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了几百位帝王，却很少有人提及刘秀。其实，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一位皇帝，还是最会用人的一位皇帝。

——这是毛泽东说的。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说：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换句话说，他认为历史上这些声名显赫的君主没有一个文武全才。　　

但是毛泽东在《沁园春·雪》词中没有提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却在读书笔记中给了刘秀三个“最”，评价最高，称刘秀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 　　

第一，在历代皇帝中刘秀最有学问。公元前6年，刘秀在河南兰考出生，9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败落。小时候刘秀必须亲自下地耕作，非常了解基层民众的生活。少年时他喜爱耕读，自得其乐，兄长们经常嘲笑他胸无大志。20岁时刘秀进入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学习《尚书》。在历代帝王中刘秀的文凭最高。他的经学造诣很高，很会写文章。起兵之前就已经以学问好而闻名乡里。他是汉朝贵族后裔，可是在王莽的新朝中非但没有好处，反而经常受到排挤打击。他在太学中饱尝世态炎凉，很快就打消了进入朝廷当官的幻想，回到家乡，买卖稻谷，做点小生意。后来，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他随兄长一起造反，在戎马征战中还经常给部下“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他手下的将领有许多是太学生，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其他朝代的开国元勋。 　　　　

第二，毛泽东认为，刘秀最会打仗。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

公元16年，绿林、赤眉起义，天下大乱。那年刘秀21岁，和兄长一起投入绿林军的阵营。公元23年，王莽派兵42万包围绿林军于昆阳，刘秀突围求救，率3000人马回攻王莽军队，集中突破要害，全歼敌军主力，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

毛泽东在评论梁代大将韦睿时说“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把刘秀摆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前头，可见刘秀以少胜多，何等厉害。

昆阳大战之后，绿林将领们嫉妒刘氏兄弟的才能，另外立了一个更始皇帝，随后又借故杀掉了刘秀的哥哥。这支农民起义军很快堕落成为一群四处烧杀抢掠的盗匪。他们争权夺利，不断地自相残杀。刘秀在哥哥遇害后，以超人的忍术麻痹对手，趁机逃往河北。当时刘秀既没有兵马又没有 根据地，势孤力单，可是刘秀团结一群精英，采取和其他军阀完全不同的策略，严明军纪，赏罚分明，建立制度，广施仁政，在很短的时间内平定河北。

当时，刘秀面对的局势相当复杂。更始帝盘踞河南，赤眉拥众山东，公孙述称帝四川，隗嚣割据甘肃，各地势力都比他强大。国境外面也不太平，北边匈奴，东夷西羌，都在窥视中原。刘秀高瞻远瞩，谋略过人，出征必胜，他在3l岁称帝，仅花了10年时间就扫平群雄，统一全国。每仗都赢得干净利落，让对手服气。刘秀在位三十三年，很少出现叛乱。难怪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刘秀是 “起于学士大夫，席经术，终涉大位者”。　　

第三，毛泽东说，刘秀最会用人。要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确实很难。由于历代情况不同，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的基准。一般地说，开国皇帝都很有本事，否则乱世之中怎么也论不上由他们来一统天下。不过，开国君主是否真有本事，似乎可以探讨一下他们和功臣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不杀功臣的开国君主不多。汉高祖刘邦、明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大杀功臣，方能最终保得江山。杀功臣就说明别人功高震主，不杀不行，说到底，这个主子心里没底，没多大本事。要求开国君主不杀功臣大概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本人文武全才，本事最大，功劳最大。第二，在打天下的一伙人当中年龄最轻。第三，最会用人。人常说，世界上有本事的人很多，忠诚的人也很多，可是，二者兼有，又有本事又忠诚的不多。

刘邦、朱元璋等开国君主总在怀疑别人是否有叛心，动不动就要搞次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杀掉些功臣。关键就是他们看不准人，对自己的用人之术没有信心。唐太宗李世民不杀功臣是因为他18岁就领兵出征，亲自挂帅，冲锋陷阵，本事很大。

功臣们不仅服气，还都死在他前面，用不着杀。宋赵匡胤不杀功臣，不仅因为他有本事，还有个比他小12岁并且很能千的弟弟赵光义。可是，话说回来了，宋朝三大疑案之一“斧光烛影”，许多人都怀疑，宋赵匡胤死在他亲弟弟宋太宗赵广义手里。 　　　　

东汉光武帝刘秀没杀一个功臣，他手下的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个个能征善战，功勋卓著，都得以善终。打下天下之后，刘秀“退功臣，进文吏”，功臣们放弃军权，回家养老，安享太平，毫无怨言。刘秀招降了许多地方势力，一旦归顺，极少反叛。

其原因很简单，刘秀的本事比他们大，功劳比他们高，料事如神，牢牢掌握着军政大权。说来很有趣，人尽皆知，刘邦手下有韩信、萧何、张良，刘备手下有诸葛亮和五虎上将。

刘秀手下没有哪个将相特别出名，他自己就是诸葛亮，就是萧何、韩信。难怪史评家都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

何新：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兵团的独立组建和作战

【何新按语】

1947年7月华野分兵以后至于1948年9月济南战役的一年多时间，山东地区的国共两军战争，解放军山东部队是独立进行的。​其主要的领导者是许世友、谭震林及华东局，而与此时领导西兵团且组织关系隶属于晋冀鲁豫及中原局的陈毅粟裕部无关。（在解放战争的这一重要转折期间，陈毅粟裕的华野司令部的指挥范围多数时间仅为西兵团的四或七个纵队）。

这一事实在目前的军史中多有错误描写。​

【有关史料】​

1、山东部队的组建

1946年12月11日张云逸与黎玉致电舒同、许世友、林浩、王建安、向明并陈毅并中央军委：

“为了集中胶东、鲁中主力打击敌人，统一指挥，特决定成立胶济线东段指挥部，以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林浩、向明为副政委，并以向明兼政治部主任，王一平为副主任，张仁初为参谋长，叶超为参谋处长，舒同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驻指挥部代表，协同许王统一指挥。” 

1947年1月24日 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黎玉致电中央军委：

“现决定由胶东、鲁中各调六个团(两个师)组织胶济路野战军，任命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为胶济线突击兵团。请即批准，以便执行。”

​次日，军委复电同意。

这支以许世友为首的山东部队，后来即为与谭震林指挥的苏皖新四军部队合编为解放军山东兵团的基础部队。

2、七月华野一分为二 ​

1947年7月粟裕指挥华野进行南临战役失败，华野损失6万余人。中央震惊，决定令粟裕脱离山东地区的军事指挥，与陈毅率华野的主力部队南下，转为进入中原地区的外线作战。​

【《张云逸年谱》：8月19日与邓子恢、舒同致电中共中央并饶漱石、黎玉：“华野在七月整个作战中，总共伤亡减员六万左右。”】​

8月5日陈粟电中央请示：

原华野一分为二，陈粟领导西兵团去鲁西南。​

东兵团司令部，以谭为司令，许世友为副司令，黎兼政委，统一二、七、九各纵的指挥。​

8月6日 中共中央致电华东局，陈毅、粟裕、谭震林： 

“鱼午电告你们，同意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黎许组成东兵团，并同意华东局去渤海之建议。

兹接饶、张(鼎丞)、黎、曾、袁微巳电，云逸、子恢、舒同以全力组成西兵团供应，华东局领导中心暂设东面，俟西面布置完毕，后方中心另作决定等语。关于华东局是否即日西移或暂留东面，何者较便，华东局依情况决定。

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陈粟自此以后与东兵团脱离组织及领导关系。 ​

8月17日 华东局致电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舒同并中共中央：

“东兵团指挥部经考虑后以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为宜，如何请示。”

8月2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9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黎玉、张鼎丞、曾山并转许世友、谭震林并告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

“由于目前华东地区与渤海隔断及陈粟西兵团执行新战略任务，特将华东野战军及渤海区重新区分如下：

一、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除现辖之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外，王秉璋纵队划归其直辖。

二、渤海区暂时划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

三、陈、粟、张、邓四同志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为委员，邓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

陈粟代表该局负责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

四、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应。在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可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五、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谭负责指挥，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

10月15日指示：

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

​陈粟 :

​（一）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再过若于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

​（二）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一切后方补给事宜及地方工作干部之派遣等事，你们应尊重徐滕薄意见，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指示办法。​

3、七月南临兵败后山东局势高度危险

山东兵团主要是以南麻临朐战役失败后留下的两只山东八路军的9纵队、13纵队(系以胶东民兵新组建的部队)以及谭震林新四军的2纵队和7纵队等为骨干重新发展起来的。

兵团组建时期受命于败军之际，处境艰难，装备低劣，人员素质差(多为紧急征募的新兵)。其后来的发展，装备全部靠战场缴获，人员靠俘虏兵为补充。但就是这一部队，保证了胶东根据地没有丢，胶东与东北的海上联系从未中断。​

10月31日 华东局致电中工委、中后委、中共中央并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舒同：

“经过年来战争消耗与国特破坏，山东民力物资损失非二三年无法恢复。

华东全境除黄河以北渤海及胶东东部一角敌尚未到过外，其他各区或经数十万大军数次激战(如鲁中)，或反复激战后又遭敌彻底‘清剿’破坏(如鲁南)，或尚在敌我反复争夺中(如胶东、苏中)，人民生命损失难以统计。”

“人民粮食物资被抢光，六畜被杀光，房屋被烧，瘟疫流行。大部地区因人力缺乏与战争影响，秋粮尚未收，麦子尚未种(淮海地区大水，无收成)。除渤海外，各地公营事业大部停顿，工商管理局积蓄已全部消耗和损失，救济物资大部损失(如烟台、羊角沟)或大部仓促分掉(如石臼所)。从各地抢至胶东之弹药、炸药、西药已有一部损失，大部分埋藏在东部，难运出，如敌东进，亦有损失可能。

​华东黄金积蓄两万两已运至大连，山东各港口被封锁，对外贸易已全停。各部干部分散各地(散到渤海、胶东、东北各地)，在紧急时虽已要某地实行自筹自给，但多无法独立支持。

自（9月）胶河战役后，华东局势虽已趋稳定和好转，但各方面工作均待恢复和重建。我们正在设法集中干部整理组织恢复各种生产中。”​

4、九月许谭领导胶河战役扭转山东局面​

10月9日 华东局致电中央军委并请转朱德、刘少奇：报告许谭领导的胶河战役取得胜利。并提出建议，希望将已经划归晋冀鲁豫的渤海军区归回华东局：

​“在目前条件下，渤海军区主力大部似应集中，打开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并配合鲁中、胶东军区部队，求得控制胶济线西段全部或一部，打通渤海、胶东、鲁中三地区交通，以改善山东局面。因此，建议暂将渤海军区主力仍归华东局直接指挥一个时期。如此对晋冀鲁豫毫无妨害，对华东则帮助甚大。”

​10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邯郸局、华东局并告陈、粟，刘、邓，朱德、刘少奇：

“在胶东胜利山东局面可以打开情况下，渤海区应归还华东局领导。”​

​5、1948年1月中央再度明确许谭兵团独立作战不受陈粟指挥

1月30日 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刘伯承、邓小平，邯郸局，中工委：

“决定韦国清率华野二纵于2月下旬南下，与十一、十二纵队会合，组成苏北兵团，以韦为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受陈毅、粟裕指挥。

由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任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

6、山东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序列而不是华东野战军

1948年3月24日 中共中央为山东、苏北作战胜利向山东兵团发出贺电。电文称：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诸同志，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诸同志，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韦国清、陈丕显诸同志及两兵团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庆祝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及苏北的伟大胜利。我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自去冬在胶东半岛歼灭大量敌人之后，此次又在胶济路西段歼敌三万余人，攻克及收复周村、张店、临淄、淄川、邹平、桓台、长山、章邱、明水、龙山、齐东、博由、莱芜、蒙阴诸城镇。我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长期坚持苏北地区，半年以来歼灭大量敌人，收复许多城镇，如此次又歼敌——个旅，收复阜宁。

当此全国各战线屡开胜利进攻之际，我山东、苏北捷讯纷传，闻之极为喜慰，特向你们致慰问之童，尚望团结全体军民为歼灭山东与苏北全部敌军而奋斗。”​

——此时期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及苏北兵团，皆​独立于华野陈粟指挥的西兵团，而直接隶属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5月29日，中军委​指示粟裕及陈唐兵团与山东兵团要各自独立作战，只做战略配合，不做战役配合。并强调此点甚为重要！

7月16日 中共中央致电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许世友、谭震林、韦国清、陈丕显诸同志及山东、苏北兵团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从昌潍战役以来，在山东及在苏北连续两个多月的战斗，歼敌十多万人，解放十八座城市的伟大胜利。自你们攻克潍县后，胶济路除青岛、济南外，全线已获解放。

现你们又攻占兖州，解放济宁、汶上，歼敌整编十二师整编八十四师等部，使津浦路济南徐州段，除济南与徐州外，亦获解放。苏北方面亦迭获胜利。

当此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开始之际，华东战场获此胜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甚大。尚望继续努力，为解放全体华东人民而战。”

1948年7月，在横扫津浦路700里收官之战的兖州战役结束之后，豫东战役后退到山东休整的”西兵团“（即中原建制的”对外称华野“的部分），也向山东兵团发出了贺电，全文如下：

​许、谭、刘、谢并转山东兵团全体同志们：

​攻克兖州，解放济、汶，霍逆被俘，吴匪败北；你们连战皆捷，已使山东战局大为改观，鲁境残匪即将肃清；而东、西兵团之并肩作战亦为期不远。

我们现正加紧整训，提高战力，以期配合你们早日解放全山东，直捣徐蚌，而定中原。特电庆贺。

​粟陈唐钟张 

​1948年7月16号​​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执行1948年7月16日华东局确定的“攻克济南”的指示，在司令员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下进行济南战役。

许谭直接指挥14万兵力的攻城集团军，经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青岛之敌尚未来得及集结完毕以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一个军2万人），山东境内最大的内陆城市，也是南京与天津间最大城市的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庞镜塘等23名高级将领被我军俘获。​

山东兵团主力部队在淮海战役后组建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第九兵团，并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赫赫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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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胶东保卫战

• （1947年9月）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至12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在山东省胶东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反击作战。

8月上、中旬，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先后进占明水、益都及胶县、高密等地区，主力集结于潍县。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为迅速结束山东战事，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制定了进攻胶东的“九月攻势”计划：以整编第8、第9、第25、第54、第64师和整编第74师第57旅共17个旅的兵力组成胶东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兼胶东兵团司令官，在海空军支援下企图先取平度、莱阳，后取烟台，拟逐步将解放军压缩在胶东半岛，加以消灭。另以4个整编师守备滨海、鲁中、鲁南地区主要点线。

此时，原华东野战军第2、第7、第9、第13纵队组成的华东野战兵团，即解放军山东兵团，以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以第9、第13纵队于内线作战，采取半歼灭半击溃进犯军于运动中的作战方针，逐次抗击进攻之国民党军，由许世友率领。

以第2、第7纵队及独立师、第10师等部于诸城地区作战，实行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由谭震林率领。

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胶东党政军民充分认识当前的严重情况，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并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前线部队；同时组织后方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人员，一部分向渤海等地区转移，一部分就地疏散隐蔽，以减少损失。

9月1日，国民党军胶东兵团的整编第8、第9、第25、第54师分别由潍县、高密、胶县东犯；另将整编第64师控制于高密、平度附近，相机策应国民党军占领灵山、掖县、莱阳等城。

第9、第13纵队在民兵配合下，以地雷战方式于沿途节节抗击，给进犯之国民党军以一定阻吓和杀伤后，于19日反击进至招远县城西南道头之整8师第166旅，歼其一部，并乘势于22日夜转出外线，进入掖县东南大泽山区。

范汉杰错误判断解放军是失却战斗力而“溃逃”，即令整9师掉头尾迫，以整64师(欠156旅)由高密向北堵击。其余部队继续向烟台、蓬莱进犯，于30日侵占烟台。至此，敌虽占领了胶东解放区的10余座城镇，但已付出了伤亡1.4万余人的代价，兵力更加分散。

在范汉杰兵团主力进攻胶东的同时，其整64师第156旅于9日南犯诸城。华东野战军第2、第7纵队等部于当晚至11日发起诸城战斗，歼灭第156旅大部。继于24日挥戈北上，在高密以西朱阳地区，与由大泽山地区南下之第9纵队会合。

许世友为扭转胶东战局，调动进入胶东内地之国民党军主力回援，于10月2日发起胶河战役，当日，第2、第9纵队由朱阳地区北上，拟歼击整64师主力于饮马地区。

当整64师先头部队进至饮马时，我军误认为系该师主力，当即全线出击，致使敌主力得以退守胶河东岸范家集、三户山地区。解放军连攻三天，歼灭三户山等地之敌两个团，残敌固守范家集待援。

5日，范汉杰除令整9师增援外，并抽调第21l、第212、第156旅分别由潍县、高密等地多路驰援。

解放军立即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围困整编第64师主力，并阻击整编第9师西援；而以主力分别迎歼由潍县、高密出援的整编第45师于运动中。

8日，第2纵队将第211旅歼灭于山阳庄地区，第7纵队等部将第212旅及第156旅包围于薛家集、郑家庄地区，并歼其一部。

第9、第纵队各一部将整9师阻于红石山以东地区，并歼其一部。范汉杰被迫又从胶东内地调整编第8、第54师由蓬莱、牟平回援。

10日，许世友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达成，即主动撤出战斗。在此期间，第13纵队攻克掖县城，策应了主力作战。胶河之战，是保卫胶东作战中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歼敌1.2万余人。从此，山东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而范汉杰兵团则因戍守要点，防兵单薄，逐步陷入被动。

胶河战役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令整25师由烟台海运上海转用于大别山地区，令整9师经潍县空运中原。为了配合中原战场的作战，山东兵团奉命截歼或阻止整9师他调。

11月6日，当整9师由高密进至丈岭地区时，山东兵团第7、第9纵队突然出击，歼其一部。13日，整9师回头向大沽河以东撤退。山东兵团发起追击，先后收复高密、胶县、平度等城镇和广大地区，使胶东、滨海、鲁中三区再度连成一片。

胶高追击战后，国民党军范汉杰兵团被迫退守青岛、龙口、蓬莱、福山、烟台、威海等沿海点线；位于胶东腹地的莱阳县城仅以整54师一部及土顽5000人困守。

山东兵团于12月4日，以第7纵队发起莱阳战役，至10日歼灭国民党守军大部，残部为第13纵队第37师全歼，在此期间，第2、第9、第7纵队先后击退由青岛出援的国民党军8个旅的攻击，并予以重大杀伤。

莱阳攻克后，海阳国民党守军在第13纵队围困打击下，于11日从海上逃跑，海阳遂为第13纵队收复。

持续4个月的胶东保卫战，山东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2720人，俘敌26300人，毙敌36420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胶东的进攻，收复胶东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

而山东局势的改变，是导致山海关内解放战争攻守异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论山东战场胜利对于解放战争的决胜意义】

解放战争五大战场，中原战场、华北战场、西北战场，东北战场都不是主战场。山东战场是影响战争全局的战略枢纽之地。

蒋介石深知山东战场的重要性。1947年10月他说：

“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

​因此从战争之开始，无论是全面进攻，还是重点进攻，蒋介石对山东的重视程度是一致的，从未动摇过。这一点，是任何其他战场都从未有过的。而最终正是山东战场形势的转变，导致解放战争形势的逆变。

1947年7月以后，毛泽东令陈粟和陈谢兵团挺近中原，令刘邓兵团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后来跃进大别山，是解放军转入外线进攻国民党军的开始，但并未构成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这两大战略行动实际正是对山东战场的战略牵制和配合。

1947年10月山东兵团解放军进入反攻，是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的标志。而周恩来则说过，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胜的转折标志是济南战役。​

​山东战场形势逆转后，晋冀鲁豫、陕甘宁以及中原地区，都有了发动全面进攻的前提，于是，举行一战而定乾坤的淮海战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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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复杂难言的一生

1920年张申府(右一)、李大钊（右三）、梁漱溟（右二）、雷国能（右四）在北京中央公园合影。 

【传奇人物张崧年·申府】   

 张申府（1893年-1986年），名崧年，现代哲学家张岱年之兄。河北献县人。

他是中国20世纪初最早一批共产主义者之一。早年曾经介绍张国焘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青年时期求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他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顶头上司”。他曾经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参与筹建中共，后退党。

他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1978年后复出，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纵观张申府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黄埔军校教官中的中共党员第一人、中国第一个推介爱因斯坦的人、“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民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他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上司、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参考《建党的那些人与事——东方曙光》王晓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22年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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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简略传记】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嵩年，字申甫，1893年6月15日出生于河北献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

1908年，张申府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张申府有着复杂有趣的学习经历，他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在预科班学习数理。第二年，要考北京大学，张申府是对数学感兴趣的，但是当时他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所以就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学习了几周后又走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离开哲学系，他又突然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罗素的分析哲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张申府与哲学、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在北京大学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并认识了李大钊。这时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常去李大钊那里小坐，因此张申府与陈独秀也慢慢熟识了。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代主任。

1918年，毛泽东由北京大学伦理系教授杨昌济介绍来担任图书馆登录室工友，在张申府属下工作。张申府有眼不识泰山，对毛泽东的工作要求很苛刻严厉。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毛泽东也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一段经历印象很深：“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1918年冬，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又是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

张申府向国人首次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当代的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

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年仅25岁，就已成研究罗素的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要。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张申府成为共产党最早创始人之一。

张申府不仅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在当时还是“南陈北李”间的奔走串联者，为中共建党作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张申府准备发展党员，他们首先看中了刘清扬（后来张申府的妻子，天津学生运动和觉悟社的领袖，张申府正是通过她认识了周恩来）。可是刘没有同意张申府的求婚。

他们后来发展的第三名党员叫张国焘（有一说刘清扬不答应张申府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发展名单排在她后面的是张国焘，张当时也是刘清扬的热烈追求者，与刘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恋情。）

1920年冬，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知道他要去法国，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在法国安定下来之后，张申府于1921年初发展了同行的女友刘清扬入党，不久后又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组织。

先于张申府到达巴黎的周恩来原是准备在伦敦留学的。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那里的生活费用太贵，于是转回巴黎。

后来周恩来听说他的好友刘清扬和张申府在法国，就急着去找他们，因此张申府成了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并成为周恩来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关键人物。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由于张申府当时的老大哥身份，他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这引起很多成员的不满。1923年，巴黎的少年共产党宣布开除张申府。

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生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张申府对于周恩来可谓恩重如山，他为周恩来解决了从欧洲回国的经费，又将其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张申府对周恩来有这样的评语：“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1926年以后，张申府退出了中国共产党。退党之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

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则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与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并称哲学界“四大金刚”。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担任游行总指挥。1936年2月，张申府和刘清扬被同时逮捕，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被关了两个月，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清华大学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给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开除了曾是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

10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至此，张申府已经身败名裂、众叛亲离。

新中国建立后，张申府被周恩来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1957年因发表言论成为右派分子。1978年后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纵观张申府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黄埔军校教官中的中共党员第一人、中国第一个推介爱因斯坦的人、“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民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他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上司、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参考《建党的那些人与事——东方曙光》王晓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彭加伦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

我父亲彭加伦1923年投身革命,先是受党的委派参加国民党,被委任县党部委员,1925年回归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到长征结束,历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22军(军长陈毅)军委秘书长、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

这里需要做一下解释。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是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自由组合而成的,这个组合并不是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

当时红一军团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林彪只是红一军团下属红四军的军长,而红三军团是由彭德怀领导,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朱德是平级,林彪则属于下级。

记得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们提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关系,他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当时红三军团的粮食供给只能靠红一军团的帮助。看到红一军团在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对中共中央下达的战斗任务,是只动不打,因此没有任何损失,彭德怀、朱德、毛泽东都认为中央下达的作战命令,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独立作战是不对的,应该联合作战才会增强实力。

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原意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父亲每提及此事,总是赞叹彭德怀有肚量有眼光。因此红一方面军组建初期,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都由一军团的人兼任,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的原因。父亲说,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他们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朱、毛虽然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兼红一军团的职务,红一军团指战员的职务几乎原封不变。

朱、毛对红三军团只下达战斗任务,由彭德怀自己负责部队领导干部的使用和调动。我父亲由于是红一方面军具体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除此而外,也常常去红三军团帮助搞宣传。父亲讲,毛泽东和朱德特别嘱咐他,凡红三军团的事一定要经过彭德怀的同意才能做。本着这个原则,凡红三军团的重要宣传事宜我父亲都会事先报给彭德怀同意后再报红一方面军总部做宣传。

我父亲去红三军团开展宣传,在三军团人眼里他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但他同红三军团上下相处得都很融洽。特别是长征开始后,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改组,政委由周恩来代替了毛泽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人事变动很大,很多三军团的人进了一军团,也有很多一军团的人被调入三军团,打破了初期的建制格局,但两个军团的干部战士关系都很好。

长征时中共中央落足在红一方面军,实际随行于红一军团,红军到达陕北后彭德怀提出取消红三军团的编制,全部编入红一军团,至此红三军团建制取缔,所以后来人们把红一军团看成是中央的标志。

文革结束后,我曾到父亲的好朋友刘少卿将军(开国少将)家做客,他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年青时候,叫我小加伦将军(红军时代的人都叫我父亲“加伦将军”)。他谈到认识我父亲是在红三军团,他说那时他在红三军团任六团团长,加伦同志从总部来帮助他们搞宣传学文化。

当时红军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所以打完仗不会写战报。加伦同志人缘关系好,常常帮助他们写战报,红一方面军许多著名的战斗报道都是出自加伦同志之手。

他说,你们在《星火燎原》中看到的《飞夺泸定桥》一文,原来就是加伦同志写的,不知道怎么现在成了杨成武写的了?我对他说,这件事我知道,我听父亲讲过这个事件的原委。

当时的情况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向我父亲征稿,我父亲就把那篇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给了他们,不久杨成武来找我父亲求父亲帮他忙,成全他一个心愿,希望父亲把“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让给他使用。原因是《星火燎原》编辑部说文章的标题不能重名,而圈内人士都知道“飞夺泸定桥”的标题是我父亲首创的,杨这才来请父亲帮忙。

杨成武对我父亲说,老彭,泸定桥这一仗是我打的,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义上,你就把这篇文章让给我吧。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成全了他的心愿,并把自己的稿子从《星火燎原》编辑部撤了回来,所以在《星火燎原》中的文章是我父亲的原文又经过了杨成武增删的文章,署名也是杨成武。

尽管后来也有些高级军事将领,职务和级别都比杨成武高,要为我父亲“正名”,都被父亲拦下了,父亲说,我与成武同志几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五个字吗?!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从此“飞夺泸定桥”成为杨成武将军的专用词汇。直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又把我父亲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文章“之父”搬了出来。

解放后,党史研究人员、军史研究人员、艺术创作人员到我家采访父亲不断。常来的有黄宗江(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电影《农奴》的编剧),常鹤龄(空政文工团团长),危聆(八一厂演员)。最多提及的是“飞夺泸定桥”之战时,当时的战况,及敌方兵力数字和我方参战的兵力及伤亡数字。父亲的解答是相当详细的:

1.红军时期基层领导有文化的不多,并不是每次战斗都能有详细的记载,军事干部只顾打仗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个别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偶尔能做到战后的文字总结,大多数的都做不到。你们所说的,解放军有战后清点和总结的优良传统,那是抗日战争之后,解放战争之时才达到的,而在红军时代尤其是长征时期,命都顾不上,哪里可能做得那么好?

2.写泸定桥战斗,我是受命跟踪报道。军委的命令是三天拿下泸定桥。我作为直接参与这场战斗的唯一文职官员,从安顺场跟着杨成武的部队一路夺隘架桥与杨森的部队战斗不断,320里路程攻击前进直到泸定桥头,又随部队冲过桥头,一路全神贯注,写出从安顺场开始到夺取泸定桥完整的战斗经过。

部队冲过桥之后,接着追击攻打泸定城。我没有参加攻打泸定城的战斗,是因为我要赶着完成夺取泸定桥战斗的报道,并组织印刷。当大部队过桥的时候,夺取泸定桥的战报已经发往全军,极大的鼓舞了全军将士。

毛主席在过草地时还专门对我说,你在战士报上写的《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一词用得好哇,我们的战士都是天兵天将,激励全军嘛。

(毛主席指的战士报就是一八五期战士报,可惜已经遗失)一九三六年我重新写《飞夺泸定桥》一文时,是根据我的原手稿以及我的调查资料修改后完成。当时有个别领导说文章标题中飞夺一词是否有些夸张,可否改成“泸定桥的战斗”等,我说,连毛主席都非常欣赏“飞夺”一词。我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这些手稿一直保存着,直到接收东北时,我们刚刚打开行李,国民党军队就到了,我们撒腿便跑,来不及收东西,所有的行李都丢了,我珍贵的手稿资料也在那时全部遗失。

3.关于敌人兵力和为何能顺利夺桥。国民党驻守泸定城地区总兵力为两个旅,当然包括泸定桥地段。所以我写的对岸敌军两个旅是有根据的。直接守桥部队是两个团包括民团。我军非常重视夺取“泸定”,被中央认为是生死攸关之战,每一部署都是中央决定的,分左右两路军直扑泸定桥,志在必夺。

因为早就知道敌军守备部队可随时增援至两个旅,我军准备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几倍于敌。杨成武是开路先锋为第一梯队,一旦杨失利,后续部队会源源跟上继续攻击。原定左右两路军同时攻击泸定桥,可不知什么原因,右路军迟迟未到,肯定是遇到了敌人拦截,因为我们左路军一路走都受到敌军的拦阻。

中央决定由杨成武部抢先攻击桥头,也许在战斗中右路军就会赶到了。我亲眼目睹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明显的是我军火力压制住了敌方。就在我们的战士快爬到对岸桥头时,桥头突然着起火来,我们战士急了,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大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全吓跑了。我原以为战事还会长一些,等到右路军到达对岸桥头时敌人就会撤去。

没想到战事突变,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对岸。我在写战报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根据我的所见记录下来做出报道。战后我思考,有可能是因为敌方得知我右路军已经接近桥头怕被双面夹击,那样就会被全歼,所以跑了。但那也只是猜测,我所见到的事实是敌人没有增援,而我们冲上去了,敌人跑了,我们胜利了。

4.关于写作和回忆。写泸定桥战斗的有许多同志,但多数是根据回忆写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在战斗中边看边写,当场写出来的,应该说是最真实的记录。你们来采访,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当事人,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亲身的经历、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战场的经历不一样,只能是写个人经历的一面,不可能写出面面俱到的文章。

比如我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报道时,时间紧,写完后立即发往全军。所以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写出来,看不到的不能去作全面了解,也没有时间去了解。战地报道不是总结报告,更不是研究论文,主要写战场气氛战事情况,是真实的现场记录。

当时有人口头告诉我了一些参战人员的名字,我只能记几个主要的,其他人就用“等”字代替了。我为什么写我方兵力为一个团呢?因为只有杨成武的这个团直接与敌军作战,右路军还没有赶到战斗就已经结束,左路军其他后备部队并没有参加战斗,我当然只能简明扼要地写我方参战部队是一个团的兵力,总不能把一方面军准备参战的所有团、连级部队的番号都写进去。

实际上泸定之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安顺场至泸定桥,320里路程边攻打敌军守备要塞边行进;第二阶段是攻打泸定桥;第三阶段是攻占泸定城。

泸定城与泸定桥仅“一步之遥”,杨成武的四团在拿下泸定桥之后紧接着就打下泸定城。在泸定,敌方总兵力中可参战的兵力为两个旅,我方参战实用兵力是一个团,这是我所知道的。战时报道是会有些误差的,这些在所难免,也只能是历史的遗憾了。

比如我在1935年写的《飞夺泸定桥》战报,文中在时间上就有误差。我写的是5月13日从安顺场出发15日打下泸定桥,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实际时间应该是5月27日出发29日打下泸定桥。当时仗打得太激烈了,我也糊涂了,就这么发稿了。

1936年,我重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文章就是完全根据1935年的手稿写的,我已经知道时间上有误差,但并没有把日期改过来,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原始文件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不是原始文件了!我要保持历史的原貌(包括错误),这才是真实的反映历史的记载,并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战争场面的激烈程度。即使要更改错误和误差,也是在另外的补充文件中作修正。

采访报道时常会有些错误,我当年为写报道在采访有关基层领导时就出现过一些可笑的事情。如我采访有关攻打遵义城的情况时,当时一位连长兴致盎然地讲给我听,我迅速地记录。

可很快就有位领导告诉说,加伦同志,你要了解的是第一次攻打遵义城的情况,这位连长根本就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第三次攻打遵义城!红军当中基层干部很多,大多没有文化,闹出过许多这类笑话,需要多找些人了解,尽量互补,才会清楚。

以上内容是我根据父亲被采访后他的一些笔记手稿整理出来的。

没有美国芯片技术，中国手机一台也造不出来！

    魔都镖局

    最近几天，中国的手机市场精彩纷呈。先是华为发布了“拍照技术吓死友商”的mate 20系列，而后小米发布了所谓“磁动力滑轨”手机，也就是以前的滑盖手机。

没想到前段时间交了近100亿元人民币罚款给美国政府的中兴，居然发布了前后都是屏幕的“真全面屏”手机，被网友戏称“点正了科技树”。原本以为这就结束了吧，可就在10月的最后一天，深圳一家专门做屏幕的公司柔宇科技，居然抢在三星之前，发布了全球首款可以折叠屏幕的手机，众多网友惊呼“国产手机雄起了”。 

    国产手机真的雄起了吗？了解中兴被罚事件前后的朋友都知道，事实并不乐观。

本周一，也就是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在当天宣布，对中国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进行出口限制，禁止其购买美国技术产品，理由是该公司新增的存储芯片生产能力将威胁到为美国军方提供此类芯片的美国供应商的生存能力。继中兴之后，又一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商务部下禁售令。

    不用说，晋华的下场将和中兴没什么区别，要么赔钱了事，要么在某些事情上做出让步。为什么不选择死磕到底呢？这是因为如果选择了“死磕到底”，那么就真的只有“死”了。就连早在2013年就研发出自己芯片的华为，都不敢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

    10月31日，在TEC2018教育创想大会上，新东方俞敏洪透露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内幕，他说，即使是华为现在造出了自己的芯片，但没有美国芯片专利技术，中国手机一台也造不出来。俞敏洪对记者说，华为的副总裁曾经这么跟他说的：

    如果美国人不给我们用他们的专利技术，我们（华为）的芯片也是造不出来的。

    字字扎心，中国人民引以为傲的华为麒麟980芯片，中间竟然有一半的专利都来自美国。美国哪天不高兴了，我们连一颗芯片也用不了！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杂记】

淮海战役的最初设想出自谭震林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直接结果是将长江以北的国军主力几乎尽数歼灭，解放军南下之路就此打开。南京国民党政权随之土崩瓦解。

 但是这个南下“淮海”的战役设想，究竟是谁、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近年通过一些文学作品的演绎，这一设想普遍被认为似乎是粟裕在济南战役后于1948年9月24日最早提出的。由此而有所谓“淮海战役第一功”的传说云云。

所说的粟裕电报原文（有关“淮海”部分）如下：

“ ... ...1．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2．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更便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 难（敌可能增兵）。 ... ...”

由于是以“海州、新蒲、连云港、灌云”等地为战役目标，所以被称为“淮海战役”（所谓小淮海战役）。尽管后来以徐州为中心而席卷豫皖苏的大决战（所谓大淮海战役），事实上主要并非在苏北地区展开的。 

但是实际上，粟裕9.24电报所说“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的方案并非他之首倡。尤其应注意此电文中粟裕说“建议立即进行”——可见前此已经有所拟议。

查阅华野有关文电，乃发现其实早在三个月前，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曾向军委提出山东兵团未来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建议在“海州、新蒲、连云港、灌云”进行一系列战役，此即最初拟议的淮海战役（小淮海战役）。

谭震林原电文（报军委、华东局，以及陈粟）摘要如下：

 “... ... ... 济徐线上敌人主力只有十二师，徐州也是一个冯治安，一是东北军，一是西北军，其保存实力的观点，很可以给我利用。在这一线上，很可能打几次拉锯战，但在粟兵团行动后，邱清泉部无法抽身来援，苏北敌人也难抽过多的兵力。以苏北敌人现有力量来说，是有三个机动师（八十三，七十二，廿五）。如果敌人把这三个师全部调苏北，他就陷于严重的劣势，抽二个也陷于相对劣势。以总的战局说，敌人很难办到全部抽来，大部抽来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抽回八十三师来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因此在这一线与我拉锯的兵力，北面四个至五个旅（这时他全部兵力），南边五个至六个旅，这种南北夹击是很可能在六月中旬到来（但也可能被粟兵团迅速胜利而破坏）。这种情形到来后，我们有两种打法，一种是收兵休整，待雨季过后再打。

这个办法恐中央不能批准，因此不能配合粟兵团。【注意此语表明粟裕部此时与山东兵团并非领导关系。】

另一种则是集中三个纵队求得在运动中歼敌一二个旅，使敌附近遭到失败，这样可以的达到配合粟兵团之目的，同时也达到了切断津浦路之目的。连续拉锯二次后，我就必须休整。雨季中加强攻兖州的准备工作，雨季后（九、十二月）再来完成扫清津浦线孤立济南之目的。

陇海线之切断及海州之攻占，可能放在十一、二月间来完成这一任务。

为了便利这一任务的执行，在雨季中以一个纵队配合滨海部队，在新安镇与海州线上展开一个攻势，是有必要。这样一方面使敌人误认为我已到陇海线，使敌对我进入华中发生恐怖，直接援助了苏北兵团作战，同时也使敌无法乘我休整期间来进行扰乱与破坏，也可提早迫退临沂郯城之敌，使这一块产粮区早些收复。

当然，这样做就使我有一个纵队不能得到足够的休整，为了有利于我对海州之占领，滨海区必须不断的进行侦察与掌握海州、新蒲、连云港、灌云等地之情况，对敌之工事不断加以研究，以利攻击时不致发生困难。 ...... ”

这个在苏北的海州、新蒲、连云港、灌云等地举行大规模战役的设想，就是粟裕于济南战役后建议“立即进行”的“淮海战役”（小淮海战役）设想的初稿。而谭震林此建议提出的日期，则是在1948年5月23日，早于粟裕四个月。

谭震林提出的这些战略、战役目标，包括三个阶段，在后来山东兵团的实际作战进程中都一一得到了落实：

1、 “雨季中加强攻兖州的准备工作”——山东兵团于7月攻克兖州，切断了津浦线；

 2、“雨季后（九、十二月）再来完成扫清津浦线孤立济南之目的”——山东兵团作为主力部队于9月攻克济南 ；

3、“陇海线之切断及海州之攻占，可能放在十一、二月间来完成这一任务”------在济南战役完成后，切断陇海线即控制淮河地区，然后东略海州，此即拟议的所谓“淮海战役”（小淮海战役）。

所以，“淮海战役”的最初设想，乃是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最早提出的，而不是时任华野西线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粟裕所首先提出的。粟裕后来给军委的9.24建议，实际意图是要求在济南战役后，华野东、西兵团合力，加快推进实施谭震林于5月间已报告军委的淮海战役设想。 

四

10月1日

1，华东局及东兵团指挥机关，九纵与二，七纵在胶济路北高密西北的朱阳镇会师。

2，国民党占领了我主动放弃的烟台。范汉杰发现东兵团内线主力转移后，判断为“避战溃逃”，胶东战事已经“顺利结束”。即分兵轻进，以整编九师尾九纵，13纵追向大泽山区；整编64师（欠守诸城的156旅）由高密向北堵截。

3，许谭抓住范汉杰，多路出击的态势，，决定集中九纵，二纵歼灭脱离高密，孤军北进的64师于胶河西岸的昌邑县饮马镇地区，以调动继续东进胶东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胶东腹地损失。兵力部署为：二，九纵主攻，七纵独立师等阻援，13纵从大泽山以北攻掖县，策应主力作战。

10月2日

胶河战役开始。 整编9师进至亭口；整编64师主力进至范家集，流沙河一带，其先头进至饮马镇。九纵将该师先头误为主力，即全线出击，整编64师立即收缩，依托村庄和山地固守待援。我失去在运动中分割歼敌的机会，但是合围了敌人。范汉杰立即调兵增援。

10月5日

第十三纵攻克掖县消灭敌2700人。撤至栖霞以南休整。

10月8日

　　　１，收复掖县。（但胶河战役还未结束）

２，二十四时中军委“我军已全面转入反攻”电 华东局转许谭及各纵：“各电均悉。

庆祝你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

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西北我军不久即将向敌区进攻。东北我军攻势有很大发展。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希望你们在华东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争取胜利。”

10月9日

胶河战役战至9日，蒋介石从北平到青岛指挥。解放军在山阳庄消灭敌8500余人。范汉杰见西路援军大部被歼，东路南路援军受阻，困在范家集地64师难于脱身，遂急调第八师，第五十四师，由蓬莱，牟平经莱阳兼程回援。

10月10日

鉴于援敌迫近，范家集我军主动撤围。将部队撤至安丘，诸城之间景芝镇休整。

胶河战役重创敌8个旅，歼灭敌1.2万人，其中俘敌8000余人。

此役为改变战局的一役。进犯胶东的国民党军陷于被动。

10月15 （307）

毛泽东“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电致陈粟及政：（一）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

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

，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 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二）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一切后方补给事宜及地方工作干部之派遣等事，你们应尊重徐滕薄意见，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指示办法。（三）因胶东、渤海、鲁中三区现在已可打通，渤海武装应即向黄河以南发展，故将原决定改变，渤海仍归华东局管辖，但该区对于你们的补给事宜，则仍归邯郸局统一筹划，以免分歧。（四）

战局可能发展得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

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

当你们派部出皖浙赣时，拟由许谭所部四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加强你们西兵团兵力，但此是预计，须待那时考虑方能决定，现时不要通知他们。

（五）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核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毛军事文选4-307)

10月19日

国民党军占领胶东解放区的城镇，特别是占领烟台等沿海港口后，蒋介石认为，胶东半岛的作战已经结束。为了总结这次作战的教训，蒋介石在青岛召开“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几个报告。

20日作“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21日作“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讲话。

蒋介石说：“ 这次胶东半岛作战，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参加战场得由陆军，空军，海军。”“在整个剿匪战事中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蒋介石声称，从6月25日开始向鲁中沂蒙山区进攻以来，到这次克服烟台为止，”“这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这次胶东作战决定我们剿匪胜利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确定的三个战略目标，即占领延安，占领沂蒙山区和封锁解放军的海上交通路线，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剿匪的军事亦随之而告一段落，从明天（10月21日）开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五

11月4日

   东兵团二，七，九，十三纵已在安丘，诸城间休整近一个月，人员，粮食，弹药，装备各方面得到了补充。许谭率二七九纵进至胶济路南，潍河以东地区，待机迎击西开潍县的整编第九师。十三纵在大泽山区牵制整编54师。

11月6日

   东兵团攻击整编九师，但未能将其分割包围。整编九师得以有组织地占领村落据守。

11月8日

13纵包围了由莱阳东犯的整编54师主力（红189）。

11月10日

   1，中军委电华东局指出：我攻石家庄及陇海线，敌苦于无兵增援，九师，六十四师拟集结济南，不向石家庄即向龙海，望令许谭尽可能以寻歼一步，之方法，阻止该两师一个时期。至二十五师，则可不加阻止，对八师，五十四师目前不忙去打”。

   2，华东局致电许谭指出“敌九师，六十四师级均有开往济南转之鲁西，加重陈粟负担之可能，因此你们停止执行进入胶东内线作战计划。你们应集中二，七，九纵在九师向西运动中歼其一部或大部，如敌行动谨慎无法歼灭，则应给于适当打击和杀伤，并尽力以延期西进的时间。望本此精神，提出作战计划和部署。”

据此，许谭“决心拖住”整编第九师。

11月11日

在整编64师的接应下，整编第九师“交替掩护”地掉头东返，向胶县，城阳撤退，九纵歼敌1000人。

11月19日

二纵包围高密城。经充分准备27日攻克高密城。全歼64师一个团及保安队共2300人。

11月22日

七纵，九纵收复胶县。控制了胶济线东段的交通枢纽。

11月底

整编二十五师由烟台，整编九师师部率9由城阳先后海运上海，以后转运中原战场。 

历时一个月的胶高追击战，东兵团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共歼灭敌人1万余，结束。滞迟了整编九师，第二十五师他调的行动，解放了高密，胶县，平度等广大地区，收复了胶济路东段100多公里。迫使范汉杰困守青岛，莱阳，即墨，烟台，福山，蓬莱，龙口等孤立据点，使胶东，鲁中，滨海连成一片。

12月1日

华东局致电许谭，指出：“今后作战方针不再包围拖住敌人，而在很好寻找和创造运动战之机会歼灭敌人。” 华东局48年12月1日电报：“近两月以来，除两次歼灭战外（山阳歼灭211旅及高密歼灭战），多是打消耗战。望很好研究战术，对每次战役战斗均要有有把握有准备才好。”（刘统373）

并同意许谭提出的第七，第九纵队“一面休整，一面寻机歼敌或以包围莱阳姿态集中主力求得打援。”“第二纵队则返回胶济路南，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12月2日

许谭提出“为了基本上解决胶东问题，我们提议二纵暂不南返，仍配合七九纵打下莱阳。”这一方案得到华东局同意。许谭决定七纵攻城，二纵打援，九纵和13纵一部阻击青岛，即墨来援之敌；以胶东北海，东海分区部队阻击烟台来敌。

12月4日

七纵向莱阳发起攻击。

12月9日

十三纵37师接替七纵继续攻击莱阳城。

12月13日

攻击莱阳城战役结束。消灭守敌5000人。七纵，十三纵伤亡7000人。伤亡较大，但意义极大。那时，我们不仅城市攻坚战很少打。攻坚战的力量，经验都不够。

12月6日

今日起打援，粉碎范汉杰重占莱阳地计划。

12月２6日，整编54师付出伤亡4000的代价后，被迫南撤灵山固守。

至此莱阳战役结束。消灭敌人1.7万人

历时5个月的胶东保卫战结束。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节节抗击，杀伤进犯的国民党军，主力避其锋芒，时分时合，创造战机，选择孤立冒进，突出无援的一路或一部，加以歼灭，结合围点打援，消灭敌人6.3万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1月30日（379 ）

三十日中军委 “组建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电华东局，并告粟陈，刘邓，邯郸局，中工委：艳申电悉，兹决定：

（一）韦国清率二纵于丑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但实际仍主持工委工作，姬洛为副政委，与韦国清一起主持军队。二纵，十一纵，十二纵负责人由华东局斟酌配备，报告我们。苏北兵团受陈粟指挥。

（二）许谭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其作战，休整，补充等计划，经过过华东局考虑向军委提出意见，得军委批准然后执行。目前应争取于丑号以前完成休整任务，丑月下旬开始做新的作战行动，以一部监视胶东之敌，主力向胶济线西段机动。

（三）准备于三四个月后成立一个新的纵队，加入山东兵团作战。”

5月27日

9时陈毅粟裕给中军委的电报。

电报说: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歼敌第五军作战计划,许谭部及陈唐部应以敌五军之行动而决定自己之行动,务须不失战机,捕捉五军于增援鲁西南中,配合一兵团歼灭之.许谭兵团应以一个纵队为预备队,待命进入鲁西南参战。

【解放战争资料】

淮海战役的指挥问题

作者：张延忠

解放战争，许多战役毛主席亲自指挥，重大战役的决策及一些重要的战场指挥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有时具体到纵队的位置。譬如淮海战役，平行追击期间，毛主席有电报问及华野渤海纵队的位置，而渤海纵队是华野最小的纵队，约15000人。

淮海战役是一次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战役。仅华野进行的战役即是7个一8个大小战役组成的（加上徐南战役可说是8个）。

周恩来说济南战役是淮海战役的序幕， 也可以说是淮海战役的一部分，因为济南战役的战役部署，时间，后勤等等，都是后来实现的淮海战役的准备部署。因此加上济南战役 可以说是大小9个战役。

根据中央指示，作为淮海战役前敌指挥部的总前委包括五个人，即：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谭震林、粟裕。

以下谈谈华野方面在淮海战役的各个具体战役中，指挥员究竟是谁：

1，济南战役的攻城战役的战场指挥者是许世友和谭震林。

济南战役的决策和兵力部署是由中央毛主席决策的。包括攻城的时间和战役过程中的兵力使，都是中央、毛主席确定的。

攻城战役指挥员为许世友，也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

2，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11月8日开始的对冯治安部的战役，从张何起义到万年闸解决战斗，谭震林都是前线指挥员。

3，碾庄战役歼灭黄百韬，第一阶段是陈士榘指挥的，久攻不下，华东局和前敌委员会决定换将，改由谭震林指挥。

4，徐南阻击和对李延年的战役，前线指挥员是谭震林。

5，平行追击前线指挥员，是谭震林。

6，陈官庄总攻战役，华野和中野包括四个总攻集团，其中华野的北集团是谭震林指挥的。  

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战役和徐南战役的前线指挥员不是谭震林。

徐南战役是由韦国清指挥的，此战规模小，但非常重要。徐东阻击战是宋世轮，刘培善指挥的，也非常艰苦，很重要。

我统计过，淮海战役中，华野各部队只有韦国清兵团的2纵、11纵，谭震林未直接指挥。

近年一些文学作品捧粟裕。多年来,官方或民间也好,关于淮海战役,基本上都是把焦点放在粟裕将军身上。粟裕是淮海战役五前委之一，也是淮海战役的重要指挥员。但实际上粟裕基本没有参与指挥淮海战役中的任何具体战役。淮海战役的后期，粟裕因病（长期失眠导致晕眩不适）请了病假，西兵团的司令部实际是参谋长陈世榘在负责指挥。

在淮海战役中粟裕没有实际参与指挥主要的战役，这可能是《粟裕回忆录》未谈淮海战役的原因。

【何新解放战争杂记】

淮海战役决策的形成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的淮海战役，经过66天激战，华东解放军和中原解放军以60万人战胜国民党军80万人，全歼国民党军第七、二、十二、十三、十六兵团等5大精锐主力兵团，被毛泽东称为“南线战略大决战”。

近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1948年末决定国共命运的淮海战役建议，是粟裕将军提出的。但此说并非事实。

1、此说所以出现，根据是粟裕于济南战役后期发给中央的一个电文，史称“敬晨电”。

【粟裕关于建议举行淮海战役致中央的电文(1948年9月24日)】

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

 一 .至此刻为止，攻济战斗已突人内城六个团，敌极混乱，决乘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歼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部千佛山、马鞍山之敌，亦易解决（齐鲁大学之敌昨已投降）。

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但援敌邱兵团直至今晨，才开始自商邱以北分向曹县、城武间地区北进，而黄兵团则尚未完全集结。但以现有材料计，该兵团之六十四师亦到达砀山地区。李兵团则尚在固镇及其以东地区。

似此，如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控制，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警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性为大。如敌仍继续北援，我们当按既定之方针歼灭援敌。如敌停出北援，则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

 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

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杨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人休整。 

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

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六个纵队仅伤亡八千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依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二.究应如何请电示，但不论采何方案．建议华东自（局）立即令鲁南及滨海地武将临沂之王洪九部包围，以待济、徐作战结束后，加派一部主力（如仅以地武歼该敌很难奏效）攻歼该敌。 

三.饶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粟 敬晨七时

2、中央的第一封回电

​【中央25日上午给粟裕等的回电】

中央决策方面收到粟敬晨电后，于当日上午立即回电云：

“敬七时电悉。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中央”

【简略说明】

1、因粟裕此电中有“立即举行淮海战役”的提议，因此论者认为淮海战役设想是粟裕首倡的，实际上这是误解。

2、当粟裕发电时，许谭指挥的解放军山东兵团（隶属华东局领导、为华东人民解放军所部）约15万人，正在进行济南战役的攻城任务。

而粟裕则率西兵团（粟部隶属于中原人民解放军）10余万部队在远距离外担负阻援任务。

3、由于许谭兵团攻济进展迅速、顺利，故国民党援军还未来及集结出发，济南已被许谭山东兵团攻克。因粟裕当时处于静观状态，乃得以从容构思济南战役后下一步军事行动。

4、在此前的5月间，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曾有南下两淮和东进海安、连云港——举行淮海战役的动议。因之粟裕在此电中提出攻济后立即举行淮海战役的此一提议，并非首创。

5、粟裕此电文可表明其对于华东部队，粟裕当时并无垂直直接领导关系。故他建议华东局令地方部队包围鲁南敌军，扫清南下障碍。

6、而中央这个回电也很有意思。按粟裕电文的最后一句，是报告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将到粟裕部视察，粟裕拟就下一步作战方案有所请示。（“饶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请示饶政委."）

但是中央回电对此却未置可否，且只字未提饶漱石，仅要求粟裕“你们”立即与许谭王等军事干部开会商议后，拿出最后方案给我们审查决定。

7、事实上，粟裕此举似不合中共组织制度。

因粟裕部自1947年9月后中央已经明确其组织隶属晋冀鲁豫——中原局。但是在1948年7月的睢杞战役后，原应在中原作战的粟裕兵团因战损严重，不得不退入山东解放区寻求补充及休整。随后在华东局召开的曲阜会议上，中央决定发动济南战役，毛泽东亲自决定由许世友担任济南战役攻城总指挥，而以粟裕兵团为阻援预备队，由粟裕作为负责打援军和协同攻城与打援的临时指挥员。

但是，此时粟裕兵团的建制仍是属于中原局及中原人民解放军领导，不属于华东局饶漱石及华东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序列。所以粟裕之请示饶政委实际有所未合。（且粟裕当时已不是华东解放军的指挥员。所谓的“华东野战军”番号，一年前实际即已被中央通知取消，粟裕部编入晋冀鲁豫解放军。仅对外仍保留“华野”番号作对外示形之用。）

8、故粟裕关于其兵团下一步作战方向的战役设想，所应须请示的上级部门乃是中原局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以及参谋长李达。

事实上，于当日上午收到粟裕的请示电文后，中原解放军领导刘、陈、李即于本日中午立即复电，表示同意粟裕兵团南下淮海地区作战。

【刘陈李给军委及粟裕的复电(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午)​】

军委并粟：

(一)粟敬七时电悉。

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如能配合孙良诚各伪部之反正，则收效更大。对控制于鲁西南之四、八两纵以能进出于丰、沛、肖、砀，蹑邱兵团之后为最好，且可于南下时相机夹击援敌于淮北路东地区，同时亦可保持向西的机动，打击陇海线、鲁西南分散之敌。

(二)豫南战局迄本月止，白敌已决调七师、四十八师集结确山，昨日已到一个团，余部在二十六七两日可集结完毕。因济南已不能挽救，黄兵团不北开，必企图以全力六个师(共十二个旅以上)西进，向南阳运补给品，反扑向我求战，且有可能于进驻南阳后向北推进，破坏我豫西区之中心腹地。如此着实现，对我秋季群运、屯粮、冬衣渚计划妨害甚大。因连日天雨，敌之西进当在天晴之后。

(三)我们研究上述敌情发生时，认为集中全军，歼敌于南阳附近或攻占南阳的机会已成过去，拟采取分遣歼敌方针。建议以一至两个纵队南下，配合桐柏，江汉部队先破击信阳、汉口段铁路，然后分歼分散于江汉地区之敌(如二十八师、五十二师、二十师)，估计可能达成歼敌任务，并于可能时，相机攻占襄阳。刘金轩十二旅择机回陕南，争取歼灭七十九师一部，并打开汉水上游局面。

我集中主力三至四个纵队，位于南阳附近，掩护南下部队之开进，并吸敌西进，待敌进至泌阳、唐河间，我主力即紧缩于舞阳、方城地区俟敌改变方向回援江汉时来决定行动，或打南阳，或打驻马店，或尾敌南下，均属有利，如敌转向东北，则我亦向东向北机动均可。此一行动计划可争取在江汉歼敌一部，可保持豫西基本区，于东战场亦可配合得宜，望军委指示。

刘陈李九月二十五日午

【毛泽东于25日晚上19时，做出立即进行淮海战役战略决战的决策】

前已指出，在当日（25日）上午，中央已复电粟裕，要求他会同山东兵团领导人协商下一步作战计划。在中午接到刘陈李电报后；仅仅经过一个下午的深思熟虑，毛泽东即于当晚19时亲自署笔电文，做出立即举行淮海战役的最终决策。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决策电文，事实上驳回了粟裕原来那个淮海战役的提议，而提出了一系列大为不同的战略策划。

【中央关于立即举行淮海战役的决策电报(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九时)】

1949年9月25日1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电。电文如下：

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

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

因此，你们应在酉灰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象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军 委二十五日十九时

【要点分析】

1、此电中毛泽东提出了他对于淮海战役的崭新设想和实施方案。毛泽东9.2519时发出的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导即将举行的淮海战役的战略总方针。

2、粟裕9.24敬字电报的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一、战略目标

进入两淮，控制华中。

“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二、实施方案

“该战役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

如敌不援或被阻，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人休整。”

以上两步，即粟裕提议的淮海战役的全部内容。

由此可见，粟裕所谓的淮海战役，目标不大，且具有区域的局限性——战役第一目标是掠取苏北，宝应、高邮、宿迁及运河沿线的两淮地区。如顺利得手，则第二步东下攻略海洲、连云港而已。使用的部队，则主要是此时闲置中的粟裕兵团。

粟裕这个“淮海战役”局面很小，与后来成为国共两军战略总决战的淮海战役实有天壤之别！

虽然毛泽东在第二封复电开头即说：“立即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但是，他所构想的淮海战役却是一场规模宏大，具有战略对决性的大决战！毛泽东认为此战总目标，不仅是要一战而砥定中原，而且可能彻底荡平长江以北。

所以毛泽东此电的战略设计与粟裕的设想完全不同：

1、使用兵力不是只用粟裕兵团，而是以山东兵团全部与粟裕兵团，包括中原的刘陈部队，联合作战。山东兵团在克济南后，应不休息，连续作战，立即南下。

2、作战目标，不是夺取江北几座小城，而是歼灭邱清泉和黃伯韬两个兵团。首要目标是消灭黃伯韬兵团于新安（今新沂）、运河沿线。

3、然后南下歼灭两淮、高、宝之敌为第二阶段。

4、最后东进歼灭连云港、海州之敌为第三阶段。

5、毛泽东特别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统一的“大战役”。

这一设计和设想，才是后来所实施的淮海战役的雏形。

毛泽东当时考虑，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而实际上淮海战役是于11月6日发动的。

毛泽东认为，打淮海战役须准备进行几个作战阶段：

(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

毛泽东的这个计划才是真正的淮海战役作战策划。

毛泽东明确提出首战以歼灭黄伯涛集团为目标，此即于一个多月后打响的碾庄歼黄战役。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此电报的第一句话一一“举行淮海战役非常必要”，经常被引用，被认为似乎是对粟裕电报的赞许。但实际上研究毛泽东此电全文内容后，会发现粟的想法不但未被毛泽东首肯，而且是被基本否定了。所以诸如什么淮海战役是粟裕所策划而立下第一功云云，实为无稽之谈。

网文:日本皇室或出华裔？

楼主：一钩明月

　　日本的古代史是一篇糊涂账，一半是无稽的神话，另一半是捏造的伪史。其实捏造史实并不稀奇，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行为，自称是神的直系后代，更是人类常有的夸耀，不过厚着脸皮硬要和中国比古老，把自己的祖先一直追述到千余年前，就未免过分了。　　

现代的日本人，恍然于编纂伪史的无聊，才渐渐敢于说真话，不过有时又过火，认为他们的历史都不可信，尤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皇室是由中国传流下来的。但是学者卫挺生博士，在他的大作中，论证了神武天皇就是徐福。　　

日本之有正史始于第40代的天武天皇。在壬申之后，这位君主认为当时所传的史实误谬颇多，真实的情形常常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便走了样，必须制订正史。他于是命令了一位28岁有照相板记忆力的稗田阿礼，根据史料《帝纪》、《旧辞》等，重加整理，去伪留真，来制订一部正史，以传后世。　　

但是经过30余年后，稗田阿礼并没有能完成他修史的大业，而阿礼已经老迈不堪，到了元明女帝时代，不能不另外敕谕一位文笔非常秀丽的太朝臣── 安万侣，来帮忙阿礼共同续写那未完成的着作，这就是所谓的《古事记》(公历712年完成)。在古事记之外，天武天皇还创立了一所历史编纂馆，任命了一大批编纂委员，要他们仿效中国的《史记》、《汉书》的纂写方式，广搜数据成为一部完备的国家纪录。　　

经过整整40年的工夫，这部巨作完成了，就是现今还流传的用汉文写下来的《日本书纪》，公历720年完成，共30卷，一、二两卷是神话，第三卷是日本正史的开始 ──《神武纪》。

《神武纪》是神武天皇本纪，其中最重要的描述，是东征的一役，虽然很像是一篇神话，但叙述的行踪忽东忽西、忽行忽止，尤其他在不同地区留滞的期间忽长忽短，不像是故意的虚构。据卫博士的考证，根据《神武纪》的记载： 

一、“可确知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天盘船谓航海之楼船。‘飞降’谓操纵风帆而来，‘高天原’乃指海外之一地而言。”　　

二、当时日本文化的程度，停留在绳文文化时代，并没有任何冲击，能使日本忽然飞跃到青铜的弥生文化。据卫博士的研究：“近年，自筑紫至远贺川口，出土青铜器时代之刀剑戈矛镕范甚多，与《神武纪》所云，居‘吉备’数年以蓄兵食之语相应，‘兵’即兵器。神武东征途中先折而西行，停驻远贺川口多日，因其地为其兵器制造区，故亲往视察制造情形，从已出土之兵器而言，其形式与先秦之大陆中原之刀剑戈矛无异，可见神武兵工之技工来自大陆。　　

日本产铜之各地，多在伊豫安艺以东，而当日制造兵器之场所，反集中九州岛的西北，去矿场甚远，显然当时日本铜矿尚未被发现，不得已乃自大陆齐楚沿海运铜入倭，铜矿笨重，故将其冶铸集中于日本去齐楚海岸最近之港湾，因而自唐津以至冈田皆成其冶铸之工业区。”以上说明了神武东征武器的来源。　　

神武是谁呢?卫博士肯定地说，他必然是徐福。徐福到了日本之后，为了避免秦始皇的追踪、侦访，甚至于讨伐，他利用了语言的隔阂来保持他的秘密。　　

他禁用当时通用的中国语言，甚至采用了秦始皇的愚民政策，认为人民有了知识之后，便会兴风作浪，“以古而非今”了。文字是罪魁，是知识思想最可怕的媒体，所以他根本废弃了文字，在文字还没有流布很广的时候，便扼杀了它。那时其手下还有几千名由齐楚各地征调而来的童男女，他不授以中国文化，反而让他们倭化。　　

这时大局已平定，他这批青年战友，一个个也已长大成人，便让他们和当地土着男女婚配，创立家业，断绝他们思乡的念头。他为了示范，娶了原始居民木族中的贺茂氏的女儿──媛蹈鞴五十铃媛为正妃，翌年并立她为皇后。他自己在辛酉年即位于橿原宫，称帝了。　　

以上是卫博士根据《神武纪》，再考证了我国各书类中有关徐福的记载而推断的，合情合理。显然的，神武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唯独有一点不能符合的是神武即位之年。照《神武纪》中明确的记为辛酉之年，为纪元前660年，约当春秋齐桓公葵丘之会一匡天下的时候，距离徐福之生，四百有余年，所以徐福似乎不可能就是神武。　　

不过神武时代，日本根本尚未纪年。日本本来无历，是从钦明天皇时代，由百济的历博士一位名叫观勒的高僧传授得来，到了推古女帝九年辛酉，才由当时主政的圣德太子推行历法于全国。除了历法之外，圣德太子还制订了冠位、朝仪、宪法，确实应了中国谶纬家的预言，辛酉是个革新之年。

圣德太子为了修史，不能不订一个大吉祥的日子，作为日本的开国之期，因此他认为辛酉年最能象征革故鼎新，而为了表示日本是与我国相埒的古国，于是订了推古九年辛酉以前的第21个辛酉，为神武即位之年。　　

是神武千余年后，他40余代的子孙硬替他装上去的，焉能可信!不过辛酉每逢60年必有一次，假定真的是辛酉年，如若不是第21个，而是第17个辛酉，那也能吻合了。　　

总之卫博士的研究，解答了历史上的大谜。为什么徐福3次出海?3千童男女的踪迹何处去了?日本何以忽然由绳文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青铜器时代?不过这并不能使得我们与日本之间更密切，徐福的原意似乎就是想隔绝日本与大陆的关系的。　　

姑不论日本的学者有没有雅量来承认这一事实，日本的第一位君主的来源，我们总算是清楚了。神武以后，根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有八代帝王，而无事迹。据日本学者水野佑的研究，这八代帝王根本无其人，名字是虚构的。这当然可能。那是因为把神武的存在提前了四百年，当然产生了很长的空隙，为填这四百年的空档，至少需要八代以上的君主，当然只能是有名而无事迹的阙史时代了。由于把神武提前了四世纪，日本的古代史的真伪更难确定。真实可考的史实，要从仁德王开始了。　　

令中国人大吃一惊：日本天皇血脉或源于中国 关于日本天皇的血脉一直有三种推断，天皇是起源于中国?朝鲜?还是亚洲的某个游牧民族?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皇室被神化、关于皇室的史料记载充满断层，日本皇陵又严禁外人进入，天皇的“身世”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

随着部分皇陵开放，日本国内对天皇血脉的争议越来越大，但是依照目前掌握的材料，还难以对此下定论。 早期皇陵身份成谜 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非常模糊，只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一直到第十代的崇神天皇的身份才有实际文物支持。以至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中国人或朝鲜人。　　

其实，不光学者怀疑，就连日本天皇本人也有所疑问。天皇明仁过68岁生日(2001年)时就曾谈起自己的先祖，他说：“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日本第50代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

 日本考古协会的专家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一直在恳求官方开放部分皇陵，以“验明正身”。但专门负责打理日本皇室一切事务——当然也包括皇陵的日本宫内厅以担心打扰已故天皇灵魂安息为由，一直拒绝向公众开放天皇陵墓。　　

不过，在漫长等待之后，日本宫内厅能够答应开放皇陵。据了解，日本最大型及最重要的陵墓就是包括124位日本天皇在内的896个皇室坟地。这些皇室坟地中，古坟大多利用天然地形造坟，建于山顶、山腰位置。根据古坟堆土的形式，有圆坟，方坟，前方后圆坟，上圆下方坟等等的区别。其中以前方后圆坟的规模最为雄伟，形状也十分优美，再加上它是国外没有而日本独具的形式，所以可以把它称为日本高冢式古坟的代表。根据古坟外形的发展演变，一般又可分为前、中、后三期。有趣的是，它恰好同日本国家开始统一、大和朝廷昌盛、最后走向衰亡这一过程相一致。　　

座落于大阪府堺市大仙町的仁德天皇陵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被认定为现存最大的天皇陵。日本人还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墓，甚至大于胡夫金字塔和秦始皇陵。19世纪，明治政府根据传说和部分日本史料，认定其中的部分古坟为古代天皇陵墓。但是，由于有关古代日本的史料极其缺乏，这些陵墓究竟是不是仁德天皇或者其它天皇的，其实也很难确定。　　

日本官方已经为8世纪前的绝大部分天皇分别认定了陵墓，比如奈良县的一座古坟就被认定为神武天皇的陵墓。打开这些“天皇陵墓”后，如果其中的遗体年龄与既有的说法对不上，将会对日本皇室的正统性构成极大的挑战。 天皇起源的三个版本 根据日本史学界的公开材料，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他一直被日本神道教传说为“天照大神”的后裔。而考古学上最早可考的天皇是第十代的崇神天皇。 这使日本关于天皇的记载充满了许多断层，由此便衍生出了关于天皇起源的各种版本，一种最为普遍而又备受争议的看法认为：天皇的祖先很有可能是中国人或朝鲜人。　　

血统说之一：中国人 在中国史学界曾经比较盛行的观点认为，神武天皇就是当年秦始皇派遣出海求仙药的徐福。其最主要的历史论据是：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成为迄今为止有史记载的东渡第一人。　　

不光中国人这么认为，连日本国内也有很多人持同样的观点。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称自己是徐福的后裔。日本人都尊徐福为“司农神”和“司药神”。至今，日本仍保留着包括徐福墓、徐福宫、徐福上陆纪念碑在内的许多遗址。每年秋季，佐贺县人民都要向供奉在“金主神社”中的徐福敬献“初穗”。每隔五十年，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祭奠。 但也有史学家认为这些不足以说明天皇起源问题。他们认为徐福东渡这个故事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即便是真的，《史记》中也并没有讲明徐福渡海到了何处。 一些史学界观点认为，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有些部分起源于中国，生活特色、信仰特征也比较类似。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人就是日本天皇的祖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李卓认为：“虽然秦、汉代远古时期，中国战乱，有大批中国人逃亡到日本移居，(但日本天皇)是不是起源于中国很难说。”　　

血统说之二：朝鲜人?　　

与天皇血统来自于中国相比，天皇之根脉来自于朝鲜的说法似乎更具有遗传学上的“论据”。考古学家在1980年代，曾为一副日本原住民骸骨进行DNA测试，得出的数据和现代日本人差异很大，仅和北海道一批现存的少数族裔稳定;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德勇胜士也在2003年，比较了东亚各国人第六号染色体的HLA遗传基因，结果发现日本人不像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族人，反而更像朝鲜人。　　

另一个被广为流传的例子就是，明仁天皇68岁生日那天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他的依据是日本编年史上的明确记载：“公元781年即位的桓武天皇的母亲就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的王族中人。”　　

不过史学界对此也存有质疑：“明仁天皇之所以这么说，有可能出于其他的目的，比如外交的考量等等。还有即便最后证明是朝鲜人，这无形中给当年日本侵略朝鲜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血统说之三：亚洲游牧民族——匈奴? 

另有考古证据证实，古代的日本是由众多的部落国家以及自东北亚迁来的游牧民族融合演变而成。当时处于部落战争时期，由于生产力比较发达，所以来自中国和朝鲜的部落大王可能在战争中占据有力的位置，最终统一其它部落，并进而成为第一个天皇。　　

从陪葬品的考古结果来看，早期天皇古坟的陪葬品以镜、刀为主要祭祀用品。而中期天皇古坟与早期古坟相比，陪葬品中多了很多大陆化的贵族生活物品，如金饰、玉饰等，还出现了马具。部分学者据此结合其它史料认为，5世纪以后的天皇和此前的天皇实际上并不属于一个家族，目前的天皇家族是从北九州一带东征而来。　　

部分史学家认为，天皇的起源最终可能还要从日本大和民族自身去寻找。　　

日本国内争议不断　　

日本人能容忍皇灵被“打扰”，而且可能有朝一日被告之天皇是外国人吗?关于日本天皇的起源，日本国内考古学界看法不一。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四年级的保田德明认为，“以前宫内厅以怕打扰天皇灵魂安息为由拒绝开放天皇陵，这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背后肯定有对皇室真正血统的担心。但天皇对于日本人来说还是个比较神秘的存在，如果什么都公之于天下，多少会有些抵触感。” 

虽然日本人现在已经不把天皇当神一般朝拜，但血脉论的争议充斥着日本各大网站的论坛中，其中包括很多关于天皇陵开放的讨论，很多人都对禁止进入天皇陵调查的制度感到不满，认为有必要对考古专家开放。

一位考古专家说，开放天皇陵甚至允许挖掘天皇陵，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但应该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

淮海战役之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编制序列

    一、中原军区·中原人民解放军（原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

    1、中原野战军：番号为中野1、2、3、4、6、9、11纵（7个纵队）

指挥员：刘伯承、陈毅、李达

    2、华东野战军（仅对外仍称“华野”）：番号为原华野1、3、4、6、8、10纵（6个纵队）

指挥员：陈毅（司令员、政委）

               粟裕（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陈世榘（参谋长）

    3、军区地方部队：豫皖苏军区、豫西军区、陕南军区（3个三级军区部队）

    二、华东军区

    1、山东兵团：番号为华野7、9、13、鲁中南、渤海纵（5个纵队）

指挥员：谭震林、王建安（司令员许世友病休）

    2、苏北兵团：番号为华野2、11、12纵（3个纵队）

指挥员：韦国清、姬鹏飞、陈丕显

    3、军区直属野战部队：番号为华野特种兵纵队、两广纵队、吴化文35军（2个纵队1个军）

    4、军区地方部队：江淮军区、苏北军区、鲁中南军区（3个三级军区部队）

    三、华北军区

    军区地方部队：冀鲁豫军区（1个三级军区部队）

    综述：共有2个野战军，2个兵团，23个纵队，1个军，7个三级军区部队，计65个师（旅）。

     战役中因战斗需要，军区、野战军、兵团所指挥的纵队（军）多有交叉。

【注】

1、来源：据《淮海战役 ·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 

2、“淮海战役参战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目的是用最简单明了的格式反映出淮海战役期间各部队在组织上的隶属关系。

【综述】

一、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有2个野战军，2个兵团，23个纵队，1个军，7个三级军区部队，计65个师（旅）。

战役中因战斗需要，军区、野战军、兵团所指挥的纵队（军）多有交叉。 

二、淮海战役开打时原华野粟裕兵团、中野11纵在华东战区作战。

在中原战区双堆集战斗开战时，中野11纵先期回到中原作战。原华野3纵、7纵、11纵、鲁中南纵队完成华东碾庄战斗后亦加入中原作战。

完成双堆集作战后，原华野部队全部重回华东战区陈官庄作战。

三、隶属中原军区的原华东野战军和隶属华东军区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都用“华野”番号，是因为：

1947年7月原华野6个纵队进入中原作战并划入中原军区建制，本来更名为“冀鲁豫野战军”（含中野11纵），但因主体为原华野部队，仍自称华东野战军（后中央认可），各纵队番号照旧，仍称“华野x纵”。

而留在华东作战和在华东发展起来的两兵团纵队则名正言顺地使用“华野x纵”番号。虽然两部分部队都用“华野x纵”的番号，但组织隶属关系是不同的：华野1、3、4、6、8、10纵队隶属中原军区。

华野7、9、13、2、11、12、鲁中南、渤海、特纵、两广纵队隶属华东军区。

四、隶属中原军区的原华东野战军粟裕及陈世榘兵团和隶属华东军区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虽然都用“华野”番号，但指挥关系也不同：粟、陈兵团受中原军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山东及苏北兵团受华东局指挥。

【附录】

中原军区（中原人民解放军） ：

前期：中原野战军及原华东野战军主力：番号分别为中野1、2、3、4、6、9，原华东野战军1、3、4、6、8、10纵、中野王秉璋11纵队（7个纵队）

后期：中原野战军及原华东野战军主力：番号分别为中野1、2、3、4、6、9、王秉璋11纵队（7个纵队、原华东野战军1、3、4、6、8、10纵（6个纵队）。

【附注】

以上编制组织关系可以表明，当时仅作为中原解放军一部指挥员的粟裕，并非淮海战役作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员。

方堃：《何新学术年谱初编》读后记

方   堃

　　近期，中港传媒出版社以独到眼光，周密策划，倾力编辑，精心设计，出版了四卷本《何新学术年谱初编（1949—2017）》（精装繁体版，2018年8月）。这是国内首部何新年谱。何新先生乃当代名震中外之学者，则此书标志着何新学术体系已获初步整理，实属当代学界之一大事。

　　近年来中港传媒出版社杰构迭出，出版了何新先生的《汇率风暴》、《命运与思考》以及五部神秘共济会之历史研究等多部巨著，而皆畅销多次再版，大行于海内外，其于学术正能量传播之大功德不可谓不居功至伟。现在该社又推出许多读者翘首以盼的《何新学术年谱》，诚为学术界所瞩目。作为一个关注何新书籍的老读者，我竟不期而有幸获得此书，乃先睹为快。披读之余，自不能不为何新先生和读者馨祝以庆也！

　　手抚此数卷，感到该书之装帧风格，显得庄谨厚重，排版独特，印刷精美。各卷的封面封底均显简朴，而以不同色彩和线条设计之，由浅及深，以明淡清澈之蓝始，终于深邃无涯之暗褐色。这种格局，应是分别象征着何新先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之风貌吧。

　　全书共分四册，凡一百一十余万字。以编年为体例，以各学术领域为经，以著述发表时间为纬，比较系统地汇集编述了何新先生的生平、著述和思想。综观全书，每一卷都以简约之标题，作为何新先生学术分期之概括。每一时期中，则以年月总其次序，以治学领域为区分，做到在编年之下有分类。因此，这种处理有利于读者按图索骥，不仅可以了解何新学术不同时期之面貌，而且可视作一部翔实丰富的何新学术提要及目录资料库。

　　《何新学术年谱初编》卷帙巨大，内容浩瀚，全书将何新先生的学术大致划分为哲学逻辑、古典学术和现代学术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指的是方法论和工具论，第二层面指的是文史研究的新考古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第三层面指的是经政战略的新经世之学。而对何新思想之体系，全书提炼为四大方面：一、中华复兴；二、国家至上；三、文化自尊；四、新社会主义。

　　第一卷自何新先生出生之年起，迄于1980年代中期，缕述了早期何新人生和学术之情况。

　　第二卷自1980年代末期起，迄于2010年代，反映了中年何新学术之概貌。

　　第三卷则自2010年代初起，迄至于现在，展现了何新先生晚近以来学术思想之发展变化。

　　第四卷为全书之附录，收录了何新先生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领域一系列最新之思考和研究著述。并附录了本书编者研究何新学术的若干文论。

　　除此之外，全书在何新先生学术每一转折期，编者皆作了简要之说明、考证、注释及评述，总体而言，行文是比较客观平实的。书后还附录了详细的何新著作版本年表，以及大量国内外关于何新学术评论资料之细表。

　　翻检此书，感到它有几个主要特色：一是覆盖面广。基本涵括了何新先生迄今为止见诸于世的著述篇目。二是信息量大。不仅择要附录了何新先生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学术信札及大量珍贵图片，还经何新先生授权披露了不少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与信件。三是分类明确。全书视野宽广，大线条而较真实地反映了何新先生治学渊源、涉猎领域及发展脉络。四是校勘精细。书中凡所涉及何新著述之不同版本，都基本注明了具体的撰写发表时间、发表载体及修订情况。故而此书不失为一部较可靠的何新著述研究之索引。

　　浏览此书，我从中获得的对于何新先生一个最鲜明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不守常规，童心未泯，然而却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真理未见渴止之追求的探索者、思考者和求道者。诚如该书编者黄世殊先生所言，在当代学术史上，何新是一个睥睨世俗而“富于挑战性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是一个“超出三界五行的孙行者”。因之，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何新思想渊源的读者，是不可不注意书中所收录的何新先生大量自述与自评性文字的。而此书编后记，则较为宏观地概述了何新学术思想。黄先生认为，何新先生探索新知、追求真理，其青年时期所走过的，“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痛苦之路”，证诸年谱，信哉斯言也！

　　早期的何新，是作为一个对时局问题和国际形势常做精辟分析与预测而著称的人物。比如八十年代后期，何新先生曾经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对苏联东欧政局、欧美日战略、国内经济问题及社会政治形势，以至1989己巳之乱等许多问题的一系列前瞻性分析，其惊人的预测在被目为“危言耸听”时，却往往证验于接踵而至的时局之演变，以至登载何新文章之刊物很快引起欧美日情报界的重视而被搜罗一空。关于这种近乎神秘预测的不可思议，面对记者的询问，何新的回答是：“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而这种逻辑就是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人类系统化的理性能力极为复杂，但最根本的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

　　那么我认为，对于想求得何新为什么能够经常作出这种神秘预测却又大概率地应验之答案的读者而言，是不能不对本书第一卷“逻辑”部分多加留心的。

　　黄先生的编后记认为：

　　——何新先生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性人物。1980年代，何新率先在学术界呐喊出“东方的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音，以之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抗衡。他在经济政治、外交策略、国际形势、世界战略以及中国古典文史诸领域，皆进行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系统化研究，发表了大量不同于主流的新观点、新思维和新理念。这些著述大多有批判，有借鉴，有吸收，创树新说，得风气之先，或拓荒辟莽，或集前人之大成，或开思潮之端绪，质疑西方主流价值体系，批判陈旧僵化思想观念，为近二十年来中国政经思潮向以新爱国主义、新民族主义、新中华主义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广受社会民众认同的深厚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何新学术重心由文史哲研究，转入经济学、政治学、战略学领域，因此备遭论敌以及某些学界主流的嫉妒、非议与批判。西方及海外媒体更曾掀起多轮曲解、丑诋以至抹黑何新的人身攻击浪潮。然而何新先生对新中国外交史、当代经济及政改问题、政治学、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地缘政治学等领域，皆开辟了领先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使得何新曾经深深介入当代政治活动领域，一度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是何新个人政治智慧与学术思想体系全面趋于成熟的体现。

　　这可以说是对早期何新先生学术思想风格比较简明的概括。

　　编后记认为：

　　——何新先生批判当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食洋未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且明确提出应当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新国家主义（实质是新爱国主义）为号召，凝聚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抗衡披靡一时的弱肉强食的“全球化”、“世界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重建民族价值体系，重建新型社会主义，呼唤21世纪的中国魂，迎接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何新先生的这一学术宗旨与追求，与我国当前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呼应性。

　　这正是对何新学术积极报国、经世致用性质的扼要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黄先生通过分析何新思想特别是其历史学术自2010年起发生的深刻转变，对何新引起西史研究的巨大变革，作了较客观的评述。他认为，虽然早期的何新先生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不免对西方历史文明存在“理想主义”，但是他晚近以来出版的多部共济会研究和希腊伪史考著作，则“揭开和拆穿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虚构伪造的一幅幅诡异神秘、颠倒黑白而秘不示人的世界历史之图景”，这些“彻底推翻西方文明中心论、颠覆晚清以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世界史观念体系的批判性著作”，“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而目前由何新所开创的新历史主义，已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之重视和呼应，各种反思与批判西方伪史的著述亦层出不穷（详见本书附录）。

　　那么，由此看来，何新先生不仅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人物，而且也是新世纪以来导夫先路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观念反思与巨大变革的前驱了。

方堃：《何新学术年谱初编》读后记

方   堃

　　近期，中港传媒出版社以独到眼光，周密策划，倾力编辑，精心设计，出版了四卷本《何新学术年谱初编（1949—2017）》（精装繁体版，2018年8月）。这是国内首部何新年谱。何新先生乃当代名震中外之学者，则此书标志着何新学术体系已获初步整理，实属当代学界之一大事。

　　近年来中港传媒出版社杰构迭出，出版了何新先生的《汇率风暴》、《命运与思考》以及五部神秘共济会之历史研究等多部巨著，而皆畅销多次再版，大行于海内外，其于学术正能量传播之大功德不可谓不居功至伟。现在该社又推出许多读者翘首以盼的《何新学术年谱》，诚为学术界所瞩目。作为一个关注何新书籍的老读者，我竟不期而有幸获得此书，乃先睹为快。披读之余，自不能不为何新先生和读者馨祝以庆也！

　　手抚此数卷，感到该书之装帧风格，显得庄谨厚重，排版独特，印刷精美。各卷的封面封底均显简朴，而以不同色彩和线条设计之，由浅及深，以明淡清澈之蓝始，终于深邃无涯之暗褐色。这种格局，应是分别象征着何新先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之风貌吧。

　　全书共分四册，凡一百一十余万字。以编年为体例，以各学术领域为经，以著述发表时间为纬，比较系统地汇集编述了何新先生的生平、著述和思想。综观全书，每一卷都以简约之标题，作为何新先生学术分期之概括。每一时期中，则以年月总其次序，以治学领域为区分，做到在编年之下有分类。因此，这种处理有利于读者按图索骥，不仅可以了解何新学术不同时期之面貌，而且可视作一部翔实丰富的何新学术提要及目录资料库。

　　《何新学术年谱初编》卷帙巨大，内容浩瀚，全书将何新先生的学术大致划分为哲学逻辑、古典学术和现代学术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指的是方法论和工具论，第二层面指的是文史研究的新考古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第三层面指的是经政战略的新经世之学。而对何新思想之体系，全书提炼为四大方面：一、中华复兴；二、国家至上；三、文化自尊；四、新社会主义。

　　第一卷自何新先生出生之年起，迄于1980年代中期，缕述了早期何新人生和学术之情况。

　　第二卷自1980年代末期起，迄于2010年代，反映了中年何新学术之概貌。

　　第三卷则自2010年代初起，迄至于现在，展现了何新先生晚近以来学术思想之发展变化。

　　第四卷为全书之附录，收录了何新先生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领域一系列最新之思考和研究著述。并附录了本书编者研究何新学术的若干文论。

　　除此之外，全书在何新先生学术每一转折期，编者皆作了简要之说明、考证、注释及评述，总体而言，行文是比较客观平实的。书后还附录了详细的何新著作版本年表，以及大量国内外关于何新学术评论资料之细表。

　　翻检此书，感到它有几个主要特色：一是覆盖面广。基本涵括了何新先生迄今为止见诸于世的著述篇目。二是信息量大。不仅择要附录了何新先生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学术信札及大量珍贵图片，还经何新先生授权披露了不少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与信件。三是分类明确。全书视野宽广，大线条而较真实地反映了何新先生治学渊源、涉猎领域及发展脉络。四是校勘精细。书中凡所涉及何新著述之不同版本，都基本注明了具体的撰写发表时间、发表载体及修订情况。故而此书不失为一部较可靠的何新著述研究之索引。

　　浏览此书，我从中获得的对于何新先生一个最鲜明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不守常规，童心未泯，然而却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真理未见渴止之追求的探索者、思考者和求道者。诚如该书编者黄世殊先生所言，在当代学术史上，何新是一个睥睨世俗而“富于挑战性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是一个“超出三界五行的孙行者”。因之，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何新思想渊源的读者，是不可不注意书中所收录的何新先生大量自述与自评性文字的。而此书编后记，则较为宏观地概述了何新学术思想。黄先生认为，何新先生探索新知、追求真理，其青年时期所走过的，“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痛苦之路”，证诸年谱，信哉斯言也！

　　早期的何新，是作为一个对时局问题和国际形势常做精辟分析与预测而著称的人物。比如八十年代后期，何新先生曾经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对苏联东欧政局、欧美日战略、国内经济问题及社会政治形势，以至1989己巳之乱等许多问题的一系列前瞻性分析，其惊人的预测在被目为“危言耸听”时，却往往证验于接踵而至的时局之演变，以至登载何新文章之刊物很快引起欧美日情报界的重视而被搜罗一空。关于这种近乎神秘预测的不可思议，面对记者的询问，何新的回答是：“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而这种逻辑就是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人类系统化的理性能力极为复杂，但最根本的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

　　那么我认为，对于想求得何新为什么能够经常作出这种神秘预测却又大概率地应验之答案的读者而言，是不能不对本书第一卷“逻辑”部分多加留心的。

　　黄先生的编后记认为：

　　——何新先生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性人物。1980年代，何新率先在学术界呐喊出“东方的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音，以之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抗衡。他在经济政治、外交策略、国际形势、世界战略以及中国古典文史诸领域，皆进行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系统化研究，发表了大量不同于主流的新观点、新思维和新理念。这些著述大多有批判，有借鉴，有吸收，创树新说，得风气之先，或拓荒辟莽，或集前人之大成，或开思潮之端绪，质疑西方主流价值体系，批判陈旧僵化思想观念，为近二十年来中国政经思潮向以新爱国主义、新民族主义、新中华主义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广受社会民众认同的深厚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何新学术重心由文史哲研究，转入经济学、政治学、战略学领域，因此备遭论敌以及某些学界主流的嫉妒、非议与批判。西方及海外媒体更曾掀起多轮曲解、丑诋以至抹黑何新的人身攻击浪潮。然而何新先生对新中国外交史、当代经济及政改问题、政治学、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地缘政治学等领域，皆开辟了领先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使得何新曾经深深介入当代政治活动领域，一度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是何新个人政治智慧与学术思想体系全面趋于成熟的体现。

　　这可以说是对早期何新先生学术思想风格比较简明的概括。

　　编后记认为：

　　——何新先生批判当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食洋未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且明确提出应当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新国家主义（实质是新爱国主义）为号召，凝聚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抗衡披靡一时的弱肉强食的“全球化”、“世界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重建民族价值体系，重建新型社会主义，呼唤21世纪的中国魂，迎接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何新先生的这一学术宗旨与追求，与我国当前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呼应性。

　　这正是对何新学术积极报国、经世致用性质的扼要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黄先生通过分析何新思想特别是其历史学术自2010年起发生的深刻转变，对何新引起西史研究的巨大变革，作了较客观的评述。他认为，虽然早期的何新先生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不免对西方历史文明存在“理想主义”，但是他晚近以来出版的多部共济会研究和希腊伪史考著作，则“揭开和拆穿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虚构伪造的一幅幅诡异神秘、颠倒黑白而秘不示人的世界历史之图景”，这些“彻底推翻西方文明中心论、颠覆晚清以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世界史观念体系的批判性著作”，“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而目前由何新所开创的新历史主义，已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之重视和呼应，各种反思与批判西方伪史的著述亦层出不穷（详见本书附录）。

　　那么，由此看来，何新先生不仅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人物，而且也是新世纪以来导夫先路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观念反思与巨大变革的前驱了。

谢谢阅读

（一）寻找荷马及其“原作”的踪迹

　　（甲）不存在一位名叫“荷马”的古希腊诗人

　　关于“荷马传记”，19世纪的古语言学家巴克利（Theodore Buckley,1825-1856）说：“不幸的是，现在所谓的荷马传记，部分是伪造，部分是独出心裁或巧思奇想的怪胎（freaks）。[Theodore Alois Buckley:The Iliad of Homer,Vol.1,London,1853,p.4.]

　　华盛顿邮报于2015年1月6日专访英国历史学家尼科尔森（Adam Nicolson），题为《希腊诗人荷马可能从未存在……》一文中披露了一些内幕，[Washington Post:Interview with Adam Nicolson:More reasons why the Greek poet Homer may never have existed By Terrence McCoy January 6,2015.]现就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大约两百年前，一位法国画家创造了一幅让荷马变成著名希腊作家的油画：在万神殿的阴影下，身穿长袍，手弹竖琴，安详坐立，俨然是个伟大人物。从这个图景来看，荷马则是“新的、动态的政治创新的产物”。……但是“如此荷马的形象则是不准确的”，尼科尔森说，“这幅画宣扬的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教，即作为一个眼盲加文盲的天才诗人，荷马一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故事——《奥德赛》和《伊里亚特》。就像那幅画所描绘的引人入胜一样，荷马很可能是虚构的。”荷马也许从未存在过，或者，至少他不像被描绘的那样。荷马倒是一种意象、文化显像和臆想虚幻，是奠基性的神话；但不是一个人，也不属于真实世界……。

　　许多年来，荷马的存在一直被怀疑。这是一个学术探索，涉及每一个相关方面，被称之为“荷马问题”……。

　　“如果确有其人，荷马是谁？”牛津大学的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在2010年问道，“他生活在何时何地？是一个诗人写的两部诗，还是两人或多人写的？是先后写的？是社团写的，还是编辑写的？”……

　　在……华盛顿邮报的访谈中，尼科尔森说，荷马著作的许多方面都是欧洲大陆乃至印度所共有的，却与希腊或爱琴海无关；它是过去很多地区流传的故事的汇集……，但与公元前8世纪的条件不符。

画中字：“谁是荷马？”资料来源[http://literatureandhistory.com/index.php/episode-011-who-was-homer]

　　（乙）《荷马史诗》是东方的故事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流行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1842—1901年），在其所著《神话和神话制造：古老的传说和迷信》一书中，这样写道：

　　荷马（作品）至少属于亚洲。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也不在今天希腊这个地方，而是住在北方……。通过语言学，我们能够读懂人类的原始思想。大量希腊神和英雄在希腊语中没有意义〔只是读音而已。再说15世纪前的希腊语是属于东正教的，而与“古希腊”无关。——引者〕。但这些名称同样也出现在梵语中，却是带有明白的合乎自然的意义。在《吠陀》中，我们发现：宙斯或朱庇特意味着天空，雅典娜是黎明的光，赫尔墨斯意味着夏天早晨的微风〔引者按：在17世纪，包括莱布尼茨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共识：代表古老智慧的赫尔墨斯源自中国〕。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中的半神）……有着吠陀的语音规则。

　　在《吠陀》中，特洛伊战争是在太空中进行的，是光明的神灵与黑夜的恶魔之间的战争……。

　　在盖勒特形式（Gellert-form）的五卷版《梵语寓言集》（相关荷马史诗的印度故事）里，有的故事竟然在公元668年中国作品中被发现……。希腊和意大利的食物祭祀，在印度阎罗王国的故事中有记载，……这是中国古人祭祖的余绪，现在许多到过中国的旅行者都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古代中国宗教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于婆罗门教里，在《吠陀》中能够看到它们的活力和纯朴。[John Fiske:Myths and Myth-Makers:Old Tales and Superstitions Interpreted,http://livros01.livrosgratis.com.br/gu001061.pdf]

　　荷马是何许人也？有些学者考证，荷马就是中古欧洲的“奥马”〔Homer←Omer〕。瑞士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菲斯特指出：所谓的“荷马”是中世纪的人，亦即，他是曾到希腊地区、并且在那儿写过诗的法兰克贵族“圣奥马”（Saint-Omer）。[Christoph Pfister:Die Matrix Der Alten Geschichte,BoD–Books on Demand,2013,p.283.]

　　19世纪《不列颠姓氏词典》称:“荷马：一个中世纪的姓名。加上‘圣’，赋予（法国）皮卡第的‘圣奥马’（贵族？）。”[Mark Antony Lower:Patronymica Britannica,J.R.Smith,1860,p.161.]

　　（二）《荷马史诗》的神话源流

　　（甲）神话与哲理的结合

　　上文尼科尔森提到，《荷马史诗》的内容涉及印度（与希腊或爱琴海地区无关）。翻译家马诺莫汉愤愤不平地说：“我们的神圣的梵语（故事）已被伪造成希腊时尚（著作）；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竟然作为《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基础材料！”[Mano Mohan Ganguly:Orissa and her remains,1912,p.5.]

　　德国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克劳伊泽尔（G.F.Creuzer,1771—1858年）说：“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话包含着一些古代东方神启的象征因素，希腊神话归根结底来源于此”。[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umes 8,No.27,Inc,1998,p.28.]他相信：“希腊神话的原始家园在印度。”[Sara Eigen，Sara Eigen Mark Joseph Larrimore:German Invention of Race,SUNY Press,2006,p.151.]

　　我们认为，希腊神话“形而下”的部分（传奇故事）来源于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泛东方”，而其“形而上”的部分（神启哲理），则主要来源于中国。17世纪的西方学者不仅承认“中国成为‘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T.H.C.Lee: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HK: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1,p.136.]；进而又说“中国起源的逻各斯是原创贡献。”[Jean-Paul Reding:Comparative Essays in Early Greek and Chinese Rational Thinking,Taylor&Francis,2017,p.vii,31.]

　　根据阿纳托利教授，《摩诃婆罗多》的部分内容衍生出《荷马史诗》是在16世纪左右。[F.Anatoly: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Chronology 1,Mithec,2007,p.467.]我们认为，希腊神话及其他西方神话是在18世纪早期被“哲理化、经典化”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威登堡的神秘学（把迷信提升到哲理的高度）。而共济会哲学家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年）[The Mythology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byCarl Theophilus Odhner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Church History,Academy of the New Church,PA.U.S.A.1927.]则专门透过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渠道获得了中国古代智慧。[Douglas Robinson:The Dao of Translation:An East-West Dialogue,Routledge,2015,p.80.]

（乙）东学西渐的衍生物

　　诸多欧美学者主张，希腊神话与哲学皆源自古埃及，而埃及神话和哲学则有源自遥远的东方——印度和中国。我们认为，这个传播过程的时间，不在古代，当是在中古乃至近代早期；而且其途径是：A.中国、印度→B.蒙古、阿拉伯→C.东欧→D.西欧。

　　所谓的“古埃及、古希腊”不过是编篡者的臆想，属于西方伪史叙事的经典内容，对此我们将另文专论、兹不赘述。

　　综合欧美学者所论“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变迁谱系，其概要为：

　　伏羲及《易经》〔文献/圣智〕…→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传说/神智〕…→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传说/半神〕…→柏拉图、其他希腊哲学家〔人智/手稿？〕

　　除了前面的中国源之外，这个传播路线是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设定的。[David L.Spess:Soma:The Divine Hallucinogen,Inner Traditions/Bear&Co,2000,p.162.]下面略述“中国源头”：

　　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年）说：最早的关于万物的知识是在东方，那儿首先出现文明。[The Works of Sir Walter Ralegh,Kt:Now First Collected,Vol.,NY:Burt Franklin,1929,p.246.]这里的“东方”无疑是指中国，伏尔泰和黑格尔也同意，人类的知识和文明皆始于中国。

　　17世纪的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年）在书中说：“中国是人类知识源流的水库和湖泊。”[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Bart.in two volumes,London,1731,p.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