拉军事会议的讨论非常详细。殖民地官员根据传教士的报告，对明朝的军备状况、经济和社会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对发动战争的理由、后勤保障、军事装备、人员配置、作战方针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部署。

桑切斯总督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草拟了一个包含有11款97条内容的报告，现存于西班牙国家印第安史料档案馆。​

桑切斯总督在马尼拉报告上签字，文件后面还有天主教马尼拉主教、西班牙殖民陆军部、西班牙贵族议员等一共53人的签名，备忘录呈报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这份最终经菲利普二世亲自批准的计划书，全文十一章七十九节，包括附属图表共有数千幅。

​备忘录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粮食与果品丰富繁多，中国市场繁荣昌盛，依上帝的意志，这就是我们必须进入和征服这个国家的充分理由。

一、作战目的

政治：征服中国，让帝国成为全球帝国，西班牙王做万王之王。

军事：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征服亚洲其他部分。以中国人力及战争资源支援欧洲本土军力攻略北欧敌人，控制欧亚世界岛。

宗教：征服中国，由中国推进，夺回巴勒斯坦大主教圣地。

经济：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解决西班牙帝国经济危机。

二、作战方针

以帝国海军舰队控制日本、台湾、列古缴士（Lequios）及相对大陆各岛屿（登陆跳板）。

以菲律宾吕宋北端之加各焉港战略基地之海陆军分别向靖州和澳门两处攻击登陆。前者为攻击主力。

防止中国和鄂图曼帝国（Qtomano）携手，攻占亚洲大陆，继而进军圣地。

三、兵力组织：　　

最高指挥官：西班牙陆军上将。

陆军司令：菲律宾总督

海军总司令：西加斯的加海军指挥官。　　

西班牙陆军一军一万至一万二干(包括意大利及盟国土兵)。　　

雇佣日本兵五千至六干。　　

征集毕萨牙人(菲律宾土著人)　　

囚犯四船以及奴隶五百人。　　

共使用军力：二万五干人。　　

联合葡军，任将军一人，率其适当之兵力。　　

海军指挥官：驻菲总督。

征集弗拉加达级战船十至十二艘。运输船若干。　　

四、后勤：　　

战费：二十万比索(Peso)。　　

武器：除西军携带武器装备外五百个头盔 相当的火铳。大炮若干(以能适用各种弹药为上)　　

弹药补给：设立军械厂于菲律宾。就地取材，制造攻击登陆时所需火药，向中国商人购取硝石及黄铜。　　

食物补给：就菲律宾囤积大米八万斤及肉类鱼类和酒，足够维持海陆军完成登陆行动。　　

被服补给：购集中美洲的尼绒为士兵成制大衣，并为伤病淮备军毯。　　

五、心理作战

重点：以殖民政策和天主教教义的宗教传播。　　

宣传　　

对内：以战士封爵制度鼓励西人参与征服事业。　　

对外：以西国宗教在明朝的传教士使之为向导传教。　　

商品：

从西班牙征集大批玻璃器皿、念珠、织绣、地球仪、葡萄酒等新奇事物，以赚取中国各级官吏及人民之好感及亲善，缓冲中国人之敌意。　　

六、作战指导　　

陆军由海军协助，以轻型船舰快速行动登陆。　　

西班牙军自福建登陆。　　

葡萄牙军自澳门攻击前进。　　

日本兵分编于各攻击部队。　　

西军登陆部队以短铳、长矛为主要武器，在炮兵和海军舰队掩护支援下深入。　　

葡军同时在征服最高指挥官指挥之下攻击前进，第一目标为广州。　　

征服部队密切协同宣传人员以宣扬西班牙国王之德威，尽量避免牺牲。　　

征服中国后，沿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旧路西进。　　

以上计划中不仅有对征服中国的时机、兵力、武器、出击基地和宣传策略等详尽方案，乃至占领后须保留中国朝廷和法律的必要性均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此外，还特别强调了联合葡萄牙人发动战争的必要性，认为“让葡萄牙人参与这次征服有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对中国海岸、陆地和人民的经验是大有帮助的”。

​

​　　

但是，不久以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重创，从此失去了盛极一时的海上霸权，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地位被英国替代，致使这一庞大的征服计划无从实施了。　　

这份计划，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无所知。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主流历史学界也很少知道。

那么，这是一个荒诞的玩笑吗？非也。

后来从西班牙国家印第安档案中发现的原始手抄文件表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仅完全接受了马尼拉备忘录的建议，做了详细批注，还于1588年在马德里设立特别委员会，进一步从政策、战略、战术、行动方针、后勤动员和舆论宣传等方面，审查和制订了进攻中国的详细计划。

其实，大明帝国当时在西班牙人眼中，不过是又一个待征服的南美洲的玛雅帝国而已吧？

也许现在的人们读这个马尼拉灭华计划，难免会有一种荒诞感。

但是实际上，大明帝国不久后的确灭亡于满清人，满清人只是一个不到百万人的小族，武力不到10万，而大明帝国人口过亿，军力百万以上。​历史有时候也许比人的臆想更加荒诞。

​这份貌似天方夜谭的远征计划，后来在鸦片战争中以及以后，终于得到实施。这个计划透露了大航海的殖民时代西方势力东渐的野心和目的——将广袤的中国市场和资源纳入西欧的世界战略的蓝图，始终是殖民帝国魂牵梦萦的一个主题。

　西班牙对中国的觊觎　

1571年，西班牙征服者雷加斯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并在此打造城寨，建立Intramuros（王城），之后一步步对菲律宾进行控制和文化宗教侵略，天主教在菲律宾取得统治地位。 

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以葡萄牙国王曼诺尔外甥的身份兼任葡萄牙国王，组建“无敌舰队”，使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海上强国。​

在亚洲，葡萄牙在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建立了殖民据点。西班牙占领了马六甲，并征服了菲律宾群岛。

西班牙殖民者打算利用菲律宾为基地来征服中国。1574年1 月11日，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说：“如果陛下同意调度，我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中国人。” 　　

西班牙人在征服了菲律宾之后，即开始积极考察、分析中国国情、民情，并对福建沿海进行侦察，熟悉航道并绘制地图。

由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派代表前往西班牙向国王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力促菲利普二世

对侵略中国一事作出决定。 　　

对国王游说成功后西班牙开始准备兵力。侵华远征军计划由1 万到1.2 万名西班牙士兵组成，另加5000名日本人。远征军总司令由菲律宾群岛的总督桑德担任。军队由枪手、甲胄

兵和毛瑟枪手等组成。派遣4 艘大帆船的船员，以及三四名铸炮者，还有12名武器和抛火器的工匠、一些能制沥青的手工艺匠以及能造高舷侧大帆船的船匠。此外，菲利普二世

命令印度总督送来500 名奴隶，并派1 名军官到日本，通过日本的神甫招募军队。

未来远征中国，西班牙邀请葡萄牙人参加，因为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有经验。西班牙雇佣而且对葡萄牙军官委以重任，双方协同作战，互相配合。 

​​1576年6 月2 日，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切斯在给菲利普国王的信中说：​“这项远征需要4000到6000人，配备矛、枪、船、炮和所需要的弹药”。“有2000到3000人，便足以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的强国，这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费用也少。” 　　 　　

按照西班牙的策划，进攻中国以菲律宾群岛为军事基地，西班牙远征军寻找了四条进攻中国的路线，并认为最佳航线应取道麦哲伦海峡。 　　

征服中国的计划书中还提到战争中应注意的问题。认为西、葡两军的数量不能太少，否则会被包围。同时必须谨慎地选择远征的人选，改变以往的侵略方式———不能使中国人口减少，人口消失意味着财富的消失。侵占中国后，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 让参加远征的人知道这次远征并不是去对付敌人，而是为了能在中国自由传教。 　　

计划书提到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和温和的方式，不能对中国人民犯下太多罪行。 计划书强调侵略成功后，西班牙可利用在中国获得的物资打击自己的敌人。中国还可向西班牙帆船提供船员，西班牙可获得金、生丝、绸缎、精美的手工艺品。 　　

西班牙国王可以从中国获得大量租税和利润。征服中国后，西班牙官兵可得到升迁，许多西班牙人可定居中国并得到封爵。 　　

计划书最核心的部分是战后西班牙如何统治中国。计划书首先强调建立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建立大量教堂和寺院，传播天主教，并引入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要安抚农民，使他们皈依基督教，阻止回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建立58个大主教、主教和一个总主教；建立一个新的有关税赋的军事制度；建立一系列爵位，如公爵、伯爵和侯爵，在中国委任4 到6 名总督，如同十五省的巡抚，拥有与其他殖民地总督一样的权力；与北方蒙古族和解，打击土耳其。在陆上建立自中国到西班牙的邮传路线。

​菲利普二世成为中国的主人后，他将成为柬埔寨、暹罗等中国属国的君主。征服中国后，可保障印度从来自中国的商品获得利润，这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很重要。在中国的附属国中建立统治权，以建立联盟和通商，传播基 督教。中国人届时可航行至秘鲁及西班牙等殖民地，中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关系将进一步巩固。西班牙可利用中国人作为他们的殖民劳力进入菲律宾，开发菲岛。占领中国还可防止法国、英国及不同宗教和北方国家前来中国。 　

计划书还建议鼓励西班牙公民与中国妇女结婚，培养混血后代，执掌中国的统治权。 　　

西班牙人和中国妇女结合，便会有适宜作神甫和传教士的人以及担任政府官员和担任军事职位的人。这些人组成的亲属集团和利益集团将会巩固西班牙在中国的统治。 　　

1587年，菲律宾殖民地派遣桑切斯总督到西班牙向国王面呈计划书。菲利普二世对该计划大加赞赏，并积极准备采取行动。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西班牙海军将领萨姆迪奥率领舰队来到澳门，要求在当地设立据点，遭明朝政府拒绝。西班牙人登岸，在澳门以西十里的虎跳门修筑据点，明朝立刻出兵，水陆齐发将西班牙人一顿猛揍，拆除了据点，西班牙人最后狼狈逃窜。​ 　　

16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圈地运动、血腥立法和海外掠夺，获得迅速发展，同时强烈希望向外扩张。这种扩张与西班牙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1588年5 月末，西班牙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扬帆出航，远征英国。这时“无敌舰队”共有舰船134 艘，船员和水手8000多人，摇桨奴隶2000多人，船上满载2.1万名步兵。8 月8 日，两军在法国加莱东北海上进行了激战。由于西军组织不力，“无敌舰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到10月，“无敌舰队”仅剩43艘残破船只返回西班牙，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惨败。 　　

“无敌舰队”的惨败是西班牙国力衰败的转折点。更为严重的是，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国力不断上升，与西班牙在各领域进行较量。它来到亚洲后，成为西班牙的第二大竞争对手，从而牵制了西班牙的力量。

荷兰殖民者斯佩伊贝格在描绘荷兰在亚洲的战略轮廓时谈到：“依我的看法，建立我们在东印度的事业和成为摩鹿加群岛（今印尼）主人的最好和惟一方法，就是派遣一支舰队和武装力量，直接到菲律宾，进攻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与英荷的战争使西班牙自顾不暇，菲利普二世不愿意再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侵华计划只得一搁再搁，直至最后流产。

​

楼主：以前叫做双鱼儿

现在说一说亚历山大图书馆。

永远正确的度娘百科这么说：“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前283年），盛于二、三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馆内收藏了贯穿公元前400-前300年时期的手稿，拥有最丰富的古籍收藏，曾经同亚历山大灯塔一样驰名于世。可惜的是，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中心，却于3世纪末被战火全部吞没。 ”　　

至于里面收藏的“拥有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并首次在图书馆复制和译成拉丁文字；藏有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许多真迹原件；早在公元前270年就提出了哥白尼太阳和地球理论的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关于日心说的理论著作；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手稿真迹；古希腊医师、有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希波克拉底的许多著述手稿；第一本希腊文《圣经》旧约摩西五经的译稿；对医学也有贡献的古希腊哲学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学者阿基米得等均有著作手迹留此。此外，当时古埃及人及托勒密时期许多的哲学、诗歌、文学、医学、宗教、伦理和其它科学均有大批著述收藏于此。极盛时据说馆藏各类手稿逾50万卷（纸草卷）。”

可惜，这些书的原件都是子虚乌有的！包括对这个图书馆的描述，最早的都是出自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而那些“古希腊先贤”的书，大都是同时期从阿拉伯人那里翻译过来的。更早的记录？对不起，没有。　　

关于这个伟大非凡的神话图书馆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神迹版）：一个年轻有为的伟大君王亚历山大，10年南征北战，蹚平欧亚两块大陆，征服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虽然他“征服”过的任何疆域都没有留下关于他的任何文字记载，而且他口味很奇特，留着地中海周边不去征服，一门心思万里迢迢的往印度跑）。百战百胜戎马之余，他建了一个图书馆，杀了不计其数的小白羊，做成了堆积如喜马拉雅山的羊皮纸（如果是莎纸草的话，那我敢说能如此大规模造莎纸草，它的成本甚至比中国纸还要低，历史就没中国纸什么事了。），用这些羊皮纸写出了数量远远超过中国从先秦到汉到唐总和的图书。

然后，这图书馆它被焚毁了。

而阿拉伯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单单只选了其中古希腊先贤的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字（是的，号称承续了古埃及的这个图书馆没有古埃及的书。至于“死亡真经”“太阳真经”，你在跟我开玩笑？？），他们保存阿拉伯语的版本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然后严守秘密等待欧洲人一点一点的再将它们翻译成拉丁语版本。　　

版本二（世俗版）：鉴于十字教对异教徒和异端敏感而残酷的政策（见前面的发死面之争和布鲁诺之死），人们不敢在译自阿拉伯人或自己写的涉敏感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便假托成“古希腊先贤”的作品。有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被用得最多，他的名下不知不觉就出现了百科全书般的巨量作品。必须对他的来历进行解释，于是，亚历山大出现了，大图书馆也出现了。　　

这两种版本都无法证伪。

当然，精英苍蝇喜爱神迹版，而俗人如我则相信世俗版。

没有什么亚历山大图书馆，只有中国皇宫御书房

楼主：金箍棒灭妖精11

 时间：2017-03-27 07:39:00 

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不存在，连块残砖烂瓦都找不到。　　

西方十字军只烧毁了圆明园里的中国御书房，但里面的书都被搬运到欧洲去了，到现在都还没消化完。只要它们消化掉一个中国古代智慧，马上就会有个古希腊、古罗马故事产生。　　

这是一个“不该建立”的“信息传递”，不仅导致的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会给劣等文明，增加给人类制造尸臭的魔法，包装自己劣等智商的“智商胭脂”。　　

“不该建立的信息传递通道，坚决不建立”这是个规律，大家都记着。　　

美国大片《云图》，里面的东方女科学家，要向西方spy magazine（间谍杂志）的西方女记者（身上有彗星图腾，是十字军标志） 传递重要的核心技术，在传递重要资料时，她们之间的最后一句对话是亮点：“让他们付出代价”。女记者：“一定会的”。　　

然后就是，一群东西方混血杂交人、南亚黑人，在东方企业大船的出口，打造小碉堡，跟大船战斗的场景；还有，同性恋音乐家与他的科学家情人，一起砸碎代表中国的瓷器的场景。　　

这些场景提示，中国科技界，有西方人最擅长利用的“东方女性气质”，会主动建立不该建立的信息传递通道，向西方间谍杂志提供重要信息，让西方获得攻打“东方企业大船”的战斗力。　　

也跟霉锅在中国南海，教唆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印度，与中国搞对抗是对应的；而砸瓷器，是针对中国搞十字军东征，也就是他们说的“云图大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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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梦呓中幻想的图书馆，真地存在吗？(转载)

楼主：macos55555

原作者：ROGER S. BAGNALL，哥伦比亚大学古典与历史教授　　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学院的首席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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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nall教授原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和古典学系的教授，希腊和拉丁语言的Jay Professor，世界知名的莎草纸文献学家，前任研究生院学监，前任古典学系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在埃及Dakhla Oasis的Amheida考古项目的主管。　　

1993-1997年美国莎草纸文献学家协会会长，1979-1985年美国古文献协会财务部长，1988-1991年美国古文献协会董事会成员，1998-2004年美国考古杂志编辑部成员，现任美国钱币学会和威尔斯学院的董事。】　　

（注：文章太长，只翻译了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规模的那部分）　　

【原文】

对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创建，古代并无记载，仅有一些简短粗略的引述。最接近于该图书馆简史的一段文字，出现在十二世纪拜占庭博物学家约翰·策策斯对阿里斯托芬作出评论的一篇文章的前言部分。对于策策斯这人，稍为宽厚的评论者说他“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学和文化历史资料，但他的记录肯定不是一贯正确。”不那么宽厚的评论者则说他“啰嗦、粗心、好争吵”和“极不准确......相应地，他那些未经核实的证据被以非常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或“他相当无理地展示出自负。”　　

像通常的古代传闻一样，策策斯说托勒密二世创建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他讲述了Alexandros of Aetolia、Lykophron of Chalkis、Zenodotos of Ephesos这三人与托勒密二世一起收集图书。　　

大家可能会就此以为托勒密二世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创建者的说法是可靠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与其他资料所说一样，策策斯也提到托勒密二世“通过”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协助收集图书。　　

德米特里（约前350年-约前280年），是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1年-约前287年）的学生，更早前曾受教于亚里士多德（约前384年-约前322年）。德米特里受马其顿国王卡山德（约前350年-前297年）委任管治雅典为期十年（前317年-前307年），在国王卡山德死后，他逃到埃及，成为托勒密一世（前367年-前283年）的大臣，为把亚历山卓提升成为与雅典相衬的竞争对手，他自然贡献良多。但德米特里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站错位，他支持了托勒密二世的同父异母兄弟。当托勒密二世（前309年-前246年）登上王位后，六十岁的德米特里被投闲置散，不久就死了。　　

简而言之，德米特里与托勒密二世不大可能有合作机会。　　

不过，现存最早一段讲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文字提到了德米特里。这段文字就是奇怪的《Letter to Philocrates》，一份西元前二世纪的手稿抄本，据说原文是一位名叫阿里斯提亚斯的托勒密二世侍臣所写的，就我们目前所知，根本没有阿里斯提亚斯这人。但某些能干的现代学者极力称赞伪阿里斯提亚斯对托勒密王朝情况的了解，根本不顾他所写的一些事仅合乎西元前二世纪而非西元前三世纪的状况，并且整篇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有关宫廷的细节描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已知的东西，意图把另一个明显不合理的故事粉饰得貌似真实，”就像喜歌剧Mikado第二幕中的Pooh-Bah那样子。　　

根据伪阿里斯提亚斯的说法，德米特里说服了托勒密二世安排人员把犹太教的《希伯来神经》翻译为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目的是使图书馆的藏书更齐全。这个故事，实际上是犹太人宣传的核心内容。　　

如今大多数的文献学者，在面对德米特里与托勒密二世之间充斥着误传而完全矛盾的文字时，自然会满腹疑虑，甚至将德米特里的贡献断定为虚构。但这样不行，记录下来的任何资料都应该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一点。因此，学者们几乎一致推断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真正创建者，他得到了德米特里的协助，而Zenodotos可能是德米特里的下属也可能是在托勒密二世就位后成为主管。　　

除了尽力不放弃利用资料的最后一点希望以外，这个观点的唯一可靠基础，是斯特拉波（西元前64/63年-西元23年）说亚里士多德曾教托勒密一世如何建造一座图书馆。这个说法，是几乎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死于约西元前322年，而托勒密一世在西元前305年才就位称王），所以这说法被改认为其含义是这个庞大而有序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构思来源于逍遥派，通过德米特里而传给了托勒密一世，这观点并非不合理，但几乎显示不出托勒密一世在建馆的事上有任何主动。还有，策策斯所提到的三人组Alexander、Lycophron、Zenodotos，确实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表现活跃。　　

就只有这些了，我们始终缺乏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创建及其早期发展的准确信息。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同样几乎无法获得关于著名的亚历山大博物馆的资料，关于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关系也仅能猜测。　　

总而言之，古人记录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规模或战争中被毁书卷的数字，都不值得相信。这些数字没有任何良好的古代权威佐证，只是由一位作家传播给另一位作家，而当这些数字所导致的后果受到检验时，只显出不可能与荒谬。真实的数字，可能要比几十万的数字低一个数量级。不管亚历山大图书馆在那时有多大，也不可能与二十世纪大型研究图书馆在同一级别上相比。

不列颠博物馆在1830年只有大约20万卷书，再过三十多年后才达到一百万卷。

　　（注：在后面未翻译部分，作者提到，书籍的载体不断变化，图书馆一般会采用新载体重抄旧书才能有效保存图书，但对于传说中非常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从托勒密时期到罗马时期，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罗马时期也没有任何该图书馆收集图书的费用预算政府文书资料。）

今天开通微博问答

何新老家伙的回答：

何新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美韩演习是虚张声势摆样子而已。与其说给朝鲜看不如说更是给中国看。一出戏。中国不必过深入戏。

老何答：如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那么影响中国的十大历史人物是——林则徐、慈禧那拉氏、康有为、毛泽东、孙中山、陈独秀、邓小平、蒋介石、周恩来、华国锋。

老何答：中国足球不差钱，差的是组织、战术、体能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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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owenru

 时间：2017-03-25 20:56:31

　　用了大半天终于看完了关于希腊罗马的伪造历史，很受启发，解了我两个疑惑。　　一是央视纪录片频道（9频道）刚开播时，有一个关于苏美尔的，其中有苏美尔泥板书破译，说是一欧洲小国（忘了哪国）青年专家偶然发现一个词可以拼成"eat"，受此启发，他和朋友又找到了几个词可以拼成英语和其它欧洲语言。然后苏美尔泥板书就破译了，原来苏美尔语是欧洲语的大杂烩。我被惊得目瞪口呆，一个只三百年语言就变得面目全非的民族居然保留了7000年前的外来古语发音？看了您的帖我就明白了。　　

二是我曾看到有欧洲学者说古希腊的陶器装饰花纹，同中国商周时期的很像，我真的很认真的考虑过怎么回事，很浪费了几个脑细胞，今天终于想明白了。

欧洲人真不要碧莲。

【评论】​

ws评论：

————哈哈！很犀利。还有埃及文字​的法兰西人“商菠萝”的破译故事，都是鬼话连篇！

铁马冰河陆川客：

　　按照某些白皮以及洋奴的说辞：西方文字的基础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演变，什么阿卡德，什么苏美尔，因此西方字母的基础是楔形文字。这就是比较简单的找爹链。　　

俺以前说过的那个不务正业的青年英国军官罗林森爵士，就是在印度学会了类似梵语的东伊朗语族的阿维斯陀语，然后来到伊朗西部，在人来马往、热闹千古的商道旁边看到了连库尔德牧童都爬得上去的一块摩崖石灰岩浮雕，上面显然是异教徒偶像及其铭文，他一眼就明白这里是三种楔形文字，后来破译出来就彻底明白了分别是仅限于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宫廷专用并只见于伊朗西部几个地方的古波斯楔形文字、至今尚难破译的古埃兰楔形文字和还要早的阿卡德楔形文字。　　

破译的方法很简单，他认为这一定是伟大的波斯帝国大流士大帝的武功记录，后面就可以势如破竹地编造了。可惜，他学过的所谓阿维斯陀语和西伊朗语族完全是两回事，但天才的罗某（当年这丘八下棋跑马无所不精，就是没有任何学术记载传世。）硬是能够搞定据说是专用而且还只流传了短时间就和古波斯帝国一起消亡的所谓古波斯楔形文字，并出版了全文翻译、语法研究和大把注释。自然，通过比较语言学，这小子在1857年又认为最后的楔形文字属于巴比伦语，就是旧约里说过的那玩艺，不过当时算下来巴比伦还不够久远（对比中华上古历史而言），于是就说这巴比伦语就是阿卡德语的晚期方言，这爹就越找越长了。于是，这家伙就宣布破译了阿卡德语，后来又搞定了苏美尔语，还出版了亚述史纲专著，就是旧约里灭亡北方以色列的那个国家。　　

懒得再折腾白皮的玩艺，伪造历史，罪证确凿。

ws：

还有特么什么克里特泥版线性文字公母版的破译——都是鬼话连篇笑话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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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哲学读书札记：

论物质的概念

【物质概念无法定义】

哲学上的若干基本概念是无法定义的，例如：物质、有、存在、无、非存在。

这几个概念貌似简单而直观，无人不了解。但事实上，自哲学诞生以来的几千年，这三个概念始终说不清楚。一直没有公认的定义，因而历来聚讼纷纭。

【有就是无】

哲学上所谓“实在”的​概念。首先是基于孰为“存在者”即“有物”的概念。

但是回顾中外哲学讨论的历史，会发现自小亚细亚的哲人巴门尼德、中国古代的哲人李耳（老聃）、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开始，都对这个概念给予过摧毁性质疑。他们都指出所谓物质、存在以及有物或者纯有的概念乃是不存在，即虚无。

物质只是虚拟存在以及虚拟概念。存在是无相，世界的存在本体也是无相。因而存在即虚无，有就是无。

近代最伟大的哲人黑格尔则因之指出，理解有就是无，乃是一切哲学讨论的第一步初阶。

【法国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百科全书》启蒙学派）曾经断言，哲学唯物主义可以终结一切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认为：物质是一切表象的载体，是客观实在。物质是不能被创造和消灭的。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存与亡，只是物质具体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物质是第一实体也是唯一实体。宇宙中除了物质和运动，什么也不存在。不需要假设上帝或者神的存在。

【马克思的物质观】

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是马克思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主要由恩格斯和列宁进行了系统阐述。

继承法国唯物主义启蒙学派的20世纪的马列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指在人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是各种事物共同具有的客观实在性规定。

这是根据列宁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着无限多样的形态，无穷的变化发展，但归根结底都是物质这一客观实在的外在表现。

意识、精神，也是高度发展的物质的一种表象。但是这种说法意味着物质与精神两个概念定义的混一，物质已经被“心”消解了。

根据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的观点，他认为：物质在宇宙中本体以能量波的形式存在，发生相互作用时“坍缩”成粒子，发生坍缩的位置是不确定的，所以所在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定位不确定的物质能量波，就是量子。

量子力学认为：当观察者不存在时（没有人去观察量子时），所谓物质是虚拟的数学概念，即“函数波包”，而不具备任何物质实体的特征，只能用一个波函数去描述它。

这就是现代量子力学对于物质的基本解释。

量子力学认为，有观察者时，函数波崩塌，在量子弥漫的范围内，即在函数波包波动范围内，量子可在随机任意点出现。观察者永远无法确定，它到底应该出现在哪个点。所以，量子只会以其中的一种样态出现，当以光电效应去观察它时，它就是个粒子，你用双缝试验的方式去观察它时，它就对你表现为一种波。但永远无法确定它是否实在，以及是否具有任何实在形态。这就是量子力学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这个原理否定了物质的物理实在性。

【现代物理学的物质定义】

物质概念的定义：

内涵：物质是质量的空间分布，某一有限质量在某一有限空间内的瞬时分布。

外延：所有存在物，包括精神物和超现实物（如信息、黑洞、反物质、隐物质）。

（以上写于1991年4月）

​

【附录】

汪子嵩：论有、存在与是（如是与真如）

[2014-01-15摘录于汪著《希腊哲学史》]

作者：汪子嵩、王太庆

【作者简介】汪子嵩，著名希腊哲学史家。1921年生。1945年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从陈康

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合著有《希腊哲学史》等。

老何评论：此文乃汪老好文，是理解西方哲学必应当读的入门读物，内容极为深刻。也是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所必须先行准备的知识。特予推荐。

［按：1979年何新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哲学问题处女作《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即汪子嵩先生推荐及审批后特准破格发表的。当时何新身份微贱，系自大学退学的肄业生。］

【原文】

一个哲学体系总有它的核心思想，表现为一个范畴或一组命题。西方哲学从古代希腊哲学开始，直到近现代哲学。如果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便不得不承认，它的核心便是那个来自腊文的on，拉丁文译为ens，英文译为being。

哲学形而上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ontology，就是研究on的学问。这个词译为中文的“存在”和“是”，似乎都说得通，都是可以的；但是用中文“存在”去理解和解释它，和用“是”去理解和解释它，却是有不同的。究竟它是什么意思，用哪个词去翻译它比较恰当？现在已经引起重视和争议。这是一个应该探讨的问题，我们想谈点看法。

  无论是希腊文on，拉丁文ens，或是英文being，都是既有汉语普通话“存在”或“有”的涵义，又有“是”的涵义；但究竟何处应作“存在”，何处应作“是”？西方学者中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从古代希腊的注释家开始，直到近现代的学者们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认识。陈村富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论述巴门尼德思想时，对这种情况曾经作过一些介绍；近年来在翻译和研究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对此也有不少介绍和论述。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是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理应从西方语文的词源学和语义学等方面去探讨寻求解决，但是既然连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研究中也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我们更没有能力企图从这些方面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好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用汉语普通话的“存在”和“是”，究竟哪一个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和翻译西方哲学中的on或being这个范畴，所以不妨先不顾西方语文的词源和语义，单从汉语的习惯用法来讨论这个问题。虽然现在我们的习惯用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原来是受外文翻译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也不是与外交完全无关。

  先说“存在”。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存在”（不是哲学书里的“存在”，它的通常意义和哲学书里的意义是有很大不同的），它的明显意义是：它是实实在在的，是在那里的，是有的；更明确地说，是在时间空间中的。因此一切具体的事物，如这个人、这只杯子、中国、地球等等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承认：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一样，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存在”和“物质”等同起来，认为它是客观的实在，是和意识对立的。（这种理解是否符合恩格斯的原义？还是值得探讨的。）这是“存在”的最通常也是最典型的用法。

  至于抽象的概念如人、白、美、正义等是不是存在的？当然也可以说它们存在，但是它们的存在，至少不是像上述那种个别的具体事物那样的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说，这种抽象的概念不能独立分离地在那里，它只能在个别事物之中。如“人”只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之中，“白”只能在具体事物的颜色之中，“正义”只能在某个人的行为或社会的秩序与法律之中。至于像神、鬼、大堂等等，通常说它们是不存在的；如果要说它们存在，也只能说它们只是在信仰和理想中，不是真实的存在。

  “存在”的反面、对立面是“不存在”，而不存在就是无，是虚无。用“存在”和“不存在”翻译being和non-being，显然会产生问题，现在都用“存在”和“非存在”来翻译。但这个“非存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白”和“非白”，所谓非白就是白色以外的其它红、黄等颜色。可是“存在”和白、大等概念不同，因为它是最普遍、外延最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多次论证：最普遍的范畴如“一”是最普遍的，它下面不能再划分为任何种或属。将“存在”和“白”相比，在白之外还有红、黄等非白的颜色，而在“存在”之外，除了不存在，还能有什么可以和存在并列的东西呢？除非说思想就是非存在，可是这种说法和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违背的。

 再说“是”。“是”在汉语普通话中一般都作联系动词用，联结主项和谓项，谓词是表述主词的，即S是P。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人，他是丑的、不高的，是柏拉图的老师，是雅典人，是二千多年前的人，是研究哲学的，是被处死的等等。亚里土多德所说的十个范畴都可以说是“是”的谓词，都是“所是的东西”。

本来“范畴”的希腊文kateroria就是谓词的意思。不仅具体实在的东西，而且抽象的概念以及实际不存在的神、鬼等等，都可以说它是，是“所是的东西”。所以“是”是最普遍的外延最大的概念，凡是名词、动词、形容词，都可以说它“是”。在西方语文中。动词“是”有人称、时态和语态的变化，它的分词可以作名词用，希腊文on和英文being都可以单独作名词用，但在中文中作联系动词用的“是”一般不单独作名词用。西方语文中的动词“是”也可以抛开主词或抛开谓词使用，但在中文中，抛开全词的“是”的用法（实系省去主词）是常见的，如说“是人”、“是白的”，但抛开谓词的用法却很少，英文可以说I am或 God is，在中文中如果说“我是”或“神是”，人家便要问：是什么？因为中文没有那样的用法。

大约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人们觉得将on或being译为“是”，在中文是不通的，总感到蹩担，因此要将它按照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理解为“有”或“在”，从而译为“存在”。中文的“存在”，既可作动词用，也可作名词、形容词用，因此用“存在”翻译英文的is，being等，在中文都是通顺的。说“我是”不行，但说“我存在”却是行的。可是在中文中“是”和“存在”的意义是不同的，“我是”和“我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将“是”和“存在”两个意义合一的on或being译为“存在”，实际上是改变了原义。

  “是”是什么？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从特殊的是中抽象出来的共相。第一个提出将on译为“是”的是陈康先生，他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中作过解释：这estin在中文里严格讲起来不能翻译。第一，它所表示的比较“存在”广得多，因此我们不能译这句为“如若每一个存在”。第二，若我们用中文里外延最广的哲学术语“有”来翻译，“如若每一个有”，至少是不成词。在这个情形下我们以为，如若翻译，只能采取生硬的直译。（这样也许不但为中国哲学界创造一个新的术语，而且还给读者一个机会，练习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因此译为“如若一是”。

他又对这个“是”作了解释：译文确当与否暂且勿论；这字所表示的意义可从以下见出：设以“甲”代表“每一个”，“甲”是“子”，“甲”是“丑”“甲”是“寅”……“存在”只是于、丑、寅—…中之一，比如“寅”。“甲是”决不同于“甲是寅”，它也不同于“甲集子”，“甲是丑”……中的任何一个。“是”和“是子”、“是丑”、是寅”……的分别，乃是前者是未分化了的，后者是分化了的。（第107－ 108页）所谓分化了的就是特殊的，未分化了的就是普遍的共同的。

陈先生在这里指出：“是”和“存在”有不同，它们的不同有两点，第一，“是”表示的意义比“存在”广泛得多。第二，“存在”只是一种特殊的、分化了的“是”，而“是”是未分化的、普遍的。他指出的这两点很重要，但是因为他后来写的文章大多是用外文发表的，所以对这两点没有再作进一步申述。这个“是”具体表示什么意思呢？陈村富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论述巴门尼德哲学时，作过词源和语义的解释，照录如下：

  “希腊文属印欧语系。在印欧语系中，“是”的词根有两个。一是“es”，在希腊语中就是“eimi”，拉丁文写作sum及分词esse。原来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运动、生活和存在”；说某物es，就是说某物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生存在那里。”

可见这个词的本意有显现、呈现的意思，包含后来“存在”的意思。另一个是“bhu”、“bheu”，在希腊文中就是phyo，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产生produce、成长grow、本来就是那样 be by nature，拉丁文为fui,fuo。bhu，bheu原来的意思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自然而然地生长、涌现、出现”。（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70-71页）

在希腊语中， es词根的 eimi，后来演变成系动词“是”，而phyo后来指自然而然成长的、变化的东西，最后变成physis（自然、本性），指本性上就有力量成为“如此如此”的东西。它同另一个希腊词techne（人工造成的）相对。techne以后就专指人造的工艺品、手工业品及制造技术。（第610页）他在这里分析的“是”的两个词根，第一个可以说是亚里土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的“是”的词根，第二个则是第二哲学即物理学（physika）的词根。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物理学中所讲的最主要的词源，都是“是”。

  由此我们也可以试图说明“是”的意思：第一，作为某个东西而存在（“存在”是“是”所包含的一种意义）；第二，依靠自己的能力起这样的作用；第三，显现、呈现为这个样子。比如说“苏格拉底是人”，就是说：一、苏格拉底作为人而存在，二、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起人的作用，三、他显现、呈现为人；又如说“这个东西是白的”，就是说：它作为白的而存在，它依靠自己的能力起白的作用，它显现、呈现为白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我是”、“神是”。其实中文也不是没有这种说法的，比如问：谁是张三？可以回答：我是或他是：问哪一个是人？也可以回答：我是或他是。所以说“我是”，就是说“我是我”，我起那个作用。

 西方语的“是”还有人称、时态、语态等各种变化形式，希腊文eh中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是，相当于英文且am中的am，它的主动语态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esti，相当于 it is中的 is，它的不定式einai，相当于 tobe；希腊文的分词形式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eimi的阴性分词ousa，中性分词on，英文没有这种分别，只能部译为being，这个ON就是表示“是”和“是的”的词。ousa本来也是being，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使用时还没有赋予特殊意义，亚里土多德才将它写成ousia，列为十范畴之首，认为是其它范畴的主体（hypokeimenon，在背后或底下的乐西，一般译为“载体”或“基质”，即“是的东西”），通过拉丁文翻译成为substance，我们主张泽为“本体”。“本体”的意思也是“是的根本”或“基本的是”。

  在我国，1949年以前是很少有将being译为“存在”的，一般多用我国传统哲学范畴“有”来译它，由于《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将名译为“存在”，以后就成为公认的唯一的译词了。

估计是当时的译者借用日文的译名，“哲学”这个译名最早也是从日文翻译中借用过来的。“有”即“存在”。“存在”可以是“是”所包含的一种意义，但它不能表达“是”所包含的另一方面引申意义，即联系动词的含义。

   此外希腊文还在分词前面加冠词成为 toon，相当于英文的 the being，以及 ta onta，相当于beings，可以译为“是的东西”。现在一般译为“存在事物”，可是“事物”总是指具体实在的东西，而性质、数量、关系等都是属于事物的性质、数量、关系，不能将它们也说成是事物，只能将它们说成是“是的东西”，因为性质、数量、关系也都是“是的”。有人说“东西”也还是表示一种空间状态，但实在找不到别的更可以表述抽象的词，所以也可以译为“是者”。

  “是”和它的反面“不是”的关系，与“存在”和“不存在”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虽然就“是”本身说，它和“一”一样，是最普遍的概念，在它以下不能再划分为种或属；然而“是”作为联系动词，总是表示某个东西是什么，而说它是A的时候，必然包含着说它不是非A。说“这是白的”，也就是说“这不是非白的”；而作为非白的红、黄等等，本身又是“是”。所以“是”总是和“不是”联在一起，而“不是”也是一种“是”的。这就是陈康先生说的“相对的不是”。而“存在”的反面却只能是绝对的“不存在”，是绝对的不是，是“无”。因此，说“存在”不同于说“是”。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有作为联系动词的“是”才能构成命题和判断。“是”和“不是”构成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又可以通过“是”的单数和复数，构成单称命题、特称命题、全称命题等等。亚里土多德说只有命题才有真和假。而逻辑和科学就是要研究确定真和假的问题，如果不分辨真和假，也就不可能有逻辑和科学了。可是“存在”并不能构成命题，它是亚里土多德在《范畴篇》中所说的简单的非组合（asynthete）的词，像人、白、跑等一样，它自身是没有真和假的。要分辨真和假使必需进行分析。

亚里土多德虽然是首创逻辑学的哲学家，但他自己并没有将这门学问叫做“逻辑”，他将它叫做“分析”（analytika）。《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是他的重要逻辑学著作。他十分重视分析，尤其是对于“是的”的分析，《形而上学》一书的主题。可以说就是对“是的”作了各种深入的分析：他所创导的这门研究“是”的学问，也就叫做ontology。

  正因为“是”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所以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和假，从而促进了逻辑和科学的发展。如果要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作比较的话，应该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先讨论巴门尼德的思想，因为他是第一个将esti（它是）和on（他当时用的还是早期的写法eon）当作最高的哲学范畸的。他的基本思想表现在他的残篇第二的一对相反的命题中，他称之为两条不同的认识道路。陈村富指出过，由于巴门尼德是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的用词不很严密，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法，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两句话的原文是：

   he men hopos estin te kaihos ouk esti me einai, peithous esti keleuthos( Aletheie gar opedei),he d’hos ouk estin te kai hos chreon esti me einai, ten de toiphrazo panapeuthea emmen atarpon. oute gar an gnoies to ge me eon(ou gar anuston) oute phrasais.这段话在G．S．Kirk，J．E．Raven，M．Schofield的《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资料选编，1985年修订版）中的英文翻评是这样的：

   The one、 that［it] is and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it] not to be, is the path of Persuasion(for she attends upon Truth): the other, that [it]is not and thatit is needful that [it]not be, that I declare to you is analtogether indiscernible track.: for you could not know what isnot-that cannot be done-nor indicate it.（p．245）

   希腊文第一行和第二行的estin（是，相当于英文的is）是关键词。希腊文的动词有了语尾变化的第三人称单数estin，就不需要说出主语“它”。近代语言不能不说出主语，于是近代的研究者就要为之补上一个“它”字，接着又要问这个代词“它”指的是什么？便要说出这个主语来。我们见到的实例第一个就是黑格尔，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87节中将巴门尼德的原文译为：

  Der eine， dass nur das Sein und dass nichtlst das Nichtsein，--dies ist der Uberzeugug Pfad， auf ihm lst dieWahrheitDer andere, dass das Sein nicht ist und dass notwendig dasNichtsein，--von diesem sage ich dir， dass er der gang unvernunftigeWeg lst； denn das Nichtsein kannst du nicht erkennen, nocherreichen, noch aussprechen.

其中第一行的nur das Sein是nur das Sein ist的意思，即希腊文estin的译语，其主词被定为das Sein；第三行das Sein nich ist是oukestin的译语，其主语也被定为das Sein。这一理解和译法后来为H． Diels所采纳，见他的《Fragmente derVorsokratiker》。在我国也是这种理解占流行地位，这是由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的中文译本的影响所致。

贺麟先生的译文如下：

  “一条路是，只有“有”存在：“非有”不存在，一这是确证的路径，真理是在这条路上。另一条路是，“有”不存在，“有”必然是“非有”，一关于这，我对你说，这是完全非理性的道路；因为“非有”你既不能认识，也不能达到，也不能说出。”（见该书商务本第一卷第265页）

  对此，读者会问：贺先生译为“有”的，实际上就是“存在（dasSein）”，所以前一条说“有”存在，实际上就是“存在是存在的”，后来许多书多是这样译的，可是这不过是同义反复，再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怎么能达到真理呢？后一条说“有”不存在，“有”必然是“非有”，那就是“存在是不存在的，而非存在必然存在”，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体论，巴门尼德为什么说这是意见之路呢？所以二十世纪的西方学者不采取黑格尔的理解而另辟途径，主要是不把这两句话中暗含的指示代词it还原为同样的东西on（dasSein），而让它在那里泛指某个东西。这样，前一句话的意思便成为“通过那个是的东西，不能不是的东西”；后一句话的意思便成为“凭着那个不是的东西，必然不是的东西”。

Kirk和Raven在第一版中译为that It is and cannot not be和that It is－not andneedsmustnot-be；在修订版中为了加强表明这两个it并不表示同一个东西on，只是泛指“东西”，于是给它加上方括号，写成［it］。他们的理解纠正了黑格尔的失误，根本解决了同义反复和自相矛盾的问题。而且这样理解又纠正了黑格尔对后一句话的后半chreonesti me einai的误解。黑格尔将这半句译为： notwendig das Nichsein，是没有看清esti meeinai是用esti当模态动词（can，possible），后面加不定式einai（to be），黑格尔用一个名词dasNichtsein来译meeinai，是语法上的错误。贺先生译的“有”必然是“非有”，以及后来译的“存在”必然“非存在”，都是跟着黑格尔的错误来的。

   黑格尔给estin找了一个主语dasSein，是没有考虑到这个estin本身就有当名词用的意思，等于 on，而ouk estin和me einai就等于meon。这是大哲学家没有照顾到古文细节的失误。贺先生译文的毛病主要由黑格尔负责，他用“有”和“存在”译Sein则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是”这个范畴，只有与之邻近的“有”这个范畴，不得已而借用之。

  在现代汉语中，“是”和“有”或“在”的确有不同的、甚至是无法沟通的含义。但是在西方人的语言中却相反，它们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作用”，而且这作用还是积极的。我们现代汉语说的“是”似乎没有“作用”的意思，只是将主语和谓语联结起来的一根绳子，一个形式，没有什么内容可言，因此被认为是一个不同于实义动词的“系词”。系词这个说法也来自西方的语法学家，是指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动词中的一种，表示一般性的作用，有别于指某一特定作用的动词（实义动词）。但是这个一般性的作用也是作用，并非只是空洞的形式。实际上，所谓“系词（copula）”本来是动词中的一种，也可以为它分析出实质的意义，如亚里土多德在讲三段论的时候就将S和P之间的“是”字说成“属于”。正因为“是”起一般性的作用，所以可以用于一切判断之中。

  “在”这个动词是汉语所特有的，在西方人眼里就等于“是”，区别仅仅在于它表明“起一种占某某时间空间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有一般性，只是略小于“是”的一般性；可以说“在”是包括在“是”之内的，“在”是“是”中间的一种。这也就是陈康先生所说的，“是”的意义比“存在”的意义广泛。希腊人不说“在”，连说到涉及时空的作用时也说“是”，亚里土多德的时代还是这样。后世转而注意“在”有不同于一般“是”之处，才开始用existere（存在）这个新的动词，产生了existentia这个范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那么多的哲学范畴，却没有一个表示和on不同的表示“在”和“存在”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提出“有（echein）”的范畴，但其含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完全是两码事。）

其实“在”和“是”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内在的同一性，即是“凭自身的力量起作用”的。中国人由于原来只注重“在”而忽视那更一般的“是”（公元前的汉语连今天意义的“是”字都没有），所以把“在”（即“有”渐成天经地义的本体，对西方人的on，ens，being之为本体，总是格格不入。在读巴门尼德以及柏拉图、亚里土多德的时候，遇到一大堆“是”字，以为他们将实义动词“在”与联系动词“是”搅混在一起了；用我们现在将“在”和“是”绝对分开的想法是无法理解的，除非将这些“是”字分为两类，我们才能‘懂。这样就觉得Diels的那种用重音符号加在不同音节上的二分法（即在estin这个字上，将重着标在第一音节的e上，便作实义动词“存在”讲；标在第二音节的i上，便作联系动词“是”讲。见《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第594页。），是可以接受的好办法了。这是忽视“是”字的核心意义（“起作用”）的结果。巴门尼德等心中想的是这个核心意义，所以用这些“是”字时到处顺理成章，并不发生混淆的问题。我们发生的问题，是由于思想语言的习惯不同，所以产生的。我们要理解他们的这个“是”字，便必须了解这个道理，改变一下我们的思想习惯。

  这样我们可以将巴门尼德的这段残篇试译为：

  ”一条路是，[它］是，[它］不可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道路，（因为它通向真理人另一条路是，【它］不是，【它］必然不是，我告诉你，这是完全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你认识不了不是的东西，这是做不到的，也不能说出它来。我们这样理解：前一条路是说，只有按“是”（或是的东西）去钻研，按不能不是的东西去钻研，才会得到真理。这个意思有点接近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另一条路是说，凭“不是”的东西去钻研，凭必然不是的东西去钻研，这只能将人引入迷途，因为那“不是”的东西，你是既不能认识，也不能说出的。所以在残篇第八中有一段话，陈村富称这是“巴门尼德立论的基点”。”（第592页）这是在巴门尼德论述了“是”有不生不灭的特点以后说的：真正信心的力量决不容许从“不是”产生任何东西；所以正义决不放松它的锁链，容许它生成或毁灭，而是将它抓得很紧。决定这些事情的就在于：“是”还是“不是”。（estinhe ouk estin,译为 it is or it Is not．）

  这里我们要着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巴门尼德要提出“是”作为最根本的哲学范畴？为什么要说“是”和“不是”，是树立真正信心的决定力量呢？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到：他是认为只有抓紧“是”的才能认识真理，如果遵循“不是”的，只能将人引入迷途。所以巴门尼德是将“是”和“不是”，与“真”和“假”联系起来的。他认为只有通过“是”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所以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从一开始就是和“真”紧密联系的。巴门尼德之所以选择“是”作为最核心的哲学范畴，不仅因为“是”是最普遍的范畴，主要是因为“是”是表示“真”的范畴。这一点，后来亚里土多德说得比较清楚。

  同时也要看到：巴门尼德提出“是”的学说，原来是针对赫拉克利特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在不断变动中，任何东西都是“既是又不是”；火是不断燃烧的，在任何时候都既是火又不是火。（不能将这说成是“火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火不存在就是没有火，谈不上什么“火不存在”。）巴门尼德认为这样是认识不到真理的，他认为关键的作用力量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只能以是火、不能不是火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才能认识真理，如果以必然不是火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只能陷入迷途；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既是火又不是火”，只能是“意见之路”，它是从感觉得出的。巴门尼德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只能从理性中寻找出路，这就是他所以提出“是”和“不是”是决定力量的道理。西方哲学由此重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产生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的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哲学一直在讨论这两个世界是彼此分离的，还是可以相互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这种关系和意义，只能用“是”和“不是”来表述，不能用“存在”和“不存在”来说它。

  巴门尼德的残篇第八说明“是”的特征。开始时说：“是的东西”（这里用eon）是不生不灭的，是完整的、单一的、不动的、没有终结的。以下分别论述它有五个特征：一、它是既不生成也不消灭的：二、它是“－”，是连续不可分的：三、它是不动的；四、它是完整的，形如球体；五、只有它可以被思想、被表述，只有它才有真实的名称。在这五点中，第四点是个比喻，但有明显错误，将感性的球形和理性的完善混为一谈，说明巴门尼德开始划分具体和抽象，他自己还不能将二者区别清楚，他的学生麦里梭随即纠正了这一点。

  巴门尼德提出的其余这四个特征，是抽掉特殊成分后留下的普遍成分，为一切抽象概念所共具。“是”之所以外延最大，就在于它是高度抽象的结果：一切是的东西都包含着“它怎样地起作用”，抽掉其中的“怎样地”，单留下“起作用”，就得到了普遍的“是”。所谓“存在”或“在”本是众多“是的东西（eonta）”中的一种，是指那种带时间性空间性的“是”，是还带有时间性空间性的这个“怎样”没有抽掉。正因为如此，它的外延要比“是”小。

西方哲学中的being并不是这种外延小一号的“在”，我们用“在”或“存在”翻译being，就不止是翻译修辞上美不美的问题，而是意义上是否准确符合的问题，差之毫厘会造成很大的误解。我们的哲学界把“存在”理解为“客观实在”，认为和“思维”相对立，是“物质”的同义语。这也就是说，除了没有说出时间性空间性这几个字以外，实际上是将“存在”理解为在时间空间内的东西，这只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别事物，并不是普遍的抽象概念。可以说我们哲学书上的“存在”是徒具概念之名，因为它和巴门尼德所说的上述四个特征完全不合，“存在的东西”是有生有灭的、可分的、变动的、是被感觉所感知的。它和巴门尼德所说的toeon，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这四个特征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说只有“是”是能被思想所表述的。这点表明巴门尼德是持可知论，反对不可知论的。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是的东西”，才能得到理性的认识，达到真相；凭着不是的东西，只能是感性的虚妄的知觉，是“既是又不是”的东西，只能得到意见。这是由于是的东西凭自身的力量起作用，其中包括被思想的作用，所以能被思想被认识；而不是的东西却没有这种力量，不起这种作用，所以不能被认识。关键在于“是”有这种能起作用的力量，它不是完全被动的。而被了解为绝对客观实在的“存在”，是与“思维”完全对立的，它便没有起被认识作用的力量。所以将巴门尼德的toeon了解为和思维完全对立的“存在”，只能走到不可知论的路上去。

  而且“思维”也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设想的是“和存在对立”的东西，不是什么“非存在”，“思维”也是一种“是”，是“是”的一种作用；它起的作用就是认识的能力。认识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主体这张白纸，被客体打上了图章；认识是既有客体起作用的能动性，又有主体起作用的能动性，是二者的能动性联合造成的。这就是巴门尼德的残篇第三中所说的：tongar auo noein estin te kai eenai.

   这里的noein是“思想”的不定式，emai是“是”的不定式， tonauto是“同一的”。这里本来说的是：“思维”和“是”是同一的，但巴门尼德又特别提出一个estin，作为管noein和einai这两个不定式的形态动词，就是将“思维”和“是”这两方面都想到了，认为都是起作用的能力。所以这句话指出正确认识的条件是：主客双方的同一性，即主体是“是的乐西”，客体也是“是的东西”；如果缺少了这个条件，主体充满私心杂念，客体尽是假冒伪劣，那就谈不上正确的认识了。私心杂念和假冒伪劣就是巴门尼德心目中的“不是的东西”，也就是“没有能力起积极作用的东西”。所以Zeller，Kirk，Raven等将这句话译成“能思想的和能是的，是同一的”。这里发生问题的是由于不明白巴门尼德提出的estin是什么意思，有人以为它等于中国固有的“在”，因而用我们所了解的“存在”的性质会在巴门尼德的eon上，要求它回答我们主观上发生的问题。所以，总起来说，巴门尼德提出的estin不是“存在”的意思，不能将它译为“存在”。

  正如陈村富指出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在古代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近代，黑格尔才将它强调论述。(637页）后来才引起重视，因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恩格斯对此并没有提出批评，但我们有些同志一看到这个命题，立即认为它是唯心论的命题，必须加以批判。在五、六十年代间，我国哲学界为此展开过一场大争辩，争论思维和存在能不能有同一性的问题。反对者认为；思维是主观的，存在是客观的，它们之间怎么能有同一性？说它们有同一性，只能是唯心论。而认为有同一性的一方则提出：只要在同一的双方中确定哪一方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如果是思维决定存在，像黑格尔那样，那便是唯心论；如果是存在决定思维，那便是唯物论。这场争论当然不会得出结论。

  其实，如果将eon译为“是”，说“能被思想的和能‘是’的是同一的”，就不会产生问题了。因为“是”本来是只能被思想、被表述的，它是思想的对象又是思想的产物，当然可以说它和思想是同一的。

   再从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考察这个问题。

  希腊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探讨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什么，所谓“本原（arche）”就是说宇宙万物归根结底究竟是什么？早期自然哲学家们说本原是水、气、火等物质性的元素，后来原子论者将它们归结成统一的原子。这类本原可以说是在时间空间中存在的“存在”。一直到现代，科学家们发现了中子、质子等，这个科学问题还可以一直研究下去。

  另一些哲学家却提出了另一类抽象的本原，最早是毕泰戈拉学派提出的“数”，但数只是事物的一种量的属性，要用它说明宇宙万物是有困难的。当时的毕泰戈拉学派所作的说明中，虽然有一些科学的依据如和音，但大多只是猜测和比附。倒是现代科学家们在将万物的规定性确定为数这点上，正在取得飞速的进展。

  另一个提出抽象的本原学说的就是爱利亚学派。塞诺芬尼提出宇宙万物的本原应该是“一”，它是最神圣的，所以是“神”。这个是神的“一”是什么呢？巴门尼德提出它是一般地起作用的“是”。他是从思想和表述中发现这个“是”具有神圣力量的。因为我们要确定任何一个东西时，总是要确定它是什么，说它是什么时，同时也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在作这种判断时才有真理和意见的区别，才有真和假之分。因此“是”的神圣力量，就在于它是分辨真和假的决定因素。只有重视分辨命题的真和假，才会产生逻辑；而要确定事实的真和假，需要有科学的证明，才会发展科学。因此，将“是”和“真”紧密联系，是推动逻辑和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传统精神，是很重要的。如果将名译为“存在”，我们便无法作这样的理解了。

  因此，巴门尼德提出“是”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可以说是对西方哲学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给西方哲学家带来了最大的困惑：这个“是”究竟是什么呢？柏拉图虽然接受了这个“是”的学说，并由此提出他的相论，但在《智者篇》中却借“爱利亚客人”之口宣说：当你们说“是（on）”时，你们当然明白它指的是什么；我们以前也认为自己是懂的，但现在却感到很困惑。（244A）柏拉图大约是在暗示：虽然爱利亚学派提出“是”，但对“是”是什么，却没有说清楚。所以他接着提出“通种论”，企图解释“是”的问题。

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对“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中第七卷是专门研究“本体”的，它的第一章在概述了“是”的各个范畴，指出本体是这些范畴的中心，因为它无论在定义上、认识上、时间上都是在先的。却又立即提出问题：“是（toon)"是什么？以及本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过去和现在提出来，而且会永远提出来，它是永远令人困惑的问题。（1028b2－4）亚里土多德在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指出这将是个永远令人困惑的问题，似乎他已经预感到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家们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也许它就是一个永远不能最终解决的哲学问题。在希腊哲学史中，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土多德，就是接受了巴门尼德的“是”的学说，企图进一步解释它、分析它的哲学家。

   柏拉图自己说他的“相”本来就是巴门尼德的hoestin（“它是”）。他看到巴门尼德将“是”和“不是”的关系，认为是理性和感性、真理和意见的关系；柏拉图所说的“相”和个别事物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不过柏拉图认为，只说出一个包括所有一切的“是”，太笼统了，还要将它分析开来，说每一类同名的东西（无论它是“人”、“美”、“同”。“动”的东西），都有它们共同的“是”，这就是它们的“相”；它是不生不灭的、不动的、只有一个、只有思想才能认识的。

我们主张将柏拉图所说的idea和eidos译为“相”和“型”［按：何新认为不如干脆采取音译为”意谛“］，放弃过去“理念”的译法，因为柏拉图所说的idea还没有“理”的意思；他在有几篇对话中虽然说它是主观的认识，但在更多对话中却说它是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的，因此不能将它译为“念”。不能因为后来英语的idea是“观念”，因而反推柏拉图的idea也是“念”。我们将它译为“相”，就是“共相”的“相”，表示它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柏拉图在后期几篇重要对话如《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智者篇》中，都从认识论和本体论角度，讨论“是”和“不是”的问题；尤其是在后两篇对话中，将“是”和“不是”与其它普遍范畴如“－”和“多”、“同”和“异”、“动”和“静”等联系起来，进行逻辑论证，提出了像后来黑格尔的《逻辑学》那样的哲学体系学说。

   对“是”进行全面而且深刻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

  最早提出“是”的重要意义的是巴门尼德，但是他还没有将它确定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在他的残篇中，很少用eon这个词，主要用的还是estin。亚里土多德才明确地将on定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是”的各种不同含义，创造了许多有关“是”的术语，并提出了相应的学说。虽然这些最终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关于“是”的系统的哲学，但是他开创了研究“是”的ontology即本体论这门学科，他的许多思想和学说，对后来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这里作点最概括的简介。

  先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说起：在《范畴篇》中，亚里土多德将单个的、不是复合的词分析为本体、数量、性质、关系等十个范畴。虽然在这里他还没有将范畴和“是”直接联系起来，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在分析“是”的不同含义时，几次都将这些范畴归为他所说的由它自身（kat’auto，英译byitself）的“是”。可见他对范畴的分类，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是”的分类。

  在《范畴篇》中他说：这些词自身并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或否定，只有把这样的词结合起来时，才产生肯定和否定。而每个肯定或否定，都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可是非组合词如人、白、跑、胜利等，却既没有真，也没有假。（2a4-10）这里他说只有将单个的词结合起来，才产生肯定和否定；所谓结合，最常用的就是以联系动词“是”将两个词结合，产生肯定或否定的命题，如“这个人是好的”，“那个人不是坏的”，这些命题才有真和假之分。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是”和“真”的联系。而“存在”却只能说它自身也只是一个非组合词，和“跑”、“胜利”一样，是没有真和假可言的。

  在十个范畴中，本体是最根本的，是中心。它是别的范畴的主体，其它范畴都是属于它的，是它的属性（symbebekos，英译attribute，它们是可以属于也可以不属于这个主体的，有偶然性，所以也可以译为“偶性accident”）。确定主体和属性的关系是：一、主体不表述属性，而属性表述主体，只能说“这个人是好的”，不能说“好是人”。二、属性是在主体中的，不是主体在属性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作为本体的主体有三种，即：一、个别事物即个体，二、它的属（eidos，英译SpecieS），三、它的种（genos，英译kinds或genus）。在这三种本体中，他也用上述两项标准确定哪一个在先。比如个体苏格拉底，他的属是“人”，种是“动物”。（在一般逻辑著作和生物分类学中，种和属的次序与此相反，动物是属，而人是种。）人和动物都是表述个体苏格拉底的，而且它们都只是在个体之中。因此亚里士多德认定：只有个体才是第一本体，属和种只能是第二本体。他说个体的特征就是“这个（todeti,英译this）”。这时他所说的本体，是实在存在的个体即个别事物，可以译为“实体”。

  本体ousia是亚里土多德创造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术语。它原来是希腊文动词“是（eimi）”的阴性分词ousa，和中性分词on一样，本来也应译为being，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使用时，还没有特殊意义；是亚里土多德改写为ousia，并给它特殊意义，说它是其它范畴的主体（hypokeimenon，在底下的东西）。拉丁文译者在译这个词时，力图反映它和“是”的衍生关系，便根据拉丁文“是（Sum）”的阴性分词esse将它译为essenta。可是五世纪时的著名翻译家波埃修（Boethus）在译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时，根据ousia的hypokeimenon意义，将它译为substantia（原义为站在下面的东西）。由于波埃修的逻辑注释在中世纪欧洲影响很大，所以substantia便成为ousia的主要译词，英译为substance，从这个译词便难以看出它和“是”的直接联系了。现在许多人将substance译为“实体”，这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个别事物是第一ousia时是可以的，但亚里土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此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认为只有表述事物本质的“形式”才是最先的第一ousia时，这个“形式”已经是抽象的“是”，而不是实在的存在体了，所以我们以为应将ousia译为“本体”。

  在《解释篇》中亚里土多德研究命题。他说：并不是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或者是假的句子才是命题。（17a3－4）这样的命题通常用“是”和“不是”表述的，有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又因“是”有单数复数之分，所以有全称命题、特称命题、单称命题之分。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中探讨逻辑推论的基本形式，即“三段论”的各种格式，就是这些命题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这些命题间的反对关系、矛盾关系、差等关系构成“对当方阵”。而这些命题都是用“是”构造的，不是“存在”所能表述的。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著作中所说的“是”的真和假，是命题和推论的真和假，是逻辑上的真和假。这是由于当时智者们提出各种诡辩，使人难分真假，所以亚里土多德专门研究各种命题和推论形式，提出辨别真假的标准，开创了逻辑学。

  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四谓词学说”。所谓“谓词”，就是说在“某个主体是什么”的命题中的那个“什么”，它是表述主体的，是谓词。亚里土多德说：所有命题表示的或是“种（genos）”，或是“特性（idion，英译property）”，或是“偶性（synbebekos）”。其中“特性”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表现本质（toh eneinai）的，叫做“定义（horos，英译definition）”，而不表示定义的那部分仍叫“特性”或“固有属性”。（101bl7－23）这样就有四类谓词，即：一、偶性，如说某物是白的，这“白”是它的偶性；二、种，如说人是动物；三一特性，如说人是两足的或有理性的，这“两足的”和“有理性的”就是人的固有属性；四、定义，如说人是两足的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两足的动物”和“有理性的动物”就是人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说，定义是由“种”和“属差（diaphora，differentiae）”组成的，“动物”是种，“两足的”和“有理性的”是属差。这样组成的定义，亚里土多德认为是表示人的本质的。由此可见，四谓词学说是对谓词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是”的分类，因为是从回答“它是什么（tiesti）”分析得出的。《论题篇》中的四谓词学说，对我们理解《形而上学》中论述本体和本质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现在可以简单介绍《形而上学》中的有关思想了。

  现存的《形而上学》一书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写定的完整的著作，而是后人从他残存的遗稿中，选择一些内容比较接近的论文、讲稿、提要等缀合而成的。所以书中有一些重复甚至矛盾的说法，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写下的，说明亚里土多德的思想是有变化发展的，他总是在不断地探索真理。以下从与本文有关的问题，分几个方面论述：

   一、“是”和“真”的关系。

  《形而上学》第二卷（a）简述哲学是探求事物的原因的，其中第一章结尾有一段话：将哲学称作寻求真的知识是正确的。思辨（理论）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实践知识以行动为目的；尽管实践的人也考虑事物是什么，但他们不从永恒方面去研究，只考虑与当前有关的事情。我们认知真是离不开原因的；必须知道在一类具有相同特性的东西中，那个能赋予其它东西以这种共同性的东西是最高的。例如火是最热的，它是其它热的东西的原因；使其它真的东西成为真的原因就是最真的。所以那些构成“永远是的（aeionon，英译eternal being）”的本原必然是永远最真的，因为它们不只是有时是真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它们是什么（tiesti）的原因，它们是其它东西之所以“是”的原因。因此，是的和真的是一致的。（993b 19-31）

 这里说的永远是的，就是说它永远是，而不是只在某一时是；比如说“苏格拉底是人”，只要说到苏格拉底这个主体，他永远是人，不可能在某一时间不是人，因此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是真的。这个“永远是的”也是其它东西之所以“是”的原因，没有别的东西是这个“永远是的”的原因。是的和真的是必然相联的，永远是的东西乃是真的东西的原因。

  《形而上学》第五卷列举三十个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分析每一个的不同含义，被称为“哲学辞典”，其中第七章是分析“是”的不同含义的。他说“是”有四种不同的意义：一、偶性的“是”。如说“公正的人是文雅的”、“这个人是文雅的”、“这个文雅的人是人”；，其中“文雅”是人的偶性，因为人可以是文雅的，又可以不是文雅的。二、自身（本性）的“是”。他说，这就是范畴的“是”，有多少范畴就有多少个“是”。因为有的谓词（范畴）表述主体“是什么（tiesti）”，有的表述性质，有的表述数量，有的表述关系，……等等。三、“是”表示一个命题是真的，“不是”表示一个命题不真，是假的。肯定和否定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苏格拉底是文雅的”或“苏格拉底是不白净的”，都是真的；但“方形的对角线和它的边不是可通约的”，这里说的“不是”，就是说如果说它“是”，就是假的。（1017a30-35）四、“是”有时是潜能的，有时是现实的，如看和知，可以是潜在的能看和能知，也可以是现实的正在看和正在知。这种潜能和现实，也是“是”的一种形态，陈康先生将它叫做“准是态”。亚里土多德分析“是”的这四种不同的含义，也可以说是对“是”的另一种分类，在这里，他将真也当作为“是”的一种形态。

  《形而上学》第六卷（E）第四章又专门讨论了真的“是”和假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真的“是”和作为假的“是”，都是根据结合和分离的，和对立的判断有关。对实在是互相结合的东西加以肯定，对应该分离的东西加以否定，便是真的；如果作相反的判断，便是假的。所以真和假并不是在事物中的，并不是好的东西便是真的，讲的东西便是假的；真和假是在思想判断（dianoia）中的。至于单纯的概念的真和假，甚至不是在思想中的；这种意义的“是”和“不是”，我们以后再来讨论。（1027b17－28）这里说的结合和分离，就是柏拉图在《智者篇》中举例的：“泰阿泰德坐着”是真，而“泰阿泰德在飞”是假。（263A）因为泰阿泰德这个人和“坐”是可以结合的，而和“飞”却是不能结合、只能分离的。所以它们的真和假，只有在思想判断中才能确定；不是由事物的好坏善恶规定的。至于单纯的概念（“存在”也只能说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的真和假，是在第九卷第十章中讲到的。

  《形而上学》第九卷是专门讨论潜能和现实的，其中第十章对真和假作了比较完全的论述。亚里土多德说：“是”和“不是”的意义，首先是指范畴说的，其次指这些范畴的潜能和现实与它们的相反者说的，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指真和假。真和假依事物的结合和分离而定，认为分离的东西分离，结合的东西结合，便是真的；认为与事实相反的，便是假的。什么时候可以说是真和假，什么时候不可以呢？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词的意思。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你是白净的，你便真是白净的了；而是因为你是白净的，我们这样说才是真的。如果有些乐西总是结合而不能分离的，有些东西总是分离而不能结合的，别的东西则是既能结合又能分离的；那么“是”便是能结合的，是一，而“不是”便是不能结合的，多于一。

对于那些不定的东西，同一意见或命题可以是真或假的，因为它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对于那些不能是别样的东西，便不能有时具有时假了，只能总是真或总是假。至于那些非组合的东西，什么是它们的“是”和“不是”、真和假呢？他认为这些东西的真和假是这样的：接触和断定它便是真的（断定和肯定是不一样的），不接触便是无知。这样的东西“是什么”是不会弄错的，因为它们都是现实的，只有认知或不认知它们，探究它们是不是如此这样的。（105la34－b 32）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提出综合和分析，是他的辩证方法。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中，讨论最普遍的范畴如“一”和“是”。“动”和“静”等是否可以相互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但他都是从抽象的逻辑论证中推出结论的。亚里士多德却将判断中的结合和分离归结为事实上的结合和分离，将事实上结合的东西说成是结合的，分离的东西说成是分离的，才是真的。可见他和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是重视经验事实的。对于复合的事物，可以通过“是”和“不是”的命题判断，说明它们的真和假；可是对于单纯的、非复合的“存在”，是不能构成命题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通过接触，才能断定它的真和假。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直接的感性直观，才能断定它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接触，那就根本没有对它的知识。

 亚里土多德在这里说的“是”的真和假，便不只是逻辑意义的真和假了，而是认为认识中的真和假必须通过事实的验证，这就是科学上的真和假。亚里土多德提出了实证科学检验真假的标准，对以后西方科学的发展，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二、研究 to on hei on的学问。

  亚里土多德是第一个将“是（on）”正式确定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的，他并且提出有一门专门研究“是”的学问，这就是研究加toon heion的学问，应该说这是《形而上学》一书总的主题。可是在现存该书中，却只有在第四（F）和第六（E）两卷中出现这个名称，因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两卷可能是后期写成的，亚里士多德到最后才概括出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希腊文是 to on heion，拉丁译文ens qua ens，英译beingasbeing，我们的哲学界一般将on译为“存在”，因此将它译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可是，既然 on的含义是“是的东西”，这个heion就该是“作为是的东西”， to on beton即。n本身，而不是作为其它东西的on。“存在”正是作为在时间空间内起作用的on，“作为存在”的on就不是一般的on本身，与亚里土多德的原意不合。所以我们以为还是译为“作为是的是”较好。

  亚里土多德在第四卷第一章提出有这样一门学问，说得很简单：有一门学问研究作为“是”的“是”（或译：“作为是者的基者”、“是者之为是者”），以及那些由它自身属于它的特性。其它各种特殊的学问却不是这样，因为它们没有任何一种是普遍地研究作为“是”的是的，它们只是截取“是”的某个部分，研究这个部分的属性，例如数学就是这样做的。（1003aZI－26） 18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即“作为是的是”的学问，和其它各种特殊学问的关系是：第一，所有各种学问包括哲学在内都是研究“是”或是的东西的，但其它特殊学问只截取其中某一部分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只有哲学是以整体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哲学和其它学问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第二，就它们的研究内容说，哲学研究普遍的，也就是单纯未分化的“作为是的是”，而其它特殊学问则研究已分化为某种特殊内容的“是的东西”，如数学研究作为数的“是”，物理学研究有运动变化的“是”。所以哲学和其它学问的关系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有各种各样的“是的东西（onta，beings）”，数、运动、存在、动物等等都是“是的东西”，它们都是特殊的“是”，各自由一门特殊的学问研究它，如数学研究作为数的“是”，物理学研究作为运动变化的“是”，动物学研究作为动物的“是”。而哲学却是研究那个普遍的。单纯的、没有分化的“作为是的是”，这也就是“是自身”即纯粹的“是”。

  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一章中，对此说得比较多一些：

  “我们寻求的是那些是的东西的本原和原因，显然是作为“是”的。因为健康和好的身体状态是有原因的，而数学对象也有它的本原、要素和原因；～般这些包含推理的思想的学问都是或多或少地研究原因和本原的。但是这些学问都是取某种特殊的是的东西，对它进行研究，而不是单纯地研究“作为是的是”，它们不回答“它是什么（tiestin）”的问题，而是以此为出发点，有些人说得比较明确，有些人只是将它当作一种假设，用以证明他所研究的那种东西有什么特性。显然这样既不能证明本体，也不能证明它是什么，只是以某种方式将它揭示出来而已。这些学问也没有说明它们所研究的是“是”还是“不是”，因为说明它是什么，和说明它“是”，是属于同一种思想的。”（1025b3－18）

  这段话不大好懂，它的意思是：哲学寻求的是“作为是的是”的本原和原因，别的特殊学问如数学和研究健康的医学也研究它们的对象即某种特殊的“是”的本原和原因，但它们不研究单纯的“是”，即“作为是的是”，而是以它作为出发点，作为前提和假设，去证明那种特殊的“是”各种特性的。显然这些学问并不对本体或“它是什么”（罗斯将它译为“本质”）提供证明，只是具体运用本体和本质这类概念，说明那种特殊的“是”的本原和原因。

  这门“作为是的是”的学问要研究些什么呢？亚里土多德认为除了研究是、本体、本质这些根本范畴外，还要研究：一、它们的固有属性，二、公理。所谓固有属性，是指“是”和“不是”的特性，亚里士多德提出有：一和多，同和异，相似和不相似，以及对立，他将对立分析为矛盾、相反、相关、有和缺失。这些范畴都是哲学中最普遍的范畴，别的学科都经常使用它们，却并不研究它们，所以只能由哲学研究它们。这些范畴是哲学家们逐渐提出、丰富发展起来的。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讨论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也说到对立等范畴，在《形而上学》第五卷哲学辞典中列举的，大多是这类范畴：后来在第十卷（互）中系统地讨论了这些范畴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相互关系主要是“是”和“不是”的关系，与“存在”和“非存在”无关。

  “公理（axioma）”这个名词是从数学中借用过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公理是哲学家的任务，因为这些公理是对所有的“是”都适用的，并不只对某一特殊的“是”有用。虽然各种学科都在它们各自范围内使用这些公理，但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算学都不专门探讨这些共同的公理，研究它们的真和假；所以应该由研究所有本体的本性的哲学家来探讨这些推论的原理。它们是一切原理中最确定的，也是人们知道最多，不可能弄错的；并且它们不是假设，因为在知道任何东西以前必须先知道它们，已经具备这方面的知识。（1005a19-b 17）

亚里土多德认为最确实的公理是矛盾律和排中律，这两条公理都是讲“是”和“不是”的关系的。这种关系在希腊文中有几种表述法：estri一meestin（it Is--it is not）， to on--to me on（being-not being），einai--meeinai（to be--not tobe);中文也有相应的表述法：它是－它不是，是的－不是的，是－不是。现在按中文习惯语法论述。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四章开始，亚里士多德明白地说：有些人主张同一个东西可以既是又不是，有些自然哲学家也这样说，但我们断言：同一个东西不能既是又不是，这是最确实的公理。（1005b35－1006a5）如果A是B，它就不能同时又不是B，这就是说A本能同时既是B又不是B。是B和不是B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同时承认二者就是自相矛盾，所以矛盾律又称不矛盾律。亚里土多德特别指出，有些人要求证明这条公理，这是由于他们的学养不足，分不清那些是可以寻求证明，而那些是不能寻求证明的。矛盾律是无需证明的自明的公理，因为要证明任何东西，必须以某个原理为根据；如果这作为根据的原理又需要证明，必需有这个根据的根据，如此会无穷倒退；因此最后总要有一个无需证明的原理，作为一切根据的根据。矛盾律就是这样一个最后的自明的公理，它是人人都知道，作论证时人人都在使用的公理。

但是亚里土多德特别指出：这条公理虽然不能从正面证明它，却可以从反面证明：如果违反这条公理，便会产生不可能的结果。如果有人反对这条公理，除非他什么都不说，像植物那样；要是他说什么，便必须是对他自己和对别人都是有意义的东西，要说出某种确定的事情，如说某个东西是什么。说它是什么的时候，不能同时又说它不是什么，不然便是自相矛盾。这就是说要反对这条公理的人实际上必须接受这条公理。（1006b5－30）

亚里士多德以相当长的篇幅用反面的论证来证明矛盾律，罗斯在注释中将它们分析为七个论证，观介绍其中之一：说“是的”和“不是的”是有确定意义的，并不是说一个东西可以是这样的又不是这样的。如说人是两足动物，那么只要他是人，他就必然是两足动物。如果说“人”有许多含义，不能确定是其中那一种，便只能说是用词含混，无法讨论。所以只能是指有一定含义的东西，不能是我们称为人而别人称为非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东西是不是在名称上可以同时是人又不是人，而是在事实上能否如此。如果人和非人只是名称不同，像外衣和披风本来是同一个东西，则是人和不是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真实的人必然是两足动物，他不能同时不是两足动物。“是人”和“不是人”都有确定的含义，它们是不同的。（1006a28－1007al）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七章讨论排中律，亚里士多德说：在矛盾双方之间不能有任何中间物，对一个主词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它的某一个谓词。首先这是要确定真和假的人都清楚的，因为说是的东西“不是”，或说不是的东西“是”，是假的；只有说是的东西“是”，不是的东西“不是”，才是真的。那些说任何东西是“是的”或“不是的”，所说的或者是真，或者是假；但是说它既不是“是的”又不是“不是的”，就是说它既“是”又“不是”。（1011b23－29）罗斯的英译本中对最后这句话作了解释：这就是说在对立双方之间有中间物，认为这种陈述既不是真的，又不是假的，这是荒谬的。因此这条公理被称为排中律。

  亚里土多德说：如果认为否定一方也就是肯定了相反的另一方的情况下，还有中间物，如在数的范围内有一种既不是奇数又不是偶数的数，是不可能的，这从定义可以看清楚。（1012a9-12）

  亚里土多德在第八章中又对矛盾律和排中律作了综合论述。他说这是两种片面的说法，即一方面说一切都是真的，另一方面又说没有什么是真的。这种观点和赫拉克利特的说法一样，他认为“一切皆真和一功皆假”；将这两种观点分开来说是不可能的，合在一起说也不可能。这不是说某个东西“是”或“不是”，而是要明确立的意义，就是要从定义论证什么是真和什么是假。对任何东西都必然或是肯定，或是否定，因为不可能二者都是假的，只有矛盾的一方是假的。持一切皆喜或一切皆假的观点的人，实际上是毁坏了他们自己，因为说一切皆真的人，使和他自己相反的陈述也成为真的，从而他自己的陈述反倒不真了；而说一切皆假的人，则使他自己的陈述也成为假的。（1012a29-b 18） 21

  由此可见，无论矛盾律或排中律，都是关于由“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而与“存在”和“非存在”无关。

  三、“本体”和“本质”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书中主要讨论的问题。以上论述《范畴篇》时说过，本体ousia原来是从eimi（是）的阴性分词ousa变来的，亚里土多德赋予它特殊意义，说它是性质、数量等属性的主体，是所有范畴的中心，是首要的范畴。他认为个别事物以及它们的属和种都是本体，但在它们之中，只有个别事物才是最根本的第一本体，属和种只是次要的第二本体。认为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以及《形而上学》的某些卷中一直坚持着，但是在《形而上学》主要讨论本体的第七卷（Z）中，却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只有个别事物的形式才是第一本体，和形式相比，个别事物是在后的。

  为什么亚里土多德会产生这种转变？因为他在《物理学》等著作中提出了“四因说”，即质料因、动因、形式因又称本质因、目的因。它们是事物的原因，也是事物的要素和本原。在它们之中，质料是一方面，和其它三种要素不同，其它三种都是事物的形式；因此个别事物是由质料和形式两种要素构成的。在哲学史上这叫做“质料（hyle，英译matter）的发现”，实际上就是最早提出的“物质”概念。

  因此在《范畴篇》中是由个别事物、属、种这三个东西竞争第一本体的位置，到《形而上学》第七卷中，却改由个别事物、形式、质料这三个东西竞争第一本体的位置了。这个问题是在第七卷第三章中讨论的。亚里土多德说：“本体”至少有四种含义：一、本质，二、普遍的东西，三。种，四、载体（hypokeimenon）。其它一切都是述说载体的，而载体却不述说其它东西。因此要先考察载体。在一种意义下，质料是载体；另一种意义下，形状（morphe）是载体，而由这二者组成的组合物是第三种载体。例如，铜是质料，形状的图像是形式（eidos），它们的组合物是雕像，即具体的整体。他说：如果形式先于质料，而且是更真实的，由于同样理由，它也先于二者的组合物。（1028b33－IO29a 7）

  他接着解释说：如果本体的特征仅在于它是不表述其它东西，而其它东西都是表述它的，但这是不够的，它本身是含混的。因为按这个标准使只有质料才是本体，如果质料不是，没有别的乐西能是本体一因为如果将别的东西都从具体事物那里剥掉，留下的便只有质料。那些别的东西是事物的性质、能力以及长、宽、高的数量等；如果将这些都去掉，留下的便只是那个被它们所限制的东西，那就是质料。这样便只有质料才是本体了。我说的质料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不是一个特殊的事物，也没有任何确定的质量或别的范畴的规定性。那些规定性都是表述这个最后的载体的，因而这个载体不但没有任何肯定的规定性，也没有任何否定的规定性，否定的东西只是偶然地才属于它的，从这个观点看，只有质料才是本体。（1029a7－27）

  这就是说，如果从“本体不表述别的东西，而别的东西都是表述本体的”这个标准看，便只有质料才是本体。但是亚里土多德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分离性（choriston）和“这个（todeti）”看来更属于本体。（1029a27－28）“分离”是亚里士多德常用的一个术语，他用来表示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的分离；这里是表示这个本体和那个本体的分离，即本体的独立性，一个一个本体是独立存在的。“这个”则是表示本体的个体性。亚里土多德认为确定本体的标准，除上述“表述”这一条外，还应该有独立性和个体性这两条标准。在《范畴篇》中，无论从表述还是从独立性、个体性说，它们首先都属于个别事物，所以只有个别事物才能是第一本体。但是现在，个别事物被分解为形式和质料两种本体；而质料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因此它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性和个体性；这就是说，从这两条标准看，质料不够本体的资格。因此亚里土多德作出结论：形式和由形式与质料组成的具体事物，比质料更是本体；由二者组合成的本体可以不论，因为它显然是在后的。（IO29a27－32）在这个结论中，前半部分说形式和由二者组成的具体事物，比质料更是本体，这一点已经论证，是清楚的。但是后半部分说具体事物和形式相比，是在后的。这一点他并没有论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具体事物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质料没有独立性和个体性，所以是在后的；因此本体的独立性和个体性只属于形式，是由形式赋予具体事物的独立性和个体性的，所以形式先于具体事物。这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中对本体的先后次序便作出判断：最先的是形式，其次是个别的具体事物，最后才是质料。他所说的形式eidos，这个词和《范畴篇》中的“属”（也是亚里土多德常用作为和“种”联系的“属”）是同一个词。这样，在《范畴篇》中，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eidos是第二本体；到《形而上学》第七卷，eidos是第一本体，个别事物却是第二本体，次序刚好颠倒过来了。

  亚里土多德最后说：我们必须研究第三种本体，那就是形式，它是最令人困惑的。（1029a32－33）形式和“是”一样，都是令人困惑的。可是亚里土多德并没有先直接讨论形式，而是从第四章开始，先讨论本质。《形而上学》第七卷（Z）篇幅最长，共十七章；内容庞杂，其中第七至九章似乎是另外一篇著作；但全卷主要都是讨论本体和本质的。

  第四章开始讨论本质，他实际上是从《论题篇》中的四谓词出发的，那里说偶性、种、特性、定义是四种谓词，也可以说是四种“是”。亚里土多德在第四章中论证偶性和特性，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组合物，都不是事物的本质；这样在四个谓词中只剩下种和定义，亚里土多德立即作出结论：只有那些东西，它们的公式就是定义的，才是本质。（1030a6－7）这是从《论题篇》中所说“定义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的”（101b38）得出的。公式届至少由两个词组成的，亚里士多德随即指出：本质是首要的东西的公式，它不是以其中的这一个述说另一个的。所以除了“种的属（genouseldos，英译 a spcies of agenus）”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是本质，只有属才是本质。（1030all－13）这样在四种谓词中，只有定义和“种的属”才是本质。希腊文eidos这个词，相对于质料是形式，相对于“种”是“属”，所以亚里土多德特别指明这是“种的属”。他说这种属不同于一般的公式，别的公式都是以其中的一个述说另一个的，如“白净的人”中，白净是述说人的。而揭示本质的定义是由“种”和“属差”构成的。比如人的定义是“两足的动物”，其中“动物”是种，“两足的”是属差。这“两足的动物”和“白净的人”两种公式，表面上看相似，为什么前者是人的本质，而后者不是呢？亚里士多德作了解释：因为在“属”中，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种）分有或参与了另一个因素（属差），也不是那个因素（属差）作为这个因素（种）的性质而属于它。（103Oa13－14）这就是说，种和属差的关系，既不是种分有属差，属差也不是种的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种和属差构成内在的统一体，二者是“属”（也就是“形式”）的内在结构。

  现在可以来说明“本质”这个术语了。亚里士多德专门创造了一个词组to ti eneinai，一般译为“本质（英译essence）”。余纪元在《亚里士多德论ON》一文中作了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Z卷中多次交替使用“形式”和toti en einai，仿佛它们没有任何区别，但他也没有证明这二者的等同。这个术语令人惊奇的是那个“ en”，这是tobe的过去未完成式（imperfect），近于英文的was，故英文直译乃是whatthe“ to be”（ofsomething）was或what It was（for something）tobe，中文直译为“一个事物的过去之‘是’是什么”。学者们一直对亚里土多德为何要用过去式表示费解，名之曰“哲学的过去式（philosophicimperfect）”。正如 on和 ti esti一样， toti eneinai也有第一义和第一义的区别。第一义的to ti eneinbi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一个事物的根本特征，“每物的 to tieneinai即是那被说成是该物自身的东西”。（1029b 13－14）你的to tieneinai不是“白”，也不是“有教养的”，因为这些都不是你之所以是你的根本性质，“你，就你本性所属的是，即是你的to tieneinai。”（1029b 15）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 to ti eneinai有时通过定义来解释，如“只有那些其公式即是定义的事物，才有 to ti en einai。”（1030a 6－7）所以toti en einai乃是在定义中被给予的东西。有时定义又根据前者来解释，如“定义即是陈述to ti eneinai的公式。”（IO31a 12）亚里士多德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对to tieneinai的研究即是对定义的研究，反之亦然。我们也可以由此明白《形而上学》中心的Z、H‘0卷以很多篇幅讨论定义，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许多英文译本中，学者抛弃了toti en einai的词组含义，将它译成essence（本质），遇essence一词也是从es（“是”）派生的。

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即什么是一个动物的to ti en einai或形式？他回答说：是灵魂。（1035b 14IO37a5，28－29，1043b1－4等）余纪元说：总而言之，第一ousia正是可以说明一个事物的真正的“是”的东西。要知道事物的根本的“是”，就必须知道它的本质。正是本质决定了一物的特征和它的“是”的方式。它是事物中最持久的东西，是知识的对象。

由此出发，我觉得亚里土多德在to ti eneinai这一术语中使用过去式是有深义的，他强调的是事物中恒久不变的东西。所以余纪元主张将这个术语译为“恒是”。（《哲学研究））1995年第二期）王太庆提出改为“向来是”，这个toti eneinai就是“那个是它向来是的什么”。这使我们想起上文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二卷中曾说过：永远是的是真的原因。不过在那里，亚里士多德还没有使用totien einai这个词组，他用的是aei onta陈远是的）。从这里，我们看到to ti eneinai这个词组是和“是”密切联系的，它是“是（eimi）”的一种形态，而与“存在”无关，所以用“是”的词组翻译它比较确当。但无论用“恒是”、“向来是”，都会使读者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而“本质”这个词，已经是哲学和科学中的习惯用语，一般了解的“本质”的意义，也正是toti eneinai的意义，所以我们以为还是可以用“本质”这个译词。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可以知道亚里士多德最初提出这个词的含义。

  尽管现在每一门科学都在探讨它自己研究对象的本质，但什么是本质？一直到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还是有争议的问题。亚里土多德首先创造这个术语，并为它提供了一个说法，说它是说明事物根本是什么的一个公式即定义。他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人的定义，但他说了几种不同的定义，如说“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等。这些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说人是两足的动物，是从动物分类的角度讲的；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是从认识论角度讲的；说人是政治的（原义是城邦的，也就是社会的）动物，是从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意义说的。但不论是那一个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由“种”和“属差”二者构成的，他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因为种是潜能的“是”，而属差是现实的“是”，这些都不是“存在”。

从以上扼要的介绍，可以看到亚里土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了“作为是的是”这门学问，指出它和各种特殊的学问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研究最普遍的范畴和公理，这些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根据，但是任何一门特殊的学科都不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有哲学以它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作为是的是”这门学问的任务不但要研究和“是”与”不是”关联的最普遍的范畴，如一和多、同和异、相似和不相似、相等和不相等，以及对立、矛盾、相反、相关、有和缺失等范畴；而且要研究矛盾律和排中律这样的公理。这些研究对象，用“是”和“不是”表述，比较清楚，也更能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而用“存在”和“非存在”来表述，不但不容易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也难以表达亚里土多德原来的思想，他是将“是”和“不是”与“真”和“假”联系起来的，只有在由“是”和“不是”联系的肯定和否定命题中，才能确定真和假。所以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命题和论证，创造了逻辑学；也十分重视实证科学的研究，他着重讨论的“本体”、“本质”等术语，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范畴，而所谓“本体”，原来来自动词“是”的分词形式，而“本质”乃是用“是”构成的一个词组，是“是”的一种形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无论如何，至少在论述《形而上学》中亚里土多德的思想时，只能主要用“是”这个译法，才能比较准确地说明他的思想。当然，希腊文的eimi用在联系到时间空间时（如英文的thereis，德文的istda），确实包含“存在”和“有”的意义，我们以为当讲到比较具体实在的东西时，将它译为“存在”或“有”是符合中文的习惯用法的，但是不可以偏概全。

   四

  用一种语文翻译另一种语文时，还应该考虑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带来的词的含义中的差别。比如这个“是”字，前面讲到：由于中文很少将“是”作名词用，这是将being译为“存在”的原因之一。但在中文里并不是没有将“是”作名词用的，如常说的“实事求是”中的“是”字，就是名词；这个“是”也就是“是非”的是。

“是”字的下半是籀文“正”字，《说文解字》解释说：是，宜也，从日正。《孟子·公孙丑上》：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样讲“是”就是“正”，尤其是将辨别是非说成是智慧的起点，这和亚里土多德所说的，哲学（智慧）就是要分辨是和不是，是很相似的。但是仔细想想，它们之间还是有不同的。中文讲是非，通常是问：对还是不对，正确还是不正确，合乎道理还是不合道理？并不是问：真还是假？而对不对、正确不正确、合乎道理不合乎道理，都是有另外一个判断的价值标准的；这个标准或者是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它们是可以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不同或变化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是对的东西，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可以认为是不对的；在某种意识形态中认为是正确的，在另一种意识形态中可以认为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求是”，实际上只是求某种意识形态的“是”，只要合乎这种意识形态的道理的，就是“是”。而真和假却不是这样，它们是不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的，逻辑的真和假。实证科学的真和假，应该都是这样的；它们只有在人类认识进步时，有所发展（包括纠正），它们的真假值是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的。前面讲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四章中讲过：真和假与事物的好和环是不同的，并不是好的东西便是真的，讲的乐西便是假的。（1027b24－25）判断事情的真和假，与判断它们的好坏、善恶是不一样的。亚里土多德将判断真假的逻辑思辩的理性能力叫做“智慧（sophia）”，对于判断善恶、好坏的理性能力，他在《伦理学》中将它叫做Phronesis，罗斯英译为praticalwisdom，可以译为“实践智慧”，苗力田译为“明智”。亚里士多德说，这种实践智慧是人们通过选择，选取好的，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它和哲学智慧是不同的。孟子所说的“智”，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智慧”，大约比较接近亚里土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

  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之间，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偏重伦理道德，而西方传统文化，就它重视being这点，可以说是比较重视逻辑，重视分析，重视科学的。我们不必以此来争论谁高谁低的问题，但是认识自己的弱项，学习人家的长处，才能不断进步。

【结语】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严复开始介绍引进西方学术思想时，在他译述的《名学浅说》中，对中国缺乏逻辑（名学）和分析思想深有感慨，他说：“中国文字中有歧义者十居七八”，“有时所用之名之字，有更欲求其定义，万万无从者”，“若‘心’字、‘大’字、‘道’字、‘仁’字、‘义’字，诸如此等，虽皆古书中极大极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后贤也”。“出言用字如此，欲使治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庸有当乎？”（《名学浅说》第六章，1981年商务重印本第17－18页）

严复已经看到：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不讲究逻辑和分析，许多重要名词歧义百出，无从求其定义，以至难以研究精深严确的科学和哲学。我们的翻译工作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强调“约定俗成”，用习惯使用的“存在”翻译希腊文on，英文being这个词，由于“存在”这个词本身意义是含混的，要用它翻译西方哲学中这个最重要最关键的范畴，要用它解释和翻译将这个范畴作了精深严确分析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恐怕也只能是严复所说的“庸有当乎”？所以提出以上意见，和同道商榷。

进入2000年以后，我思想上最大的进展，一是了解了共济会这个神秘体系的存在，二是洞悉了西方制造的希腊、罗马和印度的伪史。

后来我患严重疾病，这些研究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