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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殊 何新著译编年提要(41) 十三、经济学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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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第五章我的经济研究之路(何新著,时事出版社,20103月第1版)

目录:

1.中国至今未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体系

2.经济学理论具有多元类型

3.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标准

4.我是如何研究经济学的?

5.作为一个闯入者

6.“何新旋风”发表内幕及风波前后

7.1990年与日本S教授谈生产过剩与失业

8.1990年与日本教授谈农业与海外市场

9.必须面对新的现实

【摘录】

在价值观上,我是一个道地但不彻底的保守派。我信仰中华民族主义,大中华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使我们的时代无愧于伟大悠久光华灿烂的中国历史文明,使这个伟大文明传统在现代得到新的阐释和重新认识,这就是我毕生的信仰和奋斗目标。至于左派或右派,这种划分对我毫无意义。

【内容提要】

旧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脱离经济现实,这类书我从来没有读得懂

我的批评所针对的,从根本上说正是针对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至于中国目前流行的经济学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浅薄的衍生品

当代中国还从来未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是一元的,也不是单线,不是递进的

经济学中并非后继的“新”理论肯定会比先行者更高明、更进步

由于经济学理论的复杂性,使用经济理论来设计经济政策应当十分谨慎

一种普遍适用的“形式经济学”目前还没有建立也难以建立

现在一切经济学家(无论是否经过诺贝尔奖)所说过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可争论并且事实上也存在争论的

因此经济学还远远不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国家对经济理论应当慎重地根据现实情况和国家利益进行选择

死抱着一种经济模式不变,是一种政策和政治上的愚蠢

正是由于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断求学。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倦求索。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断否定自己。

我所传播的更多的是怀疑,戳碎那些伪圣人和伪偶像例如张五常一类。

真理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东西。自圆其说只是一说,不是真理。

现实有三种形态,过去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现实。

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就是现实,就是实现。

理性最初只是一种猜测,也就是所谓假说(主观的)。在猜测的阶段,应该吸纳各种观点,应该尽可能广泛,然后用逻辑工具去进行组织。组织的规则是逻辑规律,最重要的是不矛盾律。只要不自相矛盾就可以构建一种学说。叫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学说只是意识形态,并非真理

真理的标志是能用同一原理解释过去,解释现在,并且预测未来。并且被事实所证实。这就是真理的现实性。

在思辩逻辑中,这种不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是在动态中被突破,又被更高的统一性所重新整合的。

不断突破旧的统一(同一)性,从而形成矛盾,又在更高的阶次上重新整合于统一(同一)性。如此而至无穷,这就是黑格尔逻辑的三段论

这既是辩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自组织过程。

罗素形式主义逻辑的问题之一就是只追求A=A的绝对同一。

这意味着所有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因而使不矛盾律绝对化。

形式逻辑不是探索新知的逻辑,而只是整理和规范已有知识的逻辑。

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先要正确地确定质,然后才用得到量的统计。

维克托·利彼特指出新古典主义把经济学发展为一种偶像崇拜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否认无国家干预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

否认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经济剩余与经济剥削存在内在关联

我主张现实主义,反对任何自称是绝对真理的先验经济模式。

是不是绝对真理并不重要,我只关注理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社会后果好,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就是好模式。

在经济学中并没有“不是A就必须是非A”的“排中律”。

奉行一种学说,并不需要先认为它必定是抽象的绝对真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局部施行,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造成了深远的遗患

检验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标准是实效。这就是我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人生中取舍权衡是与非的方法论。

所谓“试错”法(trial-and-error)其实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

毛主席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绝不是先有什么正确的真理,然后才去从事实践。

毛泽东在1936年写作的《实践论》中创造性地系统论述了这一方法论

他用国学的传统语言称之为“知行统一学说”。他又将其概括为言简意胲的四个字:“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译成现代语言是:以实际操作(实事,事是动词),而求真理(“是”对于“非”而言,“是”即真理)

波普只是剽窃了毛的这一理论,正如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剽窃马克思。

19-20世纪西方主流及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

1.自由主义(斯密主义)

2.反自由主义(李斯特主义)

3.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唯一接近科学(客观的)历史主义的经济理论类型。

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

它只能建立在李斯特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整个《资本论》实际都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马克思生前未出版的原始手稿是比已出版的《资本论》更为重要的著作

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迷宫

苏联与中国没有一本书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了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思想

庸俗经济学有两种:一种是庸俗解释斯密的。一种是庸俗解释马克思的。

改革前那种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一派的庸俗经济学

李斯特学派对德国、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种引导美国和德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经济学

李斯特学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属于被有意抹杀和遗忘的一族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的关税同盟理论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

英美政治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知道李斯特的名字

尤其害怕这些国家采纳李斯特所建议实施的民族主义产业政策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

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

这种现实性正是苏联、中国实施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

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1987-1988年,我是国内最早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

我不介意一些人承认不承认。我追求的是另一种承认——被历史所承认

资格就是一种限制。突破了这种游戏规则的闯入者总是不受欢迎的

我闯入了某些专业人士所设置和试图加以垄断的经济学这块领域。

与矢吹晋教授的谈话录在海内外不仅产生了轰动,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曾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建议将此文分为若干篇,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发出。

人民日报不同意我的意见,结果一次性全文刊出,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谈话录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矢吹晋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

此文对矢吹晋的处境造成了不利,使其一度面临被大学解职的压力。

这个被发表的谈话录,确实经过我的重大补充和加工修订。

但我对对方的提问和观点尽量保持原貌,只对我的回答作补充和修整。

矢吹晋之所以抗议,失误点是发生在新闻单位对这篇文件的处理上。

《北京周报》编辑部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未特别告知我,就直接以“与矢吹晋的谈话录”为题,迅速译成七十多国文字予以全文发表。

我惊讶当时交谈中曾谈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居然仍未过时。

谈话录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

中国和当代世界都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已必须面对新的现实。

回顾20世纪的整个历史,在前90年是全球性的世界革命。

10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运动(“反”革命)

历史使人发笑,每一代人都会具有一种自我永恒的幻觉。

50年前主导世界经济革命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庸俗版——具有僵化特征的斯大林模式。

50年后主导全球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潮,是古典市场经济学的庸俗版——新自由主义。

《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第、从重商主义到国有制社会主义》(何新著,时事出版社,20103月第1版。此章原题“从重商主义到国有制民族社会主义”。)

目录:

1.宏观经济学起源于“重商主义”

2.“重商主义”之名是一个错误

3.论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4.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

5.历史学派与发展经济学

6.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

7.两种类型的国际分工

8.李斯特认为斯密“国际分工论”是阴谋

9.熊彼特论斯密崇拜及其自由主义理论

10.中国加入WTO是在钻圈套吗?

11.不同的利益体系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

12.近代工业化的两种模式

13.德国、日本经济快速起飞的秘密

14.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来源

15.关于社会主义为其经济成就付出的代价

16.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内容提要

“重商主义”这个名称是一个错误,需要为它正名。

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思潮,又是一种政策体系。

重商主义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点,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

也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前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思想。

中国人由于不了解和忽视这一理论体系,在对外经济中吃了很多亏

重商主义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为国家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服务的

因此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学”或“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前身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微观经济学或所谓“厂商经济学”

国家干预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没有政治和经济政策地位的

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

西方接受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失败

所谓微观经济学,是着眼于私人经济行为的主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则是考察经济运行的制度、政策、社会条件的政策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及政治/国家经济学的起源,的确起源于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名称容易使人认为它只是关于“商业”(流通)的理论

亚当·斯密有意无意地将重商主义予以丑化、漫画化

重商主义学派最为关注的是保护和培育民族工业的政策环境的问题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史》对重商主义的分析是一种不完整的分析

重商主义乃是17-18世纪流行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宏观政策理论

它直接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强大民族国家、即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

重商主义主张国家政策至高无上的目标必须是使国家富强

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保护国内工业和管制贸易

国家主义致国家于富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根本政策思想

李斯特认为“重商主义”,不如称其为“工业主义”或“重工主义”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指出重商主义的政策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基础

重商主义主张取消中世纪的限制,为建立统一的强盛的民族国家立下了功劳,这些因素反过来又成了推动贸易的强有力的工具,直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为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

熊彼特认为重商主义理论蕴涵了现代西方全部重要经济思想的内容

熊彼特指出重商主义是远比斯密主义更为深刻而重要的一种经济学说

熊彼特是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

重商主义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学说

这一目标与经济自由主义宣称其所追求的私人经济福利截然不同

重商主义学派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形成来源。

2)认为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必须以本国制造品出口到外国以换取黄金、白银(贵金属)。

3)国际贸易的原则是多卖,少买,从而使贵金属(外汇)多在国内积累,谋取贸易顺差。

4)为了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5)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由此引导出的政策结论是:

1)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包括以关税手段、配额手段、行政管理手段以及汇率手段)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

2)因此,要使外国不能利用与本国的贸易获利,必须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借助国家力量(通过上述四大手段)保护本国市场,防止外来制造品的竞争。

重商主义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其政策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两人的理论都具有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与重商主义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汉密尔顿是美国早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重商主义政策理论家

他指出保护和发展制造业对维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具有重要意义

汉密尔顿建议美国政府应当采取如下加强经济干预的措施:

1)向私营工业发放政府信用贷款,为其提供发展资金;

2)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国内新兴工业;

3)限制重要原料出口,免税进口极端必需的原料;

4)为必需品工业发放津贴,给各类工业发放奖励金;

5)限制改良机器输出;

6)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和提高制造品质量。

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思想,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和与先进国家相抗衡的国际贸易学说

汉密尔顿的学说,是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前驱,标志着重商主义体系的成熟化

埃尔斯沃斯曾将重商主义的政策概括为以下项目:

1)外汇管制政策。

2)国内贸易垄断和市场保护。

3)国家直接管理贸易。

可以注意到,这些政策在现代条件下,例如在我国,仍然有效。

所谓“全球化”并不是在20世纪末才出现的新事件

起源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欧国家开辟海外殖民地的运动

从经济观点看,全球化自17世纪以来已走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寻找贸易市场和原料新产地,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建立海外殖民地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重商主义。

第二阶段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后期工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跨国公司、跨国产业的对外投资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以斯密理论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出现的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集中,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也就是所谓“新经济”的实质。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反映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一进程,体现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利益的经济学说。

而面对这种新的金融资本全球主义的新潮流,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需要形成对这个新时代正确的理论认识和思想及政策的回应。以保护我们的产业和国民经济,保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使之不被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庞然巨无霸所吞噬。

现代西方国家运用各种巧妙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国商品的自由进入

他们还巧妙地运用国内利率和国际货币汇率等手段来调节本国利益

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必须关注主权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

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未在现代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过时

斯密的矛盾之点是,他主张在国内对个人(私有化)实施放任,却不主张在国际间对各国的谋利活动实施自由放任。

古典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不能解释比较利益的真实根源

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以公正的等价交换为机制运行的体系

现实的国际关系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剥削和强制弱国献纳贡赋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

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地位始终是本国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

发达国家总是援引社会达尔文主义,要求不发达国接受穷弱的异化地位

垄断的最高形态不是产业垄断而是资本垄断,无垄断即无超额利润

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规律本质上是按资本分配的规律,而不是等价交换

正是谋求对于国际资本的绝对垄断地位,形成了国际霸权的角逐斗争

20世纪以来苏俄、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实质是经济民族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是经济民族主义适应于亚细亚式生产方式的一种组织制度

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国家制度具有可比性

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理论的总目标是:

①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国家政权保护下为本国工业开辟广阔的外部市场,保护本国工业和商业,谋取本国商业和产业的最大利益。

②市场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关税制度和国际贸易的垄断管理制度。成熟的重商主义,是作为一种主张保护贸易和民族工业政策的思潮在近代历史上出现的。

古典重商主义者中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实践性代表人物是柯尔培尔

柯尔培尔主义客观上促进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发展

以封闭的宗法制农业为本位的传统经济思想落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马克思很少关注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问题

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表现,这个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约瑟夫·熊彼特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比马克思要深入得多

国有制是西方经济史上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即重商主义提出来的

重商主义的保护民族工业思想,实际上是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雏形

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保护主义政策具有极其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

近代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思想

重商主义政策的立足点是保护主义,它们提出四点理由:

1)保护幼稚工业,

2)保护就业,

3)自给自足,

4)国家安全与国防。

20世纪苏俄、中国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前工业文明的民族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与重商主义理论的印合,实际反映了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不可超越的规律性

列宁指出,民族社会主义,即是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解散后,社会主义走上了民族化的方向

国有经济是中国全体人民奋斗50年,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一份大家业。以逐步私有化的形式化掉、拆掉、散掉或任其垮掉,或将其中的肥肉让私人、外国人兼并掉,这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行为。

历史教训表明,国有经济的解体常常意味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崩溃

重商主义受到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近乎故意的曲解和攻击

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经济竞争的国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恰恰是不平等的

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发展两个市场的问题:一个是国际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对策也应该不同。

在中国国内市场中,可以依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建立地域性的垂直分工体系。但是利益的差异,必须由国家通过税收、金融和财政给予宏观调节。初级产品区域的利益,应当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保护和照顾。

 

而面对外部,中国应当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中国共同市场),对国际市场应当成为具有强势竞争力、又具有内部自我保护机制的一个经济铁拳头。

斯密的国际分工论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英国的一种世界政策或“战略”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别国永远处在工业落后的初级产品供给国地位上

李斯特指出,斯密的贸易理论蕴涵着让工业发达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而摧毁、征服不发达国的一种计谋(战略),是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洛伊木马”。

熊彼特指出亚当·斯密《国富论》不能与牛顿、达尔文相提并论

法国著名重农主义者魁奈医生实际是斯密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创者

对于立即加入WTO,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适时选择

但是,我也不认为进入它就是一场必然的灾难

中国领导人显然已经考虑过了WTO对中国经济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

凡事预则立。任何形势与局面只要不推到极端,都会有出路

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当让则让,当争必争;这就是对策。

关键在于应对选择和技巧,中国人并不是那种自愿被人吊起来的笨伯

19世纪那种弱肉强食的进化论在20世纪科学中已经过时

强无恒强,弱非恒弱。《圣经》说上帝总是选择弱者,这是宇宙的辩证法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导向作用

美国大力倡导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意图:

1.反增长,自然增长,依赖私人投资,使发展中国家资金分散,不能集中国力发展垄断的竞争性产业。

2.反政府导向,可以抑制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因为只有政府积极导向才能发展重工和国防部门。

3.全球经济自由化(李斯特论点),有利资本雄厚的西方商品的自由输出。

4.反价格控制政策,因为价格政策是无形税收、间接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高税率,有助发展中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价格放开后,消费者得到好处,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于是转嫁到企业头上,会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下降。

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在中国并没能全部得逞,中国没有陷入停滞,是由于涌现大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利用源源不断的低工资的农民,填补了国有企业所让出的市场空间。

5.资金市场自由放任和国际化,有利于西方金融资本主宰全球金融空间。

6.所有制改革,主要目标是打击中国的国有经济的骨干企业,包括重工和国防工业。

7.数学陷阱。新自由主义卖弄使用特定的数学语言,使局外人难以理解经济理论的社会及政策的涵义。

8.反垄断导向,目标是打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体制。

所谓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垄断,而且是最赤裸裸的知识技术垄断

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保护垄断,如果彻底没有垄断就没有私有权

不同的利益体系需要宣传不同的经济学派

19世纪美国大学讲坛普遍讲授的是汉密尔顿主义和李斯特主义

20世纪以来英美故意掩盖、遗忘、忽略汉密尔顿——李斯特学派的理论

但是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至今仍然受到尊重

汉密尔顿是美国的工业化之父;李斯特是德国、日本的工业化理论之父

李斯特名言:“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特别有必要重新估价李斯特理论对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现实意义

东欧剧变是其先行的经济、政治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发展结果

依靠从旧教科书中搬出“优越性”的条条,回答不了当今的实际问题

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以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态,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垄断和保护主义政策,在落后国家中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历史选择。

20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是非空想的,曾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功

近代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工业化的类型有两种模式。它们是:

1.英、法模式

其特征是:率先发展轻工业。以海外贸易与殖民地掠夺,开辟世界市场,进行“原始”资金积累。继之发展机械制造工业,开发新能源(煤炭、电力、石油),奠定支撑全部产业的重工业基础,实现工业革命。

进而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利用殖民地廉价劳力和原料及市场,掠夺超额利润,达到经济起飞,并保持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

这种模式有四大特征:

l)依赖殖民地(2)市场经济 (3)自由贸易 (4)工业发展

顺序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

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经济的依赖,是由于英、法两国本土狭小和市场不足这种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英国早期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于海外贸易和掠夺,由此形成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

2.美国模式

美国工业化起步晚于英法,起初缺乏实力竞争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因此,美国工业化早期,不得不采取内向发展路线,实施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方针(所谓“孤立主义”政策)。由于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丰富,这一方针获得了成功。

美国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早期主要依靠南部和西部剥夺率极高的、使用黑人奴隶的农业经济。

其最先工业化的13个州,集中在东北部(情况与中国先进工业区密集于东部相似)。美国以此为基地,带动西部和南部的开发,于19世纪末通过能源革命(大规模应用石油和电力)和技术革命,完成了本土工业化。

在国际战略上,美国早期施行“门罗主义”,注重控制周边的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而到二次大战中,美国有目的地挑动英法德意的大战,隔岸观火,谋求在双方两败俱伤之后取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代之,发动了对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全面角逐。

所以早期即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经济的特点,具有内向型(注重国内市场)的特征。而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而成为世界霸权的中央轴心,成为具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

以上英、法和美国两种工业化模式,即通常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适应这种经济制度,而产生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两大特征。

这条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较早,因此常被看作“经典性”或唯一的道路。其实,早在19世纪,对于欧亚落后国家来说,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于是历史中出现了又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的代表,就是德国、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

近代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强烈地借助了国家干预和政治力量

作为后进弱国,德国、日本都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强调经济高效率、注重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的经济方针。

这是德、日在19世纪末成为强国,并能够染指争夺世界霸权的奥秘

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英、法、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乃是形态不同的两种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当代,德、日两国经济仍鲜明地保留这一特点。其经济在近20年中的迅速腾飞,实际也与这一特点关系密切。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经济体制

此制度首先由德国所发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有意识地予以借鉴和模仿

德、日两国工业部门模仿军事组织而格外注重效率,同时直接借助国家力量引导和干预经济

这两种特征,从一开始就被英、法等国家指责为“违反民主”原则

在这种指责背后,实际掩盖着英、法对德、日两国国家经济力量快速崛起的畏惧,有本身的利害动机,并非真正出之于道义感情或价值观念。

德、日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对于苏联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20世纪出现了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基本特点是

在农业中,实现集体化、计划化。理想目标是构造一种模仿大规模工业制度的农场经济体系。但苏联的农业在实践上始终是不成功的。

在工业中,在各主要工业部门实现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经济行动依靠行政指令和意识形态动员作为推动力。

形成“斯大林模式”苏联体制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乃是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WHoffmann)所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理论

根据霍夫曼理论,工业部门划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1)消费资料产业(consumption goods industries),即后来所谓轻工业。

2)资本资料产业(capital goods industries),即后来所谓重工业(包括化工业)。

霍氏理论是对近代德国工业化进程历史经验的一种重要理论概括和总结

霍夫曼理论对于50年代的中国经济计划指导思想,也曾具有深刻影响

近代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

一条道路是发展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以轻工业带头带动重工业发展,亦即英、法、美三国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道路。由于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发展轻工业实现,所以必然提倡高消费运动。

另一条道路是依赖国家力量,主张集中控制和调配有效资源,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来带动经济迅速起飞的路线。

后一条工业化道路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19世纪末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另一种,就是本世纪30年代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模式。 在19世纪初,经济大大落后于英、法的德国、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力量迅速勃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20世纪初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经济亦发展迅速,在二次大战中作为战场主力而战胜德、日;在50年代崛起成为当时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我们恐怕就不能说非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是不成功和不可能成功的。

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质问:“从与世界其他国家所作的历史比较来看,苏联人民为上述经济进步付出的这种代价是否太高了?”由此提出了“历史比较“的问题。那么我就想指出以下的世界历史资料:

从近代世界历史看,由于工业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广泛深刻变迁的大规模社会革命,由于人们在创造历史中,不能不面对着激烈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而任何历史人物与国家政策常常难以避免各种盲目性、探索性和实验性,因此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和前期,都不得不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代价。揆之世界各国,几乎毫无例外!

且不要说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工和穷人们以及英属殖民地人民,为英帝国的经济发展所承受的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也不必评说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中叶仍存在的残酷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的血腥灭绝运动(这都发生于一个宪法中明确颁布了人权原则的国家)。

至于布热津斯基书中还提到的所谓“对人性的无视”和“政治镇压”,我们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创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浪漫英雄史诗中,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例如常常被颂扬为民主、人权典范的法国大革命,在一部美国学者撰写而颇负盛名的《世界文明史》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恐怖统治时期的两万个被害者就微不足道了。至于被许多人崇拜的拿破仑所杀的人,则至少是这一数字的20倍以上。”

由此可见,由于为建立一个新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巨大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种所谓“无形代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而如果全面比较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300年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所曾付出的种种历史代价,那么苏联与中国在更加低的经济起点上,为达到国家现代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就时间和数量看,就都并不能算过高。

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也许不是一条天堂之路,但却确实是一条强国之路

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俄国、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当时恰恰是一种可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理由如下:

第一,当时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那种野蛮剥夺(请回顾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种植园制度、充满血腥的开发西部运动,以及1819世纪残酷的美国劳工制度)。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清教徒伦理也促进了早期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1949年后的40年来,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我想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由1949年一个经济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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