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临摹齐白石大师作品，此画已为马云收藏，齐白石原画拍卖近3200万：

​【齐白石原作鉴赏】

下图为齐白石原作：和平延年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0秋季拍卖会，成交价3136万 。   

和平延年

《和平延年》这幅画是白石老人1953年的作品。

1953年，白石老人在九十六岁时获得国际和平奖。为了庆贺而作此图。图中绘制绚丽的菊花、高坛美酒、象征和平的鸽子。

此图在白石老人的笔下宣示出一种精神上的和谐，这种和谐也正是白石老人一生追求的最朴素的情感。

在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时候，拥邓的联盟也组成了。叶剑英显然已对华国锋失望。当华将他的意见弃置一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那些同事已经不能依靠，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他在玉泉山设立了新的大本营。

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还要走上几十公里。山上高墙环绕，草深林密。密林深处的座座小楼，一向为军队高级将领所拥有。实际上这里是中央军委办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官们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涉足此山。

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

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

，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两个阵营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个星期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拥护邓小平的联盟蓄势已久，准备发起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邓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这不假，但是，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以叶剑英此次讲话为最早，他比邓小平在5月份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在这些政治老手看来，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密电事件”

1935年9月9日，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焘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焘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焘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 “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 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元帅：

 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承 贺龙 陈毅 罗荣桓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大将

​粟 裕徐海东 黄克诚 陈 赓谭 政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王树声 许光达

​上将(以姓氏笔划为序，共 57 名)

​王 平 王 震 王宏坤 王建安 王新亭 韦国清 乌兰夫 邓 华 叶 飞 甘泗淇吕正操 朱良才 刘 震刘亚楼 许世友 苏振华 李 达 李 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 李聚奎杨 勇杨至成 杨成武 杨得志宋任穷 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 陈明仁陈奇涵 陈锡联 周 桓 周士第 周纯全 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 贺炳炎郭天民 唐 亮陶峙岳 萧 华 萧 克 黄永胜阎红彦傅 钟 傅秋涛韩先楚 董其武 彭绍辉 谢富治赖传珠

​中将(以姓氏笔划为序，共 177 名)

​丁秋生 万 毅 王 诤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王辉球 王紫峰 韦 杰 文年生 方 强 方正平 邓逸凡 孔从洲 孔石泉 孔庆德甘渭汉 卢 胜 田维扬 邝任农 皮定均 成 钧 毕占云 匡裕民 朱 明 朱辉照向仲华 庄 田 汤 平 刘 飞 刘 忠 刘少文 刘西元 刘兴元 刘先胜 刘志坚刘转连 刘金轩 刘昌毅 刘浩天 刘培善 刘道生 孙 毅 孙继先 朵噶·彭措饶杰 杜 平杜义德 杨秀山 杨国夫 杨梅生 苏 静 李 耀 李天焕 李成芳 李寿轩 李作鹏李雪三 肖向荣 肖望东 肖新槐 旷伏兆 吴先恩 吴克华 吴法宪 吴信泉 吴富善吴瑞林 何德全 邱会作 邱创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张 震 张 藩 张才千 张天云张仁初 张令彬 张达志 张池明 张贤约 张国华 张经武 张南生 张祖谅 张翼翔陈 康 陈仁麒 陈正湘 陈庆先 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 林维先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毅罗元发 罗舜初 周 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汉 周志坚 周赤萍 周贯五 冼恒汉郑维山 胡奇才 赵 镕 赵启民 钟汉华 钟赤兵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姚 喆贺 诚 秦基伟 袁子钦 袁升平 莫文骅 聂凤智 聂鹤亭 顿星云 晏福生 钱 钧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 鹏 郭化若 唐天际 唐延杰 陶 勇 黄火星黄志勇 黄新廷 曹里怀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强 阎揆要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韩 伟 韩练成 韩振纪 彭 林 彭明治 彭嘉庆 覃 健 程世才 傅连暲 温玉成曾绍山 曾泽生 曾国华 曾思玉 谢有法 赖 毅 鲍先志 詹才芳 蔡顺礼 廖汉生廖容标 谭甫仁 谭希林 谭冠三 谭家述 赛福鼎·艾则孜 滕海清

1955年9月25日至29日，共授予79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以少将军衔：

按照姓氏笔画顺序

丁盛、丁世方、丁先国、丁武选、丁荣昌、丁莱夫、卜万科、于权伸、万振西、马龙、马辉、马卫华、马文波、马白山、马忠全、马泽迎、马琮璜、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王直、王胜、王屏、王谦、王力生、王才贵、王之平、王义勋、王六生、王文介、王文轩、王文模、王云霖、王平水、王东保、王永浚、王兰麟、王再兴、王光华、王全国、王兆相、王兴纲、王远芬、王启明、王良太、王若杰、王英高、王其梅、王奇才、王明坤、王明贵、王学清、王诚汉、王绍南、王政柱、王奎先、王贵德、王振祥、王振乾、王建青、王效明、王智涛、王集成、王蕴瑞、王德贵、王耀南、车敏瞧、韦祖珍、尤太忠、牛书申、方正、方槐、方之中、方子翼、方升普、方国华、方国安、方国南、邓岳、邓少东、邓东哲、邓龙翔、邓仕俊、邓兆祥、邓克明、邓家泰、孔飞、孔令甫、孔俊彪、甘思和、甘祖昌、石志本、石忠汉、石新安、左齐、龙潜、龙飞虎、龙开富、龙书金、龙道权、龙福才、帅荣、叶明、叶长庚、叶运高、叶青山、叶荫庭、叶建民、叶楚屏、卢克、卢仁灿、卢绍武、卢南樵、田厚仪、史可全、白志文、白寿康、吉合、成少甫、匡斌、廷懋、乔信明、朱光、朱军、朱云谦、朱火华、朱声达、朱绍田、朱绍清、朱虚之、朱耀华、伍瑞卿、仲曦东、任荣、任昌辉、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向守志、刘义、刘丰、刘何、刘昌、刘昂、刘放、刘春、刘涌、刘彬、刘鹏、刘子云、刘子奇、刘少卿、刘中华、刘文学、刘玉堂、刘永生、刘永源、刘有光、刘华香、刘华清、刘兴隆、刘亨云、刘其人、刘贤权、刘居英、刘绍文、刘秉彦、刘显宜、刘振国、刘振球、刘健挺、刘清明、刘辉山、刘禄长、刘锦平、刘新权、刘福胜、刘毓标、刘德海、刘鹤孔、刘懋功、齐勇、齐钉根、江文、江拥辉、江勇为、江腾蛟、江燮元、汤池、汤光恢、安东、安志敏、关盛志、兴中、阮贤榜、孙三、孙光、孙文采、孙仪之、孙克骥、孙润华、孙超群、孙端夫、杜文达、杜国平、严光、严政、严俊、严庆堤、苏进、苏鲁、苏鳌、苏启胜、苏焕清、李元、李平、李发、李贞、李治、李勃、李信、李觉、李真、李基、李铨、李震、李毅、李人林、李士才、李夫克

、李开湘、李木生、李少元、李中权、李化民、李长暐、李文清、李水清、李书全、李书茂、

李丙令

、李世安、李世焱、李布德、李光辉、李兆炳、李庆柳、李泛山、李赤然、李呈瑞、李佐玉、

李伯秋

、李迎希、李良汉、李国厚、李荆璞、李钟奇、李俭珠、李桂林、李振声、李致远、李建良、

李家益

、李资平、李继开、李彬山、李曼村、李逸民、李辉高、李景瑞、李道之、李福泽、李德生、

李耀文

、杨大易、杨中行、杨世明、杨汉林、杨永松、杨尚高、杨尚儒、杨树根、杨俊生、杨银声、

杨焕民

、杨植亭、杨嘉瑞、肖前、肖元礼、肖文玖、肖永正、肖永银、肖全夫、肖远久、肖应棠、肖学林、

肖思明

、肖新春、吴西、吴忠、吴岱、吴烈、吴涛、吴习智、吴子杰、吴世安、吴华夺、吴自立、吴林焕、

吴泳湘

、吴宗先、吴诚忠、吴荣正、吴保山、吴瑞山、吴嘉民、吴融锋、何辉、何以祥、何正文、何光宇、

何廷一

、何运洪、何克希、何志远、何柱成、何济林、何振亚、何能彬、何维忠、何敬之、何辉燕、

何德庆

、邱蔚、邱子明、邱先通、邱会魁、邱国光、邱相田、佘积德、余非、余明、余成斌、余光茂、

余克勤

、余述生、余品轩、余洪远、谷广善、谷景生、邹衍、邹国厚、邹善芳、闵学胜、闵鸿友、况开田、

况玉纯

、汪易、汪乃贵、汪少川、汪东兴、汪克明、汪洪清、汪家道、沙克、沈启贤、宋文、宋玉琳、

宋庆生

、宋承志、宋维栻、宋景华、宋献璋、张忠、张和、张雄、张瑞、张万春、张广才、张云龙、

张元培

、张开荆、张开基、张太生、张日清、张文舟、张文碧、张书祥、张平凯、张正光、张世珍、

张汉丞

、张吉厚、张西三、张百春、张光华、张廷发、张廷桢、张闯初、张汝光、张步峰、张秀川、

张秀龙

、张希才、张希钦、张松平、张英辉、张明远、张国传、张宗胜、张学思、张驾伍、张春森、

张树芝

、张贻祥、张济民、张逊之、张海棠、张培荣、张梓桢、张崇文、张铚秀、张新华、张雍耿、

张竭诚

、张震东、张潮夫、陈力、陈沂、陈宏、陈奇、陈波、陈钦、陈浩、陈熙、陈德、陈士法、陈云开、

陈仁洪

、陈文彪、陈外欧、陈发洪、陈坊仁、陈华堂、陈远波、陈志彬、陈伯禄、陈茂辉、陈明义、

陈忠梅

、陈金钰、陈宗坤、陈宜贵、陈信忠、陈美福、陈美藻、陈挽澜、陈铁君、陈海涵、陈锐霆、

陈福初

、陈德先、陈鹤桥、林伟、林浩、林彬、林遵、林忠照、林接标、范明、范子瑜、范阳春、范忠祥、

幸元林

、欧阳平、欧阳家祥、欧致富、易耀彩、罗云、罗通、罗章、罗斌、罗仁全、罗文坊、罗成德、

罗华生

、罗亦经、罗应怀、罗坤山、罗若遐、罗桂华、罗野岗、罗维道、罗湘涛、金世柏、金如柏、

金忠藩

、金绍山、周彬、周维、周文在、周长庚、周长胜、周世忠、周发田、周志刚、周纯麟、周明国、

周学义

、郑三生、郑大林、郑国仲、郑效峰、官宗礼、孟庆山、胡大荣、胡正平、胡华居、胡备文、

胡定千

、胡荣贵、胡炳云、胡继成、胡登高、封永顺、查玉升、查国桢、赵杰、赵俊、赵一萍、赵文进、

赵正洪

、赵东寰、赵兰田、赵国泰、赵承金、赵冠英、赵章成、钟伟、钟辉、钟人仿、钟元辉、钟文法、

钟生溢

、钟发宗、钟国楚、钟明彪、钟炳昌、钟辉琨、侯世奎、段苏权、段焕竞、段德彰、洪水、宫乃泉、

姜齐贤

、姜茂生、祖农·太也夫、祝世凤、胥光义、胥治中、姚运良、姚国民、姚醒吾、贺健、贺大增、

贺东生

、贺吉祥、贺光华、贺庆积、贺晋年、贺振新、贺盛桂、秦化龙、桂绍彬、索立波、袁光、袁渊、

袁也烈

、袁克服、袁佩爵、袁学凯、栗在山、贾陶、贾若瑜、夏耀堂、钱江、钱信忠、倪南山、徐斌、

徐文烈

、徐光华、徐体山、徐其孝、徐其海、徐国夫、徐国贤、徐国珍、徐绍华、徐德操、殷希彭、

翁祥初

、郭奇、郭成柱、郭林祥、郭卓辛、郭金林、郭宝珊、郭炳坤、郭维城、高存信、高志荣、高体乾、

高厚良

、高朗亭、高维嵩、唐凯、唐铎、唐子安、唐青山、唐金龙、唐哲明、唐健如、唐健伯、涂则生、

涂锡道

、资凤、陶汉章、陶国清、梅嘉生、黄远、黄霖、黄一平、黄仁廷、黄文明、黄正清、黄玉昆、

黄玉庭

、黄立清、黄有凤、黄光霞、黄连秋、黄作珍、黄忠学、黄忠诚、黄径琛、黄炜华、黄荣海、

黄思沛

、黄胜明、黄振棠、黄曹龙、黄朝天、黄惠良、黄新友、黄德魁、曹广化、曹丹辉、曹玉清、

曹达诺夫·扎义尔

、曹光琳、曹传赞、曹思明、曹德连、盛治华、常玉清、崔建功、符确坚、康健民、

阎捷三

、梁仁芥、梁玉振、梁达三、韩卫民、韩东山、彭盛、彭龙飞、彭寿生、彭显伦、彭胜标、彭清云、

彭富九

、彭德清、董永清、董洪国、蒋克诚、覃士冕、覃国翰、喻新华、喻缦云、程世清、程业棠、

程悦长

、程儒珍、傅传作、傅绍甫、傅春早、傅家选、傅继泽、傅崇碧、舒行、鲁加汉、鲁瑞林、童陆生、

童国贵

、童炎生、游好扬、游胜华、曾生、曾征、曾威、曾美、曾涤、曾光明、曾旭清、曾如清、曾克林、

曾育生

、曾保堂、曾宪池、曾祥煌、曾敬凡、曾雍雅、谢良、谢明、谢锐、谢斌、谢云晖、谢正荣、

谢立全

、谢甫生、谢锡玉、谢胜坤、谢振华、谢家祥、谢福林、谢镗忠、赖光勋、赖春风、雷震、雷永通、

雷绍康

、解方、詹大南、詹化雨、阙中一、蔡永、蔡长元、蔡长风、蔡炳臣、蔡爱卿、裴志耕、裴周玉、

管松涛

、廖成美、廖运周、廖述云、廖政国、廖冠贤、廖海光、廖鼎祥、廖鼎琳、漆远渥、谭开云、

谭友夫

、谭友林、谭文邦、谭右铭、谭知耕、谭善和、熊飞、熊奎、熊挺、熊晃、熊兆仁、熊作芳、

熊伯涛

、熊应堂、黎光、黎化南、黎东汉、黎有章、黎锡福、樊学文、樊哲祥、颜东山、颜金生、颜德明、

潘峰

、潘焱、潘世征、潘寿才、潘振武、薛少卿、戴文彬、戴正华、戴润生、魏镇、魏天禄、魏传统、

魏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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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中国美国政治体制的不同

昨天与几位友人闲聊，席间我谈到关于美国政体与中国的不同。我讲了如下三点私见：

　　一、中国人其实直到今天，仍然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本质了解不多。多数人基本不理解美国政体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导致很多误解与误会，这是可悲的。

中国与美国政治体制的根本不同点，是权力中心制度的不同。中国是官僚作为权力中心，官僚决定制，美国没有官僚制度，非官僚决定制。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家只有三种权统一于中央，就是：金融权力统一。外交统一，国防统一。

　　但这三权都非统一操控于总统，总统作为最高官员权力很小，实际是政治象征性人物和协调人物。

美国金融权力决定于美联储。美联储独立制定金融政策，并且制约政府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美联储政策统筹于金融贵族的共济会以及国会而不是总统。

　　美国没有中国模式管理内政外交权力集中的的国务院。

美国的国务院只是一个外交政策的协调机构。国务卿不管内政只负责国际政策的发布以及对外事务的协调跑腿。是个很辛苦的活。

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都受制于国会。而国会议员的选举和构成，则受制于幕后的共济会。

　　二丶所以美国虽然有文官制度，但是没有决定一切政令的行政官僚推动制度。

行政管理者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作用很小。

　　行政管理人员即各级官员权力很小，文官包括总统到各级政府官员都是聘用制，一被解雇即为平民。文官履行职责必须依法依章。任何官员包括总统一旦违法违规违章，被告发，即可遭遇终身司法追责。

　　这也是美国官员不易搞腐败的原因。

　　三、至于中国的体制，则一切权力集中于官僚机构，各级官员行政权力都很大。甚至乡县官员因直接治理百姓，官小权大。各级的违规官员，除非被上级追究很难被问责。高级官员可享受待遇的终身制。

　　近年之所以发现多处发生坍塌式腐败，根源与官僚高度集权制度有关。

【余论​】

那么再思考一下，伟大毛泽东的伟大文革为何失败了？

这个运动的对象是各级走资派即官僚集团。毛泽东发动群众群众起来造反，打倒了一批老官僚。毛泽东试图建立一个巴黎公社模式的废除官僚制度的新政治体制，即吸纳民众参与政治管理的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在实践中却没有成功。新制度并没有能够改变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结果，掌权后的造反派平民如王洪文、陈阿大一类，只是转型成为坐天下的新官僚一一然而其人品、能力、德望还不如老官僚，所以不久就丧失民心而被迅速推翻了。文革也就失败了。

所谓中国的政治周期律，就是因为自秦始皇以来，建立了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权力制度和官僚制度，至今，基本政治模式改变并不大。所以，用中国的模式就看不懂西方资本决定政治的资本主义的民权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后，利用中国的官僚决定制度，很容易收买官僚操控影响中国政治和经济。自清末以来就是如此。

所谓西方民主，就是资本（金钱）权力压制和控制了国家的行政权力。所谓的人民主权即全民民主也并不存在。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官僚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贪官污吏无法横行无忌而直接压迫老百姓，老百姓的日子总比直接的官僚专制体制下要好过一些。

​

（2016-10-08）

迭患大病，连连逃命，依然顽皮，仍旧快乐——此为老何：

​​按语：

此文是关于未来中国面临粮食和食品危机的一篇警示性文章。

未来的粮食危机未必直接表现于再度发生类似上世纪40年代或者59——60年代发生过的那种大饥荒。但是随着外汇资源的紧蹙，国际粮价的上涨，愈来愈依赖于进口粮食为生的中国国内粮食及食品价格必然持续节节上涨。在食品价格上涨推动下必然发生广泛的物价上涨。这种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最终将使得无收入和收入低的穷人逐渐绝粮。中国严重的粮食危机时代已经在悄悄降临。

【正文】

从2002-2015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增长了780%! ​

如今，中国的双脚已不可避免地踏上了依赖海外粮食进口的疆土。城市的扩张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开始减少。越来越多的进口粮涌入中国，引发了业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

​农民到城市务工，承受着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却没能享受到市民该有的福利。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一正一反，加剧了粮食供需的不平衡。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使得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的价格持续下跌，跌幅甚至达到“腰斩”的地步。但在众多大宗商品中，粮食却是个异类。从2000年开始，粮食价格开始缓慢增长，15年时间上涨了50%。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和2010年，粮食价格迎来两波高峰，而从2011年开始，粮食价格有所下跌，并从2016年开始再次呈现涨势。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而到2025年将有36个国家的14亿人将陷入缺少食物的危机中(中国目前尚有1.3亿左右的饥饿人口)。

世界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则指出，未来10年农产品价格保持较高的态势将成为市场非常明显的特点，农产品和水产品的价格将达到历史高位水平。中国的粮食供需关系虽然从2003-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增长以及消费需求的提升，使得中国粮食的总产量与总需求出现缺口，2010年需求高于产量352万吨，而到了2015年这一缺口达到了2000万吨。

​产量不足也导致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大幅增长，2014年首次突破1亿吨，从2002-2015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增长了780%!而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5.54亿吨，但粮食需求大约为7亿吨，有近2亿吨的缺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价格也在不断增长，2009年至今小麦和大米的价格分别上涨59%和69%，粮价的上涨也进一步推高了食品价格。越来越多的进口粮涌入中国，引发了业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在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2016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42位，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

大大领先于中国的，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

如今，中国的双脚已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海外粮食进口的疆土。城镇化加速粮食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人口从1.72亿人增加至7.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6.1%。

与此相对的是，乡村人口已减少到6亿人。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而到2015年中国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达15个。城市的扩张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开始减少。

2003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开始大幅增长，这一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热，是巧合还是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耕地面积大幅下降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1981年的6720平方公里扩增至2014年的4.99万平方公里，增长了6.44倍，年均增长率达6.27%，呈现明显扩张态势。

其中，2000年以来年均净增长高达1940平方公里。同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也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市人均建设面积为129.57平方米，大大超出国家标准的85.1至105平方米/人，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4.4平方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快速下降。中国的耕地面积从1991年开始便逐步减少，年均减少433万亩，至2013年下降至1.3亿公顷，占土地面积11%。人均耕地面积更是减少到0.08公顷，即人均1.2亩。

对于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美国1/6、不到俄罗斯1/10的国家来说，这种下降更值得警惕。房地产过热是诱因尤其是房地产的狂热发展，导致大量的可耕地被占用。从2006-2010年，房产开发用地从6万公顷左右增至15万公顷左右，可见此时的房产市场火热，而占用耕地面积也有增无减。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每年国家及省份批准的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均在20万公顷左右，直到2015年才下降到16万公顷。耕地被侵占，房子占的土地多了，种粮食的土地少了，因此就造成了粮食供应量减少，粮食进口数量增加，粮食价格上涨。在中国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大幅下降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土地却无人耕种，“撂荒”的现象在农村也越来越普遍。

国土资源部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撂荒耕地近3000万亩，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言，无异于背后插刀。而造成撂荒这一现象，依然要从城镇化说起。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成为“市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经商的数量也一直飙升不下。

​务农人员减少是本质2004-2015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呈直线上升，10年来增长48%，再加上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中国农民工总数维持在2.7亿人左右。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放弃农业生产，把土地留给家中的妇女或者老人耕种，直接造成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和农村破产化，也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再加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农田水利基建滞后，使得种地成本增加，抗风险能力较弱，农民无利可图。而在脱离农业的人口中有近1/4没有在农业生产中投入过多时间，一代农村居民在脱离土地，他们的子女(尤以80后、90后为主)读过大学后留在城市，更成为普遍现象，家乡的土地逐渐被遗忘。

​农民到城市务工，承受着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却没能享受到市民该有的福利。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一正一反，加剧了粮食供需的不平衡。

​这不能责怪于农民。农民也是投资者，他们可能对收益率没有概念，但对务工和务农的收入有着直观的对比，在城市务工每月可拿3000-4000元的工资，收益远大于务农，这也是他们在权衡之后做出的合理行为。

很多人担心：如果让希拉里当总统，美国会如何如何；特朗普当总统，又会如何如何。总之是担心不已。要我说，这不过都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美国这种国家，别说是希拉里、特朗普好歹都是个大活人当总统，就算是让一只猫坐在总统的宝座上，美国照样正常运转，也还是美国！

【编者按】

 中国大陆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逐步向资本主义转轨，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右转，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俘虏，但自1990年代后，国际局势丕变，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毕露无遗，中国大陆在体制变革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促使一些肯于深思的知识分子重新反思中国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回归左翼的立场。去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111周年的诞辰，祝东力与左大培两位先生发表了纪念感言，很能反映大陆一部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观点，从中可窥见大陆左翼思潮复兴的消息，值得细读。

在谈到何新时，祝东力说：

     在八九之后的一两年里，何新作为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八九之后，精英知识界对何新支持政府的立场言行一片谩骂，但几乎无人从学理上认真思考或反驳何新的立论。我开始也未免俗，但渐渐却发现，何新确凿无疑地占有某些事实和逻辑。通过何新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录，我逐渐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同情的理解。可以说，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过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枢纽。

【作者简介】

祝东力，1962年生，北京人。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现任《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原文】

　　“我们这一代”大体是指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出生的人。当然，逝者如斯夫，代际划分不可能像标尺刻度般精确和划一。但是，往前区别于1949年前后出生的红卫兵一代，往后区别于“70后”一代，比较来看，这几代人的经历、个性和思想的确是各具特征的。我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把自己以往尚带着余温的思想曲折叙述出来，也许有点滴的价值，至于有多大的代表性或普遍性，则只好由大家来判断了。

　　在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中，有几个关键时期和标志性事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80年代和八九★事件，以及延长的90年代。

　　1、文革的转折和红色理想的退却

　　这一代人中的年长者的确有文革前的点滴经历，但对于整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早年记忆无疑是文化大革命。这是20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抵达顶峰，旋即又面临深渊的时刻。在这个早年记忆中，游行和集会，红宝书、大字报和两报一刊，以及连环画、革命歌曲、战争电影、样板戏和毛主席诗词等等，连成片，漫漶不清，却又色彩分明。

　　我们早年的这个红色背景在确立的同时，也由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而渐渐退色。以这个事件为转折点，文革政治理想开始瓦解，20世纪中国革命也因此走向末路——实际上，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后革命时期：就是说，革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还在，但是内在的激情和想象却退隐和消失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来临，红卫兵一代中的许多人走上怀疑和探索之路，逐渐右倾，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文艺沙龙，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即朦胧诗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成长的时期。在虚无主义的氛围中，与红卫兵一代人的怀疑和探索不同，在我们中间形成的是一种调侃、讽刺和颠覆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多年后，北京作家王朔风靡一时，由他所代表的那种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席卷中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调侃、讽刺、颠覆，或者说嘻皮笑脸、油腔滑调，从影视、戏剧（小剧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直到日常人际交往，几乎无处不在。其根源当可追溯到林彪事件后的那个虚无主义时期，而王朔本人也绝非偶然地属于50年代末出生的那一代。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处于武装割据的状态，整个国家面临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两场战争，终于打破了这一国际战略包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前一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这个时期，各西方阵营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这意味着，国际主流社会被迫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性，并接纳中国进入主流社会。这个时候，中国已精疲力竭，同时也面临重大转折。

　　此前，准确地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救亡”阶段。所以，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仍不得不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重点，整个国家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准战争体制。但是，由于国际主流社会同中国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此后，中国将进入“发展”阶段，并将实行与之相匹配的和平体制。实际上，中国结束国际范围的武装割据，势必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这个形势既不同于以前从朝鲜到越南的比较单纯的战略攻防，也不同于美苏之间冷战式的战略对峙，而是需要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外圆内方。面对这种全新的形势，中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显然都缺乏准备。而此时此刻，又恰逢文革陷于困境，毛泽东进入暮年，身心疲惫的中国已无力进行主动的战略调整了。

　　这一切都不是当年的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只是凭着直感，感觉到革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空洞化泡沫化，高亢的政治话语同单调、刻板、萧索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形成反差。就在我们对革命开始调侃和嘲讽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中美战略和解，以及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 “西方”形象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这个形象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美好。在早年的“红色时期”结束后，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蓝色时期”开始了。

　　2、改革的挫折和西方思潮的反思

　　从1949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时间，中国革命已经日益体制化。就思想领域而言，由于中国在国际范围进行武装割据，理论同其它产业一样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保护，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同对立的观念体系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并通过这种交锋使自身的理论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闭、教条和僵硬。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面临一个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天命所归的革命内部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这一运动全面溃败，导致革命理论及其价值系统在年轻一代的意识中发生动摇，并渐次瓦解。拨乱反正，无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这种在文革前夕就已经难以为继，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应对文革之后更为复杂的局面呢？

　　进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论严重单一和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返回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迎来了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学，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单一，视野也十分狭窄。入学不久，恰逢北大学生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加上几乎每晚必有的学术讲座，各种观念、理论、思潮环绕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随波逐流。这些观念、理论和思潮尽管纷纭复杂，但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又是相当明确的，即怀疑和反抗现实体制，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时期的延续，同时也多少契合了我们正值青春期的躁动心理。

　　文革造反传统在新时期扭曲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由启蒙知识界发动的全部思想和文艺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内来理解。对峙的一方是现实体制，另一方是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这同文革造反运动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启蒙的背后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各种若隐若显的境外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左翼的方向对国家体制进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纳新的运动失败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续努力。从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到鼓吹多党制、私有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启蒙知识界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课堂书斋逐步走向街头政治，最后迎来了1989年的广场风暴。

　　有好几个亲历者对我说过，枪响之际，他们所在的路口都有人喊“橡皮子弹！橡皮子弹！”这给我很大刺激。我知道，这绝非孤立的判断，而是从这十年来形成的整套“意识形态”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这十年来关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暴力等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知识和理论体系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而这些知识和理论都是西化派知识精英们在八十年代极力鼓吹和传播的。

　　“八九”之后，我骑车缓缓经过昔日熟悉的长安街。全副武装的军人沿街把守，每隔一两米一名，一个个，数下去，望不到边。惊悸之余，我也意识到，“中国的本质”呈现了，我目击到了“中国的本质”。我不能不承认，知识精英这十年来对中国的判断全是错的，他们的知识和理论全是垃圾。

　　事后看来，八九运动明显分为两个层面。西化派知识精英依托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在经济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义，企图颠覆现存体制，从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义的国家。而普通民众则激于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比如官倒（权力资本化）、恶性通胀和贫富不均，而吁求社会公正和政治廉洁，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在他们的游行队伍中竟纷纷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符号，即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华国锋的画像。学生群体比较复杂，他们表面上被知识精英的西化理论所蛊惑，而其大多数人的根本立场实际是接近民众的。但是在当时，八九运动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被西化派知识精英所篡据，掩盖了运动的复杂性，从而影响到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我这十年的知识兴趣点先是美学和人道主义哲学，然后是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越来越凌空蹈虚；1987年毕业后，从读《曾国藩传》开始，辅以中国近代史，渐渐转向实学。在思想上，基本是一种泛自由主义的观点立场。坦率地说，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那些思路，我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八九前后，大体都经历过。比如对儒家“圣王”理想的批判，我认为将政治与道德合二为一的结果是既无法在制度上制衡、也无法在舆论上批判当政者， “圣王”理想从而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还比如对近代激进主义的清算，我甚至把账算到谭嗣同头上，认为他血荐轩辕式的英雄主义壮举无谓地激化了清末保守与改良、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从而使后来20世纪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再比如关于私有化，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我设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形成若干大的财团，由它们分别推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此形成多党制的局面，从而推进民主宪政。

　　3、资本全球化和新左翼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变色。我先是欣喜，继之怅然，终而惶惑。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资本主义，这种单极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在国内，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全面溃败，继文革后期革命理想衰退之后，启蒙理想再度滑坡。在理想真空的情况下，恰逢我们这一代人进入或接近而立之年，渐渐以独立的社会身份发出声音。这代人早年根深蒂固的那种调侃、讽刺、解构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开始登堂入室，乘虚而入地跻身于主流社会并且盛行。北京作家王朔是文学创作界的代表，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与伴随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相结合，在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所谓“后现代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八九之后还萌现了另一种趋向。

     在八九之后的一两年里，何新作为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八九之后，精英知识界对何新支持政府的立场言行一片谩骂，但几乎无人从学理上认真思考或反驳何新的立论。我开始也未免俗，但渐渐却发现，何新确凿无疑地占有某些事实和逻辑。通过何新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录，我逐渐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同情的理解。可以说，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过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枢纽。

　　1992年春，邓小平通过南巡谈话的方式强力推进中国改革。从此，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特征才真正开始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和社会迅速变貌的同时，国际上，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逆转，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左翼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五四以后，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左翼传统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并在1949年以后体制化。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左翼传统的一场自我更新运动，这场运动失败后，左翼传统严重衰落，并在八十年代迅速边缘化，在知识界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自七十年代在中国萌芽、复苏的自由主义传统。如上所述，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给我极大的触动。

　　1994年夏，台湾作家和思想家陈映真先生来北京，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聆听了他的长篇演讲。演讲的主题大致是台湾与中国统一问题，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但其鲜明的左翼立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超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及将社会经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表象从深层联结起来予以分析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渊博和深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借用梁启超回忆龚自珍对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恍然间意识到，知识分子拥有两种彼此嬗替的传统，即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长期衰落、停滞和僵化之后，左翼传统经过转型，完全可能铁树开花，出现一次伟大的复兴。在稍后写作的一部书稿《美学与知识分子》当中，我初步叙述了这些想法。之后，又比较广泛地涉猎了中外历史、经济学、国际政治等学科，并将各学科的知识做了初步整合，尝试从新的左翼立场出发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并于1999年草写了一部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

　　如果说，传统左翼理论一方面由于难以解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挫折和问题（特别是文革），另一方面由于难以容纳西方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战后取得发展的事实，而脱离实际，走向衰落；如果说，代之而起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反思文革出发，倡导回归英美主流文明，却一方面难以面对自由竞争引发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难以认识西方依托世界体系汲取欠发达国家资源和财富的事实，而同样脱离实际；那么，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经验，就理应在反省传统左翼的同时，扬弃自由主义传统，实现否定之否定，构建包容性更强的理论。

　　九十年代后期是中国思想界发生质变的时代。1996年，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主流刊物《读书》编辑部换届，在汪晖、黄平主持下悄然左转，对知识界散播其影响。一个以“新左派”命名的知识群体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如历史上的印象派、存在主义等名称一样，“新左派”似乎也是由其反对派命名的。但它的确相当准确地标识了中国思想界在九十年代的动向，因而被学界和媒体广泛使用。有趣的是，从人数比例上看，和上一代人即原红卫兵一代相比，这个被称为“新左派”的群体大多属于“我们这一代”，即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此时，中国左翼传统的复兴已近乎事实。2000年夏，由黄纪苏编剧、张广天等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演出。该剧以其鲜明的左翼立场、犀利的语言风格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在现场产生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响，并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当然，中国社会仍旧沿着九十年代的轨道继续前行，直到新世纪初叶，所以我称之为“延长的九十年代”。中共十六大之后，民间称作“胡温新政”，陆续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更大的变革仍在人们的期待中。

来源： 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祝东力，1962年生，北京人。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现任《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何新旧论：论全球金融及政治危机总根源 

 [wanshi的说明：本文原是JCZ先生2009年给本博提供的文稿。何新先生对该文做了补充和修改。本博曾经发表。现在仍然有参考意义，所以重新发布。]

　　自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拖拖拉拉延续至今，连带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的通货膨胀危机，至今看不到走出危机的尽头。

　　为什么美国会爆发这场后果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似乎至今没有见到深刻简要的说明。一些说法只是泛泛而谈什么这是美国长期低利率造成的恶果。至于美国为什么长期实行低利率，却没有人提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最可笑的是台湾一位相当知名的所谓“经济学家”竟然说只因为美联储的那帮人都是白痴——所以才实行了让美国破产的长期低利率的市场政策，从而导致国际危机的大爆发。其实这种说法才是真正的白痴！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尽可能简化地描述出美国引爆的这场金融危机形成的流程及真正的原因。

　　一、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就是现存的美元霸权是美国国家的最高利益，它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

　　这种霸权的根本机制就是美国直接可以通过印刷钞票来支付任何费用——而这种机制却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后面将会说到。 美国就凭着这个美元的特权，建立了全球最强的军队，最强的媒体，最强的科技能力，最强的经济实力。

　　所以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真正原因，既非由于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其实美国自身是共济会金融财阀垄断宏观经济的非自由市场经济；也并非由于它的民主制，而完全是由于美国拥有美元霸权。

　　同时美元霸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由美国自己建立金融游戏规则，建立世界上的会计结算标准，信用评级标准和体系。而美国也是唯一能控制和监督美元流向的国家——这一条很重要，它意味着美国可以运用上述条件，以金融手段定向地冲击某个国家或某个经济体；从而可以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他国（例如引爆欧债危机）。

　　美元霸权能给美国带来这么巨大的利益，美国当然永远不会愿意主动放弃美元霸权。一直以来美国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压欧元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可以这样说，任何可能威胁到美元霸权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是美国必须严厉打击的对象。

　　好了，这个前提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解释美元霸权是如何导致美国和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的。

　　通过下面的描述大家能很清楚了解一直以来人们都在问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长时间实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美国的钱都流向哪儿了？从而也能了解为什么美国一直要压迫人民币短期内的大幅升值。

　　二、最近20年来，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成长，国际贸易每年以约 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如此迅速成长的国际贸易，理论上也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货币的同比增长，也就是需要美元的同比增长。只有这样，国际贸易才能顺利进行。

　　如果没有同等比例的美元投入市场，那么就会出现两种结果：

　　1、美元供不应求（通货不足），致使美元长期大幅度升值。这是美国不可能承受的，因为这样会对美国产业形成致命打击。

　　2、在美元出现短缺之后，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会寻求其他能替代美元的货币，如欧元、人民币等。这样欧元、人民币就会迅速抢占美元的市场份额，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蚕食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

　　而这两种结果都是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因此美国必须供应世界市场相同比例不断增长的美元，就是说美国必须不断加印钞票。

　　但是当美元大量印出来后，这些美元如何投入世界市场呢？美国的做法就是长时间实施零利率政策，从而刺激和促成美国民间资本的外向投资与消费。 这样一来，大量增加印出的美元，就可以通过美联储下属银行流到国际投资者和最终消费者手中，通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大量投资和消费，美元就流布到世界各地。 从美元的上述印刷和流出的过程来看，我们理所当然会得出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每年世界贸易的增加部分，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被美国吸取和消费了。所以美国也一直是世界贸易中购买力最强、最大的国际市场。

　　原因并不仅是美国人自己想消费这个部分，也是美国不得不消费这个部分。因为如果美国不扩大消费的话，全球市场上就得不到足够的美元供应，就会出现上面所论述的那两个结果。

　　换句话说，美国为了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制造国际贸易逆差是其题中当然之义，这种逆差也是美国所必须承受的！

　　三、这些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印刷出来的美元，通过国际贸易流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

　　对于美国来说，流出的这么多美元，如果没有合理控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不受美国约束的美元很可能回流美国冲击美国自身经济，造成美国市场的通货膨胀。 例如，当美国股市好的时候，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元就会流入美国股市，就可能会无限地推高美国股市。而这些自外部世界回流的热钱，会使得美国市场的资产价格发生膨胀，物价大幅上涨。 然而如果在美国股市低迷的时候，又会使得投资者群起抛售美元及其资产，从而使美元汇价下降。

　　总之就是：不受美国监控的美元，也很可能造成美国自身经济的巨幅动荡。因此为了吸收和管理这些国外美元，美国就设计了多种投资方式，让这些国外美元即使重新回流美国，也能重新掌控在美国经济控制者的手里，不会自发流入或流出，从而严重冲击美国经济。

　　在这些国家控制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就是美国国债。换句话说，美国国债就是美国吸纳发散到世界各地的美元的最重要的国家金融工具。通过这种金融工具，美国使得大量新印刷出来的纸币美元，主要都转移到美国国债上——从而就完成了一个循环：纸币美钞从美国流出，又回到美国的经济管理者手中。 然而通过国债让美元回流到美国，却是要付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美国的国债利息。

　　因此，对美国来说，美国每年巨额增长着的国债，也就意味着美国每年必须以国家信誉为担保，来对美国国债的持有人支付巨额的国债利息。

　　四、从正常经济思维的角度来说，上述这种循环是不可能长久地持续的。

　　因为这种做法直接就是一个全球顶级的庞氏集资骗局——这个骗局意味着：以不断扩大债务来吸引资金，以骗来的资金来支付投资者的利息，其结果必然是债务越积越多，如果最终有一天资金供应断档，这骗局就会要爆掉。

　　美国的金融决策层当然深刻地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的决策方向始终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削减存留在国外政府和民间投资者手中的美元数量和美国国债数额。

　　这种削减有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正数式削减，还有一种手段是负数式削减。

　　1、正数削减意味着美国必须减少美元的发行和削减美国的对外赤字、政府赤字和国债销售数额。但是这意味着美国给自己制造衰退，又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2、负数削减意味着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通过美债对全球外币含金量的不断贬值，或者通过操作他国货币的持续升值，也可以无形地削减美元存量和美债的实质存量（即使表面数额未改变）。 总之，只有不断消减国外持有的美元和美国国债数量，美元的这种循环魔术才能持续进行，美元作为世界霸权的地位也才能维持下去。

　　五、那么事实上，美国如何消减美国的国债呢？ 这些年来，美国主要做这样几件事情：

　　1、利用美国国债的回流资金，建立世界上最强大吓人的超强军队，借以威慑一切潜在的对手，防止对美国霸权形成挑战。从而美国抢占世界经济政治的至高点，硬性压制世界各国。

　　2、对外发动战争，打击对美元地位形成威胁的国家。 从美国最近几年打的几场战争，可以清楚看出来后面都有战略性的经济涵义： 例如攻击和占领阿富汗，美国实际是为了在亚欧大陆中楔上一个楔子，从而阻止中、欧大陆桥的连接，防止出现亚欧大陆经济的一体化（所以美国一直高度警惕和关注中国的高铁运行。美国最近曾集中网络舆论力量打击中国的高铁事业，目前又在谋求自内而外地使中国的铁路企业私有化）。从而防止自身实体产出能力不断下降的美国经济，被一体化的欧亚大陆经济所边缘化。 再如占领伊拉克和攻击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都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产出和输出。 表面上，美国在战争胜利后并没有直接占领控制伊拉克、利比亚的油田。但是实际上，美国需要的不仅是石油更是与石油关联的金融利益。所以美国至少在目前并不需要直接控管这些国家的油田。

　　3、美国利用美元是世界支付货币及美国主导制定的世界贸易规则，通过定向控制美元流动来冲击某些国家的经济，从而制造机会洗劫世界各个国家的美元储备，并控制该国经济。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东南亚及21世纪初的南美洲，都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回收美元洗劫其金融财富的杰作。现在要剃羊毛的国家已经轮到了中国。 美国不断有意识地制造和引爆国际金融危机——危机所到之处，那些国家的外汇（主要是美元）储备无一例外地被洗劫一空。 因此，真正从一次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获利的还是美国。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总是比以前变得更加强大。

　　六、许多国人至今完全不了解美元与石油的金融关系。

　　人们只知道1970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价格脱钩，导致布雷顿体系的崩溃。但很少有人知道1971年还有一个基辛格通过沙特阿拉伯与欧佩克缔结的秘密协议。这个协议确定美元与欧佩克的石油销售挂钩——美元必须作为欧佩克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手段。 这就意味着，世界上任何国家不论多么反美，只要你想通过欧佩克国家买进石油，你就必须拥有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世界各国存在石油需求、存在石油贸易和价格，那么无论美元怎样贬值，也不会发生崩溃——除非欧佩克产油国自己拒绝收纳美元了。 本来在欧佩克组织中，确实有几个不听话的人物——主要就是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和目前伊朗的领袖们。

所以美国就必须让这四个国家的所谓“独裁者”下台，因为这是维系美元作为石油美元的不可替代地位以及维持美元作为唯一国际通货的霸权地位所必须的！（同样道理，美国目前竭力制造网络舆论，试图拆解和私有化中国的国有制石油体系。

美国正在渗透和试图控制中国的煤炭能源和核能源事业。最终目标就是控制中国这个次大能源消费国的全部能源供应。） 为什么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无比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以色列，美国共济会才可能维持和强化美国在中东的政治渗透和军事威慑地位，进而形成美国从事实上控制中东政局、控制欧佩克组织，从而控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命脉。

　　七、多年来，美国通过以美元来控制国际石油贸易，已经形成了如下一种循环：

　　——各国只能以美元来买石油， ——油价通过美国不断制造的中东危机而不断攀升， ——欧佩克取得巨额石油美元份额 ——欧佩克主要国家用巨额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股票或债券 ——巨额美元资本回流美国，对冲掉美国相当一部分的滥发美元，减弱美元不断贬值的危害。 这样一来，以石油和美国国债作为美元币值的两大担保物，美国就再也不用担心美元汇价的崩溃。

 欧佩克不会让美元崩盘，因此必须不断限产，从而推高国际油价来对冲美元持续贬值造成的收益损失。 购买美债的国家也如同已被美国绑架——不得不为了维持美债资产价格而不断扩大美债购买，从而不断吸纳市场上增发的美元。否则自身已经购买的美元资产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而美国，则持续不间断地继续扩大美元的输出，推动美元的不断贬值，同时让其他国家承担经济损失来消化美元的这种贬值。

　　八、伊朗危机的真正原因是：

　　原油价格在过去一个半月内已走出独立行情，最大上涨幅度达到36%，领先于所有商品，乃至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周期商品(比如钢和铜等)走出了反向行情，就是这一变故将至的先兆。

　　11月18日，联合国通过沙特提出的议案，呼吁伊朗履行《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公约》，将所有参与刺杀沙特驻美国大使阴谋的人绳之以法。这就使得美国可以不经国际法庭审判，通过联合国决议而将这一“莫须有”罪名强加在伊朗头上。鉴于美国和北约此前利用联合国“禁飞区”协议空袭利比亚，这可视为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为突然袭击伊朗扫除了国际政治上的障碍。

　　以往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也曾多次威胁对伊朗动武，往往不了了之。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7月，几乎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因此飙升到了每桶147美元。但由于高油价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加速刺破了次贷泡沫，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时倘若袭击伊朗，美国收益有限，而付出代价太大，故不得不暂时停止行动。

奥巴马上台后，针对自身的重大软肋，美国开放海岸石油开发，大力推进生物能源，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已有所降低。去年12月，美国甚至首次成为汽油的净出口国，这使得美国对伊朗动武的顾忌也就大为减少。美、以所强调的攻击理由——伊朗很快可制造核武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以色列是弹丸小国，缺乏战略纵深，一旦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具备了投送能力，则以色列随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至少以色列超强的常规军事力量在中东将完全被伊朗的核威慑所抵消。

所以，不管美国是否已下定决心，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一直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美军陆军力量能力有限，且在阿富汗、伊拉克耗损太大，士气低落，所以仍将以空袭为主。主要目标还是用空中力量把伊朗打烂，政治打乱，使得伊朗无力向中东渗透。并借机封锁波斯湾，将国际原油价格推高到每桶150美元甚至是200美元。同时推高世界粮价。这样还将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推高至10%，甚至15%以上，加速中国楼市泡沫的雪崩。

中国的宏观调控正进入最关键时期。楼市目前已进入下跌通道，如果下跌达到30%~40%，有利于楼市和经济软着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但如果下跌到50%以上，则可能诱发金融危机。在这一时刻，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引发石油价格、世界粮价双双飙升，那么中国的CPI也将出现相当程度的飙升，使得房贷还贷数额也被迫大幅提高，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房贷断供现象。假如到时在内地的约2万亿美元的热钱加速离场，则不能排除出现金融雪崩的局面。

　　九、关于美国的美元霸权的这个循环大致讲完了，我们回头总结一下。

　　大体上就是以下这样一个模型：

　　1、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贸易的发展------ 2、贸易导致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 3、美国要想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必须提供与世界贸易增长相适应的美元--------- 4、这些美元就通过零利率的方式贷给了投资者和消费者------------ 5、通过投资者的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这些发行的美元迅速的进入世界市场，流入发展中国家，相当部分成为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 6、美国为了管理这些散流在世界各地的美元就开展多种形式的美元投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回收美元，使美元重新回到美国国内，最主要的就是借助美国国债----------- 7、这些回流美元是需要支付高额利息的，因此导致美国债务的迅速增长------------- 8、这种债务是美国不可承受的，美国要通过多种手段来消减这些债务----------- 9、必须设法消减现有债务之后，美国才有能力进入本循环开始另一次循环。

　　以上简化的循环模式使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循环能得以往复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必须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消减债务，如果不能消减债务，美国的这种循环就不可能持续。 其实这个简单的循环模型，本质上就是美国巧取豪夺其他国家的财富，否则美国的经济发展就不能得到持续！ 这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强盗的行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确实是一个吸血的魔鬼国家，是世界各国的掠夺者，其特点跟武侠小说中的邪恶武功吸星大法是一样的！ 格林斯潘不是在最近的国会上公然说——以美元为本位的美国债务，其实是不用偿还的！？其真正奥妙和意义就在于此。对美国来说，这所有的一切——美元超发，美债超发，油价跌涨，对外战争，金融危机，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出；都如同魔术和游戏。纯属逗人们玩呢！

　　十、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

　　成长起来的主要是一些中、小经济体，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力量，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不可能与美国抗衡。 因此我们看到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东南亚经济危机、南美洲的金融危机等等一系列事件。美国都顺利地以此实施其转嫁美元危机的计划。这些国家在遭受美国发动的金融洗劫之后，无一例外是美元储备被国际金融大鳄们洗劫一空，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和混乱，一蹶不振。

　　但世界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以前以小经济体为主引导的世界经济成长，转变成以中国带头的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经济体引导下的国际经济成长。 并且一些新兴的大经济体（包括俄罗斯）还是有核力量的国家。它们不仅经济发展快，科技军事的发展也都很迅速。当今几个大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美国愈来愈难啃动的硬石头。美国以前用来洗劫中小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方式，在这些大国身上很难起作用。 我们看到2000年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美国国债迅速成长的过程——这两者的同步性说明了什么？

 2008年，美国高盛公司等跨国共济会金融资本曾经试图利用中国奥运会的机会，使大量的资本通过地下热钱的方式流入中国，想借中国奥运题材拉抬中国的股市，然后做空赚取超额利润，扰乱中国的经济秩序。 没想到在奥运会之前中国股市由6000点惨跌到1800点，被国内投资者反剪了热钱的一次羊毛。多少国际热钱至此沉淀在中国股市！由于这些热钱大部分是在3500点至4500点入场的，因此可以想见，如果这些热钱不退出中国市场，中国的股市永远会在3500点以下徘徊。

　　而与这次反剪羊毛的时间点巧合的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恰恰在2008年底爆发了。剪不到羊毛，债务就无法消减。而美国为了保持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又必须继续稳定地向世界市场提供美元，这样就形成了当前美国的困境。

　　当前美国的国债还继续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那么到2020年，美国的国债总量会超过20万亿美元，美国内外总债务规模达到100万亿美元以上，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作为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才会在国会上大骂格林斯潘是个老骗子；才会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时候问如何才能不还中国人的钱（据维基解密）。

　　我相信希拉里的话是其肺腑之言！因为如果放任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最后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放弃美元霸权，要么听任美元汇价最终崩盘。

　　现在美国有人正在建议鼓吹美国采取第三条道路，就是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见近期华尔街日报）。对华发动战争的好处是可以彻底摆脱对华债务问题，并且对国际经济政治可以实现彻底全面的重新洗牌。

　　但另一方面，发动战争其实未必能改变美国的全面困境。 为什么呢？如果真打一场全球核战争是不会有胜利者的。那只能意味着互相毁灭。但如果打一场常规战争，如果美国的对华战争不能速胜，就会使美国陷入更深、更可怕的泥潭，其后果只能是彻底毁灭美国的经济。

　　尽管美国当前的军力无比强大，但是选择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决斗，基本上还是在自找死路——其直接结果就是美国的美元霸权体系也会在一夜之间坍塌，美国的经济也会因战争而崩溃。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反击导弹直接落到美国本土，经济后果会怎么样？ 由于中国是有核国家，拥有毁灭任何国家的核武实力，哪怕落在美国的两枚导弹是常规弹头，哪怕是落在美国西部的荒漠，哪怕是仅仅打死了一只蚊子，它也具有震撼性的宣誓意义：那就是美国已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而是世界最危险的国家；美元也不是一种安全的货币，它是世界最危险的货币。

　　何况美国也知道，美国还有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强大核打击力量的潜在对手呢？ 一旦世界大战真正爆发，到了这时候请问谁还敢持有美元？美元一定会被世界各国的央行和民间机构所抛售，换取相对安全的保值物，如黄金等！ 那么这些在市场上抛售的美元，结果只能是被垃圾化，还原为一堆绿色的废纸——最后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回归到美国。因为其他国家的贸易，为了安全起见，宁可以物易物，也绝对不会再使用美元结算。

　　那么美元的唯一流动方向就是回流美国。以美国国内的财富来应付美国几十年来超量发行的美元，其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美国民众一夜之间的生活会倒退几十年。

　　更可怕的是，这时候美国如果想要进口必要的军备物资、民生物资，也就必须要靠自己的产品换取其他国家的外汇或者支付黄金，然后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到自己急需的物资。

　　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想问美国，还有什么能力养活十几个航母战斗群？到时候恐怕不被打垮也会被自己的经济问题压垮！ 所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等这些小国面前，实力确实超强不可逾越。但是在中、俄这些具有战略回旋纵深的大国面前，美国仍然是纸老虎，其攻击性的本质其实仍然是很脆弱的。196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所以不畏惧美国，就是因为毛泽东看透了美国的这一战略弱点。当年毛泽东屡屡挑战美国，以至多次击落美国战机，但是美国不敢悍然回击中国，而且采取远避态势，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同样的战略弱点今天仍然存在。只要中国能够肃清金融体系中的内奸，只要中国内部团结敢于对外表现出钢铁意志——这场博弈的结局就会完全不同。

　　近年的事实也在证明这一点。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物。俄罗斯2008年为战略利益毅然肢解格鲁吉亚，美国至今连屁都不敢放一下，默默地吞了结果。了解美国的这种纸老虎特点，我们对美国近期在中国周边兴风作浪就姑且看之吧。必要的时候中国应该展现决心和意志，紧紧揪住美国，准备与其贴身肉搏。中国人也不要怕玩战争边缘游戏。这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应该向毛泽东学习！ 话说多了，重新回到正题。 以上的简化模型同时也告诉我们：美国当前的处境是美元霸权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产物。 作为美国政府来说，放弃美元霸权就是放弃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要想方设法延续美元霸权的存续。他们做法无非是下面几条：

　　1、加强军事，这个大棒是美元最强有力的保护神了，没有它美元是啥还有人认识吗？

　　2、不惜一切力量打倒欧元和其他有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的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国主导的东亚的１０＋３），确保美元的不可替代性（最近欧元的后院连续失火，金砖５国放风要联合救助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3、坚决实施在世界范围内剪羊毛的计划，也就是过去的ＱＥ１、ＱＥ２计划，还有即将出台的ＱＥ３等。同时，对剪羊毛的最大对象国中国展开全面的行动，软的方面Ｇ２；硬的方面全面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等。

　　4、限制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这里面包括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限制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如原材料产地出现大规模动乱，海盗猖獗，国际贸易保护抬头等。

　　好了，想要表达的意思差不多都说了，现在就回到本文开头人们经常问到的几个问题：

　　1、美国为什么会长时间实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美国长时间实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是为了通过居民的消费，快速地让货币流向世界市场，维持世界贸易中货币与实物之间的平衡。

　　2、美国的钱到底都去哪了？美国民众的钱都通过超前的消费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又通过收买美国的国债流入美国，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如果美国能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消减国外政府、机构、及私有资本持有的美元或美国国债，那么这些钱就真正地回流到美国了。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做到这些，那么这些钱就留在了发展中国家。美国现阶段就是如此，一方面是美国的钱大量流到国外，致使债务和利息不断累积并且增加；另一方面是美国必须不断增加军事和公共费用，双重压力下，美国还能有钱吗？

　　3、为什么美国一直要督促人民币短期内的大幅升值？因为中国目前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人民币短期内的大幅度升值对中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美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短期内的大幅度升值之后，沉淀在中国市场上的热钱就会立马出逃，中国的外汇储备立刻缩水，这是美国当前亟需要的；大幅度的升值会给中国的中小型出口企业造成致命的伤害，加剧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并且这种伤害有可能带来经济和社会上的连锁反应，一旦发生动乱，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与成长性就会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4、对美国金融共济会来说，为了最终摆脱不断增长的国际债务压力，目前亟需发动一场战争。美国共济会智囊团中有人认为，战争也许是摆脱美国危机以及根本改变国际经济结构的出路。因此我们看到了1995年美国旧金山的“彼得伯格俱乐部”国际会议上提出的隔离以及清除地球上的2/3垃圾人口的讨论，以及从2005年伦敦共济会的高层密会上流布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战争计划”。（按：何新在2000年曾发表文论推测美国、英国有一个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要打击的大体次序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国际金融共济会制度的存在及其影响力，但是后来的国际事件发展，基本是符合这个顺序的。这表明，国际大事件的进程是存在逻辑和策划的，而并非偶然和随机发生的。） 毫无疑问，无论从共济会地缘政治的需要还是共济会主导全球未来的需要，新世界性战争的最主要对象，就是摧毁中国和俄罗斯，首先是中国。

　　5、尽管与中国相比美国军力强大，但是当前从军事上美国仍并没有战胜中国的绝对把握。 为此，美国利用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怯战投降心理，不断威慑和吓唬中国人。美国不断在南海和黄海搞军事演戏，目的即在于此。 美国同时在对中国已经发动一系列看起来似乎不是战争的软战争——包括疫苗战争、人工病毒战争、转基因战争、粮食猪肉战争以及文化和媒体战争等等，试图从肉体到精神上削弱和分化中国人，从基因及遗传上让中国人种断子绝孙。 美国更有意识地通过共济会、光明会的学术（例如朝圣山学会）影响，利用已经培育和渗透多年的一批经济学和生物学中的“海龟”和“木马”们，混乱中国人的理性思维。

　　6、当前中国已经成长为相当巨大的经济体，国力已经足够强大，中国的战略空间也有足够的延展和纵深度。因此如若发生中美对抗，中国并不可能被美国从正面击败。 但是美国共济会通过已经安插在中国的一批内奸和木马，通过诱导中国实施错误的内外路线和政策，却可能使得中国被战败以至四分五裂。 如果目前中国正在遭遇的经济困难通过美国木马的配合操作，最终发展成为大型社会动荡，这更是美国所求之不得的结果。中国就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几十年来的全部经济和文化发展成果，使中国真正成为美国转嫁其危机的最大牺牲者。

　　[结语与问题] 30多年前，邓小平曾经提出“韬光养晦”，目的是为中国争取3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但是，30年已经过去——国际形势时移势变。未来中国对付美国的战略和策略难道仍不需要审时度势，而有所调整和改变么？

何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新鸟瞰（一）

第一篇：略论孔子及古代儒学的演变

 【按语】

 本文最早是何新2005年的一次讲谈录（原题《简论古代儒学思潮的演变史》），曾经收入《何新论孔子》。

本博今次重发，作者有一系列补充及修改。反映了何新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极为独特的一系列新看法，是何新近年一部重要著作。

本博得到何新授权，特予以连载。

【第一篇】

何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新鸟瞰（连载·一）

第一篇：略论孔子及古代儒学的演变

 汉代前期的思想史，尊儒始于刘邦。刘邦当皇帝后路过曲阜，以太牢（大牛）祭祀孔子墓地。这是以帝王之礼尊孔。

但在刘邦死后，吕后及汉文帝时代，受张良及陈平的影响，改为尊崇黄老之道（黄是黄帝，老是老子），政治上实施无为而治，纵容贵族势力及社会豪强的坐大。

直到汉武帝登基后，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尊君、强国的大一统儒家思想。此后两千年间，儒学成为了中国古典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在由汉代到清代的2000年中，儒学思想体系发生了多次脱胎换骨的重大演变。本文试图根据笔者的独立研究，予以一个粗线条但是比较系统的阐释。

1.历史中真实的孔子首先是政治家

许多人认为孔子仅仅是一个文人、学者、教师，这是莫大的谬误。

孔子实际首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所以在当时才能影响巨大，名声赫赫。当然，孔子也是一位伟大博学的学者和教师，所以后来成为万世师表。

 历史中的孔子的确具有以上双重性格，他的一生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年以及中年，那时的孔子是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此说非我之新创。康有为认为孔子是政治改革者、变法家，毛泽东曾经称孔子是革命家（1958年）。这都是鞭辟入里的卓见。

    第二阶段是流亡归鲁后的晚年，孔子著书立说教学，发掘、整理和传承了一批古籍文献。孔子传授弟子的学术中有微言大义，秘传心学。孔子成为后世学者所尊奉为导师的一代醇儒。

    关于孔子的政治活动，历史中多有记述。孔子早年在齐国曾参与田氏的改革活动，并因此得罪了齐国豪门贵族（如晏婴等），而后被驱逐出境。孔子在鲁国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削三桓、墮三都）。但是孔子的政治改革事业并未成功。失败之后经历14年的流亡。孔子在鲁国变法失败后，不得已而出走流亡列国。

孔子在流亡时，与当时列国的庶族改革家如楚国的白公、晋国的赵简子都有交往。作为一个出身本末来历不明、所述谱系有攀附贵裔之嫌的“庶子”（即竖子，是先秦、秦汉的骂人话，相当于今语之“野种”），孔子对周代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是不满意的，是希望改革的。孔子青年时代绝不是一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勇锐的政治改革者。   

孔子政治思想的来源，于上古为伊尹、仲虺（古老子）、周公，于当世（春秋）则为管仲与子产。孔子礼学思想之源也在子产（见《左传》子产论礼，子产曾为孔子师）。而法治思想则承自管仲。

 孔子的学团实际是一个政党组织——“儒党”（古代即有这样的叫法。结党这个词来自儒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组织性。一些国家欢迎他，引他为奥援，另一些国家畏惧他，视之为威胁。前半生的孔子，主要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孔子，是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孔子。

     晚年控制鲁国的季氏家族之所以邀请孔子归鲁，也是因为鲁国屡遭强邻齐国的入侵，面临分裂和亡国的危机，不得不借助孔子及其团队的力量以御敌保鲁。而这也正是孔子携众弟子归鲁的原因。

     许多人以为孔子是个四体不勤的纯文人，殊不知孔子尚武。孔子精于射道和驾车，据说膂力和足力过于常人，而且精于技击，经常长剑在身。

   孔门弟子中包含三教九流，不仅有武士（如子路），有侠盗（如颜涿聚），也有辩士（子羽）和商人（子贡），还有善战的战将（如冉子）。

    孔子本身知兵。他不仅亲临战场实际指挥过作战（曲阜武子台平叛之战），能够克敌制胜。其身后的弟子中还出了吴起这样的千古名将（子夏的弟子）。

    孔子流亡卫国时，卫君（灵公）及执政的孔文子曾屡次向孔子问阵、问兵，但孔子均拒绝而不言。如果孔子不知兵，那么人们怎么会去问他？但是，孔子之所以拒绝回答，原因是卫国内政乱得一塌糊涂，孔子无意去蹚浑水。

     其实，得孔子之传的《左传》一书（作者左氏或曰为孔门弟子左丘明，或曰为子夏或吴起），此书多论及政术和兵道，是一部历史和政治之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

     有一种说法认为兵家的孙子也出自孔门——而《孙子兵法》中也确有明显的儒家思想影响。

晚年归鲁后，孔子吸取了当年因触怒鲁国贵族而遭放逐的教训。晚年的孔子很少再干预和过问政治，而潜心于学术，研究礼学和古今制度之沿革，整理和传述古代经典。晚年孔子才成为一个退隐书斋作为纯儒者的孔子。

总而言之：早年、中年的孔子，主张尚贤、选举、“革命”（这个词的发明者正是儒家），是作为改革家的孔子。而晚年的孔子，是体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醇儒孔子。

必须了解历史上真正的孔子是具有以上双重人格的孔子，才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儒学今古两大派别的复杂纠葛和激烈斗争。

2.儒分为八，大流归三

    孔子死后，据战国的《韩非子》所云，经历二、三百年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以上儒门八派中，后来多数学说皆已湮灭不传，唯有三派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

   一派是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学，此二人实际同出于孔门的曾叄门下，故后人称之为“曾、思、孟”学派。

    此派主要继承的是孔子晚期的礼学、古典学、辞章学以及修身齐家之学，属于儒门的人格主义一派。此派与汉代的古文学派有较多较深关系。但其被尊为儒学的主流，则是由于晚唐韩愈的提倡，以及南宋列《四书》为官学。明、清时代之礼教，以及今人所知的“四书”一系的儒学，主要就是孔门此派所主要传述的。

    儒门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即颜渊一派，此派亦失传。但有人认为战国时楚国兴起的庄子（即严子）之学与颜渊之学貌似有关。颜（严）、庄两姓古文字可通，而且颜渊的避世、苦行、犬儒主义，与庄子思想也多所相通。故有人认为《庄子》一书，实即为颜学后人吸纳老子思想，汇合儒、道两家学说而成。

    但是，儒门八派中对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影响至大的，实际则是“孙氏”之学。所谓孙氏者，据清人考证即孙卿——亦即荀卿、荀子也。

  荀子，战国末期（约公元前313－前238）时人，名况，字卿。避西汉宣帝刘询音讳，汉代博士改“荀”为“孙”，二字古音相通，故荀卿又称孙卿。荀子曾经主持过齐国的“稷下之学”，担任“祭酒”（司祭、祭司，即主席）。后来汉代的齐派儒学，即出于此。

    但是荀子乃赵人，其学术之来源，据西汉人所传述的谱系，则是源出自三晋地区的子夏一门。

    子夏（前507-？）是晋国温邑人（河南温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其先世当为卜人。子夏出身微贱，家业贫寒，他是晚年孔子在卫国流亡间所收的弟子。

      汉代一直有“子夏传经”的说法。实际汉代所传的多部儒学经典如《易经》、《诗经》、《春秋经》及《尚书》学，多是传承来自子夏的。

    孔子学术中本来就兼含儒家之礼学与早期法家之政治学。孔子治鲁，其任中都宰时，立制度用古代的礼学。而任大司寇时斩少正卯，代理国相时削三桓、堕三都，则都是用法术治国。

   孔子政治思想的传述主要多在《尚书》诸篇中。《尚书》学是战国及秦汉法家思想之源。例如西汉文景时代著名的两大政治家贾谊及晁错，他们的政治思想，都是学自于济南人伏胜的“尚书之学”。而伏胜之学，也是源自于子夏。

    子夏之学援儒入法。其著名弟子，包括战国时最早变法改革的魏文侯魏斯、以及李悝、商鞅、吴起、以及隔代的荀子、韩非、李斯。这几位都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政治家或者思想家，而他们都是出自子夏或子夏弟子的门下。援儒入法、“外儒内法”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术，也是战国时代直接与政治接轨的一脈显学。

    然而文革时代，江青一派批儒扬法。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竟无一人指出战国法家源流实际皆出自孔子。以至包括冯友兰这样自称“新儒”的名家，也跟着瞎批一气，实在是滑稽荒唐！

     台湾学人钱穆的《先秦诸子年表》中，对儒法相交的这一谱系已有所注意，但可惜其考索未能深入。

    3.子夏学术在西汉发展为今文儒学

    在秦汉之际，子夏、荀学一脉的传人为公羊氏父子，故称“公羊学”。而公羊父子则是后来汉初影响巨大的伏胜、鲁申公的师祖。汉初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如晁错、王臧、赵琯、田蚡、董仲舒、公孙弘皆出其门下。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刘彻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武帝所尊崇的儒学，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礼学和礼教，不是注重修身及德教的人格主义儒家学说，而是鲁申公、晁错、王臧、赵琯、田蚡、董仲舒、公孙弘一派的法家儒学，所谓“王霸派”的儒学。

  《汉书·元帝纪》记：宣帝的太子刘奭（后来的汉元帝）“柔仁好儒”。“见（父亲）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术）’。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公）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我们了解汉代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所谓霸王道杂之之术，就是汉武帝治国的今文派学术。今文派的特点是讲究古为今用，为政治服务，外儒内法。此派学术，来自子夏、荀子、公羊高一派的齐、魏、赵儒学。子夏晚年曾讲学于卫之西河，创立西河学派。在汉初，则发展为伏胜、申公、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的“今文学派”的儒学。

   齐学来自子夏、荀子门下。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古代经典不能公开传述，民间学者伏胜、申公所传的儒学著作，都只能是根据记忆和口述，而由后来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章草文字所记录书写，因此称为“今文儒学”，即儒学中当时的现代派。

    但也是在汉武帝时期，儒学中兴起了一个反对今文派的古文学派，即儒学的复古派。

    汉代学术中极其重要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个所谓“今文”及“古文”两大流派经学的分歧和斗争问题。这个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近人钱穆、周予同、金德建、范文澜都曾经研究过，但均未能讲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以致后人多以为今文、古文两派之争，只是由于抄录经书的文字字体不同，导致记录经典的文本发生解释的歧义，因而发生孰真孰伪的分歧，从而发生今古学派的门户之争。

    殊不知，这场纷扰两汉数百年蔓延直到隋唐近1000年的学术及思想斗争，其背后之实质，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字学分歧，而是巨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也乃是对中国后来历史影响殊为深远的重大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今文、古文两大派，表面上都尊孔子，但实际上两派所尊的乃是两个不同的孔子。

    今文家所尊的孔子是一个改革、变法、变古的孔子，即康有为描述的那个孔子。

     而古文家所尊的孔子，乃是一个尊古、述古、守周公之法的保守的孔子，也就是70年代儒法斗争论中，杨荣国、江青描述的那个孔子。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被误解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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