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西方神话与哲学之源头在中国

　　人们在四处寻找赫尔墨斯观念的真实起源，有人说是埃及，有人说是印度。曾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校长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arsons Martin）在其所著《汉学菁华》中，给出很好的例证，显示赫尔墨斯的中国起源。[National Review,China,vol.14,1913,p.456.]

　　李约瑟说：“被称为古希腊、古埃及的赫尔墨斯神和赫尔墨斯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学者们查来查去，发现是在中国。中世纪后期，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一封信中说，赫尔墨斯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居民。”[Joseph Needham: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HK:Chiese University Press,1981,p.74.]

　　据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证，“古埃及”伊希斯女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是参考中国的“阴性”和“阳性”造出来的。[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p.v.]对于埃及象形文字与古代汉字“相似”，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人断定汉字来自西方。哈盖尔则根据汉字是深具文化内涵的文字，坚信埃及象形文字是汉字派生的产物。[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xii.]

　　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推论，伏羲就是赫尔墨斯。[Jesui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Classic of Changes)Smith Rice University,2001,p.33.]“在1700年晚些时候，耶稣会士白晋在他和莱布尼茨关于《易经》的通信中，称这部文献最惊人地保留了古代的赫尔墨斯智慧。”[Antoine Faivre:Eternal Hermes:From Greek God to Alchemical Magus,Phanes Press,1995,p.101.]“（易经）这部著作包含着所有科学的原则，确切的说，它是个充分发展的形而上系统。”[Kim-Anh Lim:Practical Guide to the I Ching,Binkey Kok Publications,1998,p.41.]

　　另外，哈盖尔和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年）先后考证出：西方音乐和最早乐器，据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的西方音乐和乐器，也包括《荷马史诗》中音乐和乐器，都是源自中国。[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76.]

　　（丁）神话诗歌空洞无物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发明”最多希腊神的济慈，却在这方面最无知——他既不了解真实的古代希腊，又不懂得西方中心论所塑造的“古典希腊”；只是在浪漫主义的环境下凭空臆造、自作多情。苏格兰诗人安德鲁·朗格说：“所有的英国诗人中最接近希腊的是济慈，他却对希腊一无所知。”[Andrew Lang:Shakespeare:Bacon and the Great Unknown,Longman,1912,p.81.]

　　尼古拉斯·罗教授也说：“在他的诗中，济慈无知地滥用古典文献和神话。”[Nicholas Roe:John Keats and the Culture of Dissent,Clarendon Press,1998,p.63.]

　　请读济慈的《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

　　我游历了很多金色的国度，

　　看过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国，

　　还有多少西方的海岛，歌者

　　都已使它们向阿波罗臣服。

　　我常听到有一境域，广阔无垠，

　　智慧的荷马在那里称王，

　　我从未领略的纯净、安详，

　　直到我听见贾浦曼的声音

　　无畏而高昂。于是，我的情感

　　有如观象家发现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

　　凝视着大平洋，而他的同伙

　　在惊讶的揣测中彼此观看，

　　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

　　(查良铮译)

　　戴纳·科伊说，济慈所审阅的“查普曼的荷马”是18世纪重写的（reformulation）。[Dana Van Kooy:Darien Prospects in Keats’s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Journal The Keats-Shelley Review Volume 29,2015-Issue 2]查普曼（即贾浦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年）是“旧时代”的人。那时的西方字母文字尚未成熟（没有“雅言”）。柯勒律治说，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是失败的，因为他的“希腊文式的英语……不要活力和多样性。[Richard Hooper:The Iliads of Homer,done[into Engl.verse]by G.Chapman,Vol.1,London,1865,lii.]所谓的希腊语实际上是宗教语言（东正教），在当时也处于被改进状态之中。

（三）围绕《荷马史诗》的伪史

　　（甲）不存在任何所谓西方古典学的“古代手稿”

　　关于《荷马史诗》的手稿，虽然学术界共识：没有原件或原始文献；但也有不少学者说，现有的手稿（残片）大约是荷马死后千年的，距文艺复兴也是千年。可信吗？真相是：没有一个“手稿”是古代的。

　　英国神学家约瑟夫·巴克（Joseph Barker,1806–1875年）承认，西方不存在“古籍”，要有也都是假的：

　　我们不能得到上帝的启示，因为我们没有原始手稿；……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维吉尔、李维和西塞罗的著作……。所有归属为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书籍，都不是真的。谁看到荷马、维吉尔、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的手稿？谁有莎士比亚的签名……？[The Defender A Weekly Magazine,Vol.,London,1855,p.98 and 74.]

　　美国作家史塔萊特（Vincent Starrett,1886—1974年）说：“伪造数不胜数，……看来众多的古代‘名人’一次又一次地乌云密布。谁是荷马？……有关耶稣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只依靠约瑟夫斯的一段话，但这也是被伪造的。是谁写的《伊索寓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是最伟大的侦探故事之一。大概一切都是可疑的。”[Vincent Starrett,Christopher Morley:Books alive,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40,p.158.]

　　文化史权威布克哈特（J.C.Burckhardt）承认：

　　有关希腊人所显露的特征是弄虚作假，是伪造和篡改。……后来成为（荷马史诗）特洛伊传奇的最早的书信诗体，都是被伪造的。谱系和文献都是不可信的。古代爱奥尼亚的历史学家阿库西拉乌斯（Acusilaus,写出古希腊英雄史诗三部曲《谱系》），是后来的臭名昭著的伪造。（伪造者）说他是从其父所挖出的青铜器上抄下的。[Jacob Burckhardt:History of Greek Culture,Courier Corporation,2013,p.328.]

　　我们从希腊过去所收集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资料，……每一个残片都是有价值的……。即使是伪造者，服务于上述意图而精心伪造；一旦被认可，那他就是自然而然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Jacob Burckhardt: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HarperCollins UK,1998,p.10.]

　　布克哈特的弟子、牛津大学教授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公然主张虚构历史是合理的。他说：

　　文化史主要关注的，是信仰和态度，而不是事件；它所使用的故事是否真实，这不重要；只要它们被认为是真的，就行了。甚至，伪造的也是那个阶段历史的重要证据，因为它比反映真实信念的文章，更清楚地揭示过去的创造历史。[Philip J.King,Lawrence E.Stager:Life in Biblical Israel,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1,p.8.]

　　也许有人会拿出所谓的古埃及莎草纸文献及死海古卷中的所谓《荷马史诗》残卷，来为《荷马史诗》古已有之的说法提出辩护，殊不知所谓的“莎草纸”实际上制造假古董的工具[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前言部分关于揭露纸莎草造伪工具的内容，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而死海古卷则是20世纪考古学上最大的丑闻。对此，我们将在另外的专门著作中加以考辨。[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即将出版，敬请关注；并请参看其中第2卷第7章有揭露关死海古卷造伪嫌疑的考辨内容。]

　　（乙）特洛伊遗址为考古学骗局

　　旨在证明《荷马史诗》属于“古希腊”的考古，是该领域中的最大骗局之一。

　　按照现在的常识，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使得《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见天日。1873年，他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多层城墙遗址，掘出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制作器皿，仅一顶金冕就由16,353个金片和金箔组成。施里曼兴奋地宣布发现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宝藏。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戴维·特雷尔发表了《施里曼的特洛伊：宝藏和欺诈》一书，其简介说：

　　曾几何时，海因里希·施里曼站在一个小山坡宣称，他的脚下就是名垂千古的特洛伊——荷马所著《伊里亚特》中的那座城池。不久（1873年）施里曼向世人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因而造就了这样一个普遍信念，即：荷马的传说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他在现场挖掘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几年后，他又发掘迈锡尼，得到了阿伽门农金色面具，因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如何未受挑战。然而……调查这位考古学家自己的传奇，令人信服地说明：施里曼在其个人和职业生涯中皆是屡屡歪曲事实。（我们）按照他的传记，彻底重审施里曼在雅典的论文集（包括以前未发表的部分）……；显示施里曼极不诚实，不择手段地欺诈。……必须重新解释这个历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David A.Traill:Schliemann of Troy:Treasure and Deceit,St.Martin's Press,1995,Synopsis.]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威廉·卡尔德说：“多亏历史学家戴维·特雷尔、雅典大学考古学家乔治·珂诺诗、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冈辛德勒和我本人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施里曼确实编造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传记故事。”[William M.Calder III:IS THE MASK A HOAX?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Volume 52 Number 4,July August 1999.]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教授伊恩·海伍德发表文章《考古伪造第一人》，其中写道：

　　18世纪目睹了文字伪造者们虚构历史的事，但那时还不存在考古造假，因为该学科尚未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有形方式的虚构历史，考古伪造发生在19世纪，最著名的是海因里希·施里曼在1873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不仅施里曼发现传说中的城市是谎言，而且最近透露，施里曼发现宝库这件事成了世界性的骗局。……人们曾经以为施里曼真得把荷马传奇变成了现实。一个最近才被发明的虚拟化身（荷马），还要把它变成我们（西方）社会进化的祖先，真实讽刺！施里曼曾受到文明世界的推崇。他为了获得普遍认可而滥用权力。他做发现之梦，希望得到每一个考古学家都要寻找的东西。[Archaeological Forgery and Fictions of the First Human Faking it Ian Haywood 1987,Ian Haywood:Faking it:Art and the Politics of Forgery,Harvester Press,1987,p.91.]

　　（丙）《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按照现今常识，荷马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祖，《荷马史诗》问世于公元前9—8世纪的希腊（荷马是遊吟诗人，生于后来成为“泛希腊”一部分的小亚细亚）。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此时间则是被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年）武断确定的；这位“科学编年史之父”在1600年左右，根据中国历史年表及其纪年方法，在《圣经》或神学的框架中，整然地设置了西方普世历史的年代序列。

　　根据伦斯·鲍勃等教授，斯卡利杰按照神与人、文与野的原则，对最早的诗人进行时间定位：从“年湮代远、洪荒无识”到“创世垂统、影响现今”的进化，先后出现三类“原初诗人”：粗狂荒诞→俄耳甫斯等先知→荷马。对于后两类，斯卡利杰又做补充：从神学美德到兼具自然哲学。[Rens Bod，Jaap Maat，Thijs Weststeijn: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Early modern Europe,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p.237—238.]

　　再次强调，由斯卡利杰所创设的西方编年史，是他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伪造出来的；[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它奠基了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包括泛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

　　进一步探讨《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瑞士语言学家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旧约》、《伊里亚特》和中世纪的罗曼风格（the mediaeval Romance genre），三者在语言风格上是相似的；因而他推断出，《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是产生于中古后期。[Anatoly T.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Vol.2,Delamere,Publishing,2005,xix.]

　　在19世纪末，巴利道夫研究有关查理曼的编年史，它被说是写于9—11世纪；他通过对其语言的甄审，发现该书的写作时间是最近的。巴利道夫把同样的语言方法运用于“古罗马”的作家，发现他们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不仅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和凯撒，而且荷马、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根据巴利道夫，他们都是“同一世纪的儿童”（children of one century）——14、15世纪的人!“我们的古希腊、古罗马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Our Romans and Greeks were the Italian humanists）。”所有那些“古代名人”，诸如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我们感觉如此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近代早期被人文主义铸模出来的虚拟人物。[New Chronology:Notes and Observations,October 31,2015

　　http://anewchronology.blogspot.co.uk/]“他们的家不在古代罗马或希腊，而是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全部的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一如‘圣经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稍后的其他欧洲人，所构想出来的。人文主义给我们一个从古代圣经、到中世纪早期的奇幻世界，……但那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巴利道夫》，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aldauf]

　　西方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它与真实过去无关，而只是该时代的理想幻影。一位18世纪的英国学者说：“随着发明荷马（名著）、维吉尔的美、莎士比亚的天才……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浪漫故事，尽管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却把最美丽的虚构堆得高耸入云，……太离谱了，而不能系于历史真理之上！”[Joseph Price:The Saddle Put on the Right Horse:Or,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Vol.2,London,1783,p.2.]

（四）浪漫主义运动制造“名著”

　　（甲）“西方古典著作”出于后人手笔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称赞蒲柏版《荷马史诗》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然而，这真是荷马原创吗？真是古希腊的故事吗？

　　事实上，与其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改写的。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华莱士说：“蒲柏改写了他的欧洲前辈的书，例如，在‘翻译’荷马作品的时候，他改写了它。”[Wallace Jackson:Vision and re-vision in Alexander Pop,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1.]所谓“翻译”，就是用现代语言再生产出一部“宏伟、高贵与和谐”的《荷马史诗》。[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 Mar 1979,p.5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其说是蒲柏改写了《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发挥个人天赋，迎合时代品味，别出心裁地虚构出来一部同名异质的新作。香农·法莉博士说：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与原来文本大相径庭，而完全丧失原意。[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http://journal.transformativeworks.org/index.php/twc/article/view/673/600]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维·鲁宾在其所著《翻译策略》一书中，援引两位现代早期的欧洲学者的话：“原先的荷马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在语调的统一上也有缺陷”；“荷马作品是臃肿和粗俗，通常是荒谬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ume 7,Rookwood Press,2002,p.175.]

　　新版与旧作判若云泥：在情节上乃风马牛不相及，在文采上是“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这种情况类似于“莎士比亚”之摇身一变、定于一尊。伏尔泰评论：“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魔鬼式的闹剧’。”[Peter J.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20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1.]〔指1760年之前的莎剧。——引者〕。

　　格拉宾说：“……历史人物屡屡被篡改：先是被经典化，再是被神圣化，……自然力也服务于神秘的人格化（指希腊神话——引者）。”[J.C.Grumbin:Melchizedek:The Secret Doctrine of the Bible,Health Research Books,1996,p.15.]

亚历山大·蒲柏。资料来源[https://www.gettyimages.no/photos/alexander-pope---poet?]

　　（乙）低俗题材变为上乘“佳作”

　　我们原以为今天所见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原本就是如此，阳春白雪，格调高雅，具有崇高的思想、文学境界，堪任人类前进道路的指路灯。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西方思想文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在中国风及其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主要是在18世纪），用中国文化的雅言编造、改造而来。以前的西方文本粗糙、庸俗，充其量只能被当做加工的素材。

　　换句话说，所谓的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在受到“中国风”影响下被改造之前鲜有思想、文学价值。19世纪的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年）对此并不讳言，但也巧妙地曲为回护。他这样说道：“但丁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地位相当，都属于粗陋的或原始的时代；这样，诗人的创造性反而更容易被释放。”[Edoardo Crisafulli:The Vision of Dante,Troubador Publishing Ltd,2003,p.113.]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不是他本人所写，而且经过了多次被他人重写，但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接手修改的时候，发现它依然是“一堆垃圾”。[M.Burnett:Edinburgh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and the Art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74.]

　　莎士比亚毕竟是旧时代的传奇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具有“传统意义”，可被当做文化品牌。克劳德·罗森主编的书所采用的标题是：《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群”》。顾名思义，现代版莎士比亚是多次重大重写的结果（…→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该书的简介称：“系统地介绍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被接受，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评价亚历山大·蒲柏、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隆，在莎士比亚死后和他被接受上所做的贡献。”[Claude Rawson:Dryden,Pope,Johnson,Malone:Great Shakespeareans,Vol.1,A&C Black,2014.]

　　《荷马史诗》在蒲柏之前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

　　（荣获古根汉文学奖的）戴维·鲁宾著《重写策略》，称“荷马的世界是原始的、荒诞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7,Charlottesville:Rookwood Press,2002,p.182.]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1815—1888年）概括旧版《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和简陋”的。[John Mor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23,London,1875,p.588.]

　　芬兰诗人斯蒙苏里说：“在伏尔泰看来，……《伊里亚特》反映了荷马社会的原始价值，和那时候的粗鄙和粗俗的情感。……伏尔泰是站在蒲柏和德·拉·莫特的现代主义传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他们都认同《荷马史诗》是原始性质的。”[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73.]〔引者按：法国文学家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也是通过“翻译”而重写《荷马史诗》的〕。

　　英国金融时报载马丁·迈龙的文章《荷马真相》称：“对于1760—17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荷马代表着供加工的原始素材，……英雄气概与嗜杀成性，……原型作者的主题是极端暴力。但这是悖论，即：在这个文化乐观、自信和放纵的时代（18世纪），也带有恐怖的品味〔引者按：这与方兴未艾的大英帝国及其海外殖民有关〕。……荷马的作品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荷马被（这个时代）做各种解读：盲诗人、古典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型或古旧的守护者……。”[Martin Myrone:Homer truths-Financial Times,24-02-2006.]

　　（丙）如此化腐臭为“神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说：蒲柏“似乎一心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重写所有的过去的好诗歌。”[Lawrence I.Lipking:Ordering of the Ar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334.]

　　琳达·凯利说：“按照亚历山大·蒲柏所设定的诗歌品味的标准是……优雅古典，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怪癖的黑暗时代；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可口的。”。[Linda Kelly:The Marvellous Boy:The Life and Myth of Thomas Chatterton,Faber&Faber,2012,p.99.]

　　“同化荷马和莎士比亚（assimilation:就像文明同化野蛮那样）”，斯坦福大学教授蒂莫西·赖斯说：“把它们纳入一个被发明的文学传统之中，这在蒲柏那儿甚为显著。已经看过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直到1747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还说，莎士比亚作为天才，还需要改善，去掉那些胡言乱语——像伏尔泰所言‘魔鬼式的闹剧’）。[Timothy J.Reiss:he Meaning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9.]

　　两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埃文·卡顿和艾伦·弗里德曼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8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以前是很糟糕的，在17世纪中叶被清教徒禁演……。18世纪的文学，也包括散文、书信、哲学和历史，均被怀疑为反映“文明暴发户”的标新立异；……如此狭隘的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带有功利主义！”[Evan Carton,Alan Warren Friedman:Situating College English,Bergin&Garvey,1996,p.4.]

　　现代版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其本人无任何关涉（在其名下的作品已被翻新和重组无数遍了），而与之最密切相连的则是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18世纪英国的顶级学者和“莎士比亚编辑”之首。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之一的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说：在编写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时，“约翰逊博士的脑子里是中国人的思想”。[Sir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Containing Descriptions,Observations,and Comparisons,London,1804,p.249.]〔已有英美学者论证，现代英语是通过大量摄取汉字雅言而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另行考述〕。也就是说，约翰逊的知识背景主要是中国的（请读范存忠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一册19世纪的期刊这样写道：“受到杜赫德著作的影响，约翰逊研读和敬佩中国。他说，中国的一些特点正是英国所缺少的。……令他惊叹的是，在那个国家，知识与高贵是划等号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进步和晋升，以良知来发展事业；（不存在像欧洲贵族那样）无知能够享有伟大，懒惰倚靠出身高贵的特权……。”[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YN,1840,p.590.]

约翰逊等“莎士比亚编辑”。资料来源[http://www.explore-stpauls.net/oct03/textMM/DrJohnsonN.htm]

　　蒲柏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这位译者自己虚构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指出：

　　约翰逊博士夸奖蒲柏的翻译（伊里亚特）卓冠当时，却一点也不介意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年）的评价——“很美，但不是荷马的！”〔本特利曾当面说：“这诗确实很美，蒲柏先生，但你不能称它是荷马的诗！”〕。他（约翰逊）也没有联想蒲柏所学的。……欧洲人钟情于中国艺术和语言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中国风”从18世纪前到现在，最近（诗人庞德所处的20世纪初）在英美又上升到高潮。[Michael Alexander: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98,233.]

（五）“翻译”是伪造经典的重要环节

　　（甲）反思蒲柏所“翻译”的“荷马史诗”

　　这里的“翻译”一词特指在18世纪的欧洲，把文字材料从希腊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方言土语（后者例如但丁的《神曲》）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在14—15世纪得力于印刷术，而先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字母表音文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口音总是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根本不能保持其一致性，遑论文字。所以18世纪的伏尔泰说，五百年以前的欧洲完全没有文字。

　　拉丁文和希腊文（与“古希腊”无关）都是宗教性，缺乏现世和人文的成分，而且也在成长中。

　　后起的欧洲各种“俗世文字”一开始是难产；其字母表音乃先天不良：时空变异和沟通混乱；从而加剧宗教战争，险些夭折。幸亏培根等众多西方精英倡导和从事以汉语为榜样的语言改革，在1650—1750年间，首先是英文（还有法语、荷兰语等）大量摄入中国的雅言含义，用中国物质文化作为其词汇的定义参照，并且“归化”中国风的视觉语言。所以说，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篡者约翰逊“脑子里都是中国思想”。英语等有通过贸易和文学传遍欧美。

　　说是翻译，实际上是重写——在观念和审美上，是集译者与时潮之大成，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美国维斯理学院教授凯思琳·林奇撰文抨击，题为《荷马的伊里亚特和蒲柏的卑鄙的伪造》[JOURNAL ARTICLEHomer's Iliad and Pope's Vile,ForgeryKathryn L.Lynch,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4,No.1(Winter,1982),pp.1-15Publish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伪造性的翻译”，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罗伯特·米拉说：“《荷马史诗》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翻译者试图重新创造它，……翻译受到文化和语言变化的影响。”[On Death and Dying in Chapman's"Iliad":Translation as Forgery,Robert S.Miol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3,No.1(Summer,1996),pp.48-64.]

　　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从唯美的角度肯定蒲柏的创意（尽管已远离了原先的荷马）：

　　蒲柏于1709年发表的《田园诗集》，包含希腊神话萨尔珀冬（Sarpedon）的插曲，被并入《伊里亚特》的完整版。……蒲柏对《荷马史诗》做了很大改进。……不可否认的是，他找到材料，大量添加。蒲柏以其勤奋和才艺，培育了我们的语言；以致那诗意优雅的“蒲柏之荷马”，为子孙后代留下来宝贵的财富。[Harold Bloom:Alexander Pope,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2.]

　　应该指出，蒲柏的语言之美，都是属于中国风范畴的内容。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在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确定英国的审美原则，特别体现于英语的创造能力上，即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有序多样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乙）“翻译”还是彻底新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士香农·法莉有一篇文章《荷马版本：翻译与重写》，[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兹介绍如下：

　　亨利·詹金斯教授著《文学偷猎者》和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45—1996年）著《翻译、重写和操纵文学名誉》，按照这两本书，《荷马史诗》整个是被重写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化中“最具变革性的重写文字”。文本被重写旨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满足特定体制的要求。

　　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采用英雄史诗两行诗（每句有五音步十音节）的形式，融摄时代潮流，强调帝国的权力和鄙视不道德的行为，重塑阿喀琉斯（Achilles,半神英雄），以确保他的重写能够成功。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學研究员伊塔馬埃文–佐哈尔批评了西方翻译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文学是“高级”或“经典化”否定“低级”或“非经典”。这很适用于讨论《荷马史诗》的重写。当它被翻译时，它就进入了“高级系统”或“经典水平”。由此，在文学上是希腊vs罗马、两者vs现代欧洲，最后是“拉丁文地方文学乃至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的死亡”。〔指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被浪漫主义运动的重写，取而代之。——引者〕。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给《荷马史诗》留下的方言文学的缺陷，则被浪漫主义运动所补救。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著有《荷马的版本》，承认重写的重要性，但无可奈何地感慨：“我们第一次阅读的名著是真正的第二手的（即被重写的）。”博尔赫斯说，只有依靠翻译（重写）的语言来判断荷马。再看看（荷马史诗）的翻译谱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蒲柏（Alexander Pope）、古柏（William Cowper）、巴特勒（Samuel Butler）、巴克利（T.A.Buckley）、布彻（Samuel Butcher）和朗格（Andrew Lang），他们哪一个不是迎合非希腊的读者？这些翻译是忠实的吗？“读者问我，我总是回答：不存在，他们的所有都是这样，理当如此。”面对着许多成功的翻译文本，“忠实”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在印刷革命中写作的蒲柏，把他的荷马版本视为“比原创还原创”。蒲柏说，在一种优秀的语言中，翻译文本不可能是原作；保留古代的光芒，传递原作的精神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被提升的古希腊文学……给他本人带来权威和权力”。

　　蒲柏的重写古典作家（作品）的项目，从翻译荷马到他自己的史诗《夺发记》和模仿贺拉斯，表明他深刻理解写作的权力。

　　无论什么时候，古典学家和翻译者想到英国文学传统，都会联想到蒲柏的翻译。虽然蒲柏的译著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传统，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变革式的重写；创造性的阐释贯穿全篇，这让人想起现在的一些“吸粉虚构（fan fiction）”。

　　（丙）利用虚幻的荷马构建“西方古典学”传统

　　西方是怎样滥用荷马，彰显自身价值的呢？麦克莱恩（纽约大学）和斯莱金妮（格拉斯哥大学）两位教授说：

　　荷马或荷马思想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这也不是新闻了。这位文化人物的身份被变来变去，以致人们感到长期以来，荷马是被利用或滥用。就像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建议的那样，荷马通常被招魂，来钦定文化事业（承担西方价值）……18世纪的英国，正在进行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荷马”在文化询问模式中成为重要象征（确实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发明的）；以他为参照，去呼唤早期英国、原始诗歌、口语传统和英雄崇拜。[JOURNAL ARTICLEBRITISH ROMANTIC HOMER:ORAL TRADITION,"PRIMITIVE POETRY"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N BRITAIN,1760–1830 MAUREEN N.MCLANE and LAURA M.SLATKINELH Vol.78,No.3(FALL 2011),pp.687-714.]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发轫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杰作”。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虽然穿插着“贱古、贵古”的古今之争；但毕竟大功告成、皆大欢喜——通过翻译和改写，使粗枝烂叶变为花团锦簇（众多名著）。后者实际上是“中国风”（模仿或复制中国文艺及审美价值）的产物，然而西方一旦觉得可以自成体系，便自诩自己传统；并且从改写荷马一路走下来，到改写整个的希腊-罗马“历史”，把它们编造成为“西方遗产”。对此，代表主流西方的吉尔伯特·海特供认不讳，他从法国改写荷马的角度说明之：[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86—288,472.]

　　在1742年，蒲柏先生姗姗来迟地加入了“书的战斗（the battle of the books）”。他把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夸张形式置于《愚人记》（the Dunciad,蒲柏作品）。而本特利则……讽刺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真正优美的诗，但你却不能称它是荷马的。”

　　（先前）高贵和高才的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年）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法国式散文，发表于1699年；在书中，她（自称）不遗余力地恢复被以前的翻译所掩盖的华美……。十余年后，即1714年，她的这部散文诗作被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贬斥，其观点被重审；拉莫特在一个简略翻译的《伊里亚特》中，删减，并剔除其有害部分，即那些伤风败俗的词语（bowdlerized）、无聊的对话、粗俗的表述、恶心的情绪和令人不愉快的迷信，因为这些都冒犯了巴洛克品味。达西尔夫人撰写《品味腐败的原因》一文，进攻当代文学倾向和文明标准……。

　　尊古派最终赢得战斗。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不能被一代人的鉴赏品味所否定。……“书的战斗”已大量改进了它们，使之变得精炼。

　　在18世纪末，这些古典的捍卫者们……帮助加深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巩固和扩大文艺复兴作为最高传统。……双方（把先前文本当做原始素材的“新古典”和神化西方谱系的尊古派）的“书的战斗”的真正好处是，遏止奴性般的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它使将来的作家们更难产生“复制中国”的古典名著，因为确切模仿是美德和创作的“原罪”。〔引者按：作为欧美文学的奠基性的“三部曲”，即在1760年代英国问世的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都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我们将有专论〕。

　　希腊-罗马的历史已被19世纪的学者改写，虽然这项工作还未完成，直到在1914年之前一直在稳步进行。

　　用现代方法处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乃至全部的历史；这是由德国-丹麦后裔、成为柏林的教授的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首唱的。……尼布尔主张借助于进化推论的方法，弥补第一手、第二手信息之间的裂痕。虽然他的教学让人们感到这样的历史不踏实，但他却能够运用严谨、创意和想象力来形成体系。……例如关于李维的罗马史，无法用真实的材料佐证，他就从口传的歌谣去推测。

（六）中国风塑造“荷马佳作”

　　（甲）风行草偃的西方大雅

　　如果要问，蒲柏的天赋和他的文艺品味的内涵与基础是什么？回答是“中国风（Chinoiserie）”，它把审美、文艺、哲理和雅言带给英国及西方！宋词云：“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

　　美国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年）说：“西方文学的中国风要追溯到18世纪的蒲柏时代。”[Ishmael Reed:God made Alaska for the Indians:selected essays,Garland,1982,p.117.]

　　英语文学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

　　关注18世纪的（西方）诗歌，应该将它和新兴的中国品味联系起来……；在英国的中国物质文化意味着审美秩序的有效原则：特别体现在英语的创作能力上，那就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的“多样性之有序”——和而不同、绽放异彩。[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尤金妮亚在其文章《中国风、审美形式和蒲柏与斯威夫特的诗歌……》中，强调那时的英国诗人们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施展才华的。[18th Century Studies,Eugenia Zuroski Jenkins:"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Chinoiserie,Aesthetic Form,and the Poetry of Subjectivity in Pope and Swift.]她还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在形成的审美观念和英语主体性上起着核心作用。”[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Synopsis.]“在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轮廓产生了它的自身模式”。[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若石诗云：

风载仁德始自天，行程万里润桑田。

草青花艳人得意，偃武修文社稷安。

　　末句“偃武修文社稷安”，在西方而言完全背道而驰，所谓的西方文学也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殖民主义工具而已。

　　进而言之，奥基恩（Daniel O'Quinn,圭尔夫大学教授）说：从18世纪初，“随着‘中国风’传播，东方的想象、主题、文物和风格进入英国文化之中，……蒲柏的诗歌包含了他所玩味的东方主题。”[Charlotte M.Canning,Thomas Postlewait:Representing the Past,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0,p.351.]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中国风’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寓意的传统，贯穿于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和好几代文学家，诸如：威奇利（William Wycherley）、蒲柏（Alexander Pope）、约翰·盖伊（John Gay）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尽管最能体现中国风精神的作品，还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David Porter: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7.]

　　（乙）英国及欧洲文学的“中国化”

　　包括蒲柏在内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西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中国风”中成长起来的。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的文章《中国式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其所著《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J.Clarke）继续这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而克拉克教授的书的开宗明义则是，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相似的，刘教授最近的书《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刘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她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另外，刘教授（Prof.Yu Liu）的又说：“……虽然蒲柏从未到过远东，但作为一个具有这方面的想象力的艺术家，他能够吸收和运用那多样性优雅的中国思想；当他谈及坦普尔（Temple）和马国贤（Matteo Ripa），说：‘他们是懂得中国古典园艺的。’……上述‘洒落瑰奇（sharawadgi）’的中国艺术精神，到18世纪末，……通过沙夫茨伯里、艾迪生和蒲柏，把来自‘不同伊甸园的种子’的灵感，传给了赫尔德和康德，成为其美学理论的要素，从而进入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Volume 53,10-1-2005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Yu Liu.]

　　尤金妮亚·詹金斯著《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写道：

　　中国风格在那些英国精英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诸如亚历山大·蒲柏、约瑟夫·艾迪生和安东尼阿什里库珀（第三沙夫茨伯里伯爵）。……中国的多样性和谐的美学思想，参与了康德的美学革命，从而形成欧洲的现代性。

　　中国风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上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笛福的小说……及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诗里。……“中国物语”（物质文化）已融入18世纪的典范英语之中，并且转化为英国文学和文化资本……，从而确定了英语的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应该代表英国认同的新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想象服务于保持“英国风格（Englishness）”的连贯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3,123.]

　　（丙）西方名著袭用中国叙事方法——“中国盒子”揭秘

　　根据布尔加尔（R.R.Bolgar）教授的研究，在18世纪的英国，“荷马世界是被当做原始文化的例子加以处理的。……对于原始粗糙的‘礼貌的厌恶’（polite distaste），激励着18世纪的艺术心灵。正因为如此，蒲柏感到，《荷马史诗》必须被改写，然后它方能被欣赏。如此一来，成功造假的障碍就被取消了，……以致在1762年，麦克弗森宣称他‘翻译’了盖尔语的古诗（《莪相》）。”[Moritz Csáky:Europa im Zeitalter Mozarts,Boehlau Verlag,1995,p.109.]

　　麦克弗森的《莪相》——“北方的荷马”（Homer of the North）——是采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方法。他可能是从蒲柏那里学到的，因为蒲柏掌握了如此复杂多变的“中国盒子”的表现手法。[G.S.Rousseau,Pat Rogers:The Enduring Legacy:Alexander Pope Ter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8.]这样一来，蒲柏版（现代版）《荷马史诗》也就变成“中国风”的了。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原来西方人所称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套匣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方法司空见惯。到了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和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所使用的就是这种“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boxes]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Donald R.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xi.]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较明显的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很多，诸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雪莱和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Stephen Gill:Wordsworth's Revisitings,OUP Oxford,2011,p.105.]、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68.]和《凤凰与斑鸠》[MacDonald Pairman Jackson: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68.]和勃朗特《呼啸山庄》[Leo Braudy:Haunted:On Ghos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98.]等等。

2018年3月18日完稿

　　（原载《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第11期）

（丙）西方神话与哲学之源头在中国

　　人们在四处寻找赫尔墨斯观念的真实起源，有人说是埃及，有人说是印度。曾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校长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arsons Martin）在其所著《汉学菁华》中，给出很好的例证，显示赫尔墨斯的中国起源。[National Review,China,vol.14,1913,p.456.]

　　李约瑟说：“被称为古希腊、古埃及的赫尔墨斯神和赫尔墨斯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学者们查来查去，发现是在中国。中世纪后期，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一封信中说，赫尔墨斯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居民。”[Joseph Needham: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HK:Chiese University Press,1981,p.74.]

　　据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证，“古埃及”伊希斯女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是参考中国的“阴性”和“阳性”造出来的。[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p.v.]对于埃及象形文字与古代汉字“相似”，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人断定汉字来自西方。哈盖尔则根据汉字是深具文化内涵的文字，坚信埃及象形文字是汉字派生的产物。[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xii.]

　　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推论，伏羲就是赫尔墨斯。[Jesui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Classic of Changes)Smith Rice University,2001,p.33.]“在1700年晚些时候，耶稣会士白晋在他和莱布尼茨关于《易经》的通信中，称这部文献最惊人地保留了古代的赫尔墨斯智慧。”[Antoine Faivre:Eternal Hermes:From Greek God to Alchemical Magus,Phanes Press,1995,p.101.]“（易经）这部著作包含着所有科学的原则，确切的说，它是个充分发展的形而上系统。”[Kim-Anh Lim:Practical Guide to the I Ching,Binkey Kok Publications,1998,p.41.]

　　另外，哈盖尔和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年）先后考证出：西方音乐和最早乐器，据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的西方音乐和乐器，也包括《荷马史诗》中音乐和乐器，都是源自中国。[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76.]

　　（丁）神话诗歌空洞无物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发明”最多希腊神的济慈，却在这方面最无知——他既不了解真实的古代希腊，又不懂得西方中心论所塑造的“古典希腊”；只是在浪漫主义的环境下凭空臆造、自作多情。苏格兰诗人安德鲁·朗格说：“所有的英国诗人中最接近希腊的是济慈，他却对希腊一无所知。”[Andrew Lang:Shakespeare:Bacon and the Great Unknown,Longman,1912,p.81.]

　　尼古拉斯·罗教授也说：“在他的诗中，济慈无知地滥用古典文献和神话。”[Nicholas Roe:John Keats and the Culture of Dissent,Clarendon Press,1998,p.63.]

　　请读济慈的《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

　　我游历了很多金色的国度，

　　看过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国，

　　还有多少西方的海岛，歌者

　　都已使它们向阿波罗臣服。

　　我常听到有一境域，广阔无垠，

　　智慧的荷马在那里称王，

　　我从未领略的纯净、安详，

　　直到我听见贾浦曼的声音

　　无畏而高昂。于是，我的情感

　　有如观象家发现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

　　凝视着大平洋，而他的同伙

　　在惊讶的揣测中彼此观看，

　　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

　　(查良铮译)

　　戴纳·科伊说，济慈所审阅的“查普曼的荷马”是18世纪重写的（reformulation）。[Dana Van Kooy:Darien Prospects in Keats’s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Journal The Keats-Shelley Review Volume 29,2015-Issue 2]查普曼（即贾浦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年）是“旧时代”的人。那时的西方字母文字尚未成熟（没有“雅言”）。柯勒律治说，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是失败的，因为他的“希腊文式的英语……不要活力和多样性。[Richard Hooper:The Iliads of Homer,done[into Engl.verse]by G.Chapman,Vol.1,London,1865,lii.]所谓的希腊语实际上是宗教语言（东正教），在当时也处于被改进状态之中。

（三）围绕《荷马史诗》的伪史

　　（甲）不存在任何所谓西方古典学的“古代手稿”

　　关于《荷马史诗》的手稿，虽然学术界共识：没有原件或原始文献；但也有不少学者说，现有的手稿（残片）大约是荷马死后千年的，距文艺复兴也是千年。可信吗？真相是：没有一个“手稿”是古代的。

　　英国神学家约瑟夫·巴克（Joseph Barker,1806–1875年）承认，西方不存在“古籍”，要有也都是假的：

　　我们不能得到上帝的启示，因为我们没有原始手稿；……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维吉尔、李维和西塞罗的著作……。所有归属为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书籍，都不是真的。谁看到荷马、维吉尔、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的手稿？谁有莎士比亚的签名……？[The Defender A Weekly Magazine,Vol.,London,1855,p.98 and 74.]

　　美国作家史塔萊特（Vincent Starrett,1886—1974年）说：“伪造数不胜数，……看来众多的古代‘名人’一次又一次地乌云密布。谁是荷马？……有关耶稣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只依靠约瑟夫斯的一段话，但这也是被伪造的。是谁写的《伊索寓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是最伟大的侦探故事之一。大概一切都是可疑的。”[Vincent Starrett,Christopher Morley:Books alive,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40,p.158.]

　　文化史权威布克哈特（J.C.Burckhardt）承认：

　　有关希腊人所显露的特征是弄虚作假，是伪造和篡改。……后来成为（荷马史诗）特洛伊传奇的最早的书信诗体，都是被伪造的。谱系和文献都是不可信的。古代爱奥尼亚的历史学家阿库西拉乌斯（Acusilaus,写出古希腊英雄史诗三部曲《谱系》），是后来的臭名昭著的伪造。（伪造者）说他是从其父所挖出的青铜器上抄下的。[Jacob Burckhardt:History of Greek Culture,Courier Corporation,2013,p.328.]

　　我们从希腊过去所收集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资料，……每一个残片都是有价值的……。即使是伪造者，服务于上述意图而精心伪造；一旦被认可，那他就是自然而然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Jacob Burckhardt: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HarperCollins UK,1998,p.10.]

　　布克哈特的弟子、牛津大学教授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公然主张虚构历史是合理的。他说：

　　文化史主要关注的，是信仰和态度，而不是事件；它所使用的故事是否真实，这不重要；只要它们被认为是真的，就行了。甚至，伪造的也是那个阶段历史的重要证据，因为它比反映真实信念的文章，更清楚地揭示过去的创造历史。[Philip J.King,Lawrence E.Stager:Life in Biblical Israel,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1,p.8.]

　　也许有人会拿出所谓的古埃及莎草纸文献及死海古卷中的所谓《荷马史诗》残卷，来为《荷马史诗》古已有之的说法提出辩护，殊不知所谓的“莎草纸”实际上制造假古董的工具[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前言部分关于揭露纸莎草造伪工具的内容，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而死海古卷则是20世纪考古学上最大的丑闻。对此，我们将在另外的专门著作中加以考辨。[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即将出版，敬请关注；并请参看其中第2卷第7章有揭露关死海古卷造伪嫌疑的考辨内容。]

（乙）特洛伊遗址为考古学骗局

　　旨在证明《荷马史诗》属于“古希腊”的考古，是该领域中的最大骗局之一。

　　按照现在的常识，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使得《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见天日。1873年，他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多层城墙遗址，掘出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制作器皿，仅一顶金冕就由16,353个金片和金箔组成。施里曼兴奋地宣布发现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宝藏。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戴维·特雷尔发表了《施里曼的特洛伊：宝藏和欺诈》一书，其简介说：

　　曾几何时，海因里希·施里曼站在一个小山坡宣称，他的脚下就是名垂千古的特洛伊——荷马所著《伊里亚特》中的那座城池。不久（1873年）施里曼向世人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因而造就了这样一个普遍信念，即：荷马的传说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他在现场挖掘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几年后，他又发掘迈锡尼，得到了阿伽门农金色面具，因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如何未受挑战。然而……调查这位考古学家自己的传奇，令人信服地说明：施里曼在其个人和职业生涯中皆是屡屡歪曲事实。（我们）按照他的传记，彻底重审施里曼在雅典的论文集（包括以前未发表的部分）……；显示施里曼极不诚实，不择手段地欺诈。……必须重新解释这个历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David A.Traill:Schliemann of Troy:Treasure and Deceit,St.Martin's Press,1995,Synopsis.]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威廉·卡尔德说：“多亏历史学家戴维·特雷尔、雅典大学考古学家乔治·珂诺诗、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冈辛德勒和我本人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施里曼确实编造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传记故事。”[William M.Calder III:IS THE MASK A HOAX?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Volume 52 Number 4,July August 1999.]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教授伊恩·海伍德发表文章《考古伪造第一人》，其中写道：

　　18世纪目睹了文字伪造者们虚构历史的事，但那时还不存在考古造假，因为该学科尚未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有形方式的虚构历史，考古伪造发生在19世纪，最著名的是海因里希·施里曼在1873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不仅施里曼发现传说中的城市是谎言，而且最近透露，施里曼发现宝库这件事成了世界性的骗局。……人们曾经以为施里曼真得把荷马传奇变成了现实。一个最近才被发明的虚拟化身（荷马），还要把它变成我们（西方）社会进化的祖先，真实讽刺！施里曼曾受到文明世界的推崇。他为了获得普遍认可而滥用权力。他做发现之梦，希望得到每一个考古学家都要寻找的东西。[Archaeological Forgery and Fictions of the First Human Faking it Ian Haywood 1987,Ian Haywood:Faking it:Art and the Politics of Forgery,Harvester Press,1987,p.91.]

　　（丙）《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按照现今常识，荷马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祖，《荷马史诗》问世于公元前9—8世纪的希腊（荷马是遊吟诗人，生于后来成为“泛希腊”一部分的小亚细亚）。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此时间则是被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年）武断确定的；这位“科学编年史之父”在1600年左右，根据中国历史年表及其纪年方法，在《圣经》或神学的框架中，整然地设置了西方普世历史的年代序列。

　　根据伦斯·鲍勃等教授，斯卡利杰按照神与人、文与野的原则，对最早的诗人进行时间定位：从“年湮代远、洪荒无识”到“创世垂统、影响现今”的进化，先后出现三类“原初诗人”：粗狂荒诞→俄耳甫斯等先知→荷马。对于后两类，斯卡利杰又做补充：从神学美德到兼具自然哲学。[Rens Bod，Jaap Maat，Thijs Weststeijn: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Early modern Europe,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p.237—238.]

　　再次强调，由斯卡利杰所创设的西方编年史，是他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伪造出来的；[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它奠基了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包括泛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

　　进一步探讨《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瑞士语言学家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旧约》、《伊里亚特》和中世纪的罗曼风格（the mediaeval Romance genre），三者在语言风格上是相似的；因而他推断出，《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是产生于中古后期。[Anatoly T.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Vol.2,Delamere,Publishing,2005,xix.]

　　在19世纪末，巴利道夫研究有关查理曼的编年史，它被说是写于9—11世纪；他通过对其语言的甄审，发现该书的写作时间是最近的。巴利道夫把同样的语言方法运用于“古罗马”的作家，发现他们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不仅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和凯撒，而且荷马、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根据巴利道夫，他们都是“同一世纪的儿童”（children of one century）——14、15世纪的人!“我们的古希腊、古罗马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Our Romans and Greeks were the Italian humanists）。”所有那些“古代名人”，诸如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我们感觉如此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近代早期被人文主义铸模出来的虚拟人物。[New Chronology:Notes and Observations,October 31,2015

　　http://anewchronology.blogspot.co.uk/]“他们的家不在古代罗马或希腊，而是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全部的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一如‘圣经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稍后的其他欧洲人，所构想出来的。人文主义给我们一个从古代圣经、到中世纪早期的奇幻世界，……但那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巴利道夫》，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aldauf]

　　西方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它与真实过去无关，而只是该时代的理想幻影。一位18世纪的英国学者说：“随着发明荷马（名著）、维吉尔的美、莎士比亚的天才……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浪漫故事，尽管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却把最美丽的虚构堆得高耸入云，……太离谱了，而不能系于历史真理之上！”[Joseph Price:The Saddle Put on the Right Horse:Or,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Vol.2,London,1783,p.2.]

（四）浪漫主义运动制造“名著”

　　（甲）“西方古典著作”出于后人手笔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称赞蒲柏版《荷马史诗》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然而，这真是荷马原创吗？真是古希腊的故事吗？

　　事实上，与其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改写的。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华莱士说：“蒲柏改写了他的欧洲前辈的书，例如，在‘翻译’荷马作品的时候，他改写了它。”[Wallace Jackson:Vision and re-vision in Alexander Pop,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1.]所谓“翻译”，就是用现代语言再生产出一部“宏伟、高贵与和谐”的《荷马史诗》。[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 Mar 1979,p.5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其说是蒲柏改写了《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发挥个人天赋，迎合时代品味，别出心裁地虚构出来一部同名异质的新作。香农·法莉博士说：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与原来文本大相径庭，而完全丧失原意。[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http://journal.transformativeworks.org/index.php/twc/article/view/673/600]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维·鲁宾在其所著《翻译策略》一书中，援引两位现代早期的欧洲学者的话：“原先的荷马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在语调的统一上也有缺陷”；“荷马作品是臃肿和粗俗，通常是荒谬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ume 7,Rookwood Press,2002,p.175.]

　　新版与旧作判若云泥：在情节上乃风马牛不相及，在文采上是“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这种情况类似于“莎士比亚”之摇身一变、定于一尊。伏尔泰评论：“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魔鬼式的闹剧’。”[Peter J.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20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1.]〔指1760年之前的莎剧。——引者〕。

　　格拉宾说：“……历史人物屡屡被篡改：先是被经典化，再是被神圣化，……自然力也服务于神秘的人格化（指希腊神话——引者）。”[J.C.Grumbin:Melchizedek:The Secret Doctrine of the Bible,Health Research Books,1996,p.15.]

亚历山大·蒲柏。资料来源[https://www.gettyimages.no/photos/alexander-pope---poet?]

　　（乙）低俗题材变为上乘“佳作”

　　我们原以为今天所见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原本就是如此，阳春白雪，格调高雅，具有崇高的思想、文学境界，堪任人类前进道路的指路灯。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西方思想文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在中国风及其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主要是在18世纪），用中国文化的雅言编造、改造而来。以前的西方文本粗糙、庸俗，充其量只能被当做加工的素材。

　　换句话说，所谓的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在受到“中国风”影响下被改造之前鲜有思想、文学价值。19世纪的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年）对此并不讳言，但也巧妙地曲为回护。他这样说道：“但丁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地位相当，都属于粗陋的或原始的时代；这样，诗人的创造性反而更容易被释放。”[Edoardo Crisafulli:The Vision of Dante,Troubador Publishing Ltd,2003,p.113.]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不是他本人所写，而且经过了多次被他人重写，但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接手修改的时候，发现它依然是“一堆垃圾”。[M.Burnett:Edinburgh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and the Art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74.]

　　莎士比亚毕竟是旧时代的传奇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具有“传统意义”，可被当做文化品牌。克劳德·罗森主编的书所采用的标题是：《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群”》。顾名思义，现代版莎士比亚是多次重大重写的结果（…→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该书的简介称：“系统地介绍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被接受，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评价亚历山大·蒲柏、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隆，在莎士比亚死后和他被接受上所做的贡献。”[Claude Rawson:Dryden,Pope,Johnson,Malone:Great Shakespeareans,Vol.1,A&C Black,2014.]

　　《荷马史诗》在蒲柏之前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

　　（荣获古根汉文学奖的）戴维·鲁宾著《重写策略》，称“荷马的世界是原始的、荒诞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7,Charlottesville:Rookwood Press,2002,p.182.]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1815—1888年）概括旧版《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和简陋”的。[John Mor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23,London,1875,p.588.]

　　芬兰诗人斯蒙苏里说：“在伏尔泰看来，……《伊里亚特》反映了荷马社会的原始价值，和那时候的粗鄙和粗俗的情感。……伏尔泰是站在蒲柏和德·拉·莫特的现代主义传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他们都认同《荷马史诗》是原始性质的。”[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73.]〔引者按：法国文学家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也是通过“翻译”而重写《荷马史诗》的〕。

　　英国金融时报载马丁·迈龙的文章《荷马真相》称：“对于1760—17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荷马代表着供加工的原始素材，……英雄气概与嗜杀成性，……原型作者的主题是极端暴力。但这是悖论，即：在这个文化乐观、自信和放纵的时代（18世纪），也带有恐怖的品味〔引者按：这与方兴未艾的大英帝国及其海外殖民有关〕。……荷马的作品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荷马被（这个时代）做各种解读：盲诗人、古典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型或古旧的守护者……。”[Martin Myrone:Homer truths-Financial Times,24-02-2006.]

　　（丙）如此化腐臭为“神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说：蒲柏“似乎一心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重写所有的过去的好诗歌。”[Lawrence I.Lipking:Ordering of the Ar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334.]

　　琳达·凯利说：“按照亚历山大·蒲柏所设定的诗歌品味的标准是……优雅古典，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怪癖的黑暗时代；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可口的。”。[Linda Kelly:The Marvellous Boy:The Life and Myth of Thomas Chatterton,Faber&Faber,2012,p.99.]

　　“同化荷马和莎士比亚（assimilation:就像文明同化野蛮那样）”，斯坦福大学教授蒂莫西·赖斯说：“把它们纳入一个被发明的文学传统之中，这在蒲柏那儿甚为显著。已经看过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直到1747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还说，莎士比亚作为天才，还需要改善，去掉那些胡言乱语——像伏尔泰所言‘魔鬼式的闹剧’）。[Timothy J.Reiss:he Meaning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9.]

　　两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埃文·卡顿和艾伦·弗里德曼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8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以前是很糟糕的，在17世纪中叶被清教徒禁演……。18世纪的文学，也包括散文、书信、哲学和历史，均被怀疑为反映“文明暴发户”的标新立异；……如此狭隘的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带有功利主义！”[Evan Carton,Alan Warren Friedman:Situating College English,Bergin&Garvey,1996,p.4.]

　　现代版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其本人无任何关涉（在其名下的作品已被翻新和重组无数遍了），而与之最密切相连的则是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18世纪英国的顶级学者和“莎士比亚编辑”之首。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之一的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说：在编写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时，“约翰逊博士的脑子里是中国人的思想”。[Sir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Containing Descriptions,Observations,and Comparisons,London,1804,p.249.]〔已有英美学者论证，现代英语是通过大量摄取汉字雅言而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另行考述〕。也就是说，约翰逊的知识背景主要是中国的（请读范存忠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一册19世纪的期刊这样写道：“受到杜赫德著作的影响，约翰逊研读和敬佩中国。他说，中国的一些特点正是英国所缺少的。……令他惊叹的是，在那个国家，知识与高贵是划等号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进步和晋升，以良知来发展事业；（不存在像欧洲贵族那样）无知能够享有伟大，懒惰倚靠出身高贵的特权……。”[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YN,1840,p.590.]

约翰逊等“莎士比亚编辑”。资料来源[http://www.explore-stpauls.net/oct03/textMM/DrJohnsonN.htm]

　　蒲柏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这位译者自己虚构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指出：

　　约翰逊博士夸奖蒲柏的翻译（伊里亚特）卓冠当时，却一点也不介意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年）的评价——“很美，但不是荷马的！”〔本特利曾当面说：“这诗确实很美，蒲柏先生，但你不能称它是荷马的诗！”〕。他（约翰逊）也没有联想蒲柏所学的。……欧洲人钟情于中国艺术和语言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中国风”从18世纪前到现在，最近（诗人庞德所处的20世纪初）在英美又上升到高潮。[Michael Alexander: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98,233.]

（五）“翻译”是伪造经典的重要环节

　　（甲）反思蒲柏所“翻译”的“荷马史诗”

　　这里的“翻译”一词特指在18世纪的欧洲，把文字材料从希腊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方言土语（后者例如但丁的《神曲》）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在14—15世纪得力于印刷术，而先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字母表音文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口音总是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根本不能保持其一致性，遑论文字。所以18世纪的伏尔泰说，五百年以前的欧洲完全没有文字。

　　拉丁文和希腊文（与“古希腊”无关）都是宗教性，缺乏现世和人文的成分，而且也在成长中。

　　后起的欧洲各种“俗世文字”一开始是难产；其字母表音乃先天不良：时空变异和沟通混乱；从而加剧宗教战争，险些夭折。幸亏培根等众多西方精英倡导和从事以汉语为榜样的语言改革，在1650—1750年间，首先是英文（还有法语、荷兰语等）大量摄入中国的雅言含义，用中国物质文化作为其词汇的定义参照，并且“归化”中国风的视觉语言。所以说，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篡者约翰逊“脑子里都是中国思想”。英语等有通过贸易和文学传遍欧美。

　　说是翻译，实际上是重写——在观念和审美上，是集译者与时潮之大成，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美国维斯理学院教授凯思琳·林奇撰文抨击，题为《荷马的伊里亚特和蒲柏的卑鄙的伪造》[JOURNAL ARTICLEHomer's Iliad and Pope's Vile,ForgeryKathryn L.Lynch,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4,No.1(Winter,1982),pp.1-15Publish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伪造性的翻译”，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罗伯特·米拉说：“《荷马史诗》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翻译者试图重新创造它，……翻译受到文化和语言变化的影响。”[On Death and Dying in Chapman's"Iliad":Translation as Forgery,Robert S.Miol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3,No.1(Summer,1996),pp.48-64.]

　　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从唯美的角度肯定蒲柏的创意（尽管已远离了原先的荷马）：

　　蒲柏于1709年发表的《田园诗集》，包含希腊神话萨尔珀冬（Sarpedon）的插曲，被并入《伊里亚特》的完整版。……蒲柏对《荷马史诗》做了很大改进。……不可否认的是，他找到材料，大量添加。蒲柏以其勤奋和才艺，培育了我们的语言；以致那诗意优雅的“蒲柏之荷马”，为子孙后代留下来宝贵的财富。[Harold Bloom:Alexander Pope,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2.]

　　应该指出，蒲柏的语言之美，都是属于中国风范畴的内容。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在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确定英国的审美原则，特别体现于英语的创造能力上，即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有序多样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乙）“翻译”还是彻底新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士香农·法莉有一篇文章《荷马版本：翻译与重写》，[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兹介绍如下：

　　亨利·詹金斯教授著《文学偷猎者》和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45—1996年）著《翻译、重写和操纵文学名誉》，按照这两本书，《荷马史诗》整个是被重写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化中“最具变革性的重写文字”。文本被重写旨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满足特定体制的要求。

　　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采用英雄史诗两行诗（每句有五音步十音节）的形式，融摄时代潮流，强调帝国的权力和鄙视不道德的行为，重塑阿喀琉斯（Achilles,半神英雄），以确保他的重写能够成功。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學研究员伊塔馬埃文–佐哈尔批评了西方翻译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文学是“高级”或“经典化”否定“低级”或“非经典”。这很适用于讨论《荷马史诗》的重写。当它被翻译时，它就进入了“高级系统”或“经典水平”。由此，在文学上是希腊vs罗马、两者vs现代欧洲，最后是“拉丁文地方文学乃至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的死亡”。〔指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被浪漫主义运动的重写，取而代之。——引者〕。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给《荷马史诗》留下的方言文学的缺陷，则被浪漫主义运动所补救。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著有《荷马的版本》，承认重写的重要性，但无可奈何地感慨：“我们第一次阅读的名著是真正的第二手的（即被重写的）。”博尔赫斯说，只有依靠翻译（重写）的语言来判断荷马。再看看（荷马史诗）的翻译谱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蒲柏（Alexander Pope）、古柏（William Cowper）、巴特勒（Samuel Butler）、巴克利（T.A.Buckley）、布彻（Samuel Butcher）和朗格（Andrew Lang），他们哪一个不是迎合非希腊的读者？这些翻译是忠实的吗？“读者问我，我总是回答：不存在，他们的所有都是这样，理当如此。”面对着许多成功的翻译文本，“忠实”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在印刷革命中写作的蒲柏，把他的荷马版本视为“比原创还原创”。蒲柏说，在一种优秀的语言中，翻译文本不可能是原作；保留古代的光芒，传递原作的精神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被提升的古希腊文学……给他本人带来权威和权力”。

　　蒲柏的重写古典作家（作品）的项目，从翻译荷马到他自己的史诗《夺发记》和模仿贺拉斯，表明他深刻理解写作的权力。

　　无论什么时候，古典学家和翻译者想到英国文学传统，都会联想到蒲柏的翻译。虽然蒲柏的译著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传统，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变革式的重写；创造性的阐释贯穿全篇，这让人想起现在的一些“吸粉虚构（fan fiction）”。

　　（丙）利用虚幻的荷马构建“西方古典学”传统

　　西方是怎样滥用荷马，彰显自身价值的呢？麦克莱恩（纽约大学）和斯莱金妮（格拉斯哥大学）两位教授说：

　　荷马或荷马思想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这也不是新闻了。这位文化人物的身份被变来变去，以致人们感到长期以来，荷马是被利用或滥用。就像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建议的那样，荷马通常被招魂，来钦定文化事业（承担西方价值）……18世纪的英国，正在进行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荷马”在文化询问模式中成为重要象征（确实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发明的）；以他为参照，去呼唤早期英国、原始诗歌、口语传统和英雄崇拜。[JOURNAL ARTICLEBRITISH ROMANTIC HOMER:ORAL TRADITION,"PRIMITIVE POETRY"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N BRITAIN,1760–1830 MAUREEN N.MCLANE and LAURA M.SLATKINELH Vol.78,No.3(FALL 2011),pp.687-714.]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发轫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杰作”。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虽然穿插着“贱古、贵古”的古今之争；但毕竟大功告成、皆大欢喜——通过翻译和改写，使粗枝烂叶变为花团锦簇（众多名著）。后者实际上是“中国风”（模仿或复制中国文艺及审美价值）的产物，然而西方一旦觉得可以自成体系，便自诩自己传统；并且从改写荷马一路走下来，到改写整个的希腊-罗马“历史”，把它们编造成为“西方遗产”。对此，代表主流西方的吉尔伯特·海特供认不讳，他从法国改写荷马的角度说明之：[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86—288,472.]

　　在1742年，蒲柏先生姗姗来迟地加入了“书的战斗（the battle of the books）”。他把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夸张形式置于《愚人记》（the Dunciad,蒲柏作品）。而本特利则……讽刺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真正优美的诗，但你却不能称它是荷马的。”

　　（先前）高贵和高才的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年）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法国式散文，发表于1699年；在书中，她（自称）不遗余力地恢复被以前的翻译所掩盖的华美……。十余年后，即1714年，她的这部散文诗作被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贬斥，其观点被重审；拉莫特在一个简略翻译的《伊里亚特》中，删减，并剔除其有害部分，即那些伤风败俗的词语（bowdlerized）、无聊的对话、粗俗的表述、恶心的情绪和令人不愉快的迷信，因为这些都冒犯了巴洛克品味。达西尔夫人撰写《品味腐败的原因》一文，进攻当代文学倾向和文明标准……。

　　尊古派最终赢得战斗。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不能被一代人的鉴赏品味所否定。……“书的战斗”已大量改进了它们，使之变得精炼。

　　在18世纪末，这些古典的捍卫者们……帮助加深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巩固和扩大文艺复兴作为最高传统。……双方（把先前文本当做原始素材的“新古典”和神化西方谱系的尊古派）的“书的战斗”的真正好处是，遏止奴性般的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它使将来的作家们更难产生“复制中国”的古典名著，因为确切模仿是美德和创作的“原罪”。〔引者按：作为欧美文学的奠基性的“三部曲”，即在1760年代英国问世的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都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我们将有专论〕。

　　希腊-罗马的历史已被19世纪的学者改写，虽然这项工作还未完成，直到在1914年之前一直在稳步进行。

　　用现代方法处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乃至全部的历史；这是由德国-丹麦后裔、成为柏林的教授的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首唱的。……尼布尔主张借助于进化推论的方法，弥补第一手、第二手信息之间的裂痕。虽然他的教学让人们感到这样的历史不踏实，但他却能够运用严谨、创意和想象力来形成体系。……例如关于李维的罗马史，无法用真实的材料佐证，他就从口传的歌谣去推测。

（六）中国风塑造“荷马佳作”

　　（甲）风行草偃的西方大雅

　　如果要问，蒲柏的天赋和他的文艺品味的内涵与基础是什么？回答是“中国风（Chinoiserie）”，它把审美、文艺、哲理和雅言带给英国及西方！宋词云：“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

　　美国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年）说：“西方文学的中国风要追溯到18世纪的蒲柏时代。”[Ishmael Reed:God made Alaska for the Indians:selected essays,Garland,1982,p.117.]

　　英语文学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

　　关注18世纪的（西方）诗歌，应该将它和新兴的中国品味联系起来……；在英国的中国物质文化意味着审美秩序的有效原则：特别体现在英语的创作能力上，那就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的“多样性之有序”——和而不同、绽放异彩。[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尤金妮亚在其文章《中国风、审美形式和蒲柏与斯威夫特的诗歌……》中，强调那时的英国诗人们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施展才华的。[18th Century Studies,Eugenia Zuroski Jenkins:"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Chinoiserie,Aesthetic Form,and the Poetry of Subjectivity in Pope and Swift.]她还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在形成的审美观念和英语主体性上起着核心作用。”[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Synopsis.]“在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轮廓产生了它的自身模式”。[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若石诗云：

风载仁德始自天，行程万里润桑田。

草青花艳人得意，偃武修文社稷安。

　　末句“偃武修文社稷安”，在西方而言完全背道而驰，所谓的西方文学也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殖民主义工具而已。

　　进而言之，奥基恩（Daniel O'Quinn,圭尔夫大学教授）说：从18世纪初，“随着‘中国风’传播，东方的想象、主题、文物和风格进入英国文化之中，……蒲柏的诗歌包含了他所玩味的东方主题。”[Charlotte M.Canning,Thomas Postlewait:Representing the Past,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0,p.351.]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中国风’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寓意的传统，贯穿于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和好几代文学家，诸如：威奇利（William Wycherley）、蒲柏（Alexander Pope）、约翰·盖伊（John Gay）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尽管最能体现中国风精神的作品，还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David Porter: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7.]

　　（乙）英国及欧洲文学的“中国化”

　　包括蒲柏在内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西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中国风”中成长起来的。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的文章《中国式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其所著《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J.Clarke）继续这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而克拉克教授的书的开宗明义则是，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相似的，刘教授最近的书《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刘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她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另外，刘教授（Prof.Yu Liu）的又说：“……虽然蒲柏从未到过远东，但作为一个具有这方面的想象力的艺术家，他能够吸收和运用那多样性优雅的中国思想；当他谈及坦普尔（Temple）和马国贤（Matteo Ripa），说：‘他们是懂得中国古典园艺的。’……上述‘洒落瑰奇（sharawadgi）’的中国艺术精神，到18世纪末，……通过沙夫茨伯里、艾迪生和蒲柏，把来自‘不同伊甸园的种子’的灵感，传给了赫尔德和康德，成为其美学理论的要素，从而进入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Volume 53,10-1-2005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Yu Liu.]

　　尤金妮亚·詹金斯著《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写道：

　　中国风格在那些英国精英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诸如亚历山大·蒲柏、约瑟夫·艾迪生和安东尼阿什里库珀（第三沙夫茨伯里伯爵）。……中国的多样性和谐的美学思想，参与了康德的美学革命，从而形成欧洲的现代性。

　　中国风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上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笛福的小说……及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诗里。……“中国物语”（物质文化）已融入18世纪的典范英语之中，并且转化为英国文学和文化资本……，从而确定了英语的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应该代表英国认同的新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想象服务于保持“英国风格（Englishness）”的连贯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3,123.]

　　（丙）西方名著袭用中国叙事方法——“中国盒子”揭秘

　　根据布尔加尔（R.R.Bolgar）教授的研究，在18世纪的英国，“荷马世界是被当做原始文化的例子加以处理的。……对于原始粗糙的‘礼貌的厌恶’（polite distaste），激励着18世纪的艺术心灵。正因为如此，蒲柏感到，《荷马史诗》必须被改写，然后它方能被欣赏。如此一来，成功造假的障碍就被取消了，……以致在1762年，麦克弗森宣称他‘翻译’了盖尔语的古诗（《莪相》）。”[Moritz Csáky:Europa im Zeitalter Mozarts,Boehlau Verlag,1995,p.109.]

　　麦克弗森的《莪相》——“北方的荷马”（Homer of the North）——是采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方法。他可能是从蒲柏那里学到的，因为蒲柏掌握了如此复杂多变的“中国盒子”的表现手法。[G.S.Rousseau,Pat Rogers:The Enduring Legacy:Alexander Pope Ter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8.]这样一来，蒲柏版（现代版）《荷马史诗》也就变成“中国风”的了。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原来西方人所称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套匣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方法司空见惯。到了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和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所使用的就是这种“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boxes]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Donald R.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xi.]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较明显的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很多，诸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雪莱和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Stephen Gill:Wordsworth's Revisitings,OUP Oxford,2011,p.105.]、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68.]和《凤凰与斑鸠》[MacDonald Pairman Jackson: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68.]和勃朗特《呼啸山庄》[Leo Braudy:Haunted:On Ghos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98.]等等。

2018年3月18日完稿

　　（原载《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第11期）

ws按：

本博受何新先生委托，转发林鹏、诸玄识、董并生君的大作论《荷马史诗》的伪造。

之所以不得不分节发布，是因为遭遇敏感词禁忌，又不知道什么词犯忌，只好分段剪裁。希望各位认真读一下此文全文，深刻揭露了近代西方学术的伪造。

在1947年7月华野发生分兵后，陈毅粟裕以及陈世榘率西线兵团西进南下，受军委指挥，离开山东战区进入中原，策应刘邓兵团。

依照军委指示，陈粟兵团编制加入晋冀鲁豫解放军序列。但陈粟​部队作战及对外活动仍然自称华野。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战争中，西兵团的建制关系与指挥关系发生多次交叉及错落，因而造成歧义。

根据军委9月及10月（22）的两次指示，原华野西兵团建制归入晋冀鲁豫解放军，此部包括两个集团，一为以原苏皖新四军叶飞、陶勇和罗的部队为基础的粟裕兵团，一为陈世榘宋时轮的山东八路军部队为基础的陈唐兵团。这两支部队在1947——1948的战争中，均直接归军委指挥，配合刘邓兵团经略中原及挺进大别山的运动。

但是陈粟及陈唐的西兵团后来对外示形常仍称华东野战军，此事亦得到军委同意。

此后，留在华东山东战区作战的原华野东兵团的名称也已经改变，不称华东野战军的东兵团，而成为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了。其建制及组织受华东局领导；军事活动，军委亦明确指示不受陈粟陈（原为华野司令、副司令及参谋长）的原华野司令部的领导。

西兵团仍称华东野战军，一是夸大部队建制，可以起威慑敌方的作用。二是对于华野的分拆，粟裕等是有所异议的。所以中央从善如流，让西兵团“对外仍可称华东野战军”。

​但是，为了让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从建制上真正纳入中原序列，中央决定，一是让陈毅在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担任副职，任副书记、副司令，二是让粟裕任中原局委员、豫皖苏军区的司令员，三是让中原局委员、豫皖苏军区政委宋任穷任职为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副政委。​四是将原晋冀鲁豫的王秉璋部队并入西兵团。

西兵团出外线作战划归中原军区指挥，在中原局辖区作战，但是对外还是称为华东野战军。因此当时中原军区指挥下包括了两只野战军的部队。陈毅在1948年后跟随中原局行动。而粟裕部则中央指示准备作为南下兵团于1948年初先期渡江作战。

因此7月分兵后粟裕部虽然番号仍然不变，在1948年中央5月会议后，中央同意其暂缓渡江南下而留在中原作战。陈毅调中原局中央工作，而中原局遂任命粟裕任“华野”（实际仅为西兵团一部的）代理司令及政委。但这位在中原军区的代司令，只能指挥西兵团的一部，而陈唐兵团1947——1948年夏则为受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

粟裕的代司令名义是华野的代司令，但所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是西兵团的一部分（叶、陶、王纵队），只是被称呼为华东野战军，司令陈、副司令粟、副政委宋。

1948年7月粟裕须履行对军委承诺，在中原地区组织“打大仗”，准备歼灭邱清泉兵团而发动濉杞战役。

​因为陈毅、宋任穷不能随军行动，为统一领导，中原局临时委任粟兼任名义“华野”的代理司令及副政委职务（排在宋的前面还是后面，不详，但根据先来后到的原则，应是排宋的后面），并因此对外称华野代司令及代副政委。

​在针对邱清泉战役的准备时期，粟裕曾得到军委的短暂授权，统一指挥包括山东兵团和韦国清兵团行动，军委一度甚至命刘邓及陈赓的部队配合粟裕兵团。但这个授权仅不到一个月就被军委取消，仍然决定山东及韦国清兵团独立作战，山东及韦国清兵团对粟裕兵团只做战略配合而非战役的联动。

​7月粟裕指挥的濉杞战役，先胜而后失利，西兵团粟裕部被打散，与陈唐宋部一同撤退回华东地区休整。

​9月山东兵团决定打济南，中央指示粟裕兵团、陈唐宋兵团与华东局麾下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联合作战。

中央和华东局决定粟仍称华野代司令代政委，但实际直接指挥职能仅限于打援的西兵团，而攻城兵团则由许世友（因病当时在华野未任明确职务）及谭震林（华野副政委）直接指挥。

​中央指示，如果攻济战役进行时国民党援军大举出动，则由粟裕指挥组织歼灭战。但粟裕如指挥职能变化仍需临时授权。谭震林此时是山东兵团政委及华野副政委，许世友原任山东兵团司令员。

济南战役发布命令谭震林仍以原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冠之，但济南战役后因许世友生病休息，谭震林及副司令王建安实际指挥山东兵团

9月山东兵团决定打济南，中央指示粟裕兵团、陈唐宋兵团与华东局麾下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联合作战。中央和华东局让粟仍保留华野代司令代政委，但直接指挥职能仅限于西兵团，而攻城兵团则由许世友、谭震林直接指挥。

中央指示，如果攻济战役进行时国民党援军大举出动，则由粟裕指挥组织歼灭战。​粟裕如职能变化仍需临时授权。

谭震林此时是山东兵团政委，发布命令仍以原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冠之，但因许世友生病，谭震林实际指挥山东兵团。如职能变化也需临时授权。

 济南战役前粟裕部队回到华东，中央同意将原由华东局指挥的华野部队（山东兵团、韦国清兵团）及中原局建制的粟裕兵团、陈唐宋兵团合到一起，华野全体部队一起行动，以华野代司令粟裕和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世榘为指挥，部署济南战役。粟裕的代司令就成为包括东西兵团的整个华野的代司令，但此只是济南战役前后到淮海战役筹备前期几个月的暂时情况。

​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华野全军军事行动均受军委直接指挥，军委指定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为淮海战役指挥员，后来又补入谭震林、粟裕而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华野部队的军事行动，则主要是谭震林和陈世榘分别为实际的战场指挥员。

中央军委关于许世友参加指挥攻济作战致粟裕＼谭震林电

(1948年8月25日)

粟谭：

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军委

【解放战争研究杂记·重要史料】

舒同报告：粟裕无法调配山东兵团物资

曲阜会议后、济南战役前，1948年8月，粟裕华野名义的西兵团因在濉杞战役中的帝丘之战失利，战损严重，撤退到鲁中南。而即将临战，物资弹药不足，粟裕为此叫苦不迭，试图请求华东局山东兵团支援物资。但是山东兵团不愿配合。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此呈递以下报告于华东局。

​报告大意如下：

中央曾规定西兵团于九月份开始由中原供给，现事实上很困难。中原币不能用。

他们请求要由华东局供给一个月。候中央决定再偿还或报销经费，月需42亿元。粮食22万斤。请代做10万套棉衣， 5万床被子。20万双 棉鞋。

又这次战役所需之弹药均需华东供给。……

现以战争在即，​不能等待，可否由东兵团交出之二个基数弥补。以应急需？

……谭不愿意，粟在叫苦。我意上项问题要很好解决，适当照顾西兵团，因他们比较苦，特别要解决当前作战急需的东西。自然原则上必须请示中央批发。

【附注：文中四兵团应为西兵团。】

3、"三好打"

第十章第一部分用"那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入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来说明七战战役指导思想.掩盖留恋苏中没有全局观念的实质.46年6月6日粟裕<求歼扬泰线之敌>电文中就说明了:"泰州.兴化.东台线之三解地带,为水网区,非船不能行动,我军受到极大限制.顽依托飞机掩护乘艇向我袭击,我只能依托城坝抗击,无法展开外围战,此为极不利之形势."此电说明在这苏中打仗于我是"极不利之形势".而后来的强攻海安,涟水战役等几打和几次想打74师,也不是国军74师等好打,后来宁想北渡运河西进也不愿北上山东,也不是渡运河西进地方好,到后来粟裕在北上鲁南路上还电山东要华中野主力南下到11师74师桂七军已占据淮海华中地区.

按当年实际的情况,粟的"三好打原则"没能体现出来,而实实在在的是,粟认为苏中不能失,华中不能失,他的认识和提出的部署是围绕这个原则的, 所以说, "三好打"只适用于多年后的粟裕,不适用于当年的粟裕.当年的粟裕所遵循的原则是"两不失"

3.淮南国军比苏中国军强

第十章苏中战役里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中写道"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三，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这写了当时粟裕就认为淮南国军比苏中国军强.所以先在苏中打弱敌.但在当时的粟裕电文中,怎么也找不到有关淮南国军比苏中国军强的内容.只看到粟裕十几封强调苏中作战的电文,考虑淮南作的是5月31日:"淮南路东则准备以游击战,钳制七十四/七十三两军及一七二师之顽."而6月16日粟裕在海安王家园子召开华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而会议决定是"首先集中兵力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淮南."

6月18日电有关淮南的是:"(一)五旅仍增防高邮，以便于战争初期协同十纵，确保高邮、兴化，俟顽主力被转至一分区时，则五旅及十纵即可主力向扬、泰线进击。如此东西夹击，收效可能很大。俟苏中战局告一段落，再将一、六师、五旅全部及七纵或十纵一部，转入淮南，以解决淮南问题。 (二)目前可以独立旅及十八团坚持三分区，并可将九纵大部(三至四个团)；集结于泗县青阳间地区，以便适时南下，配合三分区作战。"6月27日电有关淮南的是:"(1)将五旅调往淮南，连同淮南独立旅及十八团并路西部队共约八个团，如必要时可从九纵抽调三个团至淮南(共十一个团)参战。

从这些电文中,根本就看不出有淮南国军比苏中国军强的说法.相反,从6月18日电文还可以看出粟裕似看不起淮南国军,想用苏中战役后的疲劳之师去淮南打仗,当然,这也是想留在苏中的托词.

七十四/七十三两军及一七二师之顽这跟五军有什关系? 还只是不全的两个军加一个师. 不到苏中国军兵力的一半.

主要还是在于粟判断国军以苏中为主要进攻方向,而苏中是最重要的,不能失,才坚持把主力留在苏中,其他都是扯.

4.夸大的七战七捷

战争初期,华中粟裕部队,毎战皆报捷,一直报到了十一战十一捷.粟裕回忆录是1."首战宣泰""这一仗，我攻城与打援部队歼敌整编结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

2".再胜如南""如南战斗共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一万余人，达到了预期的歼敌目的。"

3."三战海安" "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三千多兵力英勇抗击了五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四天多，伤亡仅二百余入，杀伤敌军三千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

4."奇袭李堡""李堡之战，前后二十个小时，歼敌一个半旅共九千余人，又赢得了一个胜利。"

5."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丁堰/林梓战斗)"丁、林战斗歼敌交通警察五个大队及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缴获甚多(其中有一批敌人拟用以残害根据地军民的各种刑具)，打开了西进的门户。"

6."攻黄救邵,七战七捷""这时，第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就歼，第一八七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两千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二十六日黄昏的候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遂胜利结束。"

"如黄路战斗，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一万七千余人。"

首战宣泰,实际是宣家堡/泰兴/佴家庄三个战斗,其中宣家堡是攻下来了,泰兴城攻占了大部,而佴家庄战斗没攻下,算是败仗吧,对于佴家庄战斗,粟裕回忆录提也没提.

再战如南,这次是国军是沿几年陈粟新四军东进黄桥的路线进攻的,国军占姜堰占黄桥占如皋县城.国军已进苏中复地.不过由于当粟裕报了大捷,以至军委来电问是否可能夺取泰州了.

三战海安,那是创了奇迹了,国军5万,共军3千,还创了敌我15:1的好战绩,

当年粟裕的<苏中战役总结>上还只是写了"这一保卫战毙伤敌约三千人",到了回忆录就把"约"省去了.这个战绩连网上有名的粟派姑苏也不信了.

更好笑的是明明海安县城被国军夺去了,但华中野战军粟裕眼里居然还是一捷.

邵伯战斗是个阻击战,国军退了,也算是一捷.

苏中七战下来,苏中基本失去了.

5.海安攻城失利不写

粟裕回忆录第十一章华中野战军由苏中北移一节中写道:"我分析攻占海安固然对坚持苏中和动员参军以及解决冬衣有所帮助，但预计要付出一千五百人左右的伤亡代价。从今后战局的发展来看，似须诱敌更深入一些，以便于大量歼敌，我如攻下海安，亦仍须放弃。不如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将攻取海安所付代价，留作以后在运动中歼敌之用更为有利。我立即于九月十日将上述意见报告军委、陈毅同志和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同志。 ""........军委赞同这一建议，并根据这一情况，于十一日八时指示我们：“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于是我们立即收拢队伍，兼程北上。 "从此文看似华中野战军没有攻海安,而事实上,华中野战军从8月30日就开始攻海安,直到9月12日晚12时才撤围北上,此战损失惨重,而且老战士减员较大.

粟裕所提的须付千五人的伤亡才能攻克海安,认为以此代价留作以后歼敌更合算.事实上,根据一师的战后总结,光是6日总攻的四个团的损失就该过千人,单是三团已伤亡超过一个连.一团两度组织进攻均失利而停攻,七团和八团攻城,因火力调度及组织不好,同样失利,被敌火力所杀伤及跌落河淹死甚多.而扫外围时也伤亡不少.很可能粟裕电文所提的千五人代价就是一师攻城失利而已付出的代价.无论是陈毅或中央,接到粟这样的电文,都会认为海安战斗没发生,粟裕提议不攻了.

6.两淮撤退

粟裕回忆录第十一章有一标题称为<主动放弃两淮>,看标题和内容,似华中首府是淮阴主动放弃了,

而历史事实是在淮阴城下国军七十四师首次攻击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在华中野主力云集淮阴时运转兵力过程中被七十四师击破防线,攻入城中,使得粟裕第一次围歼七十四师计划失败,也使得华中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失手.

从皮定军日记中可以看到淮阴守军损失惨重,而当年的电文中粟裕还怪山野救援不力.这些在回忆录中都不见了.

研究一下外线出击前的问题，我的依据都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

孟良崮战役之后中央军委毛主席多次指示华野陈粟谭，出击外线。

看看以下电报：

 5月20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电报指出“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两个胜仗，即可转入反攻。”

   5月22中央军委毛主席主席电报华东“山东战场打破敌人进攻的作战方针，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

   6月1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电报陈粟谭“目前阶段陈粟谭军与刘邓军只作战略配合”。 该电报指出：

(一)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

(二)在情况许可(即确有胜利把握)条件下,我们希望你们于六月上旬及下旬各有一次战役作战。​

   6月14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电报朱德刘少奇“各战场形势和中工委今后几个月内的工作”中指出“本月当为全面反攻月份”。

由上述电报可以了解三个问题：

一，1947年6月毛主席筹划的解放战争即将开始全面反攻。毛主席认为，全国战场均已开始反攻，而山东是主战场——全面反攻要等山东打一两个胜仗。

   6月实际上是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期。6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从张家湾这个小山沟与胡宗南军队擦肩而过。毛主席做出这样的论断，真是神来之笔，令常人不可思议。

二，毛主席说：“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战史研究，都认为是山东战场外线出击是为了帮助刘邓南下。但毛主席说，全国人民，包括刘邓挺进大别山，都是为了帮助山东。这和我们一般了解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三，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

   毛主席计划刘邓部队6月底出击，6月29日中央军毛主席给陈粟谭电报：“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

   6月30日刘邓渡河，7月1日陈粟谭的三个纵队向南、向西进军。

陈粟谭这一动作是配合刘邓作战吗？不是。

   自孟良崮战役1947年结束的5月18至6月25日，40天内，华东野战军虽有几次经中央军委同意的战役计划，但均未付诸实践。

   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写到 "无奈当时难以肯定必有战机出现。"

   6月25日，蒋军对山东开展新一轮凶猛地重点进攻。此次进攻蒋介石调集了9个整编师25个整编旅的兵力,摆在不到50公里的战线上,三四个师摆成方阵,前后重叠,交互前进,企图迫使华野主力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山东战局非常凶险。

    6月28日华野前委提出欲以一个纵队向鲁南诱敌回头的方案——而《粟裕传》说 “正当这一作战部署即将付诸实施的时候,中央军委发来了三路分兵的指示。” 

中央军委毛主席于6月29发出了“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作为答复的指示。 

该电报指出：“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 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

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可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 使外出两路易手得手。

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6月29日中央军委电报，没有直接指出陈粟谭6月28日电报的方案不能解决山东战局困境，但是具体指示了外线出击的的方针、外线出击和内线作战的关系、具体实施的方法，清楚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方针可以解决山东的困境和全国局的问题。

在电报中实际也指出了陈粟谭战役方案“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这一问题。解决了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提到 "无奈当时难以肯定必有战机现"的无奈。

   《粟裕传》写到"考虑到正面之敌重兵密集,尚不具备分割歼敌条件,决定首先以3个纵队分别向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出击,迫敌回援,创造战机,主力则集结在沂水地区待机。……正当这一作战部署即将付诸实施的时候,中央军委发来了三路分兵的指示。 华野前委立即认真研究,认为刘邓大军即将出击,全国战局将有重大发展,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 于是改变坚持内线作战的部署,执行中央军委新的指示。"

但是查阅有关电报，在6月25日之后，未见华野陈粟谭请示中央的电报，也并无书中所说的战役计划的电报。

中央对华野只有如何应对敌人重点进攻的战略任务，而无配合刘邓出击的战役任务。

从自卫战争开始，毛主席多次提出外线出击的方针，早在1946年7月已经提出，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也因为党内军内上下及广大群众，对外线出击的方针有不同认识；1947年6月29日，毛主席才再一次提出这一方针。但即使如此，在这次电报的最后，毛主席仍然尊重战役指挥员陈粟谭“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6月30日陈粟谭电报中央军委，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军委决定，并做了战役部署。也就是说陈粟谭是完全同意的，并未提出不同意见，7月1日中央遂下达了外线作战的命令。

   对于外线出击这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今天的军史研究者不认同是可以理解的。粟裕对这一战略思想，心存疑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有过方志敏北上抗日惨痛失利的经历，但而未认识到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遭到几乎是全军覆没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脱离根据地外线作战。

   后来出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对这段外线出击的方针写到":“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3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

  这一说法其实与事实不符。

1,6月28日陈粟谭的战役方案不能解决困局。

2.根据上述电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外线出击已是刻不容缓。

3,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6月1日 明确指示"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

4,中央军委毛主席从未放弃山东内线战场，而是再三指示"可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 使外出两路易手得手。"自6月30日至7月14日，仅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粟裕年谱，毛泽东年谱中，即可看到中央军委毛主席发出数十份电报，对华野外线出击战场和内线作战，作具体指示，有时一天多达4，5份。陈粟谭从6月30日到7月14日，在内线未实现一次作战计划。粟裕的无奈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外线出击是解决山东战局最正确的方针。

   8月4日组建内外线兵团之后，华野东兵团在内线独立作战，到10月中旬即取得了胶东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历史证明毛主席外线出击方针完全正确。

  以后准备对华东战局有重要影响的南麻临朐战役发表我的一些看法。

明清时期书画的作伪与炒作

文/温玉鹏（博物馆研究者，杭州）美术报

班克斯毁画，或是自嘲，引发的却是对艺术品、资本与市场的沉思，结果是成为热搜事件，画价飞涨。可是，现代艺术品的市场化仍在进行中，其结果难以预料。

唐人 《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相比之下，300年前的书画市场已呈现出早期的市场化趋势：作伪的流水化作业，市场的全球化，书画著作的功利性，鉴定术语的标签化，甚至形成了以当时的苏州为中心的全球性造假中心，在晚明嗜古、博古、拟古的浪潮中，以书画为代表的艺术品成为早期艺术品市场化的“牺牲品”。

（传）仇英 书长信宫词

苏州片：书画作伪的流水线

“苏州片”是指16到18世纪在苏州制作的伪古书画，通常冠以唐、宋、元、明名家头衔，以青绿山水或工笔人物为多，敷色浓整，务求工致，托名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赵孟，乃至当时的“近代”名家如沈周、文徵明、仇英等。常伴有苏州名流题跋或藏印。

值得注意的是其工作流程的作坊化。从业者多居于苏州的山塘街、桃花坞、专诸巷等市坊里弄，具有一定的书画基础，甚至师从名家，所谓“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作坊中起稿定型，线条皴染，人物、树石、建筑等分工绘制，跋文题写、伪造钤印、作旧装潢等各司其职，并有统一的书画蓝本。杨仁恺曾指出，苏州片的蓝本或直接临摹古人真迹，如《揭钵图》，或出于当时画家的手笔，根据文献记载而创作，如李思训《海天落照图》、赵伯驹《仙山楼阁图》等，并受当时流行画风的影响，如李嵩《海屋添筹图》中的树石，法吴彬变形画风。

作伪的周期也日趋短暂，钱泳《履园丛话》提到专诸巷一钦姓家族，善作伪书画，“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勾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能。”

部分苏州片作品，达到乱真的水平，顾炎武在《肇域志》言：“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之。”总体而言，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线条板滞，而以俗艳胜，陈定山谓之“俗人之仿古也”。

传明仇英《西园雅集图》轴

日本朝鲜欧洲：

伪书画的全球市场

苏州片既是市场化的产物，其产品自是迎合市场需求。一方面，是国内市场。明朝中期以后，苏州成为全国文化与时尚的中心。苏州画家坐拥丰厚的文化资本，上承宋韵元风，摹古拟古，而别成一派，又以文人结社为契机，渐次扩散到全国。新兴的富商阶层，不仅成为画家的重要赞助人，也追求雅古带来的风雅附庸，如《谷山笔麈》言：“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对富商而言，书画既是一种交易方式，或以画换物，或以画抵押，也是一种日常应酬、攀附权贵、打开进阶之门的钥匙，所谓“雅贿”，明代已然。但很多商人，并不具备深厚的鉴藏力，沈德符嘲笑其“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珍为异宝。”富商的追潮逐流带动了明代书画市场的繁荣。

另一方面，以日韩为主的“汉文化圈”及追捧“中国风”的欧洲，也是明清假画的重要市场。明清时代，日本曾输入大量中国书画，包括数量可观的“苏州片”，在日本大受欢迎。江户时代（1603—1868）的狩野派画家留下了众多原画的缩小版或原尺寸摹本。摹写中国赝品，是在临摹中国古画而不得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也满足了日本朝野对“唐物”的巨大需求。《宫中图》《韩熙载夜宴图》及唐寅、仇英风格的仕女图最受欢迎，成为闭关时代的日本人了解中国及汉文化的窗口。

热衷汉文化的朝鲜人也被“忽悠”不浅。朝鲜使节通过受赠、购买等方法，将大量苏州片携回朝鲜，包括大量仇英作品及《清明上河图》《西园雅集图》等。朴趾源见过8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姜世晃则见过10余个版本的《西园雅集图》。实际上，“苏州片”也包括苏州风格的版画作品，在朝鲜流传更为广泛。19世纪的朝鲜宫廷屏风，带有明显苏州版画元素。苏州片既丰富了朝鲜的宫廷画库，也为《太平城市图》等宫廷屏风画树立了范式。

苏州片也是19世纪后期以前，欧洲人了解中国画的重要媒介。如奥地利安布列斯堡（Ambras Castle）收藏有16世纪的仇英风格的山水立轴，并登记在1596年的财产清册上。查洛纳收藏（The Chaloner collection）中也有《断桥残雪》版画。早期销往欧洲的版画，常被用于墙面装饰。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盛行，苏州片的设计与风格成为装饰艺术的重要灵感来源。

传明仇英《群仙会祝图》

《宝绘录》：

假书画的著录与鉴赏术语标签化

伪作泛滥，买家也未必不知。限于水平，只得求助于参考书。《宝绘录》这类的书画著作便应运而生。《宝绘录》为明人张泰阶所著。按书画家高明一的研究，其书有两大特色，一是虚构了一套有北宋宣和御笔或钤印、元末诸家题跋及文徵明题识的收藏脉络，二是虚构了一部从顾恺之到明代的山水画史。其实，清人吴修已有质疑，并指出其中的伪作：“宋以前诸图，皆杂缀赵松雪、俞紫芝、邓善之、柯丹丘、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数人题识，终以文衡山，而不杂他人。览之足以发笑，岂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耶？”且跋语为同一人所题。这种重名家题跋的标准，显然是片面的，却是“好事者”所注目的。可见，此书正是为“好事者”提供的收藏指南。

除了求助书籍，鉴赏家也大受推崇，尤其是董其昌、陈继儒、王铎等知名鉴赏家，常有藏者重金求其鉴定真伪、品评优劣。书画鉴赏术语出现了“标签化”趋势。

首先，名家题跋可增市值。沈德符言：“古名画不重款识，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无款贬价。”张凤翔更直言：“凡旧拓败楮，公（王铎）一注目，辄腾贵。”同时，跋语中常常出现“此真迹”“神品”“妙品”之类的惯用词，王铎曾为宋权藏《雪山萧寺图》题“天下第一”书跋，并常见“嘱题”这样的套话。显然是为了存留名家鉴定的痕迹，而特意为之。伪作也常有类似题跋，如孙承泽为李昭道《春山行旅图》题“李昭道真迹”，实为明代作品。

明代以前，书画藏家多只钤印玺，少有跋语。纵有题识，也只涉关书画理念或言品行、记事，而少有谈论真伪者。明代兴起的辨伪之风也反映了鉴定家与市场的双向互动。

明黄彪《画九老图》（局部）

结论：明代伪书画市场化的结果

明代的伪作，到乾嘉时代已成珍品，不仅堂而皇之地纳入乾隆的收藏，甚至作为昂贵的贺礼，而充斥于内府。实际上，清代院体风格强调的干净、明亮的色彩和界限清晰而明确的造型人物等，都与苏州片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清代画院甚至多次受旨绘制苏州片最常见的题材，如《汉宫春晓图》《清明上河图》等。古原宏伸的研究也发现清代院本《清明上河图》实际上是以苏州片为底本。

苏州片是商品，虽是伪作，却是同时代多数人研习古代书画的第一手资料，甚至成为建构书画史谱系的重要参考，董其昌创立“南北宗论”，纂编《唐宋元名画大观》也是有感于假画充斥，而使“画道衰落”，欲立正宗，寻出“古代典范”，而勿让“谬种流传”。在全球化视野中，伪作不仅是传达讯息的载体，也扮演着一个具有参与力的能动者角色，通过转译、流传、再现而形成了一个“中国风”的全球性绘画网络。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济南战役期间华东解放军的两个重要命令

【何新按语】

军委毛泽东筹划的济南战役实际包含两个部分，一为济南攻城战役，以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一为济徐战役，以粟裕谭震林指挥。后一战役是准备歼灭徐州来的援军的。

但由于济南城迅速被许世友攻克，所以后一战役并未实际发生。

以下即是当年有关这两个战役所留存的珍贵第一手历史文物和资料。​

1、山东兵团攻济命令，绝密

呈饶（漱石）、黎（玉）、袁（仲贤）审阅

发布时间：1948年9月7日

署名：

（山东兵团）

司令员许世友

政治委员谭震林

副司令员王建安

参谋长李迎希

革命文物：济南战役命令

2、华野济徐作战预备命令

同时与济南战役相关的一个准备战役则是“济徐战役”。此战役以济南攻城及打徐州援军为目的，故有此称。

济徐战役以粟裕为代司令、代政委​，谭震林为副政委，陈世榘为参谋长，张震为副参谋长。

此件是呈报华东军区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及袁仲贤的。

发布时间：1948年9月2日

革命文物：济徐战役命令 

【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许世友指挥济南战役的一封电报

华东局，并中央：

我已到前线。这次大战，关系很大。以现在情况下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在部署上来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对济南。

我们攻击兵力现已布置好了，我也不能变动，第一步就是这样。

但第二步时，我一定要集中使用兵力。这次在整个部署上，兵力集中使用，坚决有重点，有预备队，使用兵力，是时候了。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兵。

因此，请上级令粟司令坚决挡住援敌，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对援兵方针，应是攻势、运动、防御战，能歼灭敌多少就是多少，不要计划太大，重点是一个，勿使计划太大，结果小。

这次战役，组织特别大，我们须慎重稳当行事，否则会影响大局。

我经再三考虑后，提出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上级多加批评与指示。

许 ，真

【解放战争杂记】

上海战役粟裕轻敌导致月浦之敗

1949年4月渡江后的上海战役中，粟裕率所部10兵团在上海月浦地区进行了一场被张震后来称为“糊涂仗”的月浦之战。这场战役导致三野的主力部队蒙受了不必要的沉重损失。

据参战者回忆称，部队在深夜突进到了月浦地区后，看到许多不高的水泥建筑，以为是一片荒地和坟茔，于是就地安营、休整。到天亮时才发现，这些“坟茔”，竟然是敌人的地堡群！结果，已经深入地堡群的部队被敌交叉火力大量杀伤。

253团在奔袭上海途中，乘夜大胆向前穿插。当晚部队进入月浦街旁的一片“坟地”，在细雨中发现"坟包”一个挨一个。253 团就地待命，团指挥所就设在“坟场”中部。 

天亮后,这些“坟包”变成了一座座钢筋水泥地堡。这意外的情况使指战员们大为震惊，团领导赶紧组织部队撤离，但为时已晚。 “坟包”变成了恶魔，喷射着火焰。指战员们左射右扫，前赴后继。向月浦街以西发起两次攻击，均被52军多层火力阻止，伤亡甚大。

 此时260 团也遭飞机轰炸和军舰炮击，匆匆挖起的工事大半被毁。52军的火力封锁了通往月浦街的各条道路，三野前进道路受阻。前冲的战士纷纷倒下。政委肖望东向后续部队高喊停止冲击！但声音被炮火轰击声和部队的喊声淹没，部队如洪水般向月浦街涌去。

29军87师260团政治处在1949年4月印制了《进军日记》，由260团担架连指导员张德惠使用的那本进军日记里，详细记载了260团在上海战役中的伤亡情况，全团2000多名士兵，有400多人牺牲，800多人受伤。​

强大的交叉火力网依然把我军阻挡在月浦街外。

直到15日晨，三野才占领月浦镇，但伤亡很大，主攻的第260 团最后只剩下64人。 

52军很快开始反扑，十余艘军舰首先向我阵地猛烈炮击，飞机也不断轰炸、扫射。

随后，52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攻。我军依托工事勇猛阻击，击退敌人连续5 次冲击。第259 团团长胡文杰阵亡。第260 、253 、259 团守卫在已占的月浦阵地上，52军与我第29军双方形成暂时的对峙态势。

粟裕率三野10兵团28、29军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严重受挫后，拖延全军攻克上海的进程，导致上海市区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宣告流产。上海地下党安插在敌人中的“眼线”，因为我军在月浦失败而发生动摇最后叛变，地下党领导人张权、李锡伯、泰然轩等先后被俘。

时间一直拖延到了24日，吴淞口外军舰上的汤恩伯，密令其嫡系各军及各特种兵部队准备登船撤离上海。至25日，第52、54、12军及第四第99师和各特种兵团均集结在高桥、吴淞一带地区，陆续登船离开，敌人保全主力的军事战略得以实现。

三野10兵团28、29军在月浦、杨行、刘行一带连续“激战”，三野主力伤亡损失8000余人以上，28军、29军大伤元气。

前指粟裕指挥不力，导致华东局书记邓小平和三野司令员陈毅担心和问责，于5月15日发来电报，对粟裕的指挥提出了批评。

其后，在陈毅的直接指挥下，解放军才转为主动，顺利完成了京沪杭战役。

但是月浦之敗导致我军在上海外围歼敌主力的战略设想落空，使汤恩伯的主力得以基本完好撤退到大陈岛等地，最终撤往台湾。

这一段历史​鲜为人知，但是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存留记述。

【解放战争资料】

民国卅七年六月十四，我率新任参谋长李树正，随参谋总长专机由南京飞徐州，就任徐州剿总司令，由原有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的机构与人员改组。

当时陈毅的第一、四．十一及两广等纵队，正在菏泽以东，钜野以南地区，与我第五军及整编八十三师，新编廿一旅激战中。其（山东兵团）第七、十三及新八、九纵队，于陷我泰安、大汶口后，围攻兖州。

刘伯承部也由黄泛区趋鲁西，欲蹑邱清泉之后未逞，反噬开封。

​我于六月十九日飞郑州，参谋总长顾祝同亦随即赶到，我欲放弃豫北，以救开封，俾利尔后之索敌攻击，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获实现。

我于是日下午离郑返徐时，河南耆绅孔新三等廿余人，拦着我跪地痛哭，殊不知我当时的心情比他们更沉痛。

当晚回到徐州后，急督刘汝明、孙震等部，迅速驰援，加紧猛攻，乃于六月廿六日克复开封。

​刘伯承向南、陈毅向西撤退，在睢县以北铁佛寺童王店附近，将我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区寿年所属之整编第七十二、七十五师及新编廿一旅予以包围，我即以第五军及整编第八十三师经兰封而杞县，兼程驰援，苦于刘伯承部极力阻扰，进展迟缓。

不得已乃将原拟用于解围兖州之黄百韬部，临时西调，与邱兵团合力夹击陈刘部，黄兵团于七月二日赶到睢县以北帝邱店附近后，也被共军转用兵力将其包围，幸经忠勇奋战，予重创。兼以我邱清泉兵团于正面攻击受阻后，改由侧背迂回，攻击敌后，共军经力战不支伤亡惨重，乃于七月七日四方奔逃，造成一时的豫东之捷，人心振奋。

是役黄百韬厥功甚伟，最高统帅特授以青天白日勋章，以酬其功。

【老何历史杂记】

关于犹太人问题，1

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群类划分，不是根据血族，而是根据犹太教。

从犹太人内部的族系看，犹太人分为三系：

1、中东系，根据《圣经》的说法，与阿拉伯人同出闪族，是兄弟血裔族系。区别仅仅起于宗教原因，犹太人建立了犹太教。

2、德系、英系以及美国的很多所谓的犹太人，从血统族系上说，根本就不是中东的犹太人。

德系犹太人起源于欧亚草原，历史上被称作可萨人。而可萨人可能属于波斯和突厥人的混血。

德系，英系及东欧民族的犹太人Khazars（哈扎尔人），他们在中世纪全民族皈依了犹太教，但是血统上跟闪族系的中东犹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