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今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至10时23分，住在五环路以外区域的很多居民，都听到了防空警报的鸣响。与此同时，全市16个区每区都有1至2个社区或学校进行了防空演练。上午9时30分，朝阳区兴隆家园的居民志愿者、在职党员和辖区单位代表等200多人齐聚24号楼下，列队等待参加防空警报演练。“可不能坐电梯啊，万一断电就会被关在里头了。”三楼的在职党员刘女士提醒着小组里的邻居们。“别害怕，跟着我走就行了。”居民李女士蹲下对五岁的儿子叮嘱。演习还没开始，居民们就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　　10时整，演练正式开始。工作人员播放设备，第一次试鸣的是“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居民们听到警报后有序走出单元门。记者看到，24号楼的人防工程就在单元门正对面，居民只需要走20米左右即可进入。“平时打球的地方，紧急情况下成了保护我们的地方。”一位居民边下楼边感叹。原来，兴隆家园24号楼的地下人防工程占地1000平方米左右，平时是公益性的社区活动场所，居民可以在里面免费打球、阅览和棋牌，在“战时”情况下就会立刻变身人防掩蔽工程。进入人防工程之后，志愿者将居民分别安排在心理辅导室、技能培训室、宣教室和医务室，分别开展不同的宣讲和互动活动，“居民们在人防工程里可以稍微放松放松，缓解紧张情绪。”朝阳区民防局一位负责人说。　　10时20分，户外再次响起一声持续了3分钟的警报，表明警报已经解除，居民陆续从人防工程返回地面。市民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进行试鸣防空警报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强化防空防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同时也检验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率，掌握警报信号的实际覆盖情况，这是本市6次较大规模的试鸣防空警报演习。

何新：俄罗斯帝国的起源与历史

【何新按语】俄罗斯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均极为重要和密切。但是关于俄罗斯人与国家的历史，却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迄今很难理清楚。本系列札记仅是我个人的若干研究心得。

 1、俄罗斯国名的由来

元代以前，历史中没有俄罗斯国家及民族的存在和记载。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包括西伯利亚在内以及乌拉尔山西部的地区，笼统地统称为东胡。

“东胡 ”，应该是一个古阿尔泰语词Toung-gu-s的音译，即“通古—斯”，也就是说，“东胡”实际上是“通古斯”一词的汉语异写。

【异说则以为，胡是华夏对异种人对泛称之一，东胡乃东方之胡。通古斯是汉语东胡对音译。】​

在中国史籍中，东胡人泛指比蒙古高原及中国东北（满洲）地区的匈奴民族居于更北部的一些人类族群。自古以来，这些族群居无定所，没有国家制度，种族来源不明晰。

图中的黄色及绿色地区为广义的胡人所在区域。右侧黄色区域属于东部西伯利亚，即东胡所在。

​

历史上在东胡地区居住过的族系非常复杂，包括黑发的鲜卑人、苏美尔人（或称须弥人、胥靡人、色目人，包括犹太人）、伊兰人（伊朗—波斯人）、匈奴人、突厥人，也包括红发、蓝眼、白种、多毛而被古代华夏族看做鬼魅一般的北欧白种人——罗刹人。

罗刹人，亦即罗斯人。罗斯人，即俄罗斯人，有俄罗斯学者说，这个语词的初意可能是来自俄罗斯地区草原哥萨克人的称呼，后来族称成为了国名。

在中国元、明朝时甚至更早的汉译佛经中，就已经有“罗刹”一名。这个词的语源，系来自俄语“Россия”——罗西亚的对音。

元朝时蒙古语译这个词加了前音O，“斡—罗思”即蒙语“O—ROCCIA”。蒙语的“OROCCIA”转译汉语，即“斡罗斯”或者“俄罗斯”。

所以，罗刹——罗斯——罗西亚以及俄罗斯，诸名实际都是出自同一个语源，是俄罗斯草原森林地区古代白种居民的名称。

18世纪的康熙时期，俄国的彼得一世时代，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俄罗斯的第一个国家间条约，双方自此以后正式划定了两国交壤的边界。

此前，这个地区没有划分过明确的边界。在中国史书中，这个幅员广大的草原森林区域，笼统地被称作“东胡”地区。

在秦汉晋时期，这里曾经属于匈奴人活动的区域，唐宋时期曾经属于渤海国的区域，元明时期这里隶属于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帝国。

所以古代世界没有俄罗斯国家。中古时代的蒙元时期，俄罗斯​地区出现一些庄园和城邦小国，这些小城邦隶属于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后，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得到独立，成为近代俄罗斯国家的雏形。

17世纪为了开拓与东方中国贸易的草原商路，俄罗斯商人和武士开始向东方进军的探险。

康熙时代，清军与东进的俄罗斯人在雅克萨城堡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争。此战后康熙命国史馆编纂成《平定罗刹方略》，汇辑了平定罗刹前后的有关谕旨、奏议、文牍等文件，排列顺序以时间作为编年。记述了这次战争与签约的始末。

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将元代译名的“斡鲁思”、此前的“罗刹”等名正式改译为“俄罗斯”。

​【附注：清朝以前中国人称俄罗斯多为“罗刹”，清初才译为“鄂罗斯”或“俄罗斯”。这是因为满语借用蒙古语，称俄罗斯为“oros”，多了一个O的发音。清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时将其正式统一为“俄罗斯”简称“俄国”，自此沿用至今。】

从血族看，罗斯民族是一个混血的民族，其中以东欧的斯拉夫人和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为主，但是也有蒙古人、突厥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基因。

多数俄罗斯人自认为从属于斯拉夫族。而在拉丁语及英语中 ，斯拉夫人原指奴隶，是罗马人的奴隶来源。而在斯拉夫系语言中，斯拉夫这个词则指英雄。

14世纪中叶出现的《大波兰编年史》，以传说记述斯拉夫人的来源，讲到东欧地区有三个斯拉夫民族（捷克、波兰、罗斯）。他们的祖先是捷赫、莱赫、罗斯三兄弟。这三兄弟的父亲叫潘(Pan)，是潘诺尼亚(Panonia)——东欧森林和草原的统治者。

后来三兄弟各自在东欧建立了国家，即：捷克、波兰和罗斯。

（据耶日·克沃乔夫斯基：《14—15世纪的斯拉夫欧洲》(Jerzy Kloczowski,Europa slowia nska w xiv-xv wieku)，华沙1984年版，第287页。）。

19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和瓦·克柳切夫斯基认为，斯拉夫人主要居住在东欧的多瑙河流域。

【附注1：有意思的是，在汉传佛教中，罗刹这个词具有矛盾的语义：

​一是神国之名，佛经里所说的罗刹国是娑婆世界楞伽洲，首都十项城是罗刹天王的住所。罗刹天王是护世十二天尊之一，与帝释天轮流持世，守护人间。

二是恶鬼之名。《慧琳意义》卷二十五记：“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同书卷七又说：“罗刹娑，梵语也，古云罗刹，乃暴恶鬼名也。男即极丑，女即甚姝美，并皆食啖于人。”】

2、俄罗斯的母国是蒙古人的金帐汗国

俄罗斯国家起源历史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为最初的俄罗斯国家，起源于蒙古的殖民统治。而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的这一幕不够光明，因此试图掩饰这一段历史。

俄罗斯名称在中国史书中最早出现于《元史·兵志》。其中记述有：“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这里的“斡罗思”，即为“俄罗斯”的汉语音译。这一记载表明元代的俄罗斯地区，有隶属于蒙古帝国的军队及指挥部。

​

13世纪的蒙古帝国，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统治今日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地区

在13世纪，俄罗斯的多数地区被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直接隶属于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

金帐汗国也称为钦察汗国，是蒙古人通过征服而建立在欧洲和俄罗斯的一个大汗国。而金帐汗国事实上就是后来俄罗斯帝国的母国和前身。

​

14世纪明朝时期金帐汗国统治乌克兰与俄罗斯及东欧

金帐汗国的创立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1208年－1255年）。拔都，也称作巴秃或巴图鲁，在蒙古语和阿尔泰系语中这个词就是大英雄之义。

拔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第二个儿子。1225年在术赤去世后拔都继承了父亲的王位。

十年后（1235年），蒙古帝国君主窝阔台召集库里尔台大会（蒙古贵族的长老会议）。大会决定以拔都为元帅，统领蒙古各系宗王的联合兵团远征俄罗斯和欧洲。

这次以拔都为统帅对欧洲的远征，是蒙古军团继成吉思汗1218年西征花剌子模、波斯以及西亚之后举行的第二次西征。

拔都作为成吉思汗的嫡孙、蒙古诸部的众王之首，统率西征全军，因此又称为“太子西征”。

1236-1241年，拔都军先后征服了钦察汗国、伏尔加的保加利亚国、乌克兰及俄罗斯的基辅罗斯国、加利西亚国、摩尔达维亚国、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王国（时译“孛烈儿”）、匈牙利王国、保加利亚第二王国、波西米亚与捷克国、摩拉维亚与斯洛伐克国、拉什卡国、威尼斯共和国等。

拔都的蒙古骑兵先后击败波兰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所率领的日耳曼、波兰联军（神圣罗马帝国与波兰、波西米亚联军），以及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所率领的匈牙利军，席卷东欧与中欧地区，使基辅、布达佩斯等三十多个城镇遭受摧毁与屠杀。

在蒙古军即将发动意大利战役，准备进军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时候，拔都接到元朝皇帝窝阔台大汗的死讯，于是停止了远征。

1242年，拔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乌克兰、俄罗斯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这个新的国家横跨欧亚版图，包括今天哈萨克咸海和里海北部，东欧和中欧地区，囊括今日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大部分区域，史称金帐汗国。

拔都在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今日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城）建立了都城。

蒙古人称金帐汗国为“术赤汗兀鲁斯”（Ulus of Jochi），即术赤的国。术赤是纪念拔都之父的名字，兀鲁斯是国土。

​由于大量的突厥系钦察人是金帐汗国的权贵居民，因此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

钦察汗国治下的民族，包括蒙古人、突厥人、花剌子模人（包括波斯及犹太人）、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匈奴后裔）及可萨人的混合体。其中俄罗斯人居于最底层地位。

拔都麾下的蒙古战士后裔，是金帐汗国社会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

政治上，金帐汗国原为元朝蒙古帝国之一脉（法律基础是成吉思汗法典）。但在蒙哥皇帝去世后，金帐汗国基本上完全独立自治。

金帐汗国的统治者由蒙古人的库里尔台（蒙古贵族议会）自拔都的后裔中选举。

可汗以下，有宗王。宗王以下，有大臣，还有一种名为答剌罕的人，意思是自由人，享有免税的地位。

金帐汗国分为九个行政区域，包括：花剌子模、克里米亚、钦察、阿速夫、切尔卡西亚、伏尔加保加利亚、瓦拉齐亚、阿兰、基辅罗斯。

自从1242年拔都在萨莱定都正式建立金帐汗——钦察汗国，到1502年金帐汗国内乱而分崩离析最终被伊凡三世所灭，蒙古人建立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区的这个殖民帝国在历史中存在了260年。

​

【附录】俄罗斯前身之国的金帐汗国简史

左上角即拔都的金帐汗国

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蒙古之西的广大土地给他的长子术赤，让其领有包括今日哈萨克到乌克兰、俄罗斯，以及从咸海到顿河、伏尔加河一带的钦察草原。

​钦察草原居住的钦察人主要为突厥人，后来成为蒙古人的辅佐，在金帐汗国的人口比例中人数大大超过蒙古人。因此作为王者的大汗也被称为钦察汗。

钦察汗国（1242年-1502年），即金帐汗国，蒙古语称术赤·兀鲁思，是成吉思汗分封的统治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之一。这个大汗国位于俄罗斯咸海和里海北部，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术赤死后，由拔都继承汗位。

拔都发动了由钦察草原出发，征服东欧、俄罗斯的一系列远征​​，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蒙古汗国——即金帐汗国。

拔都死后，传位其子撒里答；撒里答死后，元朝皇帝蒙哥任命他的幼子乌剌黑赤继承，并由拔都的遗孀博剌克斤监国。但是在1257年，拔都的弟弟别儿哥取得了金帐汗国的可汗之位。

别儿哥在伏尔加河畔建立别儿哥萨莱城，此地即苏联时代的名城斯大林格勒、今日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

1255年，拔都去世，拔都之弟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时，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实际上汗国已成为独立国。

1262年和1265—1266年，别儿哥为了同伊利汗国争夺高加索地区，与埃及建立联盟，由此发展了与埃及的贸易关系，伊斯兰教文化也开始影响钦察汗国。

1266年，别儿哥去世，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1266—1280年）嗣位，得到元朝的正式册封。

1277年，蒙哥之子昔里吉背叛，劫走防御海都进攻的皇子那木罕，送到与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留了数年，到1282年脱脱蒙哥嗣位时，那木罕才被放回。脱脱蒙哥和秃剌不花在位时，领有黑海北岸地区的宗王那海操纵了汗国大权。

脱脱（1290—1312年）汗即位后，恢复了汗权。1302年，脱脱汗出兵协助元朝攻打察合台后王笃哇、窝阔台后王察八儿，笃哇、察八儿战败，归顺元朝。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封脱脱为宁肃王。

1313年，脱脱去世，其侄月即伯（又名诃即贝）嗣位。

1314年元仁宗遣使册封其为钦察汗，此后双方经常遣使往来。​

月即伯汗（1312—1340年）在位时，建立了中央集权，钦察汗国达到了极盛时期。

汗国迁都别儿哥萨莱城（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与伊利汗国、埃及等国通好，对外贸易兴隆。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下游广泛传播，此后诸钦察汗都信奉伊斯兰教。

随着势力的增强，金帐汗国属下的各万户侯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王国，形成与汗庭相抗衡的力量。

14世纪中叶，汗国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争端，万户们互不协调，各自为政，汗庭权力日渐削弱。从札尼别汗（1340—1357年）以后的1357—1380年，24年间共更换了20个汗。

1380年白帐汗脱脱迷失借助帖木儿的力量击败大汗庭的权臣马买，控制了钦察汗国的主要疆土，成了钦察汗国大汗，从此钦察汗全都出自白帐系。

14世纪末，金帐汗国呈现衰败局面，花剌子模、克里木、保加尔逐渐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去，金帐汗国同时又遭到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侵袭。

到15世纪时，钦察汗国先后分裂出了西伯利亚汗国、喀山汗国、克里木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等独立国，钦察汗国中央直辖的只剩下有限的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钦察汗国的正统汗位由大帐汗国继承，但他的实际地位同于其他汗国。

1472年，阿合马汗发动了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战争以阿合马的战败而告终。

1480年，阿合马再次出兵进攻莫斯科公国，强迫其纳贡，由于阿合马的同盟军立陶宛大公未能如期出兵援助，致使阿合马到乌格拉河后撤兵，回到伏尔加河下游时，被诺该帐汗国人杀死，蒙古人对罗斯公国的统治到此结束（统治时间长达238年）。

1502年，末代大汗赛克赫阿里被克里米亚汗国击败，钦察汗国灭亡。

16世纪初期，卡马河沿岸和乌拉尔地区被莫斯科公国占领。

16世纪50年代，沙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先后占领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木三个汗国，金帐汗国领土全部并入莫斯科公国领地。

钦察汗国从建立之初就分裂成斡儿答家族、拔都家族、昔班家族、莫斡勒家族、脱花帖木儿家族，只是拔都家族实力最大，一般提到钦察汗国，都是拿拔都家族来代表。

明朝推翻元朝的同时，钦察汗国拔都系主要分支被新兴起的白帐汗国所取代，而后俄罗斯开始崛起，蒙古人在中、东欧；西、北亚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

惊魂九一三，那个暗的夜

作者：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

来源：搜狐历史

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我后来无数次回忆起39年前那个改变命运的事件，曾反复咀嚼事件发生前的每一个细节，仍然找不出一场举世震惊的事件要发生的任何预兆。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的家探望家人，那时我第二个孩子刚2岁多一点。我们飞行员平时都住在机场宿舍，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我一般从西郊机场骑自行车回到和平门的家，星期日晚饭前再赶回来。那时年轻，骑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吃力。但是一天前，我们专机师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周末不回家了，我爱人早就习惯了我的工作方式，从来不问我的去向。

那一天很平静，我记得太阳很好，我把毛巾被洗了，拉了会儿二胡，又学了会儿外语。飞行的专业词汇我基本上能看懂，三叉戟的飞行手册就是我翻译出来的。

18点钟开饭，因为是周日，我们不需要像平时一样排队吃饭。我记得很清楚，晚饭吃的是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我把蒸饺一推，赶紧往宿舍跑。

路上，我远远地看到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说话，然后李平拔腿往机场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说了声：“中队长，潘副政委说要把油料加到16吨！”我一愣，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

不过也没来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个航行包，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然后把脚上的凉鞋换成皮鞋——因为要踩刹车，所以飞行员飞行时必须穿皮鞋；天气有点凉，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裤。

当我到达团值班室时，领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经到了，他的家就在机场，也是被一个电话从家里揪出来的。等了一会儿，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了个小资料包。“你们上值班室要车吧！”他就交代了这一句，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

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李平说：“潘副政委，就加了15吨油，油车加完了，没油了。”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也没有要求再来一辆车继续加。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这架三叉戟被改装后，分为三个舱：第一舱里，左边是张床，右边是一个沙发，算是首长的包厢，外边用一个隔扇隔开。中部是第二个舱，摆着茶几和沙发，也就是办公的地方。再往后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随行工作人员大多坐在这里。

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之后，汽车突然一加油门，从飞机左翅膀下急驶而出，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心想，开得这么快撞了飞机怎么办。

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车来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人，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后来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

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

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这是256号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飞比较长的航线，或者领导当机长的时候，一般会配第二副驾驶，以便可以随时提供帮助。但驾驶舱里没有第二副驾驶的位置，所以飞机起飞后，我就坐在包厢的沙发上。我无意间往后舱扫了一眼，正好看见林立果和刘沛丰隔着茶几在交谈。林立果见了我之后不再说话。事后想起来，他的表情异常沉重。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在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我在后面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里加润滑油。这时，我看见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到17吨。”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当时我满脑子想的是把“林副统帅”拉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哪用得着17吨油？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他这么一说我也没吭声。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加油进去。但是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和我们自己带的压力接头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其实如果强行加，也能加进去，就是和其他飞机一样，站在机翼上，打开盖儿，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样速度比较慢。潘景寅没坚持，我们也没再加，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

其实就在5天前，也就是9月7日，我自己刚刚飞了一次山海关。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因为她以前在我们部队蹲过点。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那一次飞的是三叉戟252号，也不是后来出事的256号。

9月12日的256机组一共9个人：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是我，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和服务员小魏。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我没想到，这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

我是河南巩义人，1959年8月，我读高中三年级，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考试，那一年我20岁，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还在地里干活儿。当时全市的高中应届生被挑中了3个，由于身体、技术等原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飞了出来。正式入伍后，我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当时叫第六航空学校，从初级教练机苏制雅克-18飞机开始，学习驾驶歼击机。

1964年，4年的航校学习生涯结束，学员基本上被淘汰了一半，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被分到了空军第34师，也就是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是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当时就是专机师的苏制里-2飞机担任的。

当年能被挑进专机师的，当然都是“根红苗正”，我在学员班任班长，很快就被选拔出来学习飞相对先进的苏制“伊尔-14”。经过一段集中训练后，除了给老飞行员做副驾驶执行任务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担任机长单独执行任务。在我刚刚完成夜间的飞行训练科目不久，我又被调到专机师的第100团。100团是专机师主力团，重要任务都是由100团来执行的，比如毛泽东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我们用苏制的“里-2”专机送的。100团的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18，这是当时最好、最大的专机。当时周总理出访一般都用这个机型。因为执行中央领导一级的任务，在部队里多少有些优越感，感觉像“御林军”一样。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当时负责去巴基斯坦交涉买飞机之事的，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回来后，也由他牵头组建了三叉戟中队，他的副手是陈联炳。那时我已是伊尔-18的中队长，就成了我们班唯一被挑出来训练飞三叉戟的人选。我们组成一个三叉戟空勤中队，我任中队长。我们一起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

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伊尔-18要好，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但在当时，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而且位于飞机尾部，不但飞得快，噪音又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为第一批乘客。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江青。江青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落地。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样要停在跑道上。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冻得直跺脚。但江青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

江青每次出行，要带炊事员、医生、卫士、护士等一大堆人，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有一次飞行结束后，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在飞行上她看见江青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江青的服务员说：“咖啡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所以只能这样。”还有一次江青想从广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但江青坚持一定要去，最终惊动了周总理，总理不同意飞。江青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

最后一架，也就是第4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给我国的。是我带领机组和机务人员去广州负责交接。

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

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当时参与拦截飞机的，还有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参谋长。他告诉我们：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然后他直奔机场，到了飞机下面，没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当他把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告诉机械师邰起良时，邰起良紧皱眉头，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一边走一边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们能马上出现。可是最终也没能等到我们，他成为倒数第二个登机的人。

最后一个登机者是林立果。

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高喊：“油车赶紧让开！我们要起飞！”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他完全把车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三叉戟256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64年7月我们一起被分配到34师。陈士印后来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空军从法国进了“云雀”直升机之后，他又开始学习飞“云雀”，很快就担任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不足30岁。

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所以副师长亲自带周宇驰学比较先进的云雀机。作为副大队长的陈士印也被指定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因此也认识并接触到周宇驰。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5的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周宇驰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凌晨4点50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和周宇驰周旋，一边降低高度，准备在他们很熟悉的西郊机场降落。但在周宇驰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专机师的师长一夜没睡，正在西郊机场布置处理三叉戟的事，一看直升机回来了，又赶紧布置地面处理直升机之事。一切都布置好了，结果直升机没落地，又拉起来，飞走了。到了沙河，也还是那样，没有落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怀柔是我们经常在训练中光顾的地方，大家对地形很熟悉，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正在操作飞机降落的陈士印回忆，他听到枪声看见陈修文中弹，他顾不上保持飞机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去，大喊：“为什么要动枪?”飞机一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最终陈士印还是凭借他的技术稳住了直升机，在客观上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趴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那天穿着一件皮夹克，里面套着一件布工作服，他后来发现，子弹贴着皮肉，把里外两件衣服打了4个洞。地面的民兵闻讯赶来，看到陈士印满脸是血，以为他受了重伤，背起他就跑。陈士印急着说：“不要背我，飞机上还有一个……”等民兵们到飞机上找到陈修文，他早已不行了。

到了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部，陈士印打电话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胡萍，胡萍让他待在原地别动。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小时，接近中午，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我们失去自由了

陈士印被带回北京后，被拘留审查长达11年之久，最终被转业到沈阳老家。陈士印多年不愿意对外谈这段往事。我以老同学、老战友的身份找到他，终于说服他开启了尘封多年的回忆。这架返航的3685号直升机至今还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里，我们俩还专门跑到那里，我为陈士印在那架直升机前照了张相。那被子弹击穿了4个洞的飞行工作服至今也保存完好。

而那天晚上在山海关，虽然只睡了1个小时，但是经过一番惊心动魄，我们剩下的5个人谁也无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复回顾白天的细节，寻找种种不正常处，天色逐渐明亮起来，但我们仍一头乱麻。

不过我们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他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们机组5位成员，加上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孩子，每人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两个海军“陪同”，被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站时，同样还是每人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疾驰而去。

我们被送到海军司令部后院的一个家属招待所，一人一间，被看管起来。其实看管我们的海军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有一天一个人还把我叫到破仓库里问：“山海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了？”9月19日，一辆大轿车又把我们全拉到位于西山的北京军区政治部招待所。其实这时由纪登奎负责、公安部部长李震主抓的“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单独关了一两天后，有一天半夜，我们几个人被叫到一间屋子，进去一看，找我们的是纪登奎。他对我们挺客气的，像聊天一样询问我们事件的详细经过，听罢说了句：“林彪急着抢班夺权，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我才知道那架飞机上的人的命运，以及整个事件的定性，顿时百感交集，又震惊，又有逃过一劫的侥幸和后怕。

公平地说，专案组的人对我们还都挺客气的，但措施该严还是比较严。怕我们自杀，刮胡子不能用刮胡刀而是用推子，窗户都被糊上还用木板钉上，不让我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北京军区专门挑选排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看着我们，上厕所不能关门，睡觉时可以关灯，但看管我们的人还要坐在那儿，视线绝不离开我们。

我和陈联炳住在一屋，但有时我们俩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都是躺在那里，眼望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亲，我想妻子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会发疯一样到处找我。

转眼到了11月，天气已是很凉了，我们身上还穿着离家时那身单布工作服。我们向专案组提出到我们每个人家里给我们拿过冬衣服，专案组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举动，向家里人传递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后证明，这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

老家有人跟我老母亲说：“你儿子和林立果是结拜兄弟”

我爱人“九一三”当天只知道我出差了，后来一直不见我回来，就多次往部队打电话询问，但得到的答复只是含糊的“出差未回”。10月7日，她在工厂里听到中央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一下子傻眼了。中央文件并没有说还有活着的机组人员，所以她以为我必死无疑。她后来告诉我，那一天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工厂回到家的。直到入冬后有人上门取我的棉衣，她才知道，我还活着。

妻子后来到处打电话打听我的消息，但是谁也不敢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我拿到棉衣后，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想看看妻子有没有留什么只言片语，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我后来想，等衣服送到我这里，不知早被人翻了几遍了。但随后我就震惊地发现，我们衣服的领章都被撕了下去，这意味着，我们这几个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叛徒”了！

之后，我们几个机组人员在陆军“陪同”下，可以到楼下自由活动，也可以到小卖部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到了胡萍和陈士印，我才知道许多与“九一三”之夜飞行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关在这里。

在中央专案组里待了几个月，他们认为我们没什么问题。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专案组说让我们回家过春节，于是我们又被“还”给空军。回到西郊机场，其实又开始新一轮审查。我们每个人被单独关在一间屋里写交代材料，这时我开始有意识地为将来留存一些资料，所以每次写完交代材料后，我就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悄悄写下整个事件的过程。

在空军被审查了22个月后，1973年6月我成为机组里继服务员小魏之后、第二个被放出来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传到老家，那边传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亲说：“你儿子和林立果是结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没有说这事啊！”对方说：“中央文件没有，但河南文件上有。”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没等到我出来她就去世了。审查结束时，给我的定性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错误”。

1976年，我们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强行转业，必须离开北京。我不死心，我还想在天上飞，况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给他们写信，请求能把自己留下来，但最终也如石沉大海。因为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就要求在河北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安置，而河北省规定，凡是要求就近安置的，要到张家口最穷的地方安置。最终我到了张家口怀涞县一个拖拉机工厂当车间指导员。

拖拉机厂很简陋，连围墙都没有，平时工人们下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明白，自己照顾好自己，是我对这个家庭能尽的最大的责任了。在工厂里生活得很苦，我学着把旧衣物拆开，按书上的公式裁成纸样，贴在布料上，自己学着做衣服。有时星期天我会在衣服摊上站一整天，就是为了看他们怎么裁剪衣服。那时工厂里分的白手套用不完，我把它们拆了，再加股白线，晚上就我一个人，关起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一个大男人笨拙地用粗粗的棒针学编织，最后我给自己织了条线裤，还给孩子织了毛背心。一双握过飞机驾驶杆的手，却在这里一针一线，编织着生活的希望……

1980年底，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读着《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久久不愿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那些一起被改变了命运的人

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虽然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却让我热泪盈眶。这时，我已经被驱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中央下了一份文件：所有“九一三事件”牵涉的人中，团以下干部不做结论，意思是说就当历史上没有发生这件事，至少档案里再也没有这个“污点”了，可是停飞和转业已是既成事实，也无法改变。那时候，我们部队有60多名干部因此事而受审查，这些人中凡是跟飞行打交道的，基本上被都停飞了，以后也再也没有回到飞行岗位上来。我们的老师长时念堂当时只有40多岁，“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刚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完全不知情，但他先被关进学习班，后来又被送到山西农场，前后被关了11年，从正师降为正团。虽然他是1943年的兵，而且还曾经得到过一枚抗战纪念勋章，但他至今仍是正团退休待遇。

1984年，我老伴以两地生活为由，通过电子管厂向四机部要了一个名额，把我调回北京。时隔十几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自我回京后，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想为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后来带着妻子和儿子返回老家安徽，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独自留在了北京。陈联炳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被挑到空军当飞行员，多少年来，他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但这场意外之灾让他从此不得不告别飞行事业。

机组通讯员、团通讯副主任陈松鹤与全家回到老家浙江省，爱人和两个儿子留在杭州，而他本人最终到了一个县的卫生院任支部书记。他已经熟练掌握的英语空中联络对话专业彻底无用武之地。

领航员李成昌后来被安置在上海自行车厂供销科，他的爱人是我国少有的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九一三事件”之后，她暂时被停止飞行资格。几年后，他爱人脱下军装，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继续飞行，这样他们一家四口在上海团聚。李成昌在我们这些人中算是结果最好的。

服务员小魏姑娘先是被分配到农场劳动，后来被分配到西郊机场卫生队工作。不久，她复员，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工厂当排字工人，一干就是8年。

而对登上256号三叉戟的4名机组人员来说，他们的家庭遭遇了一场更大的劫难。只有20多岁的机械师张延奎遇难时刚结婚不久，爱人正怀着未出生的孩子。张延奎本不是256飞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256飞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又住在城里，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邰起良出事后，他的爱人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地生活着。他的夫人当年是名大学生，这个事情对她刺激很大，身体很快就垮了。等我后来找到邰起良的家属时，她已经去世了。邰起良的女儿后来告诉我，凡是电影里出现飞机的镜头，她母亲都不允许家里人看，可见精神上受了多大的刺激。

机械师李平的家在天津，出事时，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李平的爱人在清理丈夫遗物的时候，发现李平生前在部队的存折不见了。部队进行调查，储蓄所工作人员反映，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长而且戴着口罩的大个子将存折上的钱全部取走的。

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的家属各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后来查清楚了，那个冒领存款的人是李平的老乡，在地方上和李平同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同时当兵，又在同一个单位同时维护同一种飞机，可谓最最亲密的战友。没想到李平一出事，他把人家这点钱也冒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部队处理了。

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机长潘景寅了。潘景寅个子高大，性格非常内向，不善表达。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国时开过专机，当时只有40多岁。武汉“七二O事件”，毛泽东临时从武汉飞上海，正好赶上潘景寅的飞机，当他知道毛泽东上他的飞机时，兴奋地跑去找团长汇报此事，激动得脸通红，话都说不出来。潘景寅非常热爱飞行事业，他给3个孩子分别起名为鹜、鹭、鹏，我想也寄托着他对蓝天的一片炽热之情。

265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先是朝西南方向飞行了4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到4分钟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又飞了3到4分钟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345度后，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值得注意的是，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分钟，但潘景寅用了接近20分钟。

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当然，他也是被蒙蔽者，以为有人要加害于“林副统帅”，所以要誓死捍卫林彪，但是在空中，当他知道林立果等人要叛逃的时候，还是拒绝执行飞行任务。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最终结果还要靠飞机上的黑匣子来解答。

回到北京后，我也辗转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们。他们告诉我，父亲出事后，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潘景寅的爱人看到邓小平的谈话后，她和孩子们拿着这张报纸找信访部门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们和3名机械师家属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潘景寅的老伴起初还嘀咕：怎么算是“病故”呢？应该算“因公殉职”吧！但最终也还是签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们曾委托一位到蒙古出差的朋友到温都尔汗拾了些碎片、挖了些土回来，潘景寅的夫人去世后，他们给父母在昌平买了块墓地，做了合葬，当时找到我让我给写碑文，我后来也不知道是否派上了用场。

每年到了9月13日，我都会非常关注《参考消息》上的报道。2002年，日本一条报道上说，黑匣子上有争吵声。既然有争吵，那是谁和谁在吵？这个黑匣子现在还保存在俄罗斯，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证据。

我的儿子出生时，我给他起名字“飞”，我们对飞行的热爱、对蓝天的眷恋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回首往事，我最后悔也是最难过的，是当年没有在心爱的飞机上留下几张照片……有时我也觉得憋屈，我们是千挑万选才出来的，可是就在我人生正在往上走的时候，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当初投身于飞行事业时，我们都做好了牺牲准备。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的事业最终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最难熬的时候，我就想死在温都尔汗的那几个战友。他们死在荒郊野外，异国他乡。跟他们比，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39年了，曾经的亲历者胡萍、陈联炳已经去世。那时32岁的我，现在已经是71的老人。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和访问，从1997年起，我开始撰写“亲历9·13事件”。目前，我已完成了40万字的书稿。能让这本书顺利面世，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历史资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

老家有人跟我老母亲说：“你儿子和林立果是兄弟”

我爱人“九一三”当天只知道我出差了，后来一直不见我回来，就多次往部队打电话询问，但得到的答复只是含糊的“出差未回”。10月7日，她在工厂里听到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一下子傻眼了。文件并没有说还有活着的机组人员，所以她以为我必死无疑。她后来告诉我，那一天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工厂回到家的。直到入冬后有人上门取我的棉衣，她才知道，我还活着。

妻子后来到处打电话打听我的消息，但是谁也不敢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我拿到棉衣后，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想看看妻子有没有留什么只言片语，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我后来想，等衣服送到我这里，不知早被人翻了几遍了。但随后我就震惊地发现，我们衣服的领章都被撕了下去，这意味着，我们这几个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叛徒”了！

之后，我们几个机组人员在陆军“陪同”下，可以到楼下自由活动，也可以到小卖部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到了胡萍和陈士印，我才知道许多与“九一三”之夜飞行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关在这里。

在中央专案组里待了几个月，他们认为我们没什么问题。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专案组说让我们回家过春节，于是我们又被“还”给空军。回到西郊机场，其实又开始新一轮审查。我们每个人被单独关在一间屋里写交代材料，这时我开始有意识地为将来留存一些资料，所以每次写完交代材料后，我就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悄悄写下整个事件的过程。

在空军被审查了22个月后，1973年6月我成为机组里继服务员小魏之后、第二个被放出来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传到老家，那边传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亲说：“你儿子和林立果是结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没有说这事啊！”对方说：“文件没有，但河南文件上有。”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没等到我出来她就去世了。审查结束时，给我的定性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错误”。

1976年，我们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强行转业，必须离开北京。我不死心，我还想在天上飞，况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给他们写信，请求能把自己留下来，但最终也如石沉大海。因为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就要求在河北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安置，而河北省规定，凡是要求就近安置的，要到张家口最穷的地方安置。最终我到了张家口怀涞县一个拖拉机工厂当车间指导员。

拖拉机厂很简陋，连围墙都没有，平时工人们下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明白，自己照顾好自己，是我对这个家庭能尽的最大的责任了。在工厂里生活得很苦，我学着把旧衣物拆开，按书上的公式裁成纸样，贴在布料上，自己学着做衣服。有时星期天我会在衣服摊上站一整天，就是为了看他们怎么裁剪衣服。那时工厂里分的白手套用不完，我把它们拆了，再加股白线，晚上就我一个人，关起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一个大男人笨拙地用粗粗的棒针学编织，最后我给自己织了条线裤，还给孩子织了毛背心。一双握过飞机驾驶杆的手，却在这里一针一线，编织着生活的希望……

1980年底，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读着《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久久不愿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答美国记者问》。

那些一起被改变了命运的人

邓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虽然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却让我热泪盈眶。这时，我已经被驱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下了一份文件：所有“九一三事件”牵涉的人中，团以下干部不做结论，意思是说就当历史上没有发生这件事，至少档案里再也没有这个“污点”了，可是停飞和转业已是既成事实，也无法改变。那时候，我们部队有60多名干部因此事而受审查，这些人中凡是跟飞行打交道的，基本上被都停飞了，以后也再也没有回到飞行岗位上来。

我们的老师长时念堂当时只有40多岁，“九一三”发生时，他刚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完全不知情，但他先被关进学习班，后来又被送到山西农场，前后被关了11年，从正师降为正团。虽然他是1943年的兵，而且还曾经得到过一枚抗战纪念勋章，但他至今仍是正团退休待遇。

1984年，我老伴以两地生活为由，通过电子管厂向四机部要了一个名额，把我调回北京。时隔十几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自我回京后，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想为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后来带着妻子和儿子返回老家安徽，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独自留在了北京。陈联炳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被挑到空军当飞行员，多少年来，他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但这场意外之灾让他从此不得不告别飞行事业。

机组通讯员、团通讯副主任陈松鹤与全家回到老家浙江省，爱人和两个儿子留在杭州，而他本人最终到了一个县的卫生院任支部书记。他已经熟练掌握的英语空中联络对话专业彻底无用武之地。

领航员李成昌后来被安置在上海自行车厂供销科，他的爱人是我国少有的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九一三”之后，她暂时被停止飞行资格。几年后，他爱人脱下军装，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继续飞行，这样他们一家四口在上海团聚。李成昌在我们这些人中算是结果最好的。

服务员小魏姑娘先是被分配到农场劳动，后来被分配到西郊机场卫生队工作。不久，她复员，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工厂当排字工人，一干就是8年。

而对登上256号三叉戟的4名机组人员来说，他们的家庭遭遇了一场更大的劫难。只有20多岁的机械师张延奎遇难时刚结婚不久，爱人正怀着未出生的孩子。张延奎本不是256飞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256飞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又住在城里，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邰起良出事后，他的爱人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地生活着。他的夫人当年是名大学生，这个事情对她刺激很大，身体很快就垮了。等我后来找到邰起良的家属时，她已经去世了。邰起良的女儿后来告诉我，凡是电影里出现飞机的镜头，她母亲都不允许家里人看，可见精神上受了多大的刺激。

机械师李平的家在天津，出事时，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李平的爱人在清理丈夫遗物的时候，发现李平生前在部队的存折不见了。部队进行调查，储蓄所工作人员反映，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长而且戴着口罩的大个子将存折上的钱全部取走的。

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的家属各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后来查清楚了，那个冒领存款的人是李平的老乡，在地方上和李平同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同时当兵，又在同一个单位同时维护同一种飞机，可谓最最亲密的战友。没想到李平一出事，他把人家这点钱也冒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部队处理了。

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机长潘景寅了。潘景寅个子高大，性格非常内向，不善表达。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并为毛、周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国时开过专机，当时只有40多岁。武汉“七二O事件”，毛临时从武汉飞上海，正好赶上潘景寅的飞机，当他知道毛上他的飞机时，兴奋地跑去找团长汇报此事，激动得脸通红，话都说不出来。潘景寅非常热爱飞行事业，他给3个孩子分别起名为鹜、鹭、鹏，我想也寄托着他对蓝天的一片炽热之情。

265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先是朝西南方向飞行了4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到4分钟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又飞了3到4分钟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345度后，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值得注意的是，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分钟，但潘景寅用了接近20分钟。

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当然，他也是被蒙蔽者，以为有人要加害于“林副统帅”，所以要誓死捍卫林彪，但是在空中，当他知道林立果等人要叛逃的时候，还是拒绝执行飞行任务。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最终结果还要靠飞机上的黑匣子来解答。

回到北京后，我也辗转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们。他们告诉我，父亲出事后，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潘景寅的爱人看到邓小平的谈话后，她和孩子们拿着这张报纸找信访部门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们和3名机械师家属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潘景寅的老伴起初还嘀咕：怎么算是“病故”呢？应该算“因公殉职”吧！但最终也还是签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们曾委托一位到蒙古出差的朋友到温都尔汗拾了些碎片、挖了些土回来，潘景寅的夫人去世后，他们给父母在昌平买了块墓地，做了合葬，当时找到我让我给写碑文，我后来也不知道是否派上了用场。

每年到了9月13日，我都会非常关注《参考消息》上的报道。2002年，日本一条报道上说，黑匣子上有争吵声。既然有争吵，那是谁和谁在吵？这个黑匣子现在还保存在俄罗斯，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证据。

我的儿子出生时，我给他起名字“飞”，我们对飞行的热爱、对蓝天的眷恋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回首往事，我最后悔也是最难过的，是当年没有在心爱的飞机上留下几张照片……有时我也觉得憋屈，我们是千挑万选才出来的，可是就在我人生正在往上走的时候，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当初投身于飞行事业时，我们都做好了牺牲准备。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的事业最终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最难熬的时候，我就想死在温都尔汗的那几个战友。他们死在荒郊野外，异国他乡。跟他们比，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39年了，曾经的亲历者胡萍、陈联炳已经去世。那时32岁的我，现在已经是71的老人。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和访问，从1997年起，我开始撰写“亲历9·13事件”。目前，我已完成了40万字的书稿。能让这本书顺利面世，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历史资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

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当时参与拦截飞机的，还有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参谋长。他告诉我们：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然后他直奔机场，到了飞机下面，没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当他把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告诉机械师邰起良时，邰起良紧皱眉头，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一边走一边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们能马上出现。可是最终也没能等到我们，他成为倒数第二个登机的人。

最后一个登机者是林立果。

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高喊：“油车赶紧让开！我们要起飞！”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他完全把车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三叉戟256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64年7月我们一起被分配到34师。陈士印后来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空军从法国进了“云雀”直升机之后，他又开始学习飞“云雀”，很快就担任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不足30岁。

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所以副师长亲自带周宇驰学比较先进的云雀机。作为副大队长的陈士印也被指定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因此也认识并接触到周宇驰。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5的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周宇驰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凌晨4点50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和周宇驰周旋，一边降低高度，准备在他们很熟悉的西郊机场降落。但在周宇驰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专机师的师长一夜没睡，正在西郊机场布置处理三叉戟的事，一看直升机回来了，又赶紧布置地面处理直升机之事。一切都布置好了，结果直升机没落地，又拉起来，飞走了。到了沙河，也还是那样，没有落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怀柔是我们经常在训练中光顾的地方，大家对地形很熟悉，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正在操作飞机降落的陈士印回忆，他听到枪声看见陈修文中弹，他顾不上保持飞机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去，大喊：“为什么要动枪?”飞机一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最终陈士印还是凭借他的技术稳住了直升机，在客观上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趴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那天穿着一件皮夹克，里面套着一件布工作服，他后来发现，子弹贴着皮肉，把里外两件衣服打了4个洞。地面的民兵闻讯赶来，看到陈士印满脸是血，以为他受了重伤，背起他就跑。陈士印急着说：“不要背我，飞机上还有一个……”等民兵们到飞机上找到陈修文，他早已不行了。

到了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部，陈士印打电话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胡萍，胡萍让他待在原地别动。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小时，接近中午，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我们失去自由了

陈士印被带回北京后，被拘留审查长达11年之久，最终被转业到沈阳老家。陈士印多年不愿意对外谈这段往事。我以老同学、老战友的身份找到他，终于说服他开启了尘封多年的回忆。这架返航的3685号直升机至今还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里，我们俩还专门跑到那里，我为陈士印在那架直升机前照了张相。那被子弹击穿了4个洞的飞行工作服至今也保存完好。

而那天晚上在山海关，虽然只睡了1个小时，但是经过一番惊心动魄，我们剩下的5个人谁也无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复回顾白天的细节，寻找种种不正常处，天色逐渐明亮起来，但我们仍一头乱麻。

不过我们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他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们机组5位成员，加上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孩子，每人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两个海军“陪同”，被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站时，同样还是每人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疾驰而去。

我们被送到海军司令部后院的一个家属招待所，一人一间，被看管起来。其实看管我们的海军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有一天一个人还把我叫到破仓库里问：“山海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了？”9月19日，一辆大轿车又把我们全拉到位于西山的北京军区政治部招待所。其实这时由纪登奎负责、公安部部长李震主抓的“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单独关了一两天后，有一天半夜，我们几个人被叫到一间屋子，进去一看，找我们的是纪登奎。他对我们挺客气的，像聊天一样询问我们事件的详细经过，听罢说了句：“林彪急着抢班夺权，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我才知道那架飞机上的人的命运，以及整个事件的定性，顿时百感交集，又震惊，又有逃过一劫的侥幸和后怕。

公平地说，专案组的人对我们还都挺客气的，但措施该严还是比较严。怕我们自杀，刮胡子不能用刮胡刀而是用推子，窗户都被糊上还用木板钉上，不让我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北京军区专门挑选排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看着我们，上厕所不能关门，睡觉时可以关灯，但看管我们的人还要坐在那儿，视线绝不离开我们。

我和陈联炳住在一屋，但有时我们俩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都是躺在那里，眼望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亲，我想妻子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会发疯一样到处找我。

转眼到了11月，天气已是很凉了，我们身上还穿着离家时那身单布工作服。我们向专案组提出到我们每个人家里给我们拿过冬衣服，专案组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举动，向家里人传递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后证明，这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

路漫漫：何新经济学思想的若干要点

作者：张铁夫）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李斯特主义的基础上，何新构建了一套宏阔的具创新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既不同于左派传统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更与右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针锋相对。因此，何新将自己的一部重要著作命名为《反主流经济学》。

1980年代末，何新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市场规模有限性”理论，此论使他再度激活被新自由主义宣布失效的生产过剩理论，而且是对著名的马歇尔供求曲线以及亚当·斯密及马歇尔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的粉碎性打击。

这个规律，为国家主义的市场培育与保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柱。

何新另一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是他的“资本决定价格”理论，他认为价格并非由供需市场自发形成，而由竞争性的资本形成。此论从根本上摧毁了古典主义斯密以及新古典主义马歇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价格理论的基础。这个规律，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抑制投机、防范国际金融突袭、保护实体经济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理论支撑。

针对马歇尔等欲构建“纯经济学”，何新认为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绝不存在超离经济利益的中性纯形式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配置资源”，何新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与社会分配，从而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色。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拆散肢解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小私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制度，国家应放弃对经济的干预；何新指出当代主要发达经济体是建立在大型垄断企业为骨干、国有私营相混合、社会福利体系十分健全基础上的制度，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经达到极为深入广泛的程度。

新自由主义废弃了地租理论，何新则恢复了地租理论的重要地位，认为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快的最重要内因，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何新的新地租理论为抑制房地产泡沫提供了理论支撑。

何新的通货膨胀理论极为深刻。

何新认为，所谓“短缺经济”实际是一种隐性通货膨胀，绝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一观点导致中国经济政策在1991年发生惊天逆转，由抑制需求转为开拓内外市场、扩大需求。针对新世纪有人提出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何新指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热钱涌入，发生外升内贬式的通货膨胀，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这一观点阻击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搞垮中国经济的阴谋。

自2010年，何新开始研究中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神秘跨国金融组织“共济会”。何新研究了共济会的秘密金融历史后，对国际货币金融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水平。

针对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的是由商业资本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而引导工业革命，何新提出“早期资本的大规模原始积累是通过金融信贷资本得到快速发展，然后由金融力量推动工业革命”的新观点。针对以往人们认为的经济危机是单纯由供销脱节造成，何新提出“有史以来发生的一切经济危机，无一次不是源于金融资本家的人为操纵”的新观点。

何新因之提出了“早期资本的大规模原始积累并不是通过商业资本而是通过金融信贷资本得到快速发展；金融先行，才推动工业革命”、“有史以来发生的一切经济危机，无一次不是源于金融资本家的人为操纵”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何新认为1930年代以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非出自马克思，而主要是出自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

何新援引列宁的辩证决定论批驳了机械决定论（孟什维克）和左派政治经济学理论（布哈林）。

何新认为世界形势发展到新阶段，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前人，必须有相应的具体改变。（重商主义，德、日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相似政策体系的不同版本。）俄国革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决定论，而只是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条件，因此由战时共产主义“倒退”回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这实际是在进步。与此类似，中国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都是必要的阶段，所以，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何新主张全面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建立多元混合经济形态，保护民族工业和利益，构筑国家主义的政策体系和战略目标。

何新强调促进就业，主张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抑制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谋求中国的全球利益，在新时期应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货币金融方面，必须防范泡沫（慎重对待凯恩斯主义）、抑制投机，防止被国际金融势力（共济会）牵着鼻子走。

何新长时期内不断提出具体的国家政策操作建议，许多建议被决策层采纳。

在长时间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论战中，何新经济学以其鲜明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成为经济学中国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

《论“短缺经济”》

为什么说中国八十年代末就存在生产过剩呢？ 何新指出：

1989年以后出现的“货币荒”，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短缺，是需求不足的明证。这种需求不足发生的机制，是由于生产部门产成品不能在市场上找到有效需求，从而转化为货币和利润，使货币不能顺畅回流到生产部门完成货币运动的循环而造成的。国家及银行投入生产部门的源源不断的货币物资流，在生产部门都转化为产成品的巨量积压库存，这就是生产过剩。

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放任不管，这种情况会立即转化为大规模企业关门倒闭的经济危机。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状态下，国家绝不允许任何一家企业轻易倒闭，效益不好的企业可以得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甚至生产规模还在财政赤字及信贷供给的支持下不断扩张，终致造成资金、资本物供给的巨大缺口。表面看是供给不足造成三角债危机，真正的根源，却是由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投资无法增值和回收。）

虽然东西卖不出去，但员工工资并不少发，于是居民手中大量持币，蜂拥而涌上某些热销产品，形成所谓“短缺经济”，表面上看似乎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其背后的实质却是大量产品过剩。正因为产品过剩严重，所以无法用更多的产品回笼资金，导致居民手中的货币（绝大部分是职工工资收入）越积越多，某些畅销产品就显得更加紧缺。

在自由市场状态下，这种紧缺会导致热销产品价格的暴涨，表现为显性通货膨胀。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状态下，价格受到强制的人为抑制，结果导致需求者的持币待购和国家限购——有钱买不到东西，于是发生短缺经济的现象。而这些货品会出现在黑市，包括票券黑市，商品的黑市价格远远高于计划指令价格——而那才是它们的真实物价。所以，短缺经济其实也是通货膨胀，不过属于隐蔽型的通货膨胀。

《论货币政策理念》

这些天真的中国经济学人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吗？”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何新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假如有一个老美（名叫“索罗斯”？），他从美国银行借出10万美元来中国旅游或者投资。入境时人民币对美元币值是1＄：8，那么带来10万美金就能从中国银行兑换到人民币80万元。

假如这老美在中国度过两年，用去了20万元人民币消费，还余下60万元人民币。

假如两年后，人民币已升值一倍，变成了1＄：4。

于是，这老美只用所余下的4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从中国银行换回到10万美金，拿回美国快乐地还给美国银行。还有20万人民币呢，再换回5万美金就当中国发给这老美的奖金啦。

你们看看，这老美在中国是白吃、白喝、白玩两年，当初带10万美金来，如今提10万+5万美金走；多高兴啦？！

而那80万人民币就都留在中国，让中国的“流动性”（货币）过剩——物价跟着货币高高涨起来吧！

哈，假如在这两年里，那个老美把那60万人民币并没让它闲着，而是还用来在北京、上海、杭州买房投资房地产，或者发基金、做股票，那么，投资很快就可以升值翻倍，然后再出手把赚到的人民币换回美元。嘿，那么这位聪明的老美投资家就更漂亮地再赚个N倍！这就是当今老外热捧的时髦、辉煌、华丽的“中国投资概念”！

咱们快乐的、好客的、开放的、慷慨的中国傻伯们，听完这个故事，大家总该彻底明白美国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向中国人示爱——渴望恳求让人民币快速升值一倍了吧？（何新《揭秘：让人民币升值的炼金魔术》，2010年6月10日）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币升值如何拉动中国的物价：

（1）此老美在中国呆了两年，白吃白喝花掉20万人民币，这必然拉高相应的吃喝住行消费品价格。它相当于凭空印出20万元，导致国内消费品的挥发损耗。

（2）人民币升值，由8人民币：1美元，升至4人民币：1美元，则此老美以60万元人民币换得15万美元，不但换回起初投入的10万美元，还多赚5万美元。多赚的5万美元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这是凭空产生的（如果人民币没有升值，没有此老美的投资，本来是不会印这20万元的），这是直接的通货膨胀，投入市场就会引发物价上涨。

（3）如果此老美还在北京、上海、杭州买房投资房地产，或者发基金、做股票，那么，投资很快就可以升值翻倍，从而挣更多的钱。当他回国时，可能换回30万美元，那么就相当于中国需要再多印60万元人民币（值15万美元），这凭空而降的60万留在中国国内，必然大幅拉高中国物价。

（4）在人民币升值后，即使假定国内物价不变，对外国人来说也变贵了。例如，一个旅行包80元，原来美国人只需要花10美元就可以买到（汇率1＄：8），升值后则需要花20美元（汇率1＄：4），如此昂贵的价格，必然导致购买兴趣降低，使中国出口出现严重困难。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强烈的“捍卫主权”呼声，导致人民币汇率过高，使得外来投资不愿意进来，中国出口一直难以推进，只有少量港澳台商人因为血脉亲情才愿意投资大陆。后来人民币不断贬值，直到1990年代贬到5人民币对1美元以下，外资才加速涌入，外贸状况才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经济得以加速发展。（如何合理利用外资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详论。）

国内物价的提高，将会明显提高国家经济运转所需要的成本。例如，经济要素聚集的大城市，本来应当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源，但由于房价暴涨，使得购房、租房成本大幅上升，必然逼迫一些人退出大城市；而选择在留在大城市者则强烈要求增加工资，这样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何新对抗摧毁中国经济的阴谋》

[按：其实西方国家向中国推销“扩大内需”的政策思路，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中国人多买东西，包括多买外资企业的产品，让外国人更多的赚中国人的钱；另一方面抑制中国的出口，让中国少赚外国人的钱，把世界市场更多的让给西方国家。这个算盘是打得很精的。]

《论地租与房地产》

外来资本推动房地产泡沫

何新早在1992年底就指出：“西方银行将大量信贷投入我国经营房地产和基建项目，是有深意的，其目的是刺激我国泡沫经济、加大我国经济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

那时房地产业发展还刚刚起步，中国经济远远谈不上有多大泡沫，何新就已深远预见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严重经济泡沫问题。若干年后，在新世纪，中国果然出现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超级巨型房地产泡沫。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物，我们且回顾一下明朝末期出现的城市化、房地产泡沫对明朝经济政治秩序的沉重冲击。一篇名为《明末的白银流入城市化运动》（作者：刘海波）的网文写道：

“美洲廉价白银的发现与张居正的税收政策共同制造了晚明中国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净输出和白银净流入；白银流入效应确实解决了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痼疾通货紧缩，而使整个经济体系高速运转起来，并带来了大规模城镇化的后果。”

明代的《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留居乡村的只剩10%~20%。）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五六成的人从事工商杂业。）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今天所谓的空心村情形，在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很普遍。

网文援引李宪堂的评论：“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剥削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民众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其结果，由于经济结构陷入紊乱（东南农民不种地，粮食极度短缺），贫富两极高度分化，明朝迅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政权最终亡于起义农民之手，崇祯皇帝吊死煤山。

三个半世纪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在东南地区，再度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城市化运动，房地产泡沫飞速胀大。带动这次泡沫的重要因素同样是外来资本。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在1996年突破1千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而这两个年份也恰好可以看作房地产发展的两个标志性年份。1996年房地产泡沫开始形成，不断发展；2006年房地产泡沫逐渐进入疯狂态势，与三个半世纪以前一样，这一次同样有让经济崩溃的巨大危险，同样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东西方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异。美国刺激政策在1960、1970年代主要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庞大军费开支。所以当1985年美国以老大姿态逼迫日、德、英、法、意签订广场协议、分担经济压力时理直气壮，五个小弟国家不敢吭气，被迫照单全收。 1990年代以后美国泡沫经济主要是针对高科技产业，纳斯达克指数扶摇直上。相对而言，美国的经济泡沫具有向外开拓和结构良性调整的含义。而日本和中国的刺激政策，房地产占了重头。经济结构明显是向死胡同移动。美国虽然也有房地产泡沫，但远不如日本和中国严重。

东亚人注重家庭，讲究人际交往，所以经济稍有发展，房地产业就容易跟着吹起泡沫来。在这一点上，日本经济同样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在工业化时代，儒家文化圈的巨大文化优势和潜能日益被发挥出来，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然而，其命门（或者叫罩门）又恰恰在于东亚人注重家庭，重视人伦这一点上，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屡屡导致繁荣毁灭的严重后果。

无数事实证明，房地产业绝非仅仅涉及房屋居住、建材工业这样简单。事实上，房地产业还深刻牵涉到货币发行制度、金融运作机制，以及外汇储备硬通货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经济领域。

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之后，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层层阻断外来资本向房地产业泡沫流动的规模和速度。

（1）汇率政策必须十分慎重，绝不可盲目升值，必须努力防范热钱（从事金融炒作）的源源涌入。

（2）对外经济合作对国家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外资投资房地产业必须有限制性政策。

（3）对于从事房地产业开发的老板，以及从事房地产炒作的相关人员（无论中外），国家必须有登记记录，形成大数据，对这些人兑换外汇出国，抽逃资本，必须有限制。

（4）在金融货币领域，要制定一系政策制度，力阻投机资本向房地产领域蔓延。

《共济会与世界经济史》

网络虚拟货币（如比特币、莱特币）极可能是共济会制造出来，以便未来取代美元的“非主权货币”。它被鼓吹宣传有如下优点：

（1）完全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机构，可以避开具体国家的操纵；（2）匿名、免税、免监管；（3）健壮性，无发行中心，所以外部无法关闭它；（4）无国界，易于跨境交易和使用；（5）山寨者难于生存。

2017年9月4日，中国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严令，自2017年9月30日起，彻底关闭境内所有虚拟货币相关交易平台。

经历一次次的骗局和渗透，一次次吃亏上当蒙受巨大损失之后，中国金融当局开始变得警醒起来。但来日方长，庞氏骗局肯定还会不断翻新，金融当局是否能够每一次都识破真相，并采取正确的对策，尚有待于观察。

（以上写于2016年）

【蒙古人统治下的俄罗斯】

蒙古人征服罗斯各公国后，将其变为蒙古殖民地，但是保留了罗斯贵族对其领地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俄罗斯对于蒙古征服者处于藩属关系。在俄罗斯人自治的地方，罗斯的贵族必须在蒙古可汗派出的钦差大臣册封下方能即位，他们的权力领受于蒙古人，并且其行政处于蒙古人的监控之下。

（每当罗斯王公即位时，蒙古人要指定罗斯大主教或委派汗的全权代理人主持即位仪式。立为王公的人，须受蒙古人委派的八思哈（总督）监督。蒙古人派出的官员行政，不受罗斯大公指挥，只向蒙古可汗负责。）

蒙古统治者向罗斯各公国按人口征收什一税和商税，俄罗斯人须为蒙古人服劳役以及进献贡赋。

别儿哥可汗和忙哥帖木儿可汗在位时，曾在罗斯公国进行过两次人口登记，以此确定赋税、徭役和纳贡的数量。除了贡赋外，还要为蒙古汗庭提供车辆、饲料，服驿役和兵役等。但是，僧侣可以免纳贡赋、不服劳役。

在组织上，俄罗斯人以十户家庭编为基本村社单位，每一村社要提供该单位人数的兵力和税款，要出十人为蒙古服劳役。

蒙古时期，东俄地区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一次发生在1258－1259年；一次发生在1274－1275年。普查结果：东俄地区有27万户，西俄地区有16万户，全俄共即43万户。

在别儿哥汗时代以后，蒙古人依靠伊斯兰商人与犹太商人实行包税制度。

第一位包税长是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俄罗斯犹太人，名叫伊佐希马。后来改为使用八思哈，再后来由一位弗拉基米尔大公征税。

税收分农村和城市两种，有实物税和货币税，可汗有权征收临时税。税率是十分之一。有三种税吏：书记、农村征税员、城市征税员，也是八思哈。

金帐汗国幅员辽阔，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南俄和北高加索的大草原，即钦察草原是土库曼（突厥）人、康里人、钦察人、蒙古人放牧的地方；伏尔加河和卡马河地区与梁赞州，是生产粮食的地区。

在忙哥帖木儿时代，东正教受到特殊的优待。忙哥帖木儿发了一道诏书，教堂和属民免税，豁免他们的户口普查。诽谤东正教的人处死。

在1330年代，有三万俄罗斯人在元帝国境内服役，元帝国中有阿兰人（伊朗人）与钦察人军团。

俄罗斯地区的主体民族包括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切尔克斯人、哥特人、克里米亚希人、克里米亚哥特人和其他人，只要他们顺服鞑靼蒙古人，这些附庸永远不会并入汗国。

1472年，莫斯科大公国抗税，阿合马可汗率兵征讨，结果失败，蒙古人失去了控制。

1480年阿合马再次发兵征讨，结果再次失败，最终阿合马死于蒙古人之间的内乱。此后莫斯科大公国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此时，距术赤建立汗国已有二百六十年的历史。

1547年，莫斯科大公国正式改名俄罗斯沙皇国，伊凡四世加冕为俄罗斯沙皇。

1550年代，沙皇俄国先后攻打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三个汗国。

其中，克里米亚汗国寿命最长，它一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依附国。

1783年法国大革命前，利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奥地利帝国发生战争无暇东顾，沙俄兼并了克里米亚。

【莫斯科公国的建立】

莫斯科公国（Grand Duchy of Moscow），即莫斯科大亲王国，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世纪俄罗斯政权，于1283年至1547年存在。莫斯科公国作为一个政府，于俄罗斯的记录，被很多西方资料认为起源于Muscovy。

莫斯科公国最初的领土范围是今天的俄国西北部，为一内陆国，但从蒙古帝国手中成功夺取大量领土以后，成为它的继承者，其后亦宣称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于是更名为“沙皇俄国”。沙皇，即凯撒皇帝的俄语缩写。

当蒙古帝国占领基辅罗斯的时候，莫斯科仅仅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公国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镇。

蒙古帝国军队于1238年冬焚烧，并在1293年再度占领和劫掠了这座小镇。但由于莫斯科的偏远及复杂的森林地形，它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蒙古人的攻击和占领。加上数条流向波罗的海，黑海及高加索地区的河流，通过欧洲与远东的商业中转，让这座小城得以渐渐发展起来。

莫斯科公国最终发展成国家形态，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一连串既有野心，又有实力和运气的王公统治者。

莫斯科公国第一位统治者，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诺夫哥罗德公国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幼子。他夺取了科洛姆纳，又继承了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从而扩大了公国的疆土。

丹尼尔之子，尤里·丹尼洛维奇，控制了整个莫斯科河盆地，并向西发展至莫扎伊斯克。他接着和罗斯王公的主人蒙古金帐汗国的月即别结成同盟，并迎娶大汗的妹妹，随即宣称成为诺夫哥罗德大公，允许他借此干涉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事务。

在丹尼尔的时代，莫斯科不过是俄罗斯中部无边的森林中的一座木造小城尤里·丹尼洛维奇的继承者，伊凡一世（于1325－1340年在位），和金帐汗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头衔，借此拥有向其他罗斯的公国收取贡献和税金的权力。和金帐汗国的关系也为伊凡的扩张提供了机会，特别是针对北方的特维尔，该城市于1327年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这次叛乱被金帐汗国和莫斯科联合镇压。

伊凡一世被认为是当时罗斯最富有的人，他亦因此得到“卡利塔”（意为“钱袋”）的称号。他运用财富向其他公国购买更多的领地，并支援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建设。1327年，东正教的都主教彼得由基辅迁移至莫斯科，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新兴公国的威望。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伊凡的继承人持续不断地夺取莫斯科公国的领地，人口和财富。扩张的过程中多次与西邻的立陶宛大公国发生利益冲突。立陶宛人渴望压倒东斯拉夫人和他们所信仰的东正教。

立陶宛大公国大公Algirdas与特维尔联姻并结成同盟，于1368年，1370年和1372年三次远征莫斯科，但未能攻下这座城市。处于莫斯科和维尔纽斯之间的城市斯摩棱斯克成为双方争夺重点。

1348－1349年，莫斯科国及王族受到黑死病的严重打击。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九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大公之位落入他的远房亲戚苏兹达尔的德米特里手中。由于受到立陶宛大公国的异教徒和穆斯林部落的包围，德米特里决定和俄罗斯东正教结成同盟。当时俄罗斯东正教正因为St. Sergius of Radonezh的改革势力渐渐增长。

在亚历塞斯都主教的教导和影响下，德米特里自命为东正教的保护者，有使命联合混战中的罗斯诸公国对抗金帐汗国。他挑战金帐汗的权威，并在1380年于库利科沃会战中大破马麦汗的军队。尽管这场战争的胜利果实于数年后便因为脱脱迷失的远征而抵消，但他成功洗刷了莫斯科公国一直以来向蒙古人献媚的形象。

1389年，德米特里在没有金帐汗的允许下把大公之位传给儿子瓦西里一世。

瓦西里一世及瓦西里二世瓦西里一世（统治时间：1389－1425年）继续了他父亲的政策。被帖木尔攻击后，他停止了向大汗进贡。

伊凡三世1476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拒绝向金帐汗国交纳年贡。1480年金帐汗国大汗艾哈迈德（阿赫马德）率军试图强渡乌格拉河未果，在乌格拉河畔进行的“乌格拉对峙”。10月至11月之间蒙古军队未采取坚决行动并撤退，这次作战行动结束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地位。

从此之后罗斯才正式成为主权国家。

【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

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1530——1584），又被称为伊凡雷帝，他是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留里克王朝的君主，也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1533年至1547年伊凡即位为莫斯科大公，1547年至1584年自封为沙皇。

1530年8月25日，伊凡出生。

他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是金帐汗国（1219—1502年）蒙古贵族马麦后裔，嫁给了年近50仍未有子嗣的瓦西里三世(Vasili III)之后，终于生下了继承人。

伊凡四世出生时正好电闪雷鸣，因此被称为伊凡雷帝。

1533年，瓦西里三世死，遗诏由伊凡四世的母亲叶莲娜同七位大贵族组成摄政会议，在伊凡四世成年之前代理朝政。但叶莲娜很快就与许多大贵族水火不容，她废除了摄政会议，独揽大权。1538年，叶莲娜猝然离世，据传为政敌所毒死。叶莲娜死后，她的兄弟格林斯基击败政敌，继续控制朝政。

1547年，伊凡正式加冕。

同年，格林斯基在一次大火灾引起的民变中被打死。此后伊凡四世正式走上了前台，以他独特的方式开始统治这个国家。

1549年，伊凡四世建立重臣会议，编纂新法典。

1549－1560年伊凡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行政、法律、财政、军队、宗教等方面进行改革。

伊凡四世的政府竭力巩固专制政权，强化国家中央集权。执政时期，制订了第一部军队条令—《贵族会议关于屯扎和守备勤务决议》，其军事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建立常备军，整顿俄国地方部队的勤务和调整俄国边境守备与屯扎勤务。这次改革直接动因是16世纪上半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伊凡四世的军事改革奠定了俄国正规军的基础，使俄罗斯帝国走向强大。

1547年开始，伊凡四世实行独裁统治。对内政策的方针是反对大贵族分立主义，具体表现在1565年建立了沙皇特辖地区制（见特辖军），给贵族势力很大的打击。打破了领主政体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而以前的大公权力很小，受领主们很多限制，伊凡四世消除了领主政体，建立沙皇专制政体，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俄罗斯，建立了中央集权。

对外政策方面，伊凡四世开始了俄罗斯对外的扩张。

伊凡在1547－1552年的远征中灭亡了喀山汗国，灭掉喀山汗国是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力量强于蒙古人。

攻灭喀山之前蒙古人的力量强于俄罗斯；攻灭喀山后改变了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力量对比。而且，攻灭喀山汗国，为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脉吞并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扫平了道路。

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也被吞并，然后又吞并了诺盖人和巴什基尔人，使北高加索许多民族归顺俄罗斯，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开始成为多民族国家。到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也臣服于伊凡并于17世纪被占领。

1572年，粉碎了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之鞭”的克里米亚汗国政权。当时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前进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东欧，而粉碎克里米亚汗国是给奥斯曼土耳其的迎头痛击，挫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及东欧的图谋。沙皇伊凡四世1575年封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为“全罗斯大公”（Grand Prince of All Rus，拉拢他对抗克里米亚汗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11个月后又让位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增加对各蒙古汗国统治的合法性，也可能是想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

1584年3月28日，伊凡四世坐在床上与一位世袭贵族下了一盘国际象棋。在比赛开始前，伊凡还亲自把所有的棋子摆在了棋盘上，只有"国王"他已经放不稳了，只得靠仆人的帮助。几分钟后，伊凡中风晕倒死去。

41万天价饭局背后：中国稀土业的危局！

楼主：灿若星辰9

　　上海西郊5号41万天价账单在朋友圈疯转，吃瓜群众揣测幕后买单人究竟是富二代蒋鑫还是迪拜王子请客之际，昔日“稀土大王”蒋泉龙进入人们视野。　　

上一次出现蒋泉龙的江湖秘影还是在2017年8月，说的是蒋赖账新加坡某赌场，被追缴1亿赌债 的事情。　　

这一次，吃瓜群众们注意到，这位曾经雄踞《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39位的富豪，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稀土”沦为仙股已有好几年，股价长期稳定在0.5港元上下。

[　自2003年蒋泉龙挺过业绩造假风波后，2004年到2011年“中国稀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2008年外，期间净利润最少也有8000万港元，最高时在2011年一举突破5亿港元。]　　

名不副实的“中国稀土大王”　　

自2003年蒋泉龙挺过业绩造假风波后，2004年到2011年“中国稀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2008年外，期间净利润最少也有8000万港元，最高时在2011年一举突破5亿港元。　　

但好景不长，历史最高峰值后就是长长的下坡路，从2012年起“中国稀土”净利润连续6年亏损，累计亏损额已达到15.6亿港元。　　

虽然从亏损额上来，2012年-2017年有收窄的趋势，但是若把这业绩放与同行比较，所谓的收窄趋势也可忽略不计。　　

随着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性不断被认识，中国稀土业也进行着本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产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仍然旺盛，2016年开始，国内稀土价格连番上涨。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来主要稀土品种涨幅超50%。　　

由于稀土价格大涨，稀土行业各上市公司财报超出预期，五矿稀土扭亏为盈，北方稀土净利润涨幅超过两倍，厦门钨业净利润更是暴涨五倍以上……　　

然而，就在2016/2017年稀土价格暴涨、其它稀土上市公司业绩翻红的时候，蒋泉龙的中国稀土”依然不能扭亏为盈。不管什么原因，可以说，蒋泉龙这“中国稀土大王”的名号，已经完全名不副实。　　

甚至，当人们意识到稀土这工业“黄金”价值的时候，说起蒋泉龙，其“稀土大王”的身份标签多少变得有些尴尬，在其手上多少稀土被以“土”价卖出？　　

危机四伏的中国稀土行业　　

稀土对于现代工业的重要性再怎么被强调都不为过。　　

稀土与半导体、石油能源并称为“世界三大重要资源”，其部分材料的价格已超过了黄金，是货真价实的“工业黄金”。行业应用上，军工、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都离不开稀土。　　

从中学的地理教科书中，就可以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稀土储量最大的国家，据统计，中国稀土储备曾占世界80%左右，目前世界90%的稀土产品都来源于中国。　　鉴于稀土的重要性，就在本轮的中美较量中，在特朗普列出的长长征税清单中，包括钪和钇在内的稀土元素“缺席”了。　　

但就是这被美国列入“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35种矿物名单的稀土，在中国长期被胡乱开采，源源不断的出口至国外。随便拉出一年的数据来看，2017年上半年内蒙古出口稀土5000吨，但竟然有一半到了日本的仓库。　　

一个悲伤的数据是，中国目前的稀土储量已经下降到世界总储量的20%～30%。而当中国意识到稀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性后，日美国家早早的就用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完成了国家战略储备。　　

美国的稀土储量仅次于中国，但已停止开采本国资源20多年，封闭了境内最大的稀土矿；日本在30多年前就建立了储备制度，预计可以用100年以上，还不断从中国进口。　　

虽然这些年来，中国开始限制稀土出口，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几乎没什么效果。　　更为悲伤的现实是，虽然中国是稀土出口大国，但稀土出口的定价权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美日在稀土高价时停止进口，等跌价时再疯狂买入囤积起来，长久以往，西方掌握了稀土的定价权。而没有定价权的结果就是，工业黄金贱卖。　　

更为离谱的是，不产稀土的日本还成了世界第二大稀土出口国，靠着深加工的稀土制成品，一进一出之间，日本企业往往可以获得10倍以上的利润。中国20元出口的稀土，在日本转一圈，就能以1000元的价格把稀土制成品再卖回给中国！　　

当然，如今国人都知道中国制造要发愤图强，但悲剧的是，早在百年前，美国和日本就已经开始研究稀土工业应用，相关专利早已满满。这等于是说，中国的稀土制造还要给欧美缴交专利费！　　

说起这稀土，灿若星辰9满眼都是泪。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晒的不再是41万的饭局账单，能多晒晒专利突破呢？（发帖不易感谢支持）

【附注​】网友评论：

1

日本美国虽然有稀土储量，但没有什么开采价值，不存在什么封存之说。

我国虽然只有36%的世界储量，但产量达到70%，实际上早就不愿意出口了，稀土在高端是必需品，又不可再生，还污染大，但是美日以WTO为借口，不得不仍大量出口。

2

我就不明白了，人家的资源优势都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利用资源优势大赚特赚，从澳洲的铁矿石到沙特的石油，无不赚得盆满钵满。反观我大天朝，独一无二的稀土资源，硬是搞得一无定价权，二无利润丝毫利润，将如此稀缺的自然资源几十年如一日地贱卖。无论民间如何疾呼，迄今为止仍没有丝毫的改观，不得不说卖国通敌者实在庙堂之上。

3

　　但就是这被美国列入“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35种矿物名单的稀土，在中国长期被胡乱开采，源源不断的出口至国外。随便拉出一年的数据来看，2017年上半年内蒙古出口稀土5000吨，但竟然有一半到了日本的仓库。​

​

4

　　稀土与半导体、石油能源并称为“世界三大重要资源”，其部分材料的价格已超过了黄金，是货真价实的“工业黄金”。行业应用上，军工、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都离不开稀土。​

更为悲伤的现实是，虽然中国是稀土出口大国，但稀土出口的定价权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美日在稀土高价时停止进口，等跌价时再疯狂买入囤积起来，长久以往，西方掌握了稀土的定价权。而没有定价权的结果就是，工业黄金贱卖。​

5

值得关注的是，最终关税清单较此前有所调整，并未包含用于磁铁、雷达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中的稀土金属，业内表示，此举或显示美国在该类战略矿产资源上对中国的严重依赖。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供应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　　

众所周知，稀土有工业“黄金”之称，由于其具有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能与其他材料组成性能各异、品种繁多的新型材料，其最显著的功能就是大幅度提高其他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比如大幅度提高用于制造坦克、飞机、导弹的钢材、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的战术性能。因此，稀土被广泛运用于美国工业，从喷射引擎、到手机、到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等。　　

另外，鉴于近期江西省工信委已开始联合当地多个部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打击稀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的函》，明确江西省自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开展打击稀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鉴于此次稀土打黑行动力度较此前均有所提升，业内普遍预计将对稀土产品价格产生明显提振作用。　　

整体上，上海证券通分析认为，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施压力度不断加大，如后续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对我国采取加征关税措施，我国势必将采取“质量型”反制措施，包括稀土在内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均有望成为潜在的反制武器，相关优质稀土标的预计将受到提振，值得市场重点关注。​

6

科普一下稀土知识：　　

稀土分为轻中重三类，轻稀土有镧、铈、镨、钕；中稀土有钐、铕、钆、铽、镝；重稀土有钬、铒、铥、镱、镥、钇。　　

中国的轻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30%，重稀土里钇的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除钇以外的中重稀土数据是保密的，估计占世界总储量的90%以上。　　

而稀土中最最重要的是铽、镝这两种，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雷达、战机、核反应堆、激光器都离不开。　　

最关键的是，国外的稀土矿都是岩石矿，而且都是铀矿的伴生矿，开采出来辐射极高，开采和冶炼成本极高，而中国独有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几乎都算是露天矿了，辐射量极低，开采和冶炼的成本也极低。所以美国才会封存他的稀土矿，因为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年年亏损，现在因为出了一份报告说美军的高技术兵器都依赖中国的稀土，所以打算重启。就算重启了，主要生产的也是钇，而铽、镝还得找中国买。　　

中国的重稀土矿就那么几个，都是国家一手把控的，每天直升机巡逻，连储量数据都是保密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给私人进行走私，之前走私的绝大多数是轻稀土，而日本储备的稀土也绝大部分是轻稀土。

7​

存在以下事实：　　

1稀土是天生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可能从秦始皇那会就有了　　

2这一大片稀土资源按政策成了蒋老板的了　　

3稀土长期被贱卖　　

4稀土大量廉价卖给了外国人　　

5私营稀土商人蒋某发了大财　　

6名义亏损可以逃税　　

7蒋公子一顿晚餐花四十万，这也许是家常态　　

8克扣拖延农民工工资有利于他的企业利润　　　

9蒋老板看着三桶油不讨厌，希望更多国企私化给自己　　

10对于鼓吹私有化市场主宰一切的经济学家，蒋老板会乐于资助​

黎晶：我所了解的奇异人王恩庆

​作者：黎晶

​（原任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委书记，后任北京延庆区、门头沟区区委副书记，退休前任北京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1

​近日，何新先生的微博发布了一组回忆文章，文中述及我在五大连池工作时，曾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异人王恩庆。此人能够神准预知人事未来，貌似神话。因之此文发布后轰动一时，引起许多人来向我询问真假。

​文章的起因，其实是由于几天前我曾经与何新兄通了一个电话。王恩庆确实是经我介绍给何新的，此后老王的命运即发生重大转折，泾渭分明。而故事发生的起点，则是在我当时任职的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何新先生的文章已经讲述了关于他与王恩庆认识后的一部分故事。至于王恩庆之前的故事，则我知道更多——其中有些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有些是我当年在当地听到的一些传说。       

​何新兄近日又跟我通话，提议说，你不妨也把老王的前事写一写，可以作为野史，至少可供有兴趣者解闷儿。也好，反正我现在也已退休，无官一身轻了。  

​故事始于1990年春。这一年我接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的调令，我由黑河地区行政公署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的职务，转调为中共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任市委书记。作为一个下乡北大荒已经二十多年的老北京知识青年，当时我还处在3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到新工作岗位后，我初次担任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但也是孤身一人独闯入一个陌生的政治生态。所遇到的困境可想而知。好在经过一年多的辛劳工作，在新地方也还是干出一点业绩，政声鹊起。（可参看当年黑龙江日报的通讯报道“一座新火山的传说”，还有《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关于我的报告文学“跨世纪的人”。）

​工作之余的闲暇之际，我常爱听市委办公室的秘书们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

有一天他们中有人告诉我，说当地有一个半仙之人，名叫王恩庆，有许多关于他的奇异到近乎离奇的故事。

​那些传说的事情，听起来简直近乎神话。当然，做为一个市委书记，我是不会、也不可能轻信这种东西的，听听而已，然后就一笑置之——左耳进右耳出。

2​

但是五大连池市政府一位副市长家属突然遭遇了一次车祸。而围绕此事发生的一些传闻，却让我不能不设法要认真探个究竟。

​那位王xx副市长的妻子生前是本市司法局的副局长。据说王恩庆曾预先告诉她本月某日不可外出她有血光之灾。不知她是忘记了那个黑色的日子，还是根本就没当回事不相信。那天她接到地区通知去黑河司法局开会，会议结束返回的路上，遭遇意外车祸身亡。       

​一时间此事在市里沸沸扬扬传得神乎其神。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呢？说小了，这是传播迷信，说大了会动摇我们的基本信仰。我决定在追悼会上要和这位副市长认真谈一谈。        

​我与王副市长谈话时，他似乎很淡定。悲痛之余，叙述了事情发生的前后过程。    

​关于王恩庆其人的详细情况，副市长说他并不熟悉。其实王恩庆的本名和来历当地人似乎知道很少，只知道他在当地有个绰号是“半仙”。

​王副市长的妻子也是本地人。前些时候她的娘家遇到点事情，有人建议她找王先生给指点一下。但是见面后，王先生 却说:妳娘家那点事是小事，妳自己最近却有灾缠身。如果妳能躲过此劫，娘家的事也会迎刃而解。本月X日妳不能出屋见光，24小时后就平安无事了。

王妻回家后将此话当笑谈告诉了丈夫，但也随手将日子写在月份牌上。      

​快到那一天的时候，王副市长还半作真半玩笑地提醒妻子，最好明天请假不要上班。但是无巧不成书，单单那天妻子接到地区司法局的通知，要她去黑河汇报工作。党员干部当然一切要以工作为重。关于那种所谓的预言忠告，自然她立刻就丢到了脑后。叫上司机她就去了黑河。却没想到回来竟然遭遇一场多车追尾的车祸，结果唯独她不幸身亡。       

​对王副市长的这些陈述，我仍然表示不可能相信，我认为，这最多也只能说是一种巧合。因此，当时我即以党性原则告知王副市长，关于此事这些说法应该到此为止。以后不要散布，也不要传播。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轻信这种无稽之说。

​但是，纸包不住火。关于王副市长夫人的去世，还是在当地被人炒的沸沸扬扬地。

3​

围绕王副市长夫人离世的传闻，让我对本地这位“半仙”产生了一定的关注。     

​有一天省劳改局永丰农场的政委来拜访我。饭桌之上闲谈，他也聊起了这位奇异之人王恩庆。

​正如何新在他的文章里提到的，五大连池那个劳改农场逃逸的犯人均会在王恩庆的指点下被一一抓捕归案。

这位农场政委曾经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是百分百的真实情况。政委还笑着说，跟农场的犯人提起王半仙比狱警管用，不用吓唬他们，永丰从无一个犯人能逃跑成功。

政委的说法既令我半信半疑，也令我对此人进一步产生了关注的兴趣一一难道小小的五大连池市竟然真有这样一个奇异人？

​于是有一天，我叫来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滕贞甫，一个聪明干练的年轻人，他机关应用文写的不错，业余还喜欢舞文弄墨，在报刋上不时有文字作品发表。他是我到任后才提拔起来的新干部，是我比较信任的人。（顺便说一句，这位笔名“老藤”的他现在仍然在工作，是现任的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我交代小滕，你替我去办一件严肃又必须保密的事情。我将一个纸条交给他，上面有我事先写好的我的公历出生年月日。

​我交给他后，特别慎重地嘱咐他说——你对他不能提我，你就说这个是从你山东老家寄来的，你的亲戚。不是人们都说王恩庆会看吗？你就让他测测此人，看看前途如何？

​小滕答应说晚上下班后就过去找他。

我记得那天当晚是个无月漆黑之夜。小藤去拜访了这位传得神乎其神的王先生。       

​以下是小藤回来向我汇报的内容：

​王恩庆小心翼翼地开门接待了小藤，他接过纸条仔细看过，听完小藤的说辞，思忖了几分钟。然后这位王半仙郑重地将纸条放在桌面上。

​他端详了一会小滕，忽地一声冷笑说——这哪儿是你山东什么亲戚呀！你是懵唬我啊！这是咱们市委书记黎晶的八字。

​滕贞甫说，当时他听这话后，顿时倒吸一口气，被惊得目瞪口呆。

​缓了一下神后，他毕恭毕敬地问王先生：王老师，那您能不能跟我说说黎书记的前途如何呢？

​王恩庆笑了。他说:这我可不能跟你说。天机不可泄露，以后有机会当着黎书记的真人面再说吧。

​听完小藤的汇报，从不相信歪门邪道的我，也有点不知所从了。我想，就算王恩庆能知道我的生辰一一任职简历上可能有。但全国全市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多了，小藤的同事和领导也为数不少，而他怎么一下就能一口断定那就是我的生辰八字呢？

4​

我决定找时间要亲自登门拜访一下这位“半仙”，一辦真伪。

​为了尽量缩小影响，我让市委办公室事前做了一些较周密的安排，轻车简从，封锁消息。选在一天夜深人静的时侯，在小藤引导下，我跨入了老王家那个让人难测高深的农家院子。

​王恩庆把我让进了他自己住的小屋。看上去，王恩庆五十岁左右，略显单薄清瘦，一个大众常规的脸，看起来没有任何奇特之处。

​见面后沒有寒喧，谈话直入主题。我说久闻你大名，有些事想向你请教。

他单刀直入地就谈了我的从前，包括我的家庭情况，婚姻子女，乃至包括一些很私密的个人的事情。他的似乎无所不知，当时让我简直瞠目结舌，百思难解。

​王恩庆说：黎书记你在五大连池的政绩，百姓有口皆碑，你如今是全省政界的一颗新星。但是恕我直言，你干的就是再好，也不会在本省再得到提拔。

​我问为什么？

老王就一二三四地讲出官场中近期与我有关的一些事情，包括我面临的矛盾、争议、非议和纠纷。这些情况，有些我只有隐约感觉，自己也不明其就里。但是他却能一一娓娓道来，以至什么人是给我助力的贵人，什么人是相克的小人云云。

​最后他说，其实这些对你都不重要。三年之内，你一定会举家南迁。

我惊讶地问他，我南迁去何处？他说目前不能说，天机不可泄露。

​听完他的话之后，我心里有些沮丧，而且十分不悦。

我心想，自己久已立志要在黑龙江干出一番事业，怎么可能三年内就会离开五大连池这块好山好水的火山宝地呢？       

​离开王恩庆家回来，我半夜未成眠。对他的话我心存极大的疑惑。

如果不信他——为什么他居然能说出我那么多过往之事和家事？这些事情我甚至从未对外人讲过。但若说可信他，我却从来没有考虑以后离开此地。

实际上，当时我并不相信会有这个结局。

5

1991年中央组织部决定在京举办一期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班，每省仅有一个指标，参加者作为提拔对象直接进入中央党校的地厅干部班学习。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经过选拔，决定派我去参加学习。黑河地委领导也已经同意，认为这也是地区的一种荣誉。

当然，此事对我个人来说是天大的好事。第一有机会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镀金，是当年多少青年干部的梦想。其次，此行对我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意义。我的父母年事都已高，疾病缠身，如果我在京学习一年即可以有机会侍奉父母，尽尽孝心，一补过去二十年身在边疆对二老的亏欠。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的此行成行，那么从党校毕业之后则时间已过三年，王恩庆所预言的我会在三年之内举家南迁，就只能当作一个笑谈。

不久，我就接到了中央党校的入学通知书。我立即安排预订了进京的火车票，只待按时启程。但是没有成想的是，突然平地一声炸雷，破灭了我的进京学习之梦。原因是黑河地区的领导班子在我行前突然有变。

新到任的黑河地委书记到任后，专门约我见面谈话，他表示：目前不同意我进京去学习。理由是他新到任，需要我帮助，而且五大连池的工作也不能离开我。

尽管我再三申辩和恳求，结果全然无效。我感觉这位新领导是如此不通情理，我这个不懂官场潜规则的北京知青，当时几乎与他闹翻了脸，谈僵了。

进京学习的好事，也就瞬间变成一团泡沫，然后彻底破灭。回到五大连池后，我的心情低沉压抑，陷入痛苦。

但是，​五大连池毕竟是黑龙江的一块风水宝地，是具有独特火山地质、地貌和丰富资源的著名风景名胜区。每年来这里观光考察的领导和文化人都有很多。

恰在此时，何新先生到来了。

6​

记得那件事也很奇怪。我和黑河地区那位新领导谈崩回来后，曾经见到王先生，他安慰我不要沮丧。

那天晚上，老王特地去找小藤，关照他告诉我，这两天北京就有人来。请黎书记特别注意迎候。最好是去招待所住。

后来与何新相识的过程，老何的文章里已有介绍。

在何新先生从五大连池走后，还有一些北京市的领导，包括东城区委书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兼通县委书记等先后到五大连池市考察。作为北京的同乡，他们听说我的事情后都很同情。尤其是通县书记卢松华，那是我原籍的父母官，我以前在黑河地区工作时与他即有交往。他们都表示，有机会愿意助力将我调回北京。

在何新兄及上述领导的关注下，尽管我做梦都没想到今生还能回北京工作，结果仅仅三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

7

一纸调令果真从北京飞来——是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发给省组织部的红头商调函：关于同意引进北京知青人才，同意接收黎晶同志全家进京安排工作的通知。真是喜从天降呀！

1993年的春天到来了。但是，3月间的北大荒的清晨，仍十分寒冷。

临行那一天，我五大连池的家门口，一早起来就拥满了前来送行的当地百姓。我含着热泪和已经相处三年的父老乡亲们握手道谢告别。

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我看到了王恩庆，他居然也挤在人群中前来为我送别。我走过去拉住他的手，他笑一笑，没有言语，表情十分复杂。他给我手中塞了一个纸条。但当时人山人海，我来不及看，也无法多说什么。等我就要登车，回转身再想与他告别，他人却已经不见了。

 一辆丰田中巴载着我们全家及行装驶向北京。

坐在汽车上，我打开了他给我塞的那个纸条，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此行回京必有重用，最终归宿是文艺。

然而我又有疑惑，我一直的期望是继续从政，怎么以后会与文艺打交道呢？

回到北京后，我就在北京多个郊县区辗转任职，工作调换了多个岗位。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听说王恩庆来京，但是他没和我联系。北京太大了，人海茫茫，我后来与他即无缘再见面。不仅如此，最近的二十年，我与何新兄实际上也是我忙他也忙，因此闻声不见人，多年里中断了联系。

​2011年，我从北京市文联第七届驻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任上办理了退休手续。而我最终的工作岗位，确实竟然就是北京市的文艺圈——正如老王塞给我的那个临行赠语。这难道也是巧合吗？

可惜，当年老王最后交给我的纸条没有保存下来。不然留到今天，会是对生活中曾确有如此奇异之人的一个有趣的证物了。

以上所记述，是因我读了何新兄那篇《奇人王恩庆》之文后，有感而引发的一些回忆，也算是对于我们两人这位共同朋友的一个纪念吧。​

【2018年9月23日夜记于北京寓所】

​

​ ​

    网文：叙利亚形势急转而下

作者：刘承佑

自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一直拒绝与美方进行会晤和谈判。

然而，最新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可能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此前不久土耳其总统刚刚喊话特朗普要跟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如此一来俄罗斯与土耳其叙利亚组成的俄方阵营，已经面临塌方的严峻形势。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21日援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讲话，称伊朗总统鲁哈尼请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黑莉表示：“鲁哈尼请求会谈，而这取决于特朗普总统。”而19日，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签署新的协议，而这些协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与弹道导弹计划。胡克称，美方“公开表示愿意与伊朗谈判，但德黑兰拒绝了这一提议。”

从连续十次拒绝与特朗普举行会晤，转而主动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会晤，伊朗的转变是非常巨大的。要知道8月16日，伊朗副总统艾萨克·贾汉吉里表示，“不接受与美国进行谈判”。而8月20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自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与特朗普的会晤对鲁哈尼总统来说变得没有意义。目前美国的态度依然没有变，特朗普还是那个特朗普，依然可能不会让步，鲁哈尼为何主动“要求”与特朗普进行会晤？

美国的确没有变，但俄罗斯变了。9月17日，俄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索契会晤，双方达成了协议，俄方将停止对伊德利卜的攻势，与土方一起建立10-15公里宽的安全区，“反对派部队都应从该区域撤出重型武器、坦克、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而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也表示，俄军在伊德利卜没有军事行动的计划。这说明叙俄伊三国筹备已久的西北战役已经失败。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这不是军事失败，而是政治和地缘上的挫败。美国实现这一点，并非是依靠在叙利亚与俄罗斯进行摊牌，而是在其他战线上对俄方施加巨大的压力，比如怂恿乌克兰刺杀了亲俄的顿涅茨克独立领袖，1.2万乌军企图进攻东部亲俄城市，俄罗斯可能面临两线作战的危机。但最终导致俄罗斯放弃进攻伊德利卜的，是土耳其倒向美国，埃尔多安反对叙俄进攻伊德利卜，并在叙西北部署了300辆装甲车和2万土军。9月20日，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会见美国公司代表时表示，虽然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出现危机，但土耳其希望通过投资和贸易与美国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一触即发的俄乌战争，土耳其临阵倒戈，俄罗斯在叙西北折戟沉沙，只能放弃进攻伊德利卜，这为叙内战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美国在叙境内将长期存在，因为内战还在继续。但最大问题是，俄罗斯露出了自己的软肋，不敢在伊德利卜与美国摊牌，不愿与土耳其直接冲突。很快，露怯的俄罗斯就遭到了疯狂的反扑，轮到美国来收取利息，俄罗斯想要全身而退已经没有可能。

就在俄罗斯无奈终止伊德利卜战役，与土耳其划分安全区的同时，俄军一架伊尔-20军机在叙境内被击落，根据俄方的调查，是以色列战机在空袭叙利亚时，用俄方军机作为掩护，导致俄方伊尔-20被叙利亚S-200防空系统击落，机上14名乘员全部遇难。

可以说俄罗斯军机被这种方式击落非常憋屈，而且俄罗斯还很难找任何人的麻烦。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否认以色列要为事故负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责任在叙利亚政府。事发后，美国“杜鲁门号”航母集群火速赶往以色列附近海域。

普京一反硬汉常态，表示这次俄军机被击落事件，与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苏-24战机不同，“此次，好像发生一系列偶然的悲剧事件，以色列飞机没有击落俄罗斯飞机的意愿。”这意味着俄罗斯很可能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纠缠，俄罗斯将战略收缩，目前俄方的战略已经不适合美俄全面对抗的新局面了，俄方需要对自身的战略进行调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向依靠俄罗斯的伊朗也只能未雨绸缪，叙局势从新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就会转到伊朗身上来，短期内俄罗斯都会养伤，这次未遂的西北战役，为俄罗斯造成了一系列的暗伤，是俄罗斯多年来少有的地缘失败。俄罗斯自身难保，那么伊朗自然只能自求多福，一改常态，主动与美国进行接触，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煮酒论史：桃花读水浒

    作者：zzy7277275Lv 3 

    《水浒传》是一部什么书？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江湖豪客传？是杀贪官斗奸臣、替天行道的忠义水浒传？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可歌可泣、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赞歌？是108个大侠惩恶扬善、行侠仗义的英雄传奇？

《水浒传》何以跻身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列，被金圣叹推举为第五才子书，被冯梦龙列为“四大奇书”之一？

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须和俺桃花一起，走进这个末世来临前的人间地狱，只是这里没有轮回，没有解脱，没有救赎，也没有出路，在这个悲惨世界里，且看看宋朝人是如何地无路可走、无处可逃地。

  桃花读水浒，我想先在这里作几点说明：

    一、《水浒传》是一部已经流传了几百年而始终经久不衰的名著，而名著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魅力的原因就在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角度自会有不同的收获。

正是这一部部闪烁着人类对自己社会、人性、处境近乎残酷的反思与自省的皇皇巨著，才让我们在单枪匹马面对生活的兵荒马乱而茫然失措时，在让我们也在喘不过气来的生活里苦苦挣扎时，能够从古人的智慧中找到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困惑的答案，去寻找到让我们足够坚强的力量，去让我们无比坦然地去面对生活的一切幸运与不幸、邪恶与正义、冰寒与温存，进而从容淡定地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二、桃花读水浒，是桃花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找到的一小点自己喜欢的、属于自己的、不算不良癖好的自由的天地，于我而言是一种怡然自得的幸福与幸运。如果还能引发你的一点思考，我倍感荣幸。

如果你不吝赐教，能慷慨地和桃花碰撞一下思想的火花，我非常感谢。所以，桃花要郑重地感谢一下每一个点开过桃花的世界的你们，感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三、桃花读水浒的缘起，和读三国、读明朝一样，是因为自己曾经手不释卷地多次沉醉在这些书中。之所以重读，还辛辛苦苦地写这些文章，只是想把这些曾经深深触动过我的东西记录下来，常读常新，常思常进。

另外桃花读的是施耐庵著的《水浒传》原著，而不是电视剧、影视剧、评书、戏曲里的水浒的其它同人作品，如果不慎冒犯了你心中的英雄形象，请海涵。

    四、桃花读水浒，是桃花在自己公众号“有一只书虫”连载的系列文章，已更新了40篇，由于朋友圈的碎片化阅读性质，桃花觉得自己的文体还是更适合做一体连贯的贴吧体，所以决定再整理一下，于心目中的圣地，煮酒论史处发个帖子。

文章可能有借鉴前人大家们的地方，也可能有不够成熟理智的偏颇之处，写出来，为一乐，也为抛砖引玉，与同好们交流。

    最后，引用先贤的一个感叹自勉，作诗人人称好，毕竟有一人说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说不好，独有一人称好，此一人可恃也。吾生平立愿只要遇见此一人，生前不可得，待之身后可也；身后即不可得，待之千载后可也。

    一、充满寓意的开篇

    1、高俅发迹

    水浒正文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先是诱骗王员外儿子留恋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告至官府逐出东京；走投无路下奔淮州，投开赌坊的柳大郎，当了三年不干不净的闲汉（看场子的黑社会分子）；遇赦，觉得这样混下去没前途，经柳大郎推荐又投奔东京开药铺的董将士，董将士怕这有前科的浮浪子败坏了门风、带坏了自己孩子，又抹不开柳大郎的面子，款待了高俅数日后，竟将其推荐给了小苏学士（苏东坡）；小苏学士也容不得他，可竟将其作为人情推荐给了喜欢风流人物的驸马小王都太尉；甚得驸马器重，被引为亲随，出入如同家人一般；机缘巧合，在替驸马给端王送文玩之际，一展球技，得端王青眼有加，引为玩伴；端王捡漏成了徽宗，高俅得宠成了太尉，从此开启了水浒中祸国殃民的罪恶人生。

    高俅这一路走来，值得研究，一个擅长各种玩乐手段的浪荡子，在社会底层基本无立足之地、是人人不齿的过街老鼠角色，可奇怪的是，人人都厌恶这种人，却人人都不愿去开罪这种人，明显的人格缺陷反而成就了高俅们一次次被举荐的缘由，何其悲哀。槃磐巨才埋没山野、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人人切齿的无耻无品之人，反而是门路宽宽、平步青云，可见世风已腐化成何种地步，可见人才晋升之路已是何等的虎狼塞于道。更奇怪的事情是，一个在正常的舆论场、是非观里都无法生存的人，越往上层走，人生的道路竟然会越宽；被一般人都视为浪荡无端的污点，到了上层，反而成了惊艳的才能、晋身的本事，可见是非已经完全颠倒、社会即将全面崩盘。

    高俅的发迹，除了金圣叹一针见血的乱自上生外，其实他演绎的是所谓的梁山好汉们的另一种人生。他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的小混混，类似于牛二、唐牛儿、张三、李四；他各种玩乐手段都极为擅长，“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他有一技之长，“最是踢的一脚好毬”，这简直就是东京城里的燕青，也是一个小号的宋徽宗；他“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类似于富安、陆谦；他有野心、有手段、有抱负（宋江、吴用），被人告过、被流放过、被小号柴进黑社会柳大郎收留过、被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宋江、武松、卢俊义、林冲）。

    梁山上每一个所谓好汉、社会上每一个帮闲混混的身上似乎都能找到高俅的影子，是的，宋江、吴用之辈如果足够幸运，发迹成了太尉，也未必能比高俅强多少。高俅的发迹，其实就是所有好汉们最理想的人生。

    但无论怎样的轮回、怎样的人生、怎样的演绎，人都无路可走。因为这样的世界已是地狱，人人都无路可逃。做不成徽宗就做高俅，做不成高俅就做宋江，做不成宋江就做富安，做不成富安就做牛二，为了活下去，人不得不变成鬼。这里不只有官逼民，还有匪逼民、民逼民，普通人被恶人所害，变成更坏的恶人，然后再去害更多的人，黑恶势力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胁从者为恶张目、良知者变为行尸走肉，这里就是施耐庵要锥心泣血去描摹的无路可走的魔窟地狱。

高俅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号的道宗皇帝，整个社会对这种人虽然不齿，但实际上却都是在变相地推波助澜。

    2、王进出逃

    王进是水浒中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与林冲是同事，特点是未娶妻，事母至孝。因其父与当泼皮时的高俅有一棒之仇，新官三把火的高俅，一为报私仇，二为立威，要拿他开刀，感受到危险的王进从容地选择了跑路，投奔边军。

    奇异之处是，第一个受迫害的王进，并没有走上所谓官逼民反的路，而是选择了不受禁军辖制的边军，本事高强、颇有谋略、极为谨慎、又拿得起放得下的王进，竟然不是梁山好汉。同时，身为同事的林冲与他好像并不是志趣相投的好友，林冲也没有为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不平仗义执言，还感觉良好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当着高太尉的红人儿。

    第一个出场却飘然而去的王进，是另一种人生的林冲，是好汉们的另一条出路。同样面临突如其来的祸从天降，同样是人到中年不得不怕的人生无奈，王进显然是洒脱版的林冲，他轻松地将富贵功名抛入云泥，一身本事的忠臣孝子从此流落江湖、埋没草泽、老死槽枥。金圣叹评王进 “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者，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王进引出史进后，就再无交代，史进去延安府寻王进，也是寻而未见，说明这一条路也是有去无回，消亡于茫茫人海中的。

    3、王进母与史进父

    王进母是水浒里第一个出场的女性，作为对女同志有着莫名偏见的施耐庵，奇迹般地没有黑她，建议走为上的是王母，有见识；发现门前安排有眼线的是她，够心细；抛家舍业、亡命天涯时一点都不含糊是她，有气魄。

    史进父史太公是水浒里第一个出场的太公、父亲形象，他持家有方，将家业打点的红红火火、有声有色；他古道热肠，对待路人王进母子，提供食宿、延医问药、住了五七日也丝毫不以为意；他宽正端方，晓得了王进的本事后，更加尊敬有加，却保持距离不卑不亢。比之强人好汉，他是繁荣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石，比之宋江的仗义市恩、柴进的疏财养士，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仗义疏财。

    可这样的基石、这样的老者，他一年后即将辞世，他们和他们代表的品质与秩序已经要消亡了，他的儿子史进根本就没有继承他的一套伦理，他只好花拳绣腿、视安身立命的产业为粪土，他只知浅薄的江湖义气，而与父亲真正的大德大道相去甚远。

    史太公、王进母，这些代表着原来社会秩序与道德奠基者的老者们，纷纷谢幕。王进母去，史太公亡，社会道德死，社会秩序崩。

    4、史进的堕落

    九纹龙史进，水浒中出场的第一位梁山好汉，他是殷实又高德的乡绅之子，本应该是社会的建设力量，他出场时才十八九岁，代表着年轻与希望的未来。他如一张白纸，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可他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气死了母亲，学了一身的花拳绣腿，刺上纹身要学人家去混社会，他的理想是江湖义气，他是崇拜古惑仔的杀马特少年，希望也不存在。

    父亲死后，史进不事家业，不过也还不错，自发组织乡民当起了保境安民的豪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他肯定也能成长为晁保正一样的豪强，再发展成祝家庄、曾头市一样的地方武装，也甚至能成为卢俊义一样的大官人。

    可惜，涉世不深又痴迷义气的史大郎，被少华山给惦记上了，可塑性极强的他，为义气所激与山贼打得火热，终落个一把火烧光了父辈基业。

    还好，王进在他心头埋了个火种，他还晓得不能辱没了清白身躯，得去一刀一枪地拼个出身。寻师未果的他，再次出现在赤松林时，已是为了盘餐要拦路剪径的强人，经历了风餐露宿与江湖冷暖的少年郎已堕落成弱肉强食的好汉，他要去安心地做一个少华山上的土匪头子了。少年已去，这个世界没有希望。

    史进意为历史的进步，被冠上了推进社会进步的革命者的名号，我却觉得他应该叫史退，他是所谓英雄豪气、好汉义气的仰慕者、追随者、效法者。传说官逼民反为主题的水浒，第一个出场的竟然是是非不分、背弃了安定踏实生活、主动与破坏力量同流合污的破坏者，而且他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幸福，怎不让人心生绝望。

    5、资深老江湖少华山

    少华山是水浒里第一个出场的山寨，是资深的老江湖，是打家劫舍的真正土匪强盗。奇妙的是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三位头领，正好与大明开国的朱洪武、徐达、常遇春的名字相对应，莫非施耐庵同志是在替自己的老领导陈友谅鸣不平，暗讽一声朱元璋你也不过是打家劫舍的义（山）军（匪）出身罢了。

    其实，少华山上的三位当家一一对应的是洪太尉在龙虎山上遇到的吊睛白额锦毛大虫、吊桶雪花蛇、小牧童张天师，朱武是地魁星之首，跳涧虎、白花蛇也与洪信看到的魔星暗合，少华山的本质就是一个小号的梁山。大当家朱武，赚史进使的苦肉计和正牌军师吴用惯用的江湖小伎俩差不多，都是略有谋略却称不上卓越；打手二当家陈达，武艺能和经禁军教头指点半年的史进打个旗鼓相当，虽不优秀，却也合格；三当家杨春是每个山寨都有的可有可无的跟班型首领，可他也有发言权，能参与决策，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同样是不优秀，但合格。

    一座普通的小山寨、老江湖少华山，暗示的就是梁山这条路，但他好歹还落个少字，所以无论是本事、武功、计谋、能耐都距离梁山远矣，害得史进家破人亡，也寓意了日后梁山赚人上山的惯用伎俩。

    6、小人物李吉、王四

    李吉是水浒中第一个举报好汉的人，他的动机是为了钱财，捎带对史进有些许不满。王四是第一个因自己误了事，害怕落埋怨，而牵连主人的庄客。

    二人都不算奸恶之徒，不过都有些道德上的缺憾，是比较精明也比较自私的普通人。可这样聪明的普通人，在这群魔乱舞的洪流中，成为了给少年史进转变成食人大虫祭刀用的糊涂鬼。

    高俅发迹，王进出逃，史太公亡，史家庄毁，少华山出场，小人物祭刀——凛冬所至，暗夜无边，末世穷途，何路可逃，地狱开启，业火燃烧，从庙堂江湖到寻常巷陌，从山野巨泽到清修之所，都是难干涸的黑色x滴。

7、史进出走，江湖可是你幻想的样子？　　

“崎岖山岭，寂寞孤村。披云雾夜宿荒林，带晓月朝登险道。落日趱行闻犬吠，严霜早促听鸡鸣。山影将沉，柳阴渐没。断霞映水散红光，日暮转收生碧雾。溪边渔父归村去，野外樵夫负重回。”　　

从小就活在蜜罐里的史大郎，昨日如同一梦，父母已不在，家业付之一炬，流落江湖，风餐露宿，去寻他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师父，看着溪边渔夫归村去、野外樵夫负重回的安乐与恬静，不知道史大郎是否会湿润双眸，是否会泣不成声，是否会抱头痛哭，后悔吗？曾经不屑一顾的枯燥乏味但本分踏实的生活，失去了才发现原来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回不去了，自己走的路，咬着牙走下去吧。只是一直到命运终点的昱岭关下，当乱箭射入史进的身体时，无论是多年的革命战友陈达、杨春，还是启蒙的师傅李忠，反应都是分头逃命。消息传到大营时，多年前跪在史进面前求饶，从此把史进拉入江湖世界的朱武则为陈达、杨春痛哭了一场，并没有提到史进。一直到最后，史进也没找到一个人，在他的墓前感叹“你这个大笨蛋”。

    楼主：zzy7277275Lv 3  

    二、金刚怒目，暗夜无边里跳动的一丝微光

    1、赤子真佛，是施耐庵的慈悲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这是智深和尚坐化圆寂前的顿悟。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这是表面圆滑、世故、内敛的薛宝钗，心底暗藏着的鲁智深情怀。

    鲁达、鲁提辖、花和尚、鲁智深，他是水浒中第五位登场的梁山好汉，但前四位都是带着寓意味道的符号性人物，所以他是第一位出场的带着主角光环的梁山好汉。

    如果说水浒中还有真英雄的话，鲁达当称第一豪侠。他的外貌是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活生生一个怒目金刚、洒脱大佛；他大风大雨里始终是大踏步前行，他大起大伏里始终是一口一个“洒家”、一句一个“嘴里都淡出个鸟来”、一骂一个“腌臜泼才、直娘贼、撮鸟”，他大悲大喜里始终是“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他的为人称的上达、也称的上智深，他是赤子、是真佛，活得随性洒脱、活得简单快乐。看鲁智深，诚如金圣叹言“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这样的安排，也许是施耐庵的狡黠，让这样一位真英雄率先出来，好让我们先入为主地以为梁山上都是这样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好汉；也许是施耐庵的仁慈，他要用带血的文字，扯下现实的遮羞布，揭露出一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开始之前，先捧出一丝跳动的微光吧，这样在令人窒息的绝望中，还不至于让人彻底心死。

2、茶坊遇史进

    鲁智深的出场是在茶坊里偶遇打听王进的史进。

    他见史进长大魁伟，便觉得像条好汉，这种心境颇似率性而为的孩童，透出一个纯。

    对有好感的史进、王进，都称呼为阿哥，透出一个真。

    晓得了是史进，便说“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一个脱口而出的“甚么”，颇显真性情，你那些传闻啊真不咋滴，透出一个直。

    觉得投缘，并不只是嘴上的来日方长、后会有期，立即就要拉着史进去吃酒，透出一个豪。

    3、是常吃霸王餐的痞子？还是有事找鲁达的闲人马大姐？

    鲁达出场的第一天就赊了两回账。

    第一次是在茶馆，“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又回头道 “茶钱洒家自还你”。 有人质疑，鲁达这不是在喝霸王茶吗？

    是这样的吗？不是的。

    鲁达是风风火火进茶坊的，而伙计是认得他这个熟客的，伙计不仅不怕他，也不厌恶他，还敢向生客介绍，可以向他打听事儿，我们这里是有事找鲁达。

    这是常吃霸王餐的军爷模样吗？如果真是，小二正常的反应肯定是暗骂一声“流年不利，这挨千刀的贼军头，又来这里打秋风，我惹不起躲得起”，然后脚底抹油藏到角落里。

    而且鲁达进来就和史进说了几句话，确实也没喝茶，哪来的霸王茶，他回头这一句“自还你”，是他想起他拉走了史进，而史进还未付茶钱，到了他的地头上理应自己结账，可急着要吃酒，没空耽误工夫，就来了这么一句。

    最后茶博士回的话是“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没有不悦、没有怨恨、没有强忍不服不得不说“提辖肯光顾小店，是我等的福分，哪敢要大人的钱”。显然鲁达的为人、鲁达的信誉是有口皆碑、值得信赖的。

    第二次是在酒馆，听完了金翠莲的不平，怒火中烧，被史进、李忠拦下，接济过金翠莲后，又吃了两角酒，闷闷不乐下来楼叫到，“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

    一天两次都是赊账，而老施同志还于百忙之中不忘提醒大家鲁达的拼命解释，之前喝茶鲁达是确实没喝、急着请兄弟吃酒、走到门外才想起兄弟的茶没结账，这次是为接济金氏父女，掏光了身上的银钱，又不愿让别人结账，所以就说了个明日来还的大气话。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霸王餐，只有一个真性情、憨态可掬的豪气大汉。

    4、鲁智深的性急

    鲁智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的真性情基本上是，到了不懂一点人情世故的地步。

    他对李忠的不近人情，不是他看不起跑江湖的人，而是他确实不喜欢李忠不爽利的性子，所以在他满心欢喜、迫不及待地要请对脾气的史进吃酒时，碰到了实在是看不上、又勉强给了个面子的李忠，面对李忠的磨磨唧唧，他没有了对底层人民生活不易的怜悯。

    他的气就挂在了脸上，暴躁到了不相干的酒保身上，继而这股烦躁劲儿又引出了改变他命运的金翠莲，这股暴躁劲儿竟让心细的他，没有体会出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李忠摸出二两银子的分量，进而有了颇具孩子气、颇伤人面皮的将“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

质疑露脸中国故宫的“古希腊文物”

朝千里

故宫博物院从2018年9月14日持续到12月16日推出了一场题为“爱琴遗珍——希腊安提凯希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的专题展览。

中国日报网报道（2018-09-15 08:19 ）

“爱琴遗珍——希腊安提凯希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的展品打捞于一艘公元前一世纪的沉船，这艘船从希腊的小亚细亚沿岸港口出发，驶向意大利的罗马共和国，不幸半途沉没于安提凯希拉岛附近水域。

1900年，一群海绵采集者在这里的50米水下意外发现了沉船，触动希腊当局和考古工作者开展了一直持续到次年的水下考古工作。这次打捞行动在世界水下考古事业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1976年，希腊文物管理部门又在安提凯希拉岛组织了一次考古行动，对沉船遗物做进一步打捞。这次使用了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和更为科学的打捞技术，发现了很多被遗漏的文物。

两次考古行动获取的文物非常丰富，包括船板、陶瓶、食物、磨盘、武器、乐器、人骨、大理石雕像、青铜雕像、珠宝首饰、银器、玻璃器、卧榻构件等，让我们获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雕塑艺术、手工生产和奢侈生活等。

从以上这次展出品的概要说明看来，好像可以说是证明了古希腊的辉煌以及古罗马帝国的强大。然而，这种感觉实在经不起推敲。

一．故宫展览会被推出的缘由

2016年英国好事者刻舟求剑，大海捞针

2016年9月初，英国著名杂志《Nature》报道称，考古学家于2016年8月31日在希腊海岛安迪基西拉岛（Antikythera）地中海沉船遗址拯救珍贵古物时，意外发现了2000年前的人类遗骸。

图为考古学家布兰登•弗利 （Brendan Foley）、赛奥托吉斯•蒂奥多罗 （TheotokisTheodoulou） 及亚历克斯•吐尔塔斯 （Alex Tourtas） 在尼古拉斯•吉安努拉克斯 （Nikolas Giannoulakis） 和杰玛•史密斯 （Gemma Smith） 的协助下发掘安迪基西拉岛沉船遇难者遗骨。图片来源：布雷特•西摩。Brett Seymour，EUA

英国人好事者在海底50米以下发现号称“希腊沉船”之后116年之后，突发奇想，对于海底沉船早已踪影皆无，且被海底地壳运动及海底生物不断改变海底生物环境的情况下，对于并不确实的所谓百余年前的一次沉船发现的遗迹进行调查，正好像一个现代版刻舟求剑、大海捞针的故事。

不能排除摆拍的嫌疑。众所周知，大海的冲刷力、海水盐分对生物遗骸有非常强的降解能力，再加上海底生物对有机物的摄取吸收消化作用可以降解任何生物遗骸。然而，为何在这里却偏偏降解不了2000年前的遗骨？大海如果没有这点降解能力，海底早已经成为海洋生物遗骸的堆积场，哪里要等到“希腊沉船”的人类遗骨静悄悄待人类到21世纪去发现？同时，在它处海底发现的沉船几乎很少能够找到人类遗骸，就是这个道理。为何茫茫大海中2000年前人类遗骨此处独有？而且大海捞针、一捞一个准？ 

《中国文物报》报道半信半疑、半推半就

中国文物网2016年9月23日编译报道：近日英国著名杂志《Nature》报道的这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遗骸（包括一块局部头骨、两个臂骨、几根肋骨及两块股骨）也能够解开可能在风暴中沉没的公元前一世纪著名商船的秘密。

图为在安迪基西拉岛沉船遗址中发现的遗骸，包括头骨、臂骨及腿骨。图片来源：布雷特•西摩。Brett Seymour，EUA

据悉，这种水下遗骨非常罕见。通常，沉船遇难者的遗体都被海水冲走或被鱼类蚕食，几十年后很难找到，更不用说几个世纪的时间。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Woods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水下考古学家兼此次考古发掘联席主任布兰登•弗利 （Brendan Foley） 在接受《Nature》杂志采访时表示：“我们对这一方面的信息一无所知。”

据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 （Denmark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古代 DNA 分析专家汉内斯•施罗德 （Hannes Schroeder）称，初步看来，这具遗骸属于年轻男子。“它看起来并不像是 2,000 年前的遗骨。”

《中国科学报》跟进报道，半遮半掩、宁信其有

据2016/9/29 《中国科学报》跟进报道：

Hannes Schroeder套紧两只蓝色医用手套，然后用漂白剂溶液给双手消了毒。他前面是一个装满塑料袋的大塑料箱，每个袋子里都装着海水和一块带有红色印渍的骨头。他拿出其中一块检查时，几名考古学家就站在他身后等待着他的“裁决”。他们希望他能够实现此前从未实现过的一项壮举——分析已经在水下沉睡了2000年前的一个人的DNA。

窗户外面，阳光在深蓝色的水面上闪耀。研究人员此刻正位于希腊一个名叫安提基特拉的小岛上，从这里乘船到2000年前的商船残骸处只需要10分钟。

今年（2016）8月31日，研究人员做出了另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埋藏在半米陶片和沙子下的人类骨骼。“我们被震惊了。”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水下考古学家、发掘团队共同主任Brendan Foley说，“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此次骨骼发现非常罕见，英国伦敦遗产组织“历史英格兰”的水下考古学家Mark Dunkley也如此认为。除非是被沉积物覆盖或是受其他东西的保护，失事船只受难者的遗体通常会很快被冲走，然后腐烂，或者是被鱼吃掉。

失事地点的海床上现在只剩下破碎的盆罐残骸，潜水员在1900年到1901年间重新获得了海床上所有看得到的文物。但是Foley认为船上的大部分货物可能埋藏在沉积物中。他的团队（包括专业技术潜水员和希腊考古委员会的成员）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在2014年重新挖掘之前，绘制了50米深的挖掘图。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酒罐、玻璃器皿、来自雕像的两只铜矛、金饰和船员使用的水壶。潜水员还在6月重新发现了巨大的锚和“泪滴”形的铅坠等船体组件。其中，铅坠可能是古代文字记录中已知的首个被描述为“战争海豚”（一种由商船携带的能够击碎敌舰的防御性武器）的物体。

今年（2016）8月发掘的骨骼包括长有3颗牙齿的部分颅骨、两个臂骨、若干截肋骨和两段大腿骨，它们明显来自于同一人。Foley的团队计划通过进一步挖掘，了解泥沙下是否埋葬了更多骨头。

大多数失事船只都没有发现任何骨骼，然而安提基特拉却发现如此多的人体残骸，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其他的船只并未得到尽力调查。研究人员认为，它还揭示了这艘船是如何沉没的。Foley说，它在当时是一艘巨轮，长度可能超过40米，有多层甲板，船上有很多人。失事地点距离岸边非常近，位于该岛陡峭的悬崖底部。Foley总结称，一场暴风雨让船撞上了礁石，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船就解体了。“我们认为事件非常惨烈，船上的人被困在了甲板下”。

古典学者正中下怀，积极策划推进故宫展会

近年来，以希腊伪史为中心的西方伪史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遭到了深刻的揭露，西方学者中有识之士开始了对西方伪史的反思，部分中国学者也开始反思并揭露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西方古典学的学者们苦恼万状，巴不得出现能够支撑其伪史继续存在的新发现，于是英国好事者在2016年的大海捞针行动正中下怀，借此机会将1900年的沉船旧案翻出来，试图以此来证明被揭露的西方伪史不是伪造，而是有其考古学依据的。

谁知这一来不打紧，却暴露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暴露了这些古典学者们缺乏对西方中心论的起码认识及基本的文物鉴定知识；选择1900年的所谓考古发现作为展品，说明展会策划者缺乏对西方考古学的西方中心论本质缺乏基本了解，并且不具备最基本的文物鉴赏素质。

第二，暴露了这些西方古典学的学者们不识时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者，理应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揭露西方中心论的虚假面目为己任，而不是人云亦云甘当西方中心论的传声筒，为西方伪史脸上贴金。

二．1900年所打捞出的沉船及“文物”疑窦重重

何以见得这是一艘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的沉船呢？

因为沉船中发现了据说是古希腊哲学犬儒派大师形象的青铜头像。

“哲学家麋集于王庭，乃是整个希腊化时期的座上贵宾。有一个哲学家的青铜头像是在一艘古代船舶上发现的，船上满载希腊化时期的古代艺术品，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后期沉没在伯罗奔尼撒南部安提凯忒拉岛屿（Antikythera）附近。这艘船带着满仓珍奇货物，方离开希腊土地，可能正要驶向罗马，那些艺术品显然是要用来修饰罗马公众与私人建筑的。铜像制作于公元前240年、被认为表现的是一位犬儒派哲人，可能是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或者是博利斯典河的比翁（Bion of Borysthenes）。犬儒派哲人们奉行个人禁欲主义，鄙视奢靡与物质占有。在晚期古典时代，安提斯忒涅（公元前445-前365），作为苏格拉底的信徒，鼓吹说苦行生活应贯彻以美德。犬儒派的创始人是希诺珀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锡诺普Sinope，公元前400-约前325）。博利斯典河的比翁（公元前325-前250）是安提戈努斯王庭中的一位尖酸哲人，他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关于社会与宗教所发的激进观点以及他对自然的热爱。”

然而，所谓的犬儒派的说法实际上是17世纪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以后编出来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希腊哲学，更不会有古希腊的犬儒派哲学家。

“戴奥吉尼士、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每每在世说中行我们所不能行，言我们所不能言。我们一旦体认及此，理智上自觉或不自觉就会师之法之，奉为圭臬。问题是：这些人……在世说中的言行却是经过明末耶稣会士‘假捏而得’，正是修辞的开花结果。” “戴奥吉尼士”,就是著名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a，公元前412-323年)。所谓“古希腊”伟大人物们，如第欧根尼、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的故事，原来都是由明末耶稣会士们“捏造而得”！

何以见得这只沉船的目的地是罗马城呢？

按照成说，从公元前700余年古罗马建城开始，开创了罗马城发展的历史，当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希腊逐渐被罗马帝国所征服，然而，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的过程中，逐渐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因此，这么一船精美的物品，非希腊人做不出来，非罗马贵族消费不起，因此货物的目的地一定是罗马，不可能是任何别的地方。

然而，据国际考古学发掘的情况来看，不存在一个永恒之城——罗马城。实际上所谓的罗马帝国不过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倒影。考古学所见公元前罗马建城时期，只发现有简陋小屋的若干村落。人们发现在地上挖出的小屋的浅浅地基。甚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意大利罗马也仅仅是一个小村镇，在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较有名的城镇有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热那亚等，罗马小镇根本排不上名次，辉煌的“罗马城”为梵蒂冈十六世纪后的新规划。“在16世纪的前30年中，罗马成为意大利艺术的新首都，超过了佛罗伦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一心要恢复往日的辉煌，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定居罗马。” 

可见，“条条大路通罗马”——辉煌的罗马城是16世纪之后的事。因此说这艘船是公元前1世纪的，船上所装在的珍品是运往古罗马城做装饰用的，完全没有根据。

青铜雕像在海水里被浸泡、冲刷2000余年未被侵蚀？ 

这次故宫展出的报道称：青铜雕像中有一位“安提凯希拉哲学家”特别引人注目。他只剩下头部、手臂、双脚和衣服残片。“哲学家”面部表情严肃，双目炯炯有神，头发卷曲蓬乱，胡须则梳理得非常整洁，他的形象与当时犬儒学派的学者大致相符，所以被冠以“安提凯希拉哲学家”的名称。

哲学家青铜头像

哲学家青铜手像

哲学家青铜像展示组合

“海洋潜在的破坏力很大，水下遗物会被洋流、海浪及潮汐作用打碎或冲散。另一方面，它会让金属物本身裹上一层厚而坚硬的金属盐（如氯化物、硫化物、碳酸盐等），使里面的遗物得以保存。如果简单地将遗物从海水中取出而不加任何处理，这些盐类就会和空气反应，释放出酸，从而损坏残存的金属。”

据说从二千余年前沉船中打捞出来的这位“犬儒派哲学家”的青铜器雕像是这次故宫展中的精品。然而，在海水中被浸泡、冲刷2000余年，这个头像和手部造像居然鲜亮如初，完全没有受到海水的侵蚀、看不出2000年的青铜锈蚀，实在是匪夷所思。然而，这里又出现了矛盾之处，同样是在海底2000年，既然头部和手部没有丝毫受损，那么躯干胴体及其他部分也应该被保存下来才符合情理，怎么这些部分被海水腐蚀得踪迹全无了呢？青铜器中国人见得多了，但在海水中浸泡二千余年没有锈蚀的还真是饱了“眼福”。

同一艘沉船中的另一尊青铜像

不仅如此，在同一艘沉船中据说还打捞出了另一尊青铜像，那一尊更了不得，在海底泡了2000余年，居然一点锈蚀也没有。但是，不知这次为何没有把那一尊一起运到故宫来出展，是不是怕中国的观众不太好糊弄吧。

来自安迪基西拉岛的青年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藏品

“安迪基西拉岛青年铜像被命名为‘来自安迪基西拉岛的青年’，因为它于1900年被发现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南海域一个名为安迪基西拉的小岛附近的古代沉船中。像高194厘米，两肩和一个眼睛是修复时补上的。像为立姿，全身赤裸，身体各部分重量分布合理，整体上给人以完美的平衡感。躯干主要以左脚支撑，右脚向后，脚尖点地，整个身体呈现向右方转动的姿势。”

沉船中打捞出的古希腊大理石雕像？

据中国日报网报道，这次故宫展会上，一组大理石雕像尽管不再洁白细腻，我们仍然能从残存的形状中辨识出古希腊写实主义雕塑的高超技法与迷人魅力。比如一个做出屈蹲姿势的男孩雕像，应是一名摔跤运动员，正面向对手，准备奋力一扑。人物比例、肌肉、神态，均刻画得非常到位。

屈蹲姿势的男孩雕像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我们看这尊雕像，一半洁白如初，即报道所言表现了“古希腊写实主义雕塑的高超技法”，而另一半则好像受到严重腐蚀，已经溃不成形。在同一艘失事船上，同样在海底被海水、洋流冲刷、腐蚀二千余年，如何能做得到一半受到严重腐蚀，另一半光洁如初呢？有其是这尊像的头部、面部表情，栩栩如生、丝毫未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行里人一眼望去便知端的，这显然是做旧不足，缺乏制造假古董的经验所致，毕竟是1900年的时间点，做假手法还差得远。

是“古希腊沉船”还是中世纪沉船？

“20世纪初，头带硬盔的原始管供重潜技术的发明为各种水下探索、包括海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潜水技术在沉船等水下遗址的调查、打捞上得到初步的运用。1900年，在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安提基希拉（Antikithera）附近6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运载大理石和青铜雕像的中世纪沉船，希腊政府组织海军舰船进行打捞。”

从上述引文中可知，显然学术界对这艘船的时代有不同的说法。当时进行沉船打捞的是希腊军舰，而不是海绵采集者，当时人们都清楚那是一只时代晚近的普通大理石运输船。至于引文中关于“青铜雕像”的说法就有点离谱了，青铜怎么可以是“雕像”呢？

三．20世纪初为西方肆无忌惮伪造历史的鼎盛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肆无忌惮、甚嚣尘上的鼎盛期。‘

在美洲，殖民者完成了从大西洋东岸到太平洋西岸对整个美洲大陆的彻底侵占，将土著印第安人基本灭绝干净；在非洲，依靠重机枪在20年间将非洲大陆的1万个部落国家荡平，将整个大陆按照西方列强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切割为40余个殖民领地、瓜分完毕；在亚洲，大英帝国吞并了莫卧儿帝国（印度），八国联军攻入中国首都北京，世界上唯一文明古国命悬一线。与此同时，欧洲人内部却享受着自拿破仑帝国覆灭之后的百年和平，指点江山、踌躇满志。

自从大英帝国在七年战争（1754-1763年）战胜法国之后，将其原本与法国争夺中国文化传播中心地位的方向，转向了塑造大英帝国自己文化形象的方针，其表现形式为英国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风”突然转向，从此开始了全面贬抑打压中国文化，同时开始了以中国文化的内容全面伪造莎士比亚剧作为代表的造史运动。

这个运动普及开来传到欧美列强各国，形成西方中心论的主体内容。

对欧洲自身而言的百年和平时期，正是西方学术界全面构建世界伪史的时期。1900年“希腊沉船”的发现，正值西方学术界全面构建世界伪史运动登峰造极的时期。除此之外，例如特洛伊遗址黄金宝藏的发现，克里特岛遗址、迈锡尼宫殿及线性文字B的发现，几百万块泥砖楔形文字的现身及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等，都是这一时期被大胆捏造出笼的西方中心论“杰作”。这些伪造品至今被编入各国教科书，鱼目混珠，瞒天过海，欺世盗名。

所谓的“古希腊青铜器”缺乏出土地层的记录

考古学不支持古希腊文明。在希腊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基本上没有出土过真正的青铜器；所谓的“古希腊青铜器”，多为来历不明的展品，没有地层分明的出土器物。

类似的其它古希腊青铜头像及人像，也都来历不明。或者不如说，都是从古董商贩手里买来的，没有出土地层的证明。例如：

查兹沃斯的阿波罗青铜头像  大英博物馆 藏品

“根据罗斯在《爱琴海希腊诸岛旅记》（卷4，第161-163页）中的记载，1836年，一些农民在塞浦路斯中部古城塔马斯索斯（Tamassos）城墙以北1公里左右两个小村庄之间干涸的河床挖掘，寻找水源时，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略大于真人尺寸的阿波罗铜像。用公牛拖运雕像时，构成铜像的各部分脱开了，手臂和腿都断落，而头部从颈部中间焊接处断开，断裂部分的内部可以看到原先焊接的痕迹。” 

好生了得，古希腊不仅有青铜器，还有现代焊接技术。

带发箍的青年青铜头像  慕尼黑古代雕像博物馆 藏品

“目前，只有极少数高品质的古典时期大型青铜像存世，而这尊青年像就是这些罕见作品之一，它曾经是一整座雕像的一部分。18世纪初，两名工人在那不勒斯王国发现了这座雕像，当时它几近完好。但由于这座雕像太大了，这两人担心被别人知道了他们的发现，因此决定将它分割成几部分，其中头像通过古董商辗转至罗马大主教阿尔巴尼手中。当时，这尊头像的唇部还有一层镀金，眼部则镀银并镶嵌着红色的亚宝石。但在1800年左右，大概是在将它从罗马运往巴黎的途中（拿破仑征服意大利之后，曾将阿尔巴尼庄园的古典时期雕像劫掠到法国），这些贵金属和宝石都遗失了。1815年，路德维希一世将其买到手中。”

奥古斯都青铜残像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藏品

“还有一尊奥古斯都的青铜残像，可能骑在马上，现已丢失了马匹，1979年被发现于爱琴海的优卑亚与阿基亚斯·欧斯特剌提阿斯（Agios Eustratios）二岛之间，藏于国家考古学博物馆。此像创作于公元前10年前后。这位皇帝被表现为成熟年纪的样子，身着束腰外衣（tunica）与肩袍（paludamentum），右肩配有扣针。他左手持缰绳，右手举起，为检阅礼姿势（adlocutio gestus），是表达威信的祝福或演讲姿态。在他左侧放置了一把剑。这是皇帝作为政治、军事的主帅所具有的尊贵形象。”

按照成说，奥古斯都为罗马皇帝，公元前1世纪属于希腊化时期，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正如上述例子所陈述的那样，所谓古希腊青铜器或者说这些青铜像几乎没有出土地层记录，严格以科学的态度来衡量，其所表明的年代实际上都没有考古学的依据。

1928年另一艘沉船打捞出来的宙斯青铜像

“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第十五展厅中雄踞主导位置的是一尊青铜神像。他被称为阿尔忒弥西翁的宙斯像（或波塞冬像），因在1928年被寻获于埃维亚岛北部阿尔忒弥西翁海角的一艘沉船中而得名。

到底是宙斯还是波塞冬？已有几十位专家就此问题写过研究论文，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那蓄势待发的右手，究竟是准备投出雷电，还是挥动着三叉戟呢？似乎第一种假设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阿尔忒弥西翁的宙斯像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藏品

古希腊青铜器，除了采集品或者从古董商贩手中购得的铜像等器物，就是从沉船中“打捞出水”的器物，基本上本土挖掘出土的很少，使用科学方法辨明地层留下出土记录的几乎没有。为什么挖不出来，却能捞得出来呢？而所捞出来的造像都很难看得出有2千年的海水浸泡锈迹呢？

个中缘由恐怕不难猜出：捞出法比挖出法更容易遮人耳目，如此而已。

既没有制作现场，也没有铸铜模范，更没有青铜工艺

这样的青铜器在介绍中往往被称为“青铜雕像”或“青铜塑像”。用石头进行雕刻称为“雕”，用泥巴进行塑像称为“塑”，青铜器不是泥巴，也非石头，如何可以称为“青铜雕塑”呢？青铜器需要铸造，因此需要模子，铸造模范在哪里呢？加上铜矿产地、铸造工艺、模范的制作都需要得到证明，才可以说这个青铜器可能是当时当地制作出来的。这些，有吗？一概没有。

事实上不仅古希腊没有青铜器，甚至整个欧洲都不存在一个青铜器时代。

欧洲的青铜时代概念如何出笼的？

西方历史学上所谓的“迈锡尼文明”概念，起初由一个名叫施里曼的军火商改行做假古董生意的商人“发现”了。在迈锡尼竖井墓中不仅发现了黄金面罩，而且“发现”有青铜器，因此称之为“青铜时代”。然而，这里所谓的发现了青铜器的说法完全不靠谱。由于这位军火商敢做敢为，在“发现”了特洛伊遗址之后，又提出了“迈锡尼文明”的概念，迎合了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需要，因此，这位军火商后来被称为“考古学之父”。

一个与施里曼差不多的神人阿瑟·埃文斯爵士，在克里特岛挖掘出了所谓的“克诺索斯宫殿”，并声称发现了线形文字泥板文书，在时间上将其发现与施里曼所发现的“青铜时代”合起来，于是就称之为“迈锡尼文明”。

爱琴海“青铜器年代学”的基础？

埃文斯的发现，“是考古学史上最著名的和最重要的一次发掘，而且，仍然是我们关于爱琴海青铜器时代的建筑学和年代学全部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因为它是每年几十万游客的到访之地……”

这里，最重要的是每年几十万游客，这不仅关乎当地的旅游收入，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已经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核心证据及欧洲古典历史的考古学标本。

这个遗址没有发现青铜器，如何可以作为“青铜器年代学”的基础呢？

以陶器风格定青铜器年代

“埃文斯的解释完全符合对于卡洛凯里诺斯发现的陶器所做的有关分析，法布里修斯、奥苏利耶、富特文格勒（Furtwangler）和罗斯科（Loschke）等人，都考察过这些陶器并发表了论文，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也发表过相关评论。所有这些专家都认同这种以陶器的风格以及大致的年代，从已经发表的有关图片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和埃文斯）是正确的，此皇宫在公元前13世纪的确曾被希腊王朝占有，正如荷马在史诗中所描述的，在传说的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亚该亚的伊多墨纽斯从他的克诺索斯皇宫派遣了一支军队。”

“爱琴年代学是考古学家们根据不同时期陶器风格的变化建立起来的。……按陶器建立的年代分期只是相对的，绝对年代需要依靠与其它年代体系清晰的古文明的比较来确定。……希腊本土的青铜时代年代体系也是在陶器分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16-1918年，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威廉•布勒根对科林斯附近的史前遗址克拉库（Korakou）进行发掘，发现那里的文化堆积层序分明，使得他得以按陶器风格进行分期，随后，布勒根与英国考古学家阿兰•瓦斯合作，试图对希腊本土的青铜文化进行分期。1918年，他们效法埃文斯对克利特青铜文化的三分法，将本土青铜文化——‘希腊底文化’（The Helladic Culture）划分为早期（HE）、中期（MH）和晚期（LH），此后又将其细化，将每期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标志性陶器为基础。”

原来，是用此处所“发现”的陶器与迈锡尼的陶器相对比，判定其为同一时期，而迈锡尼竖井墓穴中曾由施里曼发现过黄金面具及一些青铜器具，因此冠以“青铜时代”的概念。然而，施里曼所发现的黄金面具及青铜器具，不仅疑窦重重，而且孤证不立。

这些所谓的考古学家，应该到中国来看看什么是青铜时代，看看中国所出土的大批青铜礼器、兵器、青铜工具，了解了什么是青铜器，再去谈论“青铜时代年代学”的概念。

迈锡尼文明年表

迈锡尼文明年表由瑞典学者Arne Furumark根据所发现物品的类型及所属地层编纂。该时期对应于希腊青铜时代（Helladique）晚期（法语：Helladique Récent, HR；英语Late Helladic, LH）

前1550年-前1500年：青铜时代晚期 （迈锡尼的墓坑圈A与B）；

前1500年-前1450年：青铜时代晚期 A ；

前1450年-前1425年：青铜时代晚期 B（迈锡尼人到达诺索斯）；

前1425年-前1380年：青铜时代晚期 A1（诺索斯被毁，大陆迈锡尼宫殿的初建）；

前1380年-前1300年：青铜时代晚期 A2（迈锡尼宫殿建造的高峰）；

前1300年-前1250年：青铜时代晚期 B1 ；

前1250年-前1200年：青铜时代晚期 B2（阶段末期大陆宫殿被毁）；

前1200年-前1125年：青铜时代晚期 C1 ；

前1125年-前1100年：青铜时代晚期 C2。

HR对应于青铜时代中期与晚期的转换期，迈锡尼文明始于此时期。

HR时期遗迹有了显著增加。在该时期末叶，米诺斯王宫诺索斯（Knossos）、斐斯托斯（Phaistos）、马利亚（Malia）和萨克罗（Zakro）已经建成。其后只有克诺索斯宫被重新使用，并融入迈锡尼风格。一般认为它被入侵克里特的迈锡尼人占领。皮洛斯的线性文字B文本大致定年为HRB。

HR时期迈锡尼文明继续扩张。在克里特之后，其余的爱琴海岛屿（如塞克拉迪斯和罗德斯岛）及小亚细亚都出现了其定居点。在整个地中海沿岸都能发现迈锡尼遗物，甚至及于中欧及不列颠群岛。在塞浦路斯和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岸）也发现了迈锡尼人的定居点。

在希腊本土，王宫-城堡以及巨冢（tholoi）变得越来越壮观。对于HRB1时期，在迈锡尼和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发现的珍品见证了迈锡尼统治者所积累的财富。这一个时期是迈锡尼文明的巅峰。诺索斯的那些文献无疑属于HRB（约前1250年）。

请注意，不要被这样的“年表”所忽悠。这里讲“青铜时代”概念，然而，除了少量假古董之外，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青铜器文物作支撑。同时，这样的年表并非建立在¹⁴C测定年代的基础之上。

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殿”是20世纪初的新建筑

我们在克里特岛所见到的这座所谓的“古希腊”克诺索斯宫殿，原来是20世纪由埃文斯爵士使用新型钢筋水泥建材所建的新建筑！

“克诺索斯是爱琴海上一处最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它是所有前往克里特岛的旅行者的必选之地。现在的游客穿过经由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的努力而得以重建的大厅、庭院和阶梯，便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看起来既纯真又诡秘的曾经失落的古老世界。埃文斯是我们第2研究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就像施里曼之与特洛伊，克诺索斯的故事也与埃文斯本人的‘神话’难分难解。”

克诺索斯宫殿北入口，约公元前1600-前1400  希腊克里特岛

克诺索斯宫殿地上建筑遗存

“破译”B类线形文字者年龄未满30岁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克诺索斯和皮勒斯所使用的书面文字应该是希腊文，一种古老而难解的希腊文，因为它毕竟比荷马时代还要久远500年，而且又是一种缩写形式。尽管如此，它终究是希腊文。

——米歇尔•文特里斯，在BBC第3套节目上的谈话，相关内容在《听众》杂志上转载，1952年7月10日

B类线形文字的破译者，年轻的米歇尔•文特里斯（Michel Ventris）是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希腊学的业余爱好者，自1936年还是一个14岁的学童时，聆听了阿瑟•埃文斯爵士的一次讲座之后，他便一直为B类线形文字的奥秘所着魔。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此番著名的谈话时，他还不到30岁。”

古埃及文的破译者商博良与古巴比伦语的破译者都声称是在二三十岁愣头青时破译失传几千年的拼音文字的，这位古希腊文的破译者也不例外，为什么越是难度大破译者的年龄却越是年轻呢？

学术界早已开始质疑线文B泥板文字释读的可靠性

“由于学术界对迈锡尼人入侵和克诺索斯宫殿毁灭时间的分歧加大，而克诺索斯的线文B在克里特的使用时间问题趋于复杂化。迈锡尼人占领克诺索斯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450年，也可能是1375年；而克诺索斯的线文B泥板可能属于1375年的破坏层，也可能属于13世纪（LH b）宫殿最终被焚毁的那个破坏层。克里特使用线文B的开始和终结时间因而变得朦胧难定。”

“由于属于印欧语系的古赫梯语与希腊语和梵语相差很远，分裂时间被设想得要比赫梯人入侵小亚的时间要早得多……”

英国学者辛克莱•胡德和德国犹太学者恩斯特•格鲁马克对温特里斯释读线文B泥板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古希腊”存在“青铜器文明”吗？

“梯林斯也是青铜时代的一座重要城市，在神话中以其雄伟的‘独眼巨人墙’著称，曾被荷马称作‘有坚固城墙的梯林斯’，……其古城废墟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阿尔哥斯平原南端，濒临阿哥利斯海湾。……1884-1885年，谢里曼与其助手，德国考古学家威廉•多波菲尔德（Wilhelm Dörpfeld），正式发掘了这座古城，发现了上城的迈锡尼宫殿墙基。……1976-1983年，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基里安（Klaus Kilian）发掘了古堡下城，随后又重新考察上城的宫殿遗迹（1984-1985年），澄清了青铜晚期梯林斯遗址的建筑史。从1994年起，下城的新一轮考察项目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约瑟夫•马兰（Joseph Maran）教授的领导下再次展开。古堡上城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也从1997年起开始。……

1952-1958年，雅典美利坚古典研究学院院长约翰•卡斯基（John L.Caskey）领导的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考古队发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东海岸的勒纳遗址（Lerna）。从新石器时代至晚期青铜时代该遗址始终是重要的人口聚集区，而且是早期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居民点（Lerna ）。这里有双层的防御墙、城门和塔楼，墙内的各种建筑，包括中期希腊底时期典型的半圆形建筑（apsidal）和位于中央的屋顶上覆盖赤陶瓦片的大型双层建筑‘陶瓦大屋’（House of Tiles），该建筑在EH 末毁于大火，在随后的EH 时期被覆盖以圆形土冢。”

说是青铜时代，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青铜器出土，考古所见到的东西，都是属于史前时期的一些原始住民的遗物。

没有青铜能有青铜机械装置？2000年前的计算机？

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现代造伪的铁证

1900年发现的这只沉船中，到目前为止，其最有名的发现是一块精致程度惊人的钟表装置，模拟了天空中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行，被称作“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

“1900年，从安第凯瑟诺岛附近的水下发现了大量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在水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又在博物馆待了几十年，直到普赖斯重新发现并研究它们。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普赖斯把科学仪器的使用时间向前推到了公元前1世纪。在这套装置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齿轮系。齿轮之间紧密的咬合，保证了稳定的传动关系，从而为精确计时提供了条件。”

据说这一高度复杂的设备由约 40 个青铜齿轮和传动装置组成。它有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古希腊人将其用于跟踪太阳系的运行周期。欧洲人曾花费 1500 年的时间效仿制造了另一个类似复杂程度的占星时钟。

这张图片即“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不知为何据说这次没有拿来参展

这件被称为雅典的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尽管没有过来参加这次故宫的展览，然而该物品却是从同一艘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神物。

古希腊没有青铜器，古希腊哲学家不屑于动手干技工活儿，但是古希腊沉船中偏偏有青铜齿轮装置？而且被称为是人类最早的计算机！

事实上，欧洲最早的齿轮图纸是达芬奇绘制的。达芬奇何从的来绘制机械制图的灵感呢？是中国。文艺复兴之初，元代的插图本《农书》流传到欧洲，这才是欧洲齿轮概念的滥觞。利用齿轮传动制造机械的观念在欧洲是17-18世纪之间的事，何来二千年前的计算机之说？欧洲中心论伪造历史肆无忌惮，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我的朋友诸玄识有很好的揭露文章，欢迎大家参阅，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2018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