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铁锋

【内容提要】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李斯特主义的基础上，何新构建了一套宏阔的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既不同于左派传统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更与右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针锋相对。因此，何新将自己的一部重要著作命名为《反主流经济学》。

1980年代末，何新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市场规模有限性”理论，此论再度激活被新自由主义宣布失效的生产过剩理论，对著名的马歇尔供求曲线以及亚当·斯密及马歇尔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形成了粉碎性打击。

“市场有限性”规律，为国家主义的市场培育与保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柱。

何新另一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是他的“资本市场决定价格”理论，他认为价格并非由供需市场自发形成，而主要是由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形成。此论从根本上摧毁了古典主义斯密以及新古典主义马歇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价格理论的基础。这个规律，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抑制投机、防范国际金融突袭、保护实体经济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理论支撑。

针对马歇尔等人欲构建“纯经济学”，何新认为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绝不存在超离经济利益的中性纯形式主义经济学。

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配置资源”，何新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与社会分配，从而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色。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拆散肢解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小私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制度，国家应放弃对经济的干预；何新指出当代主要发达经济体是建立在大型垄断企业为骨干、国有私营相混合、社会福利体系十分健全基础上的制度，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经达到极为深入广泛的程度。

新自由主义废弃了地租理论，何新则恢复了地租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土地国有制是新中国建国后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的最重要内因，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何新的新地租理论为抑制房地产泡沫提供了理论支撑。

何新的通货膨胀理论极为深刻。

何新认为，所谓“短缺经济”实际是一种隐性通货膨胀，绝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一观点导致中国经济政策在1991年发生惊天逆转，由抑制需求转为开拓内外市场、扩大需求。针对新世纪有人提出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何新指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热钱涌入，发生外升内贬式的通货膨胀，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这一观点阻击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搞垮中国经济的阴谋。

自2010年，何新开始研究共济会问题，因之提出了“早期资本的大规模原始积累并不是通过商业资本而是通过金融信贷资本得到快速发展；金融先行，才推动工业革命”、“有史以来发生的一切经济危机，无一次不是源于金融资本家的人为操纵”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何新认为1930年代以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非出自马克思，而主要是出自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

何新援引列宁的辩证决定论批驳了机械决定论（孟什维克）和左派政治经济学理论（布哈林）。

何新认为世界形势发展到新阶段，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前人，必须有相应的具体改变。（重商主义，德、日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相似政策体系的不同版本。）俄国革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决定论，而只是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条件，因此由战时共产主义“倒退”回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这实际是在进步。与此类似，中国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都是必要的阶段。所以，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何新主张全面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建立多元混合经济形态，保护民族工业和利益，构筑国家主义的政策体系和战略目标。2009年，何新提出了新社会主义的主张。

何新强调促进就业，主张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抑制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谋求中国的全球利益，在新时期应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货币金融方面，必须防范泡沫（慎重对待凯恩斯主义）、抑制投机，防止被国际金融势力（共济会）牵着鼻子走。

何新长时期内不断提出具体的国家政策操作建议，许多建议被决策层采纳。

在长时间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论战中，何新经济学以其鲜明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成为经济学中国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

【序论】

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2004-2005年。当时笔者手中仅有何新先生所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为中国声辩》等有限的几本书。在网上读到了《思考二·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以后，遂萌发出一个念头，由于何新先生的经济学术观点散落于许多文章中，很难让人系统性阅读和理解，那么是否可以对这些学术观点和思想加以整理，集成为一部线索分明、前后连贯的系统性著作呢？于是笔者便试着写一些文章，以“路漫漫”的笔名发到专门探讨何新学术的兴华（网络）论坛上。大约一周发一篇，偶尔要两周发一篇，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写完。于是便有了一部《何新经济理论解读及引论》。文章发到论坛后，得到了何新先生的首肯，当时在论坛一直置顶。

当时自己家里还没有安装网络，于是只好把文章拷到U盘中，然后找熟悉的人，到他们家发文章。有那么几周时间，甚至完全没有办法，只好直接把文章打印下来，然后到网吧再打字发出去。（网吧的电脑都没有U盘接口。）

新世纪初叶，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金融乱象和严重的房地产炒作泡沫，何新先生忧心忡忡，写作了大量关于地租、货币金融的新文章。笔者当年所写的《何新经济理论解读及引论》局限性便十分明显了。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系统了解何新先生的经济学术思想，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年写作的《何新经济理论解读及引论》进行修订，易名为《何新经济学思想述评》。

修订的原则是，删去一些明显不合时宜的东西，修改表述不精准的地方，同时删去引论部分。删去引论的原因是其多数内容远离何新经济学术，且过于琐碎和缺乏意义。增添关于地租、货币金融方面的内容。并且增补了第四编《国家经营及其它》，这一编内容实际涵盖和提升了当年引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并且站在新的高度上，从政策操作的角度，对于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进行综述、评论、引申。国家经营是一个非常大而复杂的问题，本书的一些文章只是勾勒其中要点。至于详细的论述，需要另写专门的著作。

为了不至于把当年所写的内容改得面目全非，修订时尽量保持原貌。在原文基础上添加新的评论，多采取“补记”的形式。因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同一篇文章中，某些内容主要是针对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评论，而某些内容则主要是针对新世纪初叶中国经济的评论。两者的微妙差别，恰恰是由于写作时间不同造成的。总的来说，200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侧重点也必然会有相应的改变，甚至不排除有个别互相对立矛盾之处。也许思考这些不同点，恰恰有助于读者辩证地认识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的演变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尽量保留当年内容原貌的原因之一。

本书写作时间大体有三个阶段。包括2004年、2014年下半年-2015年初、2016年底之后。2014年底写成修订后的初稿后，根据何新先生的建议，2015年初再次对本书进行了修订，形成2015年2月稿。此后，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联系何新博客中的某些新内容，2016年底之后，又增补了若干文章及其它一些内容。

其中，2016年底之后增补的内容均在文末标明了写作时间，包括第一编的《论金融市场和抑制恶炒》，第四编的《论资本管制》、《论温和凯恩斯主义与新全球主义》等等。

其余未标明写作时间的文章，第一编中的《论地租与房地产》、《论金融》、《论外汇》、《论货币政策理念》，第二编中的《何新对抗摧毁中国经济的阴谋》、《网络虚拟辩论》，第三编中的《共济会与世界经济史》，以及第四编的全部文章，为2014年下半年-2015年初所写，其它为2004年所写。

可以认为，本书于2014年之后写作的内容，大体反映了何新先生在新世纪的研究成果。而其余内容（写于2004年），大体反映了何新先生在新世纪前的研究成果。

何新先生的学术著作，采取的往往是哲学性表述方法，即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对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因素进行论述和评价，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或者解决问题之道，在逻辑上常使用归纳法和归谬法。这样的表述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非常有效，已被许多事实所证明。但是，这种表述方式在学术传播上却非常不利。人们很难搞清楚多篇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线索，因而在运用其中的道理解释现实问题时，往往一头雾水，难以运用自如。再者，由于何新先生的研究领域十分宏阔，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其经济学术思考成果分散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也使得其经济学术著作缺乏系统性。

本书的方法，是尽量将哲学性表述转换为科学性表述。所谓科学性表述，即从许多不同的问题中分离和抽象出各种类似的因素（属性），形成一系列学术性命题，作为各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一个个加以论述，从逻辑上证明，并举例说明。确定某个命题后，再从何新先生的不同文章中寻找与此学术命题有关的论述，东抄一些，西抄一些，拼凑在一起。为了达到内容上的连贯，自然不免要作若干增删改写。在不少地方，为了让意思表达更加清楚丰满，往往采用笔者自身的文字，来转述何新先生的意思。还有一些地方，为了使论证更加有力，笔者进行了一些引申论证。例如在《论极右分子哈耶克》一文中，笔者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经济博弈论进行了补充论述。本书的写作思路，总的来说就是要形成公理→定理→推论形态的演绎体系。这样就能够达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连贯的效果，有利于大家的研究参考。

本书尽量将何新先生有关经济学术方面的重要观点收集起来。但由于体例的大幅改变，自然不免要对许多学术观点断以己意，并且有不少引申性的论述，有些方面可能并不符合何新先生本意。这一点是需要朋友们加以注意的。2010年，何新先生开始深入研究共济会，逐渐揭示了共济会对于近现代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本书亦将专辟篇章，加以介绍。在其它各个篇章中，有时也会用到“共济会”这个词语，这样能够清晰简洁地论述某些问题。

本书也少量引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导论》就吸收了叶慧坚（网名冲击力）的文论成果。

张铁锋      

2014年12月23日初稿

2015年2月6日修改

2017年5月12日再改

作为伪造“古希腊”工具的“西方考古学”（上）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近代西方学者出于打造西方中心论的需要，伪造了以“古希腊文明”为核心的西方古典历史。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比较历史语言学”、“神话学”及“考古学”等学科，实际上是为西方殖民政治服务的工具。

　　这里我们试就西方考古学形成的过程，来揭露其作为伪造历史之工具的真相。具体来说，被捧为“西方考古学之父”的施里曼，正是在为了证明后世所伪造的“荷马史诗”的真实性，跑到土耳其寻找“特洛伊遗址”为开端的。

　　本来西方人很清楚特洛伊是荷马史诗神话中的地名，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对于西方伪史来说，特洛伊这个“古城”实在太重要了。这个“神圣”的古城，不仅对证明古希腊的“历史”具有极端重要性，而且近代以来西方人所虚构的“罗马帝国”，也是以特洛伊故事为开端的。特洛伊战争中战败者一方的主将埃涅阿斯逃亡到今天意大利的地方，开始了古罗马的历史故事。

　　不仅如此，本来缺乏历史记录的法国人、英国人等，都争相从特洛伊故事中寻找自己的出身证明。[参看《不列颠诸王史》、《法兰克人史记》等西方文献。]最晚才有历史的德国人，也宣称自己国家的历史与古罗马有继承关系，据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大师兰克讲，“最终，罗马帝国的皇位传到了日耳曼尼亚王国（German House）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手中”，这位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查理大帝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同时这也是“德国历史”的发端，于是德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就与特洛伊扯上了关系。就连俄罗斯人也被认为其历史出于特洛伊故事。不仅俄罗斯沙皇（Czar）的头衔来自罗马“凯撒大帝”（Caesar）的称号，而且俄罗斯民族直接来自特洛伊的子孙[参见陈文海的《法兰克人史纪》校释：特洛伊城陷落之后，经过两代人（仅仅两代人，显然经不起推敲）的辗转迁徙，4世纪晚期，原先暂居在西干布里亚城的这批特洛伊遗民迁居到了莱茵河下游。据说这就是俄罗斯民族的起源。]。

　　另一方面，这座神秘的特洛伊城并非属于人类历史。据说，特洛伊王族的始祖达耳达诺斯（Dardanus）是上帝宙斯之子，而坚固的特洛伊城墙为宙斯驱使海神波赛冬与天神阿波罗所筑，因此强大的希腊联军经过十年苦战都未能将其攻破，最终采用木马计才将其一举拿下。

　　正因为“特洛伊遗址”被施里曼先生“找到”了，并且还“发掘”出了“黄金宝藏”，因而这位由军火商转行的“挖宝”商人，一个考古学外行、终于在其晚年一举成名，被西方中心论的推动者尊为西方“考古学之父”。

　　起初，“考古学之父”的挖宝活动纯属个人行为，在受其伪造考古学证据名利双收的启发及构建西方中心论需要的驱动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造假行为上升为一种西方列强政府以考古学为名的大规模造假运动；与此同时，还掀起了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毁灭真实历史遗迹的运动。在此过程中，抄袭中国历史，捏造了“欧洲青铜时代”的伪史概念。

　　一．“考古学之父”施里曼“发现”特洛伊？

　　发现特洛伊遗址的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年）被称为“西方考古学之父”。然而，这位“考古学之父”本人及其所发现特洛伊遗址、迈锡尼宝藏的形迹都很离谱。

　　施里曼7岁时想入非非，想见神话古城“特洛伊”

　　19世纪后半期西方考古学正处在逐渐形成的时期。当时在西欧流行一部伪书《荷马史诗》。这本书非同小可，1795年德国学者F.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e Wolf,1795-1824）发表其名著《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对它进行炒作标志着“西方古典学”的诞生。这部著作以现代方式提出了“荷马问题”，对该问题的探究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今日。[张巍：“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见「儒学联合论坛」“古典学”三人谈]

　　施里曼发现特洛伊遗址，就源于这部伪书。话说德国出了一个有志少年，从小梦想见到《荷马史诗》中被描述得火光冲天的神话中的城镇特洛伊……

　　“在19世纪最后25年内，施里曼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早期希腊历史的论述。7岁时，施里曼看到特洛伊城大火的图画，就想参观这个古城的遗址，并说道，那里的堡垒不会全部消逝的。10岁时，他写了一篇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拉丁文论文。他父亲的穷困使他不得不在14岁时自谋生活，直到34岁他才开始学习希腊文。41岁时，他变为富翁，因而放弃了营业。”[[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37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施里曼“发现”特洛伊，他的缺点只有学者知道

　　“1870年，他开始发掘希萨里克即特洛伊城遗址；1874年，他出版了《特洛伊城古迹考》。学术界嘲笑他，因为他天真地想指实《伊利亚特》诗篇中所描写的东西和建筑物；他认为这诗篇是实录；他还混淆了那些累积起来的不同地层。他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而他的缺点只有学者才知道。”[[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37-73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他的缺点只有学者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学者们明知那是假的。

　　施里曼原本是个军火商，46岁开始挖掘古董的生意

　　施里曼实际上并非是什么学者出身，他原本是一个军火商。后来生意做腻了，开始另谋生路，起初想做个地主、经过努力没有结果；于是半路出家，想起来做学问。由于年龄太大，做其它学问也入不了门，于是在46岁时选择了挖掘古董的生意。

　　“在德国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度过童年之后，施里曼在圣彼得堡和美国等地，成为一名富有的商人。他做生意，常常不择手段：例如，他几乎垄断硝石市场，用以制造克里米亚战争所需的火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他从探矿者那里购置黄金；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那里从事棉花生意。”[[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自19世纪50年代后期，施里曼想转型做一个地主，投身于农业，并未如愿以偿。于是他又想介入知识领域，起初想学语言学，觉得吃力。1868年夏天走访希腊和特洛德，并见了弗兰克•卡尔弗特之后，开始致力于挖宝发掘特洛伊的生意，一干就是20余年。[详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其人——自夸、吹牛，彻头彻尾的谎言

　　“19世纪出现了许多的天才人物——施里曼可算其中一员，关于他们的非凡故事往往令人深信不已；但我们不得不提醒的是，已被那些神奇故事弄得神魂颠倒的读者们，还是应该懂得谨慎看待施里曼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以及为这个世界所欣然接受的神话。”[[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他自称是旧金山火灾故事的目击者；他宣称自己会见过美国总统菲尔莫尔（Fillmore）；……他称自己所见过的一些人，也不是那么真实可靠。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他‘不是那么光明磊落的’；戈宾诺（Gobineau），一个法国外交官，称他是一个‘江湖郎中’；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mst Curtius）,奥林匹亚遗址的发掘者，认为他是一个‘骗子’。”[[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对此，施里曼自己也供认不讳。“正如施里曼本人所坦承，‘我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吹牛和吓唬人……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好自夸和吹牛——时常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施里曼作为‘考古学之父’和离奇故事的讲述者，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些让人感到迷糊的自相矛盾。”[[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关于自己的经典故事出于捏造

　　“施里曼自己所述说的有关其童年经历的一个著名的故事的真相——连他的批评者也乐于接受，也不会让我们感到难以确信。他在自己的《伊利奥斯》（出版于1880年）一书中说，在8岁的时候，他收到父亲的圣诞礼物是一本杰勒（Jerrer）的著作《宇宙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书中就有关于特洛伊的故事，而其中有关埃涅阿斯从熊熊燃烧的特洛伊城堡逃脱的场面，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施里曼在自述中说：

　　父亲，杰勒一定见过特洛伊，否则他不可能在书中把它描写出来。

　　我的儿子，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情景。

　　父亲！如果说这样的城墙既然存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被彻底毁灭，它们必定会留下大量的遗迹，但深埋于陈年的泥土底下。

　　……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去发掘特洛伊。

　　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自我吹嘘之嫌，而且与他在《伊萨基、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一书（写于1868年，当时施里曼46岁）中所记述的事实也有出入。这是施里曼最早提及的‘一个’源泉，他声称，从此以后，揭开特洛伊的面纱并证明荷马故事的真实性，便成为其终生矢志不移的目标。”[[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2-5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然而，从他在1868年12月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刚出版的书时所写的内容来看，他父亲第一次听说与他儿子小时关于特洛伊的对话的事，上述内容完全是施里曼虚构出来的故事。[详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特洛伊”遗址是怎样一个地方？

　　“古代伊利昂（拉丁语为‘Ilium Novum’）的遗址，坐落于门德雷斯河（即古斯卡曼德河）与杜姆瑞克苏河（即古西摩伊斯河）之间一片高地的西北角。……其城墙所囊括的区域长约1200码，宽约800码。此城的西北端，有一座约为700英尺见方的土丘，土丘的西面和北面，地势峻峭，直接倾斜到平原。在施里曼的发掘之前，这座土丘毗邻的高地约高出30英尺，比周边的平原约高出130英尺……这座被称为希沙利克（即‘城堡所在地’）的土丘，曾是古代城邦的卫城……。在争论荷马所讲述的那早已消失的特洛伊所在地时，起初也没有什么人关注到这个地方；旅行家最早对此引起注意的是在18世纪40年代，当时，建造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城墙的断垣残壁，潜藏在灌木和橄榄树丛中依稀可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之前已经有人指称该处为“特洛伊”遗址

　　“1801年，当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来到此地时，发现当地土耳其人正在盗挖残留的城基石块；到了19世纪50年代，断垣残壁已经荡然无存；如今，就连卫城的界线也是踪迹难觅。而克拉克从他看到的迹象以及发现的硬币正确地推断这座‘矗立于高地之上，四周被平原环绕的古老卫城，显然就是新伊利昂[伊利昂（希腊语），古代小亚细亚西北地区城市。位于今土耳其西北的希沙立克，处于联结欧亚的枢纽地带。又称作伊利奥斯、特洛伊（Troy）或伊利姆（拉丁语）。]的遗址。’当时，尽管一些学者接受了由足不出户的地形学者麦克拉伦于1822年所提出的假设，认为此地就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所在地，但在弗兰克•卡尔弗特和施里曼的发掘之前，没有任何人对这种假设进行过验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1-6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发掘考古现场、简直像开挖大运河

　　“施里曼于1870年4月开始初步的挖掘，在1871-1873年间，展开了3次重大的发掘活动，挖掘时间超过9个月，每天在现场所动用的劳动力达80-160人。尽管弗兰克建议他，要以网络状细沟的方式、而不是以巨大平台的形式进行挖掘，但施里曼还是一意孤行地挖开了一条贯穿山丘的巨型壕沟，翻动了数百吨的泥土和碎石，拆除了挡在途中的原本结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施里曼的发掘所带来的后果：遗留下来的一切，只是废墟中的废墟。”[[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3-6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雇用了120名民工，命令他们尽量挖宽，挖深，从小山的这一端挖到那一端，挖出了一道130英尺长的坑，简直像是把蛋糕一下从中间切开，看看里边夹的是什么心子。有人这样讥讽道：‘他简直是在挖苏伊士运河，哪里像是在考古现场发掘！’”[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挖出九层遗存，宛如层层剥笋

　　“荷马在诗中指出，城中最高处耸立着雅典娜神庙，波塞冬和阿波罗修建了帕加马的城墙。据此，施里曼认定在土丘的中央一定可以找到这座神庙，神庙的四周，远古的土层上必是天神筑就的城墙。于是他便从丘顶掘起，先是挖到了几堵墙体，不过他觉得无关紧要，就命人拆除了。接着他发现了武器、家用什物、饰品和花瓶，这一切极其有力地证实了，这里曾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在新伊利昂遗址的下面，他发现了另外的废墟，其下又有新的废墟，整座土丘宛如一个巨大的洋葱需要一层一层剥落开来。每一层似乎都有人居住，而且分属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群群民众在这里生存、死亡，一座座城市在这里兴起、毁灭。刀剑无情，烈火肆虐，一个文明为另一个文明所取代，死人的城市一次次被夷为废墟，活着的人在上方又建起新的城市。

　　每一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施里曼来到此地，本是为找到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可是在为期几年的挖掘工作中，他和手下的工人发现了不止七座陷没的古城，后来又发现了两座！九次发现让世人了解到一个迄今闻所未闻、无从知晓的史前时代！但是这九层古城中，究竟哪一层才是荷马笔下那个英雄会聚、激战纷仍的特洛伊呢？显然，最底下的那层距今时间最久远，最为古老，那时的居民还不懂得使用金属，而最上面的一层必定是年代最近的。”[[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张芸、孟薇中译本第38-39页，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

　　施里曼私下承认，他所发现的遗址并非“特洛伊”

　　“正如施里曼在私下所承认的，一直让他伤脑筋的问题是：此地确实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吗？有两个事实尤使他感到困扰。其一，史前定居点的规模做大不过长100码、宽80码，对荷马所描绘的伟大城邦来说，似乎是太小了。诗人所描述的宽阔街道、塔楼和城门在哪里呢？同时，这个定居点也没有如他和弗兰克所预期的那样扩展到周边高地的迹象。其二，尽管在这些被深埋于地下的陈旧地层中，挖掘出了一些模糊的粗糙的陶器碎片，但在施里曼看来，对于英雄时代来说，这些碎片似乎又太原始了。”[[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8-6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不甘心失败，于是在最后时刻“找到”宝藏

　　“具体时间可能是在1873年5月31日——其发掘活动即将接近尾声，施里曼在‘他的’‘特洛伊Ⅱ’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即首次发现了特洛伊的宝藏——所谓的‘普里阿摩斯之财宝’。”[[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对外宣称的‘宝藏’，包括铜制的托盘和坩埚，以及装在里面的许多金、银、琥珀金和青铜制成的杯子、一个黄金‘船形调味汁碟’，几只黄金花瓶、13个铜制矛头、数以千计的金戒指和金手镯等装饰件、一个黄金发箍、4串漂亮的黄金耳饰、两件精美绝伦的冠状头饰（其中一件由16000多颗小金粒以金丝编织而成），等等。最后的那一件头饰，即是著名的‘海伦的珠宝’；后来，苏菲•施里曼带着它的照片，成了19世纪最著名的影像之一。”[[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苏菲•施里曼穿戴“海伦的珠宝”的照片

　　宝藏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施里曼自己是如何描述他发现宝藏的过程的。

　　施里曼写道：“一件非同一般的铜器，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注意力顿时为之吸引，同时我想到，在其后面会有黄金——于是，我用一把小刀去挖掘这件珍宝，万分小心地，而且，冒着平生最大的风险，因为它被埋在巨大的城防工事的墙体之下，在挖掘的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墙体倒塌而被掩埋的威胁。但是，当我看到里面出现如此众多的宝物，而且每一件都对考古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时，立刻就顾不上任何的个人安危了。然而，假如没有我亲爱的妻子的帮忙，也许，我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挖出这些珍宝，她站在我的身旁，用她的披巾包裹着我所挖出来的宝物，并把它们拿出去。”[[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5-6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些宝藏的发掘有地层记录吗？没有。有谁见证这些宝物是他从特洛伊考古现场发掘出来的吗？有，是他的妻子。然而，实际上他的妻子并不在现场，甚至不在土耳其境内[参看[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显然，施里曼所描述的宝藏发掘历险记纯属胡扯。

　　传说的另一版本——“发现”宝藏在停工前一天

　　“施里曼子跟工人们一起挖出超过25万立方米的泥土之后，觉得应该把这儿的工作停一停了。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任务，于是把1873年6月15日暂定为挖掘工作的最后一天。然而，就在停工的前一天，他又有了新发现，这个发现为他的工作镀上了金色光环，令世人欣喜万分。

　　发现的经过充满戏剧性。……那是一个大热天的早晨，施里曼同妻子一道监督工人的工作，挖掘过程一如既往，虽然此时的他已不再相信，还能挖出什么重要的东西来，不过还是像平日那样自始至终全神贯注。挖掘现场位于地面以下28英尺的深处，夫妇二人站在一堵断墙上，施里曼认为那就是昔日普里阿摩斯宫殿的围墙。突然，他的目光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住了，于是同时他的想象力飞速驰骋，因为迫于形势，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因为那些工人个个都跟抢到一班，若是他们看到了自己发现的东西，谁晓得能干出什么事情来。施里曼抓住妻子的胳膊，在她耳边低语：‘金子。’索菲娅心中一惊，目瞪口呆地盯着他。‘快’，他又匆匆补充道，‘把工人们打发回家，马上！’——‘可是……’这个美丽的女人刚一开口，便被他打断：‘没有可是，跟他们说，你想做什么，就跟他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刚刚想起来，他们所有人都会放假一天！快点儿告诉他们，快！’

　　工人们全都散去了。‘取你的红围巾来！’施里曼一边喊着，一边跳进坑洞，拿刀子拼命挖了起来……

　　象牙闪烁着幽暗的光泽，黄金叮当作响。施里曼的妻子拿来围巾，裹了满满一包。全都是无价之宝。这些一定是普里阿摩斯宝藏！……

　　施里曼夫妇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蹑手蹑脚地把宝藏带回了他们的木屋。随后立刻将这些黄金饰物堆放在简陋的粗木桌上，里面有王冠、别针、链子、盘子、钮扣、金丝、蛇杖和金钱……爱幻想的施里曼拿出一副耳环和一条项链，为年轻的妻子佩戴上——3000年前的首饰装扮着20岁的希腊姑娘！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轻声唤道：‘海伦！’”[[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张芸、孟薇中译本第39-40页，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

　　特洛伊出土的“黄金古董”被溶解掉了？

　　那么，施里曼所发现的这许多宝藏，现在实物在哪里呢？答案是：大部分不知去向。

　　“在特洛伊挖掘出来的黄金制品如今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对漂亮的耳饰、一串项链、几枚吊坠和别针而已，其中的几件还是施里曼后来（于1878年和1882年）发现的，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物，以及一些形状奇特的金元宝和一件公元前3千年前的无价之宝的残骸。19世纪70年代所发现的其他一些黄金制品，大多已被人们在希沙立克附近的乡村中溶解掉了。”[[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是真宝藏，作为古董商出售将其高价卖掉可以理解；怎么可能将自己花血本挖掘出来的黄金古董轻易溶解掉呢？

　　特洛伊的证据之一：火烧石墙

　　“施里曼不停地挖掘着，寻找着。在从下向上数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他发现了焦痕，找到了雄壮围墙的残垣和宏伟城门的遗余。他确信，这些墙体环围着普里阿摩斯的宫殿，这座城门就是斯坎门！”[[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张芸、孟薇中译本第39页，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

　　在施里曼去世后，威廉在西沙里克遗址上继续探察，并成功定位了特洛伊Ⅵ的部分遗迹。这是施里曼的民工尚未破坏掉的部分。

　　他发现了一堵大型石墙，找到了特洛伊Ⅵ早已被烧毁的证据。威廉宣告，这才是“真正的”特洛伊。现代考古学家已经证实了他对年代的推算，即：特洛伊Ⅰ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特洛伊Ⅱ（施里曼认为的特洛伊），公元前2500年至前2200年；特洛伊Ⅵ，公元前13世纪（《伊里亚特》史诗中所描述的年代）；特洛伊Ⅷ，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所来到的这座希腊城市；特洛伊Ⅸ，最上地层，是古罗马的新特洛伊（新伊利昂）城。[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何以见得该遗址就是特洛伊城遗址呢？因为该遗址有火烧的痕迹，而按照神话传说，特洛伊城曾经遭到过火烧。

　　特洛伊的证据之二：伪造文物

　　“他的同时代人威廉•博勒特（William Borlase）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也是一个困扰着考古学界的问题，那就是当施里曼对外宣布他在特洛伊发现‘普里阿摩斯的财宝’时，他的妻子苏菲•施里曼并不在场，甚至也没有在土耳其！因为他说过，‘包括他所参与的这一发现，极大地激励了她对考古学的兴味’，关于这一点，如果施里曼可能是在说谎（或耽于幻想）的话，那么，他所宣称的发现本身是否也是一个谎言？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人：他欺世盗名，谎话连篇；他行事诡秘，不择手段；他常常在暗地里挖掘，并盗用文物；……他极度渴望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和考古学家而被学术界所接受，然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他，则是一个连在雅典购买的某些碑刻的出处这样的小事也要说谎的人。所有这一切似乎皆为事实，施里曼可能因此永远备受世人诟病。”[[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甚至是在特洛伊发现的所谓‘海伦的珠宝’，也使他因涉嫌伪造或是在黑市上购得后安放于现场而受指控。现在，人们对施里曼的怀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在1983年向雅典国家博物馆提交了一个请求，要求对施里曼在迈锡尼所发现的一个黄金面具进行真伪的鉴定；这也含蓄地暗示，施里曼在迈锡尼所发现的部分财宝也有造假之嫌。”[[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就是这么一个人，发现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特洛伊遗址”及其“遗物”，被“记录于众多的书刊中，发表于《泰晤士报》的读者投书栏中，陈列于雅典博物馆的迈锡尼馆中……”

　　特洛伊的地层编年由施里曼所雇监工主观推定

　　推算各地层所属年代的主要权威，是威廉·多朴菲尔德，他在1882年被施里曼雇用来监督发掘工程进展。据他断言：从最下层的最古老的特洛伊Ⅰ，向上数到最上层的新近地层特洛伊Ⅰ，整个废墟遗址由9个不同地层构成。其中特洛伊Ⅱ就是施里曼认为是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所在的地层。但威廉认为，真正的遗址比施里曼在此之前估计的要古老的多；而且，荷马史诗中早已描述过的特洛伊，即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会在新近得多的地层，即特洛伊Ⅵ中找到，虽然施里曼大为吃惊，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威廉耐心收集的证据，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所发现的宝藏可能不属于普里阿摩斯国王。在他去世之前，他承认：他所发现的艺术珍品可能比普里阿摩斯在位的年代要早1000年。[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布勒根将该遗址细分为46层，其中一层或为“特洛伊”

　　“在西沙里克工作的下一位考古学家是美国人，名叫卡尔•布勒根。此人在1932年来到这里。他的发掘方法体现了20世纪新的科学的考古学态度，即：慢慢地、仔细地测量、记录、照像，然后才搬走所发现的东西。在施里曼和威廉所遗留下的，未被发掘过的小丘地区，布勒根获取了大量关于特洛伊Ⅲ、Ⅳ、Ⅴ的资料；像他的前辈施里曼和威廉一样，他对证实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最感兴趣。他把威廉划分的9个地层进一步分成46层。他断定：特洛伊Ⅶ地层当中的一层最有可能是传奇中的特洛伊。”[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在9层考古地层中找不到，就再细分为46层；岂知析之愈精，逃之愈巧，就算在46层之内寻找，也不过是“断定”为“可能”，不亦惑乎？

　　“发现”迈锡尼的“黄金宝藏”

　　“发现”迈锡尼的“黄金宝藏”是施里曼考古生涯中的两大重大成果之一，也是他被冠以“考古学之父”名号的依据之一。

　　施里曼在土耳其挖掘《荷马史诗》中主战场“特洛伊遗址”的最后时刻，于1873年5月31日终于“挖出”了黄金宝藏，甚至还有著名的“海伦的珠宝”。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又依照《荷马史诗》的故事，寻找到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出发的地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镇迈锡尼，要在该遗址再挖点证据出来才歇心。“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述，正是迈诺斯的孙子伊多墨纽斯（Idomeneus）[伊多墨纽斯（Idomeneus），为克里特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领袖。]，带领着80条船以及迈锡尼的阿伽门农攻打特洛伊的。”[[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按照“波塞尼亚斯著作的一段描述，即被谋杀的阿伽门农以及同伴们的坟茔安置于城墙之内，而不是城墙之外。……施里曼坚称，波塞尼亚斯所指的城墙，即是独眼巨人所建造的卫城防御工事；而特洛伊的英雄们就长眠于狮子门之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于1876年9月初，施里曼从希腊政府那里获得发掘许可，他在狮子门内挖了一条沟，深度有好几英尺。”[[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结果很神奇，刚一开挖，就挖出了震惊世界的“黄金宝藏”，由此一个响亮的名词“迈锡尼文明”开始登场。

　　施里曼在地沟中挖出了什么？

　　“从施里曼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在《书信集之二》中用英语再版），以及他的重要著作《迈锡尼》中，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在发现当时的欣喜场景。

　　11月的雨季把施里曼的地沟变成了泥塘。当他挖到基岩的时侯，他发现了一个切入岩层的垂直坑道的顶部。这是5个矩形墓穴中的第一个，他在其中发现了19个男人和女人以及两个婴儿被黄金所覆盖的遗骸。遮盖在男人们脸上的黄金面具熠熠生辉而各不相同，活似每人的肖像；他们胸前遮盖着厚厚的莲花状的黄金叶子，上面饰有别致的‘旭日形’图案。两个女人戴着黄金额饰，其中的一个额饰为冠状。遗骸周围安放着青铜的宝剑和匕首，刀柄用黄金制作，刀柄和刀片上均镶嵌着金或银，匕首的脊线上，用金、银和青金石刻出非常生动形象的狩猎或战斗场景。还有金银酒杯、金盒子、象牙器皿和饰件。饰有花型、动物和鱼类的金碟子更是数以百计，它们或许是被缝制在死者的外装和寿衣上的。其工艺成就，已经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所谓古希腊著名的黄金面具原来是如此这般出土的，令人咋舌不已。

　　这些出土的物件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可以一一对应。“在施里曼看来，这无疑就是荷马和《伊里亚特》的世界；这些坟墓里所安葬的，也就是阿伽门农与他的同伴们。波塞尼亚斯曾提到的坟墓有5座，而施里曼挖掘到的坟墓也正好是5个。甚至连神话中所说的，凶事预言家卡桑德拉（Cassandra）有两个双胞胎婴儿与她一同被杀害，在此也得到了印证——因为在其中的一个墓穴里，发现了两具婴儿的遗骸！高潮部分还在第5个墓穴，即最后1座坟墓中的发现，对于施里曼来说，他在其中恰好发现了他所热切渴望找到的东西，那就是‘海伦的珠宝’。这座墓穴中有3具男性遗骸，一身戎装配备镶饰的兵器，胸前盖金，头带黄金面具。其中两具遗骸的头骨深度腐烂，已经无法辨识，但第3具遗骸的头颅却是——

　　完好地保存于厚重的黄金面具之下……两只眼睛清晰可见，嘴巴由于在重力的挤压下大张开来，露出32颗漂亮的牙齿……这个男人死时不到35岁……属于神话中的英雄时代的男人，其遗骸仍然保存完好，这一大新闻的发现……就像野火一样在阿尔戈斯地区蔓延开来，来自阿尔戈斯、纳夫普里亚（Nauplia）以及周边村庄的数以千计的人们，闻讯前来一睹这一奇迹。

　　这段极度煽情的描述出现在施里曼于1880年出版的《迈锡尼》一书中。”[[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7-7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所谓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图片见上海博物馆编《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第3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对于施里曼“重大发现”的质疑声此伏彼起

　　当时“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认为，施里曼所发现的墓坑，是后罗马时期一个戴着‘塞西亚人’（Scythian）面具的野蛮人的墓地；另有人甚至认为，墓中的死者为拜占庭的基督徒。”[[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现在，人们对施里曼的怀疑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在1983年向雅典国家博物馆提交了一个请求，要求对施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一个黄金面具进行真伪鉴定。”[[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更有甚者，施里曼在特洛伊发现所谓“海伦的珠宝”时，就曾因涉嫌伪造或是在黑市上购得后安放于现场而受指控；在迈锡尼，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又重施故技，再度发现一个“海伦的珠宝”。

　　对于人们的质疑，施里曼毫不在意，反而说：“我在‘想象中虚构的特洛伊’废墟的深处，发现了‘虚构的’英雄时代‘想象中虚构的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无论怎么说，也是考古学的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为什么只有施里曼能够挖出“黄金宝藏”？

　　学术界将施里曼所发掘的迈锡尼墓葬的时期归于“中期希腊底时期（MH）”的MH末和LHⅠ时期。然而，考古学界不想一想，施里曼在迈锡尼的发掘异常精准，没有任何时间损耗，去了现场就开挖，挖出来黄金宝藏就收手。一般来说，有了重大考古发现，会进一步在周边继续勘探，以期有新的收获，才符合发掘宝藏者的心理；而这位挖宝者挖了黄金宝藏之后，就嘎然收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特洛伊的经历，雇佣180余人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挖宝实践，将特洛伊遗址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要紧的东西，在最后收手的时候，却无意中在只有他夫妇两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现了旷世奇珍黄金宝藏，而夫妇两人在场的说法又被揭穿，当时他的夫人根本不在现场、甚至不再土耳其境内。因此，本人很清楚，继续挖下去只是白费功夫，因此才嘎然收手。

　　然后别的人过来，无论再挖几十年依然是只有简陋的石棺墓和坑墓，在其他地方再度发现所谓的“竖井墓”，也不会有什么“黄金宝藏”的出现……

　　“中期希腊底时期（MH），希腊流行简陋的石棺墓（cist tombs）和坑墓（pit tombs）。但在MH末和LHⅠ时期，迈锡尼出现竖井墓（shaft-graves）；美塞尼亚则流行圆顶墓（tholos），均属大型多人葬坟墓；从葬品的奢侈程度看，应属社会上层或‘王族’的陵墓。……

　　迈锡尼的竖井墓为垂直矩形墓室，墓室四壁衬以碎石墙，墙上架木梁，盖石板，石板上填土和瓦砾，直至与地表齐平，上面再竖立一块无字有图案素面的石碑。……迈锡尼的竖井墓分成两个墓圈：“墓圈A”是施里曼于1876年发掘的，共有六座竖井墓；“墓圈B”是希腊考古协会在1952至1955年发掘的，共有24座竖井墓。“墓圈A”的六座墓共葬尸体19具，其中8男9女，还有两具儿童骸骨。他们显然是迈锡尼的地方权贵，男从佩金面具，女人佩金额冠，身上穿金戴银，奢华无比，陪葬品丰富异常，且多为精美绝伦的黄金制品，可见神话中有关迈锡尼‘多金’的美誉并非虚言。”[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28-42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有关迈锡尼竖井墓的起源，学者们的主流意见是：竖井墓源自中期希腊底时期的“石棺墓“（cist tombs），不是海外舶来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30-43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学术界乐见其成，大力宣扬施里曼的发掘“成果”

　　以西方中心论为导向的学术界求之不得，并充分利用施里曼的发掘“成果”，并对其进行稍微的修正，作为建设伪史体系的考古学依据。

　　“他在特洛伊的工作遭到土耳其政府的阻挠，于是他转移注意力于迈锡尼，在那里他发现古代国王的坟墓，其中藏满黄金及其他饰品。在拍给希腊王的一个电报里，他宣布他已找出阿加米农及其家属的坟墓；但经过仔细研究后才看出：他所发现的古物并不属于同一时代；而且这些遗骸的数目与性别也与传说不符。然而，他所发现的究竟是阿加米农的还是其他国王的遗骸这一问题无关紧要，因为他毕竟已揭示出一个消逝了的文明。下一步，他在奥科美那斯又发现了所谓米尼亚斯宝库，并挖出迈锡尼附近的提林斯城堡。1890年，当施里曼逝世时，他已名满天下。

　　在20年内，他使3个城市出土，揭示了迈锡尼文明，并给考古学研究以一个无可估计的推动。他对希腊满怀着浪漫的依恋感情。他娶希腊女子为妻；他的儿子命名为阿加米农，他的女儿为安德洛玛刻，但他缺少进行科学发掘工作所需要的训练和耐心。他认为迈锡尼人就是荷马诗篇中的亚该亚人。

　　后来，还是由其他学者来指出，迈锡尼文明是属于前荷马时代的；并由他的晚年同事多普费尔德来证明，赫克脱和阿溪里的城是第六个而非第二个城。”[[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3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随便在近东或地中海岛上找个遗址，说那就是神话中的某某遗址非常容易；就如同在中国找一处有花果山水帘洞景致的地方，然后说这就是美猴王孙悟空的遗址是一个道理。[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8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西方考古学之父”是一个考古学门外汉

　　“在迈锡尼的大获全胜，激励着施里曼重返特洛伊，并分别于1878年和1879年开展了两场重大的发掘行动。”[[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9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两次发掘目的是什么，是进一步挖宝吗？显然不是。因为施里曼已经将特洛伊遗址的所有底层翻了个遍，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哪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宝物存在。原来他在迈锡尼创造了考古学的奇迹，这次重返特洛伊是来为特洛伊与迈锡尼的发现之间寻找两个遗址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两个遗址之间，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一个处于战争的策源地（迈锡尼），一个是战争的发生地（特洛伊）。

　　施里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结束了这两次发掘之后，出版了自己那本在考古学史上的考古学名著《伊利奥斯》。

　　“他于1879年5月25日写到：‘我觉得自己的任务业已完成，因此，在一周内，我将永远结束对特洛伊的挖掘。’1879年的发掘活动，也成就了他那被公认的杰作的《伊利奥斯》一书的问世。此书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他对发掘的翔实描写和对文献资料的全面引述，而且还因为施里曼的朋友和合作者们在书中附录部分所作的科学阐述。从当时的水准来看，此书已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它毕竟是由一个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原本只是出于爱好的门外汉所完成的。正如鲁道夫•费尔霍（Rudolf Virchow）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的，‘这位挖宝者已然成了一位学者。’”[[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92-9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世纪大学者马克斯•缪勒为“民科”施里曼站队

　　“牛津大学知名的梵文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这样写道：获悉你成功的消息，我十分欣喜，这完全是你所应得的荣誉。不必在意德国媒体的抨击……你的发现，开启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你知道，我的观点与你的解释有多么地不同，更何况格莱斯顿的观点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为你的不屈毅力而对你表示谢意。我钦佩你为此所倾注的热情，毫无疑问，世界上许多人都会为你骄傲。总之，你是受人羡慕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吃惊。”[[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9-8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一位挖宝者，之所以成为一名学者、并进而被封为“西方考古学之父”，是由于他的造假、挖宝行动受到西方中心论学者们的鼓励与背书。一个军火商出身快要到50岁开始挖宝生涯的人，在挖宝的同时，如何可能对西方的文献作全面的引述呢？那是因为建设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们参与了这本名著的写作，并且在附录中进行了“科学阐述”。

　　原来这位西方考古学的祖师爷是一名典型的“民科”，凭借自己无知无畏的精神，以说大话及弄虚作假的做派，坐上了西方学术殿堂的神圣宝座。

　　施里曼——19世纪“西方文化”的宠儿

　　“施里曼的考古生涯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他的主要著述——伊利奥斯、迈锡尼和梯林斯等——的文字中读出这一点。……有关他的文字材料层出不穷；犹如对待许多天才人物一样，对于施里曼的生活写照人们也不免给予了过度的渲染。据统计，所谓的自传有11种，旅行日记18种，有关论文20000份，信函60000件，业务记录、明信片、电报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证物不计其数；还有175本考古笔记，其中有46本已经遗失，包括来自于特洛伊、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和梯林斯等地的重要内容——有关迈锡尼的平面图、草图和照片的3种，遗失后于几年前落入了一位雅典书商的手中。除此之外，在认识他的、同他有过合作的或与他有过争论的学者的著述中，在报纸文章中，存在着大量与施里曼相关的内容；而且，还可能有一些新发现（从各地）冒出来（比如，1982年，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发现了他的5封书信）。可想而知，厘清施里曼身世真相会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施里曼精力过人，工于文字，想法迭出，又精通10多种语言，完成这项任务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西方为何推崇一个造伪者为“考古学之父”？

　　对于西方民族来说，特洛伊遗址太重要了，不仅古希腊要靠它来证明，古罗马也发源于这个故事；甚至法国、英国都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特洛伊的故事。

　　当时的社会风气，英国国家出面，组织众多学者用中国风的资料大规模伪造莎士比亚；同样，利用汉学的知识，全面改写所谓的《荷马史诗》；为了突出大英帝国在科学上的贡献，将不学无术的牛顿打造成耀古烁今的人类科学明星。其全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炮制西方中心论不择手段、不遗余力。一个民间商人，没有动用西方国家的资源，以一己之力杜撰出对于西方各国如此重要而又必须的历史根据，正应该给予大力表彰才是。

　　考古学之父的这种随意指认他人遗迹为己有、并伪造文物的行径，为西方考古学19世纪不光彩的开端留下了最好的注脚。

(未完待续。。。）

作为伪造“古希腊”工具的“西方考古学”（中）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二．克里特岛发现“青铜时代宫殿”？

　　“迈锡尼文明”是什么东西？

　　西方历史学上所谓的“迈锡尼文明”概念，起初就是这样由上文所述的一个名叫施里曼的军火商改行做假古董生意的商人“发现”了。在迈锡尼竖井墓中不仅发现了黄金面罩，而且发现有青铜器，因此称之为“青铜时代”。

　　其后，还有一个与施里曼差不多的神人阿瑟·埃文斯爵士，在克里特岛挖掘出了所谓的“克诺索斯宫殿”，并声称发现了线形文字泥板文书，在时间上将其发现与施里曼所发现的“青铜时代”合起来，于是就称之为“迈锡尼文明”。

　　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殿”是20世纪初的新建筑

　　“克诺索斯是爱琴海上一处最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它是所有前往克里特岛的旅行者的必选之地。现在的游客穿过经由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的努力而得以重建的大厅、庭院和阶梯，便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看起来既纯真又诡秘的曾经失落的古老世界。埃文斯是我们第2研究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就像施里曼之与特洛伊，克诺索斯的故事也与埃文斯本人的‘神话’难分难解。”[[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我们在克里特岛所见到的这座所谓的“古希腊”克诺索斯宫殿，原来是20世纪由埃文斯爵士所建的新建筑！

　　2016年由上海博物馆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世界各大博物馆参与国际合作的以图向中国读者展示辉煌的“古希腊”风貌的大型学术图片集。有趣的是，这部全部由彩色照片、图片构成，并由国内外学术界名流所执笔解说的皇皇巨著，在其开篇压轴部分举出的彩色照片证据，就是上述“西方考古学之父”施里曼“发现”的黄金面具以及考古学大师埃文斯在20世纪初使用新型钢筋水泥建材建造的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殿。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所谓辉煌无比的“古希腊”，实在没有什么得力证据，不过就是拿几件假古董翻来覆去糊弄人。

　　埃文斯并非克诺索斯宫殿的“发现”者

　　“1894年3月，当埃文斯参观了卡洛凯里诺斯家中的藏品之后，便迅速地制定出了挖掘宫殿的计划。”[[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原来，埃文斯是在参观了别人对“克诺索斯宫殿”进行发掘所取得的藏品之后才开始考虑发掘这处“宫殿”的。换句话说，埃文斯并非“克诺索斯宫殿”的发现者及最早发掘者。

　　前埃文斯时期对遗址的发掘

　　“事实上，克诺索斯的原址，至迟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确认；而且，1878年12月，一位名为迈诺斯•卡洛凯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的伊拉克里翁商人在那里进行了尝试性的挖掘。他的发掘以及我们在第2章中所谈到的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的发掘，在当时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评论。‘在所有的发掘中，对克里特岛的发掘是最为重要的。’著名的德国学者法布里修斯（Fabricius）在埃文斯的挖掘之前便如此写道。卡洛凯里诺斯1843年出生于一户富裕的克里特人家。他说，他在1864年就已尝试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挖掘，但由于1866年反抗土耳其运动而搁浅（与希腊不同的是，当时的克里特岛仍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1878年，他开始了再一次的尝试，当时很可能是受到施里曼于两年前在迈锡尼发掘成功的消息的启迪；而且，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克诺索斯出土的陶制花瓶与在迈锡尼所发现的极为相似。而这种陶器已经广为人知，在伊拉克里翁的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并流入雅典成为一些人的收藏品；这种陶器出于克诺索斯的克发拉山丘，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卡洛凯里诺斯在克发拉山丘挖开了12条坑道——每条坑道深6英尺，一下子就挖到了庞大的建筑物……他挖到了皇宫觐见室的墙脚，看见了涂红颜色的墙壁……他还清理了第3个储物间，其中藏有12只大口陶瓷坛（储物罐），罐中仍保存着豌豆、大麦和蚕豆等物。在储物间外面走廊的残骸中，他找到了可能是B类线形文字的泥板；……卡洛凯里诺斯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尝试性挖掘，并从整个宫殿的西翼收集了大量的陶器样品，其中包括顶部有拱形把手的陶罐、两耳细颈酒罐和水壶等（可能为公元前13世纪的陶器），以及香槟酒杯（kylices）和带有装饰的单柄杯子（显然为公元前13世纪的物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8-11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0世纪初，埃文斯开挖“宫殿”遗址

　　“1900年3月23日，埃文斯开始对这块土地进行挖掘，这是20年前卡洛凯里诺斯曾经挖过的地方。意外的是，自从被大火烧毁之后的三千多年来，这里的建筑几乎从未被触动过，它们就位于几英寸的草地之下，一些墙上还粘附着壁画。挖掘出来的房间墙壁上涂有红颜色的颜料，墙高达7英尺，房内围摆着许多石膏长凳，屋子的一头搁置着一些地下储罐，另一头居然是一把安置在原位未经移动的御座，御座并未破损，但其背后又被火烧过的痕迹——最后大火烧毁了宫殿。地面上散落着雪白石膏仪式容器的碎片。埃文斯认为，这个美丽的容器是克诺索斯最后的国王遭遇灭顶之灾之前的绝望时刻举行劝慰仪式使用的……”[[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里所谓的“御座”，实际上不过就是一块被架起来的石板；以上引述内容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石膏长凳”及“石膏容器”。在中国，石膏是一种入药的药材；如果说其雕塑材料，与石膏雕像比起来人们宁愿要石雕，更好的是玉雕。用石膏做雕像，出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伪造古罗马文物的材料，欧洲许多馆藏的所谓古罗马及古希腊雕像，很多都是石膏制品。石膏制品易脏、易碎，不方便长期保存，更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也就是欧洲人因其缺乏对文物的深入了解与基本素养，才会有此奇想，或者出于炮制起来较为容易，也未可知。20世纪欧洲人如此看重所谓的“雪白石膏容器碎片”，也真算是“奇葩”了。

　　“几何形状陶器”令欧洲人瞠目结舌

　　“这些发现确实非同凡响，立即使克诺索斯成为爱琴海考古的焦点，因为这里曾是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前年的高度文明，远远超越了欧洲大陆所发现的一切。早在1900年3月27日，埃文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希腊人算什么，罗马人算什么，也许不计其数的晚期黑漆器皿碎片中的一片，就足以说明问题。而那几何形状的陶器（公元前7世纪），更让我们瞠目结舌，虽然……一个繁荣的克诺索斯，存在于（山谷的）低处……但是，其辉煌时期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文明之先。”[[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4-11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埃文斯的确“了不起”，从1900年3月23日开挖，到3月27日写日记，在短短的5天时间，就超越了过去欧洲考古学的一切发现！

　　原始时期的陶器，哪个不是几何形状的？陶器制品是先民的基本生活用品，不过到了欧洲，还是比较稀缺的，因为欧洲掌握烧制技术要晚得多。

　　埃文斯以“新建假古董”覆盖原始真遗迹

　　埃文斯雇佣上百民工，对所划定的遗址范围进行大规模粗放开挖，寻找所需要的宝物，将99%看不上眼的出土文物丢弃，将剩下来的1%留下来作样品；同时，按照自己的想象，使用现代砖瓦及混凝土工艺，“恢复”三千年前的“宫殿”建筑，于是，现在人们眼前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在1900年的挖掘中，埃文斯的着手点是卡洛凯里诺斯曾经挖过的地方，他在现场度过了9个星期，所用工人数量从50人到180人，挖开了宫殿西翼的主体部分，面积达2英亩。公正地说，对于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遗址，即使在今天可能也将需要数年的发掘时间，由此可见埃文斯的技术之高超，他的非凡能耐和独到眼光不在施里曼之下。另外，虽然埃文斯从年轻时就一直对考古学感兴趣，但是他第一次进行正式的发掘活动，此时他已经年届49岁，而且他从未发掘过大陆遗址。埃文斯的主要发掘活动进行了4个季节，这个开头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关乎他是否能够找到他所需要的证据。在克诺索斯挖掘出来的成千上万的碎片的绝大部分已被丢弃，被保留下来的只有少量样本（大约占总量的1%，但也有好几篮筐），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形往往如此。所以说，那时的考古是一种摧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埃文斯做得往往有点过了头。尽管任何幸存下来的古代皇宫，其高度无非略超于人的头部而已，中央大厅也不例外，但他却逐渐想把皇宫的许多部分修复得可能看起来更加恢弘一些。这一工作大体上完成于1922-1930年间，于是，皇宫正殿遂变成了当前的这个状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5-11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埃文斯对于遗址的重建……已经破坏或掩饰了遗址的许多重要特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卡洛凯里诺斯发掘活动有价值的纪录资料非常少，如今的历史学家们无法试图从中找出埃文斯发现宫殿之前的实际图景，因为无论是好是坏，埃文斯已经永久性的、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克诺索斯遗址的现场。事实上，关于克诺索斯最后的宫廷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现在甚至也不太可能达到一种高度的共识……”[[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现代希腊毁灭真实历史遗迹运动

　　“自从取得独立之后，希腊的知识分子们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以使他们的国家重返‘古希腊’时代。古典地名被恢复，土耳其、威尼斯、甚至拜占庭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以彰显古代的遗迹。”[[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336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毁灭真遗迹、包装假古董的不仅是一个埃文斯，原来在制造西方中心论的高潮期，存在着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毁灭历史遗迹运动！

　　毁灭与无视历史真相属于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

　　“埃及学和亚述学中带有的另一项普通偏见，是这两门学科拒绝研究埃及和伊拉克的伊斯兰时期。一般认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文化要比伊斯兰文化优越。甚至大部分的热爱希腊哲学狂承认，早期古典文明有些东西就植根于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而伊斯兰文明被认为不同于且不如它之前的文明。要成为埃及学和亚述学家，几乎不需要了解现代埃及人和伊拉克人（D.Reid 2002）。于是，考古学反映和支持了欧洲对北非和中东的殖民化计划，这种计划在整个19世纪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日趋干涉性。因此，当这些新学科摆脱了《圣经》权威的限制之后，他们便开始陷入殖民主义和东方学的泥潭，并日趋种族主义（Said 1978）。”[[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毁灭真实的历史，是为了兜售西方伪史，最终目的是为其殖民利益服务的。

　　埃文斯及其后继者对克里特岛的发掘

　　“1878年底，克里特人米诺斯•卡罗凯里诺斯被谢里曼的成功所鼓舞，在赫拉克里昂城以南的刻法拉小丘（Kephala hill）之下破土发掘，发现了克诺索斯（Knossos）的史前宫殿遗址，但因时局不稳旋即终止。1898年底克里特获得独立，局势渐稳，考古活动也趋于活跃。英国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爵士从1900年开始对克诺索斯史前宫殿进行发掘，直至1931年告竣。主要发掘工作集中在1901-1905年，年度考古报告陆续发表在《不列颠学院年刊》（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上，此后是局部的深度发掘与研究工作……后期主要从事遗址复原工作。在发掘同时，埃文斯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其《米诺文字》第1卷于1909年出版。此后于1921年、1928年、1930年和1935年陆续出版了他的鸿篇巨著《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1至4卷。全书共3000多页，3400多幅插图；共6册，将驳杂繁复、浩如烟海的实物和文献材料加以整理和归纳，力图再现史前米诺人的文明与生活。1952年，约翰米尔斯爵士将克诺索斯出土的线文B泥板加以汇总和补充，出版了《米诺文字》第2卷，收录了1600篇线文B铭文。此外，埃文斯的助手，英国考古学家邓肯•马肯奇（Duncan Mackenzie）的《考古日记》以及埃文斯的《考古笔记》都成为克诺索斯遗址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日益受到当代考古学家的重视。此后的克诺索斯发掘和研究工作相继由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彭德勒布里（J.D.S.Pendlebury）和不列颠考古学院院长胡特金森（R.W.Hutchinson）负责。上世纪50年代后期，辛克莱•胡德（Sinclair Hood）考察了克诺索斯遗址周边地区，其调查报告于1958年发表，后经修订和扩充于1981年再版（与史密斯联名）。1967-1973年，墨温•波波哈姆（Mervyn Popham）和胡格•萨基特（Hugh Sackett）清理了克诺索斯新宫殿时期的建筑‘未勘探的大宅’（The Unexplored Mansion），其发掘成果发表于1984年。”[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2-36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外国考古队纷纷进驻克里特岛进行挖宝

　　“除了希腊本土的史前考古活动，爱琴海岛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也在20世纪初逐渐展开，其中克里特岛的发掘成果最为引人注目。……

　　克里特岛独立后，外国考古学院在克里特岛的考察和发掘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除了亚瑟•埃文斯对克诺索斯史前宫殿遗址的发掘，雅典不列颠考古学院也在克诺索斯、普赛克罗山洞（Psychro，1900年）、扎克罗（Zakro，1901年）、珀莱索斯（Praisos，1901-1902年）、帕莱卡斯特罗（Palaikastro,1902-1906年）、卡马雷斯山洞（Kamares，1913年）等遗址展开调查和发掘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列颠考古活动依然延续。约翰•彭德勒布里致力于东部狄克特山的拉斯提高原（Lasithi）的田野调查（1936-1939年），发掘那里的洞穴和史前居民点，并于1939年出版其杰作《克里特的考古》，可视为对二战前克里特考古成果的阶段性总结。”[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2-36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雅典的地下挖不出来像样的考古遗存

　　“雅典始终是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曾为迈锡尼时代重要中心，在雅典卫城山上建有宫殿和城堡（LHB），但因历史时期反复重建，青铜时代遗迹已所剩无几。在1885至1890年‘希腊考古协会’发掘雅典卫城期间，迈锡尼时代‘独眼巨人墙’的蛛丝马迹才首次被发现。20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奥斯卡•布罗尼尔（Oscar Broneer）考察卫城北坡，发现城内的秘密取水通道；1936年，巴拉诺斯在胜利女神庙下发现迈锡尼时代大塔楼的遗迹，使迈锡尼时代雅典卫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8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外国“考古队”鱼贯而入，克里特“寻宝”四面开花

　　宫殿周边及西部与西南部遗址

　　“战后，在胡特金森主持下，英国人在克里特的考古活动得到恢复。胡特金森于1962年发表的《史前克里特》是对彭德勒布里著作的补充和完善。辛克莱•胡德担任不列颠学院院长期间（1954-1962年），克里特再次成为英国考古学家的关注点。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胡德相继对克诺索斯周邻地区、岛屿西部和西南部遗址展开考古调查，其成果陆续发表在60年代的《不列颠学院年刊》上，其学术专著《米诺人：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则是对战后20余年克里特青铜时代考古成果的总结。另外，英国考古学家彼得•瓦伦（Peter Warren）于1967-1968年发掘了南海岸的早期米诺文化居民点米尔托斯（Myrtos），此后，格拉尔德•卡多甘（Gerald Cadogan）等又多次发掘米尔托斯（1970-1973，1975-1976、1981和1982年），发掘和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出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东部

　　“此外，克里特岛东部的帕莱卡斯特罗遗址，19世纪初曾被不列颠学院发掘过，胡格•萨基特和墨温•波波哈姆于1962-1963年再次发掘了这座古城；从1986年起，萨基特和亚历山大•麦克吉利伍雷（Alexander MacGillivray）重新发掘该遗址，其工作遗址延续至今。”[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中南部

　　“克里特岛中南部的史前宫殿遗址费斯托斯（Phaistos）的发掘工作由意大利考古学家承担，主持者是弗德里歌•哈尔伯赫尔（Federico Halbherr）和鲁伊奇•佩尔尼尔（Luigi Pernier）。遗址主要发掘工作在1900-1909年完成，发掘成果迟至1935年和1951年才发表，细致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延续至今，且一直由意大利考古学院（Scuola Archeologica Italiana di Atene）负责。费斯托斯附近的哈吉亚•特里阿达遗址（Hagia Triada或Ayia Triada、Agia Triada）也有一座史前青铜时代的大型别墅建筑，其发掘工作亦由哈尔伯赫尔率领的意大利考古队负责（1903-1905年，1910-1914年）。”[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4-36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北海岸

　　“希腊考古学家约瑟夫•哈兹达基斯（Joseph Hazzdakis）发现克里特岛北海岸的马里亚遗址，并于1915和1919年发掘该遗址，后由法兰西考古学院接管。1921-1932年间，在法国考古学家查普提尔（F.Chapouthier）主持下，法希联合考古队在该遗址展开一系列发掘，使克里特的第三座史前宫殿遗迹，连同其周围的米诺城镇废墟，重现世间，深入的发掘持续至今。从1928年至1962年，4卷考古报告陆续发表。1980年，奥•佩伦（Olivier Pelon）发表第5卷考古报告，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归纳，补充了很多新材料。两年后，埃芬特勒（H.van Effenterre）也发表专著，对马里亚遗址的发掘史、新旧宫殿及其与周围城镇的关系，以及宗教、经济、文字等，做出详细的论述。”[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东端

　　“克里特岛东端的卡托•扎克罗（Kato Zakros）也是考古学家们关注的一个史前遗址。1901年，雅典不列颠学院院长霍加斯（D.G.Hogarth）曾在这里发现了米诺城镇的建筑遗迹，但未发现不远处的史前宫殿遗迹。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西格尔也曾于1924年来此考察，但无功而返。直至1961年，希腊考古学家尼可拉斯•普拉顿（Nicholas Platon）在此发现宫殿遗迹，翌年主持了对该宫殿遗址的发掘。扎克罗宫殿是克里特岛史前青铜时代的第四座大宫殿，有丰富的器物出土。普拉顿的考古成果以英文专著形式出版。”[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5-366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西格尔也曾来克里特岛东端的卡托•扎克罗考察，却没有任何发现，不得不打道回府。然而，换一批人上来，在同一地点却发现了第4座青铜时代的“宫殿”。

　　美国妇女、青年齐上阵

　　“美国在雅典的考古学院也承担了克里特史前考古的大量工作。美国女考古学家哈里埃特•波伊德-哈维斯（Harriet Boyd-Hawes）于1901-1904年发掘了史前青铜时代的米诺城市遗址古尔尼亚（Gournia）。波伊德的考古队成员，年轻的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贝里•西格尔（Richard Berry Seager）则在1903-1906年发掘了瓦西里基遗址，一个典型的米诺早期文化村落遗址：随后又发掘了波西拉岛（Pseira）的一座米诺港口城镇的遗址（1906-1907年）和墨克罗斯岛（Mochlos）西端的一个前宫殿时期墓地（1908年）。

　　这些遗址以后又被重新考察：瓦西里基遗址曾先后被希腊考古学家普拉顿（1953年）和左伊斯（A.A.Zois，1970-1982年，1990年）重新发掘：1984-1992年，美国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伯坦库尔特（Philip P.Betancourt）和达瓦拉斯（Costis Davaras）对波西拉遗址做了更详细的考察，并先后出版9卷波西拉考古专著。20世纪70年代，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杰弗里•索利斯（Jeffrey Soles）进一步考察了墨克罗斯岛的前宫殿墓地，并于1989-1994年发掘了该岛南部的史前米诺居民点。”[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6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美国资助加拿大教授——给钱就干

　　“从1976年起，在雅典美利坚古典研究学院资助下，多伦多大学和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考古队，在多伦多大学艺术史教授约瑟夫•萧（Joseph Shaw）主持下，开始发掘克里特岛南部沿海的科墨斯遗址（Kommos），一座青铜时代繁荣的港口城市……”[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6-36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煞有介事——克里特岛“青铜文化”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米诺文明研究出现专门化趋势，涉及的研究专题包括行政管理、建筑风格、年表、祭礼、经济、壁画、葬俗、国际交往、象牙、金属加工、古植物学、古动物学、体质人类学、政治、雕刻、印章、社会、石瓶、工具、地名学、贸易、瓶画和文字等。另外，在铁拉岛、瑞典考古学院和法兰西考古学院定期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及会议论文集的发表，都使米诺文明和爱琴文明的研究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这样一来，在一个小小的克里特岛上，来自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美国、加拿大各国的专业考古队蜂拥而至，从东、南、西、北各个方面展开挖掘，所到之处，弹无虚发，随处开花，所在皆有泥土文书出土，而且仅“青铜时代”的宫殿建筑就发现了4处之多。

　　德国人为何没有参合克里特小岛上的发掘工作，一起来凑热闹呢？原来德国人跑到波斯地区，去发现“赫梯文明”的遗迹去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未完待续。。。）

曹德旺：我和你讲，中国民众不坏，中国坏就坏在精英

知识分子一旦登堂入室，整天讲假话。剩下有一些批评政府的，因为他没有被聘请，他如果有一天被聘请，纱帽一戴，他也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招。很多当官的喜欢听假话，他心理很脆弱，一句真话都不能听的，一听会心脏病。我说你这个病应该抓紧去治疗，不治疗会耽误的。

    那些做生意的小老板，自己乱做，做完以后骂政府，等政府来救他。我说请你看到，还有 90%的人在你下面，谁来去救他们？你这些人应该赶紧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

    仲伟志搜神记：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些悲观了，怎么能改变现状？

    曹德旺：我认为需要恢复我们的信仰，让大家回归到冷静的状态，能够为自己的家国负起责任。就是通过信仰，培养起一种报国为民的社会心态。

    仲伟志搜神记：这好漫长啊。

    曹德旺：除此之外，你说怎么解决？你现在自己做一个新媒体？

    仲伟志搜神记：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变，现在如果不是党报官报，就只能靠市场吃饭，靠市场吃饭就很容易走向“打砸抢”，这就改变了所谓的初心。我现在这个小公司只求做善事，事实证明，我这个人进商海狼性不足、入空门悟性不够，所以只能做一点小事情，就是把我尊重的这些人一个个采访记录下来，为这个世界树立起更多的精神标杆。

    曹德旺：你采访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仲伟志搜神记 ：我做了 20 年经济类媒体，见过很多商人，见证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这个群体的神化工程。但是现在我会采访更多优秀的作家、诗人、学者、歌手、艺术家、科学家、导演等等，我觉得，如果仅仅让商业精英扮演时代英雄，仅仅让网红企业家担当精神导师，这肯定是个不正常的时代。我认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文精神做支撑。

    曹德旺：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财富精英唱主角，国家一定会进步。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很多发财致富的人是取之无道，问题出在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缺乏信仰，没有底线。

    仲伟志搜神记：我也会采访像你这样的有文化自觉的企业家。当然，让所有的企业家都做到像你这样，也不现实。我认为企业家不行善不要紧，但是不能作恶。

    曹德旺：企业家最大的善是什么你知道吗？遵纪守法、遵章纳税、善待员工，为什么这是大善？你如果犯罪，后面启动法院公安调查你要花多少钱啊？要多少人为你服务啊？那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第二个，做慈善还有一个规矩，你捐款，钱不干净的话不能捐，捐也白捐。把不干净的钱捐给寺庙是亵渎神灵。你如果做海洛因什么的，你去捐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有真正干净的善款才能拿来做善事。这也是敬重佛祖、道祖的基本原则。这才叫文化的自觉。

    仲伟志搜神记：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不相信”？

    曹德旺：缺乏“信”。要信他，要相信别人，要相信天的存在。你对谁都不相信，那么你的心肯定是非常丑恶的。如果你对谁都不相信，也必将一事无成。

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统帅拔都

所建，疆域极其辽阔，比元朝的地域广大得多。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都城萨莱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

由于拔都宫殿模仿蒙古包“大帐”而使用金顶，因此在欧洲史书中这个汗国被称作“金帐汗国”。金帐汗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商业贸易中心。

金帐汗国统治长期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在隶属于金术赤兀鲁思帐汗国体制下的罗斯人（及斯拉夫人）的各公国，出现了一位新的“大王”，即伊凡四世。

伊凡以莫斯科大公国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俄罗斯。

而与之同步发生的，是金帐汗国中央权力日渐下降，开始分裂为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大帐汗国等区域性的蒙古汗国。

原来的政治核心为蒙古人和突厥人为主的金帐汗的大帐汗国。而作为附庸国的北欧白种人和中欧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从大帐汗国中独立出来，最终灭亡了蒙古一突厥人的大帐汗国。

水浒江湖，强盗的世界

邓林2008

    丛林世界，是通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丛林法则，是以暴力论输赢，赢家通吃的法则。丛林世界，是野蛮的、血腥的、冷酷的世界，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世界。动物世界，毫无例外都是丛林世界，但是，丛林世界绝不仅仅局限于动物世界。    

水浒时代，是地地道道的丛林时代，弱肉强食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每一个人的骨髓。庙堂上，高太尉收拾王进，王进只能落荒而逃；收拾林冲，林冲唯有逆来顺受。高太尉发迹之前，被王进的老爹一棒子打翻，也只有自己回家将息，床上一躺就是几个月。

市井中，东京大相国寺周边的一帮泼皮要给新来乍到的鲁智深一个下马威，不想反而被收拾了，就服服帖帖让鲁智深做老大。山寨里，桃花山周通下山打劫，遇到李忠，一番较量后，技不如人，连寨主之位也拱手相让；后来二人遇到鲁智深，哪里是他的对手，又要奉鲁智深为寨主。有权的，论权力大小；无权的，论拳头大小。权对拳，更不在一个数量级。公平正义、道德良知，都是神马。所有的秩序，都由两个字决定：一个是权，另一个也是拳。   

 人类社会最初也是纯粹的丛林世界。随着人的进化，人和动物的智商差距越来越大。为了显示和动物的不同，人类开始自称为高等动物。但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不但没有远离丛林法则，反而在丛林法则之外，又学会了阴谋诡计。    阴谋诡计虽然能够以弱胜强，但是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必须以暴力作为后盾。阴谋诡计主要对暴力起放大作用，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丛林法则加阴谋诡计的社会，可以称之为丛林世界升级版。    水浒，正是丛林法则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者。   

 这样的情节，书中信手可取，俯拾皆是。主角吴用和宋江，是典型中的典型。    智取生辰纲，吴用神机妙算，不动一刀一枪，就把十万贯金珠宝贝搞到了手。看起来很轻松，其实不然。真要这么简单，吴用又何必亲自到石碣村游说三阮，甚至也没有必要和晁盖合作，自己随便找几个靠得住的人做车夫就行了。吴用知道，阴谋诡计一旦穿帮，就必须凭实力（暴力）说话。晁盖刘唐加上三阮，对付杨志和一帮军士才能稳操胜券。万一东窗事发，有这些人在，也可自保。

吴用谋划此事，除了实现团伙利益最大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确立自己在团伙中的地位。否则他一个落魄书生，怎么可能做老二。    

和吴用相比，宋江玩弄阴谋诡计毫不逊色。在清风山，宋江活捉了青州统制秦明。宋江知道秦明的能耐，拉他入伙做打手，秦明执意不从。宋江使人化妆成秦明模样，趁着夜色去攻打秦明的辖地青州，害死了他一家老小，再逼他入伙。都说宋公明仁义布于天下，看他算计秦明，心如蛇蝎，哪里有半点仁？半点义？血海深仇，不共戴天，秦明很纠结。不明不白做了反贼，官府回不去了，借助朝廷力量剿匪报仇行不通；以一己之力，和宋江一伙火并，双拳难敌四手。

宋江如愿以偿，阴谋诡计固然功不可没，最终还是以实力作为后盾。宋江心知肚明，暴力才起决定作用，否则，他何须苦苦网罗秦明？梁山堂堂五虎将之一，秦明是一个毫无血性的男人。认贼作父、苟且偷生，舍秦明而谁？    

宋江和吴用也有区别。吴用是对付敌人，宋江是对付潜在的战友。宋江如此毒辣，不知道花荣等人会作何感想。或许他们会天真地认为，这是为了迫使秦明走上革命道路。既然对付敌人可以不择手段，那么让敌人反水，就是瓦解敌人，壮大革命力量，同样可以不择手段。   

 丛林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人都没有，谈何人性。没有人性却有智商，尤其可怕。这样的人，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工具。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对象，都是他作 秀的道具，哪里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真正目的，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野心。一旦有人挡了他的路，他就会露出本来面目，毫不犹豫地消灭他。    

替天行道，多么美丽的谎言！    

 2011/09/16

陈列平是当代全球肿瘤免疫治疗的先驱者。自1990年代初至今，陈列平一直致力于免疫细胞共刺激、共抑制机理及肿瘤免疫治疗和免疫疾病治疗的相关研究。

1992年，陈列平博士发表了全球首份关于CD28/CTLA-4

通路的概念性验证成果，其研究表明，将B7-1分子引入肿瘤细胞能够加强肿瘤免疫反应，因此，调节B7-CD28家族分子可被用于癌症免疫治疗 [6]

 。此项成果启发了使用靶向CTLA-4抗体 [B7-CD28家族的一个分子] 治疗癌症的一系列后续研究，由此开创了肿瘤治疗的全新理念。

陈列平教授科学研究(5张)

1999年至2002年，陈列平教授发现了具有抑制肿瘤免疫反应功能的PD-1/PD-L1通路，并且独自建立了以PD-1

/PD-L1通路为靶向的癌症免疫疗法 [6]

 。2006年，陈列平教授发起并协助组织了全球首个用抗体阻断PD-1/PD-L1通路的癌症治疗临床试验，同时开发出以PD-L1染色作为生物标记物检测癌症的诊断方法。

陈列平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癌症治疗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PD-1/PD-L1通路及其阻断方法的发现直接促成了广谱抗癌抗体药物PD-1抗体和PD-L1抗体的成功研制，并被证实对多种人类实体瘤和血液肿瘤证实有效 [2] 

 。

除PD-1/PD-L1通路外，陈列平教授实验室还发现了其他多种共刺激、共抑制通路，如4-1BB、ICOS/B7-H2、B7-H3、B7-H4、PD-1H、LIGHT/HVEM、TROY、B7-H2/CD28/CTLA-4、SALM5/HVEM等，并揭示了这些通路的功能及其对治疗疾病的作用 [7] 

 。这些发现有力促进了免疫治疗药物的发展，包括抗4-1BB抗体 [治疗癌症]、抗B7-H3抗体 [治疗癌症]、抗B7-H4抗体 [治疗癌症]、抗B7-H4lg融合蛋白 [治疗自体免疫疾病] 等药物目前都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982年 中国福建医科大学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1986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1989年 美国Drexel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次年于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0年 受聘于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先后任科学家、资深科学家，首席科学家。

1997年 加入美国梅奥诊所，先后任免疫学顾问、免疫学副教授、教授。

2004年 就职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任肿瘤学教授, 皮肤病学教授, 细胞工程研究院研究员、皮肤病学研究主任。

2011年 进入耶鲁大学，担任耶鲁大学医学院免疫学、肿瘤学和皮肤病学教授，UTC癌症研究讲席教授, 耶鲁癌症中心免疫学部主任等职。

2017年6月，因为在肿瘤免疫学领域的革命性发现，华人科学家、耶鲁大学医学院免疫学教授陈列平与其他四位科学家一起，获2017年沃伦·阿尔珀特奖

（Warren Alpert Foundation Prize）。陈列平是继遗传学家简悦威（因在产前筛查血液病上做出贡献而获奖）、药学家屠呦呦（因在发现青蒿素上做出贡献而获奖）之后，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科学家。 

在陈列平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失之交臂的第一时间，不少学者和同事也都为他扼腕叹息。陈列平在人类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学界有目共睹的，那么他与诺奖擦肩而过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分析。

主要是从学术界的认可来讲，其实很多人没有充分理解陈老师的贡献，那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有可能是陈列平教授他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那么出了国以后可能一方面融入西方的文化不是那么充分，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有这样的贡献大家觉得心里有嫉妒吧，我觉得第一个是文化的差异;

第二我觉得陈老师的这种宣传并没有做的非常好，因为他是一个很实干的人，发现了PD-1的配体，激活PD-1的分子—b7h1，这是陈老师的命名，一年后学术界一些人尤其是本庶佑和他的学生把b7h1又重新命名了一个名字就是PDL-1，使它融入到PD-1的通路当中，包括艾莉森，那么他本人实际上也是非常喜欢宣传的人，自己有一个本身就叫做检查点“checkpoint”的乐队，那么包括艾莉森的ptla-4和本庶佑的pdl-1等等，大家现在都统一把它们命名为“checkpoint”也就是检查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陈老师的工作就不如前两位高调科学家受到广泛重视。当然之前我们国家复旦大学也有一个奖，奖励给检查点的发现者，当时也是艾莉森和本庶佑获得的，陈老师没有获奖。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奖都没有给，当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认识;

第三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是不能超过三个的，陈老师发现的是PDL-1，实际上还有一个分子叫PDL-2，是另一个美国人发现的，有可能评奖委员考虑到是不是配体都能得奖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人都能得奖，也不符合诺奖的规则;但是我觉得陈老师的贡献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肿瘤免役治疗的一个方向，推动了pd-1和pdl-1的单抗成药，对肿瘤免疫治疗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诺奖其实应该有陈老师一份。

陈列平学生：他一直都是很坚持

如果不是因为与诺奖的擦身而过，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低调，务实的陈列平，昨天中国之声记者万存灵，特地采访了陈列平教授的学生，现任福建省医科大学免疫治疗所副所长张秋玉：

福建省医科大学免疫治疗所副所长张秋玉在2014-2015年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免疫生物学系及癌症研究中心访学，深入接触陈列平及他的团队，但其实，早在10年前，张秋玉就有幸在福建医科大学听过他的演讲。

张秋玉说：陈老师是我们医大毕业的，七七到八一，他在我们医大读完本科之后，又在我们协和医院当了一年的医生，如何再考到北大的研究生，最后再出去的。实际上他虽然离开母校，但是他对母校还是非常关心的，一直以来都经常会被邀请到我们母校做讲座。我是免疫学专业的，实际上我最早认识他，是听了他好几次回来做报告

而在耶鲁一年的学习，不仅让张秋玉对学术领域有了更深的研究，也对陈列平的科研态度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耶鲁这一年，实验技术这方面我是受益很多，更多的是他对科研的一些理念，对一些理论的判断，我们免疫学是一个边缘学科，他对于免疫学很多理论的一些前瞻性的判断和对这些已有理论的回顾性的总结工作，他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经常会引领我们会看到更多，最让我感受的深刻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科研工作的一个执着和他比较独特的这种认识。

据张秋玉表示，从20年前到现在，免疫学的相关教材都没有做很大的更新，在不被看好的情况进行研究，陈列平也克服了很多非专业人士想象不到的艰辛，在科研的路上陈列平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

张秋玉说：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做学问的，热爱研究，热爱做科研，对自己的做的东西就是很坚定，因为在科研的工作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么他一直都是很坚持。科学研究的话，最难的就是你需要时间去等待，陈老师是他对他自己做的工作的一种坚定，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这个性格方面非常好，值得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去学习的一个方面。

即使身在耶鲁，陈列平也始终心系母校，2013年，陈列平着手组建福建医科大学免疫治疗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他是真心想为母校能做点事，所以他想组建这样的一个研究团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把他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推向产业化。我们学校这边对于产业化这块前面没有很多现成的一些经验可以做参考，在组建的过程中，我们初衷是很好，但是因为人员技术这些培训的更新，还有平台建设的完善，那么其实都需要时间。我们13年开始组建，真正能够开始正常运转，我觉得应该是15、16年左右才开始，使用也就是这两年我们在人员上比较稳定，团队也比较明确，然后开始推动一些项目。

虽然远在美国，陈列平也十分关心福建研究所的进展，自研究所成立以来，陈列平首先在科研方向、大框架上进行把握，每当实验遇到问题时，他都会一一给出建议和指导。

张秋玉：他经常回来，至少我想有一个月保障一次，电话会议我们是经常开的。我们这边有很多学生，有的需要他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新的这个观念，有些东西我们需要经常交流，因为下一步工作很多时候他能够高瞻远瞩，给我们更多有益的指导.

张秋玉看来，虽然老师这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他在肿瘤免疫领域所研究的成就还是不容否认的。

我觉得它在肿瘤免疫上面的贡献是比较这个巨大的，因为他提出了很多理念，应该来说到现在我们临床的一些很多研究成果已经验证了他提出的理论确实是准确的，而且可以把这些理论运用在实践上，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研究，其实很多工作不一定能用到临床上。

陈列平在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人不擅长讲故事，不擅长将复杂的科学变为简单的概念去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缺陷。不想过多评论诺贝尔奖，还是希望把精力放在研究上。

虽然诺奖博物馆的椅子始终无法写上所有英雄的名字，但科学家们为战胜病痛、探索未知所做的全部努力，都会被历史永远铭记。

​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按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 “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 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注）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 

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 裕 　　

1979年10月9日

作者：舰船过客03

淮海战役是在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挥下完成的。

对前者各方应该没有分歧，军委直接控制了淮海战役的每一步决策，特别是直接提出了第一阶段打黄伯韬兵团的策略。对于后者应该说是的分歧很大，一些所谓的“砖”家甚至提出，总前委没有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甚至有人认为粟裕是淮海前线的实际指挥者，是不是这样呢？从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　　

一、指挥权限问题：　　

1、淮海战役成立总前委前，陈邓有统一指挥权。军委在48年11月1日电告淮海前线“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也许人会说，陈邓复电要军委直接指挥，这完全是偷换概念，陈邓复电是说“请军委多直接指挥”（重点是一个“多”字），而没说“不指挥”，就算陈邓说“不指挥”，那也是无效的，因为，陈邓无权改变军委的决定，除非军委重新授权。　　

2、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根据后文大于前文的原则，指挥权自然转移到淮海战役总前委，因总前委委员并没有全部在一起指挥作战，那么自然由常委刘陈邓代表总前委行使职权。　　

3、军史对指挥权的定论：“为统筹淮海战役前线作战事宜和地方支前工作，有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为总前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史》的提法是“由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筹一切”“建立总前委统筹淮海战役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淮海决战，是军委、毛ZD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从组织领导上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全胜”。就算是写第三野战军的分战史---《第三野战军战史》，提法也没有分歧：“为此，决定成立总前委，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后勤保障和战区支前工作。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以刘伯承、陈毅、***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为书记。总前委的成立，使淮海战役有了统筹一切的总指挥部”（《第二野战军战史》的提法，当然更不会有分歧。　　

4、据说对这个结论粟裕有分歧，声称是自己指挥了淮海战役，这个我没有考证过是否有这件事，但是粟裕在生前回忆淮海战役的文章中是白纸黑字地写过：“淮海战役是在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　　

5、解放后苏联大使尤金受斯大林委托向毛ZD了解淮海战役，毛ZD说淮海战役是“刘陈邓指挥的”（另一个版本说是“刘陈邓粟谭指挥的”，无论哪种提法，说明毛ZD认为前线是总前委指挥了淮海战役），他们有两人在南京，你就去南京了解情况吧。　　

二、实际指挥　　

1、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刘陈邓参与了决策。陈邓最大的贡献在于否定了中央要求陈邓主力出淮南的设想。刘伯承则最先明确提出“斩断敌军中枢，形成会攻徐州之形势”的建议。可以说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央直接形成了华野策略，而刘陈邓的建议（当然要经中央确定）则形成了中野策略，这二者形成了大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总体策略。同时刘陈邓直接干预了北线作战，19日粟裕报告“决本晚向邱李兵团反击”电文中请示“是否可以，请刘陈邓指示”，刘陈邓回复“据我们观察。。。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强的邱李诚非易事”“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伯韬，尔后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的5个纵队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妥”。这份电文说明了站在总前委的角度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否定粟裕歼击邱李的预案；二是要求粟裕重点应该考虑先扑灭黄伯韬；三是完成扑灭黄伯韬后转兵南下歼击黄维、李延年。粟裕复电“我们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放弃了原定的歼击邱李策略，按刘邓方略改为打完黄伯韬后，一部分兵力对徐州取守势，一部分兵力转兵南下配合刘邓歼击黄维。　　

2、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刘陈邓的建议形成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总体策略。从11月14日，刘陈邓就做出了整个战役第二阶段先打黄维的策略，这个策略和华野方向发生了分歧，华野准备先打北线邱李，并在19日向刘邓报告，被刘邓否决，23日，刘陈邓再次向中央陈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策略“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队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重申了刘陈邓临机处置一切的权限，自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策略被确定下来。也许有人会说，打黄维是中野的任务，没华野什么事，华野不过是帮忙而已，这是大错特错的，淮海战役是一个整体，岂能分割？刘陈邓第二阶段策略是对两个野战军作战的部署，虽说是“请”粟陈张如何如何，这不过是措辞上的问题，关键在“如中央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这对华野是具有约束力的。可以说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是淮海战役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刘陈邓的决策，为定格淮海战役的走向，起到了关键的决策作用。刘陈邓这个步骤的实施，其意义在于一是彻底粉碎了敌军南线三个兵团打通津浦的作战计划，二是完全孤立了徐州集团，迫使其放弃徐州，为华野合围徐州集团创造的有利条件。　　

3、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也许有人会说，刘陈邓没有指挥这个阶段，是华野独立完成的，12月1日，陈老总在电话上指示粟裕“我们这里都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刘看好”，其实就已经是代表总前委对第三阶段的目标进行了安排。完成对杜聿明的合围之后，前线将领怎么做，完全可以放手让前线将领具体指挥，毫无悬念的作战，根本没必要多干预。中央也是认为，解决杜聿明不是问题，要总前委开会的议题已经变成了讨论今后的渡江问题。　　

三、反应总前委指挥关系的电文：　　

（一）粟裕在淮海战役中向刘陈邓的请示电　　48年11月13日“待黄兵团大部解决时诱歼邱李两兵团”　　

“……以上部署是否可行，有何指示，均即请示……”　　

48年11月18日“邱李进程甚缓引敌东援歼灭可能不大”　　“……以上是否有当，请示”　　

48年11月20日“同意先求歼黄维华野8个纵队大弧形包围徐州”　　“……我们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抽出4至5个纵队，必要是还可增加3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以上各案，当否请示。”　　

48年11月21日“监视邱李孙歼灭李延年之部署”　　“。。。整个部署是否适当，请刘陈邓、军委、华东军区予以指示”　　

48年11月25日“保障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的部署”　　“……上述各纵如何使用，盼示……”　　48年11月27日“围歼任桥集地区李延年部”　　

48年12月6日“对杜集团由追击截击调整为攻击部署”　　

48年12月10日“建议再由华野抽一部兵力先解决黄维”　　

48年12月10日“决调3纵苏11纵鲁纵参加围歼黄维”　　“电话逢悉。我们决抽调……”　　48年12月14日“杜集团三面固守集其主力向南突击”　　“……以上是否有当，请即示复。”　　除此主报“军委、刘陈邓”并列的电文：　　

48年11月15日“黄兵团已大部被歼邱李兵团不敢猛进”　　

11月16日“谭王指挥总攻碾庄粟裕指挥围歼邱李”　　

11月27日“十一纵七纵特纵参加歼灭黄维作战”　　

11月29日“提议华野负责围歼徐州之敌”　　

12月1日“追堵截击徐州逃敌的部署”　　

12月16日“黄维已歼拟就现阵地休息3天”　　

12月31日“建议乘敌饥寒交迫发起攻击”　　并报“刘陈邓、军委”和“军委、刘陈邓”的电文：　　

48年11月13日“续歼东援邱清泉李弥兵团的部署”　　

11月18日“决本晚向邱李兵团反击”　　

11月26日“紧缩包围邱李孙坚决阻敌南援”　　

12月2日“望各纵以勇猛动作追击截歼徐州逃敌”　　

12月3日“截堵敌突窜道路楔入敌纵深割”　　

12月15日“关于战区粮食供应情况简报”　　

（二）刘陈邓指挥粟裕的电文：　　

19日粟裕报告“决本晚向邱李兵团反击”电文中请示“是否可以，请刘陈邓指示”，刘陈邓回复“据我们观察。。。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强的邱李诚非易事”“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伯韬，尔后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的5个纵队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妥”。　　

21日复电粟陈张“完全同意20日亥电部署。... ...望韦吉能先率4至5个纵队于23日夜前进至宿县、大店集之线，准备以3个纵队担任钳制刘汝明、李延年，而以2个纵队参加打黄维”　　23日：“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队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　　

24日刘陈邓致电粟陈张”至少先以3个纵队进至......地区，并以1个纵队进至.....断黄维与李刘联系，并准备以强大部队由浍河以南地区向西出击歼敌”　　

25日“........望粟陈张唐即布置歼击李延年作战”　　

27日给中央及粟陈张电文“已告粟陈张立即开始歼击李延年、刘汝明部署........关于包歼李、刘，即由粟裕负责处理”（如果说其他电文用词还比较客气，这一份电文直接就是命令口吻了）　　

四、总前委的指挥核心　　

总前委的指挥核心自然是刘伯承，也许有人会说***是“书记”啊，我觉得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78年后，***也没担任过总书记，但他却是第二代核心，可见核心和书记并不能划等号，我之所以说刘伯承是核心，理由如下：　　

1、刘邓之间：军事上是以刘伯承为主的，这一点从中野老人们的回忆可以看出来，军事上由刘伯承下决心，政治上则是邓管事，两人互相支持，互不干预。　　

2、刘陈之间：成立总前委后，***提出自己年轻，多值班，但指挥上还是两位司令员下决心。陈毅是中野的副司令，他的指挥权限自然不可能超过刘伯承。　　

3、解放后，毛ZD曾在***复出的文件上签字，其中一条是“战争年代协助刘伯承指挥，有战功”，可见战争年代刘邓之间军事上谁作主，在最高领袖那里都是有数的。　　

4、在军委电令上总前委的委员和常委排序，均是“刘陈邓”次序。　　

5、90年代拍成的历史电影《淮海战役》召开正式军事会议时，大家不知道注意到座位的安排没有？刘伯承一个人座中间，陈邓携众将领两边落座。也许有人说，电影也拿来做证据？请注意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电影，是由江**亲自题写片名的历史题材电影，基本可以相当于纪实文学，而且，这部片子是在二代核心时代拍成，如果当年刘邓并排座，而拍电影把他拍到了边上，这种电影能通过政审吗？共产党因为是实行集体领导，所以，排序是至关重要的，天下大乱，共产党领导人的座位也不会乱。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就是总前委的合影照，这个也能体现总前委委员之间的先后次序。　　

五、淮海战役的关键点　　

举行淮海战役最初是粟裕提出来的，这个不假，但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粟裕提出的淮海战役不过是占领两淮，吸打援敌的常规战役计划，根本不是决战，为和实际的淮海战役向区别，一般称为“小淮海战役”计划，从小淮海转变成大淮海有这样几个关键点：　　

1、陈邓反对中央出淮南计划，这对形成两个野战军直接的战役配合打下了伏笔。　　

2、中央修改粟裕占领两淮、吸打援敌计划为先歼7兵团，为对形成大淮海走出了直接的第一步。　　

3、2日刘伯承最先明确建议“斩断敌军中枢，形成会攻徐州形势”形成了大淮海战役的雏形（粟裕齐辰电落于刘伯承之后）。中央于9日下决心斩断敌军中枢，与敌进行大决战。　　

4、刘陈邓先打黄维建议，承上启下，定格了大淮海战役（既粉碎了南线敌军打通津浦路企图，又迫使杜聿明放弃徐州，最终被围）。　　

六、最后谈谈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　　

1、粟裕的齐辰电虽然落于刘伯承之后，且是在敌军已经有总退却的迹象时提出（实际上粟裕的判断并不准确，敌军并非是向南总退却，而是向徐州集中和我军决战。而刘伯承策略则是无论你是否退却，我均斩断你的中枢，孤立徐州，更为准确），虽然没有刘帅那么料敌机先，但也反应出了随机应变、顺势而为的用兵原则，一帅一将观点趋于相似，无疑对中央的决策形成影响，促成了小淮海向大淮海的转变。

2、战场指挥问题。

第一阶段指挥歼灭了黄伯韬兵团的是谭震林和王建安的山东兵团，

第二阶段粟裕兵团成功阻击了杜聿明集团，逼退了李刘兵团，为中野围困黄维兵团提供了保障。

第三阶段山东兵团与粟裕兵团以及刘邓兵团联合包围歼灭了杜聿明集团。

（桃花读水浒）

 七星聚义，正义的旗帜谁都爱用

作者：有一只书虫 

当梁中书四处收买金珠宝贝、踌躇筛选合适的押运之人时，江湖上觊觎这套富贵的人早已蠢蠢欲动。

山东济州郓城知县时文彬，为弹压辖区盗贼猖狂之势，命都头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以红叶为证巡捕全县。雷横巡查至灵官庙，见供桌上赤条条睡着一个大汉，疑其为贼，直接将其绑了。奇怪的是，该大汉除了要拒捕未遂外，并未责问“为何抓我”“小民冤枉”。爱打秋风的官人雷横，押着疑犯刘唐，来到了东溪村村长晁盖家里讨吃食，于是引出了七星聚义的强盗团伙。

一、托塔天王晁盖

东溪村保正晁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算的上是根正苗红的小地主阶级。

“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

晁盖的特点，是施耐庵心里梁山好汉的标配。

晁盖的诨号来得诡异。

原来西溪村经常闹鬼，一个过路僧人教用青石凿个宝塔镇住溪边，将鬼都赶过东溪村来，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

这一段包装炒作故弄玄虚的托塔故事，显然是晁盖为独霸此地而搞的营销活动。

水浒中好汉的诨号有以外貌（豹子头、青面兽、赤发鬼），以身份（花和尚、行者、浪子），以特长（智多星、小李广、没羽箭），以性格（霹雳火、急先锋、拼命三郎），以作风（及时雨、小旋风、铁面孔目），以类比（美髯公、病关索、病尉迟），以武器（大刀、双鞭、双枪将），以嘲讽（打虎将、小霸王、小温侯）等等为名的，但像晁盖这样以事迹为名的确实很少见。

刘唐口中的晁盖是：

“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往往多闻哥哥大名，不期有缘得遇”“如今我有一套富贵来与他说知”“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因此刘唐敢说这话”。

晁盖虽然只是城乡结合部一个大村的村长，但他的江湖地位着实不低。值得注意的是，晁盖除了和宋江、柴进一样拥有仗义疏财、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名头外，还爱收留山东、河北做私商的人。做私商的，是句黑话，可不是说贩卖走私违禁商品，是江湖上劫财害命的雅称。

晁盖，是地方豪强（祖传小地主+村长+村霸），是黑社会大佬（常有强盗来投奔+收留过白胜何清等闲汉+批有合法外衣），是有保护伞的带头大哥（与都头朱仝、雷横，押司宋江，民办教师吴用等地方势力打得火热；流匪刘唐、宗教出身的强人公孙胜主动来投奔）。

二、赤发鬼刘唐

“一身黑肉”“两条黑魆魆毛腿”“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上面生一片黑黄毛”。

刘唐这长相确实对得起江湖大盗的名头。

有趣的是，刘唐赤发鬼的诨号，可不是说他长了一头的红头发，而是他“鬓边有搭朱砂记”，所以拍电视剧的大佬们，可不敢再望文生义地给刘唐配一头红头发了。

“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刘唐是属于到处流窜作案的流匪。所以醉卧灵官庙的他被官差无缘无故绑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想拒捕，而不是辩解自己无罪，他着实以为是自己这流匪阴沟里翻船被官差抓了个正着。

三、智多星吴用

梁山军师智多星吴用的出场，竟然不是羽扇纶巾的谈笑风生，而是手执两条铜链，隔开了打了五十余合的县衙都头雷横和江湖大盗刘唐。

一个乡村教师，书房的墙上挂着的是两条锃光瓦亮的铜链，动不动就要给学生放假一日；天天趴在篱笆后头观望江湖上的风生水起，看见刘唐来得蹊跷，便把大事猜了个七八分；自幼结交的是黑白通吃的巨寇晁盖，但有些事大佬晁盖便与他相议计较；与石碣村的强人阮氏三雄交好。

吴用应该和王伦一样是不第秀才，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比如黄巾军的张角、唐末的黄巢、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是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才智之士，是民间精英。

民间精英能不能和统治者合作直接影响到天下的治乱。苏轼认为，“民之秀杰”是笃定要与君王“分天下富贵”的，所以，这些精英如果能用起来最好，用不起来就养起来，则天下治；如果让他们遗之草泽，那就麻烦了，搞动乱的肯定是这拨人。

吴用，是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乡村教师的人生注定不能安抚他不甘寂寞的灵魂，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伺机而动、唯恐天下不乱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他给巨寇晁盖充当谋士，他结识随时准备将头颅卖给识货的阮氏三雄，都是他“躬耕于南阳”时的时刻准备着。

只不过，吴用这样的人，是典型的士，他自知自己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不足以成为龙头，所以他一直都在寻觅可以让自己一展抱负的机会和带头大哥。

在吴用心底，功名理想、政治抱负是第一位的，所以当晁盖的政治路线与自己的人生理想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背弃友谊，投向宋江的怀抱，算计起一起玩泥巴的大哥晁盖。

四、吴用的心思

值得玩味的是吴用为何要说“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

做没本钱的买卖，确实是人多做不得，人多口杂，难免走漏了风声泄露了罪行，人少又做不得，毕竟是抢劫，不是去要账，得从实力上碾压被抢劫者。

按说，吴用智取生辰纲的套路是早就想好了的，关键人物其实就是卖酒人的演技，其余只需要几个有力气的、名头小面孔生的人就好。

为何庄客一个也不可用呢？硬要拉三阮入伙。三阮本身都是一身水里的功夫，就算要强取，陆上械斗也出不了多少力气的。

恐怕不是不可用，而是吴用自己不想让用吧。一旦用庄客，按之后的八个人算，晁盖有组织者和出五个庄客两大功劳，刘唐有提供消息和做打手两份功劳，自己呢只有献计一份功劳，股份最少，没发言权，分红也少，不合自己的利益。所以他拉来了三阮替换掉了用庄客的功劳。

五、阮氏三雄

“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里面匾扎起裤子，上面围着一条间道棋子布手巾”“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

石碣村的阮氏三雄，是赤贫的渔民，但绝不是安分守己的顺民。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化民为匪，也做打劫的水贼。

他们对官府有清醒的认知，“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没甚分晓，一片糊突”；他们对落草为寇心生向往，“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他们是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义气最重、不愿受王法管束的江湖好汉；他们要的是快活一世、不埋没了一身的本事。

和吴用一样，阮氏三雄也是流落在草泽之间的“智勇辨力”之士，是“天民之秀杰”。如果世道足够清明，他们愿意本分为民，打渔为生，不受拘束的活下去，如果官府还有所作为，他们愿意组织乡勇，捉了梁山的强人，去官府请赏。

可惜他们生在官逼民、匪逼民、民逼民的世道，他们穷困的已无法谋生，只好随时准备着把“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六、入云龙公孙胜

公孙胜，作为有罗真人这样大师傅的宗教人士，按说不应该和瓦罐寺的飞天夜叉丘小乙、蜈蚣岭的飞天蜈蚣王道人一样，是绿林中强人占了出家人的皮囊，从他后来先后两次要主动脱离梁山这座魔窟看，后来的他对这杀人放火、勾心斗角的江湖也是深深不齿的。

但七星聚义时的公孙胜，显然和日后那个要逃离梁山的大常委是不同的，此时的他，和一心要做古惑仔少年的史大郎、吕方、郭盛一样，他对他想象中的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江湖是心存幻想的。

所以，公孙胜是撵也撵不走地要闯入晁盖的世界，要“觑得十万贯如同等闲”。

七、七星聚义

七个人聚齐了，七个或有前科或有动机的人，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他们焚香起誓，给自己的行动注解上了正义凛然的政治含义：

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

在我们被这正义之词唬得一愣一愣的时候，不妨再回头捋一遍各位好汉的初心。

作为发起人的刘唐，他是从小就开始混江湖的流匪，正是他带来了生辰纲的消息。他来找晁盖，是因为他知道晁盖的江湖威名，江湖上取富贵，是他这个流匪的正常营生，找晁盖合作，实在是生辰纲这货太扎手，他一个人吃不动，就找到了做大生意的晁盖，持信息入股，准备股份制分红，所以他口口声声说的是“我有一套富贵来与他说知”“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哥哥”，至于“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其实就是强盗们安慰自己的强盗逻辑。

作为组织者的晁盖，当他听到这个劫生辰纲的创业计划时，脱口而出的是“壮哉，且再计较”，晁保证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村长，村长外衣下的他，确实是洗白的一方大佬巨寇。他确实没干过劫生辰纲这种规模的大买卖，但类似性质的小规模的买卖肯定没少干，要不这“做私商的都来投奔他”，可不是来讨饭的，是来签合作合同的。

作为策划者的吴用，他一直都是晁盖抢劫集团的策划人，他拉三阮入伙时的口号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确实是这四位待机而动不稳定分子的共同心声。

作为参与者的阮氏三雄，在听完吴用的图穷匕见后，反应是“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以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我痒处！”。他们要的正是把热血卖与识货者的快活，是无所谓是非的优秀打手。

作为带来了生辰纲押运路线核心机密的公孙胜，对晁盖说的是，“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十万贯生辰纲，确实是梁中书这个好女婿，一贯一贯从百姓血管里攫取敲诈出来的民脂民膏。七位江洋大盗，奔着的是“此一套富贵，唾手可得”“我等七人只会，并无一人晓得”，他们本就没有什么劫富济贫的初心，抢劫成功之后，也是坐地分赃，各去享受各自的一世快活去了。

这是一起和屁民无关的“黑吃黑”的火并，是江湖与庙堂为争夺利益的一次冲突。至于所谓的侠义，所谓的正义，只是他们在面对神明、焚香起誓时的一点点羞愧之心的见证，只是他们为安慰自己而自欺欺人的口号。

可惜的是，人家扯出来的正义大旗，人家自己没信，我们却脑洞大开地开始了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意淫。

    生辰纲案的水究竟有多深？

作者：冷月葬尸魂1Lv 3 

    蔡太师过生日，蔡太师的第九个儿子江州知府蔡德章（真实历史上不存在的，此处就书论书）送了一担礼物（具体金额不详）让戴宗挑去贺寿。

    但是蔡太师的女婿大名府留守梁中书却准备了十担礼物，号称十万贯送到东京贺寿。

    亲儿子给老子贺寿就送一担礼物；女婿给老丈人贺寿倒送了十担礼物？

    送礼不是想送多少就送多少的，这是有远近亲疏讲究的。所以这是个问题。

    再有就是押运人员和押运路线的问题，十五个人里面十一个挑担的，三个亲随，真正负责警卫的只有一个杨志。

    这么一帮子人押运着生辰纲在既没有护送接应也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没走正常路线南下，却跑到东面的青州地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杨志选择的这条路线是面禀过梁中书的，梁中书也没有异议，所以不是杨志私自行为。

    杨志不是路盲。杨志武举出身，必学《武经七书》，也就是学过地理的。

    梁中书也不是废柴。宋江赋诗云“自幼曾攻经史”。梁中书自诩“自幼读书，颇知经史”。是一位人物。

    施耐庵更不是路痴。虽然普遍认为水浒里多次出现地理错位，但我认为施大爷对地理清楚的很！

    举个例子：从江西九江市（江州）到山东济宁市（梁山泊）的距离大概是830-839公里左右。

    这路程戴宗走了多久呢？

    两天又三二百里。

    戴宗日行八百里800+800=1600里；

    三二百里取中数250里；

    1600+250=1850里；

    宋时一里约合442米左右；442×1850=817700米；817700÷1000＝817千米（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再包括合理的误差，得到817这个公里数已经可以说是精确了！

    所以施耐庵绝不是路痴！说水浒地理位置错位的那是没读懂水浒。

    生辰纲走的路线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

    黄泥冈上生辰纲案发当天是六月初四，蔡太师生辰是六月十五，当中间隔十一天。

    鲁智深和史进在赤松林附近（生辰纲路线的最后一站）分手后又走了八九天才到东京。

    所以挑着重担的一行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十一天时间里经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再到东京的。

    就算路上一个强盗都没有，杨志也完成不了任务。时间根本不够。

    也就是说生辰纲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完成不了的。

    奇怪的是杨志从一开始就没有异议，梁中书也不急着催。

    这位“自幼读书，颇知经史”的梁中书先生到底想通过生辰纲来玩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济南战役后9月23日，粟裕、陈士榘、唐亮联名向中原局与军委发出电报，汇报粟裕所部西兵团在济南战役中作为支援部队阻援的战果，全文如下：　　

军委，刘陈邓： 　　

我西兵团九月份战绩如下： 

申元辰我一、八纵为配合攻济战役，先后于陇海中段之柳河、野鸡岗、民权段破击，越路北上、集结，攻占野鸡岗、民权、田庄车站等据点，歼敌六百余。

同时，八纵与围堵我北上之敌五军遭遇激战一昼夜，歼敌五百余，后胜利进入曹城嘉巨门地区集结。

申铣辰我广纵率野直誓团、十纵特务团(共四个团兵力)发起对长清敌攻击，至彼酉攻克，全歼长清自卫总队、肥城县大队，共一千七百二十七名，同时我十纵于删配合七分区清剿长清西南土顽干余。

接着铣亥与三纵、特纵同时投入济南外围战斗，并至申敬申时战斗胜利结束。

另申俭八纵又于城武、南鲁集间阻敌(九六B)北援，歼敌三百余。　　

其战果综报如下：

 (甲)毙、伤、俘敌三万六千二百七十六，内俘敌二八零六六，毙敌八二一零，其中歼正规军三零九四八名，歼非正规军五零二四。

 (乙)缴获 高射炮十、榴弹炮五、野炮一、小炮二三、步兵炮二、战防炮一五、机关炮四、臼炮六、迫炮四七、六零炮一八六、小炮五零、火箭简十、掷筒一二九、枪弹筒七九、高射机枪五、战防枪什、重机：二八六、轻机一二二三、汤姆二九二、加拿大二七八、步枪一九九九零、短枪九零一、卡品t宾]二一八，各种炮弹三五零三八发、各种子弹二五一三二六发，手榴弹一二四六六八，地雷一七五，炸药二一九零斤，刺刀七五六，锹镐二三七六，总机一九，单机二一五，电台一二，电线三百里，马一九三匹，汽车四五辆。

击落飞机一架。缴坦克七(中型一、轻型六)，铁甲车、装甲车各三列。

 (丙)我伤亡 伤团九、营六二、连二九一、排四八七、班战级六五二一，共伤七三七零；亡师一(三纵八师长王吉文)、团一、营一三、连四一、排九二、班战级八六七，共亡一零一五名；失踪一二五，被俘一零三，叛变二，逃亡四。共损失八六一九人。 (丁)我消耗 山炮一、迫炮二、六零炮八、火箭简一、掷筒一、重机一七、轻机五二、汤姆一七、加拿大二七、步马枪三二零、短枪一五；消耗各种炮弹二五一八八发，子弹六二六六[门，手榴弹四七五三六，炸药一三三七零斤，刺刀一二一三三把，镐锹一零零七，单机一一。 　　

粟 陈 唐　　

【此电在“粟裕军事文选”里未收，但收入在《济南战役》一书中。】

【简史】

叙利亚是世界最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是基督教的真正起源之地。

叙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见于大唐景教碑文，碑文上有古叙利亚文字。

叙利亚位居于地中海东侧历史地理上被称作“新月沃土”的核心地带。

填写图片摘要（选填）

【新月沃地，亦称肥沃月弯（Fertile Crescent），是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包括历史上的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

这是一块绿洲沃野地区，镶嵌在高山、海洋与沙漠之间，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这个名称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詹姆士·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在1906年所出版《埃及的古代记录》中提出的，他把这一片土地称为“新月沃地”。

新月沃土上有三条主要河流——约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约40至50万平方公里，现时有人口4至5千万。

这片土地西起地中海东岸，并包含叙利亚、阿拉伯半岛（Jazirah）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至波斯湾，包括今日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黎巴嫩、约旦部分地区、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东南部、埃及东北部。】

早在石器时代叙利亚地区已经有人居住。纪元初年叙利亚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

7世纪到16世纪初叶叙利亚地区是伊斯兰教传播中心之一。

古代叙利亚是地中海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历史上传说曾是亚述城邦国和波斯古国的属地。

由于突厥族群和十字军的东征，16世纪（1516年）后叙利亚成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18世纪以后法国侵入，占领其为殖民地。

1946年叙利亚获得正式独立，成为中东的富裕地区之一。但是近年陷入持续不断的动荡和动乱，面临分崩离析和被瓜分的危险。

【大秦景教碑】

在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高 279厘米，宽99厘米，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

这块石碑是国宝级文物，每年吸引着大量国内外游客来此瞻仰。更为重要的是，这块石碑向世人讲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见证了一个宗教在唐代发现的历程。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在西安出土了一块石碑。其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碑文由1780个汉字以及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组成。

碑刻出土后，当地举人张庚虞由于曾在北京接触过耶稣会士利玛窦，通过他了解到一些基督教的知识，于是判断这段石碑可能与基督教有关，是一方关于基督教古代在华传播过程的碑刻。

【根据西方不可信资料剪辑的叙利亚历史】

迄今在叙利亚发现的最古老的遗址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期（公元前c.800,000）。

靠近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的古代遗址埃勃拉在1975年被发现并且进行挖掘工作。

埃勃拉遗址似乎可以追溯到《圣经》及犹太人所传说的建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东方城邦。

在公元前15至13世纪，亚述人控制了叙利亚地区。

公元前6世纪，古波斯控制了叙利亚地区。

据西方史学称：公元前1世纪，叙利亚成为罗马一个省（何按：可疑之论）。

安提阿（即安条克）是罗马帝国在古代时代重要的贸易和产业城市，在鼎盛时拥有50万人口。

在西罗马帝国衰落后，叙利亚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即西方史学所谓的“拜占庭”帝国。

7世纪后（634至640年间），叙利亚被阿拉伯来的穆斯林占领。

7世纪中，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将首都定于大马士革。868年，原来是突厥奴隶出身的埃及总督艾哈迈德·本·图伦不听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号令，割据埃及而独立，并趁叙利亚总督逝世、哈里发派兵讨伐巴士拉赞吉起义之机，出兵兼并了叙利亚，使得叙利亚脱离了阿拉伯帝国版图。

904年，伊斯兰卡尔马特派袭击叙利亚，大马士革居民向哈里发穆克泰菲求援。哈里发借机派陆军收复叙利亚，经巴勒斯坦，直趋埃及，同时派舰队从陶鲁斯山向尼罗河三角洲进发。图伦王朝战败灭亡，叙利亚与埃及重归阿拉伯帝国统治。

其后，中亚游牧部族建立的白益王朝和塞尔柱王朝先后入主中东。塞尔柱王朝的伊马德丁·赞吉受封为摩苏尔的艾塔伯克（保护人），领有阿勒颇、哈兰、摩苏尔3大城市。从此他以摩苏尔为首府，建立了赞吉王朝。1146年赞吉去世时，他的两个儿子平分了王朝的领地。长子赛福丁·加齐袭用艾塔伯克称号，以摩苏尔为首府，领有美索不达米亚；次子努尔丁·马哈茂德以阿勒颇为首府，领有叙利亚。

1183年，萨拉丁率军攻陷阿勒颇，赞吉王朝在叙利亚的各地领主臣服于阿尤布王朝。1259年，旭烈兀率蒙古西征军对叙利亚发起攻击，并于次年1月24日占领了阿勒颇。阿尤布王朝苏丹纳斯尔得知阿勒颇的失陷后，从首都大马士革外逃至埃及。3月，蒙古将领怯的不花攻占大马士革。阿尤布王朝至此名存实亡，仅统治着哈马一隅。

突厥奴隶的马穆鲁克王朝取代了阿尤布王朝，击败并杀死怯的不花，收复了叙利亚失地。1516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在击败了马木留克军队后，征服了叙利亚与埃及，将叙利亚纳入版图后划分为大马士革、阿勒颇、拉卡、的黎波里等数个行省。

1916年，麦加的埃米尔与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在英国军官托马斯·劳伦斯的帮助下发动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叙利亚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阿拉伯大起义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但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已在私底下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叙利亚被纳入法国的势力范围。

1918年，侯赛因·伊本·阿里的三儿子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攻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遭到了视叙利亚为自身势力范围的法国的反对，1920年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被法国军队逐出了叙利亚。

1920年，短暂独立的叙利亚王国由哈希姆王朝的费萨尔一世建立，之后他成为了伊拉克王国国王。法国随后占领了本地区。由法国委任统治。1936年，叙利亚与法国协商签订了独立协定。法国同意叙利亚独立，同时法国维持军事和经济控制。

1944年从维希法国宣布独立。直到1946年正式独立前一直有外国军队驻扎。

1958年2月1日，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脱离阿联，并重新建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自1963年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至今。

1967年阿以战争叙利亚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1976年以后叙利亚开始驻军黎巴嫩；最近几年以来，叙利亚和以色列关于以色列归还戈兰高地问题举行了多次和平会谈。一直以来，叙利亚被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少数几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甚至被冠以“邪恶轴心”。这促成了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2004年签署法案，叙利亚成为制裁的对象。

 2005年4月26日，叙利亚遵照联合国决议，自黎巴嫩撤军，结束29年的直接干预。2007年5月27日，叙利亚就巴沙尔·阿萨德继续第二个为期7年的总统任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结果确认他获得第二个总统任期。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叙利亚反对派于2011年1月26日开始，组织民众示威，要求叙利亚政府实行政治改革、恢复公民权利，以及结束自1963年以来实行的国家紧急状态。

2011年3月6日，叙利亚安全部队在德拉逮捕了约15名在墙壁上涂写反政府口号的儿童，据称这些儿童其后遭到了安全部队的折磨。德拉的民众情绪受此刺激，造成了叙利亚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反对阿拉伯复兴党政府的示威活动的爆发。3月15日，数千名示威者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哈塞克、德拉、代尔祖尔以及哈马街头上集会。次日，有报道称大约3000人被逮捕，数人被杀，但官方并未公布确切的死亡人数。4月18日，又有10万示威者在霍姆斯市广场集会，要求巴沙尔下台，叙利亚政府以军事镇压回应。其后，由于反政府游行不断持续，加上不明武装分子多次策动针对政府的袭击，导致超过8000人死亡，包括大量平民与一部分政府军士兵。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2011年7月。

政府在一些尤地区，以采取安全取缔与军事行动回应示威者。受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国外反对派以及反叛的政府军士兵分别组建了叙利亚自由军以及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同时基地组织也潜入叙利亚，并与反政府武装建立了联系，叙利亚由此正式进入内战。

大体上讲，叙利亚政府主要受到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援助，而叙利亚反对派则受到大部分西方国家、海湾六国（阿联酋、阿曼、巴林、卡达、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以及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权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武器和资金援助。

    论Magyar人的远东祖源 （1）

    作者 朱学渊 

我们推测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 —满族的唐代祖先“靺鞨”或“勿吉”的源音。古Magyar民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奚等），以及相当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    

一、引言 

    作为一个现代欧洲民族，Magyar人（即匈牙利人）和他们所使用的Magyar语的起源，始 终是历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难题。

    尽管Magyar人已经在印欧人种环伺的中欧腹 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们仍然使用着一种在语辞、语法和韵律上，都与亚洲北方诸 族相似的语言；他们的姓氏和称谓仍以亚洲式的姓氏－名字－身分为顺序，如：Arany Janos ùr（爱新·亚诺什先生）， 而与欧洲各民族的习惯相反。

    可以肯定，Magyar人 是从东方迁移来的许多民族集团中的一个。

    然而他们的祖源，他们迁徙的动因和年代， 以及他们的种族内涵，则始终都是一些难解的谜。 

    西方关于Magyar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康斯坦丁·波斐罗根尼图斯（905-59） 的一部 东罗马地理－历史著作中[1]。它提到过在九世纪末，进据今匈牙利地区的“突厥”部落 

    中 ，就有一个名叫Megeris的部落。1896年，布达佩斯曾经举行过一次Magyar人穿越喀 

    尔巴阡山而“征服家园”（匈牙利语 honfoglalas） 的一千周年纪念活动。此前，当时 

    的匈牙利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个由历史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来确定这一历史事 

    件的确切时间。然而，学者们虽然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但都肯定这一重大事件是发生 

    在公元 888到900年之间，而895年又是一个较可接受的年分。根据这一假设，这一纪念 活动，因技术上的原因，于1896年举行[2]。 

    很遗憾的是，早于这一事件的漫长岁月，都成了Magyar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飘 忽不定的传说，或极具争议的推测。

    较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和匈牙利的学术观点，大概可 归纳为：

    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卡玛－奥卡河流域的森林地 带；他们与西西伯利亚鄂毕河流域的Vogul 人和Ostiak人，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由于 某种不见诸记载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方的草原地带。

    在九世纪时，Magyar人和一些 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结成了一个名为On-Ogur （突厥语“十箭”--7个马札儿与3个可萨部落） 的部落联盟，这个 名字被邻近的斯拉夫人讹读为Vengr，而其谐音即是今世尽人皆知的Hungary。[3] 

    以后的史实则是，889年左右，受到另一支后续西来的亚洲游牧部落Pechenges[4] 人（佩彻涅格人；拜希涅人）的 攻击，Magyar人西迁到欧亚草原的西端—喀尔巴阡山脉的边缘。

    892年，东法兰克王国的 皇帝阿诺夫 （Arnulf） 邀请Magyar人参与针对新兴的斯拉夫人的莫拉维亚（Moravia） 公国的征战。

    895年，拜占庭皇帝列奥六世（Leo VI）又曾利用Magyar人，来反对多瑙河 下游的保加尔人。

    最后在保加尔人和Pechenges人（佩彻涅格人；拜希涅人）的联合进攻下，Magyar人由其酋长Arpad率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据欧洲的历史记载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Magyar人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袭击能力骚扰西欧各国，并 曾引起西欧地区的一片恐怖。

    但是在953年，他们在巴伐利亚地区被日耳曼人决定性地击 败，此后他们便明智地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 从而在文化和意识上 开始转化为欧州居民的一部分。 

    由于东西方史籍中的均无九世纪以前Magyar人的活动记载，兼之于欧亚草原上游牧部 

    族高速和频繁的流动，又没有为考古学留下充分的遗迹。因此，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的 

    研究，几乎是研究Magyar人起源的不多的几种有效手段之一。

    在各种关于Magyar语的属 类和祖源的现有理论中，“鸟拉尔语系”是一种较为流行却又颇多争议的假说。

    这个假 说将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以及分布在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总共拥有2,500万 使用者的，近20种非印欧系、非突厥系的大小的语言纳入了这一语言集团中。

    其中匈牙 利语的使用者即达1,500万，构成了“乌拉尔语系”中的人口主体。

    与现今接近湮灭的Vogul语和Ostiak语 （两者合称“鄂毕－乌戈尔语”, Ob-Ugrians） 一起，Magyar语被 划归为“芬－乌戈尔”（Finno-Ugric） 语族属下的“乌戈尔”（Ugric） 语支。

    据说 “乌拉尔语系”的各组成语言的共同祖先，是一种在7,000到10,000年前便已存在于乌拉 尔山脉北部地区的一种“原始乌拉尔语”（Proto-Uralic Language [5]） 。

    必须指出 ，这是一种缺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坚实依据的假说；但由于过早地被奉为成熟的 理论，它实际上已成为不利于科学地追溯所谓的“乌拉尔语系”诸族真实祖源的障碍。 

    “乌拉尔语系”中的两大主要语言，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相似程度，有人说接近 

    但略低于英语和俄语之间的关联[6]，也有人说仅相当于英语和波斯语之间的那种极为疏 远的联系[7]。

    与之相反的是，许多研究匈牙利语的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在Magyar语 中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蒙古语辞集合，它不仅包括了大量的基本物质、动植物、人体器 官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初等辞汇，而且还包含了很多社会组织、军事、体育和娱乐方面 的高等辞汇。

    这不仅揭示了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Magyar人的内部必定融含了相当 数量的蒙古语族的成分，而且还表明了古Magyar人一定是在脱离了蒙昧状态之后才离开 亚洲东部地区的，乌拉尔山地区只不过是他们到达欧洲之前的一个暂居的营地，而决不 是他们的祖宗的发祥之地。 

    但是，有一些学者并没有得到上述的结论，而是将这些匈牙利语中蒙古语辞的来源归 

    结为突厥语族的中介作用。这个“突厥中介”的假说，实际上是假设十三世纪成吉思汗 

    的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后，蒙古语言对突厥语世界的巨大冲击，并由此而引发了对欧 

    洲地区语言的次级影响。

    可是，蒙古语言的力量远不如蒙古骑兵来得强大，除去蒙古高原的突厥原住民被彻底蒙语化之外，进入中亚和南俄地区的蒙古人都被在人数上占优势 的突厥语族同化[8]。

    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语言不仅在东欧，甚至在中亚都没有造成过 有形的影响。

    Magyar语中的蒙语成分不大可能是转手于这个时代的突厥语族，更可能是 

    Magyar人自已从远东地区带到欧洲去的。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而以事实来证明Magyar人的远东起源，我们进而将中国满族的 

    祖先所使用的女真语，与现代匈牙利语进行了语辞比较，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前所未知 

    的惊人的关联现象。

    紧接着，我们又将金朝女真姓氏系统与现代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统进 行对比，则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一致现象。 

    由此我们推测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 —满族的唐代祖先“靺鞨”或“勿吉”的源音，古Magyar民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奚等），以及相当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

    在 进入欧洲之前，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一种以女真语和古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

    女真－满族，源于唐代（618-907） 的靺鞨族，北魏（386-534） 时称勿吉（读作“ 

    莫吉”[9]），古称肃慎。

    1115年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

    1125年灭契丹族的辽 朝政权，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恃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 灭亡。

    十七世纪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再度兴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5 

    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Manchu），次年改“后金”为“清”，1644年入主北京， 

    渐次统一中国，直至1911年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靺鞨—女真—满族的语言属通古斯—满语族，与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 

    北魏年间靺鞨 （勿吉） 族从其祖居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扩张推进到 

    嫩江、扶馀和辽东地区，与当地的属蒙古语族的室韦、契丹和奚以及扶馀诸族混居和融 

    合，并开始与中原地区直接地接触。

    唐帝国兴盛后，持续地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 十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在辽东和扶馀地区顽强抵抗并曾重创唐军。

    666年高句丽王朝宫廷内争，部分王族降唐内应，668年唐先自辽东地区攻入靺鞨族后方扶馀地区， 然后移兵朝鲜半岛，九月间攻陷平壤，高句丽—靺鞨联盟遂战败瓦解。 

    关于古Magyar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在中国史籍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可循。

    据《新 唐书·黑水靺鞨传》： 

    白山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迸 

    入勃海。 

    而《金史·世纪》则称：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

    曰粟末部 ，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

    隋称靺鞨，而 七部并同。

    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所谓“其五部无闻”，应该是唐朝对辽东和高丽的连年用兵的结果。

    高丽－靺鞨联盟的 败灭和平壤的陷落（668年），是导致靺鞨社会分化、重组和迁徙的重要原因。

    以安车骨 和泊咄为首的靺鞨诸部抗唐失败而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而在二百年后出现于欧 洲Magyar人，可能就是西迁的靺鞨人的后裔。 

    在高句丽王朝覆灭和靺鞨强部出走以后，满洲地区出现过一段和平的时期，粟末和黑 

    水两部均有附唐的倾向，而粟末部则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技巧和模仿力，它不仅对唐朝采 

    取不对抗的态度，而且与唐朝和新罗合作瓜分了高句丽的领土。

    在靺鞨族的内部，它也 不失时机地吞并了其他各部。

    在武则天的时代，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粟末部以中原皇朝的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国。《新唐书·渤海传》对这个兴盛了二百余年的北方王朝 

    有如下的记载：

    “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 

    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十五府，大部分又以原靺鞨和高丽各部领地为域界 

    ，如： 

    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率宾故地为率宾府……。拂涅故地为 

    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 

    挹娄，率宾，拂涅，铁利，越喜均为靺鞨部落名，其中“鄚颉”无疑是“靺鞨”或“勿 

    吉”或Magyar的异译。

    有理由认为渤海国的这一鄚颉府，就是西迁的靺鞨或Magyar人的 馀众居地。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渤海国最盛时（820年左右） 的鄚颉府界定在嫩江、松花江和 

    粟末水之间地区，而鄚、高二州分别为今黑龙江省阿城（旧名阿什河）和宾县[10]，这 

    一带恰是隋末唐初安车骨部的曾居地。

    位于府界内粟末水入注嫩江和松花江地区的，今 吉林省扶余市，古名“伯都讷”，有人认为这就是当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11]。 

    “奔散”的安车骨和泊咄两部之馀部被同族类特指为“鄚颉”，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它们 

    曾以“勿吉”或“靺鞨”自许，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勿吉”或“靺鞨”的核心部落。

    北魏年间，他们是驱逐豆莫娄和扶馀两族，进据松嫩平原的先锋。

    隋唐两代，他们又 是对抗中原帝国的中坚力量。

    因此，在肃慎族的内部，他们大概是继挹娄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其余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 肃慎”之名黯然失色。

    只是在他们战败溃散以后，肃慎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 正名。 

    更重要的是，经渤海国和辽朝先后各二百年的统治以后，于十一、十二世纪之交兴起 

    的完颜女真部，又是源发于这一地区的按出虎水, 即今哈尔滨－阿城地区之阿什河。

    1115年阿骨打兴立金朝，建都上京，即当初的州故地。

    《金史·地理志》说： 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 

    韩儒林先生，早于1942年便考定“安车骨”与“按出虎”本乃一词[12]。

    唐代的“安车骨部”应出自于“按出虎水”。

    从地望上来看，金代的完颜部及其邻近的女真诸部， 

    很可能就是安车骨和泊咄等部后裔，因而也与西迁的靺鞨人或Magyar人同源。 

    故尔，将现代Magyar语，与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语进行比较，是极具史学价 

    值的。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的，它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对应关系，应该是Magyar人来自远 东地区的一种可靠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