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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医之死1:恽铁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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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医之死1:恽铁樵作者:棒棒

人物简史:恽铁樵,名树珏,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1878年出生于福建台州。5岁丧父,11岁丧母。13岁就读于族中私塾,16岁中秀才。25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攻读英语和文学。28岁毕业后先后在长沙、浦东等地中学执教。1911年(33岁)任商务印书馆编译,1912年任《小说月报》主编。1916年(38岁),14岁长子殁于伤寒,次年第二、三子复接连殁于伤寒。一年后第四子又病伤寒,恽铁樵自为处方麻黄汤,幸而愈。1920年(42岁)乃辞职挂牌行医。1922年发表《群经见智录》,代表中医界首度回应“废医派”第一人余云岫之《灵素商兑》(1916年)。1925年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1927年办临诊实习班。1932年,因病到章太炎苏州寓所短期休养。1933年复办函授教育。1935726日在上海病世,享年57岁。

恽铁樵是近代中西医汇通派的第一代表人物,其所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使中医脏腑经络等概念彻底摆脱现代解剖学诘难,从理论上为挽救中医一劳永逸地开辟了新天地。

本文对恽氏医学思想不作深入评价,却不揣浅陋,意欲从纯粹临床角度,对恽氏的疾病和死因一探究竟。

恽铁樵于19357月因“溽暑高热”而逝。“溽暑高热”并不是什么疾病的名称,它说的就是暑天的高热而已。一代中医大师,竟然死都不知道死于什么病,这实在是很遗憾的。

一般的发热当然不至于就会死,况且病人是恽铁樵。恽铁樵自己就是伤寒“大家”,和今天中医界主流认识相反,他对清代温病学派是大加痛诋的。他对叶天士、吴鞠通、王士雄等的温病学说、“三焦辨证”等都不认可,主张“一切热病皆伤寒”。他是治疗“外感热病”即“伤寒”的高手,病人包括自己的第四子,是屡有“奇效”的。然而,他竟然无法治愈自己的发热,医者的悲哀。莫过于此。

倒推病史,病人1932年“病心痛,一手不仁”;1934年“足不能步,每日视诊数号,即卧榻休息。”1935年“卧床不起”。中医医案的症状描述历来非常简略,如果对此了解不深,这些文字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误解。

所谓“病心痛”,我们无法确定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它很可能只是胃溃疡的剑突下规律性疼痛而已。恽铁樵生活没有规律,是工作狂,经常写书作文到深夜。并且,他很有神农尝百草的精神,经常亲自试吃各种中药。他说过,“研究药品当自服,此为自古产生大医唯一之途径。”他也是这么做的。不必评论其方法的愚昧,或情怀的高尚,总之不良的生活习惯,加上乱吃中药,他的“病心痛”很可能是胃病。

“一手不仁”指的是一手皮肤的感觉功能迟钝或丧失,《类经》十五卷注:‘不仁,不知痛痒寒热也。”并不是运动功能的丧失,即瘫痪。我们无法知道这“一手”到底多大的范围,是仅仅手指、手掌,还是半个整个的上肢。以常理而推断,当是手掌范围。那么,当有皮肤病、风湿病、糖尿病、神经炎等可能。

“足不能步”仍然是含义不清晰。是两足都不能,还是单侧不能?是完全不能,还是仅有肌肉乏力?两足不能是截瘫,单侧不能是偏瘫,都是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如中风、脊髓肿瘤等等。各种传记文字看不到这些可能。我的理解,可能是慢性病导致的肌肉乏力,是对称性的。“卧床不起”是肌肉乏力到严重程度的表现。

会有什么别的基础疾病吗?传记道:“他自幼贫困,读书用功,废寝忘食,以致身体虚弱,未老先衰,头发尽白,手足拘挛,两耳重听。”“周身毛窍忽然作痛,如张弓然,是时须眉毛发俱渐落,七年后复生,则尽白矣”。可见病人从小就有肌肉关节疼痛、抽搐、活动障碍、毛发脱落、体力虚弱等症状,这些症状结合终末期表现,高度提示弥漫性结缔组织病如多发性肌炎等可能。当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仅仅是合理推测。

长期卧床的病人非常容易发生坠积性肺炎,也是常见死亡原因。而对于虚弱无力的病人,肺炎不一定会有严重的咳嗽咳痰,可以很快就导致呼吸衰竭,昏迷,多器官功能衰竭。对恽铁樵而言,还有一个特殊的感染高危因素。他不仅是以身试药而已,还会“故意以鼻近其(烈性传染病人)口,使微菌吸入吾体。”这个动作太疯狂了,是源自于他的信念。

明清温病学说突破伤寒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外感热病的病邪入侵人体的途径不是皮肤,而是口鼻。如吴鞠通据叶天士“温病犯肺,逆传心包络”之说,而提出“伤寒从毛窍入,温病从口鼻入”。这是正确的。但恽铁樵很不以为然,他说:“大约鞠通创温病自口鼻而入,为其最得意之语。不知此说绝不可通,试逐层推敲之。”他推敲了一大通理由,归纳起来几个字“于《黄帝内经》无征。”《黄帝内经》上没有,所以你是错的。由于有这样的信念(伤寒之病邪不会从口鼻入),他才敢于“以鼻近其(烈性传染病人)口”。他比清末东北大鼠疫中不戴口罩勇于殉职的中医们还要彻底。

虽然不一定是某次“以鼻近其口”的直接结果,但如此缺乏无菌意识,加上长期卧床和虚弱,恽铁樵的“溽暑高热”非常可能是慢性结缔组织病并发的肺炎。我只能推测到此了。

1935年,青霉素还只在实验室里,中国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神药,以恽铁樵的体质,死亡是必然的预后。

恽铁樵是彪炳中医史册的医学家,他的死因应该有个基本的倾向性诊断,才合乎身份。



 

[转载]北山浮生:顾顺章其人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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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

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但是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对于政治学习也不上心,“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不同时期的陈赓

周恩来对于顾顺章越来越不放心。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并打算让康生取代顾的职务。

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挣钱,却被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指认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国民党特务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或者威逼利诱,顾顺章当晚立即叛变,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顾顺章原本就亲自指挥锄奸工作,因此他非常清楚一旦叛变意味着什么,再加上早已写好的信,这说明他早就有叛变之意。那么他公开露面表演魔术,根本不是为了挣点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将其指认出来,以便用最快速度跟国民党特务高层搭上线。

顾顺章其人基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理想,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动物。让这样的人窜上高位,说明早期中共在人事制度上,及其幼稚和不成熟。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顾顺章也非常清楚,在国民党内部埋伏着共产党的卧底,因此他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以免走露风声。

自认为抓到大鱼的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急于邀功请赏,根本不理会顾顺章的要求,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中统实际负责人徐恩曾,陈立夫的表弟

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气得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秘密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分别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也就是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从左至右依次为: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反复考察钱壮飞,最后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

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争分夺秒的情报战紧锣密鼓地展开,堪称中共史上最为危急的“惊魂24小时”!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徐恩曾这个大领导出门逛窑子去了,把密码本都交给秘书钱壮飞保管,所以当晚实际负责中统最高工作的是钱壮飞。钱壮飞一看电报内容,吓得差点魂飞魄散,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

由于当时情报工作的都是单线联系,想不在约定的接头时间找到联络人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陈赓行踪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过最后还是打破常规,直接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找到陈赓。

这一情报堪称中共史上最力挽狂澜的情报。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没有他们,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

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被连根拔起,多人被捕杀。李克农费了很大力气,找到王明和博古两人,把这两人护送到安全场所。此刻的李克农还不知道,他费了这么大劲救的两个人,日后让中共吃了大亏。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根据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zong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得中共的处境更为恶化。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纯属当时共产国际看出身高于一切,盲目大力提拔工人出身干部的产物。向忠发这个人能力有限,意志也不坚定,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包养从良名妓杨秀贞作为小老婆,双栖双宿,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得知中共最高领导人被抓,赶紧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喜。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忙着组织第三次“围剿”,进行得很不顺利正在火大。听说中共zong书记被捕,他认为总书记绝无可能叛变,又知道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很厉害,怕向忠发再被救回去,于是立即发电报,要求立即枪决。

熊式辉接到委员长的电报,当时就有点懵圈,审都没审就要杀,这是什么状况?向忠发非常配合,都没怎么审讯,很快就写了十页的供状。熊式辉又向南昌发了“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蒋介石大喜,火速电令“暂缓处决”。但这个电报离奇地延误了。等熊式辉收到这封电报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向忠发被杀得如此之快,把中共这边也给搞晕了:难道向忠发没有叛变,而是英勇就义了?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

最可气的是,杨秀贞本是一个妓女,也从来没入过党,她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还咬紧牙关拒不交代向忠发的身份,坚持说他就是一个古董商人。最后还是向忠发当着中统特务的面走到杨秀贞的面前,对她说: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了解了内情的周恩来气得骂道:“他(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向忠发(下)与杨秀贞(上)

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隐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

1931年6月,周恩来带队亲手铲除顾顺章全家十三人,这也是周恩来一生中,唯一一次对叛徒家人出手。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是空前绝后唯一的一次。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

顾顺章变节后,成为中统骨干,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想干掉徐恩曾取而代之,还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年约31岁。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

顾顺章的叛变,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

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中共中央在城市已经完全无法立足。迫于无奈之下,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并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转载]北山浮生:许世友和军统头子戴笠曾经一起在少林寺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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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豪之剑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发展的两条主线是:毛泽东等人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周恩来等人开辟了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一明一暗两条斗争路线,从此贯穿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征程。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从1927年到1935年,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也就成为中共情报战的核心舞台。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旧上海外滩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周恩来还规定,除了惩处叛徒之外,不得搞暗杀,不得靠金钱和美色搞情报。因为当时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所以他的特科行动被称为“伍豪之剑”。

和中共斗了半辈子的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是这样评介的:“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当年水火不容、生死缠斗的老对手口中这样认定,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斗争绝不进行恐怖活动、绝不伤及民众百姓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

江湖传言,中共特务机构的掌舵人周恩来身怀绝世武功,可以一招毙敌,虽说有些夸大,但并非完全的捕风捉影。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周恩来年少时,曾拜韩慕侠为师学习“形意八卦”,在当时的武林中,韩慕侠绰号“玉面虎”,清末民初十大武林高手之一,和精武大侠霍元甲、佛山无影脚黄飞鸿齐名,曾与日本柔道九段高手东乡平三郎比武,无论是柔术还是剑术均取胜。周恩来除了跟他学习拳脚功夫之外,也学习了兵刃功夫。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前与韩慕侠及弟子的合影(1920年 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韩慕侠 第四人为周恩来)

后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时,周恩来总理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韩慕侠则被聘为黄埔学校首席国术教官。韩慕侠对昔日弟子、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十分尊敬,学得不少做人的道理,他曾感慨地说:“翔宇(周恩来字翔宇)年少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有这么深的武学渊源,周恩来本又是非常聪明的人,骨格清奇、悟性很高,周恩来遂成为共产党队伍里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所以中共中央委派他主持危险性极高的特务工作。

说起周恩来的武功,还有一桩趣事。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公认武功最高的人当属许世友,他的功夫是正宗的少林功夫。许世友和军统头子戴笠一起在少林寺学武,同在1921年学成下山,算是师兄弟,然而两个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点像李连杰主演的《太极张三丰》的剧情)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许世友演练武术

许世友生性梗直、刚烈,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但有时办事没深浅。比如喝酒,他说罚就罚,不惜动武。他曾经把一位将军搞得很苦,抓走了人家的卫兵,又亲自捏住人家下巴用碗灌。这位将军扬言,再跟许世友将军喝酒,要带一个营的兵士来保驾。

许世友劝酒劝成这样,未免引起别人不满。周恩来决定镇住他这个臭毛病,找了个机会约许世友赌酒,并激将他要是比输了,就再不许喝霸王酒。许世友对自己的酒量很有信心,心想比就比,谁怕谁啊!两人比酒量时,许世友豪气冲天,一气干完一瓶,周总理不动声色地陪着他干了一瓶,两人喝第二瓶时,许世友勉强喝完“扑通”一声倒地而醉,而周恩来仍是笑吟吟地打开了第三瓶,一下子震住了许将军。

许世友风闻周恩来也是练家子,但从没见过他出手,这下明白了,周恩来武艺深不可测,比自己只高不低。这要是按照金庸小说的说法,那就是周恩来能用内力把酒化掉,所以千杯不醉。许世友输的是五体投地。经此一役许世友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再也没有喝过“霸王酒”。

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周恩来还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德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

中央特科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4、龙潭虎穴搞特情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精彩故事。

中共明明已经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全城到处都是国民党的眼线密探,但是还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怎么搞?

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最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1931年胜利召开。

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鲍君甫作为驻沪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鲍君甫此前与许多共产党员交往,受革命思想影响,并且与中共特科陈养山是莫逆之交。蒋介石“用人不察”,结果为共产党做了嫁衣,他也成为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层重要线人。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中央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给救了出来。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鲍君甫

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有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定专家”。于是,中共特科的刘鼎作为“鉴定专家”,负责去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

以中共当时的艰难处境,愿意继续为共产党效力的,清一色是为了理想奋斗的“自干五”,要是为了钱,早就反共投敌了。而那些意志薄弱、贪图享受者,也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纷纷叛变投敌,令中共地下党活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严重打击。

1928年4月15日,中央组织部部长罗亦农被叛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出卖被捕。这天上午,罗亦农和邓小平来到设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机关处工作,工作完后,邓小平按地下工作规定先离开,从后门走出到弄堂口时,习惯地看了一眼街边的修鞋摊,这是中央特科设的警戒哨,只见那修鞋匠作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只好匆匆加快步伐消失在人流中,前后相差一分钟,罗亦农被捕。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罗亦农

罗亦农就义后,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陈赓亲自带队上门锄奸,打响了打狗队清除叛徒的第一枪。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霍家新夫妇

霍家新夫妇为何要出卖罗亦农?贺治华是朱德的前妻,也是朱敏的生母,四川开江县人。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堪称“开江之最”。杨子烈(张国焘夫人)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贺治华生性浪漫,喜好奢华生活,她嫁给朱德是看重他的地位和财富。朱德成天忙着闹革命,不可能天天在家陪着她,她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朱德把她安置到莫斯科,不久传出贺治华的大胆豪放,与这个好、那个好。朱德走的时候,难过得流下泪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他对贺治华说,日后稍微稳定一点,就接你们回国团聚。然而朱德回国后不久,她转头跟英俊帅气的革命青年霍家新好上了,给朱德戴上了绿帽子。朱德此时正出生入死,策划领导南昌起义,得知这个消息不知道作何感想。

中共并没有因为贺治华给朱德戴了绿帽子就把她怎么样,共产党倡导恋爱自由,仍然把她当革命同志。1928初,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住的是一间大洋房。罗亦农把和邓小平等人接头的地点安排在那里,霍家新夫妇的主要工作就是给这个秘密据点打掩护。

中共的经费极为紧张,上海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维持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满足不了霍家新夫妇追求浪漫、贪慕虚荣的需要。霍家新跟贺治华也是物以类聚,夫妻二人经常出入酒楼舞厅等高消费场所,那点生活费根本不够开支。由于他们不守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外出深夜才归,多次受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想以出卖同志的生命来换取敌人的赏金,以便远走高飞过起享乐的生活。

英国巡捕房以5万元美金和一对出国护照为代价,换取霍家新夫妇所知道的中共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为取得巡捕房的信任,霍家新夫妇把他们认为“奇货可居”的罗亦农作为与敌人进行肮脏交易的筹码。

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员闹革命都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吃苦杀头都是心甘情愿。如果受不了革命的艰苦,组织上也接受脱党,这事又不是强迫来的。为了一点钱不惜出卖革命同志,就是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底线和节操,也最让人不齿。戴笠作为军统头子,是中共地下党的头号敌人,但大家是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战,也是可以理解的。戴笠领导的军统在抗日年代,打日本人也是毫不含糊,牺牲了很多军统特务,令共产党也很敬佩。但是像霍家新夫妇这种做人没底线的,估计日本人一收买也就当汉奸了。

后来共产党人为啥那么痛恨小资产阶级情调(或称小布尔乔亚)?就是因为革命斗争年代中,出了许许多多像霍家新夫妇这样的叛徒,造成了无数血泪教训,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表现。

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1929年8月23日,由于叛徒白鑫出卖,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幸好另有要事,否则也在劫难逃。周恩来当时31岁,并不像后来那么沉稳干练,也是血气方刚的性子,他查清真相后悲愤万分,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

由于一路上国民党特务层层盘查,红队身上都没有携带武器,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相比之下,敌我悬殊很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眼睁睁地看着澎湃等人英勇就义。

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

位于广州海丰的红宫红场,澎湃建立的我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所在地

澎湃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者,毛泽东后来搞农民运动,借鉴了澎湃的许多经验,因此他的牺牲对于中共是相当严重的损失。

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行踪飘忽不定,多次躲过红队刺杀。最后还是借着鲍君甫这个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的身份,稳住了白鑫。白鑫心里疑神疑鬼,不敢再待在上海,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躲避。这个情报也被鲍君甫传递给了陈赓。

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该案震惊上海滩,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

中央特科的领导层,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zong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不幸的是,除了周恩来之外,另外两位都叛变了。而顾顺章成为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险些导致中共组织的全军覆没。


 

佛经关于世尊诞生、年寿及入灭的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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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佛学研究(6)

佛经关于世尊诞生、年寿及入灭的异说

根据国内外历代佛教学者对于佛经的研究,关于世尊之诞生、出家、成道、初转法轮、年寿、入灭等之确实年月,佛教经典中有多种不同说法。兹略抄如下:

1、关于释尊之年寿:

(一)《菩萨处胎经》卷二十三世等品,谓年寿八十四。

(二)《般泥洹》经卷下,谓释尊年寿七十九。

(三)《金光明经》卷一寿量品、《八大灵塔名号经》、巴利文《大般涅槃经》(Maha^parinibba^na-sutta)(缅甸所传本)等经文,谓释尊年寿八十。

(四)《大毗婆沙论》卷一二六,谓释尊年寿八十余。

2、关于释尊诞生之年代,佛教学者亦有多种不同推算:

《魏书·沙门昙谟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示现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示现灭。

日本佛教学者宇井伯寿谓公元前466年为佛诞年,中村元采用新发现之巴利文史料,考证后订为公元前463年。

3、关于释尊诞生之月日:

(一)《长阿含经》卷四、《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佛本行集》经卷七、《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二等,谓二月八日。

(二)《修行本起经》卷上菩萨降身品,谓四月七日,或四月八日。

(三)《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异出菩萨本起经》、《佛所行赞》卷一生品、《十二游经》、《灌洗佛形像经》等,谓四月八日。

(四)《大唐西域记》卷六劫比罗伐窣堵国条,谓卫塞月(巴Vesa^kha^ )之后半八日,相当于我国农历三月八日。

(五)印度佛教上座部谓卫塞月后半十五日,即满月之日,相当于我国农历三月十五日。

4、关于释尊出家之月日:

(一)《长阿含经》卷四,谓二月八日。(二)《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谓二月七日。(三)《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谓四月七日。(四)《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灌洗佛形像经》等,谓四月八日。(五)巴利文《本生经佛传》,谓阿沙荼月(巴A^sa^l!ha^ )之第十五日。

5、关于释尊成道之月日:

(一)《长阿含经》卷四、《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二等,谓二月八日。(二)巴利文《大史》(Maha^vam!sa), 谓卫塞月满月之日。(三)《大唐西域记》卷八,谓卫塞月后半八日。(四)印度佛教上座部,谓卫塞月后半十五日。

6、释尊初转法轮之月日:

(一)《菩萨处胎经》卷七,谓二月八日。(二)《大毗婆沙论》卷一八二,谓迦栗底迦月白半八日。

7、关于释尊入灭之月日:

(一)《长阿含经》卷四,谓二月八日。(二)《大般涅槃经》卷一、《善见律毗婆沙》卷一等,谓二月十五日。(三)巴利文《一切善见律》(Samantapa^sa^dika^)序、巴利文《律藏》(Vinaya-pit!aka)、《大史》第三章、《大唐西域记》卷六拘尸那揭罗国条等,谓卫塞月后半十五日。(四)《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二,谓八月八日。(五)《大毗婆沙论》卷一九一、《大唐西域记》卷六援引说一切有部所传,谓迦剌底迦月后半八日。(六)《灌洗佛形像经》,谓四月八日。

又释尊之入灭年代,亦众说纷纭。日人宇井伯寿主张为公元前386年,中村元主张公元前383年,我国印顺则主张为公元前390年。

综上所述,释尊降生之日可大别为四说,即:

(一)二月八日,(二)三月八日,(三)四月八日,(四)三月十五日;

《俱舍论法宝疏》卷一则说谓:“以立正异故,婆罗门国以建子立正,此方先时以建寅立正,建子四月,即建寅二月。故存梵本者而言四月,依此方者,即云二月。”

据此可知现在以夏历(阴历)四月八日为佛诞日实误。?

关于释尊入灭之月日亦大别为三说,即:

(一)二月八日,(二)二月十五日,(三)八月八日。

此外,北周道安之《二教论》、《俱舍论宝疏》卷一等,比较印度历与我国农历之月分,谓印度之二月相当于我国之四月。又印度历每月初一相当于我国农历第十六日,月末日相当于我国次月之十五日,其前半月称为黑分(晦),后半月则称为白分(朔)。

南无阿弥陀佛!



 

末法时代:金钱毁灭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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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寺庙:被承包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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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风轻云淡的博客

    

    都说中国人脑袋灵光,连信仰也可以用来做生意,如果听到这样话,我们不知道是佩服自己还是为这个时代人的精神感到悲哀!

    1、一个故事:

    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一个清洁工,已婚,6年前嫌工作累,辞了,剃度出家,当了假和尚,收入翻番。

    不久后换了个庙,混上了执事,收入翻番。又过了两年,原主持退休,他接任,月入过万。

    去年,他承包了一个新庙,雇了一个主持和方丈,自己还俗,买车买房,年入百万。

    如今,他正在考虑寺庙连锁事宜……

    

    2、寺庙到底怎么赚钱?

    有人说,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

    (1)门票收入

    如今中国的寺庙,只要稍微有点名气,还有哪个寺是不收门票的?

    (2)其他项目

    而且不仅收门票,庙里的“高消费”服务项目还很多。

    比如,烧香要买香,撞钟要花钱,求签要钱,解签也要钱等等。只要你有大把钱,寺庙就可以提供各种规格的服务,烧头香、敲头钟、办各种价格的水陆道场等等。

    (3)功德钱

    一般情况下,和尚会拿出功德簿让游客签名。并慷慨许诺:凡签上名字的,住持大师亲自念经,为您祈福消灾。结果签上名之后,沙弥才说:“名字不是白签的,要捐功德钱,多少随意,三、六、九都行。”你一细问才知道,所谓三、六、九,就是300元、600元、900元,3000元、6000元、9000元,随你挑选。

    

    3、寺庙生意为什么好做?

    一般游客到庙里,寺里的和尚就会劝你烧个高香,但外面的香是不得带入,据说不干净。等你烧完了才发现要几百元,甚至还不能讲价,因为讲价就表明“心不诚”。

    香客大多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了。在寺内请一炷香,最低200,最高10万!你不用咂舌,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也许是四川峨眉山的宝光寺:头柱香拍卖,成交价99万!也不用担心自己没带足够的现金,因为和尚会拿出POSS机,让你刷卡。

    

    4、寺庙的生存状态

    和尚成了赚钱的职业,方丈们都是百万富翁!

    如今寺庙里,不仅香火旺盛,甚至和尚都超越了公务员,成了最赚钱和最受尊敬的职业。

    当和尚如此赚钱,这样就有了不少假和尚。比如,为赚游客的解签钱,有些寺庙还不惜请了几位假大师。“大师”已是业内的老江湖,心理素质好,能说会道。

    他们很会看人,通过衣着、气质、谈吐即可判别是否是其目标,若是有钱人,“大师”会多花些心思,如果碰到学生模样的便说一句“你与佛无缘”了事。这些,都成了很多人挣钱的渠道。

    寺庙的收入“全靠这些‘大师’忽悠”,成为其“掘金“的主力。

    那些怀揣虔诚的游客跨入这些寺院的门槛的瞬间,就成为待宰的羔羊,少则数百,多则几万。在“大师”语言暴力的恐吓之下,佛门威严的气场和心诚则灵的心理暗示自然战胜理性,而那源源不断的功德钱最终落入了寺庙的口袋。

    这项“生意”的利润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签招聘合同,每月领工资,上班“礼”佛,下班还俗,收入高过白领。

    这些“大师”多已有结婚生子,并在市内购置了房产,开着价值价值不菲的轿车。

    至于方丈,作为和尚们的领导,自然收入更为丰厚。

    前一段时间,不就有媒体报道:云南玉溪市灵照寺方丈遇害后留有400多万个人存款吗,甚至为了存款其女儿和寺院就遗产归属还打起了官司。不要感到意外,如果和尚是个不挣钱的职业,方丈能有几百万存款吗?

 

对于蛮族的语源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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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

蛮族から転送)

野蛮(やばん)とは、文明?文化に対立する概念であり、文化の開けていない状態あるいは乱暴で礼節を知らないことを言う。未開や粗野と同義。しばしば自身を「文明」と称する人々によって相手に付けられるレッテルとして用いられる。野蛮だとされる民族は「蛮族」と呼ばれる。ここでは例として欧州人の蛮族観を説明する。

 

 

古代古典時代

古代ギリシアでは異国の民をバルバロイβ?ρβαροιBarbaroi)と呼んだ。歴史以前では必ずしも軽蔑のニュアンスはなかったようだが、ペルシア戦争で異国の侵入と破壊を経験したあたりから、ペルシアへの敵愾心、非ギリシア人への排外の感情とともに、英語のバーバリアンBarbarian)という語にこめられるような蔑視のニュアンスを含む用法になったようである。

ギリシア人たちは自由なギリシア人に比べ、絶対的な王による専制下のバルバロイには奴隷の品性しかないと考えた。アリストテレスによれば「ギリシア人は捕らわれても自分自身を奴隷と呼ぶことを好まず、またバルバロイだけをそう呼ぼうとする」。古典古代のギリシア人にとって、自分以外に主人を持つものを奴隷とみなし、家の中での家長=主人と奴隷の関係を律する論理と、主人=家長である自由人同士との関係を律する論理は異なるものであった。従って、家の論理を拡張したものとしての王=家長=主人につかえるオリエントの臣民たちは奴隷に準じるものとして理解されたのであった。古代ローマ人にとっても、領外のガリア人ゲルマン民族は蛮族にすぎなかった。ゲルマン民族がローマ領内に移動し、キリスト教による平等主義で教化されたヨーロッパ世界でもこの構図は、形を変えて繰りかえされる。



barbarian is a human who is perceived to be uncivilised or primitive. The designation is usually applied as generalization based on a popular stereotype; barbarians can be any member of a nation judged by some to be less civilised or orderly (such as a tribal society), but may also be part of a certain "primitive" cultural group (such as nomads) or social class (such as bandit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ne's own nation. Alternatively, they may instead be admired and romanticised as noble savages. In idiomatic or figurative usage, a "barbarian" may also be an individual reference to a brutal, cruel, warlike, insensitive person.[1]

The term originates from the Greekβ?ρβαρο? (barbaros). In ancient times, the Greeks used it mostly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es, but there are examples where one Greek city or state would use the word to attack another.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sometimes later, Greeks used it for the Turks, in a clearly pejorative way.[2][3] Comparable notions are found in non-European civilizations, notably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Roman Empire, the Romans used the word "barbarian" for many people, such as the GermanicsCeltsGaulsIberiansThraciansParthians and Sarmatians.

 

 

Etymology

Routes taken by barbarian invaders, 5th century AD
Routes taken by Mongol invaders, 13th century

The Ancient Greek word β?ρβαρο? (barbaros), "barbarian", was an antonym for πολ?τη? (polits), "citizen" (from π?λι? – polis, "city-state"). The earliest attested form of the word is the Mycenaean Greek ???pa-pa-ro, written in Linear B syllabic script.[4][5]

The Greeks used the term barbarian for all non-Greek-speaking peoples, including the EgyptiansPersiansMedes and Phoenicians, emphasisising their otherness. However, in various occasions, the term was also used by Greeks, especially the Athenians, to deride other Greek tribes and states (such as EpirotesEleansMacedoniansBoeotians and Aeolic-speakers) but also fellow Athenians, in a pejorative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manner.[6][7][8][9] Of course, the term also carried a cultural dimension to its dual meaning.[10][11]The verb βαρβαρ?ζω (barbaríz) in ancient Greek meant to behave or talk like a barbarian, or to hold with the barbarians.[12]

Plato (Statesman 262de) rejected the Greek–barbarian dichotomy as a logical absurdity on just such grounds: dividing the world into Greeks and non-Greeks told one nothing about the second group, yet Plato used the term barbarian frequently in his seventh letter.[13] In Homer's works, the term appeared only once (Iliad 2.867), in the form βαρβαρ?φωνο? (barbarophonos) ("of incomprehensible speech"), used of the Carians fighting for Troy during the Trojan War. In general, the concept of barbaros did not figure largely in archaic literature before the 5th century BC.[14] Still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barbarophonoi" in the Iliadsignifies not those who spoke a non-Greek language but simply those who spoke Greek badly.[15]

A change occurred in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word after the Greco-Persian War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5th century BC. Here a hasty coalition of Greeks defeated the vast Persian Empire. Indeed, in the Greek of this period 'barbarian' is often used expressly to refer to Persians, who were enemies of the Greeks in this war.[16]

The Romans used the term barbarus for uncivilised people, opposite to Greek or Roman, and in fact, it became a common term to refer to all foreigners among Romans after Augustus age (as, among the Greeks, after the Persian wars, the Persians), including the Germanic peoples, Persians, Cauls, Phoenicians and Carthaginians.[17]

The Greek term barbaros was the etymological source for many words meaning "barbarian", including English barbarian, which was first recorded in 16th century Middle English.

A word barbara- is also found in the Sanskrit of ancient India.[18][19][20][21] The Greek word barbaros is related to Sanskrit barbaras (stammering).[22]

Semantics

"Germanic warriors" as depicted in Philipp Clüver's Germania Antiqua(1616)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defines five meanings of the noun barbarian, including an obsolete Barbaryusage.

  • 1. etymologically, A foreigner, one whose language and customs differ from the speaker's.
  • 2. Hista. One not a Greek. b. One living outside the pale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civilization, applied especially to the northern nations that overthrew them. c. One outside the pale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d. With the Italians of the Renascence: One of a nation outside of Italy.
  • 3. A rude, wild, uncivilized person. b. Sometimes distinguished from savage (perh. with a glance at 2). c.Applied by the Chinese contemptuously to foreigners.
  • 4. An uncultured person, or one who has no sympathy with literary culture.
  • ?5. A native of Barbary. [See Barbary Coast.] Obs. ?b. Barbary pirates & A Barbary horseObs.[23]

The OED barbarous entry summarizes the semantic history. "The sense-development in ancient times was (with the Greeks) 'foreign, non-Hellenic,' later 'outlandish, rude, brutal'; (with the Romans) 'not Latin nor Greek,' then 'pertaining to those outside the Roman empire'; hence 'uncivilized, uncultured,' and later 'non-Christian,' whence 'Saracen, heathen'; and generally 'savage, rude, savagely cruel, inhuman.'"

"Barbarian" in Greek historical contexts

Slavery in Greece

Slaves in chains, relief found at Smyrna (present day ?zmirTurkey), 200 AD

A parallel factor was the growth of chattel slavery especially in Athens. Although enslavement of Greeks for non-payment of debt continued in most Greek states, it was banned in Athens under Solon in the early 6th century BC. Under the Athenian democracy established ca. 508 BC slavery came to be used on a scale never before seen among the Greeks. Massive concentrations of slaves were worked under especially brutal conditions in the silver mines at Laureion—a major vein of silver-bearing ore was found there in 483 BC—while the phenomenon of skilled slave craftsmen producing manufactured goods in small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became increasingly common.

Furthermore, slaves were no longer the preserve of the rich: all but the poorest of Athenian households came to have slaves to supplement the work of their free members. Overwhelmingly, the slaves of Athens were "barbarian" in origin[citation needed], drawn especially from lands around the Black Sea such as Thrace and Taurica (Crimea), while from Asia Minor came above all LydiansPhrygians and CariansAristotle (Politics1.2–7; 3.14) even states that barbarians are slaves by nature.

From this period, words like barbarophonos, cited above from Homer, began to be used not only of the sound of a foreign language but of foreigners speaking Greek improperly. In Greek, the notions of language and reason are easily confused in the word logos, so speaking poorly was easily conflated with being stupid.

Further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connotations of barbari/barbaroi in Late Antiquity,[24] when bishops and catholikoi were appointed to sees connected to cities among the "civilized" gentes barbaricae such as in Armenia or Persia, whereas bishops were appointed to supervise entire peoples among the less settled.

Eventually the term found a hidden meaning by Christian Romans through the folk etymology of Cassiodorus. He stated the word barbarian was "made up of barba (beard) and rus (flat land); for barbarians did not live in cities, making their abodes in the fields like wild animals".[25]

The female given name "Barbara" originally meant "a barbarian woman", and as such was likely to have had a pejorative meaning—given that most such women in Graeco-Roman society were of a low social status (often being slaves).[citation needed][dubious – discuss] However, Saint Barbara is mentioned as being the daughter of rich and respectable Roman citizens. Evidently, by her time (about 300 CE according to Christian hagiography, though some historians put the story much later) the name no longer had any specific ethnic or pejorative connotations. This conclusion is, however, questionable, as many authorities think it possible that her story is fictitious, including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since 1969 (for details of these doubts, see under Saint Barbara, Veneration).

Hellenic stereotypes

Head of a barbarian. Acropolis Museum.

Out of those sources the Hellenic stereotype was elaborated: barbarians are like children, unable to speak or reason properly, cowardly, effeminate, luxurious, cruel, unable to control their appetites and desires, politically unable to govern themselves. These stereotypes were voiced with much shrillness by writers like Isocrates in the 4th century BCE who called for a war of conquest against Persia as a panacea for Greek problems.

However, the Hellenic stereotype of barbarians was not a universal feature of Hellenic culture. Xenophon, for example, wrote the Cyropaedia, a laudatory fictionalised account of Cyrus the Great, the founder of the Persian empire, effectively a utopian text. In his Anabasis, Xenophon's accounts of the Persians and other non-Greeks he knew or encountered hardly seem to be under the sway of these stereotypes at all.

The renowned orator Demosthenes made derogatory comments in his speeches, using the word "barbarian."

Barbarian is used in its Hellenic sense by St. Paul in the New Testament (Romans 1:14) to describe non-Greeks, and to describe one who merely speaks a different language (1 Corinthians 14:11).

About a hundred years after Paul's time, Lucian – a native of Samosata, in the former kingdom of Commagene, which had been absorbed by the Roman Empire and made part of the province of Syria – used the term "barbarian" to describe himself. As he was a noted satirist, this could have been a deprecating self-irony. It might also have indicated that he was descended from Samosata's original Semitic population – likely to have been called "barbarians" by later Hellenistic, Greek-speaking settlers, and who might have eventually taken up this appellation themselves.[26][27]

The term retained its standard usage in the Greek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as it was widely used by the Byzantine Greeks until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15th century.

Cicero described the mountain area of inner Sardinia as "a land of barbarians," with these inhabitants also known by the manifestly pejorative term latrones mastrucati ("thieves with a rough garment in wool"). The region is up to the present known as "Barbagia" (in Sardinian Barbàgia or Barbàza), which is traceable to this old "barbarian" designation – but no longer consciously associated with it, and used naturally as the name of the region by its own inhabitants.

The Dying Galatian statue

Main article: Dying Galatian
The Dying GalatianCapitoline Museums, Rome

Some insight about the Hellenistic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 to "Barbarians" can be taken from the "Dying Galatian", a statue commissioned by Attalus I of Pergamon to celebrate his victory over the Celtic Galatiansin Anatolia (the bronze original is lost, but a Roman marble copy was found in the 17th century).[28] The statue depicts with remarkable realism a dying Celt warrior with a typically Celtic hairstyle and moustache. He lies on his fallen shield while sword and other objects lie beside him. He appears to be fighting against death, refusing to accept his fate.

The statue serves both as a reminder of the Celts' defeat, thus demonstrating the might of the people who defeated them, and a memorial to their bravery as worthy adversaries. The message conveyed by the sculpture, as H. W. Janson comments, is that "they knew how to die, barbarians that they were."[29]

The Greeks admired Scythians and Galatians as heroic individuals – even in the case of Anacharsis as philosophers – but considered their culture to be barbaric. The Romans indiscriminately regarded the various Germanic tribes, the settled Gauls, and the raiding Huns as barbarians.

The Romans adapted the term to refer to anything non-Roman. The German cultural historian Silvio Vietta points out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barbarous" has undergone a semantic change in modern times, after Michel de Montaigne used it to characterize the activities in the New World of the Spaniards – supposedl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igher" European culture – as "barbarous," in a satirical essay of the year 1580.[30] It was not the supposedly "uncivilized" Indian tribes who were "barbarous," but the conquering Spaniards. Montaigne argued that Europeans noted the barbarism of other cultures but not the crueler and more brutal actions of their own society, particularly (in his time) in the so-called religious wars. Montaigne's people – the Europeans – were the real "barbarians." In this way, the Eurocentric argument was turned around and applied against the European invaders. With this shift of meaning a whole literature arose in Europ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indigenous Indian peoples as innocent, and the militarily superior Europeans as "barbarous" intruders into a paradisiacal world.[31][32]

"Barbarian" i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texts

Historically, the term barbarian has seen widespread use, in English. Many peoples have dismissed alien cultures and even rival civilizations, because they were unrecognizably strange. For instance, the nomadic steppe peoples north of the Black Sea, including the Pechenegs and the Kipchaks, were called barbarians by Byzantines.[33]

Berber and North African cultures

Ransom of Christian slaves held in Barbary, 17th century

The Berbers of North Africa were among the many peoples called "Barbarian" by the Romans; in their case, the name remained in use, having been adopted by the Arabs (see Berber etymology) and is still in use as the name for the non-Arabs in North Africa (though not by themselves). The geographical term Barbary or Barbary Coast, and the name of the Barbary pirates based on that coast (and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Berbers) were also derived from it.

The term has also been used to refer to people from Barbary, a region encompassing most of North Africa. The name of the region, Barbary, comes from the Arabic word Barbar, possibly from the Latin word barbaricum, meaning "land of the barbarians."

Many languages define the "Other" as those who do not speak one's language; Greek barbaroi was paralleled by Arabic ajam "non-Arabic speakers; non-Arabs; (especially) Persians."[34]

Hindu culture

In the ancient Indian epic Mahabharata, the Sanskrit word barbara- meant "stammering, wretch, foreigner, sinful people, low and barbarous".[35]

Indic peoples anciently referred to foreigners as Mleccha "dirty ones; barbarians."[36][37] Indic peoples of the Vedic period used mleccha much as the ancient Greeks used barbaros, "originally to indicate the uncouth and incomprehensible speech of foreigners and then extended to their unfamiliar behavior."[38] In the ancient texts, Mlecchas are people who are dirty and who have given up the Vedic beliefs. Today this term implies those with bad hygiene.[39][40] Among the tribes termed Mleccha were SakasHuna peopleYonasKambojasthe Pahlavas, Kiratas, Khasas, Bahlika people and Rishikas.[39]

Chinese culture

The term "Barbari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d a few interesting aspects. For one thing, Chinese has more than one historical "barbarian" exonym. Several historical Chinese characters for non-Chinese peoples were graphic pejoratives, the character for the Yao people, for instance, was changed from yao 猺 "jackal" to yao 瑤 "precious jade" in the modern period.[41] The original Hua–Yi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barbarian" was based on culture and power but not on race.

Historically, the Chinese used various words for foreign ethnic groups. They include terms like 夷 Yi, which is often translated as "barbarians." Despite this conventional translation, there are also other ways of translating Yi into English. Some of the examples include "foreigners,"[42] "ordinary others,"[43] "wild tribes,"[44] "uncivilized tribes,"[45] and so forth.

History and terminology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mention what may now perhaps be termed "barbarian" peoples for over four millennia, although this considerably predates the Greek language origin of the term "barbarian", at least as is known from the thirty-four centuries of written records in the Greek language. The sinologist Herrlee Glessner Creel said,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barbarians" have been a constant motif, sometimes minor, sometimes very major indeed. They figure prominently in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the dynasty that came to an end only in 1912 was,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barbarian."[46]

Shang dynasty (1600–1046 BCoracle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first recorded specific Chinese exonyms for foreigners, often in contexts of warfare or tribute. King Wu Ding (r. 1250–1192 BC), for instance, fought with the Guifang 鬼方, Di 氐, and Qiang 羌 "barbarian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476 BC), the meanings of four exonyms were expanded. "These included Rong, Yi, Man, and Di—all general designations referring to the barbarian tribes."[47] These Siyi 四夷 "Four Barbarians", most "probably the names of ethnic groups originally,"[48]were the Yi or Dongyi 東夷 "eastern barbarians," Man or Nanman 南蠻 "southern barbarians," Rong or Xirong 西戎 "western barbarians," and Di or Beidi 北狄 "northern barbarians." The Russian anthropologist Mikhail Kryukov concluded.

Evidently, the barbarian tribes at first had individual names, but during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they were classified sche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of the compass. This would, in the final analysis, mean that once again territory had become the primary criterion of the we-group, whereas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on origin remained secondary. What continued to be important were the factors of language, the acceptance of certain forms of material culture, the adherence to certain rituals, and, above all, the economy and the way of life. Agriculture was the only appropriate way of life for the Hua-Hsia.[49]

A scene of the Chinese campaign against the Miao in Hunan, 1795

The Chinese classics use compounds of these four generic names in localized "barbarian tribes" exonyms such as "west and north" Rongdi, "south and east" ManyiNanyibeidi "barbarian tribes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nd Manyirongdi "all kinds of barbarians." Creel says the Chinese evidently came to use Rongdi and Manyi "as generalized terms denoting 'non-Chinese,' 'foreigners,' 'barbarians'," and a statement such as "the Rong and Di are wolves" (Zuozhuan, Min 1) is "very much like the assertion that many people in many lands will make today, that 'no foreigner can be trusted'."

The Chinese had at least two reasons for vilifying and depreciating the non-Chinese groups. On the one hand, many of them harassed and pillaged the Chinese, which gave them a genuine grievance. On the other,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Chinese were increasingly encroaching upon the territory of these peoples, getting the better of them by trickery, and putting many of them under subjection. By vilifying them and depicting them as somewhat less than human, the Chinese could justify their conduct and still any qualms of conscience.[50]

This word Yi has both specific references, such as to Huaiyi 淮夷 peoples in the Huai River region, and generalized references to "barbarian; foreigner; non-Chinese." 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 translates Yi as "Anc[ient] barbarian tribe on east border, any border or foreign tribe."[51] The sinologist Edwin G. Pulleyblank says the name Yi "furnished the primary Chinese term for 'barbarian'," but "Paradoxically the Yi were considered the most civilized of the non-Chinese peoples.[52]

Idealization

A few contexts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romanticize or idealize barbarians, comparable to the western noble savage construct. For instance, the Confucian Analects records:

  • The Master said, The [夷狄] barbarians of the East and North have retained their princes. They are not in such a state of decay as we in China.
  • The Master said, The Way makes no progress. I shall get upon a raft and float out to sea.
  • The Master wanted to settle among the [九夷] 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 Someone said, I am afraid you would find it hard to put up with their lack of refinement. The Master said, Were a true gentleman to settle among them there would soon be no trouble about lack of refinement.[53]

The translator Arthur Waley noted that, "A certain idealization of the 'noble savage' is to be found fairly often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citing the Zuo Zhuan maxim, "When the Emperor no longer functions, learning must be sought among the 'Four Barbarians,' north, west, east, and south."[54]Professor Creel said,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people not Chinese in culture—"barbarians"—has commonly been one of contempt, sometimes tinged with fear ... It must be noted that, while the Chinese have disparaged barbarians, they have been singularly hospitable both to individuals and to groups that have adopted Chinese culture. And at times they seem to have had a certain admiration, perhaps unwilling, for the rude force of these peoples or simpler customs.[55]

In a somewhat related example, Mencius believed that Confucian practices were universal and timeless, and thus followed by both Hua and Yi, "Shunwas an Eastern barbarian; he was born in Chu Feng, moved to Fu Hsia, and died in Ming T'iao. King Wen was a Western barbarian; he was born in Ch'i Chou and died in Pi Ying. Their native places were over a thousand li apart, and there were a thousand years between them. Yet when they had their way in the Central Kingdoms, their actions matched like the two halves of a tally. The standards of the two sages, one earlier and one later, were identical."[56]

The prominent Shuowen Jiezi character dictionary (121 CE), which defines yi 夷 as 平 "level; peaceful" or 東方之人 "people of eastern regions," first records that this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regular script 夷 and the Qin Dynasty (221–207 BCE) seal script for shi incorporate both the 大 "big" and 弓 "bow" radicals. According to the Shuowen, the radical “big” in the character yi means "person".

Pejorative Chinese characters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to transcribe non-Chinese peoples were graphically pejorative ethnic slurs, where the insult derived not from the Chinese word but from the character used to write it. Take for instance, the Written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Yao "the Yao people", who primarily live in the mountain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Vietnam. When 11th-century Song Dynasty authors first transcribed the exonym Yao, they insultingly chose yao 猺 "jackal" from a lexical selection of over 100 characters pronounced yao (e.g., 腰 "waist", 遙 "distant", 搖 "shake"). During a series of 20th-century Chinese language reforms, this graphic pejorative  (written with the 犭"dog/beast radical") "jackal; the Yao" was replaced twice; first with the invented character yao  (亻"human radical") "the Yao", then with yao  (玉 "jade radical") "precious jade; the Yao." Chinese orthography (symbols used to write a language) can provide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write ethnic insults logographically that do not exist alphabetically. For the Yao ethnic group,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nscriptions Yao 猺 "jackal" and Yao 瑤 "jade" but none between the romanizations Yao and Yau.[57]

Cultural and racial barbarianism

The purpose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was to stop the "barbarians" from crossing the northern border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rcheologist William Meacham, it was only by the time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at one can speak of "Chinese," "Chinese culture," or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s correct (and perhaps it originated ultimately i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dynastic civilization): those on the fringes and outside this esoteric event were "barbarians" in that they did not enjoy (or suffer from) the fruit of civilization until they were brought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it by an imperial expansion of the civilization itself."[58] In a similar vein, Creel explained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li "ritual; rites; propriety".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of "Chinese-ness," anciently and throughout history, has been cultural. The Chinese have had a particular way of life, a particular complex of usages, sometimes characterized as li. Groups that conformed to this way of life were, generally speaking, considered Chinese. Those that turned away from it were considered to cease to be Chinese. ... It was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transforming barbarians into Chinese, that creat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barbarians of Western Chou times were, for the most part, future Chinese, or the ancestors of future Chinese. This is a fact of great importance. ... It is significant, however, that we almost never find any references in the early literature to phys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barbarians. Insofar as we can tell, the distinction was purely cultural.[48]

Dik?tter says,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was oriented towards the world, or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he world was perceived as one homogenous unity named "great community" (datong)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dominated by the assumption of its cultural superiority, measured outgroups according to a yardstick by which those who did not follow the "Chinese ways" were considered "barbarians." A Theory of "using the Chinese ways to transform the barbarian" as strongly advocated.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barbarian could be culturally assimilated. In the Age of Great Peace, the barbarians would flow in and be transformed: the world would be one.[59]

According to the Pakistani academic M. Shahid Alam, "The centrality of culture, rather than race, in the Chinese world view had an important corollary. Nearly always, this translated into a civilizing mission rooted in the premise that 'the barbarians could be culturally assimilated'"; namely laihua 來化 "come and be transformed" or Hanhua 漢化 "become Chinese; be sinicized."[60]

Two millennia before the French anthropologist Claude Lévi-Strauss wrote The Raw and the Cooked, the Chinese differentiated "raw" and "cooked" categories of barbarian peoples who lived in China. The shufan 熟番 "cooked [food eating] barbarians" are sometimes interpreted as Sinicized, and the shengfan 生番 "raw [food eating] barbarians" as not Sinicized.[61] The Liji gives this description.

The people of those five regions – the Middle states, and the [Rong], [Yi] (and other wild tribes around them) – had all their several natures, which they could not be made to alter. The tribes on the east were called [Yi]. They had their hair unbound, and tattooed their bodies. Some of them ate their food without its being cooked with fire. Those on the south were called Man. They tattooed their foreheads, and had their feet turned toward each other. Some of them ate their food without its being cooked with fire. Those on the west were called [Rong]. They had their hair unbound, and wore skins. Some of them did not eat grain-food. Those on the north were called [Di]. They wore skins of animals and birds, and dwelt in caves. Some of them did not eat grain-food.[62]

Dik?tter explains the close association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 "The shengfan, literally 'raw barbarians', were considered savage and resisting. The shufan, or 'cooked barbarians', were tame and submissive. The consumption of raw food was regarded as an infallible sign of savagery that affected the physiological state of the barbarian."[63]

Som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exts record a belief that the respective nature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barbarian were incompatible. Mencius, for instance, once stated: "I have heard of the Chinese converting barbarians to their ways, but not of their being converted to barbarian ways."[64]Dik?tter says,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was regarded as impermeable to the evil influences of the barbarian; no retrogression was possible. Only the barbarian might eventually change by adopting Chinese ways."[65]

However, different thinkers and texts convey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is issue. The prominent Tang Confucian Han Yu, for example, wrote in his essay Yuan Dao the following: "When Confucius wrote the Chunqiu, he said that if the feudal lords use Yi ritual, then they should be called Yi; If they use Chinese rituals, then they should be called Chinese." Han Yu went on to lament in the same essay that the Chinese of his time might all become Yi because the Tang court wanted to put Yi laws above the teachings of the former kings.[66] Therefore, Han Yu's essay show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nese can lose their culture and become the uncivilized outsiders, and that the uncivilized outsider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Chinese.

Interestingly, after the Song Dynasty, many of China's rulers in the north were of Inner Asia ethnicities, such as Qidan, Ruzhen, and Mongols of the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he latter ended up ruling over the entire China. Hence, the historian John King Fairbank wrote, "the influence on China of the great fact of alien conquest under the Liao-Jin-Yuan dynasties is just beginning to be explored."[67]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rulers of China adopted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Han Chinese institutions to show that the Manchu rulers had received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 rule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tried to retain their own indigenous culture.[68] Due to the Manchus' adoption of Han Chinese culture, most Han Chinese (though not all) did accept the Manchus as the legitimate rulers of China. Similarly, according to Fudan University historian Yao Dali, even the supposedly "patriotic" hero Wen Tianxiang of the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period did not believe the Mongol rule to be illegitimate. In fact, Wen was willing to live under Mongol rule as long as he was not forced to be a Yuan dynasty official, out of his loyalty to the Song dynasty. Yao explains that Wen chose to die in the end because he was forced to become a Yuan official. So, Wen chose death due to his loyalty to his dynasty, not because he viewed the Yuan court as a non-Chinese, illegitimate regime and therefore refused to live under their rule. Yao also says that many Chinese who were living in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period also shared Wen's beliefs of identifying with and putting loyalty towards one's dynasty above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Many Han Chinese writers did not celebrate the collapse of the Mongols and the return of the Han Chinese rule in the form of the Ming dynasty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Many Han Chinese actually chose not to serve in the new Ming court at all due to their loyalty to the Yuan. Some Han Chinese also committed suicide on behalf of the Mongols as a proof of their loyalty.[69] We should note that the founder of the Ming Dynasty, Zhu Yuanzhang, also indicated that he was happy to be born in the Yuan period and that the Yuan did legitimately receive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 rule over China. On a side note, one of his key advisors, Liu Ji, generally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while the Chinese and the non-Chinese are different, they are actually equal. Liu was therefore arguing against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were and are superior to the "Yi."[70]

These things show that many times, pre-modern Chinese did view culture (and sometimes politics) rather than race and ethnicity a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non-Chinese. In many cases, the non-Chinese could and did become the Chinese and vice versa, especially when there was a change in culture.

Modern reinterpre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an Frank Dik?tter, "The delusive myth of a Chinese antiquity that abandoned racial standards in favour of a concept of cultural universalism in which all barbarians could ultimately participate has understandably attracted some modern scholars. Living in an unequal and often hostile world, it is tempting to project the utopian image of a racially harmonious world into a distant and obscure past."[71]

The politician, historian, and diplomat K. C. Wu analyzes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s for the YiManRongDi, and Xia peopl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ancients formed these characters with only one purpose in mind—to describe the different ways of living each of these people pursued."[72]Despite the well-known examples of pejorative exonymic characters (such as the "dog radical" in Di), he claims there is no hidden racial bias in the meanings of the characters used to describe these different peoples, but rather the differences were "in occupation or in custom, not in race or origin."[73] K. C. Wu says the modern character  designating the historical "Yi peoples," composed of the characters for 大 "big (person)" and 弓 "bow", implies a big person carrying a bow, someone to perhaps be feared or respected, but not to be despised.[74] However, differing from K. C. Wu, the scholar Wu Qichang believes that the earliest oracle bone script for yi 夷 was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shi  "corpse".[75] The historian John Hill explains that Yi "was used rather loosely for non-Chinese populations of the east. It carried the connotation of people ignora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refore, 'barbarians'."[76]

Christopher I. Beckwith makes the extraordinary claim that the name "barbarian" should only be used for Greek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is inapplicable for all other "peoples to whom it has been applied either historically or in modern times."[77] Beckwith notes that most specialists in East Asian history, including him, have translated Chinese exonyms as English "barbarian." He believes that after academics read his published explanation of the problems, except for direct quotations of "earlier scholars who use the word, it should no longer be used as a term by any writer."[78]

The first problem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the word barbarian into Chinese because the concept does not exist in Chinese," meaning a single "completely generic" loanword from Greek barbar-.[79] "Until the Chinese borrow the word barbarian or one of its relatives, or make up a new word that explicitly includes the same basic ideas, they cannot express the idea of the 'barbarian' in Chinese.".[80] The usual Standard Chinesetranslation of English barbarian is yemanren (traditional Chinese野蠻人simplified Chinese野蛮人pinyinymánrén), which Beckwith claims, "actually means 'wild man, savage'. That is very definitely not the same thing as 'barbarian'."[80] Despite this semantic hypothesi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regularly translate yemanren as "barbarian" or "barbarians."[81] Beckwith concedes that the early Chinese "apparently disliked foreigners in general and looked down on them as having an inferior culture," and pejoratively wrote some exonyms. However, he purports,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did not like foreigner Y and occasionally picked a transcriptional character with negative meaning (in Chinese) to write the sound of his ethnonym, is irrelevant."[82]

Beckwith's second problem is with linguists and lexicographers of Chinese. "If one looks up in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the two dozen or so partly generic words used for various foreign people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one will find most of them defined in English as, in effect, 'a kind of barbarian'. Even the works of well-known lexicographers such as Karlgren do this."[83] Although Beckwith does not cite any examples, the Swedish sinologist Bernhard Karlgren edited two dictionaries: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and 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7). Compare Karlgrlen's translations of the siyi "four barbarians":

  • yi 夷 "barbarian, foreigner; destroy, raze to the ground," "barbarian (esp. tribes to the East of ancient China)"[84]
  • man 蛮 "barbarians of the South; barbarian, savage," "Southern barbarian"[85]
  • rong 戎 "weapons, armour; war, warrior; N. pr. of western tribes," "weapon; attack; war chariot; loan for tribes of the West"[86]
  • di 狄 "Northern Barbarians – "fire-dogs"," "name of a Northern tribe; low servant"[87]

The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Project includes Karlgren's GSR definitions. Searching the STEDT Database finds various "a kind of" definitions for plant and animal names (e.g., you 狖 "a kind of monkey,"[88] but not one "a kind of barbarian" definition. Besides faulting Chinese for lacking a general "barbarian" term, Beckwith also faults English, which "has no words for the many foreign peoples referred to by one or another Classical Chinese word, such as 胡 , 夷 , 蠻 mán, and so on."[89]

The third problem involves Tang Dynasty usages of fan "foreigner" and lu "prisoner", neither of which meant "barbarian." Beckwith says Tang texts used fan 番 or 蕃 "foreigner" (see shengfan and shufan above) as "perhaps the only true generic at any time i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practically the opposite of the word barbarian. It meant simply 'foreign, foreigner' without any pejorative meaning."[90] In modern usage, fan 番 means "foreigner; barbarian; aborigine". The linguist Robert Ramsey illustrates the pejorative connotations of fan.

The word "Fn" was formerly used by the Chinese almost innocently in the sense of 'aborigines' to refer to ethnic groups in South China, and Mao Zedong himself once used it in 1938 in a speech advocating equal rights for the various minority peoples. But that term has now been so systematically purged from the language that it is not to be found (at least in that meaning) even in large dictionaries, and all references to Mao's 1938 speech have excised the offending word and replaced it with a more elaborate locution, "Yao, Yi, and Yu."[91]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also had a derogatory term for foreigners, lu (traditional Chinesesimplified Chinesepinyinl) "prisoner, slave, captive". Beckwith says it means something like "those miscreants who should be locked up," therefore, "The word does not even mean 'foreigner' at all, let alone 'barbarian'."[92]

Christopher I. Beckwith's 2009 "The Barbarians" epilogue provides many references, but overlooks H. G. Creel's 1970 "The Barbarians" chapter. Creel descriptively wrote, "Who, in fact, were the barbarians? The Chinese have no single term for them. But they were all the non-Chinese, just as for the Greeks the barbarians were all the non-Greeks."[93] Beckwith prescriptively wrote, "The Chinese, however, have still not yet borrowed Greek barbar-. There is also no single native Chinese word for 'foreigner', no matter how pejorative," which meets his strict definition of "barbarian.".[80]

Allusions in poetry

Conventionally Chinese poets did not directly criticize the ruling emperor or even the current dynasty: such poetic practice was both an aesthetic principle as well as a practical method of prudently avoiding punishment for treason, or lèse-majesté.[94] Although socio-political criticism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poetry, generally if it involved the reigning monarch and the current dynasty it was done indirectly and with subtle circumspection: it was "a custom almost universally followed by Chinese poets to refer to their own dynasty and to the reigns of emperors contemporary with them by indirect means and in complimentary terms."[95] Lack of success in war was potentially a capital offense for a general, and considered unmentionable in direct regard to the emperor. Thus poetic references or allusions to a current armed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empire and an external nation would be done through the substitution in time to a former dynasty; for example, reference to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aders by Tang poets; and the real ethnic identity of the opposing force masked by substitution; for example, the Tang dynasty poems about battling the Xiongnu, although clearly anachronistic several centuries, by then. Thus, although the poets' comment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situation might be accurate enough, the actual identity of the ethnically-named opponents can generally be relied upon to be different than that nam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further confusion regarding specific historic identity of people or events referred or alluded to results from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Chen Tao's 28-character verse entitled "隴西行", one of the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which has often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arbarian puppet drinking game

In the Tang Dynasty houses of pleasure, where drinking games were common, small puppets in the aspect of Westerners, in a ridiculous state of drunkenness, were used in one popular permutation of the drinking game; so, in the form of blue-eyed, pointy nosed, and peak-capped barbarians, these puppets were manipulated in such a way as to occasionally fall down: then, whichever guest to whom the puppet pointed after falling was then obliged by honor to empty his cup of Chinese wine.[96]

Japanese culture

When Europeans came to Japan, they were called nanban (南蛮?), literally Barbarians from the South, because the Portuguese ships appeared to sail from the South. The Dutch, who arrived later, were also called either nanban or km (紅毛?), literally meaning "Red Hair."

American cultures

In Mesoamerica the Aztec civilization used the word "Chichimeca" to denominate a group of nomadic hunter-gatherer tribes that lived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Triple Alliance's Empire, in the north of Modern Mexico, and whom the Aztec people saw as primitive and uncivilized. One of the meanings attributed to the word "Chichimeca" is "dog people".

The Incas of South America used the term "puruma auca" for all peoples living outside the rule of their empire (see Promaucaes).

The British and later, the white settl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ferred to Native Americans as "savages."

Barbarian mercenaries

The entry of "barbarians" into mercenary service in a metropole repeatedly occurs in history as a standard way in which peripheral peoples from and beyond frontier regions relate to "civilised" imperial powers as part of a (semi-)foreign militarised proletariat.[97] Examples include:

Early Modern period

Further information: Viking revivalNoble savage, and Philistinism
A defeated Sarmatian barbarian serves as an atlas on a 16th-century villa in Milan. Sculpted by Antonio Abbondio for Leone Leoni

Italians in the Renaissance often called anyone who lived outside of their country a barbarian[citation needed].

Spanish sea captain Francisco de Cuellar who sailed with the Spanish Armada in 1588 used the term 'savage' ('salvaje') to describe the Irish people.[106]

Marxist use of "Barbarism"

In her "Junius Pamphlet" of 1916, strongly denouncing the then raging First World WarRosa Luxemburgwrote: Bourgeois society stands at the crossroads, either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or regression into Barbarism.[107]

Luxemburg attributed it to Friedrich Engels, though – as shown by Michael L?wy – Engels had not used the term "Barbarism" but a less resounding formulation: If the whole of modern society is not to perish, a revolution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must take place [108]

Luxemburg went on to explain what she meant by "Regression into Barbarism": "A look around us at this moment [i.e., 1916 Europe] shows what the regression of bourgeois society into Barbarism means. This World War is a regression into Barbarism. The triumph of Imperialism leads to the annihilation of civilization. At first, this happens sporadically for the duration of a modern war, but then when the period of unlimited wars begins it progresses toward its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Today, we face the choice exactly as Friedrich Engels foresaw it a generation ago: either the triumph of Imperia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all civilization as in ancient Rome, depopulation, desolation, degeneration – a great cemetery. Or the victory of Socialism, that means the conscious active struggle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t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its method of war."

"Socialism or Barbarism" became, and remains, an often quoted and influential concept in Marxist literature. "Barbarism" is variously interpreted as meaning either a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but extremely exploitative and oppressive society (e.g. a victory and world domination by Nazi Germany and its Fascist allies); a collapse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due to Capitalism causing a Nuclear War or ecological disaster; or the one form of barbarism bringing on the other.

The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Tendency considers "Socialism or Barbarism" to be a variant of the earlier "Liberty or Death", used by revolutionaries of different stripes since the late 18th century [109]

Modern popular culture

Modern popular culture contains such fantasy barbarians as Conan the Barbarian.[110] In such fantasy,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Barbarian" are often inverted. For example, "The Phoenix on the Sword" (1932), the first of Robert E. Howard's "Conan" series, is set soon after the "Barbarian" protagonist had forcibly seized the turbulent kingdom of Aquilonia from King Numedides, whom he strangled upon his throne. The story is clearly slanted to imply that the kingdom greatly benefited by power passing from a decadent and tyrannical hereditary monarch to a strong and vigorous Barbarian usurper.



 

希腊罗马与日耳曼人没有文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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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人以及中国的墓洋犬族经常吹嘘宣称现代西方文明即日耳曼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但是,在古代的希腊罗马人眼中,却似乎并非如此。

希腊罗马人把日耳曼人、白种人看做野蛮人——蛮族。

蛮族,即野蛮人,英语:Barbarian,该词据说源自古希腊(小亚细亚地区)语言。由于古罗马人(不同于后来的意大利人)与古希腊人据说属于同种语系、同种族系(?),因此在这两个民族之间据说存在通用语言。

而Barbarian这个词的本意就是指不会说希腊罗马通用语的野蛮语种族。这个字眼的本意是鸟叫,野蛮人的本意就是学鸟叫的野人。

希腊罗马人认为,这些鸟语民族是野蛮的或者不开化的,因此他们属于野蛮人即蛮族。——在他们眼中,西徐亚人(即匈人、匈奴人)、高卢人、日耳曼人、阿勒曼尼人以及西亚人、非洲人,都属于野蛮人,蛮族。

地中海民族不是纯白色人种,他们看来自北欧森林地区的日耳曼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如同野蛮人。


 

旧时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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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杂忆1

语文教授往往爱装B

80年代我在社科院,曾经与著名的语文权威吕叔湘吵过一架。

三联召开一个评书座谈会,一堆名人捧场,吕老人家去了,我也在场。但是老人家不认识我。大概之前有人挑唆,他竟然发言指责我,说听说有个年轻人何新很狂的,三联出版了他的《诸神的起源》,其实这个书名就不通——神怎么会有起源呢?有起源还是神吗?

我那时年轻气盛,不吃这一套,当场就起身反驳他。我问:“那您的《语文常谈》这个书名通不通?语文怎么能谈话呢?语文是和谁谈话?还要常谈?"

这个反驳令老人家没想到,当场把他噎的说不出话来,起身拂袖退席而去,举座不欢。从此三联再也不找我开会。

后来社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知道了此事,他很敬重吕叔湘,叫人把我叫去狠狠训了一顿。

而我至今认为,语言文字问题,不可不究,不究则词不达意,满眼荒谬。也不可过于拘泥文字,不可死板而深究。否则天下必无可读之书,无不错之文也。

我尤其反感以西方语言的语法理论框架来套汉语,可以说胶柱鼓瑟,不通之至极也!而这一套,就是包括吕叔湘在内的一批现代语言学家搞起来的。是一套漏洞百出的破理论,算不算学问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就靠这一套混饭吃,但是这个语法体系肯定不是什么“真理”。现在的语文教学还想用这一套来规范汉语,真是胶柱鼓瑟,荒哉谬也!


 

历史资料: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华盛顿和共济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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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华盛顿和共济会的关系

【何新整理】

共济会在18世纪30年代便随着移民新大陆的潮流而进入北美。北美共济会直接传承来自得到英国王室支持的英格兰总会所,于1733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组建的总会所,被认为是美国建立的第一个共济会总会所。这个总会所后来被更名为圣约翰会所(英语:St. John's Lodge ),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成为这个总会所辖区内的会员。

目前可以确认的第一批美国共济会会员名单里,除了著名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国宪法的签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国宪法的40位签署者中至少有9位,乔治·华盛顿的63位将领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13个州的30名州长中至少有10位。历届美国总统中则至少有15位。

共济会会员、犹太富商哈扬·所罗门(Haym Salomon)提供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并在其后通过募集资金拯救了新政府使其免于财政破产。

内战结束后的1870年,南部辖区最高议会总部迁往华盛顿特区,阿尔伯特·匹克将军于1884年将苏格兰礼仪式完善,成为现在全世界通行的苏格兰礼授予仪式的最早范本。

当今美国的共济会共有约400万会员,大部分是犹太人,包括几乎所有的金融富豪以及科技、文化、法律、警界和媒体精英分子,占全球共济会会员总数的大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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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

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早在193125岁时便已在费城加入共济会,并且非常积极地参加活动。

1749年成为明尼苏达州共济总会的石匠大师grand master,他是第一位生于美国本土的共济会大师。他于1755在费城主持建造了美国第一个共济会会社建筑。富兰克林于1776年出任大陆议会大使,为北美独立赴法国寻求帮助。

此时法国共济会总会下属分支、著名的九姐妹分会Les Neuf Sœurs成立,专门为北美殖民地独立在法国寻求帮助。九姐妹之名来自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女神。富兰克林受邀加入九姐妹,并于1779年成为会社大师 master

在富兰克林返回美国撰写美国宪法之后,他在九姐妹中的位置则由北美独立宣言的作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弗逊和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担任。九姐妹的著名会员还包括John Paul Jones独立战争中最著名的美军海军将领,以及包括伏尔泰在内的众多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

九姐妹会所汇集了当时科学艺术界的知识精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组建了法兰西研究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富兰克林在这里结识了众多法国上层精英,而北美政府也通过法兰西共济会得到法国军队的支持,北美志愿军为北美独立运动的军事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法国军队是北美独立战争中的真正军事主力,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当时只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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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

 作为北美独立军总司令和美国开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于1752114日在弗吉尼亚州Fredericksburg加入弗吉尼亚州共济会,成为入门学徒Entered Apprentice

175333日升级为石匠副手Fellow Craft,同年84日升级为石匠大师Master Mason。每一次晋升都是在星期六。

1777年弗吉尼亚州共济总会任命华盛顿为该州石匠大师grand master,然而他因时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未能到任。1780年宾夕法尼亚共济总会提议建立北美共济总会,并选举华盛顿出任会长。

1788529日华盛顿当选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共济会石匠大师,1805年该会所改名为华盛顿亚历山大会所Washington Alexandria Lodge 以纪念华盛顿。

1797年他给马萨诸塞州共济总会的信中写道:我对兄弟般社团的依赖促使我一直尽最大的努力为它带来荣誉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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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共济会纪念堂

20世纪初叶,美国共济会在华盛顿建立了华盛顿国家共济会纪念堂,纪念这位共济会领袖和开国元勋。纪念会堂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Callahan Drive 101 号,位置在华盛顿 495 号环城公路之內,在华盛顿国家纪念碑正南方約五英里。

乔治·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堂 ( GeorgeWashington Masonic National Memorial ) 是一座塔型建築,造型模仿设想的古埃及亚历山大灯塔。纪念堂高 333 英尺( 101 米 ),座落在射手山山顶 。

纪念堂由美国共济会出资建造,1922 年破土动工,1932 年5 月 22 日由美国总统、共济会员胡佛总统剪彩落成,1970 年最终完成内景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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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堂油画作品:华盛顿主持的美国首都奠基建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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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中表现的是华盛顿为首都奠基的仪式,居中的华盛顿穿着共济会大法师的密仪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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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乔治华盛顿诞辰, 华盛顿共济会纪念堂于1910年2月22日筹备, 1922年破土动工. 1932年5/月22日由胡佛总统剪彩落成.。

建筑结构为设想的古希腊-罗马式样, 入口处巨大的门廊模仿帕台农雅典娜神庙, 塔式结构参考埃及亚历山大灯塔和金字塔.

这里是个神秘且充满传奇的地方。这个纪念堂对外不轻易公开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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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致麻萨诸塞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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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大厅

共济会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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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大厅左侧巨幅油画-乔治华盛顿和弟兄们圣约翰日在费城基督教会, 12/28/1778. 绿色花岗岩柱子-40尺高, 直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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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师-大法师威廉博, 乔治华盛顿, 副宗师约翰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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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大护法约翰霍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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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浮生| <wbr>新一代武林盟主山姆大叔的百年大计纪念大厅右侧巨幅油画-乔治华盛顿为首都奠基, 9/18/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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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将军身着美军军官制服, 手持银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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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砖共济会白宫石料

1792年乔治华盛顿总统批准了白宫选址并亲自选择了詹姆斯奥本的设计, 10/13/1792举行了简单的民事和共济会破土仪式, 但是不久即发现年轻国家缺乏高级石匠. 历经欧美筛选, 经纪人乔治沃克远赴苏格兰爱丁堡帮工泥瓦匠第8分会, 聘请了至少8名能工巧匠, 白宫墙体遂得以在1798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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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也是共济会建造的】

150年以后(1949)白宫重大翻新工程, 全部建筑只有正面和原始基石未动 杜鲁门总统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石料上刻着一个工匠的标志, 意识到基石出自苏格兰石匠之手. 随即将10多块石头送至哥伦比亚特区石匠分会。

 1952年杜鲁门赠予每个分会一块石料, 并将数打送至石匠全国总会及州县组织. 这里展示的45块石头是总统送出后首次相聚, 一起展示的还有苏格兰第8分会的相应手册和石匠个人标记谱, 及1794年为修建白宫而来的移民石匠名册。


【20世纪初美国曾经发生反共济会事件】

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引发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

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曾经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但是后来他背叛了共济会,扬言要公开共济会的秘密,18261111日摩根神秘失踪。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了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杰克逊总统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他们建立了反共济会党,并在18281832年推选了总统候选人。但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摩根事件之后,共济会在美国陷入了沉寂期,直到50年代后期才开始重振。



 

“共济会”是一种高尚人类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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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资料】“共济会”是一种高尚人类的生活方式                     

作者:共济会员

 罗伯特·库珀《共济会密码》一书综述    

共济会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团体,这个团体因其成员的特殊性(例如有众多石匠或建筑师,有美国总统、英国国王、加拿大首相、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有拿破仑的将军,有歌德这样的文学巨匠,有享誉世界的音乐家莫扎特,更有受纳粹迫害的许多犹太人等),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的秘密性,团体形象(或语言、价值)符号、接收会员程式等的神秘性等,而引人注目,乃至警觉,近年更被中国某些新左派渲染成可怕的阴谋团体、敌对势力、颠覆机构。    

共济会到底是个什么团体或机构?苏格兰共济会总会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馆长罗伯特·库珀的《共济会密码》一书(俞凤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以一个资深会员的亲历和所占有的大量资料史实写成,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关于共济会的起源    由于:

1、历史记载的短缺与模糊,

2、共济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分散的、群龙无首的组织(只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地区性总会,没有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或最高领袖),

3、遍布世界各地的总会对共济会起源的解释差异。所以,关于共济会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    

(一)“圣殿骑士团”说    21世纪初的主流说法认为,近代共济会起源于1118年创建的中世纪兄弟会,即“基督与所罗门圣殿贫苦骑士团”,亦称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总部最早设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当时法国拥有最多的圣殿骑士,因而也被看作圣殿骑士团的起源国。那时的圣殿骑士实际上是同非基督徒作战的修道战士,圣地十字军的主力。1306年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声称圣殿骑士团从事“异端邪恶行为”,他与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合谋逮捕圣殿骑士,得到风声的圣殿骑士乘船经大西洋的拉罗谢尔港逃往苏格兰西海岸。由逃亡圣殿骑士组成的奇兵在苏格兰对抗英格兰的班诺克本战役中协助苏格兰军打败了英格兰军。然而,维护了国家独立的苏格兰并不敢得罪教皇,国王罗伯特·布鲁斯为了掩人耳目,创立共济会,将圣殿骑士混入石工群体,从而向教皇保证苏格兰境内没有圣殿骑士。    这个说法,曾受到本书作者罗伯特·库珀的怀疑,但后来当他成为共济会会员后却承认:这段“秘密历史是存在的。”    

(二)“所罗门圣殿的石匠”说    

这是迄今为止在共济会起源问题上“被最广泛接受并具有历史可信性的理论。它认为共济会源自中世纪时期的石匠,特别是苏格兰的石匠。”    第一代石匠以“直接来自耶和华的智慧”建造了所罗门圣殿,这种神秘智慧就是用石头建造世界上最令人敬畏殿堂的智慧——神的几何学智慧。这种神秘智慧的传承需要一种严密的内部仪式,石工会所(实际上是木工石匠会所)于是应运而生。

石工会所当初是专供行业内部人员传授秘密技术与知识、集会、休息、娱乐的场所。会所不是一般的同业公会,它在苏格兰最早产生于不受贵族封建统治、管辖的“自治镇”(由国王“直辖”),是工匠与镇自治机构“城镇理事会”之间联系的“纽带”,后来发展成一个秘密的组织。    

其他重要的起源说,还有源自亚特兰蒂斯先人智慧的“地下流派”说,认为石匠所承继的先人智慧经古埃及传到所罗门圣殿,最后这一说法也通往苏格兰。    

因而,共济会起源于苏格兰的石工会所的说法,得到了大多数关联人士的认同。    

二、最早的近代共济会    

158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任命威廉·肖为宫廷工匠,作为国王任命的“公务员”,威廉·肖负责指导、监督所有宫殿、城堡、狩猎场以及其他一切皇室建筑的建造、维修,因而所有在王室建设、维修项目中工作的石匠都必须听命于他,肖实际上已然类似于今天的“建设部部长”兼有官方背景的“建筑工会主席”。    

拥有全国石工会所总管权力的宫廷工匠因而向所有石工会所发布被称作“第一道与第二道法令”的文告。    

“第一道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1、传承以“真诚相待、和睦共处”为核心理念的先人优良传统以及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2、规范石匠群体内部关系;

3、行业管理制度与纪律;

4、石工会所的组织纪律与制度;

5、相应的纠错机制与罚则。    

“第二道法令”都是关于石工会所组织与管理的:

1、命名“领袖会所:苏格兰首都的爱丁堡会所为第一领袖会所,基尔温宁会所为第二会所,斯特灵郡会所为第三领袖会所;

2、会所的选举与议事规则;

3、针对基尔温宁第二领袖会所提出“心怀忠诚,追求真理”的价值观与职业道德,会员的行为操守和纪律,专业技术与知识的考核办法,相关罚则,等等。    

威廉·肖希望通过贯彻实施法令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首的全国性组织,并尝试选拔他的接班人。事实上,他的两道法令也“将石工会所原有那些零散随意的传统、知识与仪式及秘传知识系统规范化”,“开创了一条最终走向近代共济会的道路。”

威廉·肖死后,石工会所群体失去了“中央领导”,这个群体也曾试图推举出威廉·肖这样的“领导核心”,但都没有结果。随着石工会所向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维系世界各地后来的共济会群体的“凝聚物”基本上还是威廉·肖的法令所梳理或确定的理念、价值观、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因此,在共济会的发源地苏格兰,各总会都将威廉·肖视为近代共济会之父。    

三、近现代共济会的组织形态与机构    

近现代共济会有基层会所与地区总会两个层级,地区总会除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撤出)等少数地区之外,遍布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台湾和港澳地区)。地区总会之上没有更高层的层级或“领导机构”、领导人,因而共济会是一个只在基本理念、价值观、制度框架、运行机制、语言符号等方面、层面大体“统一”的松散型世界性组织。    

(一)共济会会员    共济会会员有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入学门徒、石匠副手、资深石匠。在中世纪的石工会所时代,只有入门学徒、石匠副手两个成员等级,资深石匠这个等级是在石工会所演化为近代共济会后的18世纪2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的。    

会员不限于石匠行业,这是石工会所时期扩大组织的需要,它作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了。因此,三个等级的会员含石匠与非石匠(主要是贵族、商人、牧师、各行业的技术人员等),后者称“自由石匠”。会所内部石匠与“自由石匠”的“精神纽带”是“脑中的所罗门圣殿”,即基本理念、道德与价值观。    

会员等级的确定或提升,主要看对共济会理念、道德与价值观的理解、觉悟的水平、深度,而会员具备某种标准的依据就是考核。考核方式、程序、内容是规范的,依据300多年前的“共济会仪式书”规定的等级与相应的提问进行,问题与答案固定不变。考核的过程,也是不同等级的会员反复接受共济会传统教育或再教育的过程,因而也被视为提高觉悟与素质的过程。会员通过哪一级的“考核评审”便被授予相应的等级。但是在资深石匠这个等级出现之后,资深石匠才是正式会员,才拥有选举权和穿上这个等级的围裙等特权,可参与会所所有活动。这意味着前两个等级的会员还在“预备期”,会员权利要受一定的限制。    

(二)共济会会所    

会所的“领导班子”由3人组成:所长、高级主管、初级主管。在组织内部,会员在所长和两位主管的指导下表达个人意愿、做出相关的个人决定。共济会会所活动时的座次,也按所长、高初级主管以及三个会员等级排序。    

会所须经地区总会认可,才能“合法”。    

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共济会会所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并受当地历史、文化的影响,因而在组织理念、价值观、符号、会员构成等方面都有所差异,因而并非铁板一块。例如:共济会虽不歧视女性却有不收女会员的规定(沿袭早年石匠中无女性,会所无从吸收的传统),但实际上有的会所吸收女性,甚至还有女性会所。    

(三)地区总会    

地区总会是一个类似“总部”的“非典型”领导机关,它主要起联络中心的作用,同时对自发成立的基层会所具有“承认”或“授权成立”的“权力”,以满足基层会所正规、“合法”的愿望。此外,总会对基层会所无其他约束力。   

 四、共济会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    

共济会是一个超越宗教信仰、超越阶级、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兄弟会”,成员中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信徒,有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所以“没有任何教条教义”。共济会的基本理念、道德与价值观大多融合在神秘的仪式、活动、符号、语境中,因而只可意会,很少以明文教条言传。这里所说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都是从仪式、活动、符号、语境中抽象、概括出来的。    

共济会的基本理念是:平等、公正、光明、诚实、真实、完美;基本价值观是:正直、荣誉、忠诚、信任。    

共济会的视野是全人类,是普世的:“人类的本质是相同的,他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抱负”,“也会共享同样的命运”。

共济会激励会员“诚实、做真实的自我”,“鼓励新成员学习7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了全人类的进步而完善自我。”    

共济会的目光是终极性的、超越性的:“我们希望通过方正的行为、平稳的步伐与正直的意愿到达永恒守则的更高境界,那是众神的起始之地。” 共济会的著名符号“全视之眼”、“普视之眼”画的是一只浓眉之下的眼睛,与上帝同义,但是,这个上帝是非基督教语境的“宇宙的大建筑师”,他更接近于爱因斯坦、霍金们的“宇宙设计者”或“终极设计者”,他的目光是终极性、超越性的,是穿透一切的,并且严厉而温暖。    

“共济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美国共济会的一个定义是:“共济会旨在助人改邪归正,促人日臻完美。”例如:资深石匠候选人在考评仪式中要扮演被“杀死”、“送往墓地”的情景,它是一种启迪人思考生命、激发能量的死亡教育,“启示正式会员坚持对荣誉、信任、忠诚的信念,重新审视、评估自己生命的价值。”这种仪式的效果,很像我们站在被祭奠的亲朋好友的遗体前,常常受到的那种冲刷世俗观念、净化心灵的震撼性教育,只是亲自“被死亡”所受到的心灵冲击力更强、更深。    

五、共济会的秘密性、神秘性解构    共济会是一个低调的秘密组织。秘密,主要是指会员对组织的情况和自己的身份保密。保密本身也带来神秘性,同时,共济会特定的古老仪式、语言、符号也增添了神秘性。秘密性增强神秘性,神秘性保护秘密性。秘密性与神秘性是纠缠在一起的。    共济会之所以是一种秘密组织,主要原因:

1、古代(中世纪)的很多组织都是秘密组织,组织的秘密性是一种传统;

2、保密是为了防止中世纪专制权力可能的迫害;

3、行业秘密的技术、知识需要保守秘密;

4、中世纪的木工、石匠大多是文盲,无法用文字传承理念、道德、价值观,以及行业认为需要保密的技术和知识,只能使用特定的仪式、符号或特定语言。而这些“专业”或行业特定的符号、语言,对社会而言客观上是一种“密码”;

5、秘密性与神秘性也可为组织或团体增添魅力、吸引力。    

共济会在现代也正在走向开放,也希望世界能了解共济会。有许多共济会所是对外完全开放的,可以任由游客参观。    

六、共济会的主要仪式、符号,重要标志    

(一)共济会的主要仪式:即吸收新会员或考核、评定会员等级的仪式,这也是共济会最重要的仪式。仪式以问答的方式进行,问题与答案都是规范的、“标准化”的。此外,共济会还有宣誓仪式、议事仪式(程式)等。上述仪式的具体条文、内容均与《1598年威廉·肖之法令》、《1599年威廉·肖之法令》、《共济会仪式书:爱丁堡登记处手稿》基本一致。    

(二)共济会的主要符号:共济会的符号是一个以石匠的工具、仪器例如:圆规、垂规、水平尺、等边直角尺、木锤、凿子、粉线、铅笔等为主要具象,并包括太阳、月亮、星星、骷髅头骨、人眼、所罗门圣殿门厅等形象的复杂系统。    圆规,是最重要的神秘符号之一,代表会员的精神需求,“指引着人们将注意力投向共济会的三大品质——美德、道德、兄弟之爱。    直角尺,要求会员按照共济会的道德观念规范自己言行,并不断像在工作中重复使用直角尺一样不断自省。   

 垂规,以保持竖直方向笔直的原意,要求会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正直。    

凿子,启迪会员孜孜不倦地努力,启迪思想、涵养美德、净化灵魂。    

铅笔,提醒会员:我们只是宇宙伟大的终极建筑师“设计“的一个部分,因此形成任何决定、采取任何行动都要警醒,谨慎、谦恭。    粉线,要求会员对众人都要襟怀坦白、直率。    共济会符号既有思辨型会员指出的基本寓意,也有会员个人理解与想象的积淀。    

(三)共济会的重要标志:

围裙是共济会会员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早年,共济会会员的围裙与先辈的一样,是又长又重的皮质裙,从脖子遮到脚踝;现在的是方形,亚麻材料,尺寸对实用性而言明显太小,因而主要起象征性的标志作用,一般在入会仪式上授予。围裙分三个等级,入门学徒是白色的,石匠副手的在左右两个角落各加1朵玫瑰,资深石匠的在前襟增加一朵玫瑰。

有的会所为体现会员彼此平等,都穿同样的白围裙。围裙上还有职务标识:   

 秘书,前襟上有两支交叉的羽毛笔。    初级主管,前襟上有一个垂规。    

高级主管,前襟上有一把水平尺。    

所长,前襟上有一把尖顶朝上的直角尺。    

共济会其他标志还有由直立30度圆规与尖顶朝下的直角尺组合的胸饰、领饰或勋章。这些标志若佩戴齐全,有点像古怪的军人。   

 七、综述者的思考:

共济会是一种较高尚的生活方式    

共济会是一个渊源可以深入到古老的石工会所的神秘组织,在它的历史源头,站着的竟是一群一个大字不识、衣衫很有些褴褛的石匠!就是这样一个几近“土得直掉渣”的“群众性团体”却吸引了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15位美国总统,世界诗坛巨子歌德、“自由女神像”的作者法国雕刻家兼设计师弗莱德里克·巴托尔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等4位英国国王、加拿大第12任首相怀康特·贝内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纳斯、“阿波罗”登月的宇航员埃德温·奥尔德林、美国商业巨头沃尔特·克莱斯勒、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奥地利传奇音乐家莫扎特、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的发明者英国人瓦特,以及一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发明家,一批英美将军、元帅,一批世界著名企业家等等。鉴于共济会组织的秘密性及其会员的低调,这个精英群体实际上更为庞大。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     

从亚欧(亚洲指中东的耶路撒冷)发源的石工会所到欧洲(苏格兰)近代共济会的发展、演变,我看到的是这样一条清晰的价值链传承:人类的普世价值!平等、公正、光明、诚实、真实、完美,正直、荣誉、忠诚、信任、勤俭、劳动……这些闪耀着质朴光芒的普适性因子在石工会所-共济会的历史进程中绵延不绝,在终极性、超越性的激励‘引导下不断增容、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到了英伦、北美,更汇入了自由、民主、共和(在北美“共和”超出原意而等同于民主宪政体制)的因素成为浩荡的现代性大流。因此,《共济会密码》的作者罗伯特·库珀写道:“约翰·洛克主张的自由主义成为另一个主流思想”,“任何政府都需要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政府必须保证公民‘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这些思想与共济会有共同之处”。“共济会会员开始把共济会看作是一个共和机构。”    

“共济会(及其前身石工会所——综述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罗伯特·库珀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荡漾着普世价值激情的生活方式,它规范着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它引导人为人类而工作、而奋斗,它更使平淡的日常生活富于意义。

这才是共济会的魅力所在。    当然,共济会坚信、坚持的普世价值,客观上对无视、否定普世价值的势力还是具有颠覆性的,但是这种颠覆性是观念形态层面的,与组织设计的层面无关。


 

儒家学术坏于朱熹的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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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术坏于朱熹的伪学

朱熹“伪学”之称,是他自己招认定谳的。

公元1195年,南宋朝臣刘德秀上书,抨击朱熹宣传的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则市侩所不为”的“伪学。”

次年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书皇帝,抨击朱熹传播伪儒学而徒众众多,“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包括:“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说朱熹曾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朱熹家中的儿媳则在丈夫死后还怀上了朱熹的孕.“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多人被其判徒刑。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私分门徒而不予百姓。侵占民人产业以兴私宅,人诉官则诬陷罪名治人以罪。其开学授徒,专收富家子弟,以多取费(束修)。”平素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得钱多万。” 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只是用来欺骗世人。他说是一样,行为又是一样,“是当世恶蠹,大奸大憝!”

最后,主张将朱熹斩首,以绝“朱学”。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

(《宋史》卷三十七:“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

有人为朱熹辩护,称这些罪状​都是政敌的攻击。

宋宁宗即位后,六十五岁的朱熹经宰相赵汝愚推荐,出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他既当皇帝顾问,又任皇帝老师,如此贴近皇帝的人,若攻击者没有事实,没有确凿证据,谁敢诬陷?谁能诬陷?而且朱门弟子遍天下。如果没有这些事,朱熹很容易反驳,并进而对其它罪名予以否认,但朱熹并没有否认。

一个以道学扬名的人,一个特别注重气节的人——朱熹一句自辩的话都没有,上表认罪说“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数条,并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

宋宁宗下旨调查,朱熹落职。朱熹门徒蔡元定也送道州监管。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朱熹门徒弟子,纷纷弃之离去。

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去世。

理宗即位后,朱熹被平反。更颁诏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把朱熹列入孔庙从礼,并把他的《四书集注》列入学官。元朝皇庆二年(1313 年)复科举, 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

此后朱子学正式成为元明清 三代官学。

朱熹的道学,主旨以三纲五常为纲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人性)。朱熹提倡一种奴才之学。

后来明初朱元璋感觉有用,予以大力提倡,以四书作为考试进学的基本教科书。

清代满族入关后,更大力吹捧朱熹,封为圣人,朱熹之道学遂风靡天下。


 

佛教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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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第集与迦、 难之争

作者:中国科院太研究所 苏军

【提要】

次结集是印佛教上的件大事 其意首次将佛陀所诵出来 并按加以排整理 而初佛教经典体系教思想的根源泉

教史的一般说法 次结集是由陀的名弟摩呵迦成的 他最初 的 目的正如集的意所指明的那是为使佛陀教法常存于世 为后世徒修学。 种说有什问题。 但是要稍加注意就会现 照佛教史料记载一 次 结 集 时 的 佛 教 历 史 绝 非 如 上 述 那 么 简 单 它 实 际 上还 暗 含 了 一 次 佛 教 教 团 的 内 部 斗 。

集是与教团的内争执同时进行的。 次争执的主物是佛陀的两个弟是迦叶 结集的发人 另一个阿难 佛陀的堂、 。 在需提问的是次争执的性质 是什么? 它对早期佛教的发展是产生过响?如有影响 影响究竟如何?

这些题 我们有必先来清理下有关史材料。 

在第 次结集进行之前准备动中显地受到以迦叶为首的众批评。 

?此事史谈及者《 阿 育 王 经 、 《 阿 育 主 传 、 《 大 智 度 论 、 《 法 苑 珠 林 、 《 摩珂 僧 祇 律 、 《 经 律 异 相 、 《 佛 祖 记 、 《 释 氏 稽 古 略 》 等 等 皆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记 述 。 另 外 中 国 的 译 经 家 还 曾 以 此 为 独 立 题 材 进行 翻 译 上 东 汉 下 迄 两 晋 持 续 不 绝 

?述材料有同的特点即都是将迦叶与阿难的是第结集的并发事件而同时 加 以 记 述 。 而 上 述 材 料 源 干 佛 教 上 座 部 和 大 众 部 两 大 系 统 摩 珂僧

祇 律 》 属 大 众 部 ,《迦叶经 。 

?教前后内部对第次结集时生的基本看法 就是都承认迦叶与阿难在一次结集时存在着一场 之争场争论的性质么 佛教典籍是迦叶为帮助阿罗汉果所作便。 

?实情是否如此呢?恐怕不然。 

?我们知道佛陀去世前后 许多长佛陀的德高重的 弟子都已先后谢世耳相的佛教法事业无是一场巨大的危。 佛教历强调“ 正 法 ” 也 就 是 佛 陀 本 人 的 原 始 教 法 这 样 的 教 法 无 疑 更 多 地 保存 在 他 的 大 弟 子 们 的 心 中。 随 陀及主要 谢世 “ 正法 顺利地保持下来 佛教的重题 。 正 是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迩迦叶 组 织 比 丘 放在王 城 集 会 。

?正 式 开 始 之 前 , 迦叶却 出 人 意 料 地 对 阿 难 展 开 了批 评 。 按照迦叶的设想 这次集应 由 500人共同完成。 这 500人须是离欲阿罗汉 方学之人不得参加 。 阿难是陀的堂弟兼侍者 服侍佛几十年 闻教法之多显然 应 在 其 他 人 之 上 所 以 他 便 理 所 当然 地 前 来 参 加 集 会 。 然 而 迦叶却 提 出 疑 问 指 责 阿 难 尚 未 离欲 不 是 罗汉 将 阿难逐 出结 的大之 外

按 照 各 种 史 料 的 记 述 阿 难 是 作 力 争 的 。 他 解 释 说 己 伺 奉 佛 陀 未 曾 犯 错 不 该 到驱逐 这一点更是遭到了迦叶的驳斥他列举出阿难于佛陀生死后所犯的种过失计有6“ 六突吉罗罪。 这六大罪是:

?第一规劝佛陀允许女人出家 使佛教正法寿减少500

阿难回答:

一 三世诸佛皆 有 四 部 。

?其 二 ,所 度 之 女 诃 波 者提 是 佛 的 姨 母 兼 养 育 人 亲 情 深 重 

逛 叶 反 驳 认 为 三世 诸 佛 皆 有 四 部 是 因 为 过 去 世 人 心 无 暇 秽 非 今 之 世 人 可 比 而 阿 难 心 有 情 则 不 应 是 出 家沙所为。 因此阿难

第 二佛教认为具有“ 四神足力的人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寿命长达一劫。 佛陀显然 具 备 这 种 能 力 但 当 他临 近 涅槃之 际 阿 难 没 有 劝 佛 留 住 寿 命 致 使 佛 法 早 失 佑 护 

阿 难 辩 解说他 当所惑 不 知祈请。 迦叶为 不知降反从教 的又一过错 

?第三 阿 难 曾以 脚 践 踏 佛 陀 的 金 缕 新 衣 。 

?阿 难 回 答 时 有 风吹 过 金 缕 新衣 有 被 吹 走 的危 险 故 以 脚 踏 住 不恭 敬 。 迎迦叶 反 驳 说 即 使 被 风 吹 走 自有 天 神 为 佛 取 回 

?第四佛陀灭之际,渴索水 阿难不与。 

?阿难回有五百涉河 河水污浊不净 ,

迩叶反驳说即使水浊佛陀 自有力令之清净

?第五佛陀临灭之际,曾说有些小的戒条可以舍弃 而 阿这些小戒所包括的具

致 使 教 团 出 现 意 见 分分歧 。 

?阿 难 回 答 当 时 心 中伤 痛 思 虑 混 乱 故 忘 记 请 问 

?第六佛陀灭后阿难曾将佛陀的“ 阴马藏示于女人

阿难回这是为使女人厌以求世转为

关 于 阿 难 的 罪 过 各 种 文 献 说 法 不 一 。  逝 叶 洁 经 》 则 列 有 9条 之 多 ,另 加三 条 :

?1、阿 难 对 佛 陀 发 怨 恨 之 言

将 佛 陀 的 紫 磨 金 身 示 于 女 人

3以 不 净 身 参 加 此 次结 集 大 会 。 

?上 述 经 典 尽 管 所 记 详 略 不 同 但 无 一 例 外 地 都 记 述 了 迎 迦叶对 阿 难 作 出的 激 烈 批 评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对迦叶所作批评的回本上乎情理的 而迦叶指责与反驳则近神话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从经的内来看 获得人们 的 同 情 和 理 解 当 他 环 顾 四 座 希 望 在 四 周 的 比 丘 得 到 支 持 时 居 然 没 有 一 人 起 来 为 之 辩 护 无奈的阿难只好退 出了结集的大之外

说当天夜里 整身修禅又得彼抵支子比丘解指点终于得 神 通 成 就 了 阿 罗 汉 果 从 而 新 回 到 了 参 加 结 集 的 五 百 比 丘 之 中 

阿 难 重 入 大 会 后 向 迦叶示 , 迦叶则向他作释 如此难为 阿难 是因为佛陀嘱托 希 望阿难成道今之所作所为是为的权宜而。 

?佛教文献的记述来一 次 结 集 的 气 氛 至 此 才 由紧张 而 平 和 渐 至 融 洽 , 迦叶 与 阿 难 恢 复 了 友 谊 遂 在迦叶的 主 持 下 ,由阿难诵出经阿那一次结顺利完成

?以上是佛典籍关干次结集所作的这种说法 , 迦叶那场舌是出 佛意教化是真的是非争。 们应该持怀疑的。 因为 种迹象表可能是一场关于团权争暗

实际关于这场争斗性质佛经经暗示。 如 《迦叶诘中提桥恒钵当迦叶“ 结集时他最初就是教内部能出现了纷。 

?经文记载 “ 贤者桥恒钵闻不那时心那言 仁者不那 僧得无斗变 争讼之事 说 恶人得无合变争讼于世间得闻正法 ?也提到了其它可能如非道侵扰等但当他得知佛陀已灭消息便加确认团内了一“ 斗争讼。 

?为什会出权力之争呢 佛教典籍显然但细心思却可 探出这一事件的。 实际它与初期佛教教团的构建有关

初期佛教团实以佛陀言教 法 础建立较松宗教联个组严密教会

随着佛教的发展 多由佛陀的弟子率领的传教团体 实际也 教团的性质具有相当的 自由权传教过中所遇到的实问题严重到它们不能 自己解于佛以求决断

就是佛教初 发 展 过 程 中 教 团 不 止 有 释 迦 牟 尼 本 人 那一 个 而 是 有 许 多个 。 这 样 一 来 教 团 中究 竟 以 便成了一个实。 应该承认是反威的 他不主张个以他多次丘应依法而不应该阪依某个人 也就是教团法为权威 而不某个为权威。 而 佛陀再如此调 他的伟大性格却使得他在教团树立 了无上威 的 地 位 所 以 当 佛 陀 在 世 时 其 弟 子 们 的 心 目 无 是 将 佛 陀 当 成 了 最 高 首 领 。 这 种 倩 况 随着佛陀的去世而发生变化象征义上的最高首领地位出现空缺。 

?空缺是否播要填补呢 ?在佛陀的 们看来理所 。 以 便在佛陀临灭之际请示 佛陀灭后底要皈依。 陀的是那句老话 要皈依。 这一虽说是佛陀为佛教大却未能解决弟子待知道教团归属问题而这正是后来迦叶与阿难之争·因所在这就是说他们之间争斗实是与最高首领至少是名义上的最高地位有

在初期佛教教团之 中, 迦叶和阿难是大的人物。 先说他是释迩牟尼的堂亲是白饭则是曾与释争夺教、 教团提婆达多 译调达 在佛陀出家 时候思子遂派人请佛陀国相见。 “ 见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诸根寂定如星晃如金山天帝王四王所。 山中露身形 身体。 在佛如黑鸟紫金中不能发德,一切悦。 便救国豪族释 正妹殊异选五百人出为沙如 凤凰在须弥山亦如。 ” 

?这是人出家的。 在这时阿难僧团中的一 员。 因为他是陀的堂小 别是与佛陀以得到佛陀的指 定 为 佛 陀 的 贴 身 侍 者 。 此 之 后 直 到 佛 陀去世 阿 难 长 年 追 随 佛 陀 前 后 几 达 40年 之 久 

一种殊的位极成了阿的一种心理成即他 教团“ 一人之 下 万 人 之 上 ” 是 佛 教 组 织 的 二 号 人 物 。 他 的 这 种 心 理 成 见 随 着 岁 月 的 流 逝 而 日 见 加 强 ,直到佛陀去世 便理成地承揽了教团的领导事务

这一点可以从 游行经 的文记 载 中看 出 。 在 当 时 处 理 佛 陀 后 事 的 活 动 中 教 团 中 的 主 要 决 策 者 就 是 阿 难 虽 然 阿 那 律 也 扮 了 重 要 角色 但 他 的 作 用 实 际 上 是 提 醒 、 提 示 阿 难 为 阿 难 提 供 帮 助 。 因 此 通 过 处 理 佛 陀 后 事 的 活 动 阿 难 已 俨 然 成 为 教 团 组 织 的 最 高 首 领 尽 管 没 有 明 确 指 定 

从 游行经 的记载 还可看出另外一点 即阿难办丧事并没有将佛陀去世的消息告诉每一个佛的弟子这一点从 《迦叶诘经 也得到证明。 们知道初期佛教教团具有许多传教中心如果将释迦牟尼的教团“ 中心教团的话则显然还存另外一些外围教团,这些外围教团对初佛教域上的传播了重要作用许它们在教团人活 跃程度等方面已有超越“ 心教团成为一股庞法力量。 

?然而初期佛教教团 间的关系非常松散的 教团教团之间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联系绝大况下个 教 团 部 是 在 独 立 地 处 理 着 教 团 内 部 的 教 务 。 出 于 这 样 一 种 实情 阿 难 可 能 把 办 佛 后 事 当 成 “ 心教团自己的事故而未外围教团。 这种作法显然引起“ 的不满。迦叶外围教团领袖从 可以看出当他在途听到佛陀后时 对阿难的作法出了明的批评。 

?所以 , 迦叶阿难的争实际上在第一次结集进行之前就争斗质上是教团最高地位之同时也伴随“ 中心教团外围教团地位升降的。 

?初期教尽有多个传教的教团组织但当陀在世之显然“ 中心教是全部佛教组 织的中枢。 佛陀去阿难理所当佛陀的位成为“ 中心教团。 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 中心教团仍然作为全佛教组织的中枢而存在那么阿难显然成了个佛 教的最权威。 从佛教文献的记载来看以阿的个人声望显然不足以 当此大任, 迦叶 等则更是对的道德颇有微。 这一都势必场权力争夺种争夺终在 第一次结集时激烈展开

次结集在迦叶倡导召开的。 阿难疑是经典结集最合适的选之

一 十年迫随佛陀 ,了解比 任 何 比 丘 都 多的 佛 陀 言 教 ,佛陀到之处 难伴随 ,所 以 理 应 成 为 经 典 结 集 的 主 角 

据 我 们 的 分 析 , 迦叶最初算极有能是想将难排斥结集外 。 需提提桥恒钵。 据 《迦叶诘经 记 载 当 迦叶组 织 结 集 的 最 初 时 刻 包 括 阿 难 在 内 已 足 五 百 比 丘 之 数 。 此 时 , 迦叶 命 令 以天眼观看看是否还阿罗汉未来结果看到 了尸利天宫年长。 迦叶遂派不那比丘前去邀请但桥恒钵罗汉听说佛已灭发了一通担心亦涅槃去。 

?此后迦叶手结工作对阿了诘难。 初读经文这段文使添足 的感乎游离于结集的主题之。 但若细心寻它的义便可。 际上它所涉及的 仍是参加丘人选问题暗示着难原本是迦叶心 。 如果桥恒钵接受邀 请 阿 难 是 否 还 能 成 为 结 集 的 五 百 罗 汉 之 一 呢 恐 未 必 然 。 因 为 , 迦叶结 集 的 另 一 个 目的 ,怕就是要机削弱阿“ 中心个佛教组织影响

然 而 由于 各 种原 因 , 迦叶的 最打 并 未取 成 功 阿难 仍然 为 表 之 一 前来赴 会 了。 到 了此时 , 迦叶打出另一牌 挑起争议 举抛出阿大罪状 终于阿难逐 出了 五 百 罗 汉 之 列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这 次 结 集 的 五 百 罗 汉 迩迦叶 一 派 的 人 占 了 明 显 的 优 势 所 以 ,难在之 中基本没有得到支持。 

?或许难等绝大选都是迦叶一手选。 总而言之 这一次权力纷以迦叶人的彻底利而终 阿难逐整个教团的影响力代之而起的是迦叶

纷争结但结的主要任未完是经典的汇集。 到了此, 迦叶人便不能 不 虑 阿 难 的 实 际 作 用 至 少 没 有 阿 难 的 结 集 只 能 说 是 一 次 并 不 完 整 的 结 集 。 于 这 种 非际的原因五百罗汉之。 的阿难已不往 的光彩 只 不过是迦叶个结集具罢

那 么 这 次 纷 争 对 教 的 发 展 是 否 产 生 过 影 响 呢 我 们 认 为 影 响 是 明 显 的 而 且 是 多 方 面

首 先 使 佛 教 在 佛 陀 灭 后 一 百 余 年 的 时 间 内保 持 了 基 本 统 一 的 稳 定 格 局 真 正 建 立 起 了 一以佛法为最权威的思想识 教内个教团的关系正的平等。 

?佛陀的时 候 他一对个人的权威 主张平等个人的权始终存在是权威的代 表。 正的平显然也没有建立起来 佛陀 自己导的教显然在地位上要比它教团高出在整个佛教织 中有种领袖群伦

去世之难在佛陀原来的教团成 为 第 一 人 允许这一教团保持社会便于说陀原来的权威要转移到阿难的身上。 这是迦叶人所不能许的可以许佛陀的却不能他任何 人的权威存陀的兄弟兼伺者。 而他们阿难所做的批评和好使阿难正建 立 的 权 威 地 位 一 跌 千 丈 不 存 在 使 佛 教 组 织 的 个 人 权 威 宜 告 终 结 。 

?与 此 同 时 佛 陀 言教 的 结 集 则 在 个 人 的 权 威 之 外 树 立 了 法 的 权 威 每 个 人 都 可 以 在 经 律 之 寻 找 自 己 的 行 为 准 则和 思 想 标 准 。 因 此 随 着 个 人 权 威 的 终 结 和 法 的 权 威 的 建 立 佛 教 组 织 开 始 形 成 了 真 正 的 平 等达成 了空前规模的团结而这点即使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也完成。 

?不 成 的 事 业 在 他 死 后 反 而 完 成 呢 那 是 因 为 佛 陀 生 前 教 团的 团 结 主 要 是 通 过 佛 陀 个 人 的 权 威 来成 他去世之一次结集以及之同展开的、 , 对部的统一该说重大的贡献。 这种统一的得来是以阿难向为代的 也就是通过斗争有的特殊地位生前所“ 中心教 团 同 样 也 丧 失 了 原 来 具 有 的 特 殊 地 位 。 这 样 一 来 造 成 遨迦叶 、 阿 难 两 派 对 立 的 客 观 形 势 已 不存在 佛教教团才可能“ 法不依人 真正的平关系上达成统

然而 统一是暂时时的。 教常说的一弘法、 弘人。 次结集及迩叶与阿虽然使得立即要分裂的佛团统但由于人权威的丧失和法威的建 立 对法的解释也必然个人的事情具有解释佛法可以根理 解作出适当的诊解为百余年后教的大种下了远因

 因为自那后整个佛教教团中没有一个大家公的权威人物对佛法作权威的释 所以 到 了佛教二次结集时了 东西两大教团激烈对抗的局面

 说明第一次结集以及叶与阿的斗争对佛教教团 统的影响至少是两方面的一是使当时的矛盾得和 免了佛教教团陀灭后立裂的危险 二是在教的组织形式上教后的根本分裂埋下了

其 次 , 迦叶 与 阿 难 的 斗 争 使 得 初 期 佛 教 教 团 家 族 的 影 响 大 大 减 弱 。 众 所 周 知 佛 陀 成 道之 初 的 传 法 对 法 基本 上 都 是 外 姓 人 但 在 成 道 的 第 六 年 他 返 回 迎 毗 罗 卫 从 释释迦牟尼 族 人 中选 五百名弟子。 五百虚数 实际人没这么多。 

但从 《释迦谱 佛教的记载 来 看 , 释迦族 人 在 僧 团 中的 人 数 比 例 显 然 不 小 而 且 像 提 婆 达 多 、 阿 难 、 阿 那 律 、 尤 婆 离 、 一些释迦族弟显然在佛教教团中发了重要作用 影响。 

显然释族妇女设立的。 这些初期佛教明显有家宗教人的“ 心教团之内构成的主要份大概基本是释族弟,。像迦叶等著名的外姓弟则基本上在此之外重组建了 自教团。 佛教的传。 问题在于释族 弟的教团与外姓教团之是有矛。 以阿释族子弟显然已将 自己 看作是整个佛教组织的中心佛教教的 自身建设又了不利的影响。 迦叶之争 以阿失败而告终 就使与外姓教团站在了平位上使释迦族人失去在 教团织 影响力与控制初期佛教中家族特色由此而

次 , 迦叶与阿之争开始了神化佛陀的思想倾向。 

照一法 初期佛教是将当作一个历史物来待的 认为他是人不是神佛法理的有到佛教 时中的大众部才开主张佛陀寿无边、 威力无才开始了佛陀。 

而这法是问题的。 我们知道按照乘佛教的看佛是不可学的的最位是阿罗 汉 果 不 是 佛 果 。 

如 果 佛 陀 只 是 一 个 历 史 人物 只 是佛 法 真 理 发 现 那 么 佛 的 弟 子 悟 道之后就应与佛全相同而不应佛与阿罗汉的区。 反证化佛陀向看后代教思想发展的结果不可。 

实际情况是 去世之际甚之前的 倾 向 就 已 开 始 在 教 团 组 织 展 开 其 始 作 俑 者 即 是 迦叶 等 具 有 婆 罗 门 教 思 想 传 统 的 人 物 。 于他们原来信奉婆罗教 具有神化佛陀的文化沉淀。 由于他要同阿难人斗

个极力抬佛陀格的要 以求达到压制阿的 目的。 

顾迦叶难斗过程们就以清楚, 迦叶批评与责难 其实全部是佛陀为神这一先决条件为基础的 。 如 果 将 佛 理 解 为 人 , 迦叶 的 一 切 指 就 成 了 无 理 取 闹 。 而 当 时 的 情 况 却 是 , 迦叶所 有 那近乎的证据 得到 了在座比丘的可 

 已不再人而因 此 从 第 一 次 结 集 时 迦叶 与 阿 难 的 斗 争 中 可 以看 出 神 化 佛 陀 的 思 想 倾 向 早 已 在 初 期 佛 教 中 展开是后来发展起。 迦叶与阿斗争使种思想倾向正统为整个教 团认的准则。 生 出佛不学 阿罗汉不 同于

, 迦叶斗争 接影第一次结集时佛教经典组织形式。 佛经般 均 有 “ 如 是 我 闻 等 语 句 这 样 的 语 句 出 现 在 佛 经 篇 首 正 是 迦叶 与 阿 难 斗 争 的 表 现 。 

关 于 这沙门所作 新眼疏经偈释 中有了比明确的说法。 

其中记述,将涅槃时,愁恼泥楼豆谓言 :汝是且须裁抑 ,当谒佛所

问后。 阿难言 :“云何事 ?”泥楼曰 佛在世为师佛灭为师?佛在依佛佛灭度后 依谁住? 佛在恶性比丘佛

度 后 如 何 调 伏 ?佛 在 世 时 说 法 度 生 ,。佛 灭 度 后 结 集 法  藏一 切 经 首 当 置何 语 ?“承教一咨。 佛告阿难 :处住丘默而摈 之切经首 当置如是闻,佛在某处与众若干。 

建立意者有三断疑息讼三异邪。 断疑惑=谓如法藏,一 提 佛 重 起 说 法 二 提 他 方 佛 来 三 提 阿 难 成 佛 

阿难升座,一 说 此 言 ,感身

 众起三,疑阿难成佛。”

述文字记述 可以出 阿实想继承陀的地位成为“ 持佛法人 领导全部教团事务。 使在迩叶斗争败后难结集佛典权力仍然受到怀疑其窃义 。 佛经首置“ 是我字 为 了“息讼” 。

明 在经典结集时迦叶仍有防唯恐结集塑自己的形象。 

因此语应是迦叶人要阿难使用的 是迦叶与阿的斗争在经表达形的重要表现



 

[转载]阴阳两面的伪师朱熹---一个虚伪的小人和儒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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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学堂张校长一直说:朱熹很虚伪,儒家的真精神,就是彻底毁在这个人手上。中国文化的腐朽和文明的退化,就来自于这种被刻意打扮后的儒家学说虚伪和两面派的作风:一方面推崇高不可及的道德制高点,一方面又躲在阴暗地躲在背后干另外一套。这种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加可恨,对社会的破坏更大。可惜他又被统治者因为奴化人民的需要捧得很高,至今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目前国内的经典诵读,依然推崇他的版本,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真的需要这种伪善的“君子”吗?今日学堂坚持以道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经典文化研习,与国际思潮接轨,相信这才是中国文化振兴的正道,而不是“儒家”,更不是“朱家的儒家”。本文来源[文史天地],非学堂老师所作,文责自负。我们也不知真假如何,但是从朱熹对于[论语]等经典的刻意歪解和曲解,以符合朱熹对于“道统”的理想这种学术虚伪来说,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仅供大家参考。

 

阴阳两面的伪师朱熹

精品推荐 2010-03-19 08:39:15 阅读1477 评论2 字号:

    阴阳两面的伪师朱熹 - 文史天地 - 《文史天地》

    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属于学术问题。本文之调侃朱熹,相信读者自会见仁见智。

    有打油诗曰:
  长江滚滚诉朱熹,
  阴阳两面愚后人。
  枉法惩情千夫指,
  勾尼为妾怒鬼神。
  朱熹,宋朝人,所编撰的《四书集注》为后科举取士标准,其学说成为帝王巩固其统治的法宝。朱熹,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中进士,在官场上几经沉浮,二次被斥为伪师, 二次逐出朝廷,色胆包天,险被斩首。
  朱熹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还是口是心非的伪师?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历史。
捧打鸳鸯
  宋淳熙7年(1181年),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提举任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前往浙江巡视,来到台州。
  当时,台州有一位奇女,名严蕊,人品高尚,美貌惊人,才华过人,弹琴、下棋、歌舞、绘画无一不精。尤其是写作诗词,丝毫不在当时诸多著名文人之下。许多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只求目睹她的风采,领略她的才艺。
  台州太守唐仲友文雅俊秀,善于诗词,也想见识一下严蕊才艺。春天到了,桃花芬芳,杨柳依依,彩蝶纷飞。唐太守在春意盎然的花园中摆下酒宴,邀请当地文人墨客和严蕊,观赏桃花,插柳闹春,并以“桃柳相依”为题,要各位宾客,写一首诗词。
  唐太守是早有准备,很快挥笔写出:
     清平乐
     红豆酿酒,
    桃柳怎执手?
    仙邀月友伊消愁,
    冷冷清清幽幽。
    借问此去蓬莱,
    青鸟当空飞悠。
    桃叶题尽春秋,
    寒露折尽苦柳。
  唐太守毕竟是进士出身,凌云健笔意纵横,笔墨风骚多寄托,借物用典寓深情,此词刚出,来宾静思一番,后齐拍手叫好。严蕊落落大方走到唐太守身旁,静静默看一会儿,就一边潇洒挥笔,一边轻吟低唱,缓缓写出:
      清平乐
     (和唐仲友)
   临风把酒,
   桃柳可执手。
   邀来云仙与月友,
     春风吹拂牵手。
     借问此去蓬莱,
     青鸟为我导游。
     柳叶流露衷肠,
     桃剑铭刻思愁。
 随着严蕊的墨笔停住,吟唱静止,举座皆惊,齐声喝彩。唐仲友也不由惊讶一番,感叹严蕊果然名不虚传,此词不但意境纵横开阔,奔放恣肆,而且知我心,合我意,乃我知音。唐仲友才思涌发,情难自禁,急步向前,在严蕊词后,奋笔写下:
     笔吐肺腑摇桃柳,
     词如清风见真淳。
     情酣落笔震鸿雁,
     词成笑傲凌台州。
  唐太守笔在动,严蕊心中之情也在涌动,脸上不由地发红起来。来宾看到唐太守与严蕊词中一对一和,和他俩眼色交流,也都心知肚明。大家趁机而说唐太守的琴弹得优美,严蕊的舞跳得绝妙,请唐太守弹琴,严蕊跳舞。唐太守终于遇见了一位真正的知音,当然欣喜答应,就在席间摆上琴,调好弦,内心的激情汹涌,为证实自己判断,并表达自己对严蕊的爱慕之情,他弹出汉代司马相如的《凤求凰》的曲子。严蕊一听曲子,就明白唐太守的心意,在大家催促下,严蕊一边翩翩起舞,一边随着琴声动情地吟唱起来:
 凤啊凤啊飞回故乡,
 飘游四海寻找所爱的凰。
 有位艳丽的女子就在眼前,
 多么希望与他结为一对鸳鸯。
 凤啊凤啊飞遍海角天涯,
 带着所爱的凰永不分离。
 当酒宴散去,已是月上中天。夜风徐徐,虫声唧唧,月影疏淡,唐太守满怀柔情蜜意,对严蕊表达了自己感情。他从桃树上摘下一枝桃花,送给严蕊。严蕊早已敬慕唐仲友太守才华横溢,风流潇洒,也对唐太守表达了爱慕之意。俩人手牵着手,久久地在花园徘徊,相互倾诉心中情感。以后,俩人经常交往,唐太守作曲弹琴,严蕊起舞歌唱,俩人情投意合,立下了海誓山盟。
  朱熹此次一路巡视,一路大肆宣传他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在台州,朱熹对唐太守与严蕊的事极为不满,唐太守与严蕊自由交往,显然是违背朱熹的主张。朱熹指责唐太守和严蕊违反礼教,违背道德,是人欲的膨胀和作乱,禁止他俩交往。
  唐太守和严蕊认为男女之间只要是一片真情,就没有必要把自己严严地关在屋子里。他俩一如既往,弹琴下棋,吟诗作画,享受着爱情的甜美。
  朱熹为此十分恼怒,就一连向朝廷上交了六次奏章,诬告唐仲友太守败坏礼教,不守伦理,行为不检,伤风败俗。朝廷轻信了朱熹的话,撤销了唐仲友台州太守的职务。
  朱熹仍不罢休,发誓要拆散唐、严二人,以警告他人,树立自己权威。朱熹就借口严蕊不守妇道,抛头露面,败坏道德,将严蕊抓进监狱,严刑拷打,要她招认和唐太守干了违犯礼教的事。
  公堂之上,严蕊毫不屈服,勇敢地说:“我和唐太守相爱,出于一片真诚,没有哪一点是违犯礼教的事。唐朝诗人卢照邻都曾写下:‘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
  朱熹吼叫道:“唐仲友是朝廷官员,你和他谈情说爱,就是破坏朝廷的名誉,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和朝廷官员来往,你若不断绝和唐仲友的来往,我就判你死刑。”
  严蕊一听,大笑起来,嘲笑朱熹:“你说你饱读圣贤书,自称仁义道德之人,圣贤在哪里说过人与人相爱要判死刑。孔子、孟子、墨子都讲人与人之间要相爱,你不允许人们相爱,难道要互相仇恨,才符合礼教?你滥加罪名,无辜抓人、杀人,这就是你的‘仁义道德’?”
  朱熹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地叫道:“你不尊伦理,不灭人欲,纵欲相爱,就当死罪!”
  严蕊耻笑起朱熹:“那么,你母亲爱你父亲,你妻子爱你,你爱你妻子,也都是不灭人欲,纵欲相爱?莫非你也要判你母亲、妻子死罪?连你也当死罪?”
  朱熹答不出话来,露出凶相,叫道:“来人,拖下去严刑拷打,一定要她在招供上写上罪状!”
  朱熹在离开台州前,又编织唐仲友污蔑朝廷命官的罪名,将唐仲友发配边境。
  新任台州太守岳霖,认真查阅了严蕊的案子,认为朱熹完全是小题大作,不按法律办事,为所欲为。岳霖也早就听说了唐仲友与严蕊真挚爱情的传闻,如今见严蕊不畏强权,至死忠情,深为感动。岳霖凭着正义,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依据宋律,改判严蕊无罪释放,并赔偿她的一些损失。
勾引寡妇
  朱熹在下面巡视期间,不遗余力地到处宣讲自己的理学和“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凡不合自己主张的,想尽办法给予排斥和攻击,甚至枉加罪名。朱熹的言行,惹起众怒,不少人上书批判朱熹的理学抹杀人性。同年,皇帝宋孝宗采纳众人意见,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朱熹被解职还乡后,在福建武夷山讲学。朱熹学堂之上,道貌岸然大讲“灭人欲,存天理”,暗中却迷上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胡丽娘。原来胡丽娘不幸丧夫后,族人以朱熹的理学为由,不准胡丽娘再嫁。正处青春妙龄的胡丽娘不甘当朱熹理学及主张的殉葬品,勇敢地到武夷山学堂找朱熹评理论道。朱熹在与胡丽娘论理中,倾慕起胡丽娘的美色和才艺。朱熹无法克制色欲,情欲之火愈燃愈烈,朱熹通过各种方式来不断接触和引诱胡丽娘。胡丽娘在与朱熹接触中也逐渐爱慕朱熹的文才,被朱熹的激情所感动,俩人由争议、论理转化为相爱相亲,俩人终于潜浴爱河。
  朱熹与胡丽娘的情爱事情,终被人们所发现。朱熹一时难于向社会、家人、门生作交待。心硬似铁的朱熹决不因他与胡丽娘这段甜蜜的爱情,而葬送自己所极力倡导和维护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明明是梦牵魂绕的心上人,朱熹对外却违背良心地说:“胡丽娘是狐狸精的替身,他是被狐狸精所勾引,所迷惑,一切都是‘狐仙作祟’,是狐狸精想方设法让我朱夫子身败名裂。”原来前一天,朱熹偷偷从猎户手中买来一只死狐狸。天一亮,朱熹教门生召集乡亲前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朱熹慷慨激昂地对众人说:“昨晚,我请来仙道将附在胡丽娘身上的狐狸精捉下,打死,现当众焚烧。”接着朱熹又宣布:“附在胡丽娘身上的狐狸精已去、已死,胡丽娘已返回清白身。我现在就派门生护送胡丽娘回家。”
  过了几年,朱熹还假戏真作,他亲笔书写:“妇德楷模”、“贞烈可风”二块匾,派几个门生给胡丽娘送去。可怜美貌年青的寡妇胡丽娘,被朱熹先戏之、耍之,后弃之,再拿所谓的道德匾压之、锁之,使胡丽娘终生守寡。
色诱尼姑
  宋绍熙元年(1190年),宋光宗即位。3年后,朱熹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秘阁修撰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朱熹此时已年过六十,但身健体壮,精力充沛,风流倜傥不减当年,而妻子已年老珠黄,情欲无从发泄,逛妓院等色情场所,又碍于自己“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朱熹早年就学佛,能诵经讲佛,到京城后,也经常进出寺院,也参加佛教道场活动。朱熹进京城佛界后,就发现几个年轻尼姑,不但美貌,而且能书能画,儒佛融通。朱熹就以天子之师,佛门子弟,儒家大师的身份,组织法会,巧立“共译佛经”、“共研书画”等名目,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接近和勾引了两个年轻美貌尼姑。尼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在朱熹诱惑和勾引下,暗中投入朱熹怀抱。朱熹老来喜得如花似玉尼姑,先后悄悄把两个尼姑带入家中,纳为小妾。从此朱熹就与尼姑在家寻欢作乐,沉醉在他所描写的“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境界。
  宋庆元元年(1195年),宋宁宗即位,朱熹又为宋宁宗进讲理学。
  宋庆元二年(1196年),由于朱熹勾引两个尼姑当自己小老婆的事情被败露,监察御史沈继祖奏本,指控朱熹十罪,并奏请斩首。御史沈继祖在皇帝和众大臣面前,当面谴责朱熹:“朱熹在明处把自己打扮成无人欲的神。有权时,在台州惨忍地拆散唐仲友、严蕊一对情侣,枉法强权推行‘灭人欲’主张。可笑、可恶的是朱熹自己暗中色欲横行,在武夷山调戏寡妇,在京中勾引二位尼姑同为妾。明处却要天下人‘灭人欲’,口是心非,阴阳两面。同时攻陷忠臣,颠倒黑白,为所欲为,所作所为,天下人无不痛恨!无不耻笑!其学该斥为伪学,其人该斥为伪师,罪当斩首。”
  最后,皇帝宁宗念朱熹当过自己老师之情,只将阴阳两面的朱熹斥为伪师,其学斥为伪学,将朱熹逐出朝廷,遣送回家。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朱熹理学威风扫地。
  已66岁的朱熹, 第二次斥为伪师,第二次被逐出朝廷,赶回老家。此次因积怨甚多,恐被人所杀,有家难回,只得离家避走,凄凄遑遑奔赴闽赣边境的山区小县江西新城县(现黎川县,位武夷山脉西麓),在深山峻岭中的福山寺,拜佛讲学,隐匿不出。两个已怀身孕的尼姑也随后跟至,但福山寺处于四面高山环抱之中,十分偏僻,朱熹只好将两个尼姑安置在山下村庄居住。两个尼姑也不时进山给朱熹送粮送菜,朱熹很感动,朱熹拉着尼姑的手,面对着冷冷清清的大山深谷,悲戚伤感,想过去在京城何等风光显赫,望今朝蛰居深山,有家难归,站在山头,眺望福建老家,不由地写下《题福山寺》,诗云:“迢迢百里外,望望皆闽山。皎日中天揭,浮云也自闲。”朱熹此时虽是野鹤闲云,但也不失一段浪漫的黄昏恋。两个尼姑后来也分别给朱熹生下了后代。 朱熹在深山老林中,隐匿了几年,后因病不得不回到福建建阳老家。两个尼姑及尼姑所生之子不曾带回建阳,于是江西新城县留下朱熹两支后代,该县留有朱熹词堂和族谱。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郁悲凉而死,终年七十一岁。

作者:戴新安 《文史天地》 2009年第12期


 

南宋党争与伪儒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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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味

来源:360文摘


  程朱理学所以为后人所诟病,特别在五四运动后被视作封建儒学及伦理学的代表,主要原因是它是主张绝对君权。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理学这种观点在明清之际已受到黄宗羲的批判,并斥之为“小儒”即小人之儒。(《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一派主张以实学、汉学抵制宋学,就是要反对程朱理学。说到底,程朱理学就是做奴才之学。而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几乎无不是满口三纲五常,行则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朱熹的来历】

朱熹生于小官吏家庭,其父朱松是江西人,任职福建南剑州(有称"建州"者)尢溪县县尉。朱熹生于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时为赵宋南渡刚刚稳住脚步之际。他5岁时开始读书,由其父朱松亲自教导。

朱松曾师从程门再传弟子罗从彦,算是程门的三传弟子,朱熹可谓第四代传人。

罗从彦的老师是杨时。杨时亦是福建人,考中宋徽宗熙宁年间的进士,曾谢绝官职不任,专从二程精研儒学。其学成,南归福建,程颐与之告别,目送其登上路途,高兴地说:"吾道南矣。"果然,杨时将他的学问传给了罗从彦,师生二人与当时著名学者李侗被世人称为"南剑三先生"。

朱熹14岁时,朱松去世,临终遗言,让朱熹师从当时的知名学者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人。朱熹不仅天资聪颖且刻苦用功,到19岁时即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考中了进士。22岁时,正式出任官职,任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县财政局长)。24岁时,他又找到父亲的老师罗从彦的另一位知名弟子李侗,李侗时年已经61岁。找到李侗后,朱熹断然抛弃以前带有王通色彩的"泛滥于释老"二家的学问,专心于程门再传经义。

绍兴二十七年冬天,朱熹任实职的同安主簿考核期满,28岁的朱熹得以卸去公职而专事学问。第二年,朝廷给了他一个只领俸禄、不用干事的闲差,称"差监潭州南岳庙"。实际上他根本不用去潭州,只在福建建阳的家中等俸禄就是了。此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他就是这样度过的。

到孝宗继位,朱熹以学者的身份参与政事。他应诏而对:"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日所应该做的事,非战不能报仇。"由于与当时主和的主流意见不合,在武学博士位置上干了两年,就又回到原"差监南岳庙"的闲职上去了。

又过了两年,朱熹去拜访另一位著名学者张栻。张栻是南宋高孝两朝的主战派将领张浚(曾出任宰相)的儿子。张栻也是主战派学者,自然可与主战的朱熹有共同语言。两人年龄相当,朱熹长张栻3岁。

纵观整个南宋时期,国家大政不断在战和之间摆动,朝令夕改,所以臣下规谏君主的风险极大。摆动频率最大的就是南宋建立者高宗赵构,因此才产生了岳飞被杀、秦桧两黜又被启用的令时人眩目的结果。孝宗继位,深叹国家已无伏节死义的大臣,张栻直言而对"当从犯颜敢谏者中求之"。

张栻临终(48岁)亲笔写谏信给孝宗,其言:"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此劝谏可谓立论公允,但隐约间还有北宋朋党政治的遗风,即将"君子"与"小人"之别放在了国家政治首位。

这种道德性夸张,也为南宋文人党争炽盛提供了源动力。朱熹深赞张栻为人,因言:"呜呼!靖康之变,国家之祸乱极矣。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而其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未有如公者。"

通过对张栻著作的整理与编辑,朱熹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张栻的思想,并经张栻之学与二程之学更进一步地融合在一起。张栻盛称二程之学:"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

张栻的学术源渊起自其师胡宏的父亲胡安国及胡宏的另一位老师,程颐亲传弟子杨时。胡安国之教胡宏与朱松之教朱熹一样,先以家学方式启蒙,终成一方学术名人。张栻既然学之胡宏,自然是二程之学的真正传人,这也是朱熹所着力要向世人说明的地方。

无论二程之学,还是"朱学",乃至于二者合称的程朱理学,都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伦理主张,并自称这是从孟子那里继承来的学问。

程颐在纪念其兄的文章中说:"周公死后,圣人之道无人再行;孟轲死后,圣人之学说无人再传播。圣人的道之不行,百代也得不到善治;圣人的学说不传,千年来就没出现过一个真儒者。没有善治,学者们还可以通过研习历史,从中明白善治的道理;没有真儒,问题就大了:无下人茫然不知道德方向,人的欲望就会放纵而无节制,天理就会被灭绝。"云云。

这几乎是颠倒黑白的论断!因为孟子的学说首先主张人性善,要求统治集团要发恻隐之心而行仁政,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德秩序。这种尊重人性的道德主张到韩愈时还得到了正确解读,即"博爱之谓仁"的说法。

朱熹似乎对二程不顾史实又故意忽略韩愈的作法,没任何异议。这不是一个诚实学者的做派。在孝宗时代的末期(淳熙十五年,1188年),他应召入朝回答策问,继程颐之后再倡道德高调,称曰:"陛下虽然虚心以应外物,但现在整个社会的天理还不够纯正,人欲还没完全消灭。因此,为善的人不能全力以赴,除恶的人还没对恶给予根本性铲除;如是,公与私、正与邪、是与非、得与失,在一念之间的斗争还十分激烈。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即使一念之间,必须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标准来核察。果真是合乎天理的事,则以崇敬之心去完成,不受外在因素的任何阻挡;果真是属于人欲的事情,则以诚敬之心克服它,不让它有丝毫有存于心中。"

【学术之争演变为宗派权力之争】

朱熹极端化主张引来了学术对手的反驳,兵部侍郎林栗上书指斥他学术不纯、行为不端。

林栗在上书中说:"朱熹这个人本身没什么学问,只是从张载和程颐的学说那里抄袭了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以此创造了荒诞的道学,就开始妄自尊大。他学春秋战国时代游士之风,所到之外均带数十个门生跟随,妄图效法孔孟二人游历各国求官的故事。用太平盛世的法条衡量他的行为,他已经触犯法律。朝廷召其为兵部郎官,他居然心怀不满,不肯就职。张载与程颐的学说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吗?!"

林栗的指责虽然有些切中了要害,但也不乏过激之词如"触犯法律"之论,孝宗担心由此再引朋党争斗,就将林栗贬职,改任泉州刺史;朱熹也就无法在中央任职,仍得监祠一类的职务,离开临安。

【以嫖妓诬陷论敌​】

程朱理学的道德褊狭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笑柄,除了有程颐经典性地对其欲改嫁以养子嗣的寡居从嫂,说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样毫无人性的话之外,被程颐吹捧为千年一真儒的其兄程颢却可以"超过天理"而"追求人性"。某次,兄弟二人应邀赴宴,程颐见酒席上有两上妓女,便拂袖而去,而其兄却坚持下来。

第二天,程颐向其兄表示不满,没想到,程颢反而振振有词:"我是在有妓女的酒席上坐下了,但我心中却全然无妓女的概念,就当她们不存在。兄弟你呢,现在是书房中没有妓女了,而你心头却有妓女。"这套辩词不可谓不高明,大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意味,但是可从另一方面看得出:那个时代的道德角斗士们是实行双重标准的,对人一套严苛无比,对己一套巨漏吞舟。

林栗与朱熹之争只能算是南宋朋党政治的一个小高潮,这个小高潮也只能算是南宋庆元党禁的一段前奏而已。朱熹早在淳熙八年(1181年),就借道学名人、著作朗吕祖谦[注5]之死,发表祭文,公开声称道学学派已为"吾党"。他提倡党派的观点十分明确;说:"假如一个人黑白不分,不辨是非,而只是说不结党,就是故意破坏天理大道。"

应当说,淳熙八年是道学发展的一个"十年顶峰"。这个"十年"可从乾道八年(1172年)算起。该年,吕祖谦主持科举,所录取的士人大多为道学中人,也就是说,凡按道学学术规范学习的学者得到入仕机会的比一般学者要大得多。到淳熙八年,侍讲史浩(非道学士人)一次推荐、提拔了陆九渊、叶适等15位江浙道学人士,史称"有旨令升擢,皆一时之选。"

在道学的政治扩张过程中,道学家严持自己褊狭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大大伤害了曾经帮助过这个学派的个人。也正是道学人士褊狭道德观的狂热表现,才使原来观点中立又比较同情道他们的人表现出对他们的反感。最著名的一例就是宰相王淮前后迥异的表现。王淮后来组织相党,坚决打击道学的最初起因缘于朱熹借王淮同乡、姻亲唐仲友"狭妓"案掀起的莫须有式政治风波。

淳熙八年,史浩引荐江浙地区道学人士不久后,王淮出任宰相。王淮对道学无偏见,起用朱熹为浙东盐务公事一职。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他的权力比地方州府官员要大些。在救灾过程中,他风闻台州知州、著名学者唐仲友有贪污行为并且个人生活作风也大有问题,就上书弹劾唐仲友。唐仲友当然不服,上书反驳,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

唐仲友并没贪污行为,倒是其子有些经济方面的不法行为。至于唐仲友"狎妓"也多为一时妄传而无实证。

据传:浙东事功学派主将、著名学者陈亮(字同甫)曾到台州游玩,唐仲友为其召官妓严蕊。严蕊也是名噪一时的词人,陈亮对严蕊大生情怀,托唐为严蕊脱籍即恢复平民身份。陈亮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有朝一日纳严蕊为侍妾。仲友表面应下,实际上却阻拦陈严的好事,他对严蕊说:"你真地要去陈家,就得有忍饿受冻的准备。"严蕊闻此,大改初衷。

陈亮怀恨在心,向朱熹作挑拨之言:"唐仲友说您老人家连字都不认识,怎么竟做了中央委派大员呢?" 朱熹闻此,即以中央派员身份夺了唐仲友官印,上书弹劾。王淮知道此中底细,未予过问,说是"秀才争闲气耳"。

无论传说是否可靠,但是朱熹捕拿严蕊后用刑逼供却是事实,他要从严蕊的嘴中逼出唐仲友"滥交"即与官妓有一般玩乐关系之外的其他问题。严蕊被折磨得要死,还是没有按朱熹的意图招供,并誓言:"身为贱妓,纵与太守有滥,罪亦不当死,然妄言以污士大夫,则死亦不可诬也。"

至此,反倒暴露了朱熹很有问题,他为什么非要用特务手段"从旁边打开缺口"呢?看来,弹劾唐仲友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他有贪污行为与狎妓或曰滥交与否。不用说稍后的读史者一眼看穿,就是当时人也知道:朱熹这是在借手中权力打击学术异己,再加上唐仲友一向恃才傲物,瞧不起朱熹,问题就更加麻烦了。

【伪道学朱熹扒灰备受讥议】

道学的政治被动状态一直持续到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此年也就发生了著名的林朱之争。在林栗遭贬半年后即淳熙十五年冬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一职,朱熹拒绝出任,而后改为秘阁修撰之名衔,实任奉祠闲差。

一年后,孝宗内禅,光宗继位,有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上书新皇帝,请求不要再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讥贬道学。作为政策纠偏措施,光宗将刘光祖上疏全面公开,随后又将王淮家乡金华人士王介钦点为廷试第三名,企图平衡双方。至此,虽然说道学之恶名未得洗刷,但时议的攻击力度与频率都减少了。

光宗在位仅仅5年(1190-1194)就被废黜了,南宋王朝迎来了韩侂胄专政的时代。到此时,"韩党"与道学的政争已经毫无正义可言。在韩党集团的促动下,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宁宗全盘接受韩党集团的政策主张,于庆元二年(1196年)两次下令禁止任用道学人士。其一曰:"宰相推荐任用官员,对伪道学的党徒暂停考核与使用。"其二曰:"凡各部门荐举官员或官员改任他职,必须在奏折上声明所荐之人或拟任之人不是伪道学的党徒。"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道学内部也出了大问题,原来推崇朱熹学说的御史沈继祖背叛道学,列出朱熹的十大罪状,这直接导致了朱熹被剥夺官职的严重后果。

沈继祖指控的十大问题中有两项足以全面败坏朱熹的名声。其一是,朱熹私下侍奉时称"吃菜事魔教"的摩尼教;其二是,朱熹不仅引诱两个尼姑作妾,而且他的寡居儿媳竟然怀了身孕。两相比较,前者似乎大有道听途说的意味,因为作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绝对不会与异质宗教搞联合,后者则成了特大丑闻。朱熹在写给皇帝的认罪信中,承认有引诱尼姑给自己作妾的事实,表示要"深省昨非"。于是乎,他怎么排挤唐仲友,就遭到怎样的报应!

但是,对于寡居儿媳怀孕的事情,后世资料无任何辩证。现在推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大盛,元明清三代均为法定意识形态,大清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对此类资料应当是毁弃已清;其二,沈继祖只是说朱熹的寡居儿媳怀孕,并未指所通奸的对象,意在指朱熹治家不谨,就不用讲什么"正心诚意"了;其三,庆元党禁时,朱熹已经67岁,与儿媳通奸并致后者怀孕的可能性不大。

【皇帝说好学问被朱熹做坏了】​

庆元党禁导致当时从政的59名学者被罢官,其中有吕祖俭、叶适那样的著名学者。朱熹的学生蔡元定是这次政治绞杀战中受害最深的人,他与第三个儿子蔡沈共同被处以杖刑并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在三千里路上,不允许乘坐车马,必须徒步。想想小说《水浒传》林冲发配沧州的起初行程,就能知道其行途惨状了。

蔡元定经不住这样的折磨,到了流放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过了一年,惨然辞世。

一位当时亦有官位的道学学者、官任直学士的尤袤试图说服皇帝改变政策,但孝宗不以为然,说:"道学怎么不是个好学问呢?只恐怕有人假冒道学之名,行祸乱国家之实。真地容忍道学,天下人就分不清真假学问了!"​

【杨万里借"蜗角战"论定】

庆元党禁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道学集团的道德偏执狂状态确实成了大问题。不惟韩党集团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与他们发生政治绞杀战,就连同情他们的学者杨万里最终也疏远了朱熹。或者说,正是杨万里这样比较正直且同情他们的著名人物对朱熹的疏远,成了韩党集团对道学下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淳熙十六年(1189年)即在庆元党禁7年前(王淮罢相一年后),杨万里有感于党争误国曾上书孝宗,希望孝宗能够恢复往日控制党争的政治作为。他写道:"有所谓道学之党,有所谓非道学之党、是朋党何其多欤!……党论一兴,臣恐其端发于世大夫,而祸及于天下国家,前事已然,可不惧哉!"

杨万里所说的"党论一兴",正是指的朱熹所公开宣称的"吾党"。过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担心并非多余:朱熹掀起的唐仲友狎妓风波与林栗公开叫板朱熹,相隔6年,这6年间的朝廷政治确实让道学党给搞得一塌糊涂。到光宗时期,这种争斗又成了两位皇帝之间的闲气:光宗试图为受压抑的道学党缓抒政治压力,太上皇孝宗则进行反制;光宗的权力称为"皇权",孝宗的权力称为"皇极",皇权与皇极之争也出现了各自党立情状。此时已经因病自求免职的杨万里写了一首《感兴》诗,诗曰:"去国还家一岁阴,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

诗中的"蛮触之战"是出自《庄子》一书的典故。庄子以寓言方式讲述:蜗牛的两个触角上有两个小国,分别为蛮氏之国、触氏之国,两国在如此小的地盘上互争,常导致伏尸百万的结果。



 

何新:《心经》“无智无得”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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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佛学研究(3)

何新:《心经》“无智无得”之我见

《心经》说:无智亦无得。此句颇难解,妄解尤多。

得与无得,皆为佛学中有特殊含义的概念,与世俗语言的意义不相同,也绝非世俗语言所说的得失之得。

得,佛经梵语(拉丁字母)pra^pti。佛经称一切法造作成就而不失,为得。反之,一切法不能成就,为无得。所以得即得见法,不得即不得见法,二者都是佛教般若学认知论中的重要概念。

窃以为《心经》此所言无智无得,与大般若经》等佛经所言的“不可得”,具有相同意义。不可得,梵语an-upalambha,为空之异名。佛经言须破私智邪见而十八空,其中特别有“不可得之空”(梵语anupalambha-s/u^nyata^,又称无所有空),即诸因缘法中,求我、法皆不可得——于是“无智亦无得?”。(《大般若经》四七九

佛教认为,生死涅槃等一切诸法,性相寂灭,求之不可得,称为不可得空。也就是《心经》所言的“无智无得”。

佛教谓一切诸法之存在,并无固定不变之形态。法相无界,不可定,不可塑,不可知,不可求。

若推察寻求之,皆不可得,此即不可得之空——也就是知性(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知性、智性)所不可得之空。

根据佛经的教义,“不可得”一名至少包含四义:

(一)不可能。(二)不存在。(三)无自体存在之执着,“诸法不可得”。(四)对于不确定而无本质之物,求亦不可得。

所以《心经》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

这也就是说,求法不可得,悟空而才能达到正慧般若。

而生死涅槃等一切诸法,性相寂灭,求之皆不可得,包括:

(一)于蕴、处、界中求我不可得,

(二)于其因缘中求法之自性不可得。(如于五指之中求拳不可得。)

(三)求法之因缘不可得。(求五指亦不可得。)[看《大品般若经》卷一序品、卷三、《大智度论》卷三十一、《大乘义章》卷二、卷四]

以至上升到破一切邪见之十八空中最高的“无法有法空”(又作无性自性空)——总三世一切法之生灭及无为法,一切皆空——“无得”故“不可得”。

明杨卓说:“习无分别智,远离所取能取,离诸戏论,故说无得。”(《佛学次第统编》)

我释《心经》,窃以为“无智亦无得”句中之得,意释之可曰呆痴,即私智、知智的反面。而无智无得,则超越知智与呆痴诸所见法而空空如也。

未敢自必,谨求教于海内外诸高士、大德、方家。

【附注】佛经论破私智邪见之十八空如下:

(一)内空,指眼等六内处中,无我、我所及无眼等之法。

(二)外空,指色等六外处中,无我、我所,及无色等之法。

(三)内外空,即总六根、六境内外十二处中,无我、我所及无彼之法。

(四)空空,不着前三空。

(五)大空,即于十方世界,无本来定方彼此之相。

(六)第一义空,又作胜义空、真实空。即离诸法外,别无第一义实相之自性可得,于实相无所著。

(七)有为空,即因缘集起之法与因缘之法相皆不可得。

(八)无为空,即于涅槃法离定取。

(九)毕竟空,又作至竟空。即以有为空、无为空破一切法,毕竟无有遗余。

(十)无始空,又作无限空、无际空、无前后空。即一切法虽生起于无始,而亦于此法中舍离取相。

(十一)散空,又作散无散空、不舍空、不舍离空。即诸法但和合假有,故毕竟为别离散灭之相无所有。

(十二)性空,又作本性空,佛性空。即诸法自性空。

(十三)自相空,又作自共相空、相空。即诸法总别、同异之相不可得。

(十四)诸法空,又作一切法空。即于蕴、处、界等一切法,自相不定,离取相。

(十五)不可得空,又作无所有空。即诸因缘法中,求我、法不可得。

(十六)无法空,又作无性空、非有空。即诸法若已坏灭,则无自性可得,未来法亦如是。(十七)有法空,又作自性空、非有性空。即诸法但由因缘而有,故现在之有即非实有。

(十八)无法有法空, 又作无性自性空。即总三世一切法之生灭及无为法,一切皆不可得。

此十八空,各经典依废立互异,而又有十三空、十四空、十六空、二十一空等诸说。

[以上十八空说,参考《大品般若经》卷一序品、《大般若经卷》四七九、卷四八、《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大智度论》卷三十一]

(愚痴居士何新,写于2016)



 

何新:旧事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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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旧事杂忆(2)

1980年春(大概是2月,黄世殊所编《何新学术年谱》记为12月,误),我自中央财经学院(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以大学教员身份调入中国社科院科研组织局。这个调动背后是一系列破格的事件。

因为我原是1977届在黑龙江参加高考的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分不错,但档案不行。因我在文革中有政治问题,再加上属于老三届大龄考生,因此只能被分配去黑龙江本地的师范。入学不久,我即与学校发生冲突,旋即主动要求退学,作为一名返城知青而回到北京。

但是,我在文革时期独立从事的一系列思考和研究,在1978三中全会后的思想大解放的环境中,陆续得以在若干内部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研究》等著名报刊发表,并且我的观点受到了关注。要知道,当时能在这些重要的报刊和“喉舌”发表私人作品,是一种神秘的、莫大的殊荣。

因此回到北京后,我竟然非常幸运地得到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工作机会,受到一系列著名学术人士的引荐和推荐。

1978年夏季我先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文学》担任过短暂的临时工作,其后被财政部特批和特聘成为中央财经学院的汉语教师(以应届肄业大学生学历当上名校教师,这当时在全中国也是唯一的特例)。

1980年初,我又得到社科院秘书长梅益的推荐,经院长办公会以及胡乔木特别批准,而调入中国社科院科研局。

科研局是一个重要机构,当时经历文革后正在重建,由文革前的学部科研处升格为科研局,人并不多。但是竟然有三个局长,一正两副;三位处长,两位副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此外除了我还有一个福建籍的归国华侨黄先生作为一般工作人员。

科研局的局长鲍正鹄,是一位资深的地下中共党员,曾经当过上海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与乔木院长与梅益秘书长私交甚惗,也是一位手不释卷、嗜书如癖、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副局长王焕宇,还有一个安姓的女局长,两位都是资深老干部。

处长朱崇利、陈爱莲、楼静波、李xx以及办公室主任姓于,后者是一位非常活跃聪慧的女性。小黄在哲学处工作。

我来后,局里分配工作,让我负责建立和管理社科院的学术档案。

这个职务官不大,位不低。因为科研局是社科院的学术中枢机构,全院以至全国的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皆在此交汇。我每天可以越级看到司局级的传阅秘密文件以及进口的多种港台和英文报刊。

这种工作机会,只有在文革后那种时代的环境下才会发生,在今天这种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当时少年轻狂,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对担任此新工作毫无思想准备,德不配位。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因此完全意识不到,这工作对于我是一种何等的机遇和幸运。

后来在这里发生的很多矛盾和事件,皆与此种不适应的心态有关。

何新:旧事杂忆(2)鲍正鹄先生

【鲍正鹄简介】

鲍正鹄(1917~2004),浙江鄞县人。中共党员。1941年后历任复旦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开罗大学东方部文学系教授,列宁格勒大学东方部文学系教授,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1959~1964年任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教务部副主任。1964~1969年任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1972~1978年任北京图书馆党委常委、副馆长。

1978年2月~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科研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

1981年1月~6月任巴黎第七大学客座教授。

1982年受聘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辞海》现代文学分科主编。

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史》(任主编)、《鸦片战争》,标点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目录》。

 


 

程子卿与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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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智良

1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气温高达37摄氏度。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经考证,此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闯入一大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密探?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谁第一个确认了这个密探的身份?

多位一大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关于会议场所,各位均认为在李公馆的楼上,取得了一致。关于时间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钟点上有小的分歧。而闯入者的服装,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这个“陌生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人。他们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怏怏而去。

那么,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场的“包打听”就是程子卿呢?

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叶在《名人历史现场》中回忆道:

很偶然,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问及我最近在写什么。

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九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此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

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

中共秘密开会的消息如何泄露的?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的呢?

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报告马林的行踪,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

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于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

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而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比较特别: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根据这些情况,我将此事报告刑事组长查扎尔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

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闯入会场的插曲载入史册,说的就是“一个穿灰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打断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那个密探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而事后人们津津乐道那个穿长褂的密探,我是十分了解的:就是程子卿!程子卿终年身穿旧式的长褂,夏天单穿棉布长衫,冬天在里面衬上双层棉夹袄。

但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

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上海滩的“黄老大”和“程老三”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2年3月3日,初中毕业,在当时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后因家贫在镇江的米店当学徒,天天拎米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1900年前,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根据叶永烈的叙述,薛畊莘曾出示过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以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他在那里结识了帮会首领兼“包打听”黄金荣和丁顺华,“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

薛畊莘曾回忆:黄金荣、程子卿、丁顺华为结拜兄弟。早年他们在郑家木桥一带做坏事。当时,洋泾浜里船只很多,浦东的商人划着船来此经商,黄金荣等便经常敲诈或抢劫。在法租界敲诈了就跑过洋泾浜,逃到英租界去。反之,又跑回法租界。后来,法国人为了“以毒攻毒”将黄金荣引入巡捕房。后来,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了。

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有资料表明,1908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那年他才26岁。程子卿尽管不懂法语,但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官运比把兄黄金荣要好。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曾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因此程子卿也跟随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他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进一步,参加了国民党。所以他在简历中标明入国民党的地点为上海,入党为“孙总理代办”。政治组专门负责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警官萨而礼。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

薛畊莘回忆,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

1920年代末,程子卿与杨景德女士结为连理。程杨两人皈依了天主教,育有两女一子。

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

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解放后他命运如何?

笔者手头有一张程子卿警察证的影印件,从中可以解读出一些历史的信息。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CseKing,供职于法国领事警察局,即法租界巡捕房,警号为631号,等级为侦探督察长,编号为501号。发证时间为1943年。就在那一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了法租界。由此可见,程子卿并没有在1939年退休,程子卿自称“在法捕房35年”。法租界被收回后,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三等警监。8月17日起,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是年12月1日,又转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薛畊莘则认为,程子卿并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正式军官,没拿过什么薪水。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便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知情者薛畊莘指出,“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此后他赋闲在家,所以解放后登记的职业为“年老无业”。但生活颇不错,上世纪50年代他家里仍雇有3名佣人,还有一位奶妈。程子卿虽没有职业,但儿女均学有所长,成为医生、技术人员,孙辈环绕膝下,安享天伦之乐。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他夫人杨景德于1980年因肺炎病故,终年83岁。

解放初,人们并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共产党成立会场的“不速之客”,否则也许会留下更多的一手资料。不过对于程子卿来说,这或许是值得庆幸的。 



 

何新:“雨雪霏霏”不是“雨雪纷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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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现代汉语词典》以及高中语文说这个“雨”必须读古音如“浴”:

“雨():雨为动词,雨雪指下雪像下雨一样,形容雪很大。”

其实, 如果一定要纠缠古音,那么《诗经》时代的上古汉语无四声,只有入声,雨、浴都是入声字,古当同音。

按照古人发现的汉语连绵词规律,“霏霏”通“飞飞”,也通“纷纷”和“披披”,都是形容雨或雪纷纷扬下的。

实际上,“雨雪霏霏”此诗句解作雨夹雪交相纷披而来,其意境显得更复杂,胜于解为单纯之落雪。

国学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辨字读书的问题。秦始皇书同文,进行了文字改革。此后的中国有统一文字,但是并没有统一口语。各方国、各省县、以至不同族群都仍然有不同语音的地域性方言,对于同一字词,未必有相同读音。因之有些歧音导致一字多音,一直流传到现在,却很难说哪一个读音就是正确的、标准的、唯一的古音。因此读古书古字特别是遇到多音字,很多情况下可以意会其大意,却不可过于拘泥和穿凿所谓的古音。

《现代汉语辞典》经常在有些熟字的读音上,卖弄无用的伪知识,无事生非。常见的雨字,却非得要中学生读为“浴”,是胶柱鼓瑟的一个不通之例。



 

老何讲诗:温庭筠《过五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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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讲诗:温庭筠《过五丈原》

唐温庭筠《过五丈原》乃千古咏史诗之名篇。但其意境复杂,历来难得胜解。

兹略陈拙见,译读剖析如次。

【原诗】

铁马云雕共绝尘, 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 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 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 从此谯周是老臣。

【译文】​

铁甲战马与军旗云雕辉映着漫天烟尘

军旅声威压迫着汉宫失去了新春

弥漫清空的杀气缠绕在潼关之外

一颗妖星照临渭水却改变了国运

下等之国纵有卧龙也难以唤醒后主

中原逐鹿谁能得胜定于上天而非决定于人

阿斗沉睡在象牙床宝帐中乐不思蜀

倡议投降的谯周竟成了司马家的旧臣!

[ 弦外之音:​

——这历史的功过与是非,又有谁能说得清?!]

【作者】

温庭筠(约812—866)晚唐诗人、词人,字飞卿,太原祁(今祁县)人。

家出名门(唐初名相温彦博之后人),平生恃才傲物,屡举进士不第,终生官场不得志。风流倜傥,精通音律,工诗善词,诗作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又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后人辑有《温飞卿集》及《金奁集》​​。

【解题​】

五丈原,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为秦岭北麓黄土台原的一部分,南靠秦岭,北临渭水,直通潼关,东西皆深沟,形势险要。五丈原为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死而后已的古战场。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蜀后主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率兵伐魏,在此屯兵,与魏军相持于渭水南岸达一百多天,“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四”。

五丈原因此而闻名于世。宋代以后于此地建武侯祠,庙内有诸葛亮衣冠冢,冢旁有落星亭,亭内有一石,青褐色,相传是诸葛亮逝世时天上陨落的将星。五丈原东麓至今有落星湾、星落坡地名,据传此石即从彼处落下。 

【注释】

1、共,交织。后抄诗者有改共做久的,失本意也。

​铁马即铁骑,云雕,绘有鹰鵰之战旗。或改为云骓,谬。

2、柳营,巧用《汉书》周亚夫屯兵之细柳营典故,喻军营也。​汉宫,刘禅的蜀国亦称“汉”。

3、天清,漫天​也,即清一色。

杀气,即战云,古代认为战场上空笼罩有杀气战云。

关,指潼关,由川陕进入长安的必经之路。关右,即关外。

异说则谓指函谷关,但古函谷关至汉初即已​废败。东汉时另设潼关,北依黄河,南靠秦岭,为天下雄关,捍卫关中与中原交通的门户。

4、空,白白也。寤,通悟,有呼唤,唤醒之意。

主,指蜀国君刘禅。此句意为:刘禅无能,即使空有卧龙,也无法辅佐。

《三国志》;“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矣,而况姜维邪?””

司马昭语:“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矣,而况姜维邪?”此典即“空寤主”出处。

5、妖星,不祥之星,彗星。

《左传·昭公十年》“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杜预注:“逢公将死,妖星出婺女。”

《晋书·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所谓扫(帚)星。小者数寸,长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

6、象床宝帐:象牙珠宝,指华贵的舒适床帐。

《战国策·齐策三》:“ 孟尝君出行国,至 楚 ,献象床。” 鲍彪注:“象齿为床。” 南朝 宋 鲍照《代白紵舞歌辞》之二:“象牀瑶席镇犀渠,雕屏匼匝组帷舒。” 唐 李贺《恼公》诗:“象床缘素柏,瑶席卷香葱。”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宝帐三千万,为尔一朝容。”《新唐书·王琚传》:“﹝王琚﹞受馈遗至数百万,侍儿数十,宝帐备具,闔门三百口。”

象床宝帐,借喻为象征刘禅入魏后封安乐公,富贵享乐也。无言语,即无异语,无不满也。​

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魏邓艾率军在绵竹打败了蜀国的卫将军诸葛瞻,刘禅投降。第二年,刘禅全家来到洛阳,魏国封他为安乐公。在一次宴会上,司马昭故意安排蜀国的歌舞节目给刘禅看。跟随刘禅到洛阳的人都感到了亡国的悲伤,唯独刘禅却无动于衷,嬉笑如常。

​“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

俗解或谓“祠庙中神龛里陈设,指供在庙中的诸葛亮​”,则为无根之谈,谬也。

7、谯周,蜀国大臣,劝说刘禅献印投降者。老臣,出典亦据《三国志》。

晋文王(司马昭)由于谯周有保全蜀国的功劳,封其为阳城亭侯。晋国新帝(司马炎)登基后,下诏书征辟谯周,谯周带病前往洛阳,泰始三年到达后,谯周卧床,朝廷命使节任命他为骑都尉,谯周说自己不能任职,请求交还爵位和封赏的土地,司马炎不许。称谯周为先帝老臣。

【评点】

此诗极其富有动感,以区区56字概括蜀魏晋三朝数十年史事,言简意赅。而寓有感叹命运人事之无常,成败得失之偶然,暗寓替诸葛亮鞠躬尽瘁却无功无果而惋惜。

毛泽东晚年多次书写此诗,笔墨苍劲,而意或亦多感慨也。



 

梁漱溟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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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转帖】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去延安的时候,梁漱溟是很悲观的,不过怀着死马也好歹看一眼的绝望,【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 

毛泽东让他大吃一惊。

【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 

    八四年有美国学者采访他,问他对毛泽东的观感。 

他说我一生一世想做成的事,毫无成果。 毛泽东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农民真正翻了身,而土豪劣绅全都打到了。 农民的孩子都上了学,看得起病了。 

毛泽东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次年,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

1917年,他24岁时,给敬重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另一封信,《贯通大本大源》。 

这个24岁的青年有着青年人彼时共有的苦闷,“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也像司马迁一样,看重游历之于书本的补遗。“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 

特别之处在于,这位24岁的青年,对于“术”、“道”已有精确的辨析,对于“盲从之志”与“真志”亦有坚定的立场判断,正本清源,一心求索“大本大源”:【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他完全懂得了儒家的致用精髓:诚心正意,始可以格物致知,改变社会。“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中国哲学,儒家也罢,道家也罢,对于“聪明灵秀”并不怎么看重(“隳聪明”),看重“守拙”,这其实是中国文化深纯至处。一个聪明人愿不愿意放弃取巧而走一条漫长建功的路,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和作为。而一个“守”字,非沉勇者不可为,没有信念,是坚持不下去的。

佛家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是为自利修身,大乘,是为普渡众生,这和儒家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及天下”内在相通,三教合一,即境界深处,殊途同归。孔子那里尚有“士”、“民”之分,李贽倡言士大夫们的良心未必比贩夫走卒可敬,有人欲杀,就精髓而言,确为儒教继力加油。

近代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愚民”——那些落后于你的人,是评判每一个精英沉甸甸的试金石。“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24岁的毛泽东臧否当世豪杰袁、孙、康,唯“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而细观“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他已确立了自己的志业,并一以贯之,求索一生,知行合一;这封书信是理解他一生作为的key。 

性格青年指点江山,在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历史最终证明了他臧否当世三杰的资格,这才值得探究。这封信点出了他和其他大话青年的区别,也点出了为何他的道路成功有望。“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民国海龟们对毛不够洋派西化多有指摘不屑,岂不知,成就毛也最终成就中国的,精神自立的拿来主义,当列首功。若是精神匍匐,人云亦云,彼时中国,只会有若干精通N国外语的人才,至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清流谈笑间,虚幻泡沫耳。

信末说明毛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立足现实的实践主义者。【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24岁的毛能做到:以国家为重,不以个人为重;以做事为重,不以文凭为重;以目标为重,不被清高自缚。做事便需财力,羞言阿堵物难以成事,心忧而能耐苦,亦是毛“卓异”处,鲁迅说过中国最需要身兼“学者的良心”、“市侩的手段”的人,而毛,恰是这样的人。

几十年后,知识分子有勇者说:小知识分子怎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话。殊不知余英时曾考证过,清中叶已降,科举制已不能尽招天下豪杰,有人务商,有人布衣幕僚,有人学兵有人勘探,三千年巨变来临,个人如何择身,

毛绝不是独行者。状元张謇做实业,一手营建南通;史量才弃科举养蚕起家,又为“国有国格”而办《申报》……以事功定夺还是以学历等级定夺,国家利益和知识分子阶层利益之间如何取舍,也是影响国史书写的重大问题。 

理解一个现代史人物最好的途径有二: 

1)将他置放到我们当代,看看在当下他到底“牛”到什么级别,可有人及;比较下相似的年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2)将他置于同代人中,当一个真人对待,而不是视为一个名目、象征、牌位,我欲下笔千言便千言,反正死人无从置喙。 

邓某人据吹嘘是“勇于做事的人”,在某些既得利益嘴里不经思考的机会主义投机“果决干脆堪称一大长处";同时一生不爱读书。师兄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里写得清楚明白,他是邓公法国“勤工”当时代的见证人。

同样,我们也不妨看看湖南一师同学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24岁写出的书信,我近年才略窥门户。读书渐多,好些少时敬畏不已的人物现在已吓不到我了,毛泽东却是越读越生出一种惭愧敬服的情绪,始对颜渊赞孔子的话有所感触(小时候只觉得颜回还挺肉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挫折感的惭愧中,又不禁替中国生出庆幸,幸好——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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