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民国肇始，拟宪法，搞选举，开国会……似乎中国一下子跨入现代国家之列。
从西方学来的宪法、议会、选举等等现代政治名词、制度，在当时的中国犹如浮沙建塔，虚浮脆弱。
民国成立仅仅6年，就发生了两次复辟事件，一次是袁世凯称帝，一次是张勋复辟。
张勋不但心中的辫子没剪，连脑后的辫子也没剪。民国已立多年，仍有这样一位“辫帅”堂而皇之地统领着一支“辫子军”。
1917年7月1日清早，北京市民尚未起床，警察就挨家挨户通知：沿街商户、住家一律挂龙旗。不明就里的北京老百姓一看报纸才知道：敢情小皇帝又坐了龙廷了。
仓促之间上哪儿找龙旗去？有人翻箱倒柜找出旧存货，有人找张黄纸用蓝笔胡乱画条龙，还有人从戏班子里借来武生的护背旗充数。一时间，大街上飘扬的龙旗，布的、纸的、长方的、三角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此后的几天，做假辫子用的马尾巴成了紧俏货，估衣店里没人要的清朝官服又成了宝贝。朝服顶戴的遗老遗少招摇过市，好似从祖宗画像上跑下来的人物。后来，老北京人回忆起民初那几年说，北京大街上曾经跑过三次“祖宗”，“张勋复辟”这回闹得最凶。
“张勋复辟”虽然只闹腾了12天，但这场闹剧的伏笔，却得追溯到一年多前的府院之争。
1916年6月6日，只过了83天皇帝瘾的袁世凯，在全国的声讨中黯然离世。
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北洋系的灵魂人物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
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内阁制。可两年后，袁世凯推出《中华民国约法》，将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袁世凯死后，国会又将总统制改回了内阁制。
简单来说，内阁制就是内阁总理说了算，总统就是个国家象征，并没有什么实权。北洋军阀出身的段祺瑞，本来就瞧不起既没军队又没背景的黎元洪，当了总理以后，他更是把黎元洪当成了橡皮图章。
段祺瑞对黎元洪的轻视，在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有一次，徐树铮将几份公文送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章，其中有福建三个厅长的委任状。黎元洪随口问了句，这三人什么履历呀？没想到，徐树铮不耐烦地说：“总统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元洪气得七窍生烟，向人抱怨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制！”
黎元洪素来脾气好，人称“泥菩萨”，但泥人也有个土性。他与段祺瑞、徐树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到了想用徐世昌取代段祺瑞的地步。黎段之间的个人恩怨，在是否要“对德宣战”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德国抛出了无限制潜艇政策，即用潜艇封锁公海，连中立国的船只也不许通过。这下子可惹恼了美国。美国素以自由贸易立国，无限制潜艇政策危害到美国商船的安全，断了美国的财路。4月份，美国对德宣战，同时撺掇中国也赶紧加入战团。
关于是否要参战的问题，中国政坛各种势力意见针锋相对。原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认为，如果日本人打着对德国宣战的借口入侵青岛，中国很难应付，不如敦促德国自动交还青岛，断了日本出兵的借口，如果不成，再对德宣战。驻美公使顾维钧认为，美国参战后协约国胜算在握。中国此时对德宣战，战争结束后，可以利用战胜国的身份向德国要回青岛。
不过，盘踞各省的北洋军阀们大都反对对德宣战。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德国军制为蓝本，采用了一水儿的德国装备和德国教官。北洋各将视德军犹如天兵天将，根本不相信德国会输。长江巡阅使张勋上书国务院表示，德国兵强马壮，胜负难料，万一德军赢了，咱们该怎么办呀？安徽省长倪嗣冲觉得，欧洲打仗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中国与德国为敌，将来即便胜了捞不着什么好处，万一败了德国兴许还要来寻仇。北洋领军人物冯国璋也主张，一动不如一静。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也是德国的拥趸之一，据说他平时非德国药不吃。不过，读过书、留过洋的段祺瑞，到底与只会舞枪弄棒的北洋诸将不同。在他看来，美国加入战团后，协约国已稳操胜券，此时对德宣战，中国可以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获得更多利益。因此，他极力主张宣战。不过，中德关系一直不错，化友为敌的第一步是要“对德绝交”。于是，他率领内阁成员前往总统府，敦促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章。
对于是否要与德国为敌，黎元洪并没有太多主张。他更关心的是段祺瑞会不会借着宣战的名义招兵买马。黎段关系早已势同水火，段祺瑞若再扩充实力，他日子就更难过了。想到这一节，黎元洪打死也不在绝交书上盖章。跟段一起来“逼宫”的内阁成员见黎元洪不配合，一个个急得哇哇大叫。脾气火爆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桌大喊：“总统优柔误国。”段祺瑞见黎元洪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铁青着脸拂袖而去。出了总统府，便坐上专列去了天津。
段祺瑞撂挑子不干，黎元洪正求之不得，他立马请徐世昌来组阁。有水晶狐狸之称的老徐可不想蹚这趟浑水，婉拒了。黎元洪又请“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出山，遇事就躲的王士珍也敬谢不敏。紧接着，段内阁的阁员们一个个地辞职，黎元洪想找个暂代总理的人都没有。看来没有段祺瑞，政府马上就要停摆。黎元洪只好请冯国璋前往天津，请段回来。
段祺瑞复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黎递上了对德绝交书。黎元洪见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在绝交书上盖了章。3月14日，北洋政府与德国正式断交。
黎元洪以为与德国断了交，这场风波就该翻篇儿了。可在段祺瑞看来这出戏只唱了一半，他的目标是对德宣战。
欧洲人打仗，与中国人有什么相干？黎元洪坚决不同意参战。
当时，与黎元洪持有相同想法的人是多数。不但许多国会议员反对参战，上海、广州的商界人士反对参战，就连各地的北洋督军们也反对参战。如果说，段祺瑞对其他反对的声音可以不闻不问，对北洋督军们的意见他却不能不重视。
他虽然是北洋的领导者，但长期在中央任职，并不亲自带兵。只有赢得北洋督军们的支持，他说话才有分量。为此，他觉得有必要将各地督军招呼到北京，亲自做一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4月下旬，段祺瑞以陆军部的名义，召集各地督军到北京开军事会议。
此前，督军们普遍认为，对德宣战就意味着他们要带兵到欧洲去打仗。谁都不乐意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队伍断送到欧洲战场。可到了北京，段祺瑞告诉他们，对德宣战根本就不需要出一兵一卒，协约国胜算在握，一旦胜利中国可以就势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获胜后，中国还可以借机缓付各国每年两千万的庚子赔款；同时美国还答应给中国贷款建钢铁厂和练兵，督军们可以借此扩充兵力。
督军们一听，既不用派一兵一卒，还能捞取那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大家一致拥护参战。之前反对参战叫得最响的安徽省长倪嗣冲，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大声疾呼：“应当无条件加入！越快加入越好！”于是，参加督军会议的20多名代表，均在“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的签名单上，签下大名。
要想促成“对德宣战案”，光有督军们的支持还不够，还需要打通总统和国会两道关节。5月4日，督军们奉段祺瑞之命，来到总统府游说黎元洪。倪嗣冲一见黎元洪就讲起了对德宣战的好处。黎元洪见这么多督军跑来逼他就范，气不打一处来，当面痛斥他们擅离职守、武人干政。
北洋诸将碰了一鼻子灰，当晚在府学胡同段宅开会商量对策。大家觉得黎元洪反对参战，就是公然与北洋为敌，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生气。最后，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发狠道：“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傅良佐一语道出了督军们的心里话，他们早就不耐烦跟黎元洪和国会议员们多费口舌了。
段祺瑞对大家说，还是要依正轨行事。不过，他口中的“正轨”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招数，而是民国以后屡屡上演的“公民团”。
5月10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案”。会刚开到一半，2000多名请愿者将众议院包围了。他们有的自称“公民请愿团”，有的自称“五族请愿团”，有的自称“北京市民请愿团”……一个个挥着传单，喊着口号，声称通不过提案，议员们就别想出门。邹鲁、吕复等十余名议员，甚至当场被“公民团”打伤。
这些所谓的“公民”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事后“公民”王合新在《醒华报》爆料称：“鄙人来京谋事未遂，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
其实，国会议员中赞成对德宣战的并不在少数。如果按正常程序投票，“对德宣战案”并不一定会被否决，但是根本不懂民主政治为何物的北洋军阀们，非要搞些为人不齿的把戏逼议员们就范。深感受辱的议员们决定，“对德宣战案”不讨论了，先把“公民团”包围国会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公民团”一直闹到晚上，任谁劝说也不肯散去。他们坚持要求，国会必须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就捣毁国会。正在不可开交时，段祺瑞的汽车开到。刚刚还喊打喊杀的“公民团”一见段总理现身，竟摇旗欢呼，掌声雷动。谁是幕后主使不言自明。
以往史学界对于北洋参与一战一事评价不高，但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参战是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转变，虽然中国并没有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得到平等的对待，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应有的话语权，还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对德宣战”之举被段祺瑞们这些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僵持到晚上9时，“公民团”仍不肯散去，有人甚至开始向国会里投掷石块。一块飞石正好砸中前来采访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惹恼了“洋大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段祺瑞立即命令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调来骑兵，驱散了“公民团”。
“公民团”围困国会的闹剧，引起全国舆论大哗。第二天，为了撇清关系，内阁成员集体辞职。到了5月12日开国务会议时，内阁总理段祺瑞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段祺瑞却打定主意要坚守到底。
15日、16日，他两次咨请国会从速议决“对德宣战案”。经过“公民团”事件后，议员们早就对段内阁失去了信任。19日，议员褚辅成表示，先别提宣不宣战的事儿了，内阁阁员都快走光了，还是先行改组内阁吧！褚的动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近三分之二议员的赞成。
看到议会对段内阁表示不信任，早就欲除之而后快的黎元洪祭出杀手锏，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
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灵魂人物，北洋诸将认为黎元洪此举就是与北洋为敌。
随后的几天里，奉天、安徽、山东等八个省的督军先后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
没想到免了段祺瑞竟会酿成天下大乱的局面，黎元洪阵脚大乱。谁能力挽狂澜呢？病急乱投医的黎想到了长江巡阅使张勋。府院之争以来一直隐身幕后的张勋，终于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张勋在北洋诸将中是个异类。
民国都五六年了，他脑袋后面还拖着条辫子舍不得剪。他不但自己不剪辫子，也不许手下的士兵剪辫子。因此，张勋人送外号“辫帅”，他的部队则被称为“辫子军”。张勋对这个外号不但不排斥，甚至还有点儿自豪。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满清的忠心，而他一直热心复辟清室，也是尽人皆知的事，以至于张勋所在的徐州成为满清遗老遗少们的据点。
黎元洪怎么会看上张勋呢？话还要从一年前袁世凯猝然离世说起。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北洋系一下子没了主心骨。
为了抱团取暖，各省督军决定要开个会。按说当时有实力召集会议的人，非冯国璋莫属。可是为人圆滑的冯国璋不愿出头，把这个球踢给了张勋。
张勋是北洋系中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
张勋手下将领苏锡麟回忆，冯国璋表示自己虽然以副总统的身份坐镇江南，但是有些事还是要以徐州的张绍帅（张勋字绍轩）为主。“他年资在我等之上，是我们的老大哥，遇事总要请他出来主持。”
张勋被冯国璋这么一捧，飘飘然起来，立刻张罗起督军会议。
1916年6月9日，第一次徐州会议召开，七省督军派代表参加，张勋成为督军会议的大盟主。
1917年4月督军团进京时，徐州会议已经开过三次。
可督军们排着队到北京开会时，张勋这个名义上的大盟主居然没去。
张勋的缺席一方面是因为他根本不同意对德宣战，另一方面他与老段一直貌合神离，不愿意去为他抬轿子。
黎元洪也发现了，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唯独张勋置身事外。
他觉得，北洋诸将中唯有张勋能够制衡段祺瑞。当然，黎也知道张勋念兹在兹的是复辟清室，但是一年前袁世凯刚刚因为称帝而身败名裂，黎觉得张勋再傻也不会重蹈覆辙。因此，他决定请张勋出面收拾残局。
有意思的是，段祺瑞也相中这位辫帅。他知道张勋同样瞧不上黎元洪，也早想解散国会。于是，他派人去徐州游说张勋加入自己的阵营。
张勋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此时正是趁乱复辟清室的好机会。
6月7日，张勋率领5000多辫子军由徐州出发，次日抵达天津。到天津的当天，张勋就对前来欢迎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限期三日，解散国会，否则他就不管调停了。
黎元洪得知张勋的要求，顿感五雷轰顶。各省督军闹独立，就是为了解散国会。如果他能接受这个条件，还用得着请人调停吗？
如今张勋大军压境，比那些闹独立的督军更危险。不久之前，黎元洪曾一再表示“宁可牺牲总统，绝不解散国会”，如今这些豪言壮语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摆在黎元洪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稳住张勋。他知道，张勋一旦采取行动，就不是解散国会那么简单，必将复辟清室。
但国会也不是说解散就能解散的。法律规定，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必须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段祺瑞被罢免后，代理国务总理的是老法学家伍廷芳。作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抵死也不肯副署这样的命令。他对前来做工作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说：“职可辞，名不可署！头可断，法不可违！”
黎元洪见伍廷芳油盐不进，只好对张勋说：“不是我不想解散国会，是找不到副署命令的人啊！”
大老粗张勋不管这套，他回话说：“要什么副署？发道命令解散了就是了。”
没办法，黎元洪只好派人到天津找新任内阁总理李经羲。李经羲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其实作为满清遗老，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当年他做云贵总督时，张勋曾是他的老部下。
为了向张勋示好，黎元洪决定启用李经羲做内阁总理。李经羲没想到还能重返政治舞台，喜不自胜，很痛快地接受了总理一职。可他刚打算履新，北洋众将就纷纷宣布独立。李经羲感到自己接过的是个烫手的山芋，如果真做了总理，那不是与整个儿北洋为敌吗？于是，他决定在天津观望一下再说。此时，黎元洪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到天津，请李经羲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李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自己尚未履职，没有资格副署。
无计可施的夏寿康只好去找段祺瑞帮忙。段祺瑞说，你们不都让我下台了吗？我怎么还有资格副署呢？
眼看张勋给出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没人副署命令，黎元洪急得团团转。最后关头，步军统领江朝宗出面，以代理总理的名义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可笑的是，江朝宗这个代理总理只当了12天，他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散国会。
解散了国会，黎元洪本以为便可打消张勋复辟的念头。哪知道，解散国会只是第一步。
张勋借“调停”为名，带着全家于6月14日进北京。
张勋刚刚到达北京，乘坐骑车离开前门东站。沿路都是绾起发辫的辫子军在站岗护卫。
入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
为了迎接张大帅，黎元洪命人打开中华门。据说民国以后，中华门为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一次是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专使，一次是为了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当天，正阳门京奉火车站张灯结彩。北京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从火车站到南河沿张宅，一路上军警密布，辫子兵分段站岗，城楼城墙上满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进京这天，张勋可谓风光无限，俨然成了北京城的主人。大总统黎元洪则有苦说不出，没想到一个错误决定竟然将瘟神引进家门。如今请神容易送神难，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只能听天由命，任由张勋摆布了。
进京的第三天，张勋在养心殿拜见了“皇上”。溥仪回忆，他的师傅陈宝琛和梁鼎芬非常重视这次会面。见面之前，两位师傅一直嘱咐他，如何应对才能显得既谦虚又圣明。
溥仪对这位忠臣的相貌有些失望。张勋穿一件纱袍褂，黑红脸，两道浓眉，胖乎乎的。溥仪觉得，他要是没胡子，倒像个御膳房的太监。这次会面虽然只持续了五六分钟，但陈宝琛和梁鼎芬异常兴奋，复辟似乎指日可待。
张勋却放慢了脚步。拜见完溥仪后，他有条不紊地履行着自己调人的职责，给宣布独立的各省督军发电报，请他们取消独立，将军队撤回原驻地。同时，他将躲在天津的李经羲推上前台，让他来组阁。
张勋到北京都快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复辟的动静，各地满怀希望的遗老们有点儿坐不住了。上海的遗老们给张勋发来电报写道：“七载以来，几经艰难困苦，始有此千载一时之会，虽天所相，实我公之精诚有以感之。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张勋亲自给他们回信，劝他们少安毋躁，表示等一切部署就绪，就会进入正题。从这一来一往的书信中，不难看出张勋对复辟一事，还是心存疑虑。
张勋手下统领苏锡麟回忆，张勋刚到天津那天，段祺瑞曾来拜访。段祺瑞对张勋说：“大哥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治安，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了，南方也不会答应。”段祺瑞明确表示反对复辟，张勋也不得不重新掂量其中的风险。
然而，就算张勋想打退堂鼓，他身边等着当开国元勋的遗老遗少和幕僚们也不答应。苏锡麟记得，一天晚上，正在江西会馆看戏的张勋被万绳栻请回公馆开会。曾参与过袁世凯称帝的雷震春见了张勋，劈头就问：“请皇上复位的事儿大家都签了字，这时候不办要等什么时候再办？”张勋说：“这事还得好好商量。北京的事儿还是得跟北京的人来商量。”然后他问身边人，北京谁最有威望。有人说是王士珍。张勋说：“那就把聘老（王士珍字聘卿）请来商量商量吧！”一听这话，雷震春更不耐烦了：“事情都到这时候了，还跟这个商量，跟那个商量。干脆，要办就办，不办就算了。”张勋是个要面子的人，受不得激将法，既然复辟之事已箭在弦上，那就索性豁出去干吧！
此时，与张勋一样也是“复辟脑袋”的康有为，乘火车偷偷从天津潜入北京。康有为早已从维新领袖变成了复辟的急先锋。民国成立后，每次复辟活动都能找到他的影子。张勋率军向北京进发，康老夫子激动万分，逢人便说：若能复辟清室，一个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盘石之安。
康有为一下火车，就被几个辫子兵用马车恭恭敬敬地请到了张勋府上。康有为一见张勋就表示，“南方诸帅，具备响应”，催促张勋赶紧动手。
6月23日，张勋将督军团召集到徐州，召开了第四次徐州会议。如果说前三次徐州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谋取北洋内部的团结，那么第四次徐州会议则是不折不扣的复辟会议。
张勋的总司令官张文生后来回忆，开会的时候张勋没出席，而是让他的秘书长万绳栻做传声筒。会议开始后，督军们公推张勋挑头儿倒黎，然后请冯国璋出任总统，总理还由段祺瑞当。
万绳栻知道张勋的目标是让逊帝溥仪复位，因此双方没谈拢。晚宴上，负责招待的张文生不胜酒力，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他听到徐树铮对倪嗣冲说：“他（张勋）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们再想别的法子。”接着有人说：“走，咱们找他当面谈谈。”
尔后，一行人径直去找张勋。听完这番对话，张文生感到这些人并不真心同意复辟，他们只想拿张勋当枪使，把黎元洪赶下台。他去找张勋汇报，却看到张勋与众人正聊得起劲，复辟大计似乎已然敲定。忠言逆耳，此时再说什么，张勋也听不进去了。
众人商定，张勋作为调停人进京调解府院之争，然后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下台，迎溥仪复位。
复辟事宜谈妥后，张勋令人找来一块黄绫子，让大家在上面签字画押。签字的人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甚至还包括南方的革命党人谭延闿。据张文生回忆，这块签了字的黄绫子，原本是张勋的二太太找来给少爷祛邪用的，此时却成了历史见证。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响应者不过是政治投机而已，只有张勋信以为真。于是，一场荒唐的复辟大戏正式开锣了。
6月30日，张勋再一次进宫与陈宝琛举行“御前会议”，告诉他们复辟就在顷刻。
6月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
把不到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
随后，张勋通电全国，宣布复辟，国号更改为宣统九年。
在通电中，张勋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而追究其原因的话，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行了共和所导致。
按照他的理解，所谓共和制度，“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对此，张勋等人愤慨地说：“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同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
张勋的辫子兵在北京街道上耀武扬威。
从宫里出来，张勋像没事儿人一样，照例到江西会馆看戏。那一天，安排的戏码相当硬，北京城的名角儿悉数登场。张勋到场时已经是夜里11点，他问梅兰芳的戏何时上场？跑堂的回答：“凌晨4点。”张勋命令，12点就演。
看完梅老板的戏以后，张勋一拱手站起脚就走。回家路上，他令人将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等政府要员请来。
这天晚上，步军统领江朝宗一直提心吊胆。安定门、西直门的守城官兵几次三番报告辫子兵在叫城门。此前，他一直与负责北京治安的吴炳湘嘀咕，不知道张勋何时真正动手。种种迹象表明，复辟就在今晚了。
王士珍、江朝宗等人走入张宅，张劈头就问江朝宗：“你为什么不开城门？”江朝宗战战兢兢地回答：“没有陆军总长的命令，不能开城门。”张勋凶相毕露说：“今天就要迎接皇帝复位，你们谁要是不赞成，一个都不许走！”
随后，张勋带着王士珍、江朝宗等人再一次进宫“见驾”。
溥仪记得，一大早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三位师傅一同出现在他面前。他们面色严肃地对溥仪说，张勋一大早就来了，要请皇上复位。
年仅11岁的溥仪听了这话惊得目瞪口呆。陈宝琛见他发愣，赶紧嘱咐：“请皇上务必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予人归。”不过，陈师傅又强调：“千万不要立刻就答应，先推辞，然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一切交代稳妥，溥仪在养心殿接见了张勋。张勋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溥仪按照师傅们交代的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又搬出康熙皇帝的例子说：“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6岁登基……”此时，溥仪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张勋显然没有准备，他说：“黎元洪让他奏请自家退位，皇上准奏就行了。”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溥仪按照陈师傅教的那样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又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
7月1日清早，尚在睡梦中的北京人被警察叫起来，通知一律挂龙旗。于是有了本文开头出现的一幕。北京的报馆连夜出了号外，告诉京城老百姓，大清朝又回来了。据说，报贩们推销“号外”时吆喝道：“六个子儿卖古董咧！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子儿买个古董，可不贵咧！”复辟就在这样荒诞的情形中开始了。
早上一挂龙旗，驻扎在天坛的张勋手下统领苏锡麟就觉得大事不好。他跑到南河沿张宅，将张文生说“大家签字同意复辟是假的”的话，又对张勋说了一遍。张勋颇有些无奈地说：“大家公推我出来，况且事情已经弄到现在，不办是不行的。再说我也愿意干，就算我为这事儿死了也甘心，咱不能说了不算，要干就干到底。”
不知道苏锡麟的回忆有多少水分，但至少能看出来，张勋自己对于复辟的前途，也殊无把握。
复辟之前，张勋对各地形势做过一番预估。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无外乎北洋和西南两股势力。西南最大的实力派是陆荣廷。陆荣廷与张勋一样也热心复辟。3月30日，他还进宫拜见过溥仪。据说，他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有这种志同道合的人控制西南，自不必担心。北洋方面，张勋手里握有大伙儿签名的黄绫子，更不怕他们中途变卦了。
可是复辟第二天，各省军政长官除了原直隶省长朱家宝、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几人上了“谢恩”折子外，响应者寥寥无几。相反，复辟消息传到全国后，无数讨逆电报雪片一样飞到北京。悖逆历史潮流的张勋复辟被举国唾弃。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会同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通电表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新闻界也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攻势，对张勋复辟口诛笔伐。全国媒体中，只有康有为办的《国风报》支持复辟。可笑的是，不久《国风报》就因排字工人拒绝排版印刷而停刊了。当时在张勋的黄绫子上签字的督军们，本来就采取观望态度，全国上下这么一反对，他们就更调转船头了。
此时，身在天津的段祺瑞大有天降大任之感。其实，在张勋酝酿复辟之初，段祺瑞就暗中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怂恿张勋复辟的人中，既有他的心腹徐树铮，也有他的代表曾毓隽。可以说，他一直等着这场“复辟”大戏开锣。民国蒙尘，他段祺瑞得出来挽救危局，再造共和。不过，段祺瑞虽有威望，但并不直接控制军队，调谁的军队来组织讨逆军呢？
当时京畿附近除张勋的辫子军外，北苑、南苑、西苑都分别驻扎着军队。可这些军队在张勋复辟之后态度暧昧，段祺瑞不敢打他们的主意。他与左右再三商量，决定启用驻扎在马厂的第八师李长泰部，发起讨逆。
游说李长泰的任务交给了段芝贵。段芝贵知道李长泰惧内，于是用二十万大洋打通了李长泰的老婆。李长泰拿到钱，立马表示坚决讨伐张勋。
另一方面，驻扎在保定的曹锟也表示参与讨逆。其实，张勋复辟之后曹锟本在观望，但张勋把直隶总督的头衔安到自己头上，只让曹锟当一个直隶巡抚。曹锟接到任命，气得七窍生烟，复辟了官职不升反降，那还跟着张勋干？
7月3日上午，段祺瑞协同梁启超、段芝贵等人在马厂誓师，众人推举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听到马厂誓师的消息，各地正在观望的督军们马上倒向了段祺瑞一边。龙旗刚刚挂了三天，张勋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不但当初参加徐州会议的谭延闿、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反对复辟，就连他认为最可靠的冯国璋、陆荣廷也通电讨逆。
苏锡麟记得，陷入众叛亲离境地的张勋非常气愤：“他们推我出来复辟，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拼命也得跟他们干。咱怕什么？到时候咱就抖搂抖搂。是我一个人要出来保皇上复位的吗？”张勋一边骂一边调驻扎在天坛的统领李辅廷来开会。谁知李辅廷也不听调遣了。张勋只好让苏锡麟带兵在前门、天安门一带设防，主要目标是保护位于南河沿的张宅。
这时，张勋想起了那块大家签字的黄绫子。他想，手握这个证据，不怕这些出尔反尔的家伙不认账。来北京前，万绳栻说黄绫子放在身上不安全，于是把它留在了天津。此时，张勋命万绳栻立即去取。没想到，平时最忠心耿耿的万绳栻居然借机开溜了。据说，他将这块黄绫子以20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冯国璋。
7月6日，讨逆军轻取廊坊，挺进大兴。张勋北上只带了5000辫子军，此时人心惶惶，更加不堪一击。7月8日，张勋将辫子军全线撤退进北京内城。此时的北京城内，每个路口都堆着沙袋，南池子和紫禁城周边架起了机关枪，城里所有商户都关了门。几年前为了平息二次革命，张勋曾在南京屠过城。北京老百姓想起他这段黑历史，更感到大难临头。
北京城已经闹翻了天，可紫禁城中的溥仪兀自斗鸡走狗，懵懵懂懂。直到7月11日，讨逆军的飞机向宫中扔了炸弹，宫里的人才知道，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了。溥仪记得空袭那天，他正在书房里和师傅们说话，只听飞机从头上飞过，太监们乱作一团，簇拥着溥仪回到了养心殿。太妃们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幸亏讨逆军的飞机只是吓唬吓唬他们，扔了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一名轿夫，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还有一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
投弹事件后，连陈宝琛和梁鼎芬也不敢进宫了，紫禁城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渐渐地，墙外枪炮声止了。太监们都说是关老爷显灵，保佑张勋打败了段祺瑞。听了这话，溥仪和太妃们都乐了。太妃们还带着溥仪到钦安殿叩头祷告。当天晚上，宫里的人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可是第二天一早，内务府就来人禀报：“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原来7月12日拂晓，讨逆军攻入天坛，辫子军立即挂起了五色旗，全线投降。中午，宣武门上一发炮弹，把南河沿张宅的围墙打了一个大洞，顿时火光冲天。张勋正撸胳膊挽袖子地指挥灭火，突然开来一辆插着荷兰国旗的小汽车，下来两个壮汉不由分说地将张勋塞入汽车，开往荷兰使馆。
眼看再打下去遭殃的只能是百姓，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络了荷兰大使馆，把张勋弄走了。当时中德已经断交，德国在中国的事务都由荷兰人代理。张勋复辟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德国人的支持，德国人倒也仗义，生死攸关时收留了张勋。
7月12日一早，溥仪的父亲载沣和陈宝琛垂头丧气地进了宫，将一份退位诏书摆在了小皇帝面前。溥仪又害怕又伤心，不由得放声大哭。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复辟闹剧，12天就画上了句号。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6年7月12日13版、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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