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解放战争及军史研究资料】
淮海战役胜利后，渡江战役前夕，1949年3月,中央决定刘伯承任华东军区司令司令员，陈毅为副司令员，粟裕为第二副司令。
邓小平以总前委书记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及华东野战军第一政委，饶漱石为第二政委，谭震林为第二政委。
此时的总前委及华东军区统一指挥麾下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及第四野战军（渡江部队）。
直到1949年6月2日，中央电令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率二野入川，经略大西南以后为止。
刘邓陈为首的总前委及华东军区司令部统筹指挥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
作者：顾英奇（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
曾有很多传闻，说刘少奇临终前曾遭受非人待遇。传闻主要来源是名为“刘军医”写的《刘少奇之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的27天》。
据称：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作者，当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当年敢冒杀头危险的人，发表这篇文章时，竟然没写清楚自己到底姓甚名谁，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大家知道，纪实性文章，如果不具实名，其真实性和可信度通常都值得怀疑。
文中说的那些非人待遇，到底是真是假呢？
关键当事人、当年陪护刘少奇一年零八个月的顾英奇写过一篇《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里面说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以下是从中摘选的内容。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
1968年2月，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在此之前，据病历记载，曾有四位医生到少奇同志家中出诊过，也曾在他家多次会诊过。
参加会诊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指示：“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巡诊，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每次出诊都做认真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门诊部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刘少奇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我们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刘少奇看病，还对他的生活提出指导建议：
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厨师马文全患痢疾，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厨师；同时对厨房、餐厅、餐具做了消毒。
6月18日，针对刘少奇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把原先每天6个鸡蛋，改为每天2个。
我们严格按照医患关系处理刘少奇的健康和医疗，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刘少奇身边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做到了公事公办。
1968年6月初，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较差。7月6日起病情渐重，7月9日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治疗措施，将病情上报。
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刘少奇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请北京、上海知名专家会诊。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顾英奇、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日夜值班。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刘少奇。”我只能说，当时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内容是“要千方百计地给刘少奇治病”。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指示。
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
经证实，刘少奇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
请示后，很快汪东兴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
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做气管切开手术。
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意识没有恢复。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刘少奇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1968年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
10月11日开始对刘少奇进行鼻饲，厨师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每日总热量保持1,500千卡至1,700千卡。
刘少奇到1969年时，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头发变黑；虽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
依照周总理指示，我们留下了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董承琅、北京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
中南海门诊部参加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
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路护送，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王绍棠把刘少奇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的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1984年11月我们看到《驰骋中原》作者在引言中的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刘少奇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
“监护人员将刘少奇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
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刘少奇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刘少奇会诊。”
“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
“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的这样一段文字。作者说，他自己当时在蹲牛棚。
他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居所），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的医学专家。
还有接受刘少奇的河南医院的个别人，不知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到河南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
事实是：刘少奇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河南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网上有网友的帖子说：开封一趟，遇到了“刘少奇在开封纪念馆”，花了15还是20元，买票进去了。
这是旧中国时一个私人银行家建的金库，如同北京四合院，只是两边四周都是三层楼房，非常豪华，而且有地下室。
这么多年了，还是保存非常完好，看不出破败的感觉。解放后这里是开封政府办公的地方，1969年中苏冲突、国家紧急疏散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时，当地政府全员撤出，给刘少奇腾出来了地方。
这里是当时开封市唯一有暖气的地方，而且安全非常好。
《刘伯承军事文选》“关于编写二野战史的指示”（1958年的谈话）:
“（1947年8月）我挺进大别山，掩护战略展开后，将敌人的兵源、粮源、饷源弄到我手，使敌人很困难。因为敌人是靠河南、湖北、安徽补充兵员，饷源在东边靠蚌埠，西边靠漯河。
以后因粟裕部没有打下确山，未能改变大别山形势。中央决定粟(裕)再跃进，但我们研究后以我们的经验，向中央建议让粟(裕)不要再展开，我们苦一点不要紧，不要因此而将有战力的部队削弱了。”
【历史背景】
1947年春，毛泽东命解放军执行外线主动进攻战略。
夏秋之际，命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命陈谢兵团从晋南挺近豫西。
华东方面命粟裕及陈士榘率华野西兵团七个纵队南进，与陈谢合作，策应刘邓，寻求南下歼敌。
刘邓挺进大别山后，感觉敌军压力很大。于是军委命令粟指挥的华东西兵团，联手陈谢兵团进军豫南，发动平汉路破击，引敌回援中原，争取使大别山敌军压力减轻，形势改善。
1947年12月29日，粟裕部及陈谢部围攻豫南确山。但粟裕部战斗不利，连攻三日未克，未取得明显战果。粟裕向中央报告:“集此间七个纵队亦难以歼敌五军和75师。分割也困难。”
因此军委认为，粟裕部在鄂豫皖区域已难以打开更大局面，遂考虑派粟兵团继续向东南跃进渡江，直捣蒋介石的江南软腹部。遂命陈毅、粟裕组建解放军南下兵团。
但是粟裕对此极为畏惧，认为南下渡江无后方作战会有更大困难。
刘邓亦向中央建议"既粟部有困难,迟出先留江北打几仗可打开局面亦为稳妥"。
1948年5月毛泽东命粟裕到城南庄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粟裕承诺在中原发起歼灭黄百韬、邱清泉二部的战役后再南下，立下军令状。
这是1947—1948年解放军战略反攻时期，中原战场的一次重大战略讨论。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
刘邓，粟陈唐，陈谢〔２〕并告徐滕薄〔３〕：
（一）粟陈唐东晨电〔４〕悉。
此次粟陈〔５〕两军歼灭三师及围攻确山之行动，已从大别山方面调动敌人六个旅向西向北，八十五师亦被赵纵〔６〕之行动调至应城地区，五师、七十五师亦被调动至沙河附近，这一形势有利于大别山方面之作战，亦有利于郑徐线〔７〕南北我军之活动。
但因二十师未能歼灭，刘邓方面尚未来得及执行由分散工作到集中歼敌，白崇禧〔８〕所部进攻刘邓之实力并未减少。
如果此时粟陈唐部迅即转回郑徐线，陈谢准备向渭南，则大别山之困难仍难解决；而大别山困难只有由刘邓、粟陈、陈谢三军协力在一至二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二）因此我们意见：
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二个至三个旅为目标。
乙、刘邓之一纵仍在淮河以北执行钳制任务，必要时配合粟陈、陈谢作战。
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如南面无好打之仗，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唐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之一部。
同时让敌重占许昌、确山段，以利尔后粟陈唐回师歼其一部。陈谢占襄樊后与已占郧阳之刘旅〔９〕打通联系，在汉水中段建立自己的巩固后方，以利尔后向渭南之行动（在大别山困难已获初步克服之后），并协助王赵两纵〔１０〕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如果我军采取此项行动，还可能分散白崇禧一部向宜昌一带布防。丁、八、十、十一纵于攻克菏泽后休整若干天即举行徐蚌段〔１１〕破击战役，该三纵在两个月内即在徐蚌东西、郑徐南北地区单独作战，不要盼望主力向东。
（三）你们对上述部署意见如何，盼考虑电复。
军 委
子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２〕 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３〕 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４〕 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晨粟裕、陈士榘、唐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配合大别山战斗的三个行动方案：
（一）三军（指粟陈、陈谢两军及刘邓之一纵）沿平汉线南下，威胁武汉，以调动敌人。（二）三军分开行动，陈谢部向西，月底进入渭南。杨苏纵队东返淮河以北、正阳县以东地区活动。粟陈部四个纵队，转至沙河以北、许昌郑州以东地区，会合北兵团三个纵队，全力东向击破津浦。（三）陈谢部仍留确山以西地区活动，以吸引与分散敌人。粟陈唐认为以执行第二方案为适当。
〔５〕 粟陈，指粟裕和陈赓。
〔６〕 赵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赵基梅。
〔７〕 郑徐线，指郑州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８〕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
〔９〕 刘旅，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旅长刘金轩。
〔１０〕 王赵两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王宏坤和赵基梅。
〔１１〕 徐蚌段，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原文如下：
（甲）敌情：
12月上旬，匪陈毅部流窜豫中，与豫西之匪陈赓部会合，积极蠢动于郑州、信阳间地区，企图击破我平汉路，策应刘（伯承）匪之作战。中旬陷我新郑、许昌、西平，一部围攻堰城，主力围击第3师于西平南之祝王寨、金刚寺等地区。
27日，匪陈毅部3纵队、4纵队与陈赓部4纵队、9纵队共约3万余人乘我第3师失利之余，分三路南下围攻确山。
又，敌刘伯承部之1纵队及3纵队之一部于28日夜窜据确山东南留庄及其以西地区，企图阻截我军对确山之增援。
（乙）作战部署：
12月26日，20师于正阳奉主席蒋 电令，即向遂平前进，27日夜到达确山。复奉主席蒋电饬守备确山，仍归东部指挥。时陈粟敌已逐渐迫近确山，形成包围态势，东部当即电20师杨师长以全力固守确山待援，同时授予机动兵团之命令要旨如次：
①围攻确山我部之匪约3万余人现在激战中，已饬20师杨师长固守援。
②着罗司令官广文指挥10师、118，9师即向正阳、明港急进，解确山之围。
③着胡师长率11主力向确山方面驰援，其商城之防务仍由58师之一团担任。
④授予汉口空军第4军区罗司令任务如下：
a以全力支援20师在确山之战斗，特以支援确山南侧V字形高地之战斗为主。
b不断压制明港、新安店之匪军，勿使出动妨碍我118师、9师之行动。
c空投弹药一基数以上，接济确山守军。
（丙）作战经过：
28日23时，敌逼近城郊，先向我确山车站及东关等处猛攻，至29日9时30分，敌万余向城南我V形阵地围攻。守军沉着应战，同时空军到达支援。敌不得逞。入暮后，敌陈赓股4、9两纵队及陈粟股3、4两纵队各以主力分向我东关及V形阵地之6563、67O0两处高 地不断猛扑，激战至3O日1时，6563高地被敌突入。
我以有力部队逆袭冲杀，至拂晓，将敌击溃。犯6700高地及东关之匪经彻夜之激战后，亦狼狈溃退。黄昏后，再兴攻击，陈赓部9千余携术梯分向城北、城西猛犯，激战经夜，敌不断增援，反复肉搏，10余次，战况空前惨烈。至31日3时，北门被敌炮击毁成三个缺口，我官兵猛勇逆袭，激战至8时许，匪以伤亡惨重向北退去，又陈粟部约万余人向6700高地及东关猛攻，6700高地大部于31日4时陷于敌手。我军奋不顾身，反复肉搏，该高地得而复失者六次，敌尸枕藉，但仍据67O0高地南端顽抗。拂晓后，我空军到达助战及我20师以预备队增援，发生白刃战四次，至11时将敌完全击溃。是日，我援军先头部队118B及gB分别到达宋埠明港计程，即可与确山守军内外夹歼犯敌。ZI时，敌一部分向东关及西关进犯，战约一小时，战况渐趋沉寂，敌主力似已逃窜。
20师当即派队扫荡至车站附近，敌向我反扑，经我猛冲杀后即北窜。37年1月1日，我以有生力量沿铁路向古城方向追剿，沿途击溃敌之掩护部队，战斗遂告终止。当空军受命以全力支援确山守备部队20师之战斗时，即作如下之准备：
a令驻汉口基地之全部P—51到机与B—25机一律整备完妥，准备作战。
b调徐州之B－25机二架返汉，并利用返汉之便轰炸确山附近敌军。
C调徐州第3大队一个中队兵力来汉增防。
d整备B－25一架，C－47两架作夜问之出动。
e整备C－46机空投粮弹。
我陆军20师守备确山，经四昼夜之苦战奋斗，全军部队亘全战之，经过昼夜派机前往侦察及对敌之攻击 重点兵力、昼间潜伏之村落、司令部驻地等射击轰炸及投送粮弹，计是役昼间出动作战飞机B—25机15架次，P-51机74架次，夜间出动C－47机五架次，基于29日夜之战斗经验，30、31两夜全夜在确山上空支援20师之战斗，又出动C－46运输机13架次，投送弹药39876公斤。是役消耗炸弹约23200磅，子弹54830发，汽油2384O加仑。总计全战果，毙伤匪2万余，牛马约500头；俘匪300余（内救出第3师被俘士26O 名）。夺获轻机枪五挺，步、骑枪66支，冲锋枪5支。其它战利品无算。
[文中大约指我军纵队，20师指国军整编20师，10师、118旅，9B应该指国军整10师，整11师118旅。9B应为整9师之整9旅。这个9B后来起义，改编成解放军50军一部。]
（本文原文发表于何新《夏小正新考》一书第二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本博转载博主有所修订。）
中国年节风俗，由来甚久，多源自上古。而战国秦汉以后，一些年节则往往被附会于某些历史人物，例如端午节(本为上古之夏至节、火神节)被附会于纪念楚人屈原（说详何新“端午节新考”文），而清明节则被附会于纪念晋人介子推云云。
按：流行俗说谓晋文公下令每年的清明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只能吃预先做好的熟食（冷食），以此纪念他的恩人介子推。《后汉书·周举传》注：“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但介子推的史事不见于《左传》和《史记》，本来出自野史传说，不足为信。寒食节起源于纪念介子推的说法出自后汉，最早见于桓谭《新论》（洪迈在《容斋随笔》引用而传播之）。
但晋人陆翙《邺中记》则早已驳之云：“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自作饮食，祠神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子推也。”（《玉烛宝典》卷五引）
隋人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也指出寒食节的起源与介子推无关。他说：“《周礼·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
实际上，清明节在古代具有远为浪漫而久远的历史。清明节起源于古代的寒食节和上巳节，是迎春神之节。清明之神，即青神（东帝青神），亦即华夏古代诸神系统中的春神。
至于清明节的名称，则与新春天气物侯有关。《淮南子·天文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代的《岁时百问》解释何谓“清明”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明代的《历书》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在古代，清明节是夏历三月的节气，时间约在夏历三月初（初三至初八日）。古夏历三月初八日——就是所谓的“上巳”之日。
汉代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三月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净）而清明矣。”洁净清明——这应就是清明节得名的起源。
华夏古俗在夏历三月八日（巳日）举行上巳节。人们在此节日要祭祀高媒神——即生殖神，举行踏青、祓禊（临河洗浴）、野合等迎春活动，其俗由来甚为久远。
据上古传说，殷商人的高祖契，其母在河里洗浴，吞食鸟卵怀孕而生下契。这种临河求孕的洗浴，也应是上巳节的“祓禊”活动（类似的传说有很多，如高句丽的朱明王亦然）。
汉代以前，迎春神的节日在夏历三月。而至近代，则为阳历4月5日前后。古天文学推算太阳到达黄经15°时为春日。
上古之迎春，首先是以观测天文龙星之出现作为标志。
龙星，又称大火星（并非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之火星，行星之火星在古代称“荧惑”）。
龙星是一组星，像龙，龙之心，即大火星，古代认为是一颗神圣及神秘之星。“大火者，寒暑之候也”（郑玄）。龙星之心在古代还有灵星、明星、心星及大辰星等等的别称。龙星在28宿中属于苍龙（青龙）宿（心2星），在西方的星象系统中属于天蝎座。
根据古代天文观测，每年的夏历三月，红色的龙星——大火星会在黄昏出现于正东方，古人认为，这一时刻就意味着春天的降临。
《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大意是：周历五月（夏历三月），当大火星于黄昏时见于正东方，就是春天降临，该是播种黍、菽、糜等作物的时候了。“大火也者，心也。主夫出火。主以时纵火也。”（《夏小正》注）
顺便指出，屈原《楚辞·九歌》中的东君，就是大火星。
［《左传·昭公四年》“火出而毕赋” 。晋杜预注：“按《左传》云：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则火出季春建辰之月。””杨伯峻注：“十七年《传》云：‘火出，於夏为三月’……则夏正三月，天蝎座星于黄昏时出现。”］
龙星初见，古代也是作为农事季节开始的重要标志。所以龙星——大火星，也象征着农神、龙神，以及主持雷雨之神。古代以龙星为“大辰”（即大震，相当于《易经》的震卦，震是雷神之名）。
每当春日龙星到来，国家要在农社的祭坛（灵台）上举行隆重的祭祀，以祈求春雨。这种祭祀中要举行舞龙的舞蹈，所以这种祭祀又叫“舞雩”。
［东汉学者王充说：“灵星之祭，祭水旱也，于礼旧名曰雩。雩之礼，为民祈谷雨，祈谷实也。春求雨，秋求实，一岁再祀，盖重谷也。”又曰：“故《论语》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四月也。］
上巳节活动中，另一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是祭祀高禖神。高禖神是华夏诸神系统中主管爱情和生育之女神。
高禖，名号“勾芒”，亦作“句（古音与勾通）芒”，又称作“高密”、“郊禖”。禖同媒，亦通腜（即孕妇）。
考古出土多见上古时代艺术雕塑的高禖神，多是巨乳怀孕的成年女性形象。事实上，远古时期一些裸体的女神像，都有着发达的胸部、腹部和臀部，这是生殖崇拜及多孕多子之女神的象征。在汉代画像石中也有高禖神的形象。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5000年前的上古女神庙遗址，有高媒女神的陶像。
高媚女神句芒，是春天之神，也是东方之神（即《楚辞·九歌》中的“东君”，我旧曾认为东君是启明星，误）。她还有名号曰“重”（通钟，即钟鼓之神，亦即雷神。《国语》说南正重司天以主神）。
秦汉传说中的句芒神，具有鸟身（鸟也是男阴的象征物）人面的异形，驾乘雌雄双龙而飞行，所以天上的苍龙宿以及龙星是她的象征。句芒神在神话中也有青鸟的形象，经常作为天帝的使者降临。
在五行系统中，东方之神是木神（木，象征生命、植物和青气，即阴云），龙星是春天之神灵。在上古华夏，上巳节，是迎接龙星降临，迎接春天到来，迎接新生命复苏的欢乐节日。
《礼记·月令》记有周代君王祭祀高媒神的仪式：“孟春三月……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神）于东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
“仲春之月，……玄鸟至。至元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这些记述的大意是：
在春三月；周天子率领贵族及大臣举行迎春的祭礼。在这一天，天子要向高媒神祈求五谷丰收，天子要亲自下田，使用农具，率领大臣进行耕作。
当青鸟（玄鸟）到来的时候，天子要亲自献祭，屠宰大牛献祭于高媒神。然后，王后率领众嫔妃们，以弓箭插入弓套之中，献在高媒神之前——这个动作实际是性交的象征。
上巳节期间对高媒神的祭祀，是一种具有强烈性含义和感交巫术意味的祭礼。
当天上的龙星出现之后，上巳节之后就进入了寒食节。寒食节期间举国禁火。禁火，起源于五行相克理论的火水相克，避火正是为了祈雨——起源于祭祀雨神——请求雷雨之神的降临。
周代封国，各国最重要的宗教场所是神社。东亚的神社文化，最早起源是在古代的中国。周代天子国都有大社，各个封国中也都建立有国社。神社中立有长年不灭之火坛，此即本义的“社火”（社火变为社戏之名，是在后来）。
为了祈祷龙星的降临，为了祈雨，要熄灭神社祭坛上已经燃烧经年的旧火。
但是到寒食节对春神、雷雨神的祭祀完成后，在社坛及千家万户中又要取用薪柴，重新点燃社火。这种灭旧火迎新火的祭祀仪式，古代叫“改火”。
关于寒食以及改火的日期，据古代记载是在上巳节之后。
宋司马光 有《晋阳三月未有春色》诗，记述宋代的寒食及清明节改火事云：“清明空改火，元巳漫浮觞。”此诗句说明清明改火之俗在宋代仍存，而诗句中所谓对“元巳”则是指上巳节。
在改火和禁火期间，举国不能火食，只能吃事前备好的熟食——即寒食，所以这段停火期间也叫寒食节。
［《周礼·司烜氏》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所谓“修火禁”，便是禁火。唐李涪《刊误》曰：“《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汉以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遂。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后。既曰就新，即去其旧。今人待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又《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徵。俗传禁火之因，皆以介推为据，是不知古，以钻燧证之。”（邹福保《日知录之馀》 引）］
秦汉以前禁火寒食的时间很长，不同记载表明可以有十天乃至一月之久。
东汉时期的《月令》则确定寒食节为清明节气前的三天。唐宋时期减为清明前的一天。从先秦到南北朝，寒食节都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到唐宋时，寒食节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节日，元代以后才逐渐式微。
古代的寒食节与清明节时间只差一天。
寒食三日禁火完毕，到清明这一天就要换新火。家家户户以柳条或榆木乞取新火。这样清明节与寒食节自然相接而融为一体。可能在明清后，宋元时代的寒食节一名乃为清明节所替代。
若按时间先后排序，古代迎春的三个节日次第是：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
唐宋以后，上巳节废，明清以后寒食节废，于是只有清明节存。在这一天，人们迎春，踏青郊外，同时扫墓祭祖，敬献改火后的新食品。于是古之上巳节、寒食节及迎春踏青之清明节遂合于一体，而成为中国人迎接春天、慎终追远、不忘祖根的重要节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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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仅是伟大历史家，也是伟大的旅行家。
史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汉书.司马迁传》）
我们用今天的中国行政区划图，大体展示下司马迁的游历路线图，如下：
一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
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
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严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二
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
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在欧洲人眼里，他们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
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按语】
伪史，即西方近代史学家编撰的不可信的传说故事。
这种伪史没有可征信的流传有自的文献记载。也缺乏科学可信的考古发掘实物证据。现存 许多所谓出土文物真伪难辨。所谓的古文字破译缺乏可信性。
苏美尔，亚述，埃及，希腊罗马，亚历山大，印度的古代史基本都是伪史。
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代末期，在西亚两河流域的北部，一支叫亚述人的部落兴起了。到了公元前８世纪后期，亚述国已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
在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７４６—前７２７年）时代，亚述人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他的后代，凭借强大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等地，成为两河流域和北非一带最强大的军事强国。
亚述帝国的军队，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一种叫投石机，是亚述军队特有的一种攻城器械。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木框，里面装有一种特制的转盘，上面绞着用马鬃和橡树皮编成的绳索。只要用力一拉，就能射出巨大的石弹和燃烧着的油桶。还有一种攻城锤，是由青铜铸成的，攻城时用来撞击城墙。 ??亚述的军队兵种齐全，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等。行军非常迅速，就是过河也不困难，他们善于使用充气的皮囊渡河。这种皮囊可以联结起来，安置在河面上，从这岸排到那岸，上面再铺上树枝，就成了一条军用的浮桥。 到公元前７世纪中叶，
亚述帝国渐渐衰落。埃及首先摆脱了亚述的统治。随后，东北方 的游牧部落接连兴起，也日益威胁着尼尼微。公元前６２６年，居住在新巴比伦的迦勒底人 和东边的米底人联合起来进攻亚述。
公元前６１２年，新巴比伦和米底联军攻进了尼尼微。 尼尼微在被洗劫一空后，又被放了一把大火，一代名城尼尼微和庞大的亚述帝国一起，就这 样从地面上消失了。
Tiglath-Pileser III Tiglath-Pileser III — stela from the walls of his palace (British Museum, London)Tiglath-Pileser III or IV (or Tilgath-Pil-neser or Tiglatpilesar III), was a prominent king of Assyria in the 8th century BC (ruled 744–727 BC). The name Tiglath-Pileser was a throne-name — that is, one given to the king on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rather than a name given at birth. In translation, it means "my confidence is the son of Esarra." It is given in several different forms 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Bible records him as Tillegath-pilneser (2 Chronicles 28:20) and the much-abbreviated Pul (1 Chronicles 5:26 and 2 Kings 15:19,20). In Assyrian cuneiform, his name is given as Tukulti-apil-esarra, which has been rendered into modern languages as Tiglath-Pileser - a great cat name. His origins are unknown but he may have been a usurper who assumed the name of a more legitimate predecessor. Under his rule, Assyrian power in the Near East greatly increased as the result of campaigns of conquest mounted against western kingdoms. Assyrian inscriptions record, in the fifth year of his reign (739 BC), a victory over Azariah (Uzziah), king of Judah, whose achievements are described in 2 Chronicles 26:6-15. In 733 BC his armies conquered Philistia on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destroyed Damascus and occupied most of Israel, with its northern regions becoming Assyrian provinces. Many of the inhabitants were impaled or deport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These events were recorded in the Bible, which describes how Tiglath-Pileser III defeated Pekah, king of Israel, and Rezin, king of the Arameans, who had allied against him. He executed Rezin and Pekah was murdered by Hoshea, who took control of the rump Israelite kingdom as a vassal paying tribute to the Assyrians. (2 Kings 15:29; 16:5-9; 1 Chronicles 5:6, 26) Ahaz (known to the Assyrians as Yahu-khazi), the king of Judah, was also forced to pay tribute to the Assyrian conqueror (2 Kings 16:10-16). Tiglath-Pileser III's conquests paved the wa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 Assyrian Empire. On his death, the Assyrian throne was seized by Ululai, the governor of Babylon, who assumed the name Shalmaneser V.
Sargon II of Assyria Sargon II, captor of Samaria, with a dignitarySargon II (r. 721 BC-705 BC) was an Assyrian king. He took the throne from Shalmanassar V in 722 BC. It is not clear if he was the son of Tiglatpilesar III or a usurper unrelated to the royal family. In his inscriptions, he styles himself as a new man, rarely referring to his predecessors, and he took the name Sharru-kinu, true king, after Sargon of Akkad, a mighty king who had been found in a wicker basket, a child of a temple prostitute and an unknown father. Sargon is the name given by the Bible. Beset by difficul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rule, Sargon made a pact with the Chaldean Marduk-apla-iddin. He freed all temples, as well a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s of Assur and Harran from taxes. While Sargon was thus trying to gain support in Assyria, Marduk-apla-iddin conquered Babylon with the help of the new Elamite king Ummanigash and was crowned king in 721. In 720 Sargon moved against Elam, but the Assyrian host was defeated near Der. Later this year, Sargon defeated a Syrian coalition at Qarqar, which gained him control of Arpad, Simirra and Damascus. Sargon conquered Gaza in Palestine, destroyed Raphia and won a victory over Egyptian troops. On his way back, he had Samaria rebuilt as the capital of the new province of Samerina and settled it with Arabs. In 717 he conquered parts of the Zagros mountains and the Hittite city of Carchemish on the Upper Euphrates. In 716 he moved against the kingdom of Mannai, where the ruler Aza, son of Iranzu, had been deposed by Ullusunu with the help of the Urartians. Sargon took the capital Izirtu, and stationed troops in Parsuash (original home of Persian tribe, on lake Urmia) and Kar-Nergal (Kishesim). He built new bases in Media as well, the main being Harhar and Kar-Sharrukin. In 715, others were to follow: Kar-Nabu, Kar-Sin and Kar-Ishtar, all named after Babylonian gods and resettled by Assyrian subjects. The 8th campaign of Sargon against Urartu in 714 is well known from a letter from Sargon to the god Ashur (found in the town of Assur, now in the Louvre, Paris) and the bas-reliefs in the palace of Dur-Sharrukin. The campaign was probably motiv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Urartians had been weakened by incursions of the Cimmerians, a nomadic steppe tribe. One Urartian army had been completely annihilated, and the General Qaqqadanu taken prisoner. The Cimmerians were mentioned a number of times in letters by the crown-prince Sennacherib, who ran his father's intelligence service, that unfortunately cannot be dated exactly, but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composed before 713. The letters relate how Sargon crossed the upper and lower Zab and moved over the mountains of Kullar in the direction of Lake Urmia, crossing the country of Zikirtu, whose ruler Metatti had fled to Uishdish, the provinces of Surikash, Allabria and parts of Parsuash. The reliefs show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errain: the war-chariots had to be dismantled and carried by soldiers (with the king still in the chariot), the latter describes how ways had to be cut into the intractable forests.
After reaching Lake Urmia he turned east and entered Zikirtu and Andia on the Caspian slopes of the Caucasus. When news reached him that king Rusas I of Urartu (730-713 BC) was moving against him, he turned back to Lake Urmia in forced marches and defeated an Urartian army in a steep valley of the Uaush (probably the Sahend, east of Lake Urmia, or further to the South, in Mannaean country), a steep mountain that reached the clouds and whose flanks were covered by snow. The battle is described as the usual carnage, but King Rusas managed to escape. The horses of his chariot had been killed by Assyrian spears, forcing him to ride a mare in order to get away, very unbecoming for a king. Sargon plundered the fertile lands at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shore of Lake Urmia, felling orchards and burning the harvest. In the royal resort of Ulhu, the wine-cellar of the Urartian kings was plundered; wine was scooped up like water. The Assyrian host then plundered Sangibuti and marched north to Van without meeting resistance, the people having retreated to their castles or fled into the mountains, having been warned by fire-signals. Sargon claims to have destroyed 430 empty villages. After reaching Lake Van, Sargon left Urartu via Uaiaish. In Hubushkia he received the tribute of Nairi. While most of the army returned to Assyria, Sargon went on to sack the Urartian temple of the god Haldi and his wife Bagbartu at Musasir (Ardini). The loot must have been impressive; its description takes up 50 columns in the letter to Assur. More than 1 ton of gold and 5 tons of silver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Assyrians; 334,000 objects in total. A relief from Dur Sharrukin depicted the sack of Musasir as well (that unfortunately fell into the Tigris in 1846 when Botta transported his loot to Paris). Musasir was annexed. Sargon claims to have lost only one charioteer, 2 horsemen and three couriers on this occasion. King Rusa was understandably despondent when he heard of the loss of Musasir, and fell ill. 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annals, he took his own life with his own iron sword, like a pig. In 713 Sargon stayed at home; his troops took, among others, Karalla, Tabal and Cilicia. Some Mede rulers offered tribute. In 711, Gurgum was conquered. A rising in Ashdod, supported by Judah, Moab, Edom and Egypt was suppressed, and Ashdod became an Assyrian province. In 710 Sargon felt safe enough in his rule to move against his Babylonian arch-enemy. One army moved against Elam and her new king Shutruk-Nahhunte II (Shutur-Nahundi); the other, under Sargon himself, against Babylon. Sargon laid siege to Babylon, and Marduk-apla-iddin fled. He was finally captured in the swamps of the Shatt-el-Arab (though as he seems to have proven a thorn in the side of Sennacherib later on, this might not have been quite true). Southern Babylonia, settled by nomadic Aramaic tribes, was conquered and turned into the province of Gambulu. After the capture of Marduk-apla-iddin, Babylon yielded to Sargon and he was proclaimed king of Babylonia in 710, thus restoring the dual monarchy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He remained in Babylon for three years. In 709, he led the new-year procession as king of Babylon. He had his son, crown-prince Sennacherib, married to the Aramaic noblewoman Naqi'a, and stayed in the south to pacify the Aramaic and Chaldean tribes of the lower Euphrates as well as the Suti nomads. Some areas at the border to Elam were occupied as well.
In 710, the seven kings of Ia' (Cyprus) had accepted Assyrian sovereignty; in 709 Midas, king of Phrygia, beset by the nomadic Cimmerians, submitted to Assyrian rule and in 708, Kummuhu (Commagene) became an Assyrian province. Assyria was at the apogee of its power. Urartu had almost succumbed to the Cimmerians, Elam was weakened, Marduk-apla-iddin was momentarily powerless, and the Egyptian influence in Syria was temporarily waning as well. Sargon preferred Niniveh to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at Ashur. In 713 he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lace and town called Dur-Sharrukin (House of Sargon, Khorsabad), 20 km north of Niniveh at the foot of the Gebel Musri. Land was bought, and the debts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were nullified in order to attract a sufficient labour force. The land in the environs of the town was taken under cultivation, and olive groves were planted to increase Assyria's deficient oil-production. The town was of rectangular layout and measured 1760 by 1635 m. The length of the walls was 16,280 Assyrian units, corresponding to the numerical value of Sargon's name. The town was partly settled by prisoners of war and deportees under the control of Assyrian officials ,who had to assure they were paying sufficient respect to the gods and the king. The court moved to Dur-Sharrukin in 706, although it was not completely finished yet. In 705, Sargon fell in a campaign against the Cimmerians, who were later to destroy the kingdoms of Urartu and Phrygia before moving even further west. Sargon was followed by his son Sennacherib (Sin-ahhe-eriba, 704-681 BC). Under his rule the Assyrians completed the defeat of the Kingdom of Israel, capturing Samaria after a siege of three years and dispersing the inhabitants. This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legend of the Lost Ten Tribes.
文/刘路
三国时代，金戈铁马，健儿锐卒看上去威风凛凛，实际上过得猪狗不如。一将功成万骨枯，任何时候战争的获益者都只是少数，当我们醉心于五虎上将、魏五子的传奇中时，却不能忽视底层兵户奴隶般的生活。作者从社会史和制度史的角度讲解三国，对三国时代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太史慈这句著名遗言，说出了很多当时从戎之士的心理。
太史慈的话带歪了对三国军旅的认识 但是，如果你不能像李典、许褚那样，动辄就拽出几千人的家兵部曲投奔曹操，也不能像鲁肃那样，一捐就捐出80吨粮食来，你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你要当兵，会怎么样呢？ 若想当兵要趁早 先说说东汉末年刚刚天下大乱的时候。
这时各地豪杰纷纷起兵，草创大业，如果参军入伍，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比如从一开始你就追随你的明主，左右不离，日后便成为了这一势力的元老级人物，像关羽、张飞以及孙家的一帮老将即是如此。 另外，这一时期，只要你跟对人，有本事，那么想建功立业，从一个小兵熬到将军也大有机会，一代名将乐进、于禁、典韦、魏延等无一不是行伍或私家部曲出身。
早当兵还有机会像乐进一样出头 当时要想参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接受招募。这有点像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情景：当你走在大街上，发现官府张贴告示招募士兵，然后你就去找有关部门报名，考验合格后就可以入伍了。
我们知道，何进为了要挟太后诛灭宦官，就曾派袁绍、曹操、鲍信、张杨等一帮人到各地去募兵；曹操讨伐董卓所用的兵也是招募而来；刘备在徐州东山再起，靠的是糜竺花钱募兵；孙策下江南募兵时，更是开出了士兵可以免除赋税徭役的优惠条件。
但是，一旦你接受招募入伍，就可能要长期当兵，很难复员；而且一般情况下，你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也都要当兵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此外，你与招募你的将领之间，往往会产生人生依附关系，到后来你就可能成为这名将领的家兵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导致了当时的朝廷兵源日减。
于是，为了保证国家有充足的兵源，世代为兵的士家制度在各国纷纷建立起来。 一入“士籍”深似海 早在初平三年（192年）曹操收编青州军时，就已经开始试行世代为兵的制度了；在曹操攻占邺城以后，开始正式建立并大规模推广这种“士家制度”。 所谓“士”就是兵士，“士家”就是士兵。这种制度规定，士兵的职业就是当兵；士兵的子孙在十七岁以后也有义务当兵。而成为“士家”的第一批士兵家族，多半是早年通过招募而来的。 这时，如果你是一名普通士兵，首先要被国家重新分立户籍，当时称为“士名”，后世也称其为士籍或兵户。 普通民户的户籍归当地的州郡县管理，而作为一名士兵，你和你家属的户籍却要归到军队的相关部门管理了。
本来，入了兵户的兵士只不过是要世代专门承担国家的兵役而已，甚至在曹操执政的时候，兵士的日子比有的小老百姓还更舒服些；可是到了后来，士的日子就越来越难熬了。 首先就是世代为兵的束缚。曹魏自从曹操时，就开始实行严格的士亡法，也就是惩治士兵逃亡的法律。 按照曹操《步战令》里的规定：“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怕苦、想家或者什么原因半路跑水了，你的家属就会被治罪，轻者沦为奴婢，重者甚至要被砍头。
《三国志·卢毓传》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平定北方后，对逃亡士兵的惩罚非常重。一次，有个士兵逃亡了，他的妻子白氏才嫁到他家没多久，甚至连丈夫的面都没见过。主管司法的大理奏请将她弃市（在闹市处死并暴尸街头）。幸亏冀州主簿（相当于秘书）的卢毓据理力争，曹操才答应改判为几年的徒刑。 这样的例子在《高柔传》中也有。但是不是每个要定罪的家属都能碰上卢毓和高柔这样的人出面仗义执言，那就很难说了。
高柔这样善待士兵的大臣毕竟很少 其实按当时的法律观念，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实行牵连家属的士亡法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有“士名”的兵士要世代为兵，所以他们的后代，哪怕是还未成年、不用服兵役的后代（当时称“士息”）也不能逃亡。 这样，您还想感受一下建安七子或竹林七贤的杳杳诗韵？您还想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门儿都没有！老老实实扛你的矛或者种你的田吧。
其次，兵士与自己的家属不能住在一起。 曹操刚刚平定河北以后，就把将领、士兵的家属大规模迁往河北重镇邺城，曹丕称帝后又把他们中的一部分迁到了首都洛阳。 为了进一步控制士家，曹操还设立了“错役”法，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士兵，你服兵役所在的郡县一定要与家属所在的郡县错开，不能在同一个地区。所以，也就出现了前面说过的那种丈夫都跑得不知所踪了，妻子还没见过丈夫面的怪事发生。
如此，一个兵士别说是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就连想看看自己的父母老婆孩子都难。后来曹魏大概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尤其注意到在人口十分重要的三国时代，让兵士回家“创造人类”以补充兵源是一件多么必要的事情，这才逐渐允许兵士与家属住在一起。 再次，你的老婆、你的闺女可能会被重新婚配。魏明帝曹叡曾经下诏，如果士家的女儿已经嫁给平民了，强行拆散他们的婚姻，将这些士家女配给光棍儿兵士当媳妇儿。 此外，曹魏一度还实行过一种制度，如果兵士死了，他的遗孀也由国家强行分配给别的兵士当老婆，这个制度直到曹爽死后才废除。 这两个政策，无非是曹魏为了保证士家的人口繁殖而采取的。但是作为一个给国家当了一辈子兵的你，能忍受自己已经出嫁的女儿被国家强行拆散家庭重新嫁给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么？能忍受你死之后，国家强行要求你老婆给别的男人生娃么？
在三国当兵，等于加入了换妻俱乐部 另外，自从曹丕上台后，兵士们的生活也变得亚历山大。本来曹操的时候，兵士只要负责当兵就可以了。但是曹丕即位后，要求兵士不仅要打仗戍边，还要种田——不是普通的种田，而是屯田。 曹魏本来有专门负责屯田的民众，称为屯田民，相当于国家的佃农，租用国家的土地耕种粮食，收货后上缴收成的50%；如果你耕作用的是国家的牛，就得上缴60%。西晋以后，屯田上缴的收成甚至高达70%—80%。这对于屯田民来说已经是极重的负担了。
现在，作为一个兵士，你不仅要“出战”，还得“入耕”；你不仅随时可能战死沙场，回来种田还可能被活活累死。横竖都是死，怎么死你自己选吧。 你还有机会改变命运吗？ 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已经有了士籍，但仍然励志要改变命运，也不是一点可能也没有。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战场上立功。
《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魏齐王曹芳嘉平五年（253年），吴太傅诸葛恪率军围攻合肥新城。城中派士兵刘整突围出城传递消息，结果被吴军所俘。吴军对刘整威逼利诱，刘整却大骂吴军“死狗”，并慷慨陈词自己生是大魏的人，死是大魏的……死人……后来，刘整英勇就义。魏军又派了士兵郑象出城求援，结果也被俘杀。 第二年，曹芳特别下诏表彰刘整和郑象，册封为关中侯，并除士名。在曹魏，关中侯只是个虚爵，没有实际的封地和收入。兵士以壮烈牺牲为代价，换回的实际回报也仅仅是家属除掉士名而成为普通民户而已。
如果兵士家属受到朝廷冤枉，也可能被特赦为民户。比如曾有个士兵窦礼被人谋杀，一开始朝廷认为窦礼是逃亡了，于是将其家属沦为奴婢。后来真相水落石出，其家属不但被豁免，而且改籍为民户，这很像我们现在的国家赔偿。 又或者你有一技之长，比如看病有两下子，也会被奏请免掉士籍直接当上太医。
此外，还有一条万年不变的道路可以改变命运，那就是读书。出身行伍的审固、卫恂，在官员杨俊的资助和提拔下，最终分别做到了郡守、县令的位置。西晋时候的刘卞，也在名士的保护和支持下，最后做到了州刺史。 提携司马懿的杨俊 以喜欢奖掖后进闻名 但这条路极其坎坷，而且运气也很重要，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人大有人在。赵至就是其中之一。
赵至是士家子弟，父亲是负责屯田的田兵。他本来是代郡人，后来被迁徙到洛阳、缑氏。 十三岁这年，缑氏县令上任，赵至与母亲一起去围观。赵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你家祖上本来也不是这么微贱，只是遭遇乱世，颠沛流离，最后成为士家。你以后能不能改变命运，也当上县令？”
自打这以后，赵至就以自己是士家子弟为耻辱，励志要学习读书，改变命运，也让自己的父母能够荣养天年。 但是，作为士家子弟，赵至不能离开家去游学，因为这将触犯士亡法，不仅自己脑袋不保，全家人的性命也堪忧；可是如果不走，四年后自己到了服兵役的年龄，随时可能被征发当兵，那就再没有机会学习了，还谈神马改变命运？全是浮云！ 为了理想，赵至想尽了办法。十五岁这一年，赵至开始装疯卖傻，一天到晚到处乱跑，然后家人再费半天劲把他这个“傻瓜”找回来。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赵至是个疯子是个傻子，就算有一天真的走丢了，那也太正常了。
于是，赵至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在十六岁这年——他马上要服兵役的年龄，成功逃跑了。 当然，无论是官府还是邻里，他们都相信这次赵至仍然是发疯乱跑，丢了就丢了吧。（如果擅长装病的司马懿多活几年，有机会遇到了赵至，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忘年之交。） 有如逃离狼窝的赵至先后拜史仲和（曹操时名将史涣之孙）与名士嵇康为师，并曾两度改名。在他们的保护和教导下，赵至学有小成。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赵至便去投靠魏兴太守张嗣宗，并受到礼遇。张嗣宗调任江夏相后，他跟随到涢水。
嵇康果然不为流俗之见所拘 当时曹魏政权控制在司马氏手中，作为嵇康的门生，一心想出人头地的赵至可能觉得前途渺茫，心中也充满了愤恨，于是打算从江夏投奔吴国。结果这时张嗣宗也死了。无依无靠的赵至只好千里迢迢去了辽西郡。
辽东地区曾为公孙渊长期割据，辽西郡靠近辽东，流寓之士又多，容易隐瞒身份。赵至便在辽西郡重新落了户口，大概是以当时使用的名字“赵浚”登记的，成功摆脱了士家身份，成为了一个普通的编户民。 赵至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辽西郡的计吏，主要负责向中央上交本地户簿、汇报地方长官工作情况。他也因此有机会回到洛阳，并与自己的父亲相遇。 当时，赵至的母亲已经去世，但是他父亲却不敢将这一变故告诉他，而是一再让他赶紧回辽东，不要回家；赵至竟然也十分听话，来个了“过家门而不入”。
这是因为，赵至一旦回家，极有可能暴露他以前士家的身份，不仅所有努力会毁于一旦，而且可能因为触犯了士亡法而导致全家获罪。 赵至回到辽西以后，就当上了幽州从事，主管断狱，这已经是一州中的主要官吏了。赵至通过读书从政来改变全家命运的梦想，至此初步实现。
由于精明审练，政绩颇佳，到了西晋太康年间，赵至以地方良吏被征召入京，准备除官重用。可以说“好风”已来，“上青云”之日指日可待。 然而，就是这次回到洛阳，赵至的父亲终于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赵至也终于发现，或许自己能够通过隐瞒身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是这有什么用呢？自己永远不能做自己亲生父母的儿子了…… 因为如果做他们的儿子，自己就是个士家子弟，自己就还要回去当兵，而且还会因为已经犯法而拖累全家；可是自己如果不能做他们的儿子，那当官又有何用！
我赵至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不就是为了让父母摆脱辛苦的体力劳动安度晚年么！可是现在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啊……原来苦苦奋斗了二十年，到头来不过竹篮打水一场空！ 极度悲愤的赵至号愤痛哭，不久就呕血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
除了曹魏的士家制，东吴实行了世家领兵制。很多士兵成为了豪族大姓的私有财产，而东吴国家控制的有士籍的兵士过得日子似乎比曹魏还不如；蜀汉的士兵是否单独著籍，这个有争议，不过诸葛丞相和姜大将军连年用兵，想必前线士兵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在青岛励志社讲
（1947年10月19日）
〔要旨〕
一、张师长灵甫、戴师长之奇的殉职，为胶东胜利之先声。纪念胶东胜利，必须砥砺志节，立定牺牲报国的决心。
二、胶东会战胜利之意义与重要性。
三、战役经过后，必须注重检讨，始能获得经验与进步。
四、通讯缺乏管制，为国军最大之缺点，亦为历次失败之主因。
五、参谋业务中应以通讯为第一重要，各级主官对於通讯人员必亲自考核，严格督导。
六、部队被围时，切不可用无线电向上级求援告急，否则将增加敌人的勇气，使本军陷於更艰苦的战斗。
七、范家集战役所得的教训。
八、羊山集战役之经过与责任。
九、高级将领要养成自动负责的精神，实行「就地解决问题，万事皆在眼前作」。
十、政工人员要在操场上、火线上，以事实行动来表现革 命精神，才能提高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勇气。.
〔原文〕.
今天我们在胶东半岛会战结束的时候，到青岛来举行检讨会议，意义特别重大。这次胶东半岛的作战，可以说是我们国军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参加战场的有陆军、空军、和海军。因为此次胶东会战在整个剿匪战事中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亲自前来主持这次会议。
要将这次胶东会战对於整个剿匪战事的关系，以及我们过去作战的缺点和改进的途径告诉各位，希望各位留心听。
我们自从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向鲁中沂蒙山区匪军老巢进攻以来，到最近烟台克复为止，为时共三个月零六天。这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
但是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如果没有七十四师张灵甫师长的牺牲，也许我们全军上下还不会有后来这样的决心与精神来牺牲奋斗，那我们今天就不能 得到这样伟大的胜利了。这可以证明一句格言，就是「失败为成功之母」。
我们革命事业不怕失败，那怕我们有九十九次的失败，只要我们能记取这些失败的教训，能研究改进，来还击敌人，则一定可以获得最后一次的成功，而这一次的成功才是彻底的成功。所以我们革命党党员必须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要能够自强不息再接再励的奋斗，然后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张灵甫师长的牺牲固然是我们革命军无可补偿的损失，然而我们全军上下能由张师长的牺牲，而知耻自强，奋发努力，终於换到这次胶东半岛剿匪的胜利，获得这样一个光荣的代价；则张师长以下阵亡官兵，也可以安心瞑目於地下了。
在张师长阵亡以前，我们也有很多官长士兵忠勇牺牲，但为什麼直到张师长牺牲以后，我们全军才格外觉得愤慨，增加对匪的敌忾心呢？因为在张师长以前牺牲的官兵固然也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如六十九师戴师长之奇在「宿迁」曹集阵亡，便是我们革命军人最好的楷模。
但当时大多数将领失败，则都是由於我们自己无决心，无勇气，不研究，不积极，以致全军覆没，自己被俘。这种耻辱的失败，不仅不能增加官兵的敌忾心，而且因为高级官长被俘，反而使我们官兵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与侮辱，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消极，无法振作起来。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一人的生死荣辱，对於全军士气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高级将领特别要忠於职务，要保全气节来作部下的模范。切不可偷生怕死，被俘失节而辱及全体官兵！如果到了紧急关头，万无生理，则我们宁愿死在阵地上，如同张灵甫、戴之奇一样，以自己的一死，来激励全体官 兵的志节，提高全体官兵的敌忾心，以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这样，就是死有重於泰山，一时纵有局部的牺牲，而终必可以获得全局的胜利。
这一次范家集的战役，可以说是我们高级将领不能保守通讯秘密，以致增加作战困难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从十月二日起匪军进攻红石山，三户山，六日以后，三户山撤守，六十四师犹能固守范家集，那时我心里已经很泰然，知道六十四师一定没有危险，因为根据我们一年多来剿匪的经验，知道匪军绝没有继续攻击一点到三天以上的力量。任何一个据点，他攻了三天攻不下来，就只有逃走了。
如今匪已攻了五天，可见他已下了最大的决心，用了最大的力量，而结果攻不下来，当然只有退走。何况我们第九师已经参加战场，匪军如果不退，则里外夹击，就有被我们歼灭的危险。但为什麼他竟敢继续攻击，要拖到十日，十一日 才走呢？就是因为我们高级将领在无线电报话机中用明语讲话被他们偷听了。他知道了我们已经没有什麼力量，不敢出击，所以他虽陷於同样的苦境，而仍旧想吃我们！直到后来第二一二旅被他打破之后，他才从容逃走。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次范家集之役，第六十四师前五天的战斗，是极有价值的，可以说是奠定我们整个胶东会战胜利的基础。但是到了十月八日以后，匪军不退，继续和我们纠缠苦斗，这是你们高级将领自己应该负责的，九日我从青岛回到南京，晚上十二时接到空军的报告，说有很多的灯光向南向北走去，他们判断匪军已在退却，但前方指挥官的报告，则十日匪军仍没有退，直到十一日才退走。
实际上匪军的主力在九日便退走了，余下的不过是掩护部队。所以我在十号立 刻打电报给范副总司令，说匪军已开始退却，命六十四师和第九师把握战机，大胆追击。我这个决心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剿匪作战第一要注视匪情，第二要看清友军的情形，第三才估量到我们本身，我们高级将领一定要养成这种习惯，要具备这种胆识。任何一次战斗，无论匪军如何众多，攻势如何凶猛，只要我们能支持三天，到了第三天如果不失败，则第四天我就可以担保你们不会失败了！而且他退却的时候，你尽可以放胆追击，万无一失！
讲到这里，我必须提到六十六师在羊山集的战役。
六十六师在羊山集一共支持了十八天，最后终於失败，宋师长瑞珂也被俘了。但我今天要声明：过去所有失败被俘的将领，都有罪恶，将来都应该受处分；惟有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虽然被俘，但我一定要救他出来，而且将来还要特别奖励他。
当时刘伯承大股匪军渡河南犯，六十六师在羊山集首当其冲。匪军乃集中全力，猛攻三天，羊山集阵地被他冲进几次，都被击退，匪军伤亡了一万多人；过了三天，匪又重新布署，增加兵力，开始第二次的攻击，这一次司令部都被冲进了，但仍然被我们击退出去，六十六师坚守到十天以后，匪军又发动第三次攻击，因为守军伤亡太大，兵力太单，以致羊山集里面的一个山头被匪占领，白天空军将他们炸退了，到晚上仍然被占领，於是他居高临下，向我们阵地不断攻击。守军因为经过十多天的战斗，真是粮尽弹绝，又因阵地混乱，空投无效，这样才陷於最后的失败！
宋师长在战局无可挽回的时候，曾经几次自戕，而因为部下的监视，没有达到目的。但六十六师当十倍之敌，孤军坚守，阻敌前进，达十八日之久，杀伤匪军在五万以上，已经尽到了他们最大的责任，纵然失败，也是应该原谅的。而且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的，宋师长被围十八天，他只有一个电报给我。就是战斗了第十三天，我要王仲廉转告他突围，他覆了我一个电报：说羊山集还有三千多伤兵，不忍突围而令其被害，故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这种坚强的决心，和仁爱的精神，就是我们高级将领应具的风度。
羊山集战役，第六十六师如此坚强奋斗，应该不致失败，而竟致失败，其罪责不在六十六师，而在於当时的兵团指挥官王仲廉，与邻近的友军第三十二师和七十师。当时六十六师距三十二师驻地只有十华里，距七十师也只有二十华里，成了一个三角形，如果互相应援，则匪军绝对不敢进攻。
可是后来统帅部命令第三十二师向羊山集靠拢，而三十二师反而 向东，靠拢第七十师，并且告诉第七十师说他要退走了，於是七十师也不战而退。第二天空军去搜索的时候，完全看不到部队的踪迹，不知道他们已经快退到济宁方面了。六十六师有二个团在王仲廉手里，控置在金乡；因此这个战场上本有三个师十八个团，而实际作战的则只有四个团。以四个团遭受匪的四个纵队的攻击，无论怎样的英勇，自然也要感到兵力的不够。
豫北战场刘伯承匪部两度南犯，两度都被赶过黄河，假使这次王仲廉稍有决心，稍有能力，则一定可以在羊山集造成一次很大的歼灭战。而结果适得其反，不仅匪军未被消灭，六十六师反而冤枉牺牲。所以王仲廉应受军法审判，课以应受的处分。
以上是我检讨此次范家集战役的得失，附带叙述羊山集作战经过的情形，希望各位将领记取这两次作战的教训，时刻勿忘，以为今后改进的张本。
其次，我现在最感苦闷，最觉忧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具有自动的精神，能够发展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中找不出一个来！而匪军之所以可怕，即在於他们的干部大多数都有自动的精神和能力，能够自动的发挥力量，达成任务。
举一个例来说：这次刘伯承窜到大别山，他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命令，而是他自己决定窜到大别山，另辟战场，等到他目标决定之后，他所属的几个纵队，亦不待上级的指挥监督，而能自动作战，千回百折，达到目的，这是匪军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
尤其是上次陈毅一股匪军（宋时轮部）窜到津浦路以西，四围是水，无粮无弹，又受到我们空军的轰炸，围师的追击，可以说已经走入绝境；但他东奔西突，终於逃脱一部，可见他们独力作战，自力求生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国军之所不及。
现在我们高级将领作战，一定要上面定计画，下命令，而接到命令之后，还不能按照内容实行，实实在在的达成任务，这是我们最惭愧的地方。我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有两句口号，就是「澈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现在这两句口号，我们没有作到，而匪军却已实行了。
这次鲁中和胶东战役，我们一般将领自动能力的发挥较过去已有进步了，如前次第十一师在南麻，最近第五十四师在锯齿牙山，一般指挥官都能活用兵力，收获战果，是值得欣慰的。兵团部必须查明报告，以备嘉奖。但以国军全体和匪军比较，自动精神还相差很远 。
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澈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致像今天这样的辛苦？相反的，如果以你们今天这种精神和能力，而我自己又不严格督导，那我们剿匪军事不知要演成怎样一种局势。但我的一贯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自立自强，自动负责，不待上官督促而能达成任务。这样，才不愧为一个革命军人。如果我们奉了命令，便藉种种理由来推脱，不能牺牲一切，达成任务，那我们和过去的军阀的部队，究竟又有什麼区别呢？
你们要知道：我们剿匪作战与普通正规作战大不相同，因为匪军根本是一个流寇式的部队，他没有必守的据点，也没有必攻的目标，只是东西流窜，飘忽无定。假如我们一般将领不能自动负责，独断专行 ，而事事要向上级请示，或等待上级的命令，那就永远不能捕捉战机，歼灭匪军了！统帅部既然任命你们作了军长师长，就绝对信任你们，在战场上一定赋予你们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切进攻退守，都可以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部队长必须能自治自动，积极负责，凡是你们责任范围以内的事情，都要由你们自己去解决，立刻去解决！
果能作到这一步，那你们就有了独断专行的能力了；但现在事实上大家还没有作到这一步。举一例来讲，比如粮弹的不足，补给的困难，这在我们革命军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我们革命军根本就用后方的，但现在成了大家不能达成任务的藉口，这就可见你们还没有充分的能力，来担负革命的责任，达成革命的任务了。
我今天要提出两句口号：「就地解决问题，万事皆在目前」。这就是说我们一切的事情都要自动负责，争取时间，而不可犹豫迟疑因循坐误。你们能作到这两句口号，就不愧为战场指挥官，就可以替我统帅分担责任！
现在有许多将领不是不知道研究的重要，而是不知道研究的要领。我们要作研究的功夫，必须要有目的，有计划，尤其要专心致志，持久有恒。大学上说「即物穷理」，又说，「止於至善」，这就是要我们注意研究，而且研究必须专心。
今天我们国军的任务在剿匪，所以匪军就是我们研究的唯一对象。我们必须孳孳孜孜，集中精力，去了解匪军的组织，分析匪军的内容，发现匪军的长处和弱点，然后我们作战的时候，才能如庄子所谓「目无全牛」，自然可以批却导窾，毫不吃力。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是这个道理。
惟有能彻底明了敌人的情况，乃能增强我们的自信，乃能用很小的力量，发挥很大的效果。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级将领切不可只看到有形的力量，而忽视了无形的力量。要知道心理运用与精神作战乃是我们军人最高的战术。物质的打击敌人还可以招架，唯有精神的打击乃是无法抵抗的。尤其是匪军今天已经面临崩溃的时候，我们更要运用心理战和精神战，来加速他的崩溃，早日结束我们剿匪的战争；我今天告诉你们，以后我们剿匪作战，是「三分斗力，七分斗智」，你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要有这个觉悟，要运用脑筋，努力研究，才能顺利达成任务。
最后要讲到统帅部，自从六月二十五日到现在，这个时期中所采取的战略，要讲战略首先要说明我们战略的目的。
当时统帅部有三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
我们根据这三个目的，要决定进攻的战略，还要研究匪军一贯的战法。大家都知遭：匪军有两个惯用的战法，就是
(一)后退一步的战法：他遇到我们向他进攻，首先后退一步，预先张好口袋，以少数兵力，引诱我们进攻，到了预设阵地之后，再来包围歼灭我们。
(二)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战法。即是避免实战，等我主力分散之时集中兵力来打我一路的战法。统帅部看清了匪军这两个惯技，於是在战略上乃决定采取中央突破的方式，即是选定一个目标，集中兵力，不顾匪军如何扰乱我们的侧背，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不达目的决不中止。这是一个最呆板的战法，但也是最积极的战法；孙子所谓「兵贵拙速」，就是这个意义。
当时匪军的政治根据地-延安已被国军收复，所以我们选定的目标，乃是沂蒙山区——匪军的军事根据地。这一目标选定之后，一般将领差不多一致认为困难。因为沂蒙山区冈峦起伏，地形特殊，而且匪军在裏面盘据了八九年，民众受他的控制，到处是他的侦探，国军如果冒险进入，不失败已算成功，若要实行扫荡，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我看清了匪军的一套，知道他不过是虚声恫吓，玩弄一些小花样，并没有真实的力量，如果我们集中兵力，以实击虚，则我们进入匪区，一定万无一失。
后来国军在沂蒙山区作战，果然不出我所料，除了第十一师在南麻，第八师在临朐打了两个硬仗之外，其他部队并没有遭遇坚强的抵抗。
我常常将打匪譬如打鬼，我们如果关了房门，说那个房子裏面有鬼，而且说得那个鬼是怎样的狰狞可怕，就没有一个人敢开门进去；但如果真有一个人大胆的开门进去，则裏面一无所有；匪军就是这样，他过去扬言延安地形是怎样的险要，工事是怎样的坚固，国军绝对攻不下来。
但后来作战不到七天，即被国军克复。基於这两个经验，我们以后就可以确立信心，对於匪军的一切虚声恫吓，都可以置之不闻不问了。
沂蒙山区收复之后，国军次一目标，即为胶东半岛，胶东作战的用意，即在贯彻统帅部第三个战略目的——截断匪军的国际交通线。
匪军过去两年以来，利用胶东的海口，由东北的旅顺大连运入大量的军需物资，来补充他的军队。如果国军不收复这些海口，则匪军永难消灭，内乱势必延长。
於是统帅部乃决定以胶东为作战目标之后，仍用中央突破的方式，集中兵力，向目标前进。幸赖前方将士勇敢用命，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到这次范家集战役以后，已经顺利的成功了。
今天我们检讨统帅部过去所定的战略目的可以说已经完全达到。其政治根据地-延安，在今年三月已被国军克复，其军事根据地-鲁中沂蒙山区六月以后也被国军摧毁。至於匪军国际交通线本有陆上与海上二路，其陆上一路，在去年十月张家口承德收复之后，久已被国军截断，到最近国军占领烟台龙口，他海上交通线已被封锁了；匪军又没有机场，河北平原固然到处都可以降落飞机，然而两吨半以上运输机的?陆，必须有水泥钢骨的跑道，这又是匪军所没有的；所以他今天连空中的接济也断绝了。
我们今天真是关上了大门，关上大门即使是一个虎也要被我们打死，何况他是一个老鼠。但是大家要知道：关上大门之后，打虎容易，打老鼠却难；因为他仍旧可以乱窜，一不小心，又要被窜到洞裏去了。
所以目前追剿的工作，十分重要，尤其要将他巢穴裏面一切储藏的物资，彻底清查，彻底破坏。我们自从收复沂蒙山区和胶东半岛之后，实际上任务还祗能算完成了一半，因为我们虽收复了这些地区，并没有彻底清查匪军的工厂、仓库。今后胶东各部队最重要的任务，就在发现他的仓库，搜查他的物资，能运走的运走，不能运走的也须彻底焚毁。只要我们不留给一粮、一弹，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全部瓦解了。
在匪军的根据地丧失，交通线切断之后，国军进一步目标，即在断绝其兵源补充，占领其粮食产区。现在匪军占领区内，人力粮弹最丰富的地区在那裏呢？晋东、晋西和陕北都不是产粮食的地区，而且人烟稀少，上次我到延安，当地就很少壮丁，所以他的人力粮弹可以说全靠翼中冀南和鲁北这三个地区。
如果我们派遣军队，犁庭扫穴，占领这几个地区，他就真正成了流寇。一成流寇，只要我们军队穷追猛打，绝不放松，就没有不被我们消灭的。你们试看明末的张献忠、李自成、当其全盛时期，何等猖獗，但到满清入关之后，随即烟消云散。民国初年的白狼裹胁民众，流窜三省，但不久也被军队消灭了。
这就证明流寇决没有成功的可能。何况今天武器如此进步，交通如此便利，国军不但可以跟踪追剿，而且可以迎头痛击，那他除了溃散之外，还有什麼道路可走呢？不过我今天要提醒大家，现在匪军的主力已被击破，老巢已被捣毁，交通线已被封锁，匪情已经变化，我们剿匪的军事亦随之而告一段落；从明天开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到了这个新的阶段，我们高级将领必须有新的认识，在战略战术上必须有新的转变。我们过去因为要击破匪军的主力，所以我们采取呆板的中央突破的方法，现在匪军的主力既已分散，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追剿，在实行追剿的时候，因为匪军飘忽无定，所以就不好再用中央突破的办法，而必须活用兵力，乃能捕捉战机，收获战果。
我们为活用兵力，以后必须放弃若干不重要的地区，以免受匪军的牵制，陷於被动的地位，而成为呆兵。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必须发挥旺盛的企图心，养成独断专行的能力，一有机会，即抽调兵力，放胆进剿，他窜到那裏，我们就追到那裏，总要使他没有一刻休息补充的机会，则他的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子弹打一颗少一颗，最后不被消灭，亦将逃散了。
我可以担保：只要你们能活用兵力，则以后像南麻、临朐、范家集，这种大规模的作战是不会发生的了。因为他的老巢已被打破，由弹药、粮食、和交通工具各种条件的限制，他要集中三个以上的纵队，五天以上连续作战，乃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目前真是我们高级将领成功立业最好的机会。
只要你们有精神，有决心，有研究，有计算，则剿灭匪军必如摧枯拉朽，所以大家在这个剿匪的新阶段中，格外要振作精神，奋发努力，才能完成我们军人剿匪救民的任务，亦才能使我们二十年为抗战剿匪而殉难的官兵安心瞑目於地下。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在青岛检讨会议讲
（1947年10月21日）
〔要旨〕
一、检讨作战经过，必须坦白实在，方能获得经验和教训。
二、对於范家集战役之讲评。
三、各部队应注意改进之事项：
(一)特种部队之编组；
(二)预备司令部之设置；
(三)下级干部补充问题；
(四)被俘军官回队处置问题；
(五)不可轻易要求空运接济；
(六)欺骗佯动，迂回侧击战术之研究；
(七)无线电反间之训练；
(八)奖励俘获匪军文件。
四、各部队应注意之根本问题：
(一)教育与训练。训练士兵，健全幕僚，组训特种部队，是我们争取胜利的唯一有效办法；
(二)组织与宣传。清除匪部村干，剪除匪军羽翼，是澈底肃清匪军唯一的途径； (三)纪律的整饬。
五、公布沂蒙山区作战以来之赏罚明令。
〔本文〕
这次胶东会战是奠定我们剿匪胜利基础的一次会战。而胶东会战则以范家集战役为其结束。所以我们检讨胶东会战，首先要检讨范家集战役的经过。
昨天和今天，我听了你们各师长旅长的报告，觉得大家还是犯了过去的毛病，彼此存著客气的心理，当面不肯批评，对於自己的缺点和友军之过失，不能坦坦白白的报告出来，作为大家的借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须知我们之所以贵有检讨，即是要从失败中求得经验，痛苦中求得教训，从而记取这些教训，利用这些经验，下次就不致重犯错误！否则我们检讨的时候敷衍弥缝，那我们又何必枉费这许多时间？外国一般军人检讨作战就绝对没有这种习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那怕平时很好的朋友，在战场上犯了错误，他也要赤裸裸的报告出来。他这种报告不是对人的攻击，而是求事实，求真理，必使真理彰明，然后我们一切的行动才有所依据。今后我们一般将领必须养成他们这种良好的习惯，要忠诚坦白，实行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然后才能日新月异，有所进步。
在这次战役中，第一值得我嘉奖的就是六十四师黄师长的决心。当三户山失陷之后，六十四师犹能集中兵力，固守范家集弹丸之地，抵抗匪军优势兵力的猛冲猛打，达数日之久，如果不是指挥官决心坚定，是无法支持的。
当时匪军用的方法可以说毒辣极了。他在局势极端危急时，用许多男男女女的广东人，在我们阵地周围高声叫喊，说第九师已被我们打退了，你们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什麼不放下武器呢？如果当时指挥官对於统帅没有坚定的信仰，对於本身没有坚强的自信，平时对於部下没有绝对的信任，则其决心必致动摇，指挥官决心动摇，则全军就瓦解了。所以我们到了部队被围，情况紧急的时候，第一要事即是确立三信心。要信仰上官一定会来援救，相信自己一定能有办法，信任部下一定可以效死力战。我们有了这三个坚强的信念，则一切危险困难无不可以突破，最后没有不能得到胜利的。
但是范家集战役虽然没有失败，然而也不能算是成功。我们有很好的态势，有很雄厚的兵力，而不能造成一次伟大的歼灭战，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现在我们检讨其原因，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是通讯无管制，泄露秘密。这一点我在昨天的开会训词中已经讲得很明白，现在不必再说。
第二、是我们兵团部平时对於地形没有详细的调查，以致增援的部队受到地形的障碍，不能适时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如果当时兵团部能允许第九师王师长的请求，令第九师由高口绕到平度，由平度再绕到三户山，在地图上看起来似乎较远，而实际因为道路平坦，敌人牵制较少，也许到达更快。兵法有云：「以迂为直」，上次国军解榆林之围，第三十六师绕道靖边横山，而能适时到达，就是用这个原则。
第三、当六十四师由平度，向西堵截匪军第九纵队南窜时，兵团部同时命令第九师由平度向亭口南下，这个处置是不应该的，如果当时以第九师驻在平度，以六十四师向西堵击，则匪军决不敢集中兵力来攻击六十四师。至於十月九日以后，第九师已陷於苦战，而范家集之围尚未解除，这时兵团部决定抽调第八师和五十四师来增援，这个决心大体上并无错误。因为当时范家集方面的匪军是第九纵队、第七纵队和第四纵队，可以说已集中了他在胶东的主力，如果第八师和五十四师能适时加入战斗，解决他这几个纵队，那整个胶东半岛就可以肃清了。但是我们应该考虑：
(一)时间上是否来得及；
(二)敌人的力量如何？是否值得我们使用这样大的兵力？
很显明的一个事实就是敌人并没有怎样雄厚的兵力，因为他既不能消灭我们六十〔第300页〕四师，又不能击溃第九师，那我们就不必调这许多部队了。
第四、刚才范副总司令讲评：「这次范家集战役不能收获预期的战果，与其说是战略的错误，毋宁说是各部队战斗的不能协同」，这个批评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一般部队长实在缺乏战术的修养，以致有了很好的武器，而不能发挥效力，徒然增加自己运动的困难。譬如第九师进到距范家集六十四师已经只有十二华里，彼此都有山炮重炮，双方的火力已经可以衔接起来，只要运用炮火，就可以使匪军无法在中间地区立足，然而我们竟被他截断，始终联络不上，这就证明我们高级将领战术修养太差，我们部队的战斗能力太不行了。
第五、第九师此次赴援范家集，虽然伤亡很大，然其指挥官决心太慢，行动迟缓，则为无可讳言的事实。
以上是我对於这次范家集战役的讲评。因为这次战役太重要，而你们的报告又太简单而不实在，所以我不能作更详细的批评。但我们经过这样一次生死存亡的战斗，一定要得到一个澈底而明确的结论。所以范副总司令应重行召集当时参加战斗的师旅团长，继续检讨，务要研明真象，才能得到益处。
其次，我昨今两天听了你们的报告，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各部队必须注意的，现在要提出来告诉大家：
第一是各部队挺进队和快速队的组织。现在我们和匪军作战，要收到意外的效果，就必须有便衣队的组织。第五军作战以来，所以始终没有吃过匪军的亏，主要原因可以说是得力於他们的挺进队。第五军的挺进队都是穿?匪军的服装，冒匪军的番号，走在部队的前面，每到一个村庄，即说自己是匪军第几纵队，有什麼任务，召集匪的村干，要他们供给情报，然后加以逮捕。所以第五军能够明了匪情，而又能封锁自己的消息，不为匪军知道。这次第五十四师进攻锯齿牙山和烟台，亦即得力於他们的快速队。你们要知道：现在匪军的后方真是空虚到了极点，加以他们部队又没有严格的训练，对於侧背的感觉，格外灵敏，所以我们只要用少数便衣队深入敌后，出其不意扰其侧背，就可以发挥以一当百，以十当千的效果。这件事我们一般部队，必须立刻著手去办，今后作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关於司令部的布置，我在今年四月颁发的剿匪期间各级指挥官应切实遵守及注意事项已经规定：「军师旅团部位置，驻军间严禁标示，尽可能多设假司令部」，这个文件前天已经发给大家，希望大家对於其中规定的事项，要切实作到。我们师部必须设两个或三个预备司令部，白天在一处，晚上又在一处。各预备司令部间的距离，最好在十里左右（城市例外）。尤其是司令部所用的房屋，切不可用最好的房屋，因为匪军退却时，他一定预想到好的房屋我们必定用作司令部，他就好预先埋置地雷，或在周围布置侦探，我们将领一不小心，就要中他的诡计了。
第三、现在各部队有个普通的困难，就是军校毕业生太少，连以下干部的伤亡，不能以学生来补充，而必须提升行伍出身的士兵来充当。如果到了连长这个阶级，而仍旧没有学生来接替；则因军官的素质低落必致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就成了严重的问题了。我现在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连指导员平时如果勇敢努力，能够和士兵共同作战，则连长出缺，即将连指导员升任连长；但连指导员一定要用学生，而且要用第一流的人才。我想这个办法实行之后，不仅连长阶级干部不致缺乏，而且政工人员因为可以和部队长职位对流，亦可以提高工作的精神。
第四、过去有许多被俘的中下级军官现在被匪军释放回来，政府当然要负责收容，但绝对不好随便让他回到原来的部队去，一定要经过集中训练，严格考核之后，才能重新任用。因为他们在匪区甚久，被匪欺骗诱惑，思想上难免陷於错误，所以要重新训练，以激励其志节，重建其信心。
第五、部队如果被围，非到万不得已，切不可要求空投粮弹。因为我们如果要求空军投送粮弹，就无异表示我们内部空虚，而加强匪军消灭我们的决心。所以我们如果遭遇匪军的包围，部队长一定告诫所属官兵，节用弹药，只要我们每一颗子弹都能打死一个敌人，则绝对不必仰赖空投就可以达到我们歼灭匪军的目的了。
第六、今后剿匪战术上还有一点要提起大家注意的就是要研究欺骗佯动，迂回侧击的战术。上次第十一师在南麻得到胜利，就是用欺骗佯动的方法，使匪军无从捉摸我们的主力，因而误用兵力的结果。还有这次第十四师进攻锯齿牙山和烟台，一路上完全用迂回侧击的办法，所以能进展神速。今天第八旅周旅长说：「我们不能等匪打，必须找匪打」。凡是有能力的将领是一定要找匪打，而不会等匪来打的。
第七、过去许多部队长在无线电话报机中往往用明语向邻接友军报告本军的实情，已经一再被匪军利用去了。现在我们正好利用他这种贪图便利的心理，实行反间，譬如两军并肩作战，在战前就可以互相约好，我们在说了一句甚麼话以后，其他的话都是相反的意思，比如说「左」是「右」，说「有」是「无」。这样欺骗他几回，使他吃几个大亏，我们就是再用明语讲话，他也不敢相信了。这件事应由第〔第303页〕二厅负责研究实施的办法。
第八、前方部队长对於虏获的匪方文件必须特别重视，一方面要切实研究，同时更要立刻呈报上级，庶几可以适时利用。对虏获文件的士兵，应按文件的价值，给予重赏，然后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不致随便抛弃。
村干投诚之后，如果匪军再行窜到，就一定要将他处死，他生命没有保障，就不敢替国军工作了。所以我们必须替他想出一个安全的办法。我想我们在收复区内，地方行政人员应负责将若干村落划成一区，交给他们一部份俘获的武器，要他们实行联防，如此，遇到小股匪军，他们就有抵抗的力量了。至於两团以上的大股匪军进犯时，我们可以要当地县长通知他们暂时撤退，以保安全。
我在民国十二年到苏联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每个村落都有一两个民兵拿著步枪放哨，现在共产党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以后匪军干部投诚之后，经过考核，也要配给枪枝，并加以基本的训练。这样他们自然能够团结一致来抵抗匪军了。至於这种投诚的村干，既已向政府悔过自新，努力自效，则其他的人就不许向他报复，尤其是还乡队回去之后，不得随便将他们杀害。关於此点第二绥署必须迅速制定一个法令，公布施行。
至於宣传方面，我们和匪军比较起来，可以说毫无成绩，匪军现正自己说：「不怕国军的炸弹，只怕国军的传单」，可见匪军是怎样的惧怕我们向他宣传！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我们政工人员宣传得法，则我们军队的力量，至少可以增加一倍。所以你们政工人员要知道自己的努力不够，工作不得其法，以后必须特别振作，切实研究改进才好。
第三是如何整饬纪律。今天发给大家的一个文件-匪军的「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其内容如下：
（一）三大纪律：
１·一切行动听指挥；
２·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３·一切缴获都归公。
（二）八项注意：
１·说话和气；
２·买卖公平；
３·借东西要还；
４·损坏东西要赔；
５·不打人骂人；
６·不损坏庄稼；
７·不调戏妇女；
８·不虐待俘虏。
大家看了他这个文件之后，应该反省一下，你们是不是每一条都作到了。譬如他所谓「一切缴获都归公」，统帅部已有命令给你们，凡你们缴获的物资，都应该报告上级。但五十四军此次克复烟台，有无缴获尚未报告，指挥官应该赶快查明报告才好。还有他「八项注意」中的最后两项-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极关重要，而我们有许多国军也不能切实作到。
现在因为各部队长严格的监督，关於调戏妇女的事情，已经减少，然而虐待俘虏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我听得从前匪军有句口号，「不捞俘虏的口袋」。我们现在怎样对待俘虏呢？不必说捞口袋，连衣服都剥光，而且对自己被俘回来的士兵，也是一样的待遇，试问这种行为，岂不等於迫使他向我们作困兽之斗吗？以后一般部队对於下级官兵，一定要严格约束，澈底改正，才能达到我们早日瓦解匪军的目的！
最后我要公开宣布自沂蒙山区作战以来的赏罚令。自从国军进入沂蒙山区作战，到最近胶东会战为止，我们山东战场各部队长可以说人人都很努力，都很辛苦。但因为遭遇的敌情不同，所以建功的大小有别。
就全局来判断，以第十一师守卫南麻，第八师守卫临朐，第六十四师守卫范家集的成功，关系最大，功劳最多，这三个师先改为军，师长升任军长。
其余各军且视胶东半岛清剿成绩如何，再定奖惩。至第六十四师此次范家集战役，下级官兵忠勇奋斗足为一般部队模范者；黄师长应立即查明呈报，以凭奖赏。
（【何新附注】以上语词训诂，余旧年笔记中皆有古籍书证。但久病多年，荒忽故业，懒得翻查，此不赘论。仅略陈要义以为提示而已。)
（详论参看何新《宇宙之问：<天问>新考》中之织女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以上转发作者略有补订。）
以下为易纲行长关于加大金融对外开放话题时的讲话实录：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下一步，我们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根据习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以下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
1.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2.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3.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4.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
5.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6.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在今年年底以前，我们还将推出以下措施：
1.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2.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3.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4.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5.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此外，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将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此前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均在顺利推进，我们已经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
目前，各部门正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在上述时间节点前落地实施。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我们还将做好配套措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我们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哪怕关税上升也不会让自己的货币贬值”
除了金融对外开放问题，易纲在论坛上还谈及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国际化等相关话题。
在谈及中国的流动性情况时，易纲表示，我国目前离流动性陷阱比较远，但流动性陷阱对中国制定货币政策而言可以是一个极端情形参考。
在谈及中国的杠杆和债务问题时，易纲表示，我们确实有高杠杆率、高债务率问题，这种高杠杆率是我们进行审慎货币政策的背景。我们首先会使债务率稳定下来，第二步是让债务结构，比如政府债、公司债、居民债，中央债务、地方债务的结构进行优化。
在谈及人民币国际化时，易纲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有这方面的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可以节约货币错配的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那我们都乐见其成。但是它主要是要市场驱动，我们要使得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企业可以自由的选择他用哪种货币，最方便用哪种货币。 在谈及新成立的网联时，易纲表示，网联的成立以及断直连的要求，是出于支付系统的公平竞争和安全考虑，中国的手机支付和移动支付走在世界前面，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风险，我们就需要在鼓励竞争中防范风险。
在回答现场主持人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武器之一”这一问题时，易纲表示，中国哪怕关税上升也不会让自己的货币贬值。我们的汇率体系是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加上管理的浮动汇率也是基于供求关系，目前为止，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我们的汇率体系运行良好。
以下为易纲对中国货币政策问题回答主持人实录：
主持人：易行长我想追问一下这个问题，美国的银行系统以后和中国更挂钩。第二我也想问你，新闻上说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你对此作何反应呢？如果真的贸易战发生，这个货币政策会不会成为你们的武器之一呢？
易纲：首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的想法。我认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国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或者不平衡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首先，这种不平衡是结构性问题。中国是在产品附加值价值链的末端，所以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东亚对于美国的顺差，因为中国会进口日韩以及台湾生产的产品，然后再卖给美国，所以在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出来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事实上中国跟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有贸易逆差，我们需要从一个多边的角度，而不是跟美国双边的角度看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贸易不平衡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如果你看这是国家账户，一方面是经常账户向下赤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有三点，一是政府赤字，第二是投资，第三是私人储蓄。目前的情况，美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但是另外那一方面，如果看预算，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也在增长。赤字越高，贸易赤字也就越高，预算赤字越高，贸易赤字也就越高。
第三，刚才说的私人储蓄。目前美国私人储蓄率是有所下降的，这也会造成缩减经常账户赤字的困难。我们需要认识到经常账户的赤字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我们看中美贸易的时候，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
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如果看中国跟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在过去十年每年增长20%，去年服务贸易，中国对美国的逆差超过了380亿美元。所以，随着金融服务业开放和服务的开放，美国将会在未来的服务贸易当中具有进一步，更大的优势。所以如果我们把货物贸易跟服务贸易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他们是会平衡的。所以如果美国政府花更少的钱，储蓄率上升的话就会缩减赤字，没有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他们会在中国市场销售很多产品，大量的销售额和利润。
但是我们看中美贸易利差的话，并没有算这块，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以及获取的利润，如果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整个不平衡的状况就会极大的缓解。只看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的产品销售是不够的。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产品销售，事实上销售额和利润都很大，把这两点都考虑进去的话，图景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它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中国哪怕关税上升也不会让自己的货币贬值。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我们的汇率体系运行良好，我们的汇率体系是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加上管理的浮动汇率也是基于供求关系，目前为止运行良好。
一
二
何新：奇遇奇人一则
今日（4.13）有友人闻我犯病，携一女士来访。此女士姓孙，已患血癌(AI)19年，曾被医院判死刑。但所见其人神清气爽，话音朗朗。
女士刚从峨眉山及九华山礼佛回京。
女士自云乃出中医世家，家学渊源，自幼从父习医术。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西安某院高干病房工作，19年前忽然发病被诊断为血癌。后去京沪多家医院求治，皆被宣告不治。乃不得不归家自我治疗，遂创带癌生存奇迹。
女士衣着简素，初看如下岗女工，细看则如清净老尼。已年近花甲，额上无一丝皱纹，观之则若45一50年龄之间。目光炯炯，见闻广博，谈吐入时，心理素质极好。
为我诊病，女士非但不收寸金寸礼，初见面反而先赠我民初石印颜真卿法帖一幅，清代素文象牙章一枚。我以素昧平生，文物稀贵推拒。女士则坚决要送，云此皆玩物，出自家藏，自应赠与有缘人。
而余欲回礼，女士则坚拒之，连一盒茶、一本书都不要一一云你欲赠我之书，我已用心眼读过。余无法拒绝厚意，遂将颜帖转赠友人。牙章精致可玩，乃留作纪念。
此女士原居西安，父亲为著名中医及收藏世家。现以久病、绝病之身，唯以吃斋念佛慈善为事。在座中两小时一口茶也不喝，只喝清水一杯。
老夫平生阅人甚多。今日有缘见此女士又觉开眼，真乃当世清奇磊落一奇女子也。特为一记。
中新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 应妮)：中国国家文物局14日在其官微及官网全文发布了《追索海外文物绝不能再让“亲者痛”》……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将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数据库中的文物在中国境内不得拍卖。”云云。
类似的狗屁不通的言论，其实经常地到处可以听到、看到，——老夫不能不为时下汉语语文的没落而感到悲哀！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
“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作价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
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
彭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我曾告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现可先告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
毛泽东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毛汇报。
毛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
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人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业非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事也应日后再定。日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
彭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逐个攻占。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毛表示同意。
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
出席者:粟裕、陈赓，叶飞、许世友、唐亮，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
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何廷—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
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子？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粟总长因高血压已人院治疗，雷英夫把会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毛并附一便函:“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毛泽东于14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同意。”
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彭德怀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刘、朱、邓圈阅。
周于17日批:“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
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的报告。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
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通过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看来还要继续努力。
(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
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粟裕、陈赓在场。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毛泽东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命要发起攻势问题。
【按：这一事件是1958年军委会议批判粟裕的导因之一。50年代粟裕任总长期间因三次“擅权”而在1958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此为重要一次。这个事件因涉及军事机密一直未公布，此书方有较完整的始末记述。近年一些人把粟裕受批说成是责任在于彭德怀，罗列了一些粟与彭工作关系上的事，实有违历史真相。]
【附录】《陈赓传》记粟裕秘书擅权私盖公章事：
1955年的一天上午，彭德怀副主席办公室秘书打来电话说：“彭总要陈赓大将去一下。”陈赓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很快来到彭德怀面前。他一见彭总，心里顿觉不对劲，彭德怀严肃地板着面孔。没等陈赓开口，彭德怀就把手里拿着的一份“报告”交给了他，严厉地批评道：“你看看怎么写这样的报告？乱弹琴……”
陈赓一看，愣了，他未曾签署过这份报告，不知道这回事。但在彭德怀面前，他无法申辩，只好接受批评。陈赓回到办公室，很窝火，气得手都有些颤抖。
他先把秘书任金池叫去，敲打着从彭德怀那里取回的报告质问：“这是怎么回事……”任金池看了一下，没见过这份报告，不曾经办过，便对陈赓说：“不是我办的，不知道这个报告。”
陈赓一听更急了：“你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接着他又把徐嘉谷秘书、王勉秘书叫来，追查此事。他们看后，也都不知道。三个秘书站得笔直挨训，你看我，我看他，面面相觑，都没经办此事。
陈赓更火了，大声训斥道：“这么大的事，未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彭老总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通。”
这时，粟裕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一脸羞愧地走到陈赓面前低声说：“报告是我写的，盖了你的章子送给彭总的……”
没等他讲完，陈赓便大声批评道：“你的胆子太大了，这么重大的事儿，不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你不是在骑着我的脖子上拉屎吗！……”
陈赓狠狠地把这位秘书批评了一顿。因为当时粟裕外出疗养，由陈赓代总长。粟裕的5个秘书都到陈赓这里来请示工作，有一个秘书就自作主张，给“报告”私盖了陈赓同意的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