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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佛教的起源圣地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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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佛陀的降生及佛教起源圣地—尼泊尔

尼泊尔国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自古有山国之称。古代尼泊尔的范围,仅指尼泊尔溪谷一带,谷地以外,是许多各自独立的小王国。

佛经及《大唐西域记》中都记述了尼泊尔,当时称之为泥波罗国《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说泥波罗国多为山地,“地多硗确,如骆驼背。”

今日尼泊尔:佛教之起源地 

尼泊尔是佛教真正的起源地。可悲的是,中国佛教徒那么多,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以至于许多佛教徒把佛教母国当做印度。近代以来似是而非的伪学之流行,可悲可叹,无过于此!

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于尼泊尔迦毗罗卫的蓝毗尼园,即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附近的洛明达


神圣的佛陀山国:尼泊尔

迦毗罗卫国,是佛陀时代(公元前6-前4世纪)尼泊尔地区的一个小城邦,是佛经所述古代巴基斯坦以信德河(即印度河)为中心的五河流域的16佛国之一。迦毗罗卫城邦是佛祖释迦牟尼佛的故国,神的国度。

迦毗罗卫为梵文的汉地音译,其它译名包括:迦维罗卫国(《佛国记》)、劫比罗伐窣堵国(《大唐西域记》)、迦毗罗蟠窣都、迦毗罗婆苏都、迦毗罗、迦毗梨等;意译为:苍城、黄赤城、妙德城等。巴利佛经又作舍夷国,意为“证得圣位者”之国。

根据佛典记录和西方佛学界的考证,这个喜马拉雅山地区的释迦部族是来自克什米尔高原地区的黑头族人,以马为图腾的游牧民族,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来到今尼泊尔与印度交界的平原地带定居。

这个部落的王就是释迦牟尼之父净饭王。净饭王迦毗罗卫国的国王,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姓乔达摩,名字叫首图驮那,意思是纯净的稻米,所以称为净饭王,释迦族。王后叫摩诃摩耶,是天臂城善觉王长女

净饭王

据汉传佛教推算,佛陀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565年,中国农历的四月八日。中国佛教将这一天定为“佛诞节”,也称“浴佛节”。

佛经上说:太子降生的时候,天空仙乐鸣奏、花雨缤纷,诸天神拱卫。一时间宇宙大放光明,万物欣欣向荣。天降法雨,有两条银链似的净水,一条温暖,一条清凉,来为佛陀沐浴(这也是佛教定为浴佛节的典故)。佛陀刚生下来就能自己行走,连行七步。每走一步,脚下就涌现出一朵莲花。于是佛陀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宣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佛陀的降生


迦毗罗卫城邦是一个小邦。当时的克什米尔、信德河五河流域有16个城邦,包括末罗、迦尸、拘萨罗、摩揭陀、般阇罗和跋耆等。

​迦毗罗卫方圆约十公里。释迦族人血统纯正,具尚武精神,不与其他城邦通婚,释迦族颇受邻邦尊敬。由于周围强国林立,随时有被他国吞并的危险,所以此邦奉拘萨罗为宗主国

佛陀之号释迦牟尼是一个尊号,意思即释迦族的圣人。佛陀的俗名是乔达摩·悉达多。他​在迦毗罗卫城出生。

佛陀的祖父为狮子颊王,祖母名喀扎娜(Kaccānā)。父亲净饭王有三位弟兄:白饭王斛饭王甘露饭王。兄弟四人均以饭命名,所谓饭的原义为“牛乳粥”,因释迦族原是游牧族,认为用牛乳煮粥,是味道甜美的食物。

据佛经:净饭王与拘利族天臂城主善觉大王的胞妹大摩呵摩耶 (Mahāmāyā) 结为夫妻。当摩耶夫人去世后,又娶其妹大爱道 (Mahāprajapati) ,佛陀即由姨母养大。净饭王曾百般努力,想使王子悉达多继承他的王位,并曾试图阻止太子出家,但都被佛陀拒绝。29岁时,佛陀离开故乡,在克什米尔地区修行学道。

可能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佛陀在克什米尔地区东南的摩揭陀国王舍城修行成道。

这时佛陀的父亲净饭王重病,思念佛陀。于是佛陀回到迦毗罗卫看望父亲。净饭王见到佛陀后皈依佛教。

当净饭王临终躺在病床上时,佛陀最后一次为他传布佛法,证阿罗汉果,自我验证了解脱之乐。七天后净饭王圆寂,据推算当年佛陀40岁。

此后佛陀率领弟子在迦毗罗卫、尼泊尔、克什米尔、以及五河流域诸国等地巡游说法。

而佛教最早的皈依者,就是佛陀自己的家族释迦族人。在尼泊尔的中央溪谷地带,佛陀建立寺院教化了释迦族人一千多人。

至今尼泊尔还流传着佛陀回归后,受到净饭王尊奉的故事,这也就是佛教的起源,佛教史的开始。

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以东20英里有一所叫做“那牟啰”的寺庙,据说此寺庙是为纪念佛陀在此说《虎本生经》(南传)而建立的。释迦牟尼最早的大弟子阿难陀的故乡,也在尼泊尔。

此后,佛教以尼泊尔为中心,逐渐传布开来。​


在佛陀身后,公元前300年前后,佛教最大的护法王摩揭陀国的孔雀王——阿育王曾经来到尼泊尔朝圣。

此时已是阿育王即位后之二十年。他在优波笈多长老陪同下,带着女儿恰鲁摩蒂到尼泊尔的蓝毗尼园朝拜,在此地树立了“尼加里瓦”石柱纪念佛陀,并在帕坦城修建了“毕波罗瓦”佛塔。

阿育王把女儿嫁给了尼泊尔的王子提婆波罗。阿育王为公主恰鲁摩蒂在尼泊尔修建了一座以她名字命名的寺院。(在今加德满都郊区,仍然有一座恰巴希寺,就是因恰鲁摩蒂而命名的。)

孔雀王朝时代,净饭王大力弘扬佛法。尼泊尔一直是佛教徒朝圣的中心。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尼泊尔一直盛行佛教说一切有部。大乘佛教兴起后,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世亲也到过尼泊尔并在那里传播佛法。


根据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迦毗罗卫城的王宫遗址在今日尼泊尔国中西部的迦毗罗伐斯堵(Kapilvastu)县的提劳拉柯特(Tilaurakot)村,地理坐标:北纬27.5739916度,东经83.0520061度。(日本考古学者曾经在这里发掘出了公元前1000年——前600年陶器碎片。)

公元404、405年,中国的高僧法显曾经到达迦毗罗卫城。但是,当时这个佛陀故国已经“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法显详细记述了城内外有关佛陀的各处圣迹,特别是关于蓝毗尼园,据《佛国记》,此园在城东五十里。

在法显同时代,尼泊尔一位出身于释迦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罗应中国僧人智严的邀请,于东晋义熙二年(406)到达中国长安传布禅学。他译出《华严经》、《摩诃僧祗律》等15部,l17卷。从佛陀跋陀罗的译经中,可知道当时大乘佛教的菩萨行在尼泊尔流行。

中国的隋唐时期,即六世纪至七世纪初,栗呫婆族统治尼泊尔,建立了塔克利王朝。

尼泊尔佛教在梨车毗王朝盎输伐摩王时代继续兴建一些巨大的佛教建筑,唐朝时出使尼泊尔的中国使节王玄策曾来到此地拜谒,留下记录。

盎输伐摩王把他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公主赴藏时携去释迦牟尼八岁时画像和佛教文物,从此沟通了从印度经加德满都、拉萨到长安的通道。

从这个时候起,藏地开始了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参与翻译的有尼泊尔僧人尸罗曼殊、香达等。

唐贞观七年(633),中国高僧玄奘来到尼泊尔,瞻拜了迦毗罗卫和腊伐尼林。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

“尼波罗国,周四千余里,在雪山中......伽蓝天祠,接堵连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综习”。

迦毗罗卫城的东门遗址,“空荒久远,人里稀旷,无大君长,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穑时播。气序无愆,风俗和畅。伽蓝故基,千有余所,而宫城之侧有一伽蓝,僧徒三十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教。天祠两所,异道杂居。”

“伽蓝天祠,接堵连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综习,外道异学,其教不详。王刹帝利栗呫婆种也,志学清亮,纯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鸯输伐摩(唐言光胄),硕学聪敏,自制声明论,重学敬德,迩遐著闻。”


碑铭中还提到当时的其他著名寺院如曼纳提婆寺、仰罗啒哩伽寺、阎摩寺等。这些寺院是尼泊尔佛教活动的中心并与中国藏地和其他北传佛教国家有着宗教上的联系。

在隋唐时期,许多中国僧人玄照、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玄会、悟空,新罗僧人玄太、玄恪等都路前往尼泊尔朝圣。道生、末底僧诃和玄会则死于尼泊尔。

在玄奘访尼泊尔九十年后,新罗僧人慧超曾经到过迦毗罗卫。此时的尼泊尔王是湿婆提婆二世。他建立了两座塔碑。据725和749年所立的碑铭中记载,湿婆提婆曾兴建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佛寺——湿婆提婆寺,并在寺中创立了比丘僧伽。



 

佛说净饭王般涅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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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净饭王般涅盘经

【何新稽首顶礼断句】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俱。

尔时世尊,光明韑韑,喻若日出,照明世间。

时舍夷国王,名曰净饭。治以正法,礼德仁义,常行慈心,时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时俱作。残害其体,支节欲解。喘息不定,如驶水流。

辅相宣令国中明医,皆悉集会,瞻王所疾,随病授药。种种疗治,无能愈者。瑞应已至,将死不久。时王烦躁,转侧不停,如少水鱼。夫人婇女,见其如是,益更愁恼。

时白饭王、斛饭王、大称王等,及诸群臣,同发声言:“今王设崩,永失覆护,国将虚弱。”

王身战动,唇口干燥。语声数绝,眩目泪下。时诸王等,皆以敬意,长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恶。经弹指顷,积德无厌。护养人民,莫不得安,名闻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恼?”

时净饭王,语声辄出。告诸王曰:“我命虽逝,不以为苦。但恨不见我子悉达,又恨不见次子难陀。以除贪淫,世间诸欲,复恨不见斛饭王子阿难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见孙子罗云,年虽幼稚,神足纯备,戒行无缺。吾设得见是诸子等,我病虽笃,未离生死,不以为苦。”

诸在王边,闻如是语,莫不啼泣,泪下如雨。

时白饭王答净饭王言:“我闻世尊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去此悬远,五十由旬。王今转羸,设遣使者,道路悬邈,惧恐迟晚,无所加益。唯愿大王,莫大愁悒,悬念诸子。”

时净饭王闻是语已,垂泪而言,答白饭王:“我子等辈,虽复辽远,意望不断。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彻视,天耳洞听,救接众生应可度者。如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水所溺,以慈愍心,为作船筏,而度脱之,终不劳疲。

譬如有人,为贼所围,或值怨敌,惶怖失计。不望自济,唯求救护。依有势者,欲从恐难而得解脱。譬如有人,时得重病,欲得良医,以疗其疾。如我今日,望见世尊,亦复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昼夜,常以三时,恒以天眼,观于众生,应受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

尔时世尊,在灵鹫山,天耳遥闻。迦维罗卫,大城之中,父王悒迟,及诸王言。即以天眼,遥见父王,病卧着床,羸困憔悴,命欲向终。知父渴仰,欲见诸子。

尔时世尊告难陀曰:“父王净饭,胜世间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宜当往见。余命少在,时严速发,我曹应往。及命存在,得与相见。令王愿满。”

难陀受教,长跪作礼。唯然世尊:“净饭王者,是我曹父,所作奇特,能生圣子,利益世间。今宜往诣。报育养恩。”

阿难合掌,前白佛言:“我随世尊,贪共相见。净饭王者,是我伯父。听我出家,为佛弟子。得佛为师,是故欲往。”

罗云复前,而白佛言:“世尊虽是我父,弃国求道。我蒙祖王,育养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觐祖王。”

佛言:“善哉善哉!宜知是时,令王愿满。”

于是世尊,即以神足,犹如雁王,踊身虚空,忽然而现在迦维罗卫,放大光明。

国中人民,遥见佛来,皆共举声,涕泪而言:“设大王崩,舍夷国名必绝灭矣。”

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尔时太子,逾出宫城,诣蓝毗树下,而坐思惟。父王见之,稽首敬礼。大王如是,命断不久。唯愿如来,宜可时往,及共相见。”

国中人民,宛转自扑,哽咽啼哭。中有自绝璎珞者,中有自裂坏衣服者,中有自拔其发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坌者。痛彻骨髓,犹颠狂人。

佛见是已,谏国中人:“无常别离,古今有是。汝等诸人,当思念之。生死为苦,唯道是真。”

佛以法雨,灌众生心。以种种法,而开解之。

于是世尊,即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复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以从无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曜,内外通达。周遍国界,光照王身,患苦得安。

王遂怪言:"是何光耶?为日月光诸天光乎?光触我身,如天栴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我遂疑怪,傥是我子,悉达来也,先现光明,是其瑞耳。"

时大称王,从外入宫,白大王言:“世尊已来,将诸弟子,阿难难陀罗云之等,乘空来至。王宜欢喜,舍愁毒心。”

王闻佛来,敬意踊跃,不觉起坐。须臾之顷,佛便入宫。王见佛到,遥举两手,接足而言:“唯愿如来,手触我身,令我得安。为病所困,如压麻油。痛不可忍,我命将逝。宁可还反,我今最后。得见世尊,痛恨即除。”

佛知父王病重羸瘦,色变难识。睹见形体,憔悴叵看。

佛告难陀:“观王本时,形体巍巍,颜色端正,名声远闻。今得重病,乃不可识。端正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

尔时净饭王,一心合掌,叹世尊言:

汝愿已成就 亦满众生愿 。我今得重病 愿佛度我厄。

严饰瞿昙种 汝为甚奇特, 末世说正法 无护而作护。

法王以法味 灌泽诸众生, 如是后世人 我子极慈孝。

人中之上宝 名达大千界, 上至净居天 独步无等双。

佛言:“唯愿父王,莫复愁悒。所以然者,道德纯备,无有缺减。”

佛从袈裟里出金色臂,掌如莲华,即以手着父王额上。王是清净,戒行之人,心垢已离,今应欢悦,不宜烦恼。当谛思念,诸经法义。于不牢固,得坚固志。已种善根,是故大王。宜当欢喜,命虽欲终,自可宽意。

时大称王,以恭敬心,白净饭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无与等者,次子难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诸欲之海,四道无碍。斛饭王子,阿难陀者,已服法味。佛所说法,犹若渊海。一句不忘,悉总持之。王孙罗云,道德纯备。逮诸禅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坏魔网。”

时净饭王,闻是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以自手,捉于佛手,着其心上。王于卧处,仰向合掌,白世尊言:“我瞻如来,目睫不眴,视之无厌。我愿已满,心意踊跃,从是取别。如来至真,多所饶益。其有得见,闻所说者。此辈之等,皆是有相,大功德人。今日世尊,是我之子。接遇过多,不见捐弃。”

王于卧处,合掌心礼世尊足下,时佛手掌,故在王心。无常对至,命尽气绝,忽就后世。于是诸释,哀啕啼哭,举身自扑,两手拍地。解髻乱发,同发声言,永失覆盖。中有自绝璎珞者,中有自裂坏衣服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坌者,中有自总拔其发者,中有说王顺政治国不枉人民者,中有复言诸小国等,失其覆护。王中尊王,今已崩背,国失威神。

时诸释子,以众香汁,洗浴王身。缠以劫波育髦及诸缯帛,而以棺敛。作师子座,七宝庄挍,真珠罗网,垂绕其傍。便举棺置于师子座上,散华烧香。佛共难陀,在丧头前肃恭而立。阿难罗云,住在丧足。

难陀长跪,白佛言:“父王养我,愿听难陀担父王棺。”

阿难合掌,前白佛言:“唯愿听我担伯父棺。”

罗云复前而白佛言:“唯愿听我担祖王棺。”

尔时世尊,念当来世。人民凶暴,不报父母育养之恩。为是不孝之者,为是当来众生之等,设礼法故。如来躬身,自欲担于父王之棺。即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一切众山。駊騀涌没,如水上船。尔时欲界,一切诸天,与无央数百千眷属,俱来赴丧。北方天王毗沙门,将诸夜叉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

东方天王提头赖吒,从诸伎乐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南方天王毗楼勒叉,从鸠盘荼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西方天王毗留婆叉,从诸龙神,亿百千众。俱来赴丧。皆共发哀,举声啼哭。

时四天王,窃共思议。瞻望世尊,为当来世诸不孝顺父母者故,以大慈悲,现自躬身担父王棺。

时四天王,俱共长跪。同时发声,俱白佛言。唯然世尊,愿听我等担父王棺。所以然者,我等亦是佛之弟子。亦复从佛,闻法意解。得法眼净,成须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担父王之棺。

尔时世尊,听四天王担父王棺。时四天王,各自变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担在肩上。举国人民,一切大众,莫不啼哭。

尔时世尊,威光益显,如万日并。如来躬身,手执香炉,在丧前行。出诣葬所,灵鹫山上。有千阿罗汉,以神足力,乘虚来至,稽首佛足。复白佛言:“唯愿世尊。敕使何事。”

时佛便告诸阿罗汉:“汝等疾往大海渚上,取牛头栴檀种种香木。”

即受教敕,如弹指顷。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臂顷,便已来到。与大众,共积香薪。举棺置上,放火焚之。一切大众,见火盛然。皆向佛前,宛转自扑,益更悲哭。有得道者,皆自庆幸。未获道者,心战惶怖,衣毛为竖。

尔时世尊,告众会曰:“世皆无常,苦空非身。无有坚固,如幻如化。如热时炎,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诸人,勿见此火,便以为热。诸欲之火,极复过此。是故汝等,当自劝勉。永离生死,乃得大安

时火焚烧,大王身已。尔时诸王,各各皆持五百瓶乳,以用灭火。火灭之后,竞共收骨,盛置金函,即于其上,便共起塔,悬缯幡盖及种种铃,供养塔庙。

时诸大众,同时发声,俱白佛言:“大净饭王,今已命终,神生何所。唯愿世尊,分别解说。”

于时世尊,告众会曰:“父王净饭。是清净人,生净居天。”

众会闻是语已,便舍愁毒。佛说经竟,诸天龙神,及四天王,所将眷属,世间人民,一切大众,为佛作礼,各自还去。

【何新谨按:此经讲述佛陀父亲净饭王临终故事,以及佛陀诸兄弟家事。】​

[附注:王舍城(Rajgir),佛陀时代巴基斯坦五河流域十六大国之一的摩揭陀国早期的都城。据《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定都原在旧王舍城,此城毁于火灾。后向北迁移到新城。之后,摩揭陀国再次迁都至华氏城。定都华氏城后,王舍城荒废。新王舍城的遗址,在印度国比哈尔邦(现有遗址园区,地理坐标:东经85.42度,北纬25.03度)。比哈尔邦在佛陀故乡尼泊尔东南方,当时属于摩揭陀国,是所谓印度地区唯一与佛教有较密切关系的遗址。王舍城是佛祖释迦牟尼早年曾居住修行的地方。佛陀逝世后,佛陀诸弟子在王舍城举行了第一次佛教结集,因此是佛教圣地之一。

公元5世纪,法显《佛国记》中记:王舍新城“是阿阇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蓝。出城西门三百步,阿阇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严丽。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里。五山周围,状若城郭,即是芊沙王旧城。城东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城东北角曲中,耆旧于庵婆罗园中起精舍,请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养处,今故在。其城中空荒,无人住。”“出旧城北行三百余步,道西,迦兰陀竹园精舍,今现在。”

公元7世纪,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记:“上茅宫城,摩揭陁国之正中,古先君王之所都,多出胜上吉祥香茅,以故谓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为外郭,西通峡径,北辟山门,东西长,南北狭,周一百五十余里。内城余趾周三十余里。羯尼迦树遍诸蹊径,花含殊馥,色烂黄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曷罗阇姞利呬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坏,无复遗堵。内城虽毁,基址犹峻,周二十余里,面有一门。”“逮无忧王迁都波吒厘城,以王舍城施婆罗门。故今城中无复凡民,惟婆罗门减千家耳。”

王舍城有著名的竹林精舍,也名迦兰陀竹园,相传是迦兰陀长者皈依佛陀后所献的竹园,也是佛陀在创立佛教后所接受的第一片土地馈赠。在佛陀初转法轮2年后,竹林精舍落成,佛陀曾在此居住10年。后舍利弗监造的舍卫城祗园精舍落成,佛陀乃冬住竹林,夏居祗园。佛陀曾在此寺宣讲《般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等。地理坐标:北纬25.0215921度,东经85.4163861度。

旧王舍城东有灵鹫山(又译耆阇崛山等),佛陀曾在此山石窟中修行,并宣讲《佛说首楞严三昧经》等重要佛教经典。地理坐标:北纬25.0018945度,东经85.4410116度。


 

探寻尼泊尔佛陀落地石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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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尼泊尔佛陀落地石足印

 阿育王亲立石柱为证

作者:明贤法师

蓝毗尼Lumpinī,又译岚毗尼、腊伐尼、林微尼等,梵语可爱之意。佛陀的诞生地,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在今尼泊尔境内,距加德满都360公里。


2006年,我第一次朝礼尼泊尔圣地蓝毗尼。
在佛出生处,现在是一座红色的摩耶夫人祠(为纪念佛陀母亲诞生圣者而兴建),其中瞻礼佛陀落地石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当年就在印度庙的遗址下,考古人员从砖石瓦砾的中间部位一直向下挖,在很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大片木炭,上面有一块长约两尺的不规则形灰色石块,其中央有鲜明的脚印状凹痕。石头残损得很厉害,但足印仍依稀可辨。这块石头最终被确定为佛陀落地时的足印石。

释迦牟尼佛出生落地石(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佛陀诞生图·九龙灌顶(敦煌唐代绢画局部)(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蓝毗尼圣地衰落以后,佛陀降临人间的落地处曾建立起一座印度教庙宇,其墙根下长出过一棵菩提树。在印度人的心目中,菩提树既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也意味着对于建筑物的破坏能力,因为其根系过分发达。庙宇的墙基很快就被菩提树动摇,几十年的工夫便倒掉了,加上野火雷击,树木残骸与瓦石残渣混在一处,很难找出无忧树及落地石到底在何处。虽然后来出土了众多遗迹,但很长时间内都没有确定释迦牟尼佛的落地点——对于一片深埋藏在地下长达七百年之久的遗迹,考古工作异常艰难。

佛陀降生浮雕(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据佛经记载,佛陀当年在无忧树下从摩耶夫人右胁下出生,落地时足下有一块石头,在接到佛足以后,留下了佛陀深深的足印。

虽然佛陀诞生处的大目标已确认无疑,但无忧树及树下佛陀落地石的确定工作,则是必须要完成的复杂考古程序。德国以及尼泊尔政府的考古学者最早于19世纪在此进行联合发掘。1899年以前,这里被种种杂物覆盖,就像一座扔满废物的垃圾山。直到1933年,蓝毗尼遗址才正式大规模出土。人们看到的遗迹基本结构并非人为延续,绝大多数在14世纪末莫卧尔帝国入侵前的几个晚上由佛弟子用土掩盖起来。从后来的发掘现场看,很多遗迹的形制没有任何改变,与《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完全吻合。


摩耶夫人祠中瞻礼佛陀落地石(图片来源:资料库 摄影:重影)

工作人员以玻璃罩保护这块石头,周边配灯光以照明,朝礼者站在石头上方向下看,一丈多深的坑里就是佛陀落地石了。没有其他的方式表达敬意,朝礼者带来的金箔将所有通道两边的红砖贴成了一道道的黄金墙。抬头向上看,有一块石质佛陀降生浮雕。据鉴定是公元前4世纪作品,是最早的佛陀降生浮雕。石质为砂岩,虽然数世纪的风吹雨淋使这块砂岩几乎被磨平,但我们还是能隐约辨出摩耶夫人在因陀罗和梵天的注视下,紧紧握住无忧树枝,生下佛陀的图案。早年的石雕工艺和线条以十分唯美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当年玄奘大师到蓝毗尼时,周边废弃的寺庙有近千座,阿育王石柱也因遭雷击而倒在地上。然而这里并没有完全为世人遗忘,1312年,尼泊尔国王里普·马拉到此朝圣,今天这块受人供奉的佛陀诞生浮雕,可能就是他留下的。

在篮毗尼我不仅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点,还与确认者有过一次直接交流。当时我在遗址处巧遇一位老教授,他介绍自己是全程负责佛陀落地石考察认定的专家组负责人,最先确定佛落地石的就是他。落地石鉴定工作完成后,他将全过程写成了两本专著。机缘巧合,见面时他正好随身携带,当时便将这两本书送给了我,还在上面签名盖章。我们还探讨了确定佛落地石的全部过程。


一起探讨落地石的老教授(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玄奘大师到印度来求法之前,高僧法显曾有过记录,说这块石头完全沾在地面,后来才被挪动。挖掘时发现这片区域的土壤中有很多木炭,后来被确认是摩耶夫人扶过的无忧树。玄奘大师见到无忧树的时候,它们已经枯萎。现今这些树木已变为木炭。教授在木炭中看见了这块石头,如经典中所说,上面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足印。

要最终确定落地石,阿育王石柱上第一个巴利文字母的含义成为关键所在。在近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在了解了老教授的发现后,猜想这个字母应该是指佛陀落地石。经过复杂的认证过程,加上阿育王石柱上巴利文的佐证以及很多相关证据,这块石头最终被确认为佛陀落地石。佛弟子们终于再次见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圣石。


蓝毗尼的阿育王石柱(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阿育王石刻文字(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被发掘出来的阿育王石柱柱高7.79米,周长2米。柱上有裂纹,日本材料专家以特种材料将其缝合,并用铁环保护起来。根据玄奘大师的记录,蓝毗尼曾经有三位佛到过这里,此事阿育王石柱上有过清晰的巴利文记录。我们现在可在石柱上见到四行半巴利文,是阿育王的敕文:

我阿育王灌顶即位的第二十年,亲自率领文武大臣来蓝毗尼恭敬礼拜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地,敕令立石柱以记载。今后每年地方官必来朝拜,因为这是无上正遍知出生圣地。特谕减免蓝毗尼地区税赋,仅缴收入的八分之一。

在佛陀出生的地方,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烧得通红的红砖块。按照砖块的制作技术,中国的红砖20世纪左右才开始使用,之前是没有的。而从挖掘出的圣迹看来,印度红砖的使用,在2500年以前便已经非常普遍了。


古印度佛足印刻石(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佛足石:信徒将佛足掌刻于石头,再贴金泊,用以礼拜。(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佛教圣地蓝毗尼】

尼泊尔的蓝毗尼,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兰毗尼是梵文“可爱”的意思。这里原来是古代天臂国善觉王夫人兰毗尼的花园,花园因人而得名。

公元前565年的一天,迦毗罗卫国的玛雅·黛维王后在回娘家的途中,路过兰毗尼花园,被花团锦簇的美景所吸引,就住在那里欣赏起来了。

第二天,正值尼历正月十五,入夜后,圆圆的月亮挂在空中,银辉似的月光撒满了美丽的花园,端庄的黛维王后,沉浸于这良辰美景之中,毫无痛苦地扶着园中的娑罗双树,生下了王子一悉达多。

悉达多王子相貌端庄,天资聪颖。父亲净饭王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在他16岁时。就替他娶了邻国一位美丽的公主。但悉达多很有思想,对人生的苦难有深深的思考。在他29岁那年,悉达多抛弃了王子的高贵地位,离别妻儿,剃掉须发,在深山旷野中遍访名师,以求解脱人生的痛苦。在他中年时期,终于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创建了佛教学说。

由于他是释迦族人。所以他的追随者和信徒都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悉达多创建佛教后,兰毗尼就被视为佛教圣地了,因为,圣人是在这里诞生的。

兰毗尼有纪念佛祖诞生的寺庙,其中供奉着一块石雕的释迦降生图,庙北耸立着一根著名的阿育王石柱,上面刻着“佛祖诞生之处”的铭文。

公元前二世纪阿育王来兰毗尼朝圣,并建造了尼加里瓦石柱和毕波罗瓦塔。尼加里瓦石柱上刻有用巴利文写的祷词和日期。1898年还曾在毕波罗瓦塔中发现一些真正的佛舍利

公元403年,中国高僧法显到蓝毗尼朝圣。他在蓝毗尼曾见过佛陀诞生处的无忧树和摩耶夫人沐浴过的水池,但他没有提及阿育王石柱。当时的蓝毗尼周围也多是荒地。

《法显传》云:“城东(舍卫城)五十里有王园,园名论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举手攀树枝东向生太子。太子堕地行七步,二龙王浴太子。身浴处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众僧常取饮之。凡诸佛有四处常定:一者成道处,二者转法轮处,三者说法论议伏外道处,四者上忉利天为母说法来下处,余者则随时示现焉。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狮子,不可妄行。”

公元635年,玄奘在兰毗尼取经时,亲眼目睹到阿育王石柱。根据他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尼泊尔考古局于1967年至1972年间,在兰毗尼附近的蒂劳拉特村发掘出古代释迦时期的废墟,发现了陶制头像、佛像、石雕、钱币等一批珍贵文物,另外还发掘出神龛、佛院遗址及残砖断瓦等。

兰毗尼是尼泊尔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胜地。

每年尼历正月十五都要举行释迦牟尼诞生纪念活动,缅怀这位给人类思想带来巨大影响的历史伟人。

【释迦摩尼】

佛教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边边境)王子,属释迦族。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两者的说法不大相同。据北传佛教推断,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565年,去世于公元前485年,约与中国的孔子同时。据南传佛教推断,他生卒日期或为公元前623年至前544年,或为公元前633年至543年。

乔达摩·悉达多的父亲为净饭王

。净饭王对王子十分钟爱,悉达多自幼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年轻的王子从未见闻过人间的忧虑、烦恼和不幸,也从未思虑过人生有所谓忧患、贫困、病、老死诸般痛苦。悉达多自幼从未离开富丽堂皇的宫庭,从未走出精美绮丽的御苑;笙歌盈耳,觥筹交错,尽情游戏享乐。成年后,娶娇妻,生爱子。但偶然机会出游,初次接触严酷的、惨不忍睹的现实,便深为所动。根据传说,王子一日出游,得遇四种人,因而顿悟。一为奄奄待死的老人,一为病入膏育的患者,一为待葬的死者,悉达多到此始知老、病、死为人生所难免。后,又遇一贫苦僧人。从这位得到灵魂真正平衡的人那里,年轻的王子懂得了如何从老年、疾病、死亡的苦难中赢得自由,便打定主意脱离家庭生活,刻意修苦行,以求解脱之道。

 

悉达多弃宫室,离亲眷,暗自出走,落发为僧,摒除欲念,潜心于苦修。他先从师于印度教“数论派”先驱阿罗逻迦罗摩

与乌陀迦罗摩子学禅定;后又到尼连禅河附近林中独修苦行六年,历尽百般折磨,刻苦自身,以求正真道、成正觉。然而,无论净心守戒,抑或刻意自苦,均未能使年轻的苦行者如愿以偿。他终于悟到修苦行并非获致解脱之正道。久经冥思苦想,他终于达到觉悟。他确信:贪恋享乐以及誓修苦行,两者皆非正真道。前者“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为爱欲所牵,惑于财色、思望安乐”;后者“以羸身而取道”,“彼诸外道”。正道为不苦不乐之中道,即静坐默想、思维真谛--循此,则可臻于“寂灭”,终成正觉。据传,乔达摩独自静坐菩提树下,豁然“心地光明”,得大觉悟,从此悟道成佛,成为佛陀,即成正觉。

乔达摩佛陀既悟解脱之“正真道”,即从事说法传教。在印度北方邦东南部贝拿勒斯城西北的鹿野苑佛陀作了著名的“鹿苑传教”,使其听众阿若乔(读‘交’)陈如等五位苦行者成为第一批信徒。此后,释迦牟尼一直在印度河恒河流域传教,并组成僧团,奠定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他八十岁时于拘尸那迦

城辞世,众弟子按印度仪俗,将其遗体火化。



 

佛教历史上的三次经典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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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上的三次经典结集

 作者:恒觉 

按语:末法时代众生福报甚少,能够值遇佛法已经是因缘难得。然而便是初入佛门的教徒,刚刚接触教理,于三藏十二部不能遍览,难免于佛法生不推转心。虽是口称“明心见性”百遍,恶缘现前不为所动的又有几人?

近日屡有部派佛教和文史研究者诋毁曰:大乘非佛说。使得歆慕佛法之初机者,茫茫然不之所从,颓然废弃复从作恶者当几何哉?

复次,更有西方魔教代言人曰:小乘亦非佛说,三藏十二部均非佛说,佛氏者,妖妄幻诞之人也。似必欲所有僧俗改宗魔教而后矣。亦痛矣夫!

傥无大乘之教,蹴足于小乘罗汉、辟支佛循循渐悟之教,不知末法时代有几许众生可有如此智慧、善根当世得渡乎?更若无大乘净土法门,不假西方大慈大悲弥陀导师、大慈父威神加持之力,复不知多少众生对佛法永难生信,沉沦业障苦海难以拔脱?以三世诸佛哀愍众生之心,当忍见乎?

故曰:大乘法门,于情于理,亦一时之教所归旨,小乘不过大乘之础然。然本师释迦已去,如欲正言立名者,我辈复不敢辞其任。兹有数文,并非全自己见,顾亦可供具足慧眼之人明鉴矣。

佛陀圆寂后,佛陀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为了解决经典结集问题和部派佛教的纷争问题,依共乘(般若乘)所说主要进行过三次结集。

  (1)王舍城结集:  

是释迦佛未圆寂前,舍利弗已与八万阿罗汉,目犍连亦与七万阿罗汉,先行示寂;及佛与一万八千阿罗汉同入涅槃。  

天人讥议谓所有能得自在之比丘,都已涅槃,佛说正法,成灰灭耶?诸比丘众,三藏经之声音,都已从此寂灭。为清除如此讥议故,王舍城中,毕钵罗岩,在佛灭后一年坐夏期间,未生怨王发愿供施臥具,与五百阿罗汉同住一处。于是由大声闻邬波离结集律藏,阿难陀结集经藏,大迦叶结集论藏,三藏如是结集已(主要结集的就是所谓的“小乘经典”)。是时天人增加,非天(魔鬼)减少,如是佛法,可住世长久,而色究竟天,亦听闻三藏结集之事,欢喜赞叹也。毗奈耶难事有颂云:  

佛涅槃后第二度夏天  

王舍城中毕钵罗岩内  

五百阿罗汉一同集会  

未生怨王将三藏结集  (

2)毗舍离城结集:  

第一次结集圆满而后,如是渐次至一百一十年。毗舍离城比丘等,作十种不清净事,以为清净,皆共遵行,于经律中,不见其事,云何为十?如偈云:  

高声共许随喜净  

旧事净与监事净  

道行净与二指净  

治病净与酪浆净  

坐具净与金宝净  

如此十事,皆是违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顺苏怛罗,不依毗奈耶,而诸比丘以不清净,作为清净。时有阿难弟子萨婆迦摩之弟子渣巴,与七百阿罗汉,共为集会。由阿育王发愿供施,广说十事问答,详说所得何罪等。

在毗舍离城,重诵三藏,以戒律为主。复为大众广陈,论说是非,悉皆共许,即鸣犍椎,故第二次结集,又名七百结集。

  (3)华氏城结集

  第三次结集有南北二说。

南说,指的是南传佛教,即由印度向南传播形成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以信奉小乘上座部佛教为主)的传说;北说,指的是由印度向北传播形成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佛教(以信奉大乘佛教为主)的传说。

  

南传佛教所说的第三次结集,指的是“华氏城结集”。相传是在佛灭后二百三十六年于华氏城(又译巴连弗邑、香花宫城、波吒釐子等,摩揭陀国阿育王从王舍城迁都于此,其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举行。

参加结集的是以目犍连子帝须(略称帝须,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出家后的师父)为首的一千比丘。

  华氏城结集就是在佛教发生根本分裂之后的一百多年时举行的。

  北传佛教所说的第三次结集,指的是“迦湿弥罗结集”,相传是在佛灭后四百年(一说五百年,近人考定为二世纪初叶)于迦湿弥罗(又译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举行。

《大唐西域记》卷三等记载了迦湿弥罗结集的情况,但没有明确它是第几次结集。而一些藏传佛教史书,如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又称《善逝教法史》、《布顿佛教史》)、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等都明确地将迦湿弥罗结集称为“第三次结集”,并认为具体的结集地点是在迦湿弥罗的恭巴寺或耳严林寺。

参加结集的是以世友(又译婆须蜜多、伐苏蜜多罗,一、二世纪之际,北印度犍陀罗国人)为首的五百比丘。由于迦湿弥罗结集按时间顺序是在阿卢寺结集之后,故近人也有将它称为“第四次结集”的。

  此外,还有传说为集结大乘经典的“文殊菩萨”说。



 

迦腻色伽王与大月氏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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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腻色伽王与大月氏王系

作者:徐文明

贵霜王朝及大月氏王国的世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印度及中亚诸国的历史,还涉及到佛教史尤其是禅宗西天二十八祖说,许多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经过长达百年的研究,迄今尚无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尽管新的资料不断被发掘出来,却仍然无助于定论的产生,因为大家对新资料的理解和解释纷乱不一。本文试图以汉文资料为主,结合近期的考古成果,提出一个近乎史实的假说。

月氏本是世居我国河西、祈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二世纪为匈奴所败,西迁伊梨河、楚河一带,后又败于乌孙,遂西击大夏,占领妫水(阿姆河)两岸,建立大月氏王国。月氏西迁伊梨河、楚河时,逐走了原居该地的塞人(Saka),迫使塞人分散,一部分南迁罽宾,一部分西侵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希腊人王国,建立大夏国。后来月氏复占大夏,月氏王亲辖巴克特里亚平原的沃野,而将东部贫瘠的山区分封五部翕候治理。关于休靡、贵霜、肸顿、高附五部翕候究竟是月氏人还是大夏人(塞人)的问题争论很大,近人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中力辨五翕候是大夏人,为月氏王所扶植的亲奉月氏的大夏国原小长的后裔或亲族,其说甚是。据《魏书·西域传》,可以考定五翕候领地都在东部山区,绝非大夏国的全部领地,大月氏王未必会将亲族置于这些贫瘠的地方,而起用原大夏国的小长或其后裔来管理这些并非要害的地区是很有可能的,据《后汉书·西域传》: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候。后百余岁,贵霜翕候丘就却

攻灭四翕候,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文中"分其国",显然是指大夏国,意即大月氏王将大夏国臣民分为五部翕候,并非大月氏族本身分为五部。一些西方学者不大了解月氏族前史,误认为月氏族本是分为五部的,至丘就却始得统一,也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月氏至大夏后发生分裂,这些意见都是靠不住的。月氏很早就有以月氏王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当时匈奴、乌孙等游牧民族也都有自己的王,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集中力量、求得生存的关键,很难想象月氏到大夏后会自取衰弱,发生分裂。从中国史料来看,月氏占领大夏后都妫水北岸为王庭,可见当时是有月氏王的,又据《魏略·西戎传》,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可见公元前二年时仍有大月氏王存在,根本没有月氏族分成五部之事。不管五翕候是大夏人还是月氏人,毫无疑问都是月氏王所任命并从属于月氏王国的,按说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既然后来贵霜翕候丘就却统一五部并占领月氏全国后自称贵霜王而不是大月氏王,可见贵霜及其他四翕候是大夏人(塞人)而非月氏人。因此贵霜王朝与大月氏王朝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所建立的两个王朝,不可混为一谈。贵霜王朝是建立在大月氏王朝之后的由大夏人创立的王朝。

关于贵霜王朝的时代虽有争论,但基本上可定为公元一世纪中期以前建立,延至一世纪末期或二世纪初期。在丘就却早期的铸币上,其称号只是Yavugasa,相当于Jabga即叶护、翕候,可见此时他还是月氏王属下的一个将军,而在公元38年,其称号就改为大王(Maharaja)了。丘就却享寿很久,八十多岁才死,其子阎膏珍约公元75年始即王位,在位二十余年。或认为丘就却与阎膏珍之间尚有一个自称"Soter Megas"(伟大救世主)的权臣当国,其实这不过是阎膏珍的一个称号,并非另有其人。因为《后汉书》中明明说阎膏珍继其父为王,此史料来自于班超之班勇,而当时月氏国(贵霜王朝)与汉朝关系密切,这一记载肯定有所依据,不能轻易否定。

丘就却在钱币上称为Kujula Kadphises,阎膏珍称为Wema Kadphises,故或称前者为伽德菲塞斯一世,称后者为二世。贵霜王朝即伽德菲塞斯王系事实上只有两代,因为在其前后诸王中再没发现号称Kadphises的。一般认为,迦腻色伽王系是在伽德菲塞斯王系之后开始出现的,有人把迦腻色伽王一世(Kaniska I)即位之年定为公元78年,有人定为128年,还有人定为144年等等,但这些说法都与中文史料特别是佛教

中的记载相左。羽溪了谛在《大月氏之佛教》中将迦王一世定在丘就却之前,以之为公元前58年的毗讫罗摩(Vikrama)纪元的创立者,或近其实,但这一说法还缺乏比较充分的根据,尚须进一步的论证。

迦王一世在丘就却之前的观点之所以难于得到承认,主要是由于西方学者出于对汉文史料的误解,认定丘就却之前月氏处在五部分治的状态,而丘就却就是最早统一月氏的首领,故不能接受在其以前尚有月氏诸王的看法。今既明贵霜族不属月氏族,贵霜王朝以前月氏王统一直存在,迦王一世在贵霜王朝之前就可以理解了。迦腻色伽王系存在了98或99年,后来突然中断,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波斯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Shapur I)于公元242年对月氏国的侵略,故将迦王纪年定公元144年或稍早一些。而若认为迦王一世始于公元前58年,这一王系突然中断的原因也很明白,那就是由于丘就却公元40年时的崛起。

这一假说完全符合佛教的记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指出迦腻色伽王为佛灭后四百年时人,一般认为佛于公元前486年灭化,公元前58年正当佛灭四百年间。

佛教史料还记载迦王一世与胁尊者(Parshva)同时,而据禅宗史传及其他史料,胁尊者为第十代持法者,即便置之于公元前86年时(胁尊者晚年得道,故长于迦王)也须四十年一代,故不可能迟至公元后一世纪或更晚。迦王一世还是第三次(或排为第四次)结集的发起者,当时佛教正处在部派时期,各派之间的歧义和争论很厉害,迦王日请一僧入宫说法,结果每人讲的都不一样,他深感部派纷争对佛教不利,便与胁尊者商议发起结集,对十八部的说法进行整理记录,并召集以世友为上首的五百罗汉对经律论三藏进行解释,后来编成《大毗婆沙论》。

由于这次结集改变了佛教部派纷争的局面,使佛教徒致力于修证和研讨佛法,从而促成了在理论和证果上具有更大成就的大乘佛教的产生。一般认为,大乘佛教产生于迦王之后,而在公元二世纪中期来华的支娄迦谶所译的经典则几乎全属大乘,如果将迦王一世即位时间定为128年或144年,就很难解释这一事实。

因为大乘佛教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经典的传播又需要一段时间,很难想象迦王一世一结集就马上有大量的大乘经典出现,且立即得到承认,又在三四十年内立即传到中国。

根据耆那教的传说,毗讫罗摩纪元是邬阇衍那(Ujjain)国王超日王(Vikramaditya)创建的,他推翻了塞种人在当地的统治,后人又将超日王附会为笈多王朝的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 Guptall),因为他有"塞种人之敌"(Shakari)的称号,同样是塞人的战胜者。可见这一纪元是与对塞人的战胜有关的,而迦王一世既然定都健陀罗的白沙瓦(Peshawar),就必然会与原来占据此地的塞人发生冲突,根据铭文

及其他资料的记载,迦王一世占据的地方甚广,几至整个北印度,邬阇衍那一带大概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很可能他在此地与塞人开战并战胜了他们,将其逐至更远的西南一带(古吉拉特一带),因此获得了"超日王"的称号。由于迦王一世领土很广,其中包括许多民族的人民,他本人又倡导佛法,实行仁政,并不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故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印度诸族也不以异族视之,故此纪元由摩腊婆(Malava)部落流传下来,成为印度通用的纪元。

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毗讫罗摩纪元是由塞王阿泽斯一世(Azes I)创立的,据说还得到最新的考古资料的支持(1),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呢?

这两种观点显然是根本冲突的,一种认为是塞种人所建,一种认为是为纪念战胜塞人而建。坚持毗讫罗摩纪元是为纪念战胜塞人而建的传说由来已久,比较可靠。也许阿泽斯一世与此相近或稍早,故后世塞人遂认定是阿泽斯一世所建,称之为"Ayasa",即阿泽斯纪元。也许现有的资料还无法完全说明公元前58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月氏与塞人、安息人的关系以及当时健陀罗、叹叉始罗(Taxila)等地的归属问题,但最有可能的是阿泽斯一世的时代较迦王一世稍早,后者最终占领了健陀罗、叹叉始罗等地并将罽宾(克什米尔)纳入自己的版图,但迦王一世及其后世诸王既然自称"王中之王",很可能在其帝国之内仍有许多从属于月氏王的诸小王及州长的存在,他们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可以发行货币,但都从属于大月氏王。这些小王中可能有些是塞人的王或州长,也许是前塞王的后裔。佛教史料记载迦王一世在结集后将罽宾施给僧众,并未进行直接统治,可能还保留了原来罽宾的塞王(即阿泽斯一世的后继者)。

根据铭文和钱币,迦王一世的统治共二十八年。在其纪元二十八年时,胡维什卡(Huviska)继位,从铭文来看,此王的统治至少至迦王纪元六十年(公元1年)时或更长。胡维什卡同样是热衷于倡导佛教的,他继承了迦王一世的宗教政策,兼容各种宗教,并且致力于佛教的传播。据前述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曾派使者伊存来华传弘佛教,口授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此大月氏王当为胡维什卡。

又据罗马史料记载,在奥古斯都皇帝即位时,许多印度藩王遣使致贺,斯特拉波及其他作者提到有一个强大的印度王,名叫波鲁斯或Pandion,遣使臣带着一封用希腊文写的信于公元前25年自巴里伽扎出发,四年后到达Samos,信中称其王下辖六百小国。随使者出发的还有一个名叫Zarmano Chegas的佛教僧人,此人后在雅典为宣明正法而自焚。使者带来的礼物有猛虎、大鸟、蚺蛇、巨龟等。

此印度王当为公元前31年即位的胡维什卡,近人王治来也认为此使团应为贵霜帝国(实为大月氏王国)的使团(2),而当时当国的正是胡维什卡。在公元前25年在位的君临六百小国、倡导佛法的印度王只能是胡维什卡,其他国王或如阿泽斯二世及南印诸王既未如此强大,又不象胡维什卡那样积极传播佛教。

继胡维什卡而立的是韦苏提婆(Vasudeva),他大概于迦王纪元64或67年即位,至迦王纪元98或99年结束。与前两代月氏王不同,韦苏提婆从其名字上看似与对Vasudeva-Krishna(韦苏提婆-克里希纳)的崇拜有关,但从钱币上看不到这位印度教神祗黑天的图像,其大多数钱币上描绘了湿婆和公牛,这种钱币后为阎膏珍所仿制。

从其铭文来看,他对耆那教似乎更有兴趣,其铭文大多数是关于耆那教的,佛教的很少。从铭文上看他对马土腊所在的恒河上游一带控制牢固,从钱币的发现来看他曾统治过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分地区,但对其统治的有效程度则难以断定。许多学者认为在其统治的后期出现了衰落,他的钱币在西北一带难得一见,故很可能已与西北诸省失去了联系。

韦苏提婆统治的衰落促成了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的崛起。由于韦苏提婆统治中心南移,他对西北诸省乃至月氏故地的控制力减弱,这对于居住在东北部山区的丘就却来说是一个发展壮大的有利时机。

根据《魏书·西域传》及近人考证,贵霜治地大概在《大唐西域记》所载达摩悉铁帝的都城昏驮多,位于Wakhan西部 Ab-j Panja 河左岸(3),处在阿姆河上游南岸及克什米尔以北的狭长山区中。丘就却首先统一了周围的四翕候,自立为贵霜王,进而西侵安息,占领高附(今喀布尔一带),在其力量壮大后,又占领了此时可能已与韦苏提婆失去了联系的濮达(Bactria)即原大夏,尔后又面下占领了罽宾,将原来的月氏王国尽为己有("悉有其国"),尽管汉文史料未明言丘就却是否南下占领马土腊,但韦苏提婆的统治确实就此告终,其时大约在公元40年或41年,即迦王纪元98或99年。

丘就却是佛教的热衷者,在他的钱币上有一尊佛陀坐像,他还自称"正法的坚定信仰者"(Dharmathidasa)。据羽溪了谛在《大月氏佛教》中的考证,丘就却与马鸣同时。他曾以马鸣、佛钵、一亿金钱作为华氏国王求和的条件,一说是马鸣、佛钵、三亿金钱。《付法藏传》、《法显传》等多种中国史料记载月氏王至弗楼沙(白沙瓦)求取佛钵运回北方,由于两代迦王都定都此地,不可能将佛钵取至北方供养。丘就却父子定都北方的巴克特拉(4),而阎膏珍不信佛法,故来取佛钵的只能是丘就却。

《婆薮盘豆法师传》云马鸣为佛灭后五百年时人,正与丘就却之时相当。又马鸣为胁尊者再传弟子,其与胁尊者相差近百年也很合理。马鸣《大庄严论经》卷三、卷六两处提及迦王一世( 真檀迦腻吒王),卷六云"我昔曾闻,拘沙种中有王,名真檀迦腻吒,讨东天竺… …",可见马鸣以前确有迦王一世,如认定丘就却与马鸣同时,迦王一世就肯定在丘就却之前。从中还可看到,丘就却利用马鸣篡改历史,将月氏族的迦王改为拘沙(为贵霜即Kuhan的别译)种,即贵霜族,由于马鸣声誉极高,名震全印,于是后世诸国都只知道贵霜,不知月氏了,月氏诸王也就成了贵霜之王。

丘就却享寿八十余岁,其子阎膏珍即位时肯定已不年轻。一般认为,阎膏珍约于公元75年即位,在位二十余年。阎膏珍即位后继续征讨天竺,使贵霜帝国的领土更为扩大,达到极盛状态。他在钱币上称为Wema Kadphises,还发行了印制精良的金币。由于其父丘就却不再沿用迦王纪元,故阎膏珍使用了多种纪元,其纪元年代数大至279,小至122,显然用的不是一个纪元,由此致使一些学者误认为在他与丘就却之间尚有一个权臣当国。至于他所用的纪元究竟是哪几种尚难考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既未延用一种固定的纪元,又未创立自己的纪元。

月氏与贵霜的混淆由来已久,丘就却以月氏为贵霜,将月氏王说成贵霜种,《后汉书》又"本其故号",将贵霜称为大月氏。而既云"本其故号",则可能贵霜王亦曾自称月氏王,这种假说得到了证实(5)。

在Senavama的一个金筒铭文中,提到Senavarma为Odi之王,Odi应当是月氏的对音。铭文中提到Sadaskano是Kujula Kataphsa(即丘就却)的儿子,号称大王、王中王。此Sadaskano应为前文中的Senavarma即Wema Kadphises,为月氏之王。Sadaskano应为中文史料中阎膏珍的对音。铭文中还提到五个前月氏王:Bhadasena,Medisasena,Vasusena,Uttarsena,Ayidasena.此五王可能是迦腻色伽一世以前的月氏王,由于迦王一世、胡维什卡、韦苏提婆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三个月氏王,故不再提及。sena或同ska,为称号、族名或姓氏,故五王名字后都有此词。在其他铭文中,还提及Rajula,Sodasa父子,其称号为州长、大州长,此父子或与Kujula,Sadaskano父子为一。可能丘就却父子亲兼马土腊这一重地的州长,迦王一世也有大州长的称号。

月氏与汉王朝一直有良好的关系,因为双方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匈奴。阎膏珍继承了月氏的这一传统,在西域多次支持汉西域长史班超,助其平定疏勒,击破莎车。阎膏珍自恃为大国之君,且有功于汉,欲求娶汉公主以结盟好,但在班超眼里,月氏(贵霜)不过同西域属国一样,应当是汉朝的藩属,不应同汉室分庭抗礼,于是断然拒绝了阎膏珍的请求。此事大大刺伤了阎膏珍的自尊心,于是派副王谢(Sahi)率精兵七万于公元90年来攻班超,结果败归求和,自此年年向东汉王朝贡献。这一事件打击了贵霜帝国的实力,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阎膏珍大国之君、王中之王的形象,使其中亚强国的地位受到动摇。对于阎膏珍晚年的统治情况难于悉知,但其处境似乎不佳。在他死后,伽德菲塞斯王系即贵霜王朝即告终结。

多数学者认为阎膏珍的后继者是迦王一世,但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佛教史料,又会使韦西什卡(Vajeska)与迦王二世和迦王一世与胡维什卡统治时间相互冲突的问题无法解决。从佛教史料及铭文来看,他们都是单独进行统治的君主,根本没有与他人分治国土的迹象。因此有些学者提出的迦王二世与胡维什卡分治月氏王国的假说纯属想象,无任何证据。继阎膏珍而立的月氏王应为韦西什卡,他是来自小月氏的推翻贵霜王朝并重建月氏王统的新月氏王。

吕澂先生认为迦腻色伽王是小月氏人,因为其名字前有"真檀"二字,真檀即于阗的别称,可见其为原居于阗的小月氏人(6)。但真檀、于阗不仅可视为地名,也可视作月氏的异译(7)。马鸣《大庄严论经》提到的真檀迦腻吒王(迦王一世)并非出自于阗的小月氏,真檀只是"月氏"的意思。但历史上确有小月氏王存在,《马鸣菩萨传》曾提及"北天竺小月氏王",此小月氏王统即是由韦西什卡与迦王二世父子开创的后期月氏王统。

韦西什卡父子均未发行货币,只能从铭文及其他史料中发见其历史。卡兰纳的编年史提到胡什卡、朱什卡和迦腻色伽,一般认为朱什卡(Jushka)即是韦西什卡,他在克什米尔修建了朱什卡普腊城及寺院,又兴建了贾亚斯瓦米普腊城,可见他是一个热衷于佛教并对罽宾进行了有效统治的国王。在他所用纪元第二十年的铭文中,他称为大王(Maharaja)、王中王(Rajatiraja)、大帝(Mahat),又称贵霜胄裔(Gushana)。在其纪元的第二十四年、二十八年铭文中,他用大王、王中王、天子(Devaputra)、王(Sahi)这些迦王一世等用过的月氏国王最高称号,不再用贵霜胄裔的称号。

韦西什卡所用的纪元究竟始于何年引起了许多争论。许多学者认为他所用的即是迦王一世纪元,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韦西什卡纪元数至少从二十开始,此时迦王一世尚且在世,韦西什卡怎么可能自称大王、王中王呢?而且如此则迦王二世(韦氏之子)又与胡维什卡的统治时间相冲突,显然不合理。根据卡兰纳的编年史,朱什卡(韦西什卡)与迦王(二世)在胡什卡(胡维什卡)之后,故韦氏所用纪元绝非迦王一世纪元。那么韦西什卡是不是沿用阎膏珍的纪元呢?前文已述阎膏珍并未创立新纪元,而且他所用的纪元数都远远超过了二十,故韦西什卡未用阎膏珍所用过的任何一种纪元。因此韦西什卡很可能在即位之初就创立了新纪元,此纪元应为公元78年纪元即所谓塞种纪元。

韦氏纪元为其子迦王二世所沿用,迦王二世有第四十一年纪元数,而他又于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在位,故韦氏纪元肯定始于公元80年左右。前文述及阎膏珍约公元75年即位,若认定韦氏纪元始于公元78年,必然又与阎氏统治时间冲突,对这一问题如何解释呢?韦西什卡尽管在公元78年即位,但他当时只是小月氏一个部派的首领,并非大国之君。月氏族西迁之时,有一部分月氏人不能远行,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分居在 羌以西远至葱岭的辽阔地带。由于汉朝屡击匈奴,使天山以南的小月氏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一部后来西逾葱岭,在阿姆河上游的山区里居住下来,不断发展,在阎膏珍统治末年时崛起,继而进占整个贵霜帝国,恢复月氏王统,其首领便是韦西什卡。这并非是纯粹的假说和故事,从《大唐西域记》中可以找到依据。

据《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条雪山下王传说及卷十二呬摩呾罗国条记载,迦王一世死后,讫利多种称王,毁灭佛法,吐火罗国(大夏)呬摩呾罗(雪山下)王便招集国中勇士三千,化装为商贾,多带宝货,暗藏兵器,翻山越岭,进入罽宾(迦湿弥罗),双从三千人中选出五百精锐以献宝为名进入王宫,刺杀了罽宾王,放逐其宰辅,占领罽宾,复兴佛法,时在佛灭第六百年。

从时间上看,韦氏崛起在公元一世纪末期,接近佛灭第六百年。又据卡兰纳的编年史,朱什卡(韦西什卡)在罽宾修建城市和寺院,对之进行了有效的统治,与雪山下王占领罽宾、复兴佛法的业绩相当。玄奘还提到呬摩呾罗"其先强国… …葱岭之西,多见臣伏",而此国不过是一个方三千里的山间小国,史料上也未见此国曾为雄霸岭西的强国记载,只能说是由此国发迹的国王后来成为尽占葱岭以西广大疆域的帝王。而韦西什卡父子正为佛灭六百年左右占领罽宾及整个贵霜帝国的君主,与此雪山下王相当。因此可以断定韦西什卡正是玄奘所提及的雪山下王。

韦西什卡为小月氏一部的首领,他趁着丘就却、阎膏珍父子率领五部翕候在外征伐、故地空虚的时机,带领自己的部族悄悄西逾葱岭,来到原五翕候辖区西面土地肥沃的呬摩呾罗地区定居,并逐步发展壮大。在阎膏珍统治末期,他趁机奇兵突袭,占领易守难攻的罽宾,以少胜多,奠定了帝王基业,后来也许是阎氏死后,他又出击各地,占领了整个贵霜帝国。大概在他在位二十年时(公元97年),才开始自称大王,但此时贵霜势力尚未完全消除,故不得已自称贵霜后裔,此举与阎膏珍自称月氏王一样不过是一种策略,并非他真的是贵霜族人。在其纪元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及其子迦王二世的铭文中,就再也没有贵霜胄裔的称号了。

阎膏珍之后贵霜王朝是否还存在、韦氏父子及其后诸王是月氏人还是贵霜别支,这些问题尚未有一致的结论。《后汉书》云"月氏自此(阎膏珍灭天竺)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给后世留下一个模糊混淆的记载。诸国称之皆号贵霜王一事得到了证实,以致后世印度及西方学者还多以为贵霜为月氏的代称,既然如此,为什么却说月氏此后最为富盛呢?

可见《后汉书》作者是将贵霜视为月氏族一支的,故本其故号,仍称之为大月氏。但后世中国史书及佛教史料全然不提贵霜二字,只言月氏,这是否都是本其故号呢?韦西什卡既未沿用阎膏珍所用的任何纪元,又未采用Kadphises的称号,从其名字及其子号迦王来看,他是以迦腻色伽王系的继承人自居的,不属贵霜系统。根据佛教史,自东汉灵帝时来华的支娄迦谶、支曜及稍后的支亮、支谦等人都被认为是月氏人,故以支为姓。如果当时不是月支人当国,则在月氏政权早已被灭百年之余,他们只能作为贵霜人,或姓"归"、"桂",不大可能以支为姓。

而当时及后世来华的所谓贵霜国人从未见以贵霜近音为姓的,可见贵霜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又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太和二年(公元229年)十二月癸丑,大月氏王波调(韦苏提婆二世)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此国使者既然接受"亲魏大月氏王"的封号,足证此时国王为大月氏人,绝非贵霜族(大夏)人。余太山以为贵霜与月氏同出Gasiani部,二者都是Gasiani的对译(8),故授予波调的"大月氏王"与"大贵霜王"无异,不能由此证明波调是月氏人。即便二族同出一源,也不能由此抹杀二者之间的差异,二族一为征服者,一为被征服者,岂可混为一谈!

使者对两种称谓的差异当然非常清楚,因为此国一直与汉室及后来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者绝非对汉文化毫无所知之人。若波调实为贵霜人,使者怎敢把"亲魏大月氏王"的称号带回去?譬如当今英美两国同出一源,皆说英语,若因此便称美国总统为英国国王,封英王为美国大总统,岂能为人接受!因此阎氏之后当国者皆为月氏人,并不存在所谓的第二、第三、第四贵霜。

继韦氏而立的为其子迦腻色伽二世。迦王二世为迦王一世之后最伟大的月氏王,在他统治时期,月氏帝国达到极盛状态,疆域极为辽阔,其势力范围向东一度逾越了葱岭,迫使疏勒等国献质臣服,西北包括索格底亚那、花拉子模、大宛,南方的旁遮普、信德、马土腊、恒河河谷乃至现在的比哈尔邦等地都属其领土。

玄奘《西域记》卷一、卷四等多处提到迦王二世,云其"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而《后汉书》记载疏勒国臣磐曾于安帝元初年间被送往月氏为质。这表明迦王二世在元初年间当国,并且声势赫赫,威振远方。他还于迦毕试、健陀罗、支那仆底等三处修建伽蓝,使质子三时居住,照顾毕周。他处处效仿迦王一世,倡导佛法,修建伽蓝,还开采矿产,兴修水利,发展商业,使月氏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达到极盛状态,甚至超过了其祖先迦王一世治时。

由于许多学者将迦王一世定为阎膏珍的后继者,致使迦王二世与一世的事迹相互混淆,难以分辨。但根据佛教史料可以对之大致划分。与胁尊者同时并召集第三次结集的是迦王一世,马鸣《大庄严论经》与《大毗婆沙论》所记史事属一世,而威振西域、迫使河西蕃维献质的为迦王二世。《杂宝藏经》卷七所记是将迦王一世、丘就却、迦王二世等诸王事迹混在一起,而拥有智臣摩 罗、名医遮罗迦的或许是迦王二世,因为迦王一世的辅相为天法。

《杂宝藏经》云迦王时"四海之内,三方已定,唯有东方,未来归附",故欲逾葱岭东征,后终未果,此迦王当为一世,其东征也许是为了光复故土。《付法藏传》卷五记迦王之事最悉,基云三海归化,北海未服,迦王欲兴师北伐,臣民厌战,乘其衰病之时被覆捂杀之,此迦王当为二世,因为其时葱岭以东已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无须东征,此次北伐或许是为了复仇,即征讨极北之地的匈奴残部。迦王二世的这次北征给他本人及国家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导致臣民离心,身死非命。迦王一世至其纪元二十八年时终老,同年胡维什卡即位,可见政权是顺利交接的,不存在被弑问题。据阿剌(Ara)刻文,迦王二世为韦希什卡之子,故应于韦氏纪元二十八年(公元105年)继立,又据马土腊和西旁遮普的铭文,他可能是在韦氏纪元54年及60年仍在位,其统治大概结束于韦氏纪元60年(公元137年)。

迦王二世由于死于非命,在他死后可能国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国势也由此而衰,四境出现分裂和叛离的情况,但月氏王国尽管受到严重削弱,却依然存在,此后又出现了一个迦腻色伽王,通称迦王三世,他也许是二世之子,也许是其孙子或其他的月氏王族后裔,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他结束了帝国的混乱局面,保住了帝国的统一和大部分疆域。根据其货币和卡兰纳的编年史,他的领土包括巴克特里亚、健陀罗、锡斯坦、旁遮普、克什米尔等地,但帝国南方的重地马土腊及北方有索格底亚那、花拉子模地区可能已经丧失。迦王三世发行了大量货币,统治时间相当长,或许在四十年以上。

继迦王三世而立的是韦苏提婆二世,他的货币发现相当稀少,或许在他统治期间帝国遭到进一步的衰减,他是月氏王国最后一个君主,却在中国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前文已述他于公元229年遣使至奉献,被魏封为"亲魏大月氏王"。在他之后,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月氏王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统一的月氏王国不复存在,只留下盘踞一隅的残余政权或大国附庸。

月氏始灭大夏,后又为先据大夏的贵霜族所灭,复又由小月氏取代贵霜王朝,复兴月氏王统,其间曲折复杂,难以悉知。今且据上述考证,将月氏及贵霜王朝诸王世系简表列之如下:

迦腻色伽一世(公元前58年-前31年),在位二十八年。

胡维什卡(公元前31年-公元元年或更迟),在位约三十年以上。

韦苏提婆(约公元元年或稍迟-约公元40年),在位三十年以上。

丘就却(约公元40年-公元75年),在位约三十五年。

阎膏珍(约公元75年-约公元95年),在位二十余年。

韦西什卡(公元78年-公元105年),在位二十八年。

迦腻色伽二世(公元105年-公元137年),在位三十二年。

迦腻色伽三世(约公元150年-公元195年),在位四十余年。

韦苏提婆二世(约公元195年-公元230年),在位三十余年。

月氏及贵霜王朝的历史非常复杂,是中亚史上的一个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中亚史、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只是提出了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假说,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使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使其早日得到圆满的解决。

【注释】

(1)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78,pp.3-13.

(2)王治来《中亚史纲》136页。

(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31页。

(4)《中亚塔吉克史》77页,B··加富罗夫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

(5)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0,pp.21-29.

(6)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33页。

(7)《塞种史研究》65页注(4)。

(8)《塞种史研究》36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00875。)



 

人类起源于非洲本来就是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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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发现5具智人化石

多家外媒报道,7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两篇研究报告称,在北非摩洛哥发现的5具智人化石距今已有约30万年历史,比此前出土的最古老智人化石还要早至少10万年。

  这一发现不仅将人类起源的时间大大提前,也使考古学界普遍认可的“人类约20万年前起源于东非”的学说遭受挑战。

  颠覆性发现

  7日,位于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让-雅克•胡布林在法国巴黎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他带领的团队在摩洛哥的惊人发现。

  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东北、沿海城市萨菲东南约55公里处的伊古德山古人类岩洞遗址,科学家发现了智人头骨、四肢骨和牙齿等化石,推断它们分属于3名成人、1名青少年和1名8岁左右的儿童。这5名智人住在岩洞内,过着猎取采集的生活。

  与智人化石一同发现的,还有羚羊、斑马等被猎杀的动物骨骸、可能被用作矛头和刀的石质工具,以及广泛用火的痕迹。

  通过热发光技术检测遗址处的取火燧石,科学家们推断出这些智人的年代距今约30万年。遗憾的是,胡布林的团队未能提取出远古智人的基因。

  此前,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已知最古老智人化石距今约19.5万年。法新社称,在摩洛哥的最新发现刷新了过去20年内科学界对“人类约20万年前起源于东非”的共识,或将重组人类进化树,将部分业已灭绝的古人种从人类祖先中剔除。

  胡布林的团队认为,在北非国家摩洛哥的发现说明,所谓的人类摇篮并非仅东非一地,而应遍及整个非洲大陆。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和朱莉娅•高尔韦-威瑟姆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说,伊古德山化石的发现有望阐明现代人的进化过程。

  如果戴个帽子

  由于迄今为止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寥寥无几,目前科学界整理出的现代人类进化史存在不少漏洞,充斥着大量推测。现阶段科学界普遍认为,现代人始祖在距今约50万年前,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分道扬镳”,自成一支。然而,此后的进化史很难确定。

  最新发现则表明,远古智人曾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等古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远古智人的面孔和下巴形状与现代人极其相似,最大的不同可能是远古智人的头骨更扁、更长。

  “如果他们有个帽子,可能很难(把他们)与其他人相区分。”胡布林说,“他们的脸你今天在街上就能遇到。”

  另一个可能“出卖”他们的特征是,远古智人体格更强壮、结实,富有肌肉。

  胡布林同时指出,小脑的不断发育是促使远古智人与其他古人类“分道扬镳”的关键。

  “很早我们就意识到,这处遗址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古老,”胡布林说,“我们获得的奖赏远超预期!”



 

11年前的南京彭宇案恶果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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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前的南京彭宇案,

是今天所有见死不救的开始

作者:大毛洺生


    一起河南驻马店女子遭二次碾压无人施救的视频在社交网站刷屏,视频中一位女子在过马路时被车撞倒在地,其间多位路人从女子身边经过却没有出手搀扶,一分钟后女子遭到再次碾压并最终身亡。与此同时网络上再次掀起人性冷漠的道德声讨,路人成了千夫所指的的典型。    

事实上此次事故并非首例,近年来见死不救的案例不在少数,不敢救、不想救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见死不救之风愈演愈烈,而倘若刨根问底,11年前的南京彭宇案说什么都难逃干系。    

一切都是因彭宇案而起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下车的彭宇扶起摔倒在地的徐寿兰,并与后来赶到的徐寿兰家人一起将她送往医院治疗。事后老人一口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因赔偿治疗费用问题发生纠纷,徐寿兰将彭宇诉至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而彭宇以“做好事被诬告为名”向媒体求救。    

由于事发当日派出所将对彭宇的询问笔录不慎丢失,派出所向法院提交了由原告徐寿兰儿子在其母住院接受警官询问时,用手机自行拍摄的原始笔录照片以及据此撰写的材料。但由于其来自原告方,使得彭宇及旁听庭审的媒体记者备受质疑。    

最终法院判定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但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判处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判决一出,社会哗然,有人直接形容彭宇案让中国道德水平倒退五十年,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帮扶者”彭宇,而法官成为众矢之的。    

一审判决中,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给出了足以在中国司法史上遗臭万年的判决,法官声称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    

此外,判决也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老人认为是彭宇撞了自己,那么她必须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提出的这一主张,而不是被起诉的“扶人者”证明自己没撞人。然而老人并未提出能够有效彭宇撞人的证据,理应被判处败诉,却最终胜诉。  

  2012年时任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的刘志伟公开为“彭宇案”站台,透露彭宇确实撞了人,就连彭宇本人也供认不讳。但其实,这也只是一家之词。刘志伟接受《瞭望》杂志的采访,是“彭宇认错”的唯一信源,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真相”的可靠性。 

  事实上,“彭宇案”二审阶段突然失声,直到2008年3月,江苏省最高法院院长答记者问时才透露,此案已通过调解,双方和解撤诉。

2008年到2012年,所谓的“真相”整整迟到了五年,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外界并不知情。南京彭宇案难道是国家机密?原告徐寿兰老太的儿子当时为警官,与事发当地的派出所是什么关系?


【追本溯源,既然法官对判决有终身负责制度——强烈呼吁社会应当追究当时此案法官的责任!​】



 

[转载]原始佛教大事略记~佛陀生平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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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仁珍上师慈悲开示:

印度佛教史

印度年代及佛教发展史的推算基准:
印度历史年代的考证及推算基准,是以阿育王即位(公元前271268年)为基准,佛教年代是以记录较早及可信的《阿育王》、世友论(公元前一世纪)为推算基准,佛灭后116年阿育王统一中印。
印度佛教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八个阶段:

一、原始佛教(佛陀正觉后至佛灭当年「第一次结集」;B.C.432387

佛陀生于公元前约466463年,正觉于公元前约432429年,佛灭于公元前387384年。

二、根本佛教(「第一次结集」至佛灭后百年「第二次结集」;B.C.387287

三、初期部派佛教(佛灭后100年至佛灭后150年;B.C.261237

四、中期部派佛教(佛灭后150年至佛灭后350年;B.C.23737

五、后期部派佛教及初期大乘菩萨道(佛灭后350600年;B.C.37A.D.213

六、末期部派佛教与中期大乘菩萨道 (佛灭后6001000年;A.D.213613

七、后期秘密大乘菩萨道(佛灭后10001400年;A.D.6131013

八、印度佛教的灭没(佛灭后14001637年;A.D.10131250

一、原始佛教大事略记:

(一)佛陀生平略说:

佛教的启教者是释迦牟尼(Sākyamuni),「释迦」是出身部族的名称,有「能」、「勇」的意思,「牟尼」是圣人之意,而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又被后世尊称为佛陀(Buddha),意指「已经觉悟的人」。佛陀原名为悉达多(巴利文:Siddhattha,梵文:Siddhartha),意思是「吉财」、「吉祥」、「一切功德成就」,又被称为悉达多·瞿昙(巴利文:Siddhattha Gotama)。传统上认为「瞿昙」或「乔达摩」(Gautama)是释迦牟尼的氏族名称,即释迦族祖先的姓氏,但这应不是他的氏族姓氏,而是依照当时印度贵族的习惯,将《梨俱吠陀》赞歌作者的太古仙人 Gotama(仙人子孙称为 Gautama),尊为氏族血统的传承,所以释迦才是族姓,悉达多是真正的名字。

(1) 出生与家族:

悉达多为古印度释迦族人,出生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迦毘罗卫城,父亲为净饭王,自称是仙人的后裔(Gautama 日种),为印度刹帝力(武士)阶级,母亲为摩耶夫人,是邻国天臂城主善觉王的胞妹,在出生七日后母亲即过世,由姨母瞿昙弥(后出家为大爱道比丘尼,音译摩诃波阇波提)抚养成人。他从八岁开始,向毘奢婆蜜多罗学习文化,向羼提提婆学习武艺,从小过着优渥舒适的生活。先后娶了三个妃子为妻,第一是善觉王之长女,即他的表妹耶输陀罗妃,第二是摩奴陀罗妃,第三是瞿多弥妃,当中以耶输陀罗为正妃,并与她生有一子罗睺罗。

(2) 大出离:

悉达多出生时,净饭王就迎请阿私陀仙人为太子看相,仙人说太子具足32相好,若出家必定成佛。但是净饭王希望太子继承王位,就用世间最好的享受羁留太子的心,从来不让悉达多接触王城外面的世界。

可是悉达多还是偷偷出了王城,分别在东、南、西城门外,首次见到老年人、病人、尸体等众生相,最后在北门见到庄严的沙门(出家人)。面对在当时印度部族交相争战的环境下,释迦族受到强势部族逼迫的困境,思及人生不免于老、病、死的结局,深深感到生命的无奈与苦痛,进而寻觅出离之道。当儿子出生时,即取名为罗睺罗(障碍之意),意为障碍其离家寻觅离苦(出离烦恼)之道。29岁时,悉达多即于夜晚乘马离家,舍弃现世中名利、亲情等如幻的暂时安乐,前往清净塔削发出家,开始遍访各地名师的寻道生涯,此为悉达多一生的转折点。

(3) 觅道及苦行:

当时印度流传的信仰与学说,主要是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以及印度本土的奥义书思想、沙门文化。婆罗门教为一神信仰,主张一切皆为梵神的生化,唯有神才能救赎,但救赎的对象只限于雅利安血统,并不包括印度本地土著,是一种狭隘的种族宗教。奥义书思潮下的苦行沙门,并不相信吠陀、梵书中记载的神祗(拼音zhī)及升天信仰,而认为过去所做所为(称为业),会决定今世的好坏,这是一种「宿业决定」,并且主张任何生命都有「永恒不变的神我」,会依「宿业」而轮回转世。苦行沙门的修行重于流浪、独居,以苦行来「消除宿业」,远离男女、守持梵行,以守戒、冥想来进入禅定,并观想神我与宇宙(大梵)合而为一,达到「梵我一如」的永恒境界,此即苦行沙门追寻的解脱。悉达多最先以苦行沙门作为学习对象,为了习得精深的禅定,先向王舍城附近的阿罗逻迦蓝(意为自生,巴Āāra-kālāma)沙门学习「无所有处定」,再向优陀罗罗摩子(意为雄杰,巴 Uddaka-rāma-putta)沙门学习「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两位是当时正统婆罗门教以外享有盛名的修定主义者。悉达多不仅认真的在尼连禅河畔的林中修习禅定达六年,努力的寻求「梵性独存、永恒的解脱境界」。

(4) 中道及正觉:

35岁时,悉达多每日露天静坐思维已达六年,传说甚至一天只食一颗麻麦而变得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他发现如此的苦修无助于达到真正的解脱,对苦行产生怀疑。当时因为听到路过之调琴师的调琴要诀,谓「琴弦太松音不成调,琴弦太紧音不优美,不紧、不松则音声优美」。悉达多于此有所领悟,即舍弃无益的苦行,改以「不放逸安乐、不无益自苦的中道」作为修行的准则,并且不再坚守「神我」的信仰,另外采取探寻「老病死苦如何生起」的方法,因而开启了通向正觉的大门。悉达多在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经四十九日的禅定与观察,洞见了生死轮回之真相的「十二因缘法」(注1)而成就正觉,并且依「十二因缘法」,发现了灭苦之「八正道」(注2),确立了「四圣谛」(注3)为正觉的次第。依此,悉达多以「缘生、缘灭」之正觉,摄导离贪之正见等「八正道」的修证,达到了贪爱、瞋恚、愚痴的断尽,完成生死的解脱,不受后有。至此,悉达多依次的完成正觉、离贪及解脱,圆满四圣谛之三转法轮(注4)、十二行(注5),自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因为此时的悉达多已经彻底的觉悟、解脱,所以称为 Buddha ~佛陀(意为已经觉悟的人)。

(5) 转法轮:

佛陀正觉、离贪、解脱证菩提之后,因为年纪尚轻,不易得到一般大众的信任,所以到鹿野苑,先为未正觉时的五位跟随者,即阿若憍陈如(Āāta-kauṇḍinya)、马胜、婆娑波、大名、跋提等五人宣说「四圣谛」,此称之为「初转法轮」。此时,佛宝释迦牟尼佛、法宝四圣谛、僧宝五比丘,三宝俱全,于是佛教自此奠定。紧接着又度化了富家子耶舍,以及其亲朋好友等共五十四位比丘,而成为六十位比丘的僧团。往后在六年间,陆续度化了著名的有摩诃目犍连、舍利弗、大迦叶。

佛陀住世说法共四十九年(也有一说是四十五年),为了宣扬正觉、解脱的教法,走遍了恒河两岸,以憍萨罗国(Kosāla)、摩揭陀国(Magadha)和毗舍离国(Vaiśālī)为主要的宣法中心,曾在憍萨罗舍卫城的祇园精舍说法约25年。佛陀一生度化了许多弟子,其中杰出的弟子有舍利弗(智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富楼那(说法第一)、大迦叶(头陀第一)、阿难(多闻第一)、优婆离(持律第一)、迦旃延(议论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罗睺罗(密行第一)等。

(6) 入灭:

佛陀80岁时,在毗舍离城患重病,当年雨季过后,偕弟子向西北行,打算为一生行化过的地方,做最后的开示及巡礼。佛陀在路途中,食用了铜匠纯陀(Cunda)供养的「栴檀树菌茸」(Sukara-maddava)之后,似乎是因为食物不洁或中毒,忽然得了严重的血痢(可能是现代的赤痢 dysentery),腹泻剧痛几乎濒临于死,但佛陀摄持于心,忍受无有怨言。此后,佛陀勉强走到拘尸那罗(Kusināra,末罗国之一邑)附近的树林,已无法再支撑,阿难在两棵娑罗树之间铺下卧具,佛陀头部朝北躺下,枕着右手侧身偃卧,告知弟子们即将入涅盘。此时,阿难守候在佛陀身边,聆听最后的教诲(注6)。当夜,传说年纪已有百二十岁的婆罗门须跋陀罗(Subhadda)请佛开示,当晚须跋陀罗即见法、证道,成为佛陀的最后度化的弟子。

圆寂前,佛陀安慰大家说:有生必有死,精进勿懈怠。然后涅盘。

根据南传铜鍱部觉音论师著作之《善见律毗婆沙》『序品』的说法,佛陀是在二月十五日平旦(凌晨)时,在拘尸那罗附近的娑罗双树间入灭。火化后的佛舍利(遗骨),由释迦族相近血缘的东方八个氏族带回建塔供养。据『长阿含游行经』的记载,这八个氏族各为末罗族的波婆国、跋离族的遮罗颇国、拘利族的罗摩伽国、婆罗门族的毘留提国、释种族的迦毘罗卫、离车族的毘舍离国、阿阇世王族的摩竭陀国、末罗族的拘尸那罗国。除了由八族兴建的舍利塔以外,再加上主持分舍利的香姓 Droa 婆罗门建于战主国的瓶塔(供奉分佛舍利的瓶),以及毕钵罗 (Pipphalavana )聚落的末利( Moliya )族人,建了供奉火化残余碳灰的炭塔,总共有十塔。成为信徒顶礼膜拜的对象,此为后世佛塔的滥觞。

附注:

1. 十二因缘法: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是佛教轮回的基本理论,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某些条件,不会无缘无故生起。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无明灭即行灭,行灭即识灭,识灭即名色灭,名色灭即六入灭,六入灭即触灭,触灭即受灭,受灭即爱灭,爱灭即取灭,取灭即有灭,有灭即生灭,生灭即老死忧悲苦恼灭。

十二因缘之始,源于心的“无明”,无明是人与生惧来的蒙昧无知,不知宇宙人生之实相;“行”是由无明引起各种欲望和意志性行为;“识”是由行(欲望和意志)生成的深层心理意识(精神统一体);“名色”,即人的精神和肉体(身心统一体),由识而来;“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人心)等人的六种感知器官,有名色才有六处;“触”,即人六种感知器官与外界事物之接触;“受”,通过接触而得到的各种感受;“爱”,由苦乐感受而对乐的事物生起贪爱之心(感受苦的事物有厌恶、排斥之心);“取”,由贪爱而产生追求和执着之心;“有”,因追求和执着而产生三界(六道轮回)的生命活动;由“有”而缘起“生”于六道之中,有生就有老病死的过程,于是产生衰老、疾病、死亡及各种忧悲恼苦。

由十二因缘法,衍伸出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因果: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佛陀教导我们,彻底认识十二因缘法,知道无明执着及业力因果,通过修持,坚决的舍弃对世间的贪恋,生起出离心,脱离轮回的束缚,达到完全觉悟的境地。

2.八正道:分别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意谓达到佛教涅盘的八种修习方法或途径。

3.四圣谛:苦集灭道。谛是真实不虚之意。苦谛:说明世间是苦果,有变苦、苦苦、行苦等三种根本苦,及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增会、五蕴炽盛等八苦;集谛:说明苦生起的原因,一是无明及其派生的烦恼,二是业力因果(也是最重要的);灭谛:说明熄灭苦的果是解脱与证悟圆满正等觉佛果;道谛:说明灭苦的方法,离苦的道路,最重要的是八正道,将烦恼与业从根源做转化。苦与集表示迷妄世界的果和因。灭与道表示觉悟世界的果和因。

4. 三转法轮:初转法轮为佛陀正觉四十九天后,前往鹿野苑为五比丘转四圣谛十二因缘法法轮;次在灵鹫山为诸大菩萨转般若法轮,破小乘及一切我见; 三转法轮是如来藏光明。

5. 十二行相:每一转法轮各具眼、智、明、觉四行相,故成十二相。此即所谓的三转十二行相。 而巴利传是眼、智、明、觉、寂五相,后世之小乘佛教、法相宗、天台宗等传人对此三转十二行相,各有不同的看法。

6.佛陀即将入灭前,阿难向佛陀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佛在世时大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应以何为师?

第二,佛在世时大家依佛而住,佛灭度后,应依谁而住?

第三,佛灭度后,如何使人相信集结的经典是佛陀所说的教法?

第四,对于恶性比丘,佛在世时能调伏他们,佛灭度后,应如何应对?

佛陀说: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 佛在世时依佛而住,佛灭度后依四念处住(身念处:观身不净、受念处:观受是苦、心念处:观心无常、法念处:观法无我~观诸法由因缘生,皆无有我也。也有说四依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盘寂静。);日后向世人宣讲佛法时,在经典开头加上~如是我闻,告诉大家是亲耳听到佛这样讲的,并说明信、闻、时、主、处、众的六种成就;佛在世时恶性比丘由佛调伏,佛灭度后对恶性比丘应默摈之,不要接近他们。

(明天待续)

上师知,上师知,上师知。

2015.03.02.


 

[转载]根本佛教大事略记~原始佛教的经典结集(第一次和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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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仁珍上师慈悲开示:

二、根本佛教大事略记~原始佛教的经典:
自佛世至佛灭后百馀年间的佛教,称为「原始佛教」或「初期佛教」,

当中,也有人将释尊及其弟子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因为这个时期存在着佛陀真实的佛法,而这真实的佛法成为后世整个佛法的根本。又因为在观念上,释尊的教法也是后来继之而起的小乘各部派,与广为传布于中、日韩三国的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之根源,因此被称之为「根本佛教」。

佛入灭那年之后的三个月雨季期间,大迦叶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的七叶窟召开了佛典编辑会议(结集),将佛弟子中最优秀的五百位阿罗汉比丘聚集在一起,汇集了他们分别受佛陀所教导的「法」与「律」。这是第一次的结集,也称为「王舍城结集」。

佛陀住世时诸大弟子中,辅助佛陀教化最有力者是舍利弗、目犍连两位圣弟子被后世尊称为双贤弟子,但二大圣弟子在佛入灭前一年相继入灭,所以不在结集行列中。

结集(sagīti)是等诵、合诵的意思。法与律的结集,是实行僧众「合诵」的方式进行,先将僧众「合诵」的结果,由僧众的结集代表诵出,再经由集体勘验、审定,并得到僧众共同确认、无误后,以公开形式得到僧团的肯定。此见于《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
世尊记汝多闻第一,汝应结集。阿难言:诸长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随喜,不如法者应遮。若不相应,应遮,勿见尊重而不遮。是义非义,愿见告示!众皆言:长老阿难!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随喜,非法者临时当知。

根据史料记载,佛教史上先后有四次结集,经过不断的演绎、增删,经、律、论三藏始告完备。
(一)佛教圣典结集的缘起:

佛陀在即将入灭前带领五百位比丘自摩揭陀国的王舍城,朝着出生的故乡继续最后的弘法及巡礼之旅。当时众多弟子中最为长老的摩诃迦叶(大迦叶,Mahā-kāśyapa),留意到释尊将要入灭,为了见佛陀,于是带领五百位比丘从瞻波国前往拘尸那罗,半途中有位邪命外道从释尊停留过的拘尸那罗前来,迦叶便探询他是否知道释尊的近况。这位外道答道:沙门乔达摩已于一周前入灭了,我手上带回的这朵曼陀罗华,就是供养其遗体当中的一枝。听到这消息后,比丘们都非常震惊,并且骚动不安。
其中,已经开悟的人因了知诸行无常的真理,知道无法改变事实而能忍住悲痛;但是尚未觉悟的凡夫比丘们,则如丧考妣,寝食难安,悲叹不已。

此外,当得知佛陀入灭时,有跋难陀Subhadra(见化地部《五分律》,大众部《摩诃僧祇律》说是摩诃罗;铜鍱部《善见律》传为须跋陀罗)高兴地提出:我等于今始脱此苦,任意所为无复拘碍。的说法(意思是:释尊过去对我们事事严格管束,说这样可以、那样不行,现在我们终于脱离他的管束,从此可以任意地为所欲为,不再烦恼痛苦了。)由于跋难陀和难陀、迦留陀夷、阐那、马宿(阿湿鞞)、满宿(不那婆娑)等(巴利律藏载︰Assaji(阿说迦)、Punabbasu(弗那跋)、PaṇḍukaLohitakaMettiyaBhummaja),是同为释迦族出身的比丘,因为不守律仪,又曾支持提婆达多(巴 Devadatta)的破僧而「异住」,所以被称为「六群(恶)比丘」(巴 Chabbaggiyā Bhikkhu),而为僧团当中非释族出身之十方僧众所防范。因此,佛灭后十方僧众的上座长老大迦叶,为了避免佛陀之法与律被忘失、败坏,如《五分律》所谓~勿令跋难陀等,别立眷属以破正法。,随即号召结集佛陀之法教,以传续佛法令不散失。

而后,由大迦叶代表僧团为释尊的遗体举火荼毘。
二个月后,大迦叶在摩竭陀国阿阇世王(未生怨王)支持下,立刻召集数千名比丘并提案,为了使纯正的佛法存续,必须结集释尊所说的「法」与「律」。

为此,推选通晓「法」与「律」的五百位阿罗汉,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安居三个月,然后在七叶窟共同结集出佛陀的教法,史称「五百结集」,此为「第一次结集」。(日译《南传》册四,页 426 以下;《汉译南传》册四,页 381 以下)

这次会议是由首座长老摩诃迦叶担任主席,阿阇世王担任大护法,佛所说的「法」(经典),由堪称多闻第一的阿难为代表,在大众面前诵出。阿难在释尊后半生的二十馀年间,因担任侍者而听闻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教说,又从佛或其弟子们口中得知佛陀前半生的说法,所以听闻过全部教法,并将所听闻的都铭记在心。先由最通晓律(持律第一)的优婆离代表诵出作为出家僧团规范的「律」(毗尼藏),然後再由阿难将佛陀的说法诵出所有内容「法」(经典)。

他们诵完内容之后,阿罗汉们便开始检查字义是否有误,然后再一起重述并检查每个字和每个段落。每一位阿罗汉都如此的念着和检查着,并将每个字记入脑海中。只有当一段话被所有的阿汉检查和验证后,才会被大会采纳。这还包括了每段话是佛陀在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和对谁说的内容等等。

通过如此严格的会诵、整理、确认,而形成佛教经典。

(二)第一次结集的内容:
虽然关于第一次结集有种种的传说,但古老而可信的有《巴利律》(日译《南传》册四,页 428 以下;《汉译南传》册四,页 382 以下)、化地部《五分律》、法藏部《四分律》等律典所记载的结集说,皆谈到结集释尊所说的「法」与「律」一事。但后世的文献中,有说第一结集时已汇集了经、律、论三藏,更有记载连大乘经典也已经汇集。然而当时论藏还不存在,且经(法)与律也尚未收集整理成经藏与律藏,应该是只收集了「法」与「律」的资料,至于佛灭五百年后才成立的大乘经,当时并不存在,当然就无法在此时结集了。

释迦佛陀之教法当中的修多罗(相应教,又称为「经」),是由弟子阿难(Ānanda阿难陀)代表僧团诵出,而律戒则是优婆离(Upali)代表僧团诵出。

「第一次结集」集成的教法,内容包括经说(Sutta)与律戒(Vināya)。

原始结集的经说,是汉译《杂阿含经》与南传巴利《相应部》当中的『因缘相应』、『圣谛相应』、『食相应』(南传《相应部》编于『因缘相应』中)、『界相应』、『阴(蕴)相应』、『六处相应』,还有『道品诵(南传称为『大圣道篇』)』当中四念处等诸相应教。

据近代印顺法师的研究,初始结集时律戒的内容,是包含:

1四波罗夷法 pārājikā-dharma;

2十三僧伽婆尸沙法 saghāvaśeā-dharma;

3逸提法 pātayantikā-dharma:包含现今之:

(1) 三十尼萨耆波逸提法 nisargikā-pātayantika-dharma,即舍堕法;

(2)九十二逸提法 pātayantikā-dharma,即单堕法;

4 四波罗提提舍尼法 pratideśanīyā-dharma;

5 众学法 sabahulā-śaika-dharma;

此时关于欲事的二不定法 aniyata-dharma,是作为律戒的补充条款,而七灭诤法 adhikaraaśamathā-dharma,则是附于布萨仪轨之末,两者都尚未正式列入『戒经』当中。由于初始结集时的众学法,还在发展当中,所以学处 śikāpada 的总数还未能确定共有多少。

(三)圣典的书写:
释尊当时的印度,似乎已有文字存在,但当时文字只使用于商贾买卖、货币与公文等而已,并未将宗教与哲学的文献写成文字。尤其是正统婆罗门教的《吠陀》圣典等,先于释尊至少五百年以前就已存在,却全部都依记忆、口诵传承到近代。他们认为记忆是最确实的,不至于像书写的典籍可能毁于水火,乃至于会被下层民众看到或受到污损等。
在印度各宗教中,佛教最先发起书写经典的风气。

依南传佛教的说法,在佛灭约四百年(公元前27~29斯里兰卡迦腻色迦王(Vattagamani瓦达伽摩尼)时,比丘之间出现异端,由于担心会失去正法,为了使纯正的佛法存续,因而将截至当时为止,口诵传承下来的三藏圣典与注释书等,以僧伽罗(斯里兰卡)文书写记录下来。(《岛史》即日译《南传》册六十,页 134;《汉译南传》册六十五,页 132。《大史》即日译《南传》册六十,页 378 以下;《汉译南传》册六十五,页 340 以下),当时是第四次结集。
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最早成立的大乘经典《小品般若经》中,强调书写经典的功德。后来的《大品般若经》、《金刚般若经》、《法华经》等也传承了这个说法,因此可知在公元一至二世纪时,已有大乘经典的书写。而说一切有部中流传着,迦腻色迦王时代,在迦湿弥罗结集了三藏与注释书(第四次结集经典),而且将《大毘婆沙论》等刻写在铜板上,并保存于王宫(参见《大唐西域记》卷三)。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印度本土的北方佛教,就已经存在着书写经典的风气了。
关于这些圣典是如何整理组织的,以及在何处传承、受持等问题,历史上并无留下明确记载,因为无法确知从佛世到佛灭后佛教流传的地域范围。只能从《阿含经》与律藏所提的佛说法与制戒(制定戒条)的地点,约略推想出释尊游历的地区,大抵就是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即现今印度比哈尔省的大部分与乌塔普拉德什省的一部分地区,如此稍显狭小的范围。
但在佛弟子当中,有来自印度半岛西部的摩诃迦旃延(议论第一),他修行后即归国而在该区推广佛教,另外还有富楼那(说法第一)也致力于西部海岸地区民众的教化,这些地方比释尊游行的地区更西部,是从纳巴达河流域扩及印度西海岸的德干一带。
根据佛灭百年后,在王舍城北方的毘舍离城举行第二次结集的记事中,耶舍长老反对毘舍离城的比丘们受持违反律制的「十事非法」,于是回到西部故乡招集同志,企图纠正非法。耶舍巡回招募数百名同志的地方,是比恒河支流阎牟那河还偏西南方的西印度一带,由此可知那里曾是佛法的一大中心。
(四)第二次结集:

关于佛灭一百年后,于毘舍离城举行第二次结集的记载,在《巴利律》、《五分律》、《四分律》等律典中,都是接续在第一次结集之后而记述下来的,如此可以推定其为史实。

此次结集起因于佛教僧团中对于戒律的不同看法。

印度东部跋祇族( Vajjian)比丘(属于优波离系)在俗人到寺院诵戒时 (Uposatha,伍波萨他)向在家人乞求钱财,他们说:“朋友们哪,你们给僧众钱吧,僧众们需要资财。” 並把所讨来的钱收集之后,再平分给每一个僧众。这些行为被僧团中的长老耶舍(Yasa)比丘(属于阿难系)看到,他认为不合乎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指出了十项被违反的戒律∶

1将盐储放在器皿中,没有食物时将盐拿来食用;
2
午后(在太阳过二指前)还在进食;
3
在同一天到第二个村庄进食,破坏了进食的戒律 (食量过多);
4
在同一教区里却在不同的地方参加了超过一次的伍波萨他(巴利语uposatha的音译。诵戒);
5
向大众取得不该有的法令 (权力);
6
把习惯性的行为当作是首先的;
7
在饭后用乳浆;
8
喝还没发酵的发酵果汁;
9
坐在没有边幅的布上;
10
接受金银。

但是出身毘舍离城跋祇族的革新派青年比丘们,主张金钱等十事没有违反戒律,反对耶舍长老的指责,并要求他向有供养金银的在家人道歉,以避免让他们失去信心。耶舍长老不同意,回到印度中西部邀请很多长老,然后阿难系僧众耶舍、商那和修(大阿罗汉 Sambhuta Sanavasi)等,为了维持僧团的律戒,号召了针对「金钱等十事」的羯摩会议,由阿难系六位长老及阿那律系两位长老,代表僧团组成长老会议,判定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擅行「受取金钱等十事」全都是违反传统的「非法」。使僧团维持共同的经说及律戒,于是召集700位上座(长老)僧众在毘舍离城(Vesali,吠舍离城)举行经典结集,并取得人们支持,此次结集同样以第一次结集大会的方式重述和比对经典,花了八个月的时间重新结集法和律,史上称为”七百结集”。此举使得跋祇族的比丘们非常愤怒,也针锋相对的举行另一结集,同样用会诵的方法对经(法)、律进行和核定,确定十事为合乎戒律,此称为”大众结集”(因为有一万人参加结集大会)

上座部坚持保守佛陀的教法,维持佛陀教导的传统,但是大众部认为佛法可以因时、因地做一些修改。彼此在原则性上有了分歧,这种原则性的分歧到了后来演变成大家不在一起共住、共事,于是,佛陀的僧团在那个时候开始(佛灭一百年开始)有了部派的分歧,整个佛教僧团的根本便分为两派,一派为保守派的原始佛教的长老部或称作上座部 (Theravada),一派为格新派的大众部(Mahasanghikas)

(明天待续)

上师知,上师知,上师知。

2015.03.03.


 

[转载]根本佛教大事略记~原始佛教的经典结集(第三次和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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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仁珍上师慈悲开示:

二、根本佛教大事略记~原始佛教的经典:

今天继续学习第三次结集和第四次结集。

(五)第三次结集:

在佛灭两百多年,印度出现了一位举世闻名的国王叫做阿育王(Asoka, 阿首咖王)Asoka是“无忧”、没有忧愁的意思。印度阿育王早年是个暴君,四处征战,也杀害自己很多兄弟,夺取王位。他统一印度(佛灭后116年,B.C.271),当时印度的版图比现在还大,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后来他受到佛教出家人的感化,信奉佛法。阿育王皈依三宝之后,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精力来保护和弘扬佛法,成为佛教史上很有名的护法大王。

阿育王对僧人很恭敬,每天都用大量的食物供养佛教出家人。那个时候有很多外道苦于生计,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们剃光头,穿上裟,冒充佛教的僧人来接受供养,希望得到阿育王的支持,结果当地佛教内部的异教徒数量大大超越了正统僧侣数量。但这些外道冒充了僧人(比丘)之后,他们并沒有认真地学习佛法,却把自己的见解、修行方法也混杂到佛陀的教法当中来,坚持用自己的观点和方式来解释佛法,还把外道的思想说成是佛陀的思想所以这个时期佛教的经说传诵日渐增新,又揉杂印度传统神话、传说、寓言等。

由于佛陀的正法受到扰乱,原始佛教的僧侣们拒绝跟这些外道僧人一起参加诵戒、共住,就和他们分开,于是在巴塔离波塔(Patiliputta )约有七年没有诵戒。当阿育王知道之后,感到很震怒,于是派一个大臣去整顿僧团。但是这个大臣没有理解阿育王的意思。当他去到寺院无忧园寺Asokàràma )之后,命令所有僧人说:“你们一定要在一起诵戒,必须要和合。”但是大长老们拒绝跟外道、假僧人一起诵戒。结果那个大臣很生气,把大长老们逐一抓起来,不愿意与假僧人在一起诵戒的大长老们一个个地杀了。

阿育王知道之后,感到很懊恼和困扰,又没办法解决,最后他派遣使者到阿厚岗嘎山(Ahoganga Hill)邀请当时很有名的一位阿罗汉圣者,叫做目犍连之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大长老来整顿僧团,经过多次邀请才得到同意。

根据历史记载,目犍连之子·帝须乘船到巴塔离波塔和阿育王会面。阿育王跪在河里伸出右手以表示他对阿罗汉的敬仰。阿育王请求帝须大长老显示神通来证明他是位阿罗汉圣者,他同意了并在阿育王面前引发一次地震。这更增加了阿育王对帝须大长老的信任。

阿育王听从目犍连之子·帝须的建议,因此60,000位外道的假僧侣被逐出僧团。在淘汰外道、整顿僧团之后,目犍连之子·帝须大长老作为上首,并选出1,000位阿罗汉,在当时的摩揭陀国首都巴塔离波塔(Patiliputta华氏城)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以阿育王担任护持(在佛陀入灭后234236年左右

帝须长老亲自撰写论事’Kathavatthupakarana(Points of Controversy),对当时外道之各种异议邪说加以批驳,推翻异教徒们加在佛教里错误的理念和观念等。(此时有十八派异教说藏在佛教里)这次圣典结集一共有一千位阿罗汉参加。在这次结集当中,一样以第一次大会的方式重述和比对经典,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完整地诵出了《律藏》、《经藏》和《论藏》。

在第三次结集完成之后,僧团和阿育王作出决定,选派一批比丘分成九个弘法使至恒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及印度国内外弘布佛法。根据Mabavamsa记载,佛法因此传扬到了: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远及希腊;北至喜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带发展,南从印度半岛南部到斯里兰卡,东则远达泰国、缅甸地区。

也就是说,由于阿育王的保护奖励政策来推广「法」,使得原本仅流传于印度恒河地区的佛教,得以广为弘传到世界各地,并且在分裂成(保守派的)上座部和(革新派的)大众部之后,又各自再分裂,产生支派,到佛灭三百年以后,便形成所谓十八部或二十部的「部派佛教」。因为各部派都以其传布教化地区的民众日常用语来宣说经典,所以佛教圣典便由巴利文转而以印度中、西、北、南、东部等印度雅利安各地的俗语来流传。

如此一来,在佛灭后,经历二百馀年,佛教圣典阿含经与律藏等,逐渐整理成接近今日所见的型态。佛法虽然在后来分为许多部派,但从现存各部派经、律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呈现一致、类似的情形看来,在部派分歧之前各部派教典就作了基础上的整理,因此,各部派的经、律只在细部上有些许差异而已。也或许是由于圣典转译成各地语言等因素所造成的吧!而佛教哲学的论书(阿毘达磨)也在这时形成,因此在佛灭三至四百年前后,各部派都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经、律、论三藏圣典。

(附注:以下为九个使团到达的国名,和传教士名字:

 (1) Kasmira-Gandhara Majjhantikathera.

 (2) Mahisamandala Mahadevathera.

(3) Vanavasi Rakkhitathera,

(4) Aparantaka Yona-Dhammarakkhitathera.

(5) Maharattha Mahadhammarakkhitathera.

(6) Yona Maharakkhitathera.(北印度、希腊)

(7) Himavanta Majjhimathera.

(8) Suvannabhumi Sonathera and Uttarathera.(缅甸、泰国)

(9) Lankadipa Mahamahindathera. (狮子国,斯里兰卡古称楞伽”(Lanka),楞伽岛”(Lankadvipa)
(六)第四次经典结集:

第一、二次结集之说,北传与南传佛教皆有流传,第三次结集之说则只流传于南传佛教。前三次都在摩揭陀国举行大会,此为大小乘所共同认可的比较大的三次结集,后来佛教传播各地,各国、各地也都进行过结集。

例如:

第四次结集:有北传、南传二说。

1.北传佛教有二种记载:

在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在佛灭四百到五百年间,那里形成了说一切有部(Sarvàsti-vàdin),他们发展出很发达的“阿毗达磨学”(论藏)

(1).据婆薮盘豆法师传载,佛陀入灭后五百年,说一切有部僧迦旃延子往印度西北之罽(拼音:jì)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及五百菩萨进行结集,马鸣菩萨笔之为文,撰成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百万颂。

(2).大唐西域记卷三所载,佛陀入灭后四百年,于迦腻色迦王(梵Kaniska )护持之下,由胁尊者主持,世友菩萨为上首,聚集迦湿弥罗国(即罽宾)之比丘五百人造论解释三藏,先作邬波第铄论十万颂,解释素呾缆(经)藏;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毗奈耶(律)藏;后作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阿毗达磨(论藏);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塔藏于其中。

此二说以后者较为可信。

这是说第四次结集发生于公元前2729 年(佛入灭约四百年),是在迦腻色迦王 Vattagamani 时代的迦湿弥罗国Tambapanni (Sri Lanka斯里兰卡) 举行的。主要原因是:

1当时已没有许多僧侣能够像当时的阿罗汉 Mahinda 一样的将全部的经典记入脑中;

2在当时的 Sri Lanka斯里兰卡发生许多内乱,此时有许多僧侣到南印度去避难,直到内乱结束后,他们才回到 Sri Lanka 斯里兰卡和其他僧侣比对经典;

3这套口述和记忆的传统从佛入灭后便从未改过,每天僧侣们都会互相重述和比对经典的正确,若有偏差,便会请示长老正确的字句。所以经典会保存在无数的僧侣记忆里,他们每天都会互相重述和比对来确保经典的正确性。为了确保在未来经典的正确,配合当时文字的开发,于是当时便决定要将经典以文字记录下来,以保存至后世。

因此在迦腻色伽王的时候,举行了第四次结集对三藏进行了注解,其中对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发智论》所作的注解,称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这部《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翻译为中文就有两百巻,是唐代的玄奘大师翻译的。当说一切有部把《阿毗达磨》的论跟注已经发挥完了之后,迦腻色迦王就把“阿毗达磨”论跟注解用铜碟刻写并建塔封存起来,以防止被外人窜改。

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一共有七部论,称为“一身六足”。“一身”是《发智论》,“六足”是《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和《界身足论》,所以称为“一身六足”。

2.南传上座部佛教据大史等之记载:

第四次结集系于锡兰国王迦腻色迦王 (Vattagamani婆他伽马尼)统治期间,于马特列村之阿卢迦洞(Aloka lena阿卢寺)举行,罗希多大上座主持,五百比丘参加。以第一次大会的方式重述和比对经典,会中诵上座部佛教三藏,修订三藏注释,重新安排经典次序,并将其写在叶子上(贝叶经)。大会圆满的结束,且经典被正确的写下和小心的保存,写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及僧伽罗文注释。从这之后,叶片书传播和出现在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寮国(老挝)等地。

2-1.第五次结集:据巴利教史第六章、缅甸史等之记载,公元1871年,缅甸国王敏东(Mindon18531878 在位)召集二千四百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Mandalay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国王为护法人。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目的是要重述、验证、和比对经典,来确保一切无误。由三位阿罗汉主领(分别为Mahathera JagarabhivamsaNarindabhidaja、和Mahathera Sumangalasami,共同合诵,整个结集经过五个月完成,方式也和第一次结集一样的严谨。更将结集三藏文字,分别镌刻于729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于曼德勒山麓拘他陀塔寺(Kuthodaw)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围绕,佛塔名为 Kuthodaw Pagoda (缅甸固都陶佛塔)∶意思是[Largest Books](世界最大的书)。每片大理石有 5 inch 高,5.5 feet 长,和 3.5 feet 宽。今尚存于曼德勒古都。

2-2.第六次结集:公元1954517卫塞节Visakha Day,世界佛陀日),由缅甸政府赞助所举行的第六次结集。结集地点位于仰光北郊艺固山岗Maha Passana Guha,建筑仿效印度第一次结集时之七叶窟。此次结集以第五次结集所镌刻之729块大理石刻文为依据,并广采锡兰、泰国、高棉、伦敦巴利圣典协会,以及缅甸各种巴利文版本,作详细考订。此次结集的目的是重述和验证经典,意义在于团结佛教徒,增进上座部佛教之隆盛,提高缅甸独立国之地位。结集完成,便以七个国家的文字写出 (除了印度以外 )印刷流通。此次结集并邀请南传八个不同国家的 2,500 位长老僧侣们,同时聚集于此。这八个国家为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和尼泊尔。共历时二年,至一九五六年(佛历二五○○年)之卫塞节完成。

(七)部派佛教:

据北传佛教《异部宗轮论》记载,佛教在佛入灭百年因十事开始分列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但真正的分裂主要在于对佛教修行果位的看法不同。

当时一位名叫大天(毘舍离僧团、优波离系大众部)的比丘认为,只有佛才是断证功德圆满,阿罗汉虽然断尽烦恼但是并未完美,仍然存在五种局限(不圆满):

1.仍有生理欲望;

2.未遍知,仍有无知;

3.对于教理和戒理仍有疑惑;

4.还需要得到佛的指示;

5.若不发出的叹声,仍有无常、痛苦的感受。

此见解遭到上座部长老们的反对,但得到诸多比丘们的附合,印度阿育王即是支持大天比丘,并压迫(阿难系)上座部的长老,而优波离系优禅尼「分别说者」的僧团,因为受到阿育王的影响,对同为优波离师承的毘舍离僧团,采取了部份妥协的立场,主张阿罗汉无漏,但不圆满,所以和坚守古说的阿难系抗争,僧团分裂为阿难系上座部及优波离系毘舍离的大众部、优禅尼的分别说部(今日南传佛教的母部)。
部派分裂的缘由,在三大部派中,优波离系僧团认为是出于律的纷争,优波离系「大众部」说是「古新律争」,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则自说是「十事非律之争」后,分化为上座部正统。阿难系僧团则主张是出于法的论争,是「五事异法」造成僧团的分裂。
自僧团二大师承分裂、对立以后,北方阿难系上座部在佛灭后约250年,因为有迦旃延尼子受到分别说部与大众部的影响,著作《发智论》宣扬异于经义的学说,而另分裂出说一切有部,原阿难系中重经之学众,为了远离迦旃延尼子的学众,移化于雪山(北印犍陀罗一带)而为雪山部。

日后,分别说部系的锡兰铜鍱部主张阿难系僧团是分别说部的支派,但是阿难系已经优波离系化的说一切有部,则是将「分别说部」分化于印大陆的僧团(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视为阿难系僧团的分派。

见唐玄奘第三译《异部宗轮论》(A.D.662)说:
其上座部经尔所时,一味和合。三百年初,有少乖争,分为两部:一、说一切有部,亦名说因部。二、即本上座部,转名雪山部。后即于此第三百年,从说一切有部流出一部,名犊子部。……次后于此第三百年,从说一切有部,复出一部,名化地部。次后于此第三百年,从化地部流出一部,名法藏部,自称我袭采菽氏师。至三百年末,从说一切有部,复出一部,名饮光部,亦名善岁部。
因此,从阿难系之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以及优波离系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五百结集法藏』中,即可得知经师与律师两大师承对立。然而,部派虽然分裂,但是在两相对立之经师与律师的古老共同传承中,还是一致承认「因缘法」是佛陀教法的核心。

部派辨论及其提出的观点,对大乘佛法的兴起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大乘佛法正是在部派佛教辨论的问题基础上形成体系。部派佛教各派的观点是印度佛教由原始佛教走向繁荣的一个过程,为后来出现的大乘佛法奠定基础。

上师知,上师知,上师知。

2015.03.04.


 

中国历史中最爱逗逼的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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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中国历史中最逗逼的皇上
   
 作者 : 炉叔

    



    

    你第一眼看到这张画像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怪怪的。画像中的人明明是一个亚洲人的脸,却留着西洋人的棕黄卷发,还系着一条闷骚劲儿十足的围巾。

    但我要告诉你,这不是胡乱涂鸦,更不是PS恶搞,而是雍正皇帝亲自授权别人给他作的英伦风画像。

    作为清朝的第五位皇帝,康熙的儿子,乾隆的皇阿玛。雍正的一生,因为他位居朝堂之上,头顶天子威名而充满神秘色彩。

    世人眼中的他,是兢兢业业的,“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

    稗官野史中的他,则是冷酷刻薄的,为了皇位,不惜兄弟相残,改先皇遗诏;

    而到了现代影视剧中的他,更是形象万千,时而是痴情满满的四郎,时而又是一身正气的四阿哥;

    但所有这些关于雍正的记录,都把他最真实的另一面给忽略了,那就是逗比。

    雍正的逗比,首先就体现在他让宫廷画师们给他绘制的行乐图上。(行乐图,一般以描绘皇家休闲生活为主)

    有抚琴的雅士;

    

    有垂钓的渔翁;

    

    有坐禅的高僧;

    

    还有打猎的武士;

    

    以及身着欧洲中世纪古典主义风格服饰,拿着三叉戟斗虎的勇者。

    

    什么样的角色扮演他都尝试过,而且各种混搭风丝毫没有违和感,惊呆了有没有!

    身为堂堂一国之君的雍正,竟然还弄起了洋人的打扮,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从未有过的!

    然而,雍正的逗比本质并不仅限于此。日理万机的他,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正经。

    有一次雍正在批复官员王国栋的奏章时,不小心将砚台打翻,结果墨水洒在了王的奏章上。

    人在朝堂,草木皆兵,这事放在任何一个当官的身上,估计都要吓尿了。

    雍正也深知官员们的心理,于是他又在奏章末尾做出批注:“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

    别怕,这就是我不小心弄脏的,和你没半毛钱关系。

    有一年南方的粮食不足,雍正和群臣商量,想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米运往江南贩卖。

    当时的河南巡抚田文镜说江南人不吃小米,建议雍正改运小麦;而户部尚书张廷玉和吏部尚书朱轼则一再坚持运送小米,那么好吃的小米,万一南方人慢慢喜欢上呢。

    雍正一听,觉得双方都挺有理,于是两个意见各采用一半,从山东运了小米,从河南运了小麦。

    结果小麦大卖,小米却无人过问,这让雍正对田文镜的喜爱大大加深,各种加官进爵,赏良田万亩的奖励都来了。

    受宠若惊的田文镜,虽然心里得意,但嘴上却不敢把功劳全拦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奏疏里又狠狠地拍了一回雍正的马屁,说自己脑子笨,不机灵,全靠皇上的点拨教导,才能有这样的成绩。

    雍正看了田的奏疏后,喜不自禁,大笔一挥,就写下了那句强悍的朱批: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好傲娇,好自恋,有没有!

    除此之外,雍正还有很多逗比的批复: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率部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帝给他下了道谕旨,里面写道“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

    (哇!简直就是琼瑶言情剧的既视感)

    他在批复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等人上奏问候皇帝平安的奏折中,写道,“尔等如此使朕畅快,何疾不治,何病不除?朕躬甚安,已痊愈。朕之亲切宝贝尔等俱好么”;

    (大男人之间,竟然以“宝贝”相称,好肉麻)

    批佟吉图折: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骂人不带脏字吧)

    批蔡廷折: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

    (连着用了两个笑话,还直言自己笑得不得了,全然没了皇帝的架子)

    还有一个揭老底的批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汝以朕为可欺乎?汝忘朕即位之时,已年过四十矣,官吏情伪朕尽知之。朕在藩邸时,即知汝名曾列弹章,汝又送朕礼物,冀朕在大行皇帝前转圜。汝此后其小心谨慎,一举一动,不能逃朕之洞鉴也。”

    你以为我是好骗的吗?你别忘了我登基时都四十多岁了,你们每个官吏的情况我都知道,你也不例外,我没当皇帝时就知道你经常打小报告弹劾我。你还臭不要脸地给我送礼物,希望我在先皇面前替你美言。告诉你,你以后给我小心着点,你的一举一动,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

    易中天曾经评价雍正“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这一点,从雍正给这个老臣做的批示,也可以看出一二,有点小傲娇,却又不乏君主气概。

    其实,雍正的逗比气质在他没当皇帝之前就有了。

    那时候他身边有个亲信叫戴铎,而戴铎又有个儿子,叫戴天球。雍正就特别喜欢恶搞这个戴天球。

    他给别人起了外号叫“球”,而且还总是仰仗着自己亲王的身份,欺负戴天球,特别使劲儿地给他吃辣面(用手捏住对方鼻子)。每次天球来到王府的时候,都是好好的,结果离开王府的时候,却鼻头红肿,两眼泛泪。

    一直到他成年之后,还在后怕雍正的吃辣面。

    但雍正却一直以此为乐,他当了皇帝之后,还在批复大臣李维钧的奏折中写道:

    大奇!大奇!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

    众所周知,雍正是清朝最勤勉的一位皇帝。执政十三年,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批过的奏折有四万余件,字数更是多达千万。

    但政务繁忙,始终没有阻止他寻找人生的乐趣。

    除了上面讲到的内容,雍正还特别喜欢玩狗,他让太监在后宫养了很多狗,然后自己亲自给每条狗赐名,他最喜欢的两条狗叫“造化狗”和“百福狗”。

    雍正疼起狗来,也是极其用心,他曾亲自给两条爱犬设计过衣服、犬室。光是这一点,后宫的三千佳丽,就有很多人比不过。

    而且就算政务再忙,他也不会忘记关心“造化狗”和“百福狗”,动辄就是一道圣旨,让匠人们给他的爱狗做衣建窝:

    雍正元年七月六日,传旨:给造化狗做麒麟衣一件,老虎衣一件,狻猊马衣两件。具用良鼠皮等毛做。

    三年九月四日,传旨:做狗窝两个,例外掉氆氇,下铺羊皮

    真真的是人不如狗……

    而且我们的雍正帝对西洋器物也特别喜爱。

    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把玩鼻烟壶,每逢匠人们烧造出一件称心如意的作品,就打赏20两白银。

    等到自己年纪大一点之后,他就迷上了眼镜。而且那会的雍正还有老花眼,为了随时有眼镜可带,他特意命人为他制作了35幅眼镜。在宫内每到一处,雍正便放置一副眼镜,随用随取。

    而且,不光是他自己用,他还鼓励别人戴眼镜。不论是泼灰处的工匠,还是朝廷里的大臣,亦或者他自己的儿子,也不管别人是不是老花眼,只要谁博得了他的喜爱,就奖励一副眼镜给别人。

    那时候的内务府造办处,收到的雍正旨意常常是这样的:

    “将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每样多做几幅,俱要上好的。”

    “照朕用的眼镜,再做10幅。”

    这样的雍正你见过么?

    

    其实,这就是最真实的雍正——静如处子,动如疯兔。该认真的时候就一丝不苟,该逗比的时候就有趣到底,不必顾虑帝王将相的形象,只是自顾自地享受快乐。

    雍正曾经写过一副对联“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个中所代表的豁达与超脱,在我看来,与他的有趣是一脉相承的。

    毕竟,人生是自己的,快乐也是自己的,你自己给不了自己快乐,谁也给不了你。

    我特别喜欢美国的一部电影——《死亡诗社》,罗宾·威廉姆斯在电影中讲过一句拉丁语“carpe diem”,它的意思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

    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欢笑不长久,欲望不长久,生命本身,也总会走到尽头。所以,人生在世,最要紧的就是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把手中的东西紧紧抓住。

    我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太多的人疲于奔命,却让生活的意境却越来越少,这不应该是生活的面目。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雍正的一生,就特别符合生活的诗意,严肃之余,亦多欢乐,勤勉一生,也会忙里偷闲。

    抛开历史的风尘来看,他的这种生活态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世上最有趣的人生,不是你降生在一个最有趣的世界,而是你找到一种最有趣的活法。
 

何新:明代的南亚次大陆地图及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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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次大陆,又称印巴次大陆,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一大片半岛形的陆地,亚洲大陆的南延部分。由于受喜马拉雅山阻隔,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面积又小于通常意义上的大陆,所以称为“次大陆”。总面积约为430万平方千米,现在人口约为16亿。

南亚次大陆地理形势图


何新:明代的佛国地理书《法界安立图


《法界安立图》,明代的佛教典籍, 凡六卷。明代仁潮录,书成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此书详细记录了汉唐以下至于明代,关于西域及南亚次大陆小国林立的状态及地理大略。兹略为断句,录之研究。

法界安立图总目

卷上之上

一略明南洲(一十六则)

卷上之下

二广步大地(二十五则)

卷中之上

三遍观三界(二十二则)

卷中之下

大千劫量(一十六则)

卷下之上

游诸佛刹(一十九则)

卷下之下

研穷法界(六则)

七法界总论(一十一则)


法界安立图·南瞻部洲

【何新标点​】

法界安立图自序

闻夫四征未具,本无臭以无声,二仪攸分,遂有形而有象。形质既立,依正斯分,于是十方世界而棋布,星罗六道含灵而尘纷。蚁聚有名有体,孰能尽见尽知?有种有因,难以穷其繇始。况复神机吐纳,业运迁讹,出没无方,化化无际者乎?非夫至圣至神,大觉玄鉴,恶能口狒其涯岸哉。致使凡庸,闇识耳聋,瞽而不知世智,辨聪封己见而莫信。所以道岸转遥,真源难复,更有愚痴邪说,执理迷事,受一非余,拨无佛土,耽空为道,堕莽荡之深坑妙有,不弘损人天之福德,适越之燕,求升返坠。虽智愚有间,昧道何殊?盖不明乎因果,凡圣故也。夫因果者,自心之影向耳。因果明,则操修之具可知也。凡圣者,迷悟之分位耳。凡圣明,则升进之功可期也。法界者,乃圣凡之依报,犹人之屋庐也。皆从心变心造,非是无因无缘。是故刹海无边,摄归毫末,横该竖彻,总会心源。如是知为真知,不尔非真知也。知见既正,则信入无疑,趋向有阶,圣凡不滥,闻熏观达,至于洞融。方能空有无,碍真俗圆通,福智两严,大通自在,方为究竟。然归源无二,方便多门,今此集中,略明有门,谓人天世界,凡圣因果,皆是实有,非寓言假设。若夫空空妙理,无我无人,绝修绝证,生佛一如之奥义,自有八部般若,诸大经论在,窃以通都大郡,有大藏,有明哲,处加此则为骿赘,但山陬海曲,穷年不闻,正法头白,未谤因果者,以此开发善信,不无小益。故汇集成言,以为法施之助云尔。

                                                                              万历丁未仲秋,沙门仁潮集于天目兰若


仰寻诸佛之降灵也,不可以形相求之,随机显晦,故得以言章述矣。

自法王示蹟照临,忍方群生何幸?仰兹陶诱,使夫二十五有绝生死之因,九十八使断牵连之业,立超三界,俱载一乘。含育蒙大造之恩,至人引勤劳之虑。

故有垂慈圣蹟,布此灵仪。令重昏动其玄机,识浪静其漂怒。方为入道,弘辙亦乃出,有初门而事总,冥权理,符神运,抑非天授,谅实人谋。

但祯瑞氤氲,嘉祥杂踏,喗焕天地,引燿幽明。然则文物光乎万古,声明高于视听。所以薄列鸿猷,用观弘范也。

案《西域志》:云赡部中心,名阿耨达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起世经》:雪山众宝,所成顶有四金峰。中一高峰,峰有龙池,五十由旬。)

十地菩萨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冷水,以给赡部。

池之东面,银牛口,流出兢伽河(即恒河)。遶池一帀,入东南海。

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遶池一帀,入西南海。

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遶池一帀,入西北海。

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徒多河。遶池一帀,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东华黄河之原)。

葱岭当赡部之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杀国,四方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冰雪风寒,山阜葱翠,故名葱岭。

自葱岭东,近高昌国,曰阿耆尼。(《汉书》焉耆有伽蓝十数。)

西南,屈支。(旧曰龟兹,伽蓝百所。)

葱岭之北,四百里曰清池。(亦名热海。)

西行,千里曰千泉。南有小雪山。(突厥避暑之处。)

西至呾罗私,乃至史国。

东南,入铁门。南出,至覩货罗。(东至葱岭,南至雪山,西至波斯,北据铁门。有三十国)。

逾诸国至缚喝。北临缚刍河。(伽蓝百所,人谓之小王舍城。)

从此西南,逾诸国。东南,入大雪山。(山阿有龙洞,佛化其龙,留影于洞。唐玄奘亲往礼拜,远望则金色炳著,近则不覩,渐隐没。)

次至梵衍那国。(有卧佛,长千丈,商那尊者,胎生,无条衣尚存。)

东逾黑岭,至迦毕试国。(北背雪山,伽蓝百所。)

东入,北印度境,至健驮罗国。(有大塔,高五百尺,魏胡太后遣使,持长幡五百尺,挂之脚,方及地。此塔与《洛阳伽蓝记》同一时,当有二塔。)

北至乌仗那国。(释种被斥,王此,古轮王之苑,僧常万人。)

南渡信度河,踰诸国,东南至迦溼弥罗国。(伽蓝百所。)

踰诸国,东北,至末兔罗国。(毱多度人,筹盈石室。)

东北,至室伐罗,次至窣禄那。(东临恒河。)

东渡河至末底罗,东去北雪山,边有金氏国。(女为王,不知政事。此东去,接吐番。北接于阗,西接末罗婆。)

自末底罗东南,至醯呾国。(佛为文鳞龙王说法之处。)

南渡兢伽河。(河左有塔千座。)

东南,至劫比它国。(佛在忉利,为母说法,帝释现三道宝阶之处。)

西北,至曲女国。(戒日王设大会,令玄奘立真比量论义处。)

东北,至舍卫国。(城南五里,有祇树给孤园。)

东南至迦毗罗国。(佛降生处。淨饭王殿,摩邪夫人殿,菩萨降胎处殿。佛成道后,还本国,度八王子释种处。)

东北,至拘尸那国。(娑罗双树林,佛入涅槃处。)

西南,至波罗奈国。(鹿苑转法轮处,近苑有支那寺,国王为众僧造,支那此云大唐。)

顺兢伽河,东北至毗邪离国。(旧名毗舍离,有维摩丈室,纵广十尺。)

东北,至弗栗恃。(北印土境。)

西北,至尼波罗。(此国北境,即东女国,与吐蕃接。命使往还,率由此地。唐梵相去万里,自古取道,迂远。此国有池,水面火起,中有火龙。)

自毗邪离,南渡兢伽河,至摩竭提国。(或摩伽陀,中印有王舍城。西南,渡尼连河,伽邪城。城西六里,伽邪山,俗呼灵山。西南菩提树,树高五丈,佛成道处。周垣五百步,中有金刚座。千佛坐之,入金刚定。那阑陀寺,五王共造,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国东南,鸡足山,迦叶入定处。东北,灵鹫山,王舍城有热泉涌出。目连云:此水经过小地狱来,故热沸,而垢浊。有三深井,大水不满,谤佛生陷处。)

东北,逾诸国,至奔那伐。(自信度河东,至此皆中印。)

次东至迦摩缕。(东印从此东去,山阜连接,可两月行,至蜀西南界。)

南至三摩怛。(东北海滨。)

西南乃至乌荼国。(东南临海,有城,海商止处,南去执师子国。二万里,夜望其国,佛牙塔,宝珠光如大炬。)

逾诸国,西北至憍萨罗。(中印有王,引正为龙猛造寺,集千僧,计工人食盐,价田九亿金钱。)

国南有山。(山崖之上,石阁五层,层有四院,飞泉流注。)

逾诸国,南至末罗矩。(南印,滨南海,有末剌邪山,出龙脑香。树香如冰雪。此山之东有布呾洛迦山。山顶有池,池侧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于此。有愿见者,厉水登山。)

东南海,有执师子国。(北印土境,有佛牙精舍,上建表柱,置大宝珠,夜望如明星。王宫侧,建大厨,日营万八千僧食,常兴,此供不绝。)

南数千里,有那罗稽罗洲。(人长三尺,为鸟喙食椰子肉。此洲东南有棱伽山。)

自达罗毗至北恭达补。(南印,土有贝多罗树林,周三十里。其叶长广,色光润,五印书写,莫不采用,今贝叶乃略名。)

林西二千里,至摩诃剌国。(东大山有寺,罗汉造,舍高百尺,石佛高七丈。上有石盖,七重,悬空,相去各三尺。传云罗汉愿力,或云神力,或药术之力云。)

西方至摩腊婆。(五印之境,有此国及摩竭提重学。名僧甚胜,国南至海。)

西北逾诸国至瞿折罗。(西印土境。)

渡信度河至信度国西,以至狼揭罗。(临西海,海岛中有西女国。)

北逾诸国,至迦毕试界。(东临北印,西至弗林波斯国。)

其余诸国风物,兹不具录。如《西域志》、《释迦方谱》,可备悉之。

○印度(此云月,以居诸国之中,如星中月。此西域之正名。天竺,身毒讹称也。)

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狭,如月上弦,川平地广,周九万里,七千余城,依止其中。尽三海,际一王所治。(《汉书》:云其国殷平和气,灵智所降,贤懿挺生,神迹诡怪,理绝人区,灵应明显,事出天外。)

《光明》云,八万四千城邑,聚落仁王,经十六大国,五百中国,十万小国。

《楞严》云,此阎浮提大国,二千三百楼炭,经葱河以东,名为震旦。(唐彦琮法师云:葱岭已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  

别胡梵  

南洲一地,大约五分,中分为雪山葱岭,南分为五。印度乃昔金轮圣王之所治,是梵天之种,世称其国名天方,亦名婆罗门国。(此云净行,净志。)

西分为睹货罗、波斯诸国,西夷所居。

北分为胡虏之乡,突厥可汗、乌孙、匈奴所居。

东分为二,其沙河以西有胡人,吐蕃所居。积石之东为震旦国,乃帝王所化,是君子之国。

封域分殊,应须甄别,不当以梵为胡,而自混滥。有以天竺为胡国者,斯言大误。又有称胡经胡语等,皆非正言。当云梵经梵语可也。  

论中  

夫法王利见,未隔中边,适化无方,岂专形教。虽大云普泽,而败种难荣,晨旭高晖,而覆盆不照。致使疑信相半,邪正交陈。而大悲之光,曾无间然也。或曰华夏得天地之中,九州之外,皆边夷耳。斯不足辩,观西域图可知。

今为未知者更复明之,考诸经论,其义有九。

[以下未标点者]

一、名闻  

本行经云护明菩萨谓天人金团曰往昔补处菩萨托生之家须具六十种功德三代清净汝下阎浮为我观察金团曰迦毗罗城王名净饭夫人名摩邪于诸世间具足功德清净有大名称堪生彼家护明曰善吾定生彼如是佛自亲选诸天共闻则知迦毗罗国名闻最胜为诸国之中(普曜经亦同)。  

二、里分  

大地广博世莫能穷右今无人至西北海者况知地之中邪世俗谓中国者自论此方之中耳非天下之中也依周公测天地定豫州为中云四边各五千里(豫至东海无五千里之西之北不知其几万里而云五千里邪)禹贡言各二千五百里当时地狭后渐开阔至汉方可九千里今又较阔依内经大地周二十八万里径九万里若以东西九万里画为九分则华方在极东一分之间耳西去更有八分之地天竺在五分之中东西去海各四万五千里当知我国是大地之东天竺为大地之中明矣。  

三、山王  

天下诸山皆自昆仑发脉而来最极高广群峰拱峙周万余里龙神所宅非人力可登其枝条分布为众山之原虽屈伸睽顾起伏万状而根脉相连如竹园然或近出两笋伏地行鞭至远处又出两笋昆仑左边分数支其一支走东度流沙碛石迤??发为震旦诸山一支走东南发起东印度诸山次东又为百夷诸山右边分数支一支走西南生起西印度诸山一支走西为活国波斯诸山前面为黑山雪山及北印诸山至中印多伏少出后面为葱岭生出北胡等山众山飞走其下高耸众峰之上昆仑居大地之中五印度在昆仑之南(俗书以雪山东支名昆仑山借名也)。  

四、水源  

水之为物其性趋下莫不本出于山而末入于海也雪山之顶有大龙池周千余里为天下诸河之总源从池四面各出一大河河阔四十里波涛澒涌趋于四方各与五百河俱流入于海池东之水皆向东流池西之水皆向西流池南之水皆向南流池北之水皆向北流四隅亦尔盖地形如团瓢其顶即雪山在极高处四面渐下故尔震旦诸水皆东流者以居地之东隅也是知山当地中池居山顶此池为大地水源之中中印度正与龙池相对。  

五、地脐  

梵网经云释迦牟尼佛于寂灭道场坐金刚华光王座正法念处经云一切世间阎浮提国悉无此座金刚座处八万四千由旬佛坐此座得佛菩提余地不能持佛西域志云中印度恒河南摩竭提国国西南渡尼连禅河十里有菩提树树下有金刚座千佛坐之入金刚定俱舍论云此座下连金轮故名金刚座三世诸佛皆于此座成道降魔故知金刚座是地之脐。  

六、轮王  

人有胜德必居胜地夫金轮王者为阎浮人中福德之最胜者也诸人王中皇帝之圣神者也故有金轮表瑞七宝呈祥相好庄严千子围绕御龙马而飞空四洲粟王望德而归化故轮王出世必生中土其中土者即中印度也历代轮王出兴之处名殊胜者以此。


七、梵字

犹古篆也。自开辟来,即有其文。历万万余年,古今不易。不同此方文字,篆𨽻迁讹,元从梵天传来故曰梵书金银轮王递相承用故书梵字处妖魅远离唱梵音时鬼神敬畏盖天帝之玉音孰敢不敬奉哉是以诸佛说法皆用梵音天龙八部遵奉流行以至呼天天应召虫虫驯通幽彻明至灵至神者其惟梵音乎诠梵音者是为梵字总持经中明诸利益如存阿字而入定观字轮而明心唵字出供可以上献诸佛纥哩舒光可以下拔群苦能令染者净愚者智夭者寿病者痊摧邪辅正饶益群生者其惟梵书之用乎世间文字有六十四种第一梵书第二佉楼书乃至莲华树叶右旋掷转至六十四书名一切种音六十四种书中梵书为第一故知梵书为文字之王。

  八气和

  塞暑之宜随方起用盖地有隆卑气有燥湿故凉燠不同夫气得其中则和失其中则戾矣所以极南蒸热极北苦寒濵海风湿蛮山瘴疠土有沃壤火沙水有哑泉苦井者非得气之偏乎至如印度之方夏不太热冬不严寒四序温和五尘佳妙迦毗奇色之天华(唐玄奘至中印见奇异天华采种而东归渡河遭风其华种尽失疑龙所夺去)解谷正音之律竹(汉志黄帝使伶伦往昆仑之阴解谷取竹断两节间而吹之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听凤鸣雄鸣六雌鸣六此黄钟之宫皆可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以至药王之树(雪山有药王树嗅者尝者触者诸病皆痊)肥腻香草(雪山生此草牛食之乳为醍醐粪如檀香之气)地中甜味(雪山地中有甜味潜流理筒可取斯亦醴泉之类)龙池甘藕(佛世有比丘病一比丘往雪山乞藕龙施之藕径尺味甘食之病愈)良以天地之气和故所生草木亦纯粹也(邵子曰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类得之则为明哲草木得之则为芝兰)。

  九道中

  名以表实事以显理故有中土者必有中道存焉耳若夫有中土而无中道者与边地何殊乎是以华夏圣贤言道育民以中为本曰𠃔执厥中曰用其中于民曰中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圣尚尔况出世之大圣宁以偏邪之道而示于人邪所以正觉能仁生中土现胜相者(生王宫具三十二相)将非以中道之正法而启悟群生者乎然而毛道凡夫弃本逐末未有圣智曰知曰见皆是迷倒遂使好同者则恶异宾此者则辞彼故是非以生惑倒以萦爱憎相形邪正相倾而罪福已成矣故我正觉圣人愍而谕之调而和之乳而药之援而救之俾夫止纷竞归太宁舍狂妄复良诚以合乎大均以契乎本真以至于至公至纯至神至妙至中之道而后已原夫群生机异执见不同或执于色或执于空执色者窒执空者流正觉示以药言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则色空不二为中或执为同或执为异同则儱侗异则纷纭药言曰同者同异异者异同非同非异一观为中或执诸法为实为虚为常为断为大为小为

遍不遍为自为他有边无边或即或离或欣或厌亦有亦无亦恒亦变来者去者语者默者勤者怠者清者和者赞者毁者如是等各执异见一一成偏多岐亡羊流而忘返正觉者谕之曰万法本闲而人自闹空实无华翳者妄见人波鬼火水性无殊猿猴捉月痴狗逐块演若迷头驰走东西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又曰譬如船师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运渡众生至于彼岸曰学道如牧牛执杖视之勿令东西犯他苗稼如御马执辔在手惰则䇿之逸则制之从容乎中道而行矣如陶师调泥不僵不软方中轮绳可作盆瓶如琴师调弦不缓不急方可奏曲适其中而道可期矣夫受病异缘施药多方故有事中有理中有俗中有真中有渐中有顿中有小中有大中有初中有终中有至中有圆中有中戒有中定有中慧有中观有中行有中因有中果若摩尼之应色空谷而答响矣以至饮食衣服行住坐卧大小诸事自行化他靡不示之以中佛自日中一食令诸比丘过中不食食之不饥不饱衣制三衣不奢不裸行则直行坐则趺坐调身则不宽不急调息则不涩不滑调心则不沈不掉至于沉浮两舍惺寂双流不出不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心心无间中中流入中道之海洎乎中之至也亡违顺等怨亲泯同异一死生齐物我通古今混虚空为一体现山海于毛端一语一默一动一静而普饶益与众生夫如是则岂其所谓世智之狂解无想之痴禅邪来从中来故曰如来去从中去故曰如去(即善逝也)中非动是谁来中非静是谁去非动非静无来无去者其至人之蕴乎非动静而动静无来去而来去者其悲云之妙乎无来而来虽生不有无去而去虽灭不无是故如来之道不可以动静来去有无生灭而言也是则超诸数量绝诸对待不可思议至玄绝妙之道欤世有河边居人不信海水味咸有海翁取一勺以示之使知咸味耳岂曰大海可勺而尽之哉。

…………

  四大部洲图

  须弥山王之外有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次第周匝七金山外大碱水海中有四大洲八中洲及数万小洲遍布安住碱水海外有小轮围山周匝围绕此四洲等皆一地所持是为一世界舆地之图也。

  四大洲者依长阿含经云须弥山南有天下名阎浮提(此云胜金洲新婆沙论名赡部洲)其土南狭北广纵广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树名阎浮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人寿百岁少出多减中夭者多阿毗昙论云南洲衣服庄饰种种不同一生欲事无数亦有修行至死无欲者○起世经云大海北有阎浮树树下有阎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胜金出树下因以名树名洲)○顺正理论云有二中洲一遮末罗(新媻沙罗刹住)二伐罗遮罗皆有人住(俗书蠃虫录载诸国人形各异或是海中诸小洲也)。

  长阿含云须弥东有天下名弗于逮(此云胜身立世云弗媻提)其土东狭西广形如半月纵广九千由旬人面像之有大树王名伽蓝浮围七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高百由旬人寿二百岁(楼炭经三百岁)饭食鱼肉以谷帛珠玑共相市易有嫁娶礼○阿毗昙云东弗媻提人多欲者一生数至六七亦有修

行至死无欲者食自死鱼肉自不杀生头发剪前披后着下衣竟上衣绕○顺正理论云有二中洲一提诃二毗提诃皆有人住。

  长阿含云须弥西有天下名俱耶尼(此云牛货媻沙云瞿陀尼)其土形如满月人面像之纵广八千由旬有树王名斤提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人寿三百岁以牛马珠玉共相市易○阿毗昙云彼土食肉杀生人死烧尸或置水埋土嫁娶同南洲人多欲者至十或十二亦有无欲者庄饰皆披发上下着衣○顺正理论云有二中洲一舍搋一怛里拏皆有人住○起世论斤提树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因名瞿陀尼因以名洲。

  长阿含云须弥北有天下名郁单越(此云最胜媻沙云俱卢洲)其形正方人面像之纵广一万由旬有树王名庵媻罗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人寿千岁无有市易持生自活无我我所诸山浴池华果丰茂众鸟和鸣四面有阿耨达池出四大河无有沟坑荆棘蚊䖟毒虫自然粳米(自生也)众味具足以焰光摩尼珠置自然(烧也)釜鍑下饭熟光灭有曲躬树其叶密致天雨不漏男女宿下香树果熟自然裂出种种衣或器或食河中宝船乘之娱乐入中浴时脱衣岸上乘船渡水遇衣便着不求本衣至香树取乐和弦而行无有诸病形貌皆同发绀青色齐眉而止人起欲心时熟视女人彼女随诣园林若彼女人是父母中表之亲不应行欲者树不曲荫各自散去若非亲应尔者树则曲覆其身随意娱乐一日七日乃舍去怀妊七八日便生随生男女置四道中行人出指含嗽出乳充遍儿身过七日已其儿长大男向男众女向女众命终不泣(以人寿定满千岁故死而不吊)庄严置四道中有鸟名忧慰禅伽接置他方(立世云其鸟啄尸至山外啖之起世经云人死有鸟衔其发置佗方世界)其地柔软随足隐起大小便时地开坼利已还合乃前世修十善行生此洲命终生天善处○阿毗昙云人多欲者一生数至四五亦有无欲者○顺正理云有二中洲一矩拉媻二憍拉媻皆有人住。

  起世经云南洲人身长三肘半东西同量(少肘量)北洲七肘○阿毗昙云南洲身长三肘半或四肘东洲八肘西洲十六肘北洲三十二肘(一肘当周尺一尺八寸)。

  正法念处经云北洲人于山障外彻见无碍耳之所闻若远若近若大若小而皆得闻东洲人于黑暗中亦见众色耳识所缘尽一箭道西洲人眼识所缘山壁无碍眼识亦能闻声如阎浮提蚖蛇之类眼中闻声瞿陀尼人亦复如是如隔障碍闻众音声见众色像亦复如是(此言三洲报通故能洞视彻听也南洲则隔窗纸不见外物隔障不能闻声故不尔此概言之南洲亦有通者如清禀禅师宴坐闻曳木声曰勿令损阶侍者不见有曳木者细视之见群蚁曳蜻蜓翼缘阶而上斯亦静极光通之谓也龙树嗅丸而知药品各若干分图澄数千里见火烧城梵僧眠闻虱号而惺世人亦有明𧦴秋毫

聪闻蚁斗者)。

  楞严经云阿那律陀无目而见䟦难陀龙无耳而听兢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摩诃迦叶无意而知(此皆不假六根而知六尘者比有根而知者又妙也或修得或报得经因业缘若湛流妄复圆常则真明通洞六根互用妙中又妙者也)。

  媻沙论云四大洲八中洲人形短小复有五百小洲或人住或非人住或有空者(非人鬼也此胎生者化生者遍诸处)。

  因本经云阎浮五种胜三天下及至他化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处四是修业地五行梵行处诸天及三天下各有三种胜阎浮一长寿二色胜三地胜。

  阿含经云南洲三事胜一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勤修梵行三佛出其土○分别功德论云媻拘罗尊者长寿第一于百寿中而加六十阿难问曰尊者长寿何以不生三方答曰诸佛不生三方以其土人难化故此土众生利根捷疾极恶勇猛取道不难是故往古诸佛皆生此中(经论相较南洲胜者以道三洲胜者以福然北洲福乐最胜经名为难者何邪以其虽有痴痴富乐伥伥修论无有智慧不能增修道业佛不生其土故不闻正法因名为难即八难之一也南洲有佛出世大乘根器多生其中以尊命短促众苦逼迫怖畏发心勤修道行有益当来故为四洲之胜也)。

(下略)


【附录】关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十六雄国: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十六大国者:谓泱伽国(Anga),摩揭陀国(Magadha),迦尸国(Kashi),憍萨罗国(Kosala),佛栗氏国(Vrijji),末罗国(Malla),奔哒罗国(Gandhara犍陀罗),苏西噏摩国(Matsya?),頞湿缚迦国(Assaka),頞饭底国(Avanti),叶筏那国(Chetiya),剑跋阇国(Camboja),俱卢国(Kuru),般遮罗国(Panchala),筏蹉国(Vatsa),戍洛西那国(Shurasena)。



 

[转载]舒云: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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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

此文是最早披露九一三事件中256三叉戟黑匣子的文章

原载《党史天地》2000年第4

    1971913日凌晨2时,在蒙古乌兰巴托东部350 公里的温都尔汗摔毁一架中国民航三叉戟,机上9人全部死亡。因为飞机是超低空飞行,蒙古的雷达没有发现。也就是说,蒙古官方发现时,已经是机毁人亡,这可能就到了13日上午或更晚一点的时间。在蒙古外交部得到消息前,苏联人已经从驻蒙古军队那里获悉了这一情报,抢先一步到了现场。现在我们考虑一下,苏联人既然抢先一步到了现场,那么这架三叉戟进入蒙古国境后,会不会是第一目击者呢?也就是说,飞机还在天上飞时,苏联人是不是已经看见了?甚至采取了什么措施?因为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课题,暂且打住。只是要说明一点,此时苏联人并不知道摔的是架中国专机,四五个星期后才确认是林彪乘坐的飞机。

  14日早晨8点,蒙古外交部副部长就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知他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失事了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机上的个人全部死亡。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许文益大使当即提出去现场察看。因为这时,中国和蒙古的关系正在改善,不再像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双方剑拔弩张。此时双方重新互换了大使,许文益到达蒙古还不到一个月。蒙古方面也比较友好,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去。因为天气炎热,尸体不能长时间放在露天。到中午12点,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催,说飞机准备好了。许文益说正在请示国内,说准备派二秘孙一先带两个翻译到现场。下午6时,国内指示到了,要求大使带队亲赴现场。情况变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要重新和蒙古方面交涉。蒙古征得苏联同意后,决定用蒙古的专机运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人员去现场。中国人准备好了,却突然接到蒙古方面紧急通知,不让专机起飞。原来苏军直升机已经从赤塔飞来,眼下正在现场进行调查,刚好同中国方面撞车。这已经是苏联人第二次到失事现场了。大概是听说中国驻蒙古大使要亲自出马,引起了苏联人的警觉,判断摔的恐怕不是一般的飞机,如果是一般的民航飞机,不必由大使亲临现场。第二次到现场的苏联人是不是有专家不好说,但他们拆走了飞机上三座引擎中最大的一个。苏联人走了,等了几个小时的中国人才被允许前往。日本《朝日新闻》1998215日报道,蒙古方面当时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原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对记者说,苏联方面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运走了一座引擎并且两次掘坟,把林彪及夫人的头骨带回苏联,与苏联保存的资料对照,确认是林彪和叶群本人。

  据最先到达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回忆,我们催着到现场,蒙古人却似乎不那么急了,借故推托,一直到16日下午6时我们才到了现场。后来才知道,苏联人14日去了一趟,15日又去了一趟,所以蒙古人推迟了我们前往现场的时间。在现场看到的是摔在地上的两个发动机,因为三叉戟一共装了三架发动机,上边一个大的,下边两个小的。下边两个小的被摔出机外,机壳和里面的内容摔散了,以为是三个发动机都摔出来。后来醒悟到,当时看到飞机尾部有很多杂乱的电线头,因为不懂,也没有提出疑问。实际上,那是苏联人拆走了尚在飞机尾部的那架主发动机。蒙古人觉得中国人似乎没注意到引擎被拿走了一个。但是很清楚,苏联人和蒙古人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已经整理过现场。林立果等人从西郊机场装上的一二十个皮箱子都不见了。据西郊机场目击者说,当时林立果他们大大小小的皮箱子是两辆伏尔加运来的,伏尔加小汽车的后备箱极大,比一般的小汽车要大得多,很能塞些东西。而且皮箱子也不会烧毁,飞机上的一个机械师穿着皮茄克几乎完好就可以证明。但是至今,苏联方面没有吐露一个字,苏联方面也没有提过他们曾在现场拍走了很多照片。这一二十个皮箱子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按照通行的说法,“九一三事件”中的三叉戟是在迫降时擦地起火爆炸的。飞行员为什么要采取迫降呢?对于这种大型飞机来说,迫降从来没有成功过。迫降不能放起落架,那么大的航速,飞机的大肚皮一擦地就要产生高温,继而引起油箱爆炸。如果飞机里没有油也可能不会爆炸,据专家说,如果飞机仅剩200 公斤左右的油,那就不会发生爆炸。可是飞机本身还带着2吨多的油,为什么不再耗一些呢?虽然三叉戟没有放油装置,但完全可以在空中多转几圈。为什么没有把油最大限度地耗掉呢?据飞行员说,谁也不敢把油耗光了。这种大型飞机,可不像汽车,没油了,就停在原地不动了,一旦发动机抽不上油,飞机立马从天上掉下来,一点也不含糊。所以如果还有20分钟的油,飞行员也不敢飞完最后的20分钟,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把油全耗光。一般剩油应该不少于4吨,因为油量表到最后就不准了,指针来回晃,警告灯不住地闪,换上哪个飞行员也得赶快落地。三叉戟上一共有块油量表,这是因为三叉戟的油箱设计特别合理,机油大都装在飞机翅膀里,飞机翅膀不规则,里面还有支撑的大梁。为了把油尽可能用光,里面安了好多油泵,但最后的油还是不能完全抽尽,总要剩下残油。也就是说,飞机迫降时爆炸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作为老飞行员的潘景寅不会不知道迫降的后果,那么他为什么采取迫降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一切只是人们事后猜测,唯一能说话的就是飞机上的黑匣子。飞机从起飞到摔毁有一个多小时的航程,这一段时间飞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因为始终没有公布飞机上的黑匣子,有些说法就不能令人信服。关于黑匣子,有人说那架三叉戟上没有装,这似乎不可能。更多的人包括三叉戟机组的人员都肯定地说,飞机上有黑匣子。我们的运输机都安有黑匣子,不可能不安。飞行就有危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意外事故。空军必须设备齐全,黑匣子肯定有,规定要带上黑匣子,设备不全不能上天,更何况是第一号专机。不过,这一切都是假设,到底这架三叉戟上有没有黑匣子,无论是飞行员还是机械师都不知道,只能是推测有,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没有提及黑匣子,我们最先到达现场的驻蒙古大使馆的同志也没提及。孙一先说,那时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不懂,想不到提这方面的要求,国内也没有指示我们。以后研究这架三叉戟,也从来没有提过黑匣子。到了1972年,空军专家分析三叉戟失事原因,只是从技术上分析,仍没有提及黑匣子。

  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飞机上应该有黑匣子,现代化的大型喷气式飞机上都装有黑匣子。但对于那架三叉戟来说,也是假设,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因为那是我国引进的第一批大型喷气式飞机,这种飞机是英国原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中短程三发客机。而我们与英国没有贸易关系,这一批三叉戟是从巴基斯坦转手进口,对它的性能还不那么全部清楚。

  关于黑匣子,三叉戟副驾驶康廷梓认为有,但他也不能完全肯定,在他进行三叉戟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时,教员并没有提及黑匣子。因为那个东西当时并不受中国重视,也与飞行员无关。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安装在飞机里面,不出事谁也想不到它。就像平时放在房间里的灭火瓶,不着火谁也不注意,一着火它就成了宝贝。从巴基斯坦引进三叉戟后,潘景寅是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的,其他三叉戟飞行员都是由国内自己培训的。在飞行员飞行训练时,有关人员进行了全面改装和检修,座舱里密密麻麻的仪表,按说都应该正常工作。但是,因为黑匣子平时无关紧要,正常飞行时没有它的事,而且它不像灭火瓶摆在明面上,它装在机舱里,前舱顶上只有一个小小的网状口,连个电门也没有,可以说摸不着看不见,谁也不能拿下来看看,更不能人为控制它。如果黑匣子像保险丝一样可以拔下来,或许可能被破坏,让黑匣子录不到数据和声音。

  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可能,黑匣子正常不正常根本检查不出来,它只有上天才工作,你想让它正常工作也好,你不想让它正常工作也好,它都沉默,好像它不存在一样。只有在出事后,你找到黑匣子,打开来,才能知道黑匣子是不是正常工作。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即使有黑匣子,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常工作。还有就是找到了黑匣子,里面的数据保存完好,也要哪个国家生产送到哪个国家破译密码,才能解读出来。后来生产的黑匣子先进了,买飞机时连同资料一起给你,才可以自行破译。英国三叉戟上的黑匣子如果有,能不能正常工作,获得黑匣子的人能不能破译密码,破译的密码能不能解开一些谜,都是未知数。

 

 

  军事博物馆门口展览着第一批进口的三叉戟中唯一的一架,但是在说明词中,说是只进口了三架,一架摔毁,一架拆掉,只剩这架。其实不对,一共进口了四架,还有一架的下落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四架。

  这架在军事博物馆门口展览的飞机已经飞行了12000多个小时,本来还可以飞行,因为缺少零件,加上又引进了更先进的波音飞机等,这架三叉戟就提前退役了。199561日这架专机被拖到八角地铁口南200米石景山游乐园东门口,对游人开放。以后移到军事博物馆门口展览,登机参观一次五元钱。

  三叉戟机组的人员上去看过,说不像我们那架,性能好像不一样。因为我国先后进了几批三叉戟,也失过几次事。到底是不是与“九一三事件”中的那一架相同,还不太好肯定。

  这种英产三叉戟机长34.97米,翼长29.87米,停机高度8.23米,最大起飞重量65090公斤,载客115人,最大飞行高度12000米,最大巡航速度972公里/小时,一次加油量为20吨,最大油料航程4205公里,空中连续飞行时间为4小时。这些数字中间肯定有些错误,如果最大燃油航程是4000多公里,那么,“九一三事件”中的那架三叉戟虽然油没加够,也不会才飞两个小时就没油了。据有关资料显示,三叉戟的最大燃油航程是2668公里,经济巡航速度是每小时967公里。

  专机里面基本保持当年中央首长专机的布局,办公室和卧室、茶座都备有空调。机舱按专机原样摆放,驾驶舱里三把椅子,副驾驶后面还有一把,驾驶室里密密麻麻全是仪表,据说有2300多个,看得人眼花缭乱。前后舱有个过渡,小小的卧室里有个单人床,供首长休息。对面是会客室,有六把椅子。中间是个蓝布罩着的圆茶几,有两张沙发圆椅。左边也是两把椅子,有一个圆独角桌。据介绍,坐过这架专机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彭真、万里、薄一波等,外国国家元首访华也坐过。

  三叉戟是根据欧洲各航空公司提出的第二代喷气客机的要求研制的。1957年设计,1959年开始生产,19621月首次试飞,1964年春投入航线使用,一共四种机型。一型是初始生产型,载客103人,装三台RB·163-IMK505-5 型斯贝涡轮风扇发动机,共生产了24架。三叉戟IE型是加大航程型,增加了燃油量,载客量也增加到115人,共生产了15架。 三叉戟 2E 型是发展型, 改装了推力更大的 RB · 163-25MK512-5W斯贝涡轮风扇发动机,增大了翼展,加强了起落架和机身蒙皮的壁板,采取高密度型布局,可载客149人。共生产了50架。后来英国还生产了一种高密度短程型三叉戟,机身加长到5米,可载客180人。英国共生产了117架三叉戟,其生产线于1978年关闭。

  中国先后进口了30架,用于民航飞行。1982426日,广州白云机场266号三叉戟遇雷雨偏离航线撞山,机上112人全部死亡。1983914日,中国民航第六飞行大队三叉戟264号客机在桂林机场跑道被轰击机迎头撞上,飞机报废,死亡11人,轻伤25人。1988831日,香港一架三叉戟因天气恶劣,着陆时冲出机场扎进海里……现在我国进口的三叉戟都已经淘汰。

 

 

  在各种交通工具中,飞机是最安全的,失事概率极小,专机更不用说。在新中国的50年中,除了这一架专机外,任何一架专机都没有失事,甚至连事故征候也没有发生过。也就是说,我们对专机的空难事故调查,没有经验。

  国际上关于空难事故的调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事故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的,详细经过如何?二、如果机组上的人还活着,及时采取了哪些应急性措施,本来尚可挽救危局?三、如何分清事故的责任,是人为的,还是不可抗拒的?四、事故的教训经验。五、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为了使制造厂家和用户都能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参加调查的不但有事故发生地的民航当局和飞机的用户,而且也有厂家代表。不管空难发生在何处,都会引起世界广泛的重视,并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在调查中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每一个细节都得弄个水落石出。由于空难中首先丧生的往往是驾驶人员,给调查带来困难。从这个角度上,飞机上的黑匣子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空难事故的调查,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飞机上的黑匣子。

  飞机上一般有两个黑匣子,机尾一个,机头一个。机尾的一个记录飞行数据,机头的一个记录飞行员谈话,至少可以记录飞机最后30分钟。黑匣子又叫飞行数据语音记录器,是按时间顺序记录飞机飞行全过程信息的记录仪,为发现隐患、查找事故原因提供不可缺少的依据,也为训练飞行员和进行飞机设计提供必要的真实参数,所以是不可缺少的机载设备之一。语音记录器记录驾驶舱的声音和机组人员的谈话,对发生事故调查分析、判断起因有重要作用。但是,黑匣子也不是神仙,1999年埃航失事的两个黑匣子先后从大海里打捞上来,对语音和数据进行分析,也没分析出所以然来。只知道失事前飞行员发现了飞机的某个问题,而且正在设法解决,不过直到飞机失事,飞行员也没有弄清飞机究竟出了什么故障。美国有报纸说事故是飞机驾驶员自杀,遭到埃及政府的抗议。所以,有了黑匣子,事故结论也不一定就能得出来。

  “九一三事件”摔毁的三叉戟是英国60年代生产的,现在这种飞机是远远落后了,但在当时,还算是比较先进的。遗憾的是从三叉戟的公开材料里找不到关于黑匣子的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资料中查到一些线索。

    20世纪40年代人们已经重视对飞机飞行性能和飞行状态的记录,这种仪器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安装在飞机上,只是简单的记录器,只能记录少量的几个参数。后来黑匣子越来越先进,飞机坠毁后无论如何要找到。三叉戟是60年代中期投入航线运营的,而且我国进口的三叉戟是在70年代初,毫无疑问三叉戟上应该安有黑匣子。最初黑匣子是黑色的,因为失事后黑色的物品不好寻找,就改成桔黄色或黄色的,以求醒目。但因为黑匣子叫顺口了,就一直叫黑匣子。黑匣子直径3040公分,像个圆球,在安装和定位装置等方面都具有最大的自我保护能力,长时间在火中也不会损坏,以使记录的数据能够被保存和复原。黑匣子记录飞机各种数据,包括飞机的高度、速度、爬高速度、垂直加速、飞机磁偏角、发动机及工作状态、稳定性能、承重量、外界温度、气压、风速、机舱内环境等,对飞机事故高发区的下降和着陆、起飞上升的记录更加详细。驾驶员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每一次与地面塔台的联络、都有详尽的记录。到飞机失事止,至少保留前30分钟的所有信息,这无疑是提示飞机失事原因的不可缺少的判断材料和分析事故发生过程的宝贵依据。所以,飞机一失事,首先就是尽快找到黑匣子,这是每一个调查首要的迫切任务。埃航飞机是公开的,摔到大洋里也要千方百计把黑匣子打捞上来。“九一三事件”中三叉戟是在飞出国境40分钟后坠毁的,三叉机上的黑匣子更是非同一般,怎么就没人提及呢?


 

  黑匣子在70年代初,还算一个新玩意儿。如果二五六号三叉戟上有黑匣子的话,那么飞机摔毁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飞机尾翼高高翘起,说明黑匣子应该好好的,更何况黑匣子有一层厚厚的保护,火中水中都可以安然无恙。但是为什么事隔近30年,黑匣子还无影无踪呢?首先是黑匣子在谁手里。在中国人去现场之前,蒙古人和苏联人已捷足先登,苏联人去了两次,肯定去了专业人员,主发动机都能拆走,一个小小的黑匣子更不在话下。根据这些情况,中国人拿到黑匣子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假设蒙古人和苏联人中没有内行的技术人员,加上不是自己国家的飞机,恐怕不会寻找?那么可能是我们的人拿走了?那最起码要组织技术人员分析黑匣子里的数据,这是空难事故调查中最起码的步骤,可是没有。中国人没有去专业人员,那时黑匣子还算新生事物,没宣传得这么厉害,外交人员怎么能知道黑匣子是飞机失事最重要的呢?谁也没想到飞机会在蒙古失事,事先学一点有关知识。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苏联人拿走的,苏联人先到的现场,第一次没拿走,第二次也会拿走。可是为什么苏联人拿走黑匣子这么沉得住气,他们连林彪的头颅包括假牙病历都公布了,黑匣子为什么不公布?当然,没有公布的还有他们两次在现场拍下的大量照片以及他们拿走的三叉戟上的那一批箱子。

    孙一先说,如果有黑匣子,黑匣子也肯定不在中国人手里,推测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苏联一直到解体后也没有解密。据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彼得·汉纳姆的考察结果证实,黑匣子是被苏联拿走了。苏联始终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如果这个黑匣子在苏联手里,也有几种可能,或者破译,或者不感兴趣,根本就扔在一边。如果破译,他们应该请英国人帮忙,可是没有。要是说苏联人不感兴趣,恐怕也不是。他们为什么又第三次去温都尔汗荒原,把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拿去进行分析呢?说明他们不相信中国人公开讲的事实,还要证实一番。那么他们可能独自破译,有结果或者没有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这个神秘的黑匣子存在的话,那么,“九一三事件”的飞机上最后半小时就会真相大白。

  据有关资料载,中国民用飞机如伊尔-18、安-24、三叉戟和波音737 等都装有黑匣子,但结构简单,记录参数较少,一般记录5-9种或十几种参数。没上飞机的一位机组人员说,黑匣子又不易坏,应该保持正常的性能。如果这样,飞机摔毁前半小时的声音和飞机上的重要数据就会保留下来。但摔毁在1971913 日凌晨的这一架三叉戟不是一件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成了政治。加上本身这一架专机就是高度机密,致使黑匣子更加复杂化。

  可到目前为止,谁也不说,好像这架三叉戟上从来就没有黑匣子一样。

  黑匣子就这样成为谜中之谜了。


 

[转载]舒云摄256号三叉戟的部分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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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舒云拍摄于香山附近。这批256号三叉戟残骸由岳先生辗转收藏,他在房后的院子里为这堆残骸建了一座玻璃房子。林豆豆专门去看过,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里。





三叉戟,舒云2006年拍摄于中国航空博物馆。


三叉戟飞行员座舱面板和座椅。



 

[转载]舒云摄256号三叉戟的部分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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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舒云拍摄于香山附近。这批256号三叉戟残骸由岳先生辗转收藏,他在房后的院子里为这堆残骸建了一座玻璃房子。林豆豆专门去看过,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里。





三叉戟,舒云2006年拍摄于中国航空博物馆。


三叉戟飞行员座舱面板和座椅。



 

[转载]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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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亲自给林豆豆打电话

周总理得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飞机已经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命令空军指挥所紧急呼叫:“请林副主席赶快回来,不论林副主席的飞机在国内哪一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亲自去迎接他……”

913日早上7点多,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听筒,是周总理的警卫参谋张树迎的声音:“姜大队长,总理要和你讲话。”我一听总理要跟我讲话,心时不由地紧张起来。周总理说:“你是二大队吗?”我回答:“是的,我是大队长姜作寿。”周总理说:“好,我听汪东兴同志说,林立衡(豆豆)在你们大队部,她怎么样?还好吗?”我回答:“林立衡(豆豆)这一晚上很好,她在我们大队部值班室这里。”周总理说:“你叫她接电话吧。”我立即到隔壁房间叫林豆豆过来接电话。

林豆豆一听是周总理亲自给她来电话,又是激动,又是吃惊,仿佛又有点不相信。她再次问我:“是总理来电话?”我回答:“是啊。”林豆豆显得很慌乱,其中有兴奋也有感动,她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在这个时候,周总理亲自给我来电话!……好!”

她快步来到我们大队部值班室,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我注意到她的眼睛里充满泪花。林豆豆在认真回答了总理的几句问话后,她强忍着哭声,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谢谢周伯伯对我的关怀,我会正确对待,请周伯伯放心,请伯伯代我向邓妈妈问好。”放下电话,林豆豆哭着走出值班室。

我站在一旁也同样心潮起伏。这一夜,周总理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天亮了还顾不上休息,仍挂念林彪的女儿的安危。

 

把北戴河的林办人员集中起来

1971913日上午8点,我接到张耀祠同志的电话,传达汪东兴指示,要我们立即将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北戴河的办公室、秘书办公室,整个96楼一律查封,等候中办秘书局和中央警卫局来人清查处理。林办工作人员集中到下边的小楼,离开96楼时只能带个人生活用品,吃饭到食堂。我们还专门为他们划定了活动范围,只到58楼止,莲花石以下和南海边都不准去,增加流动哨和哨兵监视。这时候我们的警卫职责变成了“看守”,但并不是把林办工作人员当成敌人,而是要百分之百地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出现一个自杀、逃跑或者被暗害,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把林豆豆单独保护起来。91417点多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武健华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林豆豆)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让她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

在北戴河的这些林办人员虽然对限制他们自由表示不理解,但毕竟是受过党的多年教育,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只有张宁一人例外。912日的晚上她一直在56楼睡觉,根本不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坐飞机跑了。对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到食堂吃饭表示了强烈不满。这之前张宁吃饭都是由服务员端到她房间,现在让她自己到食堂吃大锅饭,而且没有了山珍海味。对这样天上地下的变化,她明确表示抗议,说:“我不去!我为什么要到食堂吃饭?”我好言劝她:“不要不高兴,林办所有人都是上食堂吃饭。”张宁说:“我要找林立果去!”我说:“恐怕你找不到。”张宁说:“不管找到找不到,我要找!”我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你到食堂吃饭,不是我规定的,我是按上边的命令传达,你必须去!”晚上看电影,张宁可能还在生气,看了一会儿电影就走了。刘吉纯说不管她,不知好歹。

916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和中办秘书局秘书王歆等三人来到北戴河,我派车把他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保护林豆豆的安全措施。把林豆豆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

同时我们二大队派了四五个人帮助清查96楼。查封了林彪、叶群的文件物品,就连几双袜子,几块手帕都进行了登记造册。叶群的凯迪拉克轿车后备箱塞着三个大箱子,除了叶群的贵重衣物外,有两个大箱子装满了绝密文件,以及美元、港元和大量外汇,其中美元最多。叶群准备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带上飞机。

在凯迪拉克轿车的后备箱里,我们还发现三件奇怪的物品,仔细一看,是邮政局用的大号帆布口袋,还有几条结实的绳子。据叶群内勤说,是叶群让买的,说装行李用。叶群还曾钻进去帆布口袋里试过,说能装人。难道叶群是为我们警卫部队准备的?

 

林立果一枪的弹壳和弹洞找到了

1971913日上午8点。

我安排人员配合查封96楼,并集中相关人员后,我和张宏副团长、司机小宁对大红旗保险车进行了详细检查。我离开北戴河时,交代司机宁永志把大红旗保险车开回北戴河55楼的车库。大红旗保险车内有一个塑料小手提包,里面放的是一些药棉,以及化妆品,这显然是叶群的。还有刘沛丰的一个钱包,有40多元钱及几斤粮票。在大红旗保险车右前门处,我拾到一个子弹壳和一个破碎弹头,弹壳和弹头的型号一致,是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同一颗子弹。

大红旗保险车里里外外共打了四枪,我们围绕这四枪的弹着点,进行了查找。并将大红旗保险车开到枪击现场,专门进行了复原,并初步鉴定。最后将车内物品逐一登记,由我写成书面报告。汪东兴同志接到报告后,及时向周总理、毛主席作了汇报。

根据我们现场勘查的结果,前两枪的先后顺序并不确定。但由于第一枪响时李文普没有叫,第二枪响时李文普嗷嗷叫了,我判断第一枪是车内打的,第二枪是车外打的。

大红旗保险车上共有六个人,从左往右,第一排开车的林彪司机杨振刚和警卫参谋李文普,第二排是刘沛丰和林立果,第三排是叶群和林彪。也就是说坐在右座的依次是李文普、林立果和林彪。现场的四枪都发生在右边,而第一排右座的李文普又是从右前车门下的车。

我和张宏同志分析,第一枪有可能是坐在右座的林立果打的。从弹道看,这颗子弹射向车外,弹着点在车的前进方向,即右前车门玻璃摇把的上半部位。大红旗保险车的防弹玻璃非常厚,也很沉,必须靠千斤顶的摇把才能升降车门玻璃。当时我以为两枪都是车里的林立果打的。但我从大红旗保险车内只找到一个弹壳,与林立果的枪型号一致。同时我在车门内还找到了林立果打出的手枪弹丸,已经破碎了。这说明林立果只打了一枪,弹洞即弹着点也在车上。林立果的一枪既有弹壳、弹头,也有弹洞,说明林立果唯一的一枪没有击中李文普。


 

[转载]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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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三叉戟还是起飞了

这时两辆加油车和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三名机械师正在加油,飞行员潘景寅也已经登机。而载着登机梯的卡车还没有调来,副大队长于仁堂和机场地勤人员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及了,从工作人员的小铁梯往飞机上爬。林彪爬得非常吃力,司机杨振刚在下面托着他,才勉强爬进机舱。林立果拿着手枪,斥责油车司机“快开走”,他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于仁堂看到林彪等人上了飞机,他哪里敢拦?机场是海军的,我们没有权力。于仁堂直奔塔台,目的是要塔台阻止飞机起飞。在塔台楼下于仁堂遇到山海关场站的参谋长佟玉春。佟参谋长说:“我也接到了电话,周总理命令我们阻止256号飞机起飞。”于仁堂说:“他们正在登机。”话音未落,三叉戟启动的巨大轰鸣声响了起来。

佟参谋长说:“恐怕来不及了,只有采取紧急措施了。”他果断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朝天连开三枪。枪声未落,机场停机坪的灯光骤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原来这三枪是机场紧急灯光管制的信号。

佟玉春、于仁堂及同来的战士飞速跑向停机坪。而此时256号三叉戟飞机摸黑滑行起来,突然打开机前灯,照着机头对准跑道后,机前灯又骤然熄灭。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256号三叉戟飞机猛然加速,掀起一阵气浪,强行起飞了。

此时是1971913日零时32分。

我们的大卡车到达山海关机场时,停机坪上已经空了,我只听见漆黑的夜空中飞机的轰鸣声。我立即将上述情况用机场的电话急报汪东兴。

 

五个没有上飞机的机组成员

正当我们呆呆地望着黑暗的天空时,跑来慌慌张张的四男一女,被我们的战士拦住了。跑在最前面的,拎着密码文件箱的人很不礼貌地问:“你们是不是来接我们专机组的?”语气中有几分高傲,几分责备。战士们没有回答,只是上下打量他们。他们有的提着手提包,有的抱着衣服,有的边跑边系裤腰带,样子狼狈极了。

“我们也没有接到机长通知,在房间时休息,忽然听到飞机发动的声音,出来看看256号飞机是不是马上起飞呀?”拎密码箱的人语气明显软了许多,又似乎急于解释什么。

这时他们发现停机坪空空如也,顿时慌了神,七嘴八舌地说起来。“256号飞机飞往哪个机场?请赶快通知对方做好准备呀!”“夜间飞行,太危险啦!”“夜间飞行实在不能保证安全着陆!”我打断了他们的七嘴八舌:“你们根据什么这么讲?”“我是空勤报务员。”“我是领航员,还有他——副驾驶,我们都没有上飞机啊!”

原来256号三叉戟飞机丢下了五名空勤人员,两名副驾驶、一名领航员、一名空中通信员,还有一名女服务员。这就是说,256号三叉戟飞机上只有驾驶员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我将部分机组人员未登机的情况及时报告了北京。

很快张耀祠来电话指示,让我们核查256号三叉戟飞机上有几个人。我们查来查去,只核准了八个人: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飞行员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至于林彪司机杨振刚,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飞机上,李文普都负伤了,杨振刚也或许被林立果杀害了呢。从山海关机场回北戴河的路上,我们一路查看道路两边,没有找到杨振刚的尸体,最终确认杨振刚也在飞机上。这样,256号三叉戟飞机上共有九个人。

至于那五名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我命令战士们将他们带到机场一楼休息室,进行了仔细询问和检查。除了这五个飞行人员外,机场招待所还有三个随林立果从北京来山海关的军人,一男两女。男的叫程洪珍,两个女兵是刚从上海入伍的新兵。林立果让他们在机场待命。从他们带的文件箱中,我搜查出一些重要文件,还有四把崭新的手枪。我们当即把这些重要文件和手枪扣留,其它物品和所有人员交给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处理。

 

回到58楼我们彻夜未眠

从山海关机场返回北戴河的路上,我的脑袋一直是“木”的,好像凝固了一样。我们警卫的首长就这样跑了?跑到哪里去了?林彪临走说是去大连,真的是去大连吗?回到58楼大队值班室,我习惯地向上望去,96楼灯火依旧,可是一切都翻天覆地了。天将破晓,我们仍毫无睡意,我和张宏同志聊着,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我问:“副团长,你对今晚的事怎么看?”张宏叹口气,说:“我心里压力大呀!一直在想怎么就让他们把首长‘骗’走了呢?”我说:“副团长,我觉得有些不对头。林彪从来没有在夜晚活动过。叶群、林立果叫他上车他就上车?还有,我在他身边工作五年啊,我站在路中间拦车就不停车?车里车外都打了枪,还不停车?到了机场,自己就往小梯子上爬?他要坚决不上飞机,谁又奈何得了他?谁又敢强迫他?他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呀,就那么轻易被‘骗’了?他为什么不质问叶群、林立果,反而一声不吭跟着跑?”

我的话有些收不住闸,张宏打断了我:“老姜啊,这些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呀!可咱两个心里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往坏处想啊!”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也十分清楚,林彪给人的感觉是个甩手掌柜,他什么都不管,他的衣食住行都由叶群说了算。而叶群则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出头露面,指手画脚,要这样,不要那样,首长如何如何。这么一想,我的心中矛盾极了。


 

关于林立果与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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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谈谈林立果


林彪一家合影,从右至左分别为林立果、林彪、叶群、林立衡。

林彪一家合影,从右至左分别为林立果、林彪、叶群、林立衡。

林立果(1945-1971)林彪儿子,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我曾问过林立果的同学和林办秘书,在他们眼中,林立果是个老实、腼腆、话不多的男孩子。至于林立果怎么成了杀手,似乎不可思议。

关于林立果的名字,恐怕林彪至死也没有考虑过有什么问题吧?不知道毛大人听到林立果这个名字会怎么想?这位毛大人一向喜欢给别人改名字,可从来没听说他议论过“林立果”这个名字。当初林彪为儿子起名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不过从林彪、叶群的名字看,有“林”有“叶”,当然要结“果”啦。可是不看字面,光听音,林立果不是“另立国”嘛。林彪智者千虑,真有一失啊,怎么为儿子起这么个名字?且不管林立果是不是想“另立国”,叫来叫去,不是让毛大人浮想联翩,想到宇宙之外去了吗?

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冬天出生在东北哈尔滨,是林彪唯一的儿子。据说他一岁多时,某护士想把他扔进沸腾的大锅里,当时现场只有比林立果大一岁的林豆豆。林豆豆死死拉住,哭喊中大人赶来。那一阵,叶群逢人就表扬林豆豆,救了老虎一命。

东北解放后,叶群带着两个孩子,随林彪到了北平,又辗转到了武汉。后来林彪因病到北京,再后来林彪由叶群陪着到苏联看病。等粟裕到苏联看病时,把林豆豆和林立果也带了去。林彪回国后,一直休养,上海、广州,林豆豆、林立果也一直跟着,到了哪里,就在哪里的小学上学,上中学才稳定在北京。

1958年,林立果就读北京市第四中学。

1961年,林立果初中毕业,接着在北京市第四中学读高中。

因为林彪不喜欢结交朋友,林立果受其影响,也不喜欢串门,放学回到家中,常常陪林彪散步。但很少主动说话,林彪问一句,他答一句,说的也全是学校里的事情。有一次,林立果在仓库里玩火柴,叫警卫参谋李文普训了一顿,要关他禁闭。林立果哭着向林彪告状。林彪认为李文普是对的,以后不能玩火。叶群对林立果的管教也非常严格。

北京四中教过林立果的几位老师眼中,林立果聪明、单纯、内向,遵守纪律,衣着朴素,像个女孩子,说话轻声细语,拘谨腼腆。因为体质较差,冬天经常发烧缺课,所以成绩一般。

林立果在中学期间,没有当过班干部,也没有违反过纪律。

1964年,林立果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66年夏,林彪带着全家在大连,他不想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请了病假。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一星期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遇到党内的强大阻力。为了等林彪这个“救兵”,毛泽东干脆宣布休会,什么时候林彪来,什么时候接着开会。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请林彪,林彪这才不得不回到北京。临走林彪嘱咐林立果,在大连好好复习功课,学习非常重要。林彪哪里想到,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大,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林立果回到北京,无书可读。江青老抓林立果的“差”,叫他到钓鱼台,修改林彪的讲话录音等。林彪、叶群既不想让林立果当红卫兵串连,又不想让江青纠缠他,决定为林立果找个“避风港”。

1967年3月,在全军没有招兵的情况下,林立果穿上了军装,成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年初,为躲江青,叶群提出让林立果到北京军区空军当个参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说:林豆豆在《空军报》社,林立果安排在北京军区空军,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还不如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再说离你也近一些。吴法宪这一番体贴入微的话,说得叶群心花怒放。叶群说那好,老虎放在空军司令部,干什么好呢?吴法宪说:他当个参谋也可以,当个秘书也可以。叶群说:那就让老虎当个秘书吧。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1980年11月23日,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吴法宪:林立果还不是党员,为什么把他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吴法宪说:这个错了,这是为了跟随林彪,向林彪表忠心……

其实,林立果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固然有吴法宪的讨好,但也并不出格。因为空军党委办公室是二合一,既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也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这是从刘亚楼时代开始延续下来的。林立果不是党员,到司令部办公室也无可厚非。当然,如果林立果没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背景,不要说新兵,就是十年军龄的干部,也未必进入空军的核心部门。

吴法宪后悔死了,他安排时任处长的周宇驰帮助林立果,以后又加了一个副处长刘沛丰,要是林立果的老师换个人就好了。拿吴法宪的话讲,很快周宇驰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刚开始一段时间,林立果表现还不错。半年以后,叶群提出,老虎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吴法宪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吴法宪还专门交代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不久,周宇驰向吴法宪汇报,可以了。吴法宪、周宇驰介绍林立果入党。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1969年10月,叶群对我说,现在中苏边界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101(林彪)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技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101(林彪)的意见,立果除了负责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林彪)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1969年10月17日,空军[69]政干任字第94号命令: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很明显,这番话是叶群的意思,她打不打林彪的名义,吴法宪都不得不考虑。他想毛远新已经是辽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编辑)。如此一比,叶群也不过分,吴法宪在空军党委会上提出,考虑给林立果一个比毛远新、李讷低一些的职务。空军党委经过研究一致同意。1980年11月23日,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问吴法宪:林立果的这个任命,你向林彪汇报过没有?向叶群汇报过没有?吴法宪说汇报过。问是两问,法庭应该分开问,可是法庭只问了一次。吴法宪是向林彪汇报过,还是向叶群汇报过?完全是一团浆糊。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关于林立果任命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1989年4月,我见到林豆豆。她对我说,她父亲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她父亲一手操纵的。经林豆豆这么一说,我这才想起林彪确实从来没有对我直接提到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者表示出他知道此事。

1969年10月18日,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到吴法宪办公室,表示感谢。吴法宪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指控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后来解释,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林立果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得到林彪的指示,也就顺口说了“两个一切”。吴法宪万万没想到,周宇驰在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擅自公布了“两个一切”。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林立果为首的调研小组,专门下部队搞调查研究。林立果到广州不久,搞了一个空9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吴法宪认为不错,以空军名义上报总参,毛泽东、林彪批示下发。林立果在周宇驰、刘沛丰辅佐下,还搞了一个调查报告,提出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离起降飞机。这个调查报告也以空军党委名义上报,经毛泽东、林彪批示,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专门进行了讨论,并指定周宇驰到会说明。

1970年7月6日,周宇驰借机在空军常委办公会上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他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事后听说,觉得不妥,却又怕得罪林彪,不敢收回。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部长会议上作讲用报告。这个材料是周宇驰、刘沛丰搞的,大致分三部分,第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二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三是中国要强盛。里面用了很多林彪、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稿中的内容。吴法宪吹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听过的人说口气大,要是林彪说差不多。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印发了各种版本,多达几百万册。林立果本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很欣赏,临死还随身带着一本。

1970年8月,林立果化名宋秘书,也上了庐山,亲历叶群“翻车”。

周恩来在庐山上对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这样吹嘘不行。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吴法宪下了庐山,就布置全部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收缴了2000多本,陈绥圻用自家的锅炉烧,把锅炉都烧红了。

空军司令部上报林立果任副参谋长的请示,也被吴法宪压下来了。

1970年10月,叶群对吴法宪说:林立果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想到广州军区空军部队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吴法宪问:为什么非要去广州?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到苏州。

2月21日,林立果到杭州。

3月18日,林立果和于新野到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

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主持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提出培养基层干部,在空4军成立教导队。

但这个“武装起义”只是“纪要”,并不是“计划”。

3月31日,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谈团结问题,他只讲了几句就离开了。江、王、陈谈到后半夜,又叫来周建平,继续谈团结问题。谈完南空一些具体问题之后,林立果才从外面回来。他说了几句要搞好团结的话,大家就去吃早点了。所以那个被专案组制造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其实就是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在解决团结问题。

林立果和周宇驰曾当面向吴法宪提出要学开直升机,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下去时能少说外行话。吴法宪坚决不同意,说你不是飞行员,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飞行。吴法宪打电话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后来周宇驰背着吴法宪,学会了开云雀直升机(有人说林立果也学会了)。

7月15日至19日,林立果策划的空9师飞行安全交流现场会召开。

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在广东深圳、尖沙嘴活动,并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

8月1日零时到2时,林立果、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工字房,召集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开会,总结一年的“调查研究”经验。周宇驰吹捧林立果是“党和国家最好的接班人”。

8月2日,周宇驰驾直升机,和林立果到天津高炮2师。

9月4日18时多,林立果、刘沛丰乘专机到北戴河,与林彪谈话。

9月5日上午,林彪与林立果谈话。零时,林立果从于新野那里得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

9月6日,周宇驰开直升机,和林立果到北戴河。下午,叶群接完黄永胜的电话,也得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很紧张,马上找林立果、周宇驰密谈。16时多,叶群要李文普给胡萍打电话,要胡萍在山海关准备一架大飞机,首长有急事好用。20时30分,叶群给胡敏打电话,要她动员张宁、张清林来北戴河。叶群还专门给林豆豆打电话,说林彪快死了,要林豆豆、张清林当晚来北戴河。因飞机没有准备,21时多,叶群告诉李文普,要胡萍明天上午安排飞机送林豆豆等人来北戴河。

9月7日11时40分,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坐飞机从北京到北戴河。12时,林立果找林豆豆谈话,说中央要开三中全会,要整主任(叶群),要把主任搞下台,主任怕坐牢,要跑到苏联去,准备今天早上跑。就为等你们,所以没走,你去不去,下午表态。14时左右,林立果再次对林豆豆说:江腾蛟已派人去上海、杭州一带暗杀毛,如害不成,就往苏联跑。还说机组已经准备,还有敢死队。林豆豆的意思是父亲呆在北戴河最安全,实在不行就像朱老总一样,当寓公,写回忆录。本来林立果想坐送林豆豆他们的飞机回北京,在林豆豆劝说下,林立果这一天没有走,表情有些犹豫。

9月8日15时30分,林立果对林豆豆说:黄吴李邱准备在开政治局会议时枪杀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扣起来,搞政变。21时40分,林立果和刘沛丰、陈伦和坐飞机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林立果给周宇驰和胡萍看“林彪手令”。然后林立果回到毛家湾,很快走了。

9月9日凌晨,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将军楼”召集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开会,传阅“林彪手令”。

9月10日晚上,林立果找程洪珍、王永奎研究技术措施。林立果和周宇驰与关光烈谈调火焰喷射器,关光烈说不可能,调动部队要军委批准。

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找江腾蛟、王飞、关光烈谈攻打钓鱼台的方案,并去钓鱼台外看了地形,最后说不行,留给黄永胜去搞。会后,林立果让王飞当他们与黄永胜的联络人。20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找江腾蛟、鲁珉谈用轰炸机炸毛泽东专列,被鲁珉拒绝。半夜,林立果接到王维国电话,说毛主席专列中午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痛哭流涕,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研究,接着召集王飞、江腾蛟开会,布置第二天早上到广州。20时15分,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坐256三叉戟到山海关机场。本来决定第二天早上走,林立果和刘沛丰回北戴河,机组留在山海关机场,吃完饭休息了。22时左右,林豆豆报告8341部队2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走。经张耀祠、汪东兴,周恩来得到报告,打电话查问叶群,山海关是否有大飞机?林立果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要飞行员潘景寅给256三叉戟加油。23时50分左右,叶群、林立果到林彪客厅,谈了几句话。叶群、林立果出来找李文普调车。林彪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就从屋里走出来,上了车。大红旗飞驶过8341部队2大队部时,大队长姜作寿拦车,叶群没让停。驶过大队部200米时,李文普要求停车,他下车后打自己一枪,林立果也打了一枪(林立果打的弹洞找到了,在汽车门的摇把上)。

零时2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到达山海关机场,直接开到256三叉戟前。零时32分,五位机组成员还没有上飞机,飞机就匆忙起飞。

9月13日2时30分,256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

从现有的资料看,九一三事件的“导演”是林立果,“副导演”是叶群,林彪只是一个“提线木偶”。林立果经常打出林彪旗号,例如想在毛家湾安电话,例如他想向国防科委要美元,都是说他在林办有职务,谁敢查?九一三事件的一切,都像儿戏。1981年审判黄吴李邱,已经证实他们并不知道“两谋”,而且已经证实,林立果试图组织空军司令部一些人绑架黄吴李邱。那么,对于林彪,他是不是也可能“绑架”呢?


 

文革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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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果在空军高级干部会上的讲用报告(全文)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昵称老虎,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文革”期间作过一个《讲用报告》。这个报告轰动一时,当时被空军喻为“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第四个里程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鲜见其全文,故在此存录,以备研究思考。

[一九七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刚才xxx讲我学得好,实际上,我做得很差,距离大家所期望的、所要求的、所讲的,还差得很远,没有那么好。我今天是向首长们、向大家汇报自己的一点学习情况,“抛砖引玉”,不是什么报告。我来到空军(部队)以后,空军首长和大家,在工作上、学习上,各方面关心我、帮助我,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条件。我和空军有深厚的感情、和大家有深厚的感情 。组织上和同志们要我讲一讲学习的情况,我本来不想讲,因为自己学得不好,再三推辞。但大家很诚恳,再三要求,只好讲一讲。很多问题没有把握,很不牢靠,可能有错误。因为都是自己人,所以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对我也是一次锻炼。今天主要汇报一下学习毛主席思想和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体会。伟大领袖

毛主席教导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搞调查研究。这不仅是工作方法,也是一个学习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深入群众,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思想就是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集中上来加以提高的。所以我们到群众中、到实践中调查研究,就可以更好地学到主席思想,更好地领会主席思想,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通过调查研究,就可以防止“三脱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做到“三结合”:结合群众、结合实际、结合劳动。我搞调查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部分是现实的,就是部队、工厂、学校、农村还有些科研单位;一部分是历史,翻一些历史资料,研究一些历史上的专题,象日俄战争、第二次大战、苏军进军东北等;还有一个就是专题研究一些外国资料,例如阿以战争印尼政变、苏修侵捷等等国际上的大事;以及同国外回来的同志作调查,与XX作战和见习回来的同志座谈。工作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总之,是已毛主席思想为指针,调查古今中外的一些问题,重点是现实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思想,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科学化,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的最近一个时期着重调查研究了这样几个问题:

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中国一定要强盛;

学习毛泽东思想;

关于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

最后汇报一下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些方法和体会。

下面我逐个汇报。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出,多提宝贵意见,象老师批改小学生的卷子一样,该打X的地方就打X,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关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最近我跑了一些单位,发现有些人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军事、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搞得不太清楚,在实际工作中处理不好。例如:工厂有人说“政治是软指标,生产是硬指标。”也有人讲“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单纯抓政治,丢掉生产,在部队中也有这种情况。有的讲“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也有人说“政治看不见,军事来体现。”政治和军事、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管那个行业、那个部门,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道理。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各行各业,主席思想的原理都是通用的、共同的,这就叫做“隔行不隔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不敢抓军事,不敢抓业务,形“左”实右。关于这个问题,林副主席在张家口有一次讲话,从那时以后,这个问题在部队有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对扭转这个形势用很大。这点我们在下头调查的时候,部队的同志都有这个反映。他们说,这个问题不抓的话,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就落实不了。但是,现在有的地方也有另一种倾向,有的又倒转过来了,又把突出政治忽略了、减轻了。也有少数单位战略训练抓得还不够。这两种情况都有。总之发展是不平衡。我们跑了地方的一些工厂,这个问题更普遍一点。看来,怎么正确认识和对待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政治和业务,政治和各行各业的关系的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今天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题目,实际上也包括了政治和其它业务的关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有以下一些看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文化大革命,主席思想深入人心,精神力量正在转化为物质力量,全国各地经济技术方面的大跃进高潮正在酝酿、正在形成、正在兴起,这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整个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是大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下面主要是这两方面来讲讲我对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需要建立在现代经济技术的基础上,所以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列宁曾经说过:“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一九一八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国际帝国主义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际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当时徳国生产比较发达,有了经济的条件,但它没有政治条件。俄国经过了十月革命,有了政治条件,有了无产阶级政权,但它的经济比起德国来还落后很多,没有经济条件。列宁还讲,如果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个国家就好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少了。所以说社会主义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政治条件,一个是经济条件,缺一不可。而政治条件是最主要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搞政治,但是经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要比资本主义先进,比它优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经济上、在技术上,也应当比资本主义先进,比它优越,这一点我们将来也能做到。所以,我们对待经济问题,要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度、要从政治的高度、要从支援世界革命的高度来看待。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革命,单纯就经济谈经济,那就会变成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最后政治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了。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有这么几种作法、这么几种倾向。一种是只要经济不要政治;另一种是空谈政治不要经济,这是极“左”的,形左实右的。实际上他不要经济,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政治。比如有的单位不生产,尽空谈,实际上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这种极“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光要经济不要政治不对;空谈政治不要经济也不对。还有一种就是要政治又要经济,不分主次,平起平坐,轮流突出的,这是折衷主义,实质上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

用主席思想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做法呢?我们是既要政治又要经济,以政治为主,以政治统帅经济,用抓革命来促生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和经济统一、政治和技术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主席又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又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要根据主席的这些教导来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政治,从根本上讲就是搞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搞经济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解决生产资料和生产出来的东西归谁所有的问题,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所以,要想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单纯发展生产,不搞政治,解决不了生产关系问题。只有解决了政治,只要取得了政权,才能解决生产关系,才能夺取生产资料,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的所有制。在旧社会里,我们工人阶级是生产阶级,又是无产阶级,生产者所以无产就是因为它无权。无产阶级如果取得了政权成为有权阶级,就有了一切,就成为国家的主人。如果无产阶级不抓政治,不把政治夺到手,那就永远无产,永远不能翻身,是奴隶,是被掠夺者。即使有了政权,如果只抓生产不抓政权,那也会把政权丢掉,还要吃二遍苦,无产阶级还要变成被掠夺者。为什么呢?因为你光抓经济,不抓政权,人家抓到政权,你生产的东西再多也是人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所以说,政权是总权,是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权。任何一个掌权的阶级都把政权和巩固政权当作头等大事,都经历过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不能只抓经济,如果只搞经济不搞政治,那就变成工联主义,政治没有拿到手,所有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像叫化子一样只能向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乞讨。所以光提经济要求,不提政治要求,经济上的要求也得不到保证。相反,我们把政权拿到手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从资产阶级,从剥削阶级手里夺回来。所以我们取得政权以后,也不能只搞经济建设,不抓政治,否则,我们就要陷入经济主义。总而言之,无论是取得政权以前,还是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都不能只搞经济不搞政治的单纯搞经济,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这一点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这样的,取得政权以后也是这样的,否则无产阶级取得的东西还会丧失,苏修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建设成果再多,由于政权丢了,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又下降了,又变成被剥削者了。所以政治对经济来比,是占首位的,是主要的,是根本。正如前面讲的那段话我们不能用单纯的经济眼光搞经济,光看多少利润,多少钱,苏修不是光搞利润吗?刘少奇也搞利润挂帅的,我们无产阶级不能听这一套,要钱不要政权,要钱不要革命,要钱不要政权,就等于要钱不要命,政权要是丢了的话,不知多少人要人头落地,所有的经济成果也就白搭。

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经济路线要靠政权来贯彻,没有政权,再好的经济路线也得不到保证,得不到贯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主从关系,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不是有无关系,不能把主次关系理解为有无关系。有些极“左”的人,经济生产一点也不抓,这种倾向也不对,不能只要政治,不要经济,更不能只要经济不要政治,两者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正如第一和第二、上和下、高和低、东和西、南和北等等,这些都是两方面相比较而存在,少了那两方面都是相比较而不在的,否定了一方面也等于否定了另一方面。没有低也没有高,比如我们这七楼会议室够高了吧,但是我们这个高是和底下那个低比较起来标高,可是和上面的天花板比还低哩。第一和第二也是比较来的,没有第一,也没有第二,也等于否定了第一。两个人赛跑,我们可以说我是第一,如果就一个人跑,那个第一是不存在的。

政治和经济,是主和次的关系,否定了主,也等于否定了次;否定了次,也就否定了主。我们如果否定了政治,不搞政治,那么我们一个经济成果搞不出来,就是搞出来也会丢光了。这些年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仅首先集中精力抓了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解决政权问题,同时也很注意经济领域里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政治和经济缺一不可,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互相发生作用的,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但是政治是首要的,是核心的。为了发展经济,必须首先进行政治上的革命,象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首先有政治上的大的发展,才推动了经济上的发展。当然,在革命过程中,生产可能暂时的局部受到一些损失,要付代价,要交点学费,但是归根结底,只有革命才能决定经济的方向,只有革命才能为经济发展扫清道路,提供新的强大的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历史上几次政治大革命以后就出现过几次产业上大革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是紧密相联的,它推动了资产阶级产业革命。我们国家的几次政治大革命,也推动了生产力大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我们调查研究过程中,走了一些工厂和农村,看到全国各地开始掀起了经济技术大发展的高潮,这是我们政治思想革命的必然结果。例如,XX飞机发动机厂有个生产班组,文化大革命前百分之八十的活都是靠手工,老是完不成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活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有的提高工效五十倍,有的三天完成了全年计划,工人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十五万伏电子束焊机,现在已经正式投入生产。这种尖端设备,只有美帝才有,苏修也只有十万伏的。国内有两个研究所,过去花了三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投入生产。又如,XX第一机床厂,原来设计能力年产机床二千四百台,经过文化大革命,大破修正主义的路线,干部、职工一起劳动,大搞技术革新,结果去年提前完成了七千七百五十台,此设计能力比原来翻了二翻多。XX造船厂,是个百年老厂,文化大革命前多少年总共才造了两艘万吨轮,文化大革命还不到一年,就造了两艘万吨轮,而且这个速度越来越快,现在造“岳阳号”万吨轮的时候,只用了一九六零年造“东风号”的四分之一的劳动力。现在七天干的活,就相当于过去一个月的工作量。在生产发展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鞍钢宪法”、农业“八字宪法”,主要是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强调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走捷径,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条就是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生产第一”、“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一长制”、“爬行主义”,搞少慢差费,搞资本主义复辟。两条路线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XX飞机制造厂,过去弯制导管,用苏修的落后工艺,要经过五道工序,工人们称之为“金木水火土”法,劳动强度很大,生产效率低。后来工厂又用了三千多元的外汇,向美国买了一台弯管机,好看不好用,只能弯制一种管子。

文化大革命以后,工人批判了“洋奴哲学”,批判了“洋货万能论”,自己制造了土设备,不仅可以弯各种规格的管子,而且提高工效三至五倍。XX化工厂,过去他们生产烧碱,剩余的大量氢气都浪费了,白白放掉了。去年年底,他们经过三十七天苦战,结果试产了一炉二十多公斤的晶硅,今年预计可以年产十二吨多,只用了投资九十万元。相反,XX单晶硅厂是花了很多钱从日本把设备买来,一年多建成了,投资三千多万元,年产只有四吨多。这是两条路线很明显的对比,按照主席路线三十七天就搞成了,而买洋设备,按刘少奇那一套的话,贪大求洋,用了三千多万元,而且产量很低。所以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给我们的建设带来的损失很大。还可以举出很多靠主席路线发展生产的例子,例如:浙江有一个公社的生产队长,为了改变北煤南调的状况,他带领二十几个社员办起了“五·七”煤井,他们挖煤没有灯,生产队的一个老太太卖了八个鸡蛋,买了煤油灯;挖煤没有水鞋,他们就光着脚挖,把挖出来的第一吨煤换来的20多块钱,买了几十斤废旧的雨鞋,把它补起来用,到今年二月,这个煤矿已经生产出二百多吨煤,虽然数量不大,但从生产队来讲,能搞到这个水平就很不简单了,说明主席思想武装了群众,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可以发挥出不可想象的威力。衡量社会主义企业(也包括农业),我们体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要以政治标准为主,但是经济标准也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主席这个话有普遍意义,不仅对文艺领域适用,对其它业务部门也都适用。政治标准,就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企业,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办企业,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办企业,这是政治标准。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人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切思想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切企业也都是社会主义的。例如,有个军工厂,按理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里的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狂,厂里人参加的反动组织有十三个,发生反动标语的五十八起,破坏生产、呼喊反动口号的多起;还有偷听敌台广播达十年之久的;有个坏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里打着“造反”的旗号,毒打工人、解放军、革命干部;还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蚀工人;有的把成吨的铜都偷跑了;有的甚至贩卖小孩!有的盗窃集团贪污公款一万七千多元。象这样的企业能叫社会主义吗?它虽然挂着社会主义招牌,但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的。又如,一个石油厂,阶级敌人与地方投机集团内外勾结,大量套购盗窃国家的石油产品。该厂1969年多进了十三万吨原油,但是生产出来的汽油、煤油、柴油等却比1966年少了二十三万吨,仅此一项国家就损失了一亿多元。该厂附近的一个生产大队的采购员,为了打进这个厂,花了两千多元行贿,买通各个关口,窃走了成品油三百多吨,价值六百多万元。这些例子证明了主席所讲的,过去有些地方的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事实证明,制度的形式不能决定一切,只有政治,只有主席思想,才能决定一切。从形式上看,虽然是社会主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如果不用主席思想来办,不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办,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办,实际上还等于是资本主义企业。我们通过调查认识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苏修老讲,你们说我们变修了,我们所有制没有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我们工厂都是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怎么会是资本主义的呢?其实苏修所讲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一块招牌、一个外壳,实质上已经变为资本主义。

这种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企业,实际上不但剥削工人,而且还剥削国家。例如,XX有个金属结构厂,就是借着军工生产大发“战备财”,该厂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总共生产了三十套军桥,全部不合格,而他们在军工生产的旗号下,一年来却安装了二十多台新设备,动用军工生产资金二百多万元,钢材七百多吨,木材二千一百立方米,水泥二千五百吨,修了办公室、宿舍、厂房等十多项建筑,并且还虚报冒领二千三百人的副食品。这虽然是个别的情况,但说明他们实际上是借军事生产吃军队的军费,剥削军队,剥削国家。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不用主席思想办企业,没有无产阶级政治,企业是办不好的,在企业管理上,就会浪费自己的心痛,浪费国家的、浪费社会主义的、浪费人民的再多也不心痛,也不眨眼。所以主席思想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靠毛主席思想,我们不能象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样,修正主义靠物质刺激,资本主义靠所谓“饥饿的锁链”,不干就解雇你,就没钱吃饭,饿肚子。我们不能靠那一套,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靠主席思想,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也是一样,如果不用主席思想武装,也会有这种情况,为自己干就有积极性,为国家干就没有积极性。种自留地他的积极性就大一些,给集体干他的积极性就小一些,如果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他们就会爱护国家爱护集体,就会大量涌现好人好事。所以,无论什么都是靠主席思想,要想发展经济,就要靠主席思想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发展。否则,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反正都是大家的,抱着“吃大锅饭”的思想,这样就不会有责任心、积极性,就会一心搞个人的事了,就会坏人坏事成堆。据说XX有个工厂生产航空火箭的弹壳,其中有一道工序,很简单,就是电镀一下,可是文化大革命前自己不搞这道工序,而是把弹壳从XX运到沈阳去搞,弹壳电镀好了以后,再运回XX,来回包装、运输,费时间、费钱,又费劳动力,同时也不符合战备要求,光运费用来修电镀车间也用不完。但这样的事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管,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主席思想,浪费多少他不心疼,他没有这个责任心,反正干不干他每月照样拿钱。所以没有政治也就没有经济了。当然这个话全面的说是没有无产阶级政治,就没有无产阶级经济。所以说,不用毛主席思想统帅,不用突出政治的办法,不用发展政治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企业也会变质,因为掌握企业的人的思想不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掌握企业的人的思想变了,他们就会利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权,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他私人的所有制,或者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生产关系的问经济基础的问题,首先要靠政治来解决,靠革命来解决,解决了政治才能解决它们。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武装了群众,调动了群众,使亿万群众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这种对于群众思想大解放,也就是对于生产力的大解放,因为群众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最革命的因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生产力里主要是人,人又主要靠主席思想。所以讲四个第一,强调人的因素。在战斗力上是四个第一,在生产力上也是四个第一,也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群众在主席思想的发动下,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了,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就可以创造出资本主义企业所不可能有的奇迹,创造出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所不可能有的奇迹。上次看雷达兵团的小雷达时,听说那个雷达原来是想给一个大厂搞,而大厂不敢承担。后来交给咱空军的一个修理厂,不论技术力量还是其它条件,都比大厂差的多了,但他们依靠主席思想,从战备需要出发,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找了几个小厂协作,结果造出来了。过去的雷达天线很大,要用大汽车拉,现在七、八个战士扛起来就能走,而且这种小雷达探测距离比原来的大雷达还远。又如情报部XX通信卫星接收站,开始有人认为搞不出来,由于用主席思想发动群众,在很差的条件下,很快就搞成了。地方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现在有一定普遍性的就是小厂办大事,尤其是小厂大办电子业。

上海有一个原来生产手电筒电珠的街道工厂,现在造出了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信号发生器。一个生产无线电木壳的小厂,生产出了晶体管。天津汉沽区一个做铁壶、铁桶的小厂,也生产出了晶体管的成套设备。黑龙江肇东县有个孵小鸡作坊,生产出了一千瓦的广播机和超小型电台。还有个例子,我们看电子工业展览时听来的,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法国进口了大功率的发射机,向全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但是,有一个关键零件——高压硅整流管烧坏了,使广播中断。法帝国主义卖机器,不卖零件,故意卡我们。后来被陶然亭高压电器厂知道了,这是个小厂,设备很简陋,任务也很繁重,但是他们用主席思想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他们认识到这是为了使全世界都能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就毅然决然地承担了这项任务,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连夜突击了高压硅整流管,质量超过了法国。所以,用主席思想来抓生产。来推动生产,用突出政治来发展生产,生产力就会威力无穷。群众说:“过去干部只抓生产,生产没人管;现在干部抓政治,生产人人管。”意思是过去干部只抓生产,不抓政治,不依靠广大群众,不用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结果是“干部抓生产,生产没人管。”现在呢?干部首先抓主席思想,抓突出政治,用政治来统帅生产,用主席思想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知道了生产的意义,人人都为革命而生产,为中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而生产,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同帝、修、反抢时间,结果是“干部抓政治,生产人人管”了。我们突出政治,靠政治来推动生产,实际上就是突出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作用,就是用主席思想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干部一个人抓生产,你能抓得了多少?主要靠群众抓。各行各业都一样的,群众有天然的理性。用主席思想把群众动员起来,群众就有无限的创造性,就有最丰富的智慧,最强大的力量。靠群众管理生产,群众办法就多了,点子就多了。所以,突出政治和群众路线是一致的。

我们在北京看了一个厂子,是一个造电话机、造电子计算器的厂子,是空军的同志在那里军管,过去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群众实行管、卡、压。有个车间生产一种螺丝,按过去的规程,其中有一道工序,叫“打毛刺”,机器一下子生产出来的螺丝很多,生产几小时那机器就得停,很多人用手工的办法去“打毛刺”,因此该厂很大一部分劳动力都集中到“打毛刺”上,有时一去就是一、二百人,通过文化大革命,主席思想解放群众思想,工厂各部门之间打破了神秘化,打破了管、卡、压,需不需要“打毛刺”的问题,工人们自己起来作了个调查,发现了不打毛刺的螺丝比打了毛刺的螺丝还好用。干过机械师的同志都知道,螺丝就怕打滑,你把它磨得越光,它不是越打滑吗?这个“打毛刺”完全是无效劳动,有的还是“反效劳动”,有的是在数学上等于“负”号,做得越多,质量越低,搞的工序越多,质量越低,当然这是极个别的例子。群众掌握了主席思想,真是不得了,例如XX420厂有个生产发动机挂圈的车间,过去是车床加工,既浪费材料,生产效力又慢,现在改用冲床加工,二小时完成了一年的任务。该厂有个标准车间,他们放手发动群众,以无切屑为目标对车间工艺全面技术改造,采取冷、热、冲压、精铸、精锻等方法代替机械加工提高工效十倍、百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天津105厂,自行设计热固性全自动化塑料注射成型车床,塑料压制全部自动化,八十秒可以压成八个电门的壳子,提高工效几十倍。没有改革前,是在四十五吨的压型机上压,人工操作十分钟压一个,现在提高到十秒钟压一个。用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这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主席思想发动群众,三机部三十七个厂子,一年多来实现了技术革新一万六千多项。目前在生产战线上出现的大协作,是一个新事物,是用主席思想发动群众搞生产的好形式,从根本上来讲是发挥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大会战、大协作,不仅可以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可以充分调动设备的利用率互通有无,互相取长补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企业也好,工厂也好,研究院也好,一搞大会战都可以调动,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集中力量形成一个一个拳头,各个击破。这一次突破这个问题,下一次突破那个问题,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口一口吃掉,这实际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军事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运用到三大革命斗争中来。

主席思想是普遍规律,是用之四海而皆准的,对各行各业都适用,运用于军事可行,运用于生产也行。为什么说大会战是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呢?和资本主义比一比,和修正主义比一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各个企业是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可以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可以合在一起搞大会战,突破我们生产发展中的某一个关键,或者一个技术难关。例如XX814卫星接收站,美帝搞起来要花好几年,我们搞大会战集中了全国的力量,两个月就突击出来了,填补了我们的空白。许多技术疑点,大家一集中力量很快就突破了。可是在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搞真正的大会战,因为他们互相竞争,互相勾心斗角,都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使别的企业垮掉,一家搞一套研究机构,有什么新技术,彼此之间互相保密,互相封锁,互相垄断。因此他们不会搞什么会战。即使说能“会战”,那也是互相狗咬狗,互相倾轧,互相破坏,互相捣乱。各企业、各公司、各垄断组织之间互相打内战,他们的“会战”实际上是内战。修正主义也是这样搞利润挂帅,利润挂了帅,你怎么能调得动他?他的第一指标是利润,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我们无产阶级事业。他是怎样赚怎样干,认为参加会战赚不了钱,他就不干了。所以,只有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才能搞大会战,而这种大会战又正是发挥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新的形式。当前,要准备打仗,我们首要的是要作好精神准备,同时也作好物资准备。物资准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牵扯到经济问题。下面我汇报一下自己对军事经济关系方面的一点学习心得。军事工作和经济工作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但是这两者都是从属于政治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谈这个问题,不是突出军事,也不是突出经济,是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谈战备和生产的关系,军事和经济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又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更没有国家的富强。”毛主席还说:“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使经济建设有更大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就能够得到更大进步。”又说:“你真想要原子弹吗?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一般的生产为基础的,所以也就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不仅整个战争,而且连“军队的作战方法”也依赖于经济条件。列宁也说:“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就要进行现代的战争,反对先进的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军队司令部的工作首先抓两条,头一条是革命化,第二条是机械化,要以革命化带机械化。越是现代战争,越是技术军种,对现代经济的关系越密切。例如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生产了十五万架飞机,十一万辆坦克,九十万门炮;美国生产了二十九万架飞机,八万辆坦克,三十六万门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队装备发动机的数量,平均每个士兵约为三分之一匹马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军队的给养费约占军费总数的80%以上,军械费不超过15%,现在恰恰相反,主要是军械费,给养费只是小部分。我们空军要大发展,在飞机数量、质量上要赶超苏修、美帝,三机部、六院、民航,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共同的目的贡献力量。总起来讲,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军事为政治服务,归根到底也是为经济服务的。比如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军事对经济是有一定的依赖关系的。但是,军事不仅依赖经济,它还推动经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说经济对军事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反过来军事对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冶炼、机械、电子、原子、火箭等等,都是在军事斗争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许多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都是首先应用于军事斗争。两次世界大战也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所以,为了战胜美帝、苏修,我们也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我们也要搞技术革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不仅实现了政治和思想的大跃进,也一定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和科学上的大跃进。

我汇报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一定要强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现在世界上美、英、法、苏这些所谓大国,它们都在没落下去,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只有我们中国是最有前途的,我们的国家正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的国家正在强盛,今后还要更强盛。我们国家一定要强盛是有基础的,因为我们具备了强盛的内外条件。前面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和经济,与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政治和经济都是要大发展的,这种大发展也必然会带来我们整个国家的大发展、国家的强盛。我们国家的强盛的首要条件,就是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既是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又能转化为最强大的物质力量。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事业、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条件,是起最根本作用的条件。再一条就是毛主席思想统帅的伟大的七亿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再用现代的机器和现代武器装备起来,增强我们的生产力和战斗力,那就必将无敌于天下。再一条,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再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更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政权更巩固了,我们党更强了,我们军队更强了,经济基础更强了,上层建筑也更强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更加强盛的新的动力。上面所说的是内部条件。除了内因之外,还有外因,就是世界人心所向。

世界革命需要我们强盛,世界革命支援中国强盛,世界人民各处闹革命,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援,这是外因。内因、外因,主要是内因。这些基本条件决定了我们必然强盛。还有哪些基本条件?大家还可以考虑。下面我想讲一点历史事实。我们从调查研究历史事实中,看到的一个奇怪的,好象很巧合的现象,没有把握。这个现象,就是从总得规律来讲,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或者按哲学上的话讲,波浪式前进;或者讲是否定之否定,但每一次否定,它总是要前进一步,而不是回到原来的地方。象人类社会,最初是公有制社会,后来就变为私有制了,将来又变成为高级的公有制社会。这是一个循环,但是这个循环不是停止在原地的循环,它是逐步上升的,就像我们上楼梯一样,一圈一圈往上转,转一圈就上一级。还有人类最初是无阶级社会,后来变成有阶级社会,将来变成高级的无阶级社会。每经过一次循环,就上升一级。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到人类的历史,最初东方是人类文化的摇篮,最先进部分是东方。如中国最先进入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也不是以地理概念来划分历史的,亚洲,也有那么一点非洲,埃及它就是靠在非洲那一点。总起来讲,世界地理上最初东方是世界比较先进的,后来先进的中心转移到欧洲,由东向西转,比如英国,那个时候很先进,它进入资本主义了,其他国家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还没有搞资本主义革命,美国还是它的殖民地,后来这个先进文化中心又转到美洲,因为美国搞了独立战争,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发达起来了,现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没落了,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最先进的部分又转移到亚洲,转移到中国。

我们从这里头体会到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去亚洲先进,中国先进,跟现在的将来的中国先进不是一回事了,有了质的变化,过去的先进是文化发展,先进入封建社会,现在的先进,我们是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比过去那个先进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列宁在一九一九就发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由英国向法国,然后向德国,然后向俄国,然后逐步东移的历史趋势,特别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两点:第一,这种领导权,当时并不是掌握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是掌握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无产阶级手里,当时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第二,列宁认为这种领导权,还必然会从俄国手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列宁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并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所讲的这些风暴是指亚洲革命的风暴盛行,本来亚洲是落后的,欧洲是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先进的,但是现在亚洲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列宁是外国人,他都认为中心要转移,亚洲要先进,东方要强盛,中国要强盛,世界正处在亚洲革命反转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所以可以预计,中国必然是这个新时代的伟大强国。各个历史时代都有过强国,林副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到历史上的几个强国,西班牙、英国、美帝(国)。西班牙是封建主义时代的强国,英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强国,美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强国。但是从长远观点看来,这些强国,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已经崩溃了,像西班牙已经崩溃;有的正在崩溃,像英国已经崩溃得差不多了,美国正在崩溃。所以说,将来真正强大的是我们中国。不要看现在我们的钢比人家少,有些技术比人家落后,工业比人家落后,农业比人家落后,总之,经济比人家落后吧!我们不要光看到这些没有人家富,还没有完全摆脱一穷二白。实际上,历史上强国都不是天生的。西班牙,曾被阿拉伯人统治了将近八百年,直到一四九二年才统一和独立,但是不到五十年就征服了整个中南美洲,它的领土扩大到包括现在的德意志、意大利、荷兰、卢森堡等国,比它的本土大二十倍。当时西班牙拥有一千多艘商船,垄断了欧美间的贸易,成为海上霸王。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还是很小的封建农业国,全国人口只有五百五十万,大部分住在农村。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封建关系的束缚,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到十八世纪中叶起,英国首先开始了产业革命,当时有代表性的是蒸汽机,各工业部门陆续开始采用机器生产,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变成了号称“世界第一强国”,不仅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号称“世界工厂”,而且垄断了国际市场。他的殖民地布满世界五大洲,总面积相当于英国本土的七十五位,被称为“太阳不落”的国家。美国,最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美国这块地方还算是原始社会阶段,大部分人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很落后。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殖民者相继侵入,到十八世纪中叶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大部分地方都是英国殖民地。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经过北美独立战争以后,才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和奴役,建立了美国。但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欧洲,最大的城市费城才二万三千多人,纽约也只有一万五千人。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开始产生革命,到一八六0年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四位,到一八九四年,美国的工业已经超过英、法、德,变成世界第一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经济的发展到顶点。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工业产量的五分之三。现在它们每况愈下,由强变弱,而我们中国是后来居上。只有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才后来居上。所谓强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方面的强大。我们对强国要作阶级分析。过去、现在世界上的强国有两种:一种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强国,它们是依靠对内剥削和对外掠夺起家的,尽管它们当初统一国家,搞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上曾起过那么一点进步作用,但是它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是反动的,是很不稳固的,其进步性是很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强盛的内外条件必然走向反面,变强的条件被变弱的条件所代替,最终它们总要崩溃,总要被人民,被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把它们推翻。所以说,它们变强不仅是缓慢的,而且从质上讲是很不稳固的,是不能持久的,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强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一种强国。另一种强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国。例如,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强国。我们是依靠广大人民,为了人民,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得到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变强是历史规律决定的,是本质条件决定的,从我们无产阶级来说,我们的进步性是根本的、永远的、革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最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基础最巩固,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强国相比,我们变强不仅是迅速的,而且是能够持久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百年,有的几十年,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很快的,但跟我们比起来,我们比他们要快得多。而且我们变强,必然会大大地超过古今一切强国,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强国是短暂的革命,短暂的先进。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他们一旦搞成了就变成反革命了。我们无产阶级和它们完全相反,总是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彻底革命,并且只要我们坚持主席思想,坚持革命,我们的强盛就可以持之以恒,我们经过一系列政治大革命,现在我国强盛的内外条件已经形成,且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很快就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巨大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历史的辩证法,从来都是新生事物战胜腐朽事物,革命阶级战胜反动阶级。根据历史辩证法,不仅中国的强盛是必然的,而且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胜利也是必然的。这种历史的必然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总是新生的代替腐朽的,先进的代替落后的,这样的历史才能发展。这一点,不但人类历史上是这样,自然界也是这样,从低级到高级。地球原来是个火球,逐渐地发展变化,慢慢地有了空气,有了水,以后又有了低级生物、低级动物和高级动物。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我们要战胜帝、修、反,而且能战胜帝、修、反,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国或者前进,或者倒退,或者超过美帝、苏修,或者落后,或者战胜帝、修、反,或者被帝、修、反所战胜,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对立的两种前途,我们与帝、修、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们不超过它们,不战胜它们,它们就要战胜我们,就要超过和吃掉我们,因为它们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则。我们一定要富国强兵,这样才能战胜帝、修、反,我们要是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就会变成一个富而不强,大而弱的社会殖民地,成为被他们瓜分的对象。所以我们贯彻毛主席世界革命的路线,排除右的和极“左”的干扰,要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也要批判各种极“左”的和形“左”实右的东西。要正确对待帝、修、反内部的各派势力;资产阶级当权派和在野派,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民族主义势力,等等。要看到美帝、苏修互相勾结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们互相争夺的一面,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苏修。世界大变,形势大好,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我们的重点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工作,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掌握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五一”以来,主席接见了很多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当权派,还有法国的贝当古,这都是为了扩大我们的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对朝鲜、越南,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和美帝、苏修矛盾斗争的一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只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才能理解毛主席关于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例如对西哈努克的争取,支持他反美,对修正主义的分化,利用小修和苏修的矛盾,等等。主席的这个思想把全世界所有的反帝、反修的力量,把一切革命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可以联合的力量,可以利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有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同帝、修、反作斗争,世界革命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当前,世界斗争很激烈,各种政治势力很复杂。要承认这个差别,讲究策略。我们既不搞刘少奇的“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也不搞王、关、戚那一套形“左”实右破坏统一战线的东西。“清一色”的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主席早就批判过那种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幼稚和关门主义,面对美帝、苏修和我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更要加强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列宁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其中讲到为完成任务,要组织、利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和不自觉的助手”。

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他们和我们有多少共同语言?他就是同苏修有点矛盾,它们不自觉地帮了我们的忙,是不自觉的“助手”。在某一个问题上或者在某一个时期,它们和我们暂时的同盟,是不自觉的。有自觉的自然更好,不自觉的也能帮助我们。马克思也讲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的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让魔鬼领着你走。”关键在于我们搞反帝反修统一战线,领导权必须在我们手里头,而不是像王明那样,把领导权交出去,让它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主席的策略思想一贯是集中优势力量各个击破敌人。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以一当十,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以十当一。主席这些思想,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运用于军事斗争领域,同样可以运用到生产斗争,运用到外交斗争,运用到世界革命斗争。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使中国迅速强盛起来,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世界革命的需要,是爱国主义的任务,也是国际主义的任务。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是爱国主义者。”按照主席阶级分析的观点,抽象的超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分两种:一种是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是要人民受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这种国家只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甚至是反动的爱国主义的。另一种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是要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爱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广大群众的利益。主席讲有两种爱国主义,我理解就是两种爱阶级的主义,我们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我们的强大,就是世界革命根据地强大,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革命,所以我们这样爱国主义也是一致的。我们这种国际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放大了的爱国主义,是爱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爱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爱世界各国的革命人民的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的必须强盛,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空军建设。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我们要胸怀中国革命的全局,胸怀我国要变成世界上强国的全局,来考虑我们空军的建设,空军的工作。

中国必须强盛,我们空军必须大发展,中国的强盛,为空军大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条件、物质条件,但是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政治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空军也只有大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和中国的强大相适应,这是属于必要性。中国的强盛为空军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属于可能性。我和大家一样,坚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空军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革命化的空军。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作出应有的贡献,也是我们空军为我国的强大尽了一份义务。我们所说的强大,不仅是从质量上讲的。质量上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而且还要看数量。我们要在质量上、数量上全面地成为世界强大的空军,这样才能够和我们七、八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强的、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称。根据我的体会,联系到空军的工作,我觉得应该胸怀强大的中国这样一个全局,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来考虑空军的发展和建设。为了我们祖国的强大,为了我们空军的强大,我愿意作一个新战士,作一个小学生,和大家一起干,尽到我自己小学生、新战士这一份微薄的力量,为建设强大的空军,添一块砖,添一块瓦。添不了砖,添不了瓦,就添一段电线,添一点土,反正尽我自己的最大力量,和大家一起干(长时间热烈鼓掌)。我来空军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空军有的感情,我在空军干定了(长时间热烈鼓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空军是紧跟主席、主席思想、主席革命路线的。我愿意在空军这样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大家一起干,一起战斗!为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民空军,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第三个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现在毛泽东思想这样深入人心,这样在全国、全世界人民中广泛普及,这在马列主义史和人类思想史上也是划时代的发展,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这说明了主席思想本身的英明伟大,说明了主席思想最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反映了真理,最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最能够吸引群众,最能够深入人心。也就是说,首先是主席思想本身极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有了划时代的大发展,才能够有划时代的普及。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发动了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到现在十年了。

十年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提高,不断前进。十年里头,我们同刘、邓司令部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这里也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思想;另一条是刘、邓路线,他们干扰、阻挠、破坏、封锁,不让群众学习毛主席思想,这是对主席思想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截然相反的两种做法。斗争的结果,还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占了上风,胜利了。但是,回顾过去十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几起几落(当然这个“落”也不是完全没有了),有时候高涨一些,有时候由于刘、邓或彭、罗、陆、杨的破坏、阻挠,受到一些干扰,而学习主席思想运动的几起几落,也就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几起几落。什么时候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开展得好,各项工作也就搞得好;什么时候学习主席思想的运动受到冲击,各项工作也就下落。比如说一九六0年,林副主席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首先在空军开展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部队冲破了阻力,学习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这里在调查中听到基层同志的看法,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一段,学习运动不断上升,各项工作就越来越有生气。由于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上升,四好运动也开始上升,各个单位的四好连队都是比较多的。

一九六四年,在大比武的冲击下,学习运动就有些下落,随着各项工作也有下落,四好运动也有下落。一九六五年,林副主席又提出突出政治,部队又走上突出政治的轨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又重新上升,部队的各项工作也开始上升。四好运动也开始上升。逐渐又超过大比武冲击以前的最高水平。主席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学习解放军,首先的,主要的是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这样就在全国把学习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副主席又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准备,下面也有这个反映。要是不经过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段,我们部队的政治水平就会差一大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完成这样复杂艰巨的政治任务,是很难想象的。比如三支两军,主要是毛泽东思想,而自己就首先要有毛泽东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队所以能够稳定,能够成为一个长城,也首先是因为有主席思想,这个思想长城,才建立了物质的长城,建立了政权的基础,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擎天柱。如果按彭德怀、罗瑞卿那个搞法的话,那我们军队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绝不会有今天的政治地位,我军之所以有今天,不靠别的,最主要的就是靠毛泽东思想。十年来的历史证明,那一个时期主席思想学得好,那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搞得好;那一个部门主席思想学得好,那一个部门的工作就做得好。正像解放军学习主席思想领了先,各项工作就领了先,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反之,那一个时期主席思想学得差一点,那一个时期的工作就要差一点,那一部门主席的思想学得稍差一点,那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就差一点。可以说,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水平是衡量各个时期工作,衡量各个部门工作的标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学习主席思想的大考验、大普及,主席思想学得好的,文化大革命就搞得好;主席思想学得差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出问题就多一点。部队里几个过去大比武搞单纯军事观点的所谓“尖子连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就乱一点。因为没有过主席思想就没有政治方向,就统一不了大家的思想,出问题就多。现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主席思想的自觉性更高了,他们为改造世界观而学而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而用,为支援世界革命而学而用。

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在群众思想中扎下了根子。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要懂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处和不学的坏处。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亿万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在学习实践中发展和创造了很多好的学习形式,比如天天读、讲用会、机关的半日制、学习班、学习小组、搞大批判,学习最新指示,从阶级斗争教育起步,在路线斗争教育中提高等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到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改变群众的面貌,出现了很多奇迹。

空军XX医院用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创造了奇迹。最近三年多来,治好了三百九十五名精神病患者。其中六十名没有打一次针,没有吃一次药,恢复了健康。病人高兴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打开精神病枷锁的钥匙。资产阶级治疗精神病靠三件宝,吃药、通电、捆绑。例如电休克,用80到120伏的电压在病人头部通过,使病人全身抽动,皮肤发紫,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然后再用人工呼吸的办法,使他苏醒过来。病人看到这种可怕的情景,有的跪倒求饶,有的跳墙逃跑,甚至有的卧轨自杀。XX医院的同志们说:“精神病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靠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摧毁。”

他们对几百名精神病人发病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大多数精神病人发病的主要原因是心胸狭窄,对一些问题思虑过度,以致精神失常,他们除了用少量药物配合外,主要是运用主席思想解开病人的思想疙瘩。有一个病人躁狂,暴跳,乱砸玻璃,但是一给她念毛主席语录时,她就停下来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犯病。从这里他们发现这种病人的特点是忘得快,后来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她原来是工人家庭出身的,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得不到满足,因此得了精神病。于是抓住不发病的点滴时间,同她学习主席著作,让她忆苦思甜,斗私批修,经过三个多月,恢复了健康,病人出院时,热泪盈眶地对着主席像说:“资产阶级思想给我套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一直折磨我几年,是毛泽东思想冲刷了我灵魂上的污泥浊水,使我这个病人又获得解放。”她出院二年多,完全没有再犯病。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无比强大的威力。总起来讲,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形势大好,成绩很大,十年来不断提高、发展,这是主流;但是也看到一些支流方向的现象。

例如,有的人在阶级斗争激烈时,学习主席思想要求迫切,这当然是对的,但平时就差一点。有的认为,站对了一阵子,就可以吃上一辈子,说:想过去还可以,看现在过得去。望将来差不离,想来想去没问题。有的认真自己成份好,学习就可以松一点,不懂得成份好不能自发产生毛泽东思想。有的认为是领导上“要我学”,而不是“我要学”。学习不主动,不刻苦,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有的强调工学矛盾,甚至以工作代替学习。如挖防空洞的时候,有的领导不是靠毛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而是说“挖防空洞就是最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说什么“心往洞上想,计往洞上献,劲往洞上使,钱往洞上花,人往洞里钻”(笑声)。群众批评说:“洞挖通了,思想挖空了,作风挖松了,政治也冲了,最后战备也空了。”群众并不是否定战备,挖防空洞也是好事情,但战士对这种不是用主席思想来推动战备的做法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用战备来代替毛主席思想,战备也是会空的。可见怎样认识对待毛主席思想的问题,始终是个头等重大的问题。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但有的并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代表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扫除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障碍,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后还要继续把学习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前进。

毛主席思想不是一般的马列主义,而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全面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主席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要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新的发展,不能认为毛主席思想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个水平。实际上不仅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主席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主席最善于发现新生事物,总是不断地总结国际、国内的最新的经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就有很多最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许多新事物,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之后又亲自掌握八个典型。文化大革命就是遵照主席的不断指示,根据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中国整个革命都是在毛泽东指引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宝,也是世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代代相传。主席的英明领导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是各种条件下最有决定作用的条件。有些国家,比如印度,人民很穷苦,受压迫很深,革命的客观条件很好。非洲有些国家也是这样,但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英明领袖,无产阶级至今仍然一无所有,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掌握政权。所以说,马列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政权、群众这几个关系中,领袖是核心,决定政党、政权性质的,不是叫什么名称,而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实行什么路线、什么政策,什么样的领袖来领导。比如苏联,过去列宁、斯大林领导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领导后,他们搞的是修正主义,法西斯的一套,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权。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毛主席思想来源于群众,但是不同于一般的群众思想,主席思想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群众的实践,但主席思想高于历史,高于现实,高于群众,高于实践。群众中可以自发地产生革命的情绪,革命要求,革命的感情,革命的思想,但这都不等于是自发地产生毛泽东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地感觉它。”

群众中往往是感性的东西较多,感性的东西当然很重要,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是属于自发性的,属于认识的“自在”阶段,是不稳固的。理性觉悟才是上升的更自觉的东西,属于认识的“自为”阶段。感性的东西只有提高到理性,才能够得到加深和巩固。群众里头一些感性的东西,虽然是很重要,但是还要提高,要靠主席思想来提高,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比如,有的人对主席有朴素的感情,这个认识当然很重要,这是第一步,是基础。但是只停留在“报恩”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不断地通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阶级觉悟。从理性上认识到,只有跟着毛主席走,革命才能成功,才能够取得彻底胜利,人类才能解放。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深刻,忠于主席的信念才越自觉,越坚定,越巩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只有通过活学活用主席思想,从继续革命的高度,从领袖、政党、政权、群众的关系上来认识领袖的作用。才能真正认识到主席的伟大,才能真正自觉地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然的话,不向群众灌输毛泽东思想,不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光是靠群众自发,就可能走上无政府主义、多中心主义、宗派主义、经济主义的邪路。灌输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是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和最主要的成果。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工农兵群众中的大批新生力量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干部的队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培养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对待主席思想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学习主席思想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学用一致;再一种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学而不用。我们要前者,不要后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毛主席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学习这种最革命科学的思想,学习这种最科学的思想,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从理论基础到实际,从实际到理论。

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理论总是带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没有革命的理论运动,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运动。没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实践。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巨大力量,三十多年以前,就号召我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指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现在我们要努力学习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来个学习竞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又讲:“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就是要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靠主席思想来发动,主席思想掌握了群众,就会对历史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伟大作用,也最充分地体现了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群众的觉悟,积极性、创造性,离不开群众的精神力量,而群众的精神,要靠主席思想来发动。这里举个例子,随军的家属,过去一般人是看不起的,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主席思想,这个也是很惊人的。高炮二师的干部家属组织起来,搞了个小工厂,造出了40火箭筒的发射管,并且还有创造。革命的精神力量对于历史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反革命的精神力量对历史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历来的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精神力量。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和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想千秋万代不变色,就要靠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一有百有”;丢了毛泽东思想,就“一丢百丢”。掌握毛泽东思想和我们的政权巩固息息相关,如果广大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任何人想要反对毛主席思想,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都会马上被群众识破,不能得逞。无产阶级政权要靠人来掌握,人要靠主席思想掌握。所以我们有了主席思想,有了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才能是铁打江山。斯大林虽然曾经提出过:“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的口号,但是他没有使马列主义和群众普遍地相结合,没有使苏联的人民群众普遍地掌握马列主义,结果政权还是被篡夺。而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有了巩固的一切。对一个领导班子来说,如果不用主席思想掌权,也就丧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失权,是使我们的政权和平演变的最大危险。政权要靠人来掌握的,而掌握政权的人如果没有主席思想,政权就会改变颜色。所以说,主席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灵魂。

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还要进一步掌握各个领域里的领导权,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各个领域里,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各种业务观、学术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学习主席思想,我觉得当前一个主要内容是学习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最首要的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用主席的思想建立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的观点,建立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观。这对我国,对世界革命,都有重大意义。因为竞赛怎么搞社会主义,怎么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是当前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共同性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诞生的时候就开始有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世界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比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创立了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

现在,社会主义更加成为时代的潮流。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更多了,如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南修的所谓“不结盟”的社会主义,意修的所谓“结构改革”的社会主义。此外,还有印度的社会主义等。刘少奇的社会主义,更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我们要能够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辨别真假,防止“鱼目混珠”。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当前国际共运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是还不彻底,搞社会主义就要搞政治,搞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为没有政权,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政权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理论上、实践上作了最科学、最正确的解决。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这是我们当前学习主席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将近一百年了,但是空间怎么搞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样板。只有我们伟大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一个大提高,也是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革命。我们学习主席思想,就要学习主席对马列主义的最新贡献,对马列主义的最新发展。根据我的体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我们当前学习的一个重点。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就是空军作战方面的问题。

我们空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强大的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和我们国家的强大相适应,我们的空军要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这种强大,包括两方面:首要的就是革命化,毛泽东思想化;再一个,就是要现代化。我们要建设最强大的空军,也就是要建成最革命化、最现代化的空军。以革命化来带动其他。这样我们空军才能有最强大的战斗力。中国要强盛,空军要大发展。这个大发展,首先是学习主席思想运动的大发展,突出政治的大发展。首先有了学习毛主席思想的大发展,然后才有其他的大发展,才能带动其他的大发展。我们空军的人员要发展,飞机要发展,但首先是我们学习主席著作群众运动要更进一步地大发展。用毛主席思想把广大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发展。所以,首先是要用学习毛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大发展,来促进、带动其他各项业务的大发展,就是说,首先是精神力量的大发展,然后才是物质力量的大发展。空军建设,首先是政治建设,用政治建设来带动其他各项建设。下面就结合我的本职工作,讲一讲对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调查研究的体会。作战是我的本职工作,胸怀全局,还要立足本职工作。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是讲讲向大家学习的一点心得体会。学习,首先要解决学习态度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有意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遵照主席的教导,是近这两三年,根据国内外的一些事情、事物,我联想到空在未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下面汇报四个具体问题:(略)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讲两点不成体会的体会。(一)把搞好思想革命化和思想科学化结合起来,建立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学习主席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体会必须抓好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革命化,一是思想科学化。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著名的文章里就教导我们说:“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思想化,就是要“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解决公和私的矛盾,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这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核心。思想科学化,就是要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按照主席的思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各种事物,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两化”中,首先是要搞好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就是解决为那个阶级服务的问题。这是首要的,是基础,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只有革命化,才能够能真正科学化。没有革命化,科学化也是空谈。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科学,就是最大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革命化不好,私心很重,那就会心胸狭窄,鼠目寸光,计较个人小事,不关心国家大事,对一些问题的观察,就会有个人的偏见,个人的倾向性。就会干扰自己的认识能力,妨碍认识真理,有时候甚至有意无意地隐瞒真理,歪曲真理,颠倒是非。比如,有的人由于个人的问题没有得到满足,就无端怀疑组织不信任,不重用自己,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组织。又如,有的领导干部从个人好恶出发,跟他好的他就觉得好,跟他不好的他就觉得不好,因而不能正确地评价和使用干部。再如,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从资产阶级的派性出发,实际上也就是从私字出发,对领导干部,对群众组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往往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不能得出科学结论。只有一心为公,才能把自己和全国、全党、全军联系起来,才能胸怀全局,关心整体,对问题的观察才能看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看得全面一些。有私心就有偏见,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讲,偏见又不完全来自私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的主要是阶级立场问题,私心杂念造成的,有的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造成的,有私心固然有偏见,但没有私心也不等于就没有偏见,这里还有一个能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真实地认识客观事物的问题。比如,组织飞行训练,有的部队总想多飞,提高战斗力,主观愿望是好的,这种积极态度也是对的,但是由于对飞行的客观条件(如气象、器材、飞行员的思想、身体等等),没有正确的认识,盲目蛮干,结果发生事故,造成损失。由于认识的错误,造成工作错误,是经常发生。因此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也容易被人们原谅。这是一种现象掩盖另一种现象,即好的愿望的和好的态度,掩盖着不好的、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效果。当然,有时也有相反的现象,本来是动机上和态度上的错误,他往认识上推,以认识上的错误掩盖态度上的错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从效果上来讲,革命化和科学化搞不好,这两者都会给革命带来危害。当然革命化搞不好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们不能躺在“辛辛苦苦”和“好的愿望”上面睡大觉。思想革命化和思想科学化,是互相影响的。思想革命化是根本。只有真正思想革命化,才能真正思想科学化。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最大公无私,有最彻底的精神,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真正客观地、科学地认识和对待各种事物,才能认识和拥护真理。思想革命化是首要的。但科学化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思想革命能够促进思想科学化,并不能代替思想革命化。没有科学的态度的方法,也不能算是完全的革命化。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教导我们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要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成功。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列宁也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此,作为领导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活学活用主席思想,既要斗私批修,破私立公,促进思想革命化,又要不断地克服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提高认识能力,做到对于各种事物的认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促进思想科学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只有向着思想革命化、思想科学化这两个方面去努力,才能促进世界观的全面、彻底的转变,才能建立起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二)把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调查、研究、实践,这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也是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对领导机关来讲,主要是抓好两头,上跟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下靠广大群众,面向基层。搞好调查研究,既是紧跟上头的重要方法之一,更是抓好下头的主要方面。调查研究,是以主席思想为指针。这是最重要的,是方向性的问题。

主席对调查研究从原则到方法都有一系列的教导,这里我只谈学习主席这方面教导的一点体会。调查研究,还要占有大量的材料,广泛接触群众,面向基层,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调查的方法多种多样,如开调查会,个别谈话,看文件,查资料等等。开调查会的范围要恰当,人不一定太多。有时人多了,反而调查的东西少了。因为人多了,相互间生疏,不便讲话。要多开小型调查会。另外,可分别找不同级别的,一次调查会都同级的一起开,往往效果好一些。比如开连一级的,就不要营的干部参加,因为领导在跟前,一定是领导先讲,轮不到他,再就是受拘束,不敢放开讲。调查研究,首先是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占有材料。因为材料是直接反映客观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没有材料,没有对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的东西,领导机关就无从切合实际地指导部队的工作。方法固然重要,但要搞好调查研究,首先要解决态度问题。必须放下架子,满腔热情,平易近人,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摆架子,耍威风,官气凌人,群众心里很反感。就不会开口,或者开口不开心,不交心。表面应付几句,不把真实情况讲出来。这种调查不到真实情况的调查,就是调查的最大失败。开调查会不能堵塞言路。

主席教导我们:“即使错误的话也要让人家把话讲完。”何况很可能自己是错误的,而群众是正确的。所以开调查会,首先,对群众要抱正确的态度,要用同群众在政治上平等,使群众思想解放。为了让群众更好地开口谈问题,要从个别到一般,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近到远,先从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谈起,尽量用打开言路的题目和问题,而不要用堵塞言路的话题,否则使群众发言感到为难。这样,群众才不仅乐于开口,而且愿意交心,把情况毫无保留的倾腹相告。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群众那里得到很多材料。但是,占有材料还不是目的。它是方法,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材料,认识事物,发现真理,指导实践,材料是丰富的、生动的,但它又是比较原始的,个性的,我们要从中找出共性的东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解情况而了解情况,为占有材料而占有材料,要把材料和道理结合起来,把调查和研究结合起来,把个性和共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找出一般的规律,才能用来指导实践。比如到一个连队去作调查,对连队的干部、战士的思想、技术、身体、家庭情况都弄得很清楚,占有了大量的材料。但如果就此止步,不作研究,尽管占有了大量的材料,对这个连队的主流和支流,成绩和缺点,问题到底在那里,应该抓什么等等,仍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占有材料不容易,提炼问题更不容易。

我的体会,不能从感性到感性,就事论事。而要从感性到理性,就事论事,以理带事。这个“理”就是用主席思想来观察事物。我的体会,一个是要抓“新”字,一个是要抓“点子”。抓“新”字,就是要解决思想,抓新生事物,抓地平线上刚冒出来的东西,抓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苗头。当然这个“新”,也不是把它绝对化,不能认为抓“新”就是丢掉“旧”。这个“新”,不是脱离“旧”,而是从“旧”中去找“新”。对一些常见的事,常见的道理,老生常谈,不能熟视无睹,见惯不惊。要看到旧中有新,注意抓旧事物中的新因素、新动向、新发展和新情况下的新运用,抓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要抓“新”,必须思想解放。思想的解放,是一种很重要的解放,思想解放了,就会敢想、敢干,别人走过的路我们能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也敢于走。思想解放,也会带来物质的解放。例如,发展垂直起降战斗机,就可以把飞机从机场跑道的限制下解放出来。又如,用常规雷达探测导弹,把垂直起落(降)战斗机移植到军舰上等等,这都是一种物质的武器的解放。

再就是要抓到点子上。这个“点子”就是矛盾的焦点,就是主要环节,关键,核心问题。也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一捅就响的那个地方,是能够影响全局的关键性、带普通性的问题。比如关于搞垂直起落(降)战斗机问题,矛盾的焦点不是在天上,因为飞机在空中机动性大,而是在跑道上,飞机离了跑道就不行。搞垂直起落(降)战斗机,飞机就解放了,主要矛盾就解决了。又比如射击,不扣扳机,就不响,扣到扳机就到点子上了,扳机就是矛盾的焦点。又如开电灯,要打开开关,牵牛要牵牛鼻子,打鼓要打到鼓点上,等等,这都是关键所在。抓到了点子上,就能触发矛盾,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抓不到点子上,就不能触发矛盾,就不能在事物内部矛盾深处爆发革命,就不能促进事物的转化。抓到点子上,就会事半功倍;抓不到点子上,往往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事倍功零,无效劳动。有了点子,对于事情的落实起很大作用,没有点子,落实起来就困难。点子是怎么出来的呢?

根据我的体会,有些是从群众中调查来的,有些是调查以后,从分析事物的矛盾中研究出来的。总之,要接触群众,接触实践,无论如何不能闭门造车,不能闭门造点子。不符合实际情况,主观主义造出来的点子,是歪点子,起不了好作用的。群众中蕴藏着大量的智慧,等待领导上发掘。但是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点子,不一定都是直接地反映出来。有的从正面,有的是从侧面,甚至有的从反面给人以启发。如有的调查会中的几百句话,我们可能一句也用不上。但有时群众发言中的一句话,却可以启发我们作出几百句的文章来。所以说,调查研究的成果和群众反映的实际情况,又一样又不一样,又相同又不相同,又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这就要求对从群众中调查来的材料,进行思想加工,而不是机械的加工。要进行提炼和联想,而不是机械地照搬,照镜子一样只看表面性。从根本上讲,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导实践。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第二个飞跃,才能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调查研究的结果,要靠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也要靠群众的实践来落实,这样才能把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比如雷达探测导弹,研制垂直起落(降)战斗机,天线小型化,都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是一个不断反复,不断深化和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交给群众去检验,去实践,去实践。如此反复循环,把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教导,贯彻到调查、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今天,我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得很不全面,很不深刻。今天我本来准备汇报两个小时,没有想到来了个“马拉松”,就像小学生进考场,超过时间,交不了卷。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这么多人的时间加起来,我还也还不清。大家比我学得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我总觉得有点像“班门弄斧”。今后要更好地向首长和同志们学习,永远做大家的小学生。(长时间地热烈地鼓掌)

 [全文完]



 

近日所闻海外奇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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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家坡为啥闹内讧?

《星岛日报》今天消息:李光耀子女李玮玲和李显扬指兄长有意栽培儿子李鸿毅进入政坛,搞世袭制度,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否认。  

澳洲阿德莱德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巴尔说:“这是李氏家族内和政界首次有人提出,我们应该注视李家的第三代。”  

李显龙育有一女三子,排行第三的李鸿毅是他和第二任妻子何晶所生,现年三十岁,曾获政府奖学金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修读经济和电脑,之后在Google任职产品经理,也曾在新加坡军队中任排长近六年,目前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工作。

李鸿毅前年在李光耀丧礼上流泪诵读一篇感人悼词,令一些新加坡人认为他可能是未来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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